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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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 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 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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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nks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s an ongoing "genetic-variation-choice-keep" spiral process， enterprise culture evolution and enterpris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bjectives are in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is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many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企业文化；创新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rporate cultur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21-02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从管理学角度来讲，企业文化是被企业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企业文化、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演化经济学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概述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它是利用生物学隐喻和演化思想从动态方面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生成的学科。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机制运用到经济学当中，认为在经济学中，旧的模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复制遗传下来，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发生不断地变异，不能适应环境的旧模式将会被淘汰，新模式不断产生。第二，演化经济学强调惯例和创新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新奇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新奇一旦被人们所发现和采纳，就被称为创新，创新被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形成知识的外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使新的创新的形成。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每个企业的惯例都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企业的惯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异。第三，遵循满意原则，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演化经济学接受满意假说，对新奇的搜索遵循满意原则。并认为新奇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和到来，历史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的演化分析
2．1 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发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创新对经济体系的内生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系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产生来自于新奇。
新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首先，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奇的源泉是个人创造性的心智，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对新奇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对新奇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创造的动机与两个假设有关，一是满意假设，当主体的抱负水平可变时，他会对现状感到不满，进而会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最后使得新的选择和抱负水平能够相适应。二是假定人们能正面的评价新奇的感受，假若社会环境是赞成和鼓励创新的，将会刺激新奇的产生，使创新变得活跃，即新奇的产生及实施与文化环境的选择相关。这两个假设是互补的。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及企业内部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使得企业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2．2 企业文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在进化生物学中，基因能够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又具有变异功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在经济体系中找到“基因”隐喻的对等物，对演化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的复制也就是企业文化随着时间的进展能够传播和保持连续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环境的改变过程中累积和自发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地域、行业特点及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惯例、默认规则、默会知识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如果企业按照这些观念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它们就会像生物学中的基因，随着组织的发展被不断的复制和保留下来。
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它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革，从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谓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动因主要来自创新的产生、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新奇的成功成为创新，创新对企业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更有利的，进而使得企业文化发生变异。遵循演化经济学满意的原则，当企业文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企业的期望抱负与现有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就会对创新进行搜寻，直到找到满意的创新，企业文化发生变异，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是拉马克式的。企业文化变异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企业文化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被选择的过程，最后能够被企业传承的企业文化是内外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外部选择主要有市场环境、人们对现有企业文化及变异的评价，是企业变异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内部的选择大多在于企业自身价值观念体系、企业家价值观指导、企业结构与目标等对企业文化变异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遵循着类似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只有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适应市场竞争、被企业员工所接受的企业文化变异才能够被选择保留下来。
2．3 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的协同演化 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和演化的，而是和企业结构、技术、目标协同演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变革，相对应地，企业文化发生变革时也往往需要企业组织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演化。企业文化的变异具有路径依赖，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是一种创新，对企业文化变异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企业文化变异有利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当企业目标发生改变时，会要求企业文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以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对企业目标提出新的挑战，使得企业目标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前进。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企业的技术、企业目标的协同演化，使得企业不断壮大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遗传——变异——选择——保留”的螺旋上升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受到诸多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文化的演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演化存在协同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针对企业文化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良好的鼓励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企业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准确地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 企业能否在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和鼓励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认可企业文化建设，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准确定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仪、培训等组织形式。同时注意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在中小企业中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切勿好高骛远。
3.2 企业应注意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企业演化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来自于企业中个体的主观创造性的产物，个人心智模型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学习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过程。企业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过程，企业更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应对除经济体系之外而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包括个体的学习、团体的学习和组织的学习三个方面。在学习型组织中，普遍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在企业中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人在与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持续的通过学习企业的默会知识同时与其原来的专业知识、技能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形成新的默会知识，进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产生及变异；另一方面，个人将新的默会知识融入到企业惯例当中，促使企业惯例产生新奇要素。在学习型组织中，强调开放、创新和应变，鼓励个人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建设共同的愿景和团队的学习，这些对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变异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企业要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3.3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外不乏有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经验，这些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只是在模仿借鉴时，要注意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合适组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3.4 从动态方面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重视企业结构变革、技术更新、目标更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建设。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文化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另外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是协同演化的，注重这些方面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文化变异步伐的加快。
3.5 企业应注重不断引进新鲜的血液，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本管理 同一组织中的人们（尤其是企业文化厚重的企业员工）往往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变异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企业经理人市场组织引进新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新鲜血液的输入，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来源，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做好人员配备，注重人本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创新及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6 要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播与保持 企业文化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具有整合、适应和导向功能，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企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改造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说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好的保持和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1]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
关键词：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17-06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小农大国”而言，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探索，但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功能依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采用文献评论方法，在概括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观点基础上，基于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视角，分析既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加强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章齐，200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更加严厉（张杰，2003）。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育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农村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张杰，2003）。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意见》；2007年1月29日该意见的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并确定首批试点地区；2007年3月20日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办农村存、贷款业务。在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城市金融机构开始向农村延伸、回流；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农村金融阵地。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经历了“机构恢复调整、组织体系重构、金融风险防范和产权改革深化”四阶段后，开始进入市场多元化阶段（何广文，2008）。然而，农村金融新政实施已五年，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旧。
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而且，财政投入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也必须以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利用为前提。否则，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为缺少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而且关系到财政支农的绩效。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4.5%，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农业贷款2.44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熊德平（2011）的研究显示：农户大额贷款需求增加，平均需求在50000元以上，但现行农户贷款仍以上限为5000元的小额贷款为主；联保贷款办理难度大，只能满足10%左右的农户需求，浙江地区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两年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但农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而且，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巨大的困境（陈剑波，2008）。这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历次一号文件，以及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中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现实依据。
（二）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依据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不难发现，多元化只是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还需要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过度集中与高度分散、市场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的状态（唐双宁，2007；杜晓山，2008；熊德平，2010），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仍未形成，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10）所指出的“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尚未建立；农村信贷市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提高；信贷、证券、保险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的直接表现或直接所致。
（三）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必须深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性变化与发展过程，而非间断的激进性跳跃与爆炸过程。分析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框架和产业组织理论“新SCP”范式的研究设计，使得成果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静态均衡结果，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最优结局。其结论不仅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产业组织“成长”的内在属性与自发力量，而且难以解释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不断失效的现象。显然，其只能在市场外生和静态均衡假设下的“时点”有效。
事实上，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政策的共同结果，但政策必须始终从根本上尊重和顺应演化的机理。因此，必须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深化农村金融产业问题研究，揭示其演化机制。
三、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以货币为中心的货币面纱论、货币非面纱论、货币中立论和货币非中立论等早期阶段，并深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转型和西方政府干预的失败，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心由货币、信用向金融的转变，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局部知识论等现代阶段，并深受金融危机论、金融创新论，以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先后形成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二十世纪80年代后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二十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约束论（ Rural Financial restraint）和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论（Rural Financial Local Knowledge Paradigm）。
在我国，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周立，2003），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问题才成为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更多的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分析（周立，2003；熊德平，2011）。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2003）、张杰（2003）和夏斌（2003）等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非农化、政策性金融缺位、信用社改革、小额信贷规范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张杰，2003；罗来武、刘玉平、卢宇荣，2004；熊德平，2009）。在众多的研究中，吴国栋（1994）、冉光和（199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问题，熊德平（2005）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为基于宏观体制、战略或微观机制、治理等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并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朱冰、刘钟钦（2005）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何广文（2007、2008）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构造的分析；王煜宇、温涛（2007）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战略思考；辛耀（2008）对研究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效率意义与方法的阐述；杜晓山（2008），马九杰和徐雪高（2008）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重要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论证；郭树华、王文召（2007）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SCP分析，都凸显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之势。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重要和必须的。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化机理，没有及时引入演化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等现代产业组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静态均衡结果获得的产业组织创新最优结局。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上的滞后与不足，而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基础
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对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研究。自此经济学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的静态均衡研究范式，认为那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经济演化问题无能为力，认为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均衡状态下市场容量是既定和静止的，但市场是一个通过竞争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或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均衡只能是瞬间的（尼尔森，温特，1982）。他认为市场主体（企业）是被利润所推动的，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朝着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上使利润最大化（刘志铭，2001）。为此，演化经济学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变化（Variety）、惯例（Routines）、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杨虎涛，2010），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经济结构变化在长期是怎样发生的，并注意研究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企业、产业、区域甚至国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生存策略的（贾根良2005；王军，2008）。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范式，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与其他经济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交织中不断发展完善。但毫无疑问，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式。尽管我国经济思想自古就有演化思想（贾根良，2004），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则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出现的泊来品，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引进、消化吸收与推广应用（蒋德鹏，盛昭瀚；2000；武爱，2003；商孟华、刘春英，2007；陈劲、王焕祥，2008）。
（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自马歇尔（1890）提出的马歇尔冲突以及斯拉法（Sraffa.P，1926）等人对马歇尔冲突的讨论和张伯伦与鲁滨逊（Chamberlain与J.Robinson，1933）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了体现不同经济学主张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但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哈佛学派，还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产业组织演化的思想总是始终蕴含其中，只是往往被忽视而已（王军，2008）。因为，自《国富论》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蕴含着演化思想。
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清晰地分为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阶段，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成型的以SCP范式为基础的哈佛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芝加哥学派。二是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以利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方法经济分析为显著特征的新产业组织理论阶段（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植草益等，1995）。但如果抽象去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差别后就会发现，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之间存在一个渐进性的由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的变化过程（贾良根，2005；曹雷，2008）。现行产业组织理论处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交错共存、交叉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演化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王军，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及研究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可以理解为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孙志刚、杜丽娟，2010）。
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产业组织演化的概念，但经济结构演化、产业演化、动态竞争等概念则被广泛使用，标志着演化经济学框架的建立。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对产业组织理论的重大影响，促进了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形成（尼尔森、温特，1982；弗罗门，1995；吴宇晖、宋冬林、罗昌瀚，2004）。尼尔森和温特之后，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推动下，虽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具体细节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甚至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内涵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科学阐述，但其应用不仅在国外已不罕见，而且在国内也日益普及（孙志刚、杜丽娟，2010）。江小涓（1999）、孙天琦（2001）基于转型背景研究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谢地（1999）、盛昭瀚、蒋德鹏（2002）等从系统论角度探索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规律；袁春晓（2002），胡立君等（2005），张燕，姚慧琴（2006）等分别对环境、产业结构、企业边界、分工、企业家才能、资源分割和组织族系等与产业组织演化关系进行了探索；王盛（2005）基于技术和市场对分工、协调与产业组织形式的研究；陆瑾（2005）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演化经济学框架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于立（1999）、杨蕙馨（2000）等对国有企业产业进入退出的分析；朱磊（2002）对浙江制造业成长的研究；郑世卿（2009）对中国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赵伟（2011）基于制度演化对浙江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程新章、吴勇刚（2011）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的比较等等。尽管部分并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但均属于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金融领域，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不包括农业和金融产业（杨治，1985；植草益，2000），加上我国理论和实践界一直没有将金融作为产业看待，所以，金融发展理论中也一直没有将产业组织引入研究范围。因此，有关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孙志刚；杜丽娟，2010），在我国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但大多只侧重于银行、保险或证券某一领域的SCP分析，以及一些关于金融机构风险和市场退出问题的专门研究（杨德勇，2004；王颖捷，2004）。其中，具有演化经济学特征，体现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孙天琦（2002）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杨德勇（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王颖捷（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孙伟祖（2008）的《金融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基础理论的构建及延伸》，以及曹宝明，袁洪泉（2008）、邵全权、江生忠（2008）对我国银行和保险业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等少数。但这些研究，对深化和发展了我国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明显的推进作用（杜丽娟，2009），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其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的思想，并深受演化经济学影响，日益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特征。而且，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及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重要手段，在制造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不仅滞后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而且滞后于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熊德平（2005），朱冰、刘钟钦（200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并取得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经济演化的思想，但其视角、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关键性要素，仍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理论框架下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SCP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及其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至今没有被真正系统地引入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亟待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
四、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框架的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针对国内现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忽视演化机理的缺陷，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目标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立足农村金融开放的复杂系统假设，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寻找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结合点，在界定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是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市场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的总和基础上，定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是其在特定初始状态和外部环境下，以制度、技术、信息和政府角色为主要环境因素，以变化、选择和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自然选择过程。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基于演化机理进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
在市场内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研究范式，修正、扩展并导入温特（2003）等的产业组织演化模型，将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置于农村金融发展大环境（PESTEL）中，从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区域）两个层面，考察处于不同位置和角色的政府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自然选择机制下的行为机理、模式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影响，建立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模型，进而将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基于LSD（Laboratory for Simulation Development）软件的计算机模拟相结合，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以及计量检验、实验研究等多种实证方法，分别就全国及中、东、西地区农村金融行业与区域市场，从外部环境、初始状态、市场行为、市场关联、产业关联等方面，揭示并检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机理、模式，并进一步在政府胜任能力研究基础上，就农村金融政策优化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应用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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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研究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实证分析和演化模型(1)。根据美国1974年1月到2006年2月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统计资料，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已越过其相变点，以缓慢的速度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 【论文关键词】 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 实证分析 经济演化模型 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 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 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 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 参考文献：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9、2002、2008）附录数据.工业经济出版社，2008.2
关键词：认知；演化；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36－05
一、引言
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对自然和社会范围内稀缺资源的获取和配置。在获取和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人类构建出各种形式的制度加诸经济活动之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其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制度，这一一向被视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的外生变量也开始内部化，成为决定经济绩效、解释经济演化的重要内生变量。然而，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的本质特征。并进而理解制度的均衡和演化现象，当下占据主流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并未取得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范式还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因此，能否跳出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框架，选择一个更加适当的切入点对制度进行剖析是制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制度是一个复杂的高维系统，包含成千上万个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幅非线性的图像。要对这样多的变量和参量进行分析和计算，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计算结果也难以检验，所以一个好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通常是将实际的经济社会制度投影到一个恰当的子空间上去。这个子空间具有较低的维数，但反映了所讨论的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近年来，从个体认知这一制度现象的子空间出发来探讨制度发育及演化的文献大量涌现，诺斯(North)等学者也承继哈耶克的理论思路，从信念、学习等角度重新诠释制度内涵。展现出制度分析新的发展方向。本文的立意即在于拓展这一方向的理论进路，以个体认知调整和共同知识演化为基点，讨论制度的发育、均衡及演化问题，以对相关理论上的争论作出回应。
二、几类典型的博弈制度观
由于博弈论分析工具的引入，近30年来，以个体策略互动为核心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大量文献运用重复博弈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对诸如声誉机制、交易制度、自组织体系等自发扩展制度进行建模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归纳相关文献的理论脉络，博弈论制度分析分别将自发扩展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纳尔逊(Nelson)明确将自发扩展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他声称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都是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制度的看法相似，但问题在于，将制度等同于组织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异，以致无法对自发扩展制度展开真正有效的分析。诺斯早期将制度定义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博弈规则，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赫尔维茨(Hurwicz)对这一定义做了更为技术性的处理，从博弈的三要素(参与者、策略空间、支付函数)出发对制度的博弈规则观进行细化。这一定义抓住了自发扩展制度的表象，但仍未触及制度的本质内涵。容易理解，经济博弈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必须先于博弈过程，而这立刻面临两个问题：谁有激励来制定博弈规则，而谁又有激励来监督规则的实施?因此，仅仅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是无法对经济社会系统中大量的自发秩序作出有效解释的。第三种观点是将自发扩展制度视为博弈均衡。肖特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随后诸多学者从两个方向拓展了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萨金(Sugden)、扬(Young)和鲍尔斯(Bowles)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制度的发育和变迁，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化时，个体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现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习俗惯例与个体特征将共同演化。格雷夫(Greif)、米尔格罗姆(Milgrom)、诺斯和温加斯特(Weingast)则从重复博弈论的角度来讨论制度，把制度看作是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下的子博弈精炼均衡。作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制度为每个博弈参与人界定了一种行为策略，该策略是在所有可能的博弈状态下行动决策的完备计划，简单地说，制度为个体提供了场景条件下的行动“脚本”。
演化博弈的制度观明显赞成制度乃自组织系统。但是它没有进一步说明该自组织系统得以建立及运作的根源，而是仅仅停留在对它的描述上。重复博弈的制度观假定个体具有完备的演绎推理能力。然而个体如何能够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联合选择相互一致的策略?重复博弈又如何解释制度演化历时结构的多样性?正如青木所指出的，“子博弈精炼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某种制度出现在此地而非别的地方的原因”。因此，尽管博弈论制度分析接近一般均衡理论，但正是这一看似优点之处也是它在制度分析上的软肋。
如果把自发扩展的制度视为众多参与个体通过行为互动而达成的一个能够自我实施的激励相容的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参与人相互之间如何形成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并且参与人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与其基于这些共同认知做出选择所导致的实际后果之间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若这种一致性被打破，制度的变迁方向和演化路径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像是一个常规的系统均衡的稳定性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比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更为根本，不能简单对待。回答这些问题，将对制度的内涵本质、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及突变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将对传统的制度博弈均衡观做出重大修正。而这些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切入点来解剖制度的内涵及其演化机制。
〔关键词〕CNKI；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综述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1]，90年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1990为起点，以CNKI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学为主。
1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6]。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成[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013年5月第33卷第5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May，2013Vol33No52013年5月第33卷第5期基于CNKI文献分析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综述May，2013Vol33No52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21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化[11]。1991年，Xu和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17]。1992 年WRess首次提出“生态脚印”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21]。这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模式[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25-26]。城市内产业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gmyrdal）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战略，并将产业活动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产业）和直接生产活动（直接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29]。还有f·佩鲁（fperroux）[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31]（john friedman）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结构和演变过程。
32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扩散——回波”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34]。
33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35]尹来盛等认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市和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4]；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容[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44]。我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本上升[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47]，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现象和结果[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城市病”的出现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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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我们发现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真正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研究中只能使用其中的哪一种，而在于他们对归纳和演绎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有不同评价。这场激烈的“方法论之争”体现出了经济学史上方法论演进的一种特征：围绕争论展开的一种萌芽、成长与升华的过程。每一次的理论学派间的争论都是经济学说史及方法论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在争论的过程中，各学派极尽阐述各家观点，将灵感整理成文字，整合分散的碎片状的思维逐渐系统化体系化，通过文章相互回应。第二，争锋相对的学术争论具有排他性，为了捍卫自身的观点，各学派会调用一切的力量以完善自身观点自圆其说。第三，争论到后期往往会掺杂进自利性的主观感彩，甚至上升到民族和国家高度，不同学派因为情感约束会更加自觉主动维护本学派的学说。就这样，方法论也在一次次的思想争论中步步演进。每一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背后都蕴含着人们对于自身的理想化追求，而历史和现实却证明，想要通过单一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观察准确性与描述概括性之间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只有结合归纳和演绎、二者各取所长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二、二者思想的延伸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1.历史学派的延伸。美国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老师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美国旧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深厚。我们可以把以凡勃伦为首的旧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都看成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发扬光大。旧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一样，强烈反对“理性人”假设，同时认为所有的文化制度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决定因素众多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经济现象只有放在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文化过程中才能更好解释和说明。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由于仇视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范式，加之缺乏实证研究纲领及方法逐渐衰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一些追随者于1958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组”（1965年改名为“演进经济学学会”），艾尔斯当选为首任会长。为了表彰对制度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该协会于1970年专门设立了“凡勃伦—康芒斯奖”，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都曾是该奖的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思想传播到欧洲，成立了“欧洲演进经济学会”，很多年轻的旧制度主义学者原来是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后来发现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理想化研究模式不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于是转身投入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20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但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抱着补充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从未声称要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相反还使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和研究问题。即便如此，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却依然能找到旧制度经济学的痕迹。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在制度变迁中对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引入、威廉姆森在经济分析中对有限理性的引入都显示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向旧制度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靠近的趋势。
2.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和复兴。奥地利学派创建已有130余年，兴盛时期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总体来讲，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成就瞩目，其理论精华大都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奥地利学派由于失去了研究方向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极力推崇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奠定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1974年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哈耶克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舵手。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纳对企业家行为和价格理论的研究标志着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复活。一些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还对企业的市场过程、福利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的行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演进博弈和组织学习模型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
3.二者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方法的出现，经济学中各种思想和方法论间的融合和碰撞也逐渐增多。现如今博弈论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博弈论不仅可以研究静态动态、完全信息和非完全信息下的各种情况，还可以分析有限理性下“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博弈论结合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实现了经济学派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格雷夫、青木昌彦等学者构建的诸多研究框架和制度演进模型都做到了历史主义和演进主义的融合。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它致力于某些共有信念如何推动博弈的进行。格雷夫关于制度的认识也与青木昌彦大致相近，他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结果，这个均衡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完全理性下的一般均衡是有所区别的。
三、结语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进；优化调整
中国分类号：F264.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8日
一、国外有关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配第，配第的理论为解释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思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由效率低的产业向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对经济发展有主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1946）就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基础，通过对若干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由此揭示了经济进步过程中产业部门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当国民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提高的同时，劳动力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又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与克拉克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1931）通过对近20个国家在1880～1929年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尤其是重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各工业部门的成长率并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工业部门间的特定的结构变化，而且具有一般倾向。经过研究发现，各国工业化虽然进行时间早晚不同且发展水平各异，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趋势，即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在整个工业净产值中所占份额稳定上升，并呈现出大体相同的阶段性质。霍夫曼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66）进一步研究了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规律，他不仅从劳动力结构，而且从部门产值结构方面，对人均产值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作了更为彻底的考察；不仅限于观察值的利用，而且对截面数据和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得出了按人口平均产值与相应份额的某些合理有用的基准点价值；不仅考察了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关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使经验分析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他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收劳动力的特性。
70代后，一些学者利用库兹涅茨的分析方法对6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分析不完全相同的一些结果：在一些工业先行国，无论是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其第一次产业比重的下降趋势在70年代都有所减缓，在其中的主要国家（如美国和英国）都已降到了4%以下。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自70年代后在这些国家也都已出现下降的势头；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逐步降低。第三次a业则显示出了强劲的上升趋势，其比重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
二、产业演进理论
刘易斯（1954）通过对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表明：一国的整体经济大体可以分成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这两个部门，这样两个部门的经济就称之为二元经济，他首先提出一国从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元经济的理论模型，后来费景汉（1964）和拉尼斯等人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发展，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发展模型，该模型表明：一国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生产部门逐步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生产部门流动，并且由于这种流动使得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这时也就完成了整体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因为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相对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正是这种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渐渐转向城市工业部门，另外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宗教、政治、心理偏好等因素也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发展。
罗斯托（1991）的主导产业理论以及其经济成长阶段论表明，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增长率不可能是同一的，由于各产业增长率的差别，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一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较关键的产业高速增长所带动的，这些产业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三、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有关理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也会引起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2000）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即内贸和外贸相互结合。因此，他提出著名的“雁行理论”，即为了使产业结构国际化，需要将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扩大生产”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就好像三只飞翔的大雁在空间排列出的“V”形式。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指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某些相对具体较弱优势的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主要途径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随着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关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销售渠道也会同时进行转移与升级。
四、产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实质以及有关产业结构变动原因的研究减少，这些少量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市场规模和贸易以及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经济结构或者产业结构作用的研究逐步替代有关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原因的研究，成为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重点。
五、我国产业结构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国内学者力图从不同角度论证我国各省市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国家产业结构的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并结合“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的多少和出口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决定于其产业结构。钟勇从产业结构形成与发展机制入手，探讨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系统环境，最后从创新、自组织、产业“涨落”、路径依赖等分析产业演进机理。姚静等利用三轴图法描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并分析其产业结构现状及区域差异，进而提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具体的产业政策。毛剑峰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17个产业进行需求、关联及特征方面分析，最后提出三次产业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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