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注释。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专制制度的感受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开明专制
对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与法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数人乃至十余人担任，史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1]（第13页）又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第14页）可知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一度改称宪台、肃政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另外，在尚书省设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2]（第1837页）。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一断以律”[3]（第1407页）。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员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时期，作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1]（第238页）。史载唐初“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2]（第2134页）。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已是大治，全国判决死刑犯仅29人，“几致刑措”[1]（第239页）。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
这种开明专制容易给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觉。事实上，如此政体之下的种种开明言论及措施只是对于君王专制独裁的补充。所以在它的内里，隐藏着两种深刻而又严重的危机。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恶造成执法的错误，当此之时在体制之内缺乏任何制约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前朝的开明举措随时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贞观五年大理丞张蕴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杀，是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张蕴古作为朝廷法官，他将李世民的话私下泄露，又与犯人博戏，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太宗一时盛怒，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李世民虽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1]（第240页）至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士大夫人人自危。据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2]（第4838页） 如此混乱局面，则是后一种危机的证明。
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 （第6471页） 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 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
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唐代的文人，便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贬官制度，也就构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唐代之贬官制度
唐代的贬官制度，是在上述封建专制政治的运作中展开的。一般地说，朝廷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初贬时之情事。在唐玄宗开元以前，一般遭贬谪的官员大约还有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唐会要》卷四一载：
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
（开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异已，这时对于贬官的态度便立即变得严酷起来：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5]（第735页）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四、贬谪文人的不平之鸣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如下面的诗句：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韩愈《县斋有怀》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
白居易《折剑头诗》
当他们遭到非公正的贬谪时，这种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公心正念则出为一股夭矫不屈之气，发为不平之鸣。如下列的诗句。
空中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搏击便，容易往来游。……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杜甫《独立》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刘禹锡《九日登高》
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贬谪文人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遥?矣兴?荆俊?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d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 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王仲镛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湾：台湾文律出版社，1993。
在杜甫的一生中，与李白的友谊固然万众瞩目，与郑虔的“忘年之交”也同样厚重感人。郑虔长杜甫20岁，两人都生长于河南，同样精于诗文(郑虔以诗、书、画“三绝”著称，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著名画家，尤其擅长山水画，草书成就可媲美张旭)。唐玄宗天宝十载f751)时，二人初逢于长安，郑虔当时为广文馆博士，仅一闲职。家贫如洗；杜甫求宦屡屡碰壁，壮志难伸，同样孤苦窘迫。相同的命运使两人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他们常常相聚，饮酒作诗，聊解心中愁苦。按杜甫的诗说，两人的交情已经到了“忘形到尔汝”的地步。然而，受“安史之乱”的冲击，郑杜二人最终天各一方，余生再未谋面。
据《新唐书》记载，叛军攻陷长安(756)之后，挟持百官往东都洛阳，全部授予伪职。郑虔被任命为水部郎中，但他声称患有风湿病，退而请求出任掌管市场的官职，并利用职务之便，向当时在灵武的唐肃宗投递密章。另据仇注杜诗的推论，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安庆绪刺杀之后。叛军对掳官的管理渐为放松，郑虔得以逃出洛阳，与杜甫在长安会面，此事可以参见杜诗五古《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
然而，当年九月，唐王朝收复两京，将接受伪职的官员分六等定罪。或杀或贬，郑虔即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最终死在了那里。应当说，唐肃宗李亨的这一做法，也在于清理玄宗旧有官员，郑虔的远谪有一半是政治斗争的原因。杜甫的这首七律就是作于老友遭贬谪离京之后，全诗如下：
郑公樗散鬓成丝，
酒后常称老画师。
万里伤心严谴日，
百年垂死中兴时。
苍惶已就长途往，
邂逅无端出饯迟。
便与先生应永诀，
九重泉路尽交期。
从诗题“阙为面别”可以看出，杜甫没来得及为老友饯行，郑虔就已经离开长安了。或许永不再见的遗憾。为友人垂老而遭贬谪万里的悲愤(当时郑度已经66岁)，在杜甫心中翻滚。不过在诗歌的表达上，诗人的情感并非喷薄而出，反而层层递进，在末尾直抒胸臆。明末清初学者卢德水评论此诗称：“末竟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嫌其迫，不妨于尽也”，可谓切中肯綮。
全诗起笔平缓。首联写尽郑虔生平，说他大才难为当世所用。而终于垂老；平日饮酒，醉后常常自称“老画师”而已。看似简明的文字却隐含深意，所谓“樗(chu)”“散”分别见于《庄子・逍遥游》和《庄子・人间世》两篇，都是“不材之木”，《人间世》中有言：“子綦日：‘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庄子哲学中的“神人”是“无待”者，在物质和精神上皆不求有所遇，那么郯虔又岂会为了荣华富贵接受叛军伪职?至于“画师”。则指郑虔曾向唐玄宗呈献书画，大受赏识，获誉“三绝”，虽不曾人宫为“供奉”，但日常多以此自况，暗示他一贯忠于李唐皇室。
杜甫完全了解郑虔困居洛阳时期的所作所为，在前文所提的五言古诗中他赞誉老友“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更将其比作“握节汉使”苏武，所以七律首联对郑虔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
然而这样一位坚守节操的君子，最终被贬谪至万里之外的台州，着实令人悲愤。本诗颔联围绕“严谴”阐述了诗人的态度，事实上。杜甫赞成对变节的官员进行严厉惩罚，但郑虔并不包括在内，于是通过诗句的变化，巧妙地构成了对比。颔联的陈述顺序原本是。“中兴的唐王朝严肃处理变节官员，将他们贬谪万里。郑虔年岁已长，在垂死之时受罚，令人伤心”。但一经加工之后，诗句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严谴”之下犹有伤心之人，“中兴”之时却要贬谪垂死的正直人士。这样的表述无疑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将杜甫的内心世界更有层次地展现出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杜甫对当时李唐内部政局的变化不可能毫无感知，如果说颔联之中也包含着对郑虔成为唐肃宗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愤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杜甫笔下，郑虔有“才过屈宋”，两人相互激赏，同病相怜，如诗句所言“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如此至交好友遭逢不幸，离别在即，却最终“阙为面别”，从此相隔万里，个中痛楚遗憾又是如何之深切。本诗颈联紧承前文，仍然是写“严谴”，看似杜甫送别不遇，却实为当时局势所迫，或许根本不知老友的行期。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唐皇室最终决定以六等罪划分被掳官员是在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下旬，从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执行。由于次年(758年，改元乾元)正月五日要举行李隆基正式册封儿子李亨当皇帝的仪式，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唐政府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将罪官全部惩办，以便迎接最高领导人更迭仪式。于是，严禁贬谪官员行期也成了必要措施。
可怜一对赤诚好友被政治寒流冲散，“苍惶”与“邂逅”两语传神地再现了当时情景。由于须在短时间内离开长安，郑虔刚走出羁押处(长安宣阳里)就立即启程远赴台州。没有好友送行，自己家徒四壁，衣裳褴褛，心神不宁，着实一副“苍惶”惨状。“邂逅”意指不期而遇，说明郑杜二人无法互通音讯，杜甫只能准备好饯行的酒肴，赌一赌运气，冀望能够见老友最后一面，但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颈联同样有一个巧妙的颠倒变化，按照一般的逻辑，应该是杜甫“出饯迟”了，方才清楚郑虔“已就长途往”。但两句一换位，就是将诗人先期准备送行时的惴惴不安放在老友萧然离去之后的场景里，与“阙为面别”的悲苦怅然融合在一起，临路彷徨，万般滋味，也许只有真正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吧!
诗人情感在反复酝酿之后，终于在尾联喷涌而出，竞作“永诀”之语。杜甫诗说，先生这么一去，应当就是永远诀别了，但就算活着的时候无法见面。那么也要在死后于“九重泉路”之上相逢，再叙深厚的友情。如此直率的情感表达。并非讲究“余韵不绝”的中国古典诗歌之正道。然而只要情真意切，毫无做作，就算平白如话，亦能深深打动千年之后的读者，那正是杜甫捧着一颗“赤子之心”写下的不刊名句。
若论杜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上的贡献。除了要谈到集各种体例之大成外，其独力撑起七律一体。更是千年佳话。杜诗七律现存151首(各家划分不同，亦有150首之说)，其遣词对仗之精细变幻，布局谋篇之奇谋百出，自古诗家大抵无人可出其右。更为重要的是，杜甫将七言律诗真正推上了中国古典文学殿堂，使之与五言律诗等诸多在前辈诗家手中臻于完善的体例并驾齐驱。后世的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和元好问等等，在七言律诗上都受到了杜甫的深刻影响。
一、“永贞革新”的措施
1、在政治方面。
一是革新派针对宦官专权、掠夺人民的暴行，下令取缔“宫使”，禁止“五坊小儿”为非作歹。所谓“宫使”，就是主持皇宫中的采购物品的宦官，他们常以“宫使”的名义，在市场上克扣价格，变相掠夺财物，百姓怒不敢言。贞元年间，这些宦官“用百钱买人值数千物”的现象，社会上随处可见，极大地降低了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所谓“五坊小儿”，是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中，专门为皇帝饲养打猎用的鹰犬等动物的人。这些人仗着皇帝的权势，敲诈百姓，胡作非为，无恶不作。
针对宦官专权的暴行，革新派下令停止了以宦官郭忠政为首的19人的俸钱，对这些凶残的“宫使”和“五坊小儿”，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二是针对藩镇军阀割据分裂国家的现状，提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主张。
唐德宗贞元15年(即公元799年)3月，藩镇军阀淮西(今河南开封、汝南、许昌一带)节度使吴少诚叛乱，派兵袭击唐州(今河南泌阳)，朝廷下令要求各道节度使出兵讨伐。但各道藩镇阳奉阴违，按兵不动，唐德宗毫无办法。在朝廷任职的柳宗元激于义愤，写了《辩侵伐论》的文章，揭露藩镇叛军的阴谋罪行，呼吁八方镇压叛乱。
三是在用人路线上，坚持任人为贤，坚决打击分裂势力，严惩抗拒朝廷的官员。
革新派以朝廷的名义，重新起用了因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而被贬为忠州别驾的原宰相陆贽；重新起用了被贬为道州刺史的原谏议大夫阳诚等人。
在坚持任人为贤、起用重要贤臣的同时，又严惩了抗拒朝廷、贪暴成性、民愤极大的皇族宗室、道王李实，把他远贬到四川省的达县一带。
对革新派的正确用人路线，朝野内外十分赞赏，人心大快。
2、在经济方面。
一是革新派以朝廷的名义颁布政令，加强盐税管理，整顿财政；二是规定在全国各地整顿税率；三是减少宫廷费用支出。
3、在军事方面。
一是设法委派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担任右神策统军；二是任命韩泰为行军司马；三是准备在铲除恶势力的同时，进而削平藩镇，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一次由一个皇帝支持，又很快遭到反对势力的反对，寿命短暂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在短短的146天内，如此迅速的革新，对胡作非为的宦官、世家官僚、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给了沉重打击。这次革新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反对派的种种阻挠和破坏，这次革新没有能够实现，最后以失败告终。
二、“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1、革新派势力薄弱。
“永贞革新”针对的对象是宦官、世族官僚和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如果革新成功，他们就不再能称王称霸。于是，他们内外勾结，相互串通，相互配合，结成同盟，攻击革新派。他们在朝廷中央，由宦官俱文珍(又名刘贞亮)、刘光琦、薛盈珍、尚衍、解玉等为首，并伙同大官僚高郢等人与地方割据势力结成联盟，一起多次上书给皇太子李纯，并“请皇太子监国”，把李纯抬出来，对革新派进行反攻。宦官和藩镇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比革新派占有绝对优势。势力的悬殊，决定了这次革新失败的必然。
2、革新派社会基础薄弱。
“永贞革新”是依靠一个皇帝寡人进行的。而革新派寄予希望的那位顺宗皇帝，却是一个身体不好的病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得了半身不遂，做皇帝以后，病情更加严重，后来连话都说不太清楚了。他虽支持革新，但力不从心。在强大的反对势力的包围、威胁下，连他自己的皇位也难以保住，又岂能保住革新成功呢!
3、革新派没有掌握军权。
在军事上，革新派准备夺取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军队，但这些具体措施和部署，由于反对势力的阻挠破坏，都没有能够实现。革新派面对掌握军权的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强大势力的勾结，赤手空拳，只能归于失败。
顺宗在反对势力的包围、威胁下，终于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纯，即宪宗。这场轰动一时的革新，终于化为泡影。
三、“永贞革新”给柳宗元带来的灾难与成功
1、灾难
宪宗是个专听宦官话的人，公元805年8月5日即位，8月6日就下令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侄为开州司马。随后又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柳宗元被反对派看做是党人中罪状最大的一个，9月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柳宗元刚走到半路，因为反对派觉得这还不解恨，又下了一道令，改贬他到永州作员外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在唐朝是个边远贫困地区。柳宗元33岁任永州司马，一任就是10年。柳宗元在永州是受歧视的，其妻早亡，再次成家，当地仕宦缙绅人家之女不肯嫁他，只好娶了个农家姑娘。元和10年(公元815年)，43岁的柳宗元同“八司马”中的同伙一起，从贬地被召回京城。柳宗元本以为他们受惩罚够长久了，也许可能给重新安排好一些的职位。但没想到，朝廷再一次把他们派到比永州更远的地方去了。柳宗元被派到广西柳州当剌史，虽职务提升了一点，但任地更偏远，实际上是又被贬了一次。他在柳州过了4年，就病死在那里了，死时只有47岁。
2、成功
苦难是一件坏事，但苦难也可以造就成功。柳宗元在政治上的革新失败了，但在文学、诗歌创作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方面来讲，“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没有“永贞革新”的挫折，“唐宋家”中，也许就少了一个柳宗元。
柳宗元在文学方面有哪些成就呢?
一，他写了不少优秀的政论文和哲理散文。这些文章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的观点。
在《封建论》中，他透彻地分析了秦汉之间，由分封走向郡县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时又对现实的藩镇割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责那些窃居高位的腐败官僚，是“不肖居上”，对“八司马”这些贤者受迫害的遭遇，认为是“贤者居下”。
在《非国语》一组文章中，他明快地表达了其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在《天对》这篇文章中，他运用朴
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站在科学的高度，回答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宇宙和人类历史方面的问题。
二，他写了许多人物传记体散文。这些文章或对一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寄予深挚的同情，或对一些正直的官吏、人士予以赞赏。
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他描述了一位姓蒋的捕蛇人，三代捕蛇。其祖父、父亲都被毒蛇咬死了，可他为租税所迫，只好还在捕蛇。文中写道，捕蛇固然会被咬死，但不捕蛇也要被租税逼死，所以宁肯去捕蛇。柳宗元说：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过去我不大理解，现在看来，这话很对，因为我了解到租税之毒，甚于蛇毒!写得多么深邃、入木三分!文中一字一句，无不渗透着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心与同情。
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从一位工匠栽树的原理，写到治理社会的法则规律。在《童区寄传》一文中，从描写一名少年的机智勇敢，体现了作者正直的思想品质。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柳宗元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也深切地抒发了他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三，他的山水散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永州八记》可以说是我国散文史上备受推崇的名作。在永州的10年生活中，柳宗元写了许多山水散文。他用多种多样的笔法，生动、细致、深刻地描写了自然风光。在描写自然风光的同时，他往往把自己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思想情感渗透其中，借景抒怀，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应当说，这比单纯地写景要好得多。在这方面，柳宗元对以往山水散文在写作内涵上，是一个发展和拓宽。
四，他是一个写寓言故事的高手。
他以毒蛇比喻那些作恶多端的贪官污吏，他写毛驴、写熊罴、写老鼠，并拿它们影射现实，十分生动有趣。这些文笔，含义深刻，锋利无比，无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文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中曾这样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
五，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大力提倡写“古文”，柳宗元从理论上、实践上给予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在“古文运动”中，韩柳一向并称。从影响方面来说，韩愈比柳宗元影响大，但从文学创作成就来说，无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柳宗元都超过了韩愈。
六，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之后的10年漫长岁月中，心情虽抑郁悲愤。但始终并未屈服。他写了不少诗歌，抒发自己的悲愤不平。如《江雪》一诗这样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的第一句，是远景。写鸟雀飞绝，人踪绝迹，千山万壑，大雪漫天，空中不见一只飞鸟的远方景物。
诗的第二句，是中景。写万条道路，行人无踪，足迹泯灭的眼中所望见的中部景物。写雪不见雪字，但满眼所至尽是雪。使人倍感眼中雪花飞舞，凛冽空旷，无处不荒寒，无处不飞雪，一片空旷寒冷景象。
诗的第三句，是近景。写孤舟小船，独有一老翁，披蓑戴笠。在诗的前两句描写远景、中景的基础上，描写了近处，在寒冷的江上，几乎看不到生命活动，却独有一个披蓑戴笠的老翁。他在孤舟上想什么呢?令人心中凄凉万状。
诗的第四句，是写诗人自己的内心深处。写孤舟蓑笠的一位渔翁。独自在寒江上垂钓，不怕顶风冒雪。一个坚毅不阿、顽强刚正、敢与恶劣环境孤身抗争的渔翁，这不正是诗人自身内心品格的写照吗?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8、9世纪之交的中唐时期。这是一个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矛盾尖锐、唐王朝开始由盛而衰、不断走下坡路的时代。“永贞革新”是时代进步的一次必然之举。然而，这一必然之举，却终归于失败。
关键词：唐代诗人；政治动荡；国家不幸；诗家不幸；诗家之幸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03017108
作者简介：王向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110036）
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作为有爱国爱民思想的诗人和一切文艺家，几乎没有人不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风调雨顺、人民幸福的。因为国家福祉，人民的福祉，也是诗家和一切文艺家的福祉。而当国家遭遇到政治动乱、经济危机、兵连祸结、自然灾难，等等的不幸时，生活在其中的这些诗人与一切文艺家，不仅自己的身家难得幸免，他还会以忧国忧民的思想，去为国分忧、为民纾难，代表社会的良知，首当其难，并为真理和正义发出声音，成为时代历史的代言者。在唐代历史上有几次祸国殃民的政治事件，使一些诗人被裹挟其中，深陷不幸，这就从一个方面证明国家的不幸也是诗家的不幸。但从诗家的创作体验意义上说，还有一个如韩愈所说的“欢悦之辞难工，悲苦之言易好”的规律，所以，清代诗人赵翼在读金人元好问的诗集《元遗山集》之后写了一首七律，最后一联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①。这里说的诗家之幸，是特指国家不幸会影响到诗人的经历，得以在时局艰难中感受并体验人民的疾苦，获得诗人的写作题材，以“哀民生之多艰”，如屈原与杜甫的诗作中的人民性的获得。但有如战争的破坏、政治的动荡、经济的破败、自然的灾害，等等。当这样的灾难成为国家范围的存在，造成了国家不幸，诗人也难免有与国同遭的不幸。这在屈原与杜甫不幸遭遇与悲惨之死上也能得到证明。从上述意义上说，国家的不幸，对于诗人很难在单一方面判定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想说的是，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凡是真正的诗人，差不多都如白居易所言的“诗人多蹇”②，而其中社会政治动荡也是原因之一。
在唐代历史上对诗人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有武氏擅权、安史之乱、永贞革新失败、宦
官干政、牛李党争，这些发生在朝廷中的政治变乱和矛盾，使不少诗人被裹挟进去，遭受了各种不同的苦难，有的还断送了性命。
一、 武氏集团乱国与诗家之不幸
在唐初的历史上曾出现武则天篡取李唐王朝自立国号为“周”的一段政治动荡。被骆宾王称之为“伪临朝武氏者”的武则天，从永徽六年（655年）立为唐高宗的皇后开始干政，到载初元年（689年）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直到中宗复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冬天死去，在长达五十年的历史中，都有她绝对的政治阴影存在。在长期的政治统治中，她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事，如开创殿试制度、亲自考试贡士；令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可自行荐举等，但她窃权自用，屡兴大狱，诛杀宗室，结成武家私党，任用酷吏和佞臣，贬逐元老重臣，特别是到了晚年，更为豪奢专断，多施弊政，真是到了“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的地步。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直接受武氏政治集团残害的著名诗人是骆宾王和陈子昂。骆宾王是浙江义乌人，属“初唐四杰”之一，其诗文在当时首屈一指。初为道王李元庆的府属，后几度从军，虽怀有“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意愿，但皆无功而返。后经对策考试，受奉礼郎，又历官武功、长安主簿，后入朝为侍御史。侍御史的职务是对于朝中百僚的监察。在当时是“高宗不君，政由武氏”，政事弊端百出，以骆宾王嫉恶如仇的刚直性格，加上职责所在，断然不能坐视，于是屡屡上疏言事，触忤了武则天，不久便以“贪黩”的罪名下狱，使他在狱中写下千古名篇《在狱咏蝉》，痛言“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时遇高宗立英王为太子，大赦天下才遇赦，不久又被启用为临海丞，他始终有怀才不遇之忿。在公元68年武则天以光宅年号正式登基，原眉州刺史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积极响应，加入讨伐武则天的军旅，并为之写下了《为徐敬业讨武檄》。此文在说敌人的坏处，言兴师的正义，论必胜的条件，号群起的应从，预胜利的信心，等等方面的言说，都达到了文章的极致，旷代而无其上者。然而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不论怎么好的檄文也打不倒武则天，徐敬业讨武很快失败，事实证明“今日之域中”，仍是武家的天下。而骆宾王为其大造讨武有理的舆论，就成了罪不容诛的文化帮凶。讨武失败后，骆宾王其人的下落史无定论，或言被杀，或言出家，或言流落江湖，谁也不知其所终为何。现在义乌市的骆宾王枫塘墓地埋的是否实有其人，早已另有别说。像骆宾王这样的文士，本来就是实为难得的大材，但所遇非时，难得为用，在武氏乱国期间，他就像自赋《浮槎》诗中所写的那一棵“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的参天大树，被狂风吹折之后，漂流在万里奔浪迅波之中，没有人怜惜，没有良工看中，“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骆宾王认为自己在官场遇不到“同声同气”的人，所以他才投向了讨武的军中。是武氏的乱朝乱政，导致了讨武战争，卷进了一位有名的大诗人，断送了他的才华与性命。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诗人进入官场，不仅皇命难违，生杀予夺之权由他主宰，而凡是权力在己之上的，都有条件置人于死地。唐初的杰出诗人陈子昂是四川梓州人，唐高宗开耀二年的进士，十八岁时家境富有，任侠尚气，狩猎，不知读书。后入乡校感悟知悔，入梓州金华山道观读书，痛下决心，精修典籍，始攻黄老意象之学。武则天当政的光宝元年。他向朝廷上疏谏阻高宗的灵柩从洛阳迁梓宫长安，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因此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授予麟台正字，后任中书省右拾遗。陈子昂在任期间屡次上述言事，言多切直，不怕触犯权贵，对于朝廷的政治、经济、边事措施多有建言。当时北方契丹的头领李尽忠、孙万荣背叛朝廷，攻陷营州。武则天派她的侄子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投笔从戎，自请从军北征，成为武攸宜部下的参谋。武攸宜是一个靠武家世系荫庇的骄横贵胄，不晓军事，却目中无人。陈子昂不论文韬武略都远在他之上，向其呈请乞麾下万人以为前驱，以突出敌部，武攸宜认为陈子昂素是书生，拒而不纳；陈再次要求仍不准，并深为武攸宜所忌恨，将陈子昂由参谋降为军曹。陈子昂在军中两年多，感到十分失望，辞官回乡。因结怨武家，回乡的陈子昂，在武三思的嘱令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县令段简造假案将其收入狱中关押，收受钱二十万缗仍不知足，最后竟把一位旷代诗人害死于狱中，死时年仅四十三岁。
陈子昂的诗风和诗论在唐初很有影响。他的诗论力矫当时浮艳文风，标举汉魏风骨，推崇风雅寄兴，肇始以“复古”为旗号的文学革新运动，为现实主义文学复兴打开了前进之路，横制颓波，有力扭转了初唐尚存的齐梁余风，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兴盛，建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首创之功。陈子昂的理论与诗风直接有力地影响了有唐一代的诗文作家，如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杜甫说：“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白居易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说：“能极著述，克备比兴，唐兴以来，子昂而已。”元好问说：“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这是以吴越春秋时越国的范蠡亡吴有功，越王使良工铸范金像置于坐侧之例，用以比喻陈子昂的文学贡献，在唐代诗史上获有如此高功的评价者实为少见。
陈子昂最有名的诗是《感遇诗》三十八首，还有可谓诗家绝唱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从军讨伐契丹在军中失意之时登幽州（今北京大兴）台之所见所感。在这里怀念的古人是燕国求贤若渴的中兴之主燕昭王，他“堆金买骏骨”，“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终使燕国大盛，战胜了宿敌齐国。而诗人眼下所遇的武攸宜之流，嫉贤妒能，不识好殆，这使他不禁为所遇非人而诗心伤痛，怀古悲今，怆然泪下。他还有《燕昭王》诗，哀叹昔日燕国邀赏贤者的碣石馆与黄金台已零落于草木之中。《感遇诗》三十四之“朔风吹海树”，为在幽燕之地抗击胡兵入侵，“身经七十战，白首末封侯”的北方游侠鸣不平，实际也是借题寓写自身报国无门的忧愤。
此外，在武则天朝交结武氏男宠张易之兄弟的宋之问、杜审言、沈期、苏味道、崔融等人，也因各怀私念，巴结权要，自陷于政治迷局，在武氏集团势败后皆被追究，是从反面各遭贬斥，其中的宋之问因不思悔过，又犯新罪，竟被赐死。这些人也都是唐诗中有名的诗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时代受过，而“沈宋”二人对唐诗创制与发展的贡献，尤被历史所重。
二、 安史之乱与诗家之不幸
在唐玄宗执政后期的天宝年间，政治日趋腐败，先后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这类奸恶小人，藩镇割据势力相继而起，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击败唐军，攻下洛阳，次年称帝，进入长安。同时使其部将史思明占领河北十三郡地，唐玄宗率部分臣下逃往四川，而一些臣僚则被安禄山裹挟到洛阳，其中有不少是诗人，包括王维、郑虔、储光羲、李华、张均、张等在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在灵宝即位的唐肃宗还都长安后，对于凡是被安禄山掠往洛阳的并被任命伪职的官员，一律都予以追查与惩处。王维靠着“服药称喑病”辛文房：《唐才子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拘于普施寺，未去受伪职，并在庙写有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被追究时拿出了这个救身符，证明自己是身在贼中心在唐，并未臣服于那个“大燕皇帝”安禄山，加上朝中多人为其开脱，才免刑降职了事。而诗人中除了张本来就坏，郑虔、储光羲、李华、张均等，谁也不是甘愿降贼，只是迫于胡虏的，不得已沾上了胡腥，但也一律被贬降外地。这些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的人，虽各有其自身品格的原因，没有誓死不受的志士精神，但与时代苍黄、社会动乱、国家不幸的形势所囿也不无关系。
在安史之乱中被誉为“诗家夫子王江宁”的诗人王昌龄，也是在乱中被反动军阀所杀。王昌龄是开元十五年进士，又考学鸿词科，升迁校书郎。后因不注重小节，被降职为龙标县尉。安史之乱后还归乡里，为濠州刺史闾丘晓出于忌恨所杀。王昌龄写诗能把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深挚婉曲的感情加以紧密无间地凝炼赋言，变成声情并茂的诗章，名句迭出，虽经锤琢洗炼，却不显纤巧雕饰。他的七言绝句诗是今天人们最好传诵的。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等，皆是横空世的绝句精华。邱吕晓忌恨和杀害这样的杰出诗人是最为时人所痛恨的罪行。果然是恶有恶报：安史叛军围攻张巡固守的雎阳，都统河南军事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南节度使张镐，令闾丘晓派兵救援，结果他故意贻误战机，论罪要处以极刑，张镐对他将处死时，闾丘晓哀求以“亲老乞恕”，张镐以他杀害王昌龄事相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辛文房：《唐才子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使人闻之大快。
安史之乱对于李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劫难。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载好不容易进了宫廷，供奉翰林，但是他与唐玄宗渐生不满，彼人是“吴王宫里醉西施”，此人是“痛饮狂歌空度日”，不到三年，唐玄宗就“以其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以致他流落江湖，对朝廷中的大小权贵们都十分不满。但安史之乱发生后，他对国家的不幸，胡兵的杀戮，人民的痛告，都深表义愤，先天下之忧而忧，写了很多诗。他希望能执剑杀贼，平定国难。他在《赠张相镐》诗中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李白在寻找报国杀敌的机会时遇到了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其人是唐玄宗逃蜀路上新任命的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及江南大都督，正承诏以抗乱的名义招募抗敌兵马，特向客居庐山屏风叠的李白发邀请，李白在报国无门之际，因“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李白：《与贾少公书》，参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页。，满怀报国之心地入了永王幕府，辟为僚佐，真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于危难之秋。最能表明李白此时初衷与志向的是他写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试看其中的两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这里惯有李自负文韬武略过人、缺少自知之明的夸大其辞，但自己从戎是为君王、平胡虏、靖国难、复长安，却是真真正正的动机。然而李白却陋于知人心，他不知李起兵勤王是想与在灵宝即位的太子李亨争皇位，所以不听肃宗的调遣，在驻地拥兵自重，伺机夺权。结果引来肃宗派兵征讨，永王很快就“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永王兵败被杀，李白逃亡中途中被捕，被投入寻阳狱中。按附逆叛乱罪，李白当斩。李白在狱中写有多篇求救诗文投寄旧识，如《上崔相百忧章》、《狱中上崔相涣》等，得到张镐、宋若思的推覆清雪，尤其有旧识汾阳王郭子仪“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因而免诛”。但流放夜郎之罪却不能免，使李白万分悲愤，他有《雪谗诗赠友人》等多篇诉冤诗，痛呼“哀哉悲夫，谁察余之贞坚！”然而天聋地哑之时，这还算是不幸中之幸。李白在乾元二年流放夜郎途中因改元遇赦，这时的李白已经五十九岁，离他逝世仅有三年。如果从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义上说，李白在近殁之年，尤能以囚徒之心、流放之心、流徒之心，在“非所”与流落中意外地体验和咀嚼了一番人生滋味，和劫后重临江夏、岳阳和寻阳的多味感慨，写了在寻阳“非所”和南流夜郎寄内、留别贾至、赠别郑判官、经江夏遇张镐留诗、在江夏赠史郎中、陪族叔李晔和贾至游洞庭湖等诗作，这种楚臣去境、塞客衣单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荡，是非此不幸所难得之幸。
三、 永贞革新失败与诗家之不幸
唐代社会历史进入了中晚唐时期，宦官势力日益骄烈，有时不仅左右了朝政，甚至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而定。这种政治局面使一些身负官职的正直诗人深受其害。唐德宗执国时，因泾原兵变，他逃出长安时受过宦官的保护，因而信任宦官而不信任武将，开始用宦官监军，最后竟直接任用宦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使宦官由挟持兵权，而实际操纵了对皇帝废立的大权。这一宦官专权的政治祸患一直延续几代皇朝，并且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个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可见宦官权力之大，手段之狠。宦官连皇随意处置，什么诗人之类又岂在话下。
在唐德宗死后，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史称唐顺宗。他即位后实行了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在朝的诗人刘禹锡是监察御史，柳宗元是礼部员外郎，他们支持王叔文与一些同僚一起参与革除积习已久的政治弊端。当时推动唐顺宗下令罢免贪酷的京兆尹李实，减免捐税，停止宦官巧取豪夺的宫市，并策划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很有一番革除弊政的举动。但由于唐顺宗身患风疾，在位不到一年，即被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大官僚及藩镇势力迫使退位，推出了太子李纯为唐宪宗。结果参与革新的刘禹锡、柳宗元等都被贬谪到边远州郡为司马，遭受到残酷迫害。 唐宪宗是由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大官僚及藩镇势力拥立上台的，所以他对参与永贞革新的主干人物毫不留情，完全顺应了宦官一派的报复意愿。永贞元年九月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在贬途未及到任，就朝令夕改，又改贬降为朗州司马，使刘禹锡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在朗州被贬谪十年。元和十年他被召回京，写了《玄都观桃花》，因为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讽刺了当朝新贵，为当时宰相武元衡所不满，未准留京任用，又令其远去播州（贵州遵义）为刺史。同时被召回京的的贬官柳宗元认为那个地方荒远，刘禹锡老母忍受不了与儿子的生死之别，上奏提出以自己将去的比较好一点的柳州与刘禹锡对换，这时因为先已有御史中丞裴度以同一理由将刘禹锡的情况上奏朝廷，所以刘才改移连州（广东连县）。在此之后他被贬辗转于几州，经十四年后，大和二年他才回到京城。这时仇视刘禹锡的武元衡已被藩镇刺客射死，由时任宰相的裴度和窦易直的荐拔成为主客郎中，诗人这时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狠狠的讽刺了当年那些只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治权奸。刘禹锡大多数诗文都是在他被贬这二十四年中写的，其中的思想感情的深度与强度也是成就于他作为被贬诗人的经历与体验，这就是韩愈所主张的那种“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的不平之鸣，因此“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制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若至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贬黜经历成就了作为诗人的刘禹锡。刘禹锡对自己的被贬谪，他从不认为是自己有罪过，而是“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页。。他认为有罪的是那些对自己进行政治报复的邪恶者，所以他在诗作《浪淘沙》中说：“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在唐代被贬的诗人中，像刘禹锡这样始终坚守不以非为是的原则的人并不多见。
比起刘禹锡来，同时被贬的柳宗元，也是铁骨铮铮，并且早有家风传统。他的曾伯祖父柳在唐初为宰相，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帝被杀；他父亲柳镇是唐德宗时的殿中侍御史，为人刚直，因反对卢和窦参陷害侍御史穆赞，被贬为夔州司马。柳宗元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年仅二十一岁即考中进士，三年后又考学鸿词，授集贤殿正字，才华出众、众口赞扬。永贞革新时他以监察御史改任礼部员外郎。因为革新失败，元和元年他被贬为邵州刺史，走至途中又贬降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故于柳州任上。柳宗元在柳州多行善政。当时柳州有以男女为人质借贷者，到期还不上即没为奴隶。柳宗元设法使其家赎回，有贫苦而不能赎回者，柳宗元则用自己的钱帮助赎回其子女。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写了很多诗文，也是因十四年的贬谪之悲苦所换来的。如《捕蛇者说》、《永州八记》、《行路难》、《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诗文，都是在贬所写成的传世之作。他在任上死后，人们在罗池边上为他立庙供奉，至今仍以“柳侯祠”立世。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到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时，曾作了一个假设，他说：如果柳宗元在朝廷顺顺利利为官，“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如果“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参见《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页。。也就是用仕途通达，换取今天文学辞章的名声，“无疑也”，谁都会认为今天文学辞章的成就最宝贵。韩愈有被贬之苦的多次体验，也有“文起八代之衰”的抱负，始终认为文辞名声是永垂不朽的，所以他认为柳宗元这十四年之贬，比起诗文成果之大得是很值得的。这是诗文作家视诗文作品为本人的生命存在的执着态度。
四、 宦官乱国与诗家之不幸
由于晚唐宦官势力愈大，到唐文宗时（827年）大宦官仇士良专权，朝中分为宰相主持的“南衙”和由宦官执宰的“内侍省”（北司），形成为针锋相对的两个政治集团。元和九年（835年）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谋诛宦官仇士良，他们称左金吾卫的石榴树夜有甘露降临，诱使宦官去看，以伏兵借机除之，但事被泄漏，李训、王涯等全被仇士良所捕杀，事变株连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这次事变也使诗人卢仝丧失了性命。卢仝是范阳人，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有清介之品格，朝廷两次礼聘其为谏议大夫，因为憎恶专权的宦官集团而拒受。宋代诗人刘克庄说他的诗“有古朴而奇怪者，有质俚而文深者，有僻涩而条畅者”。严羽名其诗为“卢仝体”。元好问赞其诗为“纵横无似”的“真诗”。由于卢仝憎恨宦官集团专权，在诗中多有讽刺之作，因此他也成了宦官集团的眼中钉，早欲置之于死地。元和年间发生一次月蚀，卢仝写了两首《月蚀诗》，以意象手法借事寓意，内有怨刺宦官逆党的意思。如他写蚀月是精吞月入腹，使皇天识物之眼被遮蔽，陷天下于一片黑暗之中。他在诗中说日月本是“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被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在另一首写月蚀诗中，对吞月之也是恨之入骨：诗人恨憾自己是“血肉身”，“上天不为臣立梯磴”，“无由飞上天”，一展胸中之白刃，斩杀吞月之小物：“方寸有白刃，无由扬清辉。如何万里光，遭尔小物欺？”他还有一首《直钩吟》，说自己到了三十岁仍直钩无饵钓鱼，一直未钓着：“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由行？”卢仝这样愤世嫉俗，辱骂权奸，难为宦党所容。正好卢仝与当时宰相王涯有往来，一天正住于王涯家，因王涯参与李训、郑注组织的诛杀宦官的“甘露之变”，王涯被捕，被抄家，当时卢仝被从王家搜出，判为同党被杀。被杀时头上被铁钉钉牢，死得很惨。这正是由于宦官乱政，使一位特有风格的诗人，因为不苟从于邪恶而被残忍地杀害。金人元好问特别赞赏他的诗风诗才，在《论诗》中说他：“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比起不识卢仝的“真诗”而偏爱“鬼画符”的当世与后世的人，那些残杀诗人卢仝的阉党，其罪行则是死有余辜的。
晚唐之世藩镇割据，军阀作乱，农民造反，诗人置身于乱世，虽避之而难以远祸。诗人薛能是唐武宗会昌六年进士，广明元年为徐州节度使，后调任忠武军节度使，驻守许州。当时，薛能原先所任职的徐州方镇旧部，由大将周岌率军去防守水，路经许州，薛能因为对徐州军怀有旧情，就开城让他们住在许州城内的馆舍里。徐州军的周岌利用这次入城驻军的机会，发动叛乱，对徐州军攻击，杀害了薛能及其全家，自称留后。这次军阀叛乱使一代诗人惨死其中。
诗人皮日休曾隐居鹿门山，咸通八年进士及第，入朝为太常博士，对当朝弊政多有讥刺，尝言：“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起义，皮日休时在毗陵的镇海军为副使，为黄巢所执，黄巢惜其才，授为翰林学士，皮日休欲死未能，“劫令作谶文”，也就是以诗假传天意欺世，皮日休的诗谶语中最后一句是“果头三屈律”，以表是“巢”字，黄巢以为是嘲笑自己容貌丑，世传皮日休因此被杀。
晚唐咸通十年的进士司空图，曾官至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后归隐故家中条山的王官谷，自号“知非子”，朝廷屡征不出，置身于绳检之外。唐哀帝李天佑四年，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代唐称帝，国号为梁。朱全忠杀死哀帝的消息传到司空图耳中，这位远离是非之外的诗人、诗论家却悲愤不已，竟致绝食、吐血而死。
五、 牛李党争与诗家之不幸
在晚唐之世，有一个从唐穆宗到唐宣宗在朝中足足延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这两派争斗期间，也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命运。唐穆宗元和三年，李宗闵在对策中批评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所斥。李吉甫死后，李宗闵入朝为监察御史，后为宰相，又引牛僧儒为相，使李德裕被遣出为浙西观察使。唐武宗时李德裕入朝为相，李忠闵被贬死，牛僧儒亦被黜。唐宣宗时牛派又得势，李派全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于海南的崖州。牛僧儒还朝后也病死。这些得势时贬异党，失势时被异党贬，他们大小不等地都是诗人，但其人的休戚祸福对于作诗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但与这牛李两党有关的两个诗人的命运却大受影响。第一个是杜牧。杜牧出身于高门世族，在唐代尤其显赫。其先族可追溯到西汉御史大夫杜周。祖父杜佑以纂修《通典》于史传名，官至宰相；从兄杜也是宰相，弟弟杜是进士及第。杜牧的父亲杜从郁曾任秘书丞、驾部员外郎，在杜牧十岁时即去世，所以杜牧少年时代家境不好，但他苦读诗书，关心国政，二十岁时即已读了《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事；唐敬宗时大修宫室，贪好声色，杜牧作《阿房宫赋》，借秦事以讽当世，成为千古传诵的文章杜牧：《上知己文章启》，载《樊川文集》，上海古籍版社1978年版，第21页。。杜牧在廿五岁时即以诗文评论时政，很有见地，足具卿相之才。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当年又参加制举考试，在同一年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成为“两枝仙桂一时芳”，在唐代并不多见。他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官僚腐朽，同情人民不幸。以杜牧的才略足可为朝中宰辅，但有三条原因使他无缘于平生自许。一是高门世族出身，为人风流倜傥，不拘绳检，在上层社会的舆论欠佳；二是为人性情刚直，抱负宏远，对于权势的不肯敷衍苟从；三是在牛李党争中，他是牛僧儒所器重的人物，为牛僧儒淮南节度使府掌书记，并有诗《寄牛相公》，赞扬其在镇守江夏六年的功绩。李德裕虽与杜家是世交（李吉甫曾是杜佑门下吏），但一、三两条使他对杜牧难于任用。而牛僧儒虽比较欣赏杜牧的才略，也曾对杜牧多有关照和袒护，但因一、二两条，也难于重用。所以一代英才在外州几地为刺史，为京官时是尚省司勋员外郎、礼部员外郎，到临终之年才拜中书舍人。这是杜牧常以贾谊自比，叹息“公道世间唯白发”的深层原因。在他身上性格悲剧和时遇的不幸是统一在一起的。
杜牧的境遇受到了牛李党争的影响，而李商隐的不幸命运，更直接来自于牛李党争。李商隐是唐怀州河内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8年）。李商隐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九岁时父亲病故，生活孤苦，随堂叔用功学习，十六岁即能写出《才论》、《圣论》这样的文章，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令狐楚在宪宗朝当过宰相，属于牛党，他对李商隐很器重，并亲自教他与儿子令狐一起学骈文，使李商隐很快以骈文之作闻名于世；并在令狐的推荐下于开成二年得中进士。但当年令狐楚死去，李商隐失去幕职，在另谋出路时投入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其才，不久便把女儿许他为妻。当时王茂元被视为李党。这样就触犯朋党的大忌，被认为是对于牛党的背叛。开成三年他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本已为考官录取，复审时却被一权要抹去了名字，这是党争之祸给他的一个致命的、也是终生不幸的打击。开成四年他通过吏部考试在朝廷秘书省任校书郎，但朋党势力仍不放过他，不久即调为弘农尉。在唐武宗朝，李德裕为宰相，李商隐回秘书省任正字，这本来是一个机遇，但又遇见母亲病故，离官服丧三年，等到回来后不久，武宗死了，改朝换代，牛党又得势，李商隐便开始闲居。这时，当年与他一起学习的令狐官居宰相，对李商隐宿怨甚深，拒绝任用。李商隐只好在桂州、徐州、梓州几个幕府为幕僚，心情十分悲苦。大中五年他的妻子王氏因病去世，子女幼小，仕途失意一直到大中九年，是他人生最暗淡的悲苦期。他在梓州幕府跟从的节度使柳仲郢回长安，他亦随回，大中十年他任盐铁推官，三年后又罢官职回郑州闲居。一个旷代的诗人在黑暗的晚唐社会中，在朋党挤压中生活，报国无门，怀着“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的悲愤，于大中十二年死去，年仅四十六岁。其实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他并不自以为是哪一派，他广泛结交两方面的人物，有的是很好的朋友，对谁交往也不是为了讨好取利，对于令狐父子也绝不是“忘恩”、“诡薄无行”，但在当时却蒙受了最大的冤屈，以致坎终生，为人所痛惜。李商隐去世后，同时代不少诗人写诗悲悼他。诗人崔珏在一首《哭李商隐》的七律中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这对李商隐为人的才情与命运，以及为诗的意义与影响，可谓是称颂到了极点。冥冥之中如果真有九泉之下的“夜台”，那里去了一位为黑暗人世所不容的文星，也会照亮那个没有日月星光的黑暗世界。
唐代富有诗才的诗人甚多，灿若闪烁的星空。他们中许多人长期热心于进士考试，有许多人终未如愿；或进士及第后，入仕于官场，因为看破了这个是非场，失望而退出；或因忠直为事，坚持正义，也多为执政者所不容，遭斥遭贬，因此命运也非常坎坷。而唐代历史上几次大的，又从不同方面牵连了许多官场诗人，其命运遭遇也很悲惨。看到这些，我想起了杜甫《咏怀古迹・过宋玉宅》中的两句诗：“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此时我认为：如果是“国家不幸”，诗人也定会有其各自的不幸；而不论在那一时代，诗家的不幸也不能不是国家的不幸。为此，在本篇最后我不能不这样的感慨之言收结全文：从来哀怨起骚人，乱世多添感慨心。忧国忧民偏独醒，文章千古不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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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见的单音动词
1.诣：到，去。(见《桃花源记》诣太守)
2.劝：①鼓励，奖励;②受到鼓励、奖励。(见《逍遥游》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3.课：考核、督促、征收。(见《后汉书》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
4.化：教育感化。(见《陈情表》沐浴清化)
5.按、案：巡视，巡行;考察，核实，查明。(见明·张溥《五人墓碑记》按诛五人。)
6.游：①游玩，游览;②旅行，外出求学或求官;③交际，交往。(同游者。——唐穃~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又如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明穃~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7.趣、趋：①小步走，跑;又引申为赶快，迅速。②通“促”，催促。(见《兰亭集序》趣舍万分，成语“趋之若鹜”)
8.劾：检举，揭发。(见清· 梁启超《谭嗣同传》遣其劾帅。)
9.白：告诉，报告。(见《孔雀东南飞》便可白公姥)
10.短：进谗言，说坏话。(见《战国策·赵策》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
11.害：嫉妒。(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12.闻：(见《邹忌讽齐王纳谏》闻于寡人之耳者)①听说，听见;②使知道，报告给……知道。对于义项，③要特别注意。其中省略的人往往是最高统治者——国君，强化了这一点，阅读时就不至于认为下文中国君和主人公发生的事件显得突兀。怎么国君知道了并参加进来了呢?其实就是“闻”字在起作用。如“没死以闻”，“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13.折：指斥，指责，驳斥。
14.让：①责备，责怪;(见《项羽本纪第七》二世使人～章邯)②谦让，辞让。(见《论语》当仁，不让于师)
15.党：偏袒，伙同，包庇。(见《论语》群而不党。)
16.矫：假托，假传。(见《宋史〃张宪传》桧矫诏召飞父子至)
17.质：作人质;抵押。(见《战国策·赵策四》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18.次：①临时驻扎(用于军队);②住宿，停留(用于个人)。(见《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从祠中)
19.输：缴纳(贡品或赋税)——由“输送、运输”引申。(见《阿房宫赋》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
20.当：顶替。(见《捕蛇者说》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
21.坐：①因……犯罪或错误，触犯;②牵连，定罪。(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使与邾大夫坐。又《赵尹韩张两王传》又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又《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辛未， 文静 及 文起 坐死，籍没其家。”)
22.多：赞扬,欣赏。“高、贵”等字，若带宾语，就是意动，也意译为此。(见唐· 白居易《与元九书》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也。)
23.少：批评，轻视，看不起。(见王充《论衡》儒生之徒亦自相少。)
这是一些常见的单音动词。我们基本可以按照官员行为、他官(官场)反应、社会评价三个层面来掌握。
二、官职人物常用词语
1.表官职的
(1)宰相：总揽政务的大官。宰，主持，相，辅佐。(2)御史大夫：其权力仅次丞相。(3)六部：吏、户、礼、兵、刑、工。(4)三司：太尉，司徒、司空。(5)中书省：中央行政机要机关。(6)尚书：六部最高行政长官。(7)太尉：军事首脑。(8)郎中：尚书属下部员。(9)宦官：宫廷内侍，又称太监。(10)侍郎侍中：宫廷侍卫。(11)校尉：汉代军事长官。(12)翰林学士：管文件，图书，侍读。(13)太史：记史，管文收。(14)国子监：中央教育机构。(15)左右拾遗：唐代谏官。(16)总督：清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17)巡抚：总揽一省行政军事长官。(18)知州：州一级行政长官。知，管理。(19)太守：郡一级行政长官
(20)主簿：秘书。
2.表官职变化的
①表授予官职的词语。
征：由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职。如：公车特征拜郎中。《张衡传》
辟：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如：连辟公府不就。《张衡传》
荐、举：由地方官向中央举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如：举其偏，不为党。《左传"襄公三年》
知：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宋史·侯可传》
拜：授予官职。 如：……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征拜郎中。《张衡传》
选：通过推荐或科举选拔任以官职。《元史·贾鲁传》：“延、至治间……选丞相东曹掾。”
除：任命，授职。如：寻蒙国恩，除臣冼马。《陈情表》
授：授给、给予官职。《元史·贾鲁传》：“秦定初恩授东平路儒学教授。”
赏：指皇帝特意赐给官衔或爵位。如：八月初一，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谭嗣同》
封：指帝王将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如：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鸿门宴》
起：起用人任以官职。如：鲁居丧服阕，起为太医都事。《元史·贾鲁传》
察：考察后予推荐，选举。如：察臣孝廉。《陈情表》
仕：做官。如：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仕宦：做官，任官职。如：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孔雀东南飞》
仕进：进身为官。如：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晋书·许迈传》
②表罢免官职的词语。
罢：免去，解除官职。如：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魏其武安侯列传》
绌、黜：废掉官职。如：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封建论》
免：罢免。如：免官削爵。〈汉书《贡禹传》〉
夺：削除。如：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书博鸡者事》
③表提升官职的词语。
升：升官。如：升(鲁)台都事。《元史·贾鲁传》
擢：在原官上提拔。如：擢为后将军。《汉书"赵充国传》
拔：提升本来没有官职的人。如：山涛(人名)作冀州(长官)，拔三十余人。(李白《与韩荆州书》)
迁：一般指提升。如：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谊传》
陟：进用。如：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出师表》
晋、进：晋升官职，提高职位或级别。如：成语“加官进爵”
加：加封，即在原来的官衔上增加荣衔，一般可享受一世特权。 如：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宋史·辛弃疾传》
拜：按一定礼节授予(任命)官职，一般用于升任高官。如：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④表降低官职的词语。
谪：因罪被降职或流放。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
贬：①降职。如：贬连州刺史。《刘禹锡传》②降职并外放。如：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新唐书·柳宗元传》
放：一般指由京官改任地方官。如：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卜居》
左迁：降职贬官，特指贬官在外。如：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琵琶行》
窜：放逐，贬官。如：暂为衔使，遂窜南夷。(韩俞《进学解》)
左除、左降、左转：降职。如：帝怒，乃罢(陆)贽宰相，左除(张)滂等官(《新唐书·装延龄传》)
出宰：京官外放出任地方官。如：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后汉书·明帝纪》)
⑤表调动官职的词语。
迁：调动官职，一般指提升。《汉书·王尊传》：“迁东郡太守。”
徙：一般的调动官职。如：徙王信为楚王。《淮阴侯列传》
调：变换官职。如：调为陇西都尉。《汉书"袁盎传》
转、调、徙：调动官职。《张衡传》：“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补：补充空缺官职。如：太守察王尊廉，补辽西盐官长。《汉书·王尊传》
改：改任官职。如：改刑部详覆官。《宋史·王济传》
出：京官外调。如：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张衡传》
⑥表兼代官职的词语。
兼：兼任。如：余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
领：兼任(较为低级的官职)。如：桓温镇江口，复引(乔)为司马，领广陵相。《晋书·袁乔传》
行：官职。如：太祖行奋武将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署：、暂任。 如：太守奇之，署守属监狱。《汉书·王尊传》
权：暂代官职。如：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刘公嘉话》
判：高位兼低职。如：除镇安武胜军节度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宋史"韩琦传》
假：临时的，的。如：乃相与共立为假上将军。(《史记·项羽本记》)
摄：暂代官职。如：俄检校侍中，摄史部尚书。(《新唐书·杜如晦传》)
守：官职。如：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为主薄，守高密令。(《三国志·王修传》)
⑦表辞官
告老：官员年老。如：《汉书?疏广传》时年已七十，遂隐上山，悬车告老。
解官：辞去官职。如：《包拯传》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
请老：古代官吏请求退休养老。如：《左传》祁溪请老，晋侯问嗣焉。
乞身：古代认为官吏做官是委身事君，因此称请求退职为“乞身”。如：时天下略定，通思欲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后汉书·李通传》)
乞骸骨：古代官吏请求退职，意思是使骸骨归葬故乡。如：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后汉书·张衡传》
从他的著作年谱可见，从政之后写了不少表、状、碑、记、文、志，一时年少得志，名声远扬。当时朝廷高层中，有两个改革派大人物――王叔文、王桑他们瞄上了柳宗元。在二王的赏识与运作之下，柳宗元升迁监察御史。这一职务品级不高，仅仅正八品下，但是因为职在监察内外官吏，权限甚广，是要继续升官的前奏。二王开始率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推行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柳宗元也官升政客生涯的顶峰――礼部员外郎，大约相当于今日部委的一个副司长，虽然品级仍然不高，一般为六品左右，但属吏中要职。这一年他三十二岁，政坛新星，踌躇满志。
可惜福祸相依，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帮文人组成的革新集团，根本撼动不了此前运营已久的宦官和军队的坚硬根基，唐顺宗只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革新集团也只掌了短短一百四十六天的权便宣告失败。二王中的王杀槐嵛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人物，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这就是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起初是被贬为邵州刺史的，赴任途中又接噩耗，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一待十一年，四十二岁的柳宗元接到诏书回长安，本来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可是遭遇小人捣乱，又被改派，虽然官职回升了一点点，但是长途跋涉了三个月，到了比永州更加偏远的柳州任刺史，即柳州的行政长官。四年之后，郁闷地死于柳州任上。
重读柳宗元，从北京读到清迈，再从清迈读回北京，通读其所有著作之后，要想描述这一面目，关键词还是“公务员”。虽然他才华过人、文采超群、情怀广大，但是纵有千般风情，也都只是“公务员”一词的定语而已。
细研柳宗元著作年表，会发现他风华正茂、官运亨通时，撰文大多是明确的公文性质，那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留存的诗作当然更多个人化的性情抒发，但其中也不少应和之作。总之一副标准的有才华公务员的样子。政治大变革中站错队伍，被贬永州，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职业生涯被毁到底，一时也无望卷土重来，只得另觅他途，寻求人生依仗。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如何“取贵”呢？他也想好了――“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柳宗元的人生从此不同，也因此，唐朝的历史也许少了个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却多了个集文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了不起的人物。
将柳宗元置于大唐公务员这一普通人身份，也许可以解开不少“柳学”中争论不休的迷雾，比如他与佛教及道教的关系。我是同意融合之说的，但是此融合非彼融合，儒道佛三家，都别急着往他身上贴标签，他既不是要用儒来融佛和道，更不是要用佛来统儒和道。儒道佛三家都只是他的素材，他要用这些素材画一幅自己的大画，亦即建立自己的全景式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幅大画能不能这么画，以及最终如何，我没能力置评，我能说的是――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佛道儒三家的精研，也许只是出自一个公务员的责任心。
柳宗元有过可谓辉煌的青少年时代，自然自视不低，目睹整个社会价值观如此易变，内心升起“我不琢磨谁来琢磨，我不明白谁会明白”的雄心壮志，也就不奇怪了。这一心理活动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想而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大唐公务员，无论身居要职，还是失意被贬，他有责任“与中央保持一致”，“把握时代的脉搏”。也唯有琢磨透“中央的意思”，才有可能重回长安，仕途再度辉煌。当然，这仍是我个人的猜想。
曾经有人不无阴损地挤兑汉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说为何终南山隐士多呢？只因离长安近啊，皇帝老哥一朝回心转意有召唤，这些假装看破红尘、隐居山林的文人们春风得意马蹄疾，飞奔着就回到皇帝老哥身边了。以我通读柳宗元的观感，他的品性绝不至如此不堪，但是去除掉这一说法的阴损成分，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们从小就把“忠孝”二字烙在骨头上，随时心系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按照这一猜想来贴近柳宗元，他的大唐公务员履历表一行行白纸黑字旁边，似可加上心理轨迹变化图作为注解――起初一路还算顺利，考取公务员，学以致用，当然主要是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心态。陡遭恶变，被贬蛮荒，加之又住在永州的龙兴寺，与和尚们打成一片。消极点想，这是心中郁结需要排遣；积极点想，断往古、明圣法。总之，他开始重拾自幼就喜好的佛家理论。随着日月更替，人也待住了，心也待稳了，更重要的是，整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成熟，这才认清形势，脚踏实地从头再来，开始摸索三教融合之道，画自己的那幅大画。
关键词：光武帝；不义侯；虚封
在汉代，“侯”是仅次于“王”的贵族封号。在光武帝“中兴汉室”的过程中，却有独出心裁之举：册封了一个“不义侯”，形成了具有贬抑性的特殊封号。
出现“不义侯”爵赏的历史背景是：建武二年(26)二月，正当光武帝刘秀逐鹿中原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的意外变故。彭宠在刘秀初定河北的过程中曾经被倚重为“北道主人”，而且他的多位部下将领，如吴汉、盖延、王梁皆是一时英杰，后来均成为辅助刘秀开国的重要人物。因此，彭宠之叛，给刘秀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刘秀在处置这一复杂的局面时，极为持重，乃至于有迹近柔软寡断之嫌。这场叛乱，一直延续到建武五年(29)二月，先后历时四年，才得以侥幸平定。之所以称之为“侥幸”，是因为叛乱的首脑彭宠并非死于汉军平叛的战阵之上，而是在他的宫室之中，被他的家奴(时称“苍头”)子密等三人劫持后刺杀身亡。子密刺杀彭宠，替刘秀除掉了心腹之患，就“平叛”的军政形势而言，无疑是给刘秀“立功”的，理应有封爵之赏；但是，子密“以奴弑主”之举，从纲常伦理而言，等同于叛逆，统治者是不方便公开褒奖的。刘秀的处理方式是：封子密为“不义侯”。不吝侯爵之位，同时，又以“不义”之名对子密等人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前贤今哲对汉代的封爵制度，多有论述，可谓不胜枚举，但是，对“不义侯”问题，除了唐宋时期的政论家有所贬议之外，并无专题研究之作。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之举，就政治史、军事史的范围来做考察，不外乎是特定环境下“从权达变”的处理方式，本可以不加深究；但是，如果从制度史、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的角度立论，则很有研究之价值。
一、“不义侯”的出现在制度史上的意义
它的主要意义有二：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
1、以列侯名号暗寓贬义，始于汉高祖；把明显的贬斥加于侯爵之赏，则是光武帝的创造。
按照常规，列侯是尊显之位，其爵号理应与贬斥无涉。但是，在君主的有意操作之下，也可以借以表达明显的贬义。
刘邦开国之后，封其长兄之子刘信为“羹颉侯”之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早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刘邦做了开国皇帝之后，对其嫂子当年的行为依然心怀怨恨，以至于遍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刘邦的父亲以太上皇的身份出面提醒，刘邦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这才封刘信为侯，刘邦为了宣泄胸中犹存的怨气，封刘信为“羹颉侯”。羹颉，这一特殊的封号，内涵何在?古人早有讨论。《史记索隐》曰：“羹颉，爵号，非县名，以其栎釜故也。”此说在于揭破刘邦“羹颉”之封的“泄愤”用意。《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之说：“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对此，颜师古有按语说明：“高祖取其山名为侯号者，怨故也。”西汉的封爵之号，按照制度均来自于地名，刘邦为了宣泄对其长嫂的怨恨，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在封域之内，找到了“羹颉山”这一少见而奇特的山名，才使得刘信的封号与当年的“栎釜”之事产生了关联。
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所表达的贬斥更为明显和激烈，已经不是“暗寓”，而是公开的批判了。此举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导致了若干的批评。
2、列侯爵号与封地邑名无关，“列侯虚封”渐成新局。
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之举，在于使列侯封爵与封地相脱离，完成由“裂土实封”到“名号虚封”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汉代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大致说来，由“军中权宜”、“羁縻特例”到官场常例，是这一变化的基本轨迹。
西汉的侯爵之封，本分两等：列侯(通侯)皆有实封之地为其食邑，而关内侯则无实封之地。东汉时期出现了部分列侯受封而无食邑的变化，追究其源头，与光武帝的“不义侯”之封应有直接的关系。古人对此早有判识。宋人赵与时论定：“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军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陆侯，光武封彭宠奴不义侯，以至镌胡、镐羌、向义、建策之类，非制也。然冠军侯国在东郡，富民侯国在沛郡蕲县，博陆初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这个论定，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如果仔细考索，侯爵名号与地名分离的起源，应该是在汉武帝时代。张骞受封为“博望侯”，“博望”二字是地名、还是含有褒奖的特别名号，古人早存两说，此处暂且存疑而不论。将军赵破奴，以有军功，封为“从骠侯”，是可以检索到的可信记录。“从骠”是跟随骠骑将军之意，而非地名。类似情况，还见于将军公孙敖受封为“合骑侯”。“合骑”也非封邑地名，而是因为表彰他有率军与骠骑将军会师之战功。
在西汉的职官体系中，较早集中出现与封邑地名无关的封君名号，应该是在实施“羁縻”统治的周边地区。在西域诸国中多见可以表达政治上隶属于汉王朝的官爵名号。如：鄯善国(本名楼兰)，就有“辅国侯”、“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等汉化官爵名号。龟兹国，有“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却胡君”等官爵名号。同类官爵名号还见于危须国的“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焉耆国的“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击胡都尉”、“击胡君”等。在汉武帝经营岭南之时，也曾经对归附中央王朝的越人首领人物，封以褒奖式的官爵封号。如：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分别出兵征讨南越国时，还借重了归附的三位越人将领，“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其中的“归义越侯”、“驰义侯”，均属于本文所讨论的政治褒奖式侯爵，其爵号非实封邑地之号。
这种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涉的情况，在王莽秉政到废汉自立时期，曾经较多出现。如：王莽初为安汉公秉政，追褒陈汤矫制发兵讨杀郅支单于之功，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同时受封为“讨狄侯”的杜勋，是陈汤当年的部属。
平帝死，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心知王莽必有代汉之事，举兵讨莽。王莽大惧，派遣其党羽七人统兵镇压。其中就有明义侯王骏、忠孝侯刘宏、震羌侯窦兄。还有一位与翟义有私仇的宛令刘立，“闻义举兵，上书愿备军吏为国讨贼，内报私怨。莽擢立为陈留太守，封明德侯。”其中的“明义
侯”、“忠孝侯”、“震羌侯”、“明德侯”的侯爵之号，显然不是封邑地名，而是褒奖美号。
王莽自立之后，封拜的诸位辅臣，其爵号皆带政治性的褒义：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构成为“四辅”；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构成为“三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构成为“四将”。高级官爵的名号，皆围绕着维护王莽“新室”的安定与兴盛而确定。
王莽借重封号来做政治文章的手法，对光武帝是有借鉴意义的。光武帝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高标“义”的价值，就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之一。他把拒不与王莽合作的隐士尊崇为“天下义士”；还对许多归附于自己的将领颁授与“德”、“义”相关的官爵美号。仅据南宋徐天麟所撰《东汉会要》卷一八“王侯号”条，列举的与“德”、“义”相关的封侯者就有：承义侯冠恂、成义侯梁统、兴义侯耿况、奉义侯景丹、辅义侯厍钧、扶义侯辛彤、助义侯竺曾、褒义侯史苞、褒德侯卓茂、归德侯刘飒、不义侯苍头子密。其他见于列传的尚有：万修，“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王遵，“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文齐，力抗公孙述，“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梁统与文齐的侯爵之号，居然同为“成义侯”。马宫，以“行能高洁”著称，官至大司徒，封扶德侯。如此众多的侯爵，以“德”、“义”为号，使得东汉开国时期的列侯，有一部分没有实际的封邑，他们所得到的是荣誉性的封号。如此，就出现了部分列侯实际上等同于关内侯的局面。
在如此众多的褒封侯爵之中，引发争议最多、影响最大的，首推苍头子密的“不义侯”。
二、“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的影响
光武帝的“不义侯”爵赏，在当时就很有影响。后人对之有政治实践层面的仿效，有政论与史论层面的褒贬，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刘秀本人的预料之外。
最著名的仿效行为，当推宋太宗对被俘的赵保忠(即李继捧)赐爵“宥罪侯”一事。赵保忠出身于党项，在宋朝和党项两大势力之间叛附不定。淳化五年(994)，在宋军大兵压境之际，赵保忠与党项首领李继迁(与宋朝关系密切时，则称为“赵保吉”)的内讧白热化，宋军乘机攻克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生擒时有叛逆之实的赵保忠，押送京师。宋太宗对之诘责多端，赵保忠不能对，但顿首称死罪。宋太宗下诏释罪，赐爵“宥罪侯”。对此，清儒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的“按”中，有一总揽历代事类的评价：“书‘赐爵’，讥宋失刑，且失赏也。昔东汉彭宠据渔阳叛，苍头子密杀宠以降光武，封为‘不义侯’；北魏宦官符承祖坐赃应死，孝文原之，封‘佞浊子’。斯二者，史臣犹议其非，况保忠身为叛逆，罪又甚焉。而宥之、侯之，是叛逆可宥，何罪不可宥?叛逆可侯，何人不可侯哉?紊刑赏而坏名器，太宗此举所失多矣!”宋太宗的举动显然是借鉴了光武帝刘秀的前例，而史官的批评意见，则代表了后世多数史论的基本倾向。
不认同刘秀“权变”之术、从而获得时人高度评价的，则应该推举隋唐之际的豪杰窦建德。当时，与窦建德为敌的滑州刺史王轨，被其家奴所杀，家奴“携其首诣建德降。建德日：‘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悦，即日请降。于是其旁州县及徐圆朗等皆望风归附。”窦建德虽然是失败了的英雄，他对于发生在敌对阵营中的“奴杀其主”事件的处理，更带有英雄豪气，他得到了时人以及史官的好评，自然有其意义。
评论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之得失的历代史论，值得我们注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意援引唐代大臣权德舆的论断：“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归于乱，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义’为名。且举以不义，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汉爵为不足劝矣。”司马光虽然未曾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根据其纪事义例，必定是赞同权德舆的判断而对光武帝之举心存遗憾。权德舆《封子密为不义侯》的政论，除了《资治通鉴》的摘引之外，现在还有其他保留文字更多的版本传世。从中可以看到，权德舆对刘秀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况四方甫定，伤夷未复，不稽古训，以喜怒为刑赏，使天下陪台厮养各幸其君之乱，而徼侯印，授诸侯危疑之势，鼓臣下叛涣之原，弃名器而泪彝训，且以宪令为戏，时风浩荡而不复至，使桓灵不道、山阳胁夺，本其所以自庸，讵知非封不义之效欤?”据此，权德舆甚至把东汉末年的失德失政、乃至于被人攘夺，均指为封“不义侯”的后果，可谓诛心之论。宋代学者徐天麟，同样指责光武帝之举为失误。“至于彭宠苍头，以奴弑主，而封之不义侯。夫果不义，则不应封爵，使其功可封，则非可言不义矣。光武于是失之。”
关键词：刘长卿 赠答诗 仕隐矛盾
刘长卿是大历名家，却一生坎坷。他家境贫寒，久困屋场，科举晚第，蒙冤受难，入狱遭贬。这些特殊经历造就了他既想跻身达宦又想弃世归隐，反映在赠答诗里，就是仕隐两难的矛盾。对此，本文拟结合赠答诗文本，就刘长卿的仕进精神、隐逸情怀以及仕隐两难的矛盾原因进行解读。
一、修齐治平的仕进精神
《论语・微子》有言：“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孟子也称：“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2]前者表明不入仕则不义，从伦理道德的标准要求君子应以仕为荣。后者则以耕于农比之仕于士，直接强调入仕乃士子的第一要义。诚然，以上两种说法都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要求，但也为古代士子实现理想指明了一条道路。也正是如此，其时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才不惜寒窗十载，以期跻身仕宦，实现移孝尽忠、家国同构的人生理想。生活在大历时期的刘长卿自然也不例外。如他作于天宝元年（742）前后的《小鸟篇上裴尹》一诗，诗云：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r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鹩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
全诗采用比兴手法，将诗人自己比作孤苦无依的小鸟，急切渴望能找到容身之处。刘长卿这首干谒诗，反映的是他进身无门，急于得到赏识的焦灼心态。应该说，刘长卿的仕进精神在这首赠答诗中初露端倪。而他作于天宝五载（746）或六载的《客舍喜郑三见寄》一诗中的“十年未称平生意，好得辛勤读书”[3]句，则直接反映了刘长卿入仕苦读却连续十年不第的无奈和心酸。
至德元载（756），长卿初任长洲尉，就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现实精神。如《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一诗中“关中因窃据，天下共忧。南楚有琼枝，相思怨瑶瑟。一身寄沧州，万里看白日。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3]就是诗人针对潼关失守发出的感慨和呐喊。文人士子面对国难，敢于担当的英勇品质在此一展无遗，它是诗人仕进精神的纪实反映和升华。而《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一诗中“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风尘生害马，河洛纵长鲸。本谓才非据，谁知祸已萌。食参将可待，诛错辄为名。万里兵锋接，三时羽檄惊。负恩殊鸟兽，流毒遍黎氓。朝市成芜没，干戈起战争。人心悬反覆，天道暂虚盈。略地侵中土，传烽到上京。王师陷魑魅，帝座逼偾埂N妓嘶胡马，秦山泣汉兵。关原驰万骑，烟火乱千甍……”[3]则是深刻揭露安史之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写实精神可与“诗圣”杜甫相媲美。试问，倘若不是长卿以士大夫高度的责任感自律，又何尝能写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应该说，正是如此，我们才在赠答诗中体味到长卿关心时局、关爱民生的士大夫精神。
大历九年（774），长卿谪官睦州。这一时期，他虽然再遭贬谪，但只要有机会，其心中仍激荡着投身仕途的热情。如作于大历十三年（778）秋的《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诗云：
建隼罢鸣珂，初传来暮歌。渔樵识太古，草树得阳和。东道诸生从，南依远客过。天清婺女出，土厚绛人多。永日空相望，流年复几何？崖开当夕照，叶去逐寒波。眼暗经难受，身闲剑懒磨。似^占贾谊，上马试廉颇。穷分安藜藿，衰容胜薜萝。只应随越鸟，南翥托高柯。[3]
诗的前四句不惜笔墨的赞颂李使君的政绩，后六句则逐一书写自己的困境，表达想要依托李纾的愿望。其时长卿约已61岁，且身处贬所，主客观条件都制约其仕进理想的实现。但即便如此，长卿仍然踌躇满志，希冀有所作为。这种不屈服现实、勇于改变命运的努力和抗争是古代士大夫仕进精神的缩影。同样作于睦州贬所的《寄会稽公徐侍郎》诗中“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3]一句也是诗人坚定效忠朝廷的体现。
应该说，仕进是长卿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绝非个例，而是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写照。
二、弃世归山的隐逸情怀
与仕进相对的隐逸也是我国古代常见的现象。儒家所主张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实为士人指出了另外一条生存之道。
刘长卿所存赠答诗中，隐逸主题反复出现。如他在天宝初年东游途中所作的《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有诗句云：“惠爱原上情，殷勤丘中诺。何当遂良愿，归卧青山郭。”[3]这首诗作于长卿屡试不中时，多年的落第经历时时击打着他，让其原本火热的进取之心逐渐冷却了。反映在诗里，就萌生出了隐逸的念头。应该说，这是长卿遭遇科举失利后的消极回避反应。
如果说长卿早期赠答诗中流露的归隐之念是遇挫后的防御心理，那么当他踏上仕途后，是否就不再复吟归山呢？实则不然。如他作于至德二载（757）的《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一诗有云：“惆怅空伤情，沧浪有遗迹。严陵七里滩，携手同所适。”[3]王]运《唐诗选》评其：“清无俗尘”。[3]的确，长卿在这首诗中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妙景致，如若没有一颗憧憬隐逸的灵心，写出来的诗句或许就要大打折扣了。在他《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中的“鸟声春谷静，草色太湖多。傥宿荆溪夜，相思渔者歌。”[3]以及《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中的“夕阳留古木，水鸟拂寒浪。月下扣舷声，烟中采菱唱。”[3]句都充满了隐逸情怀。可见，仕途生活带给长卿的并不全是满意。但仔细品读这一时期的诗作，其隐逸情感较为淡然。可以说，这一时期长卿对隐逸仅是向往之情，并非真的决意要隐。
至德三载（758）春，长卿被罢去摄官，不久又被下长洲狱。这是他首次遭遇政治迫害，亲历官场黑暗。如他的《非所留系寄张十四》曰：“不见君来久，冤深意未传。治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因书欲自诉，无泪可潸然。”[3]这是长卿被诬下狱后对冤气的申诉，对直道的呐喊。随后，长卿又被贬南巴，这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因而在其《赴南巴书情寄故人》中言“裁书欲谁诉？无泪可潸然”，在《会赦后酬主薄所问》中曰“重见太平身已老，桃源久住不能归”。正是在一系列的冤屈和不平之后，盘桓在长卿思想深处的归隐之念又一次出现在其诗中。如《题王少府尧山隐处简陆鄱阳》诗曰：
故人沧洲吏，深与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买田楚山下，妻子自耕凿。群动心有营，孤云本无着。因收溪上钓，遂接林中酌。对酒春日长，山村杏花落。陆生鄱阳令，独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随君永栖托。[3]
周E评曰：“神气宕跌，怪丽不恒，得其词源，足兴风雨。少府隐居心迹，描摹入化矣。此述少府隐居，兼美陆生同调也。合为吏而志在栖隐，即能解阻躬耕，不与世情群动相逐，惟有钓饮山村为乐，少府真意超物外者哉！”[3]是为的评。长卿描述王少府隐居情形，实则是向陆鄱阳表达自己的隐逸情怀。“早晚休此官，随君永栖托”反映了长卿对为官的厌倦，对归隐的决心。
大历六年（771），长卿出使湖南，任职鄂岳。此时，他已历经贬南巴、幕淮南、进长安、再幕淮南等一系列官场坎坷，确已体味到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因而，这一时期，隐逸主题反复出现在其赠答诗中。如《赠元容州》中“避世歌芝草，休官醉”[3]用秦末四皓、东晋陶渊明典故暗合归隐情趣;《汉阳献李相公》中“几人犹忆孙弘阁？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还丞相印，十年空被白云留。”[3]也表达想要如范蠡一般归隐江湖。此外，长卿诗中多用渔夫意象喻归隐。如《赠湘南渔夫》中“沉钩垂钓不在得，白首沧浪空自知”[3]《长沙早春雪后临湘水呈同游诸子》中“君问渔人意，沧浪自有歌”[3]345、《江中晚钓寄荆南一二相识》中“垂钓看世人，那知此生足”[3]都表达隐者渔夫的自得其乐。隐逸此时已是长卿的精神寄托了。
大历八年（773），长卿任鄂岳转运使判官筹集钱粮，与任鄂岳观察使的吴仲孺产生龃龉，后者诬陷长卿“犯赃二十万贯”。其后长卿虽在监察御史苗傻陌镏下得以减罪，但仍被贬睦州。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次贬谪，随后尽管有任随州刺史，但一年后就颠沛流离，闲居江东了。经过此番折磨，长卿赠答诗的对象出现了颇多佛道人士，其隐逸心迹也由隐变显了。如《赠微上人》中“何时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3]《对酒寄严维》中“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3]《酬灵毓相招》中“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3]《寄许尊师》中“世人知在中峰里，遥礼青山恨不归”[3]等无一不显示了长卿此时身在尘俗，心已归隐的情况。
纵观长卿一生，未仕即谈隐，却终身未隐。他对隐逸的情感态度并非始终不变，而是随着其经历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明晰、强烈并最终坚定的。
三、仕隐矛盾之原因探微
品读刘长卿的赠答诗，其仕隐矛盾始终存在。尽管他不是这一矛盾的个例，但其仕其隐的原因并非可与他人一概而论。首先，刘长卿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以及德宗四朝，他既聆听过盛唐强音，也目睹过安史之乱引发的社会灾难。国家由强入衰带来的一系列巨变在善感多思的长卿心里留下的创伤可想而知。其实，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大历时代的悲哀。生活在如此环境之下的诗人，面对的宦海风波自然要较太平盛世更为猛烈。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长卿总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摇摆。正如李连霞所言：“从社会阶层、社会力量而言，隐逸阶层的出现，缘于一部分人与统治阶级及统治制度产生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不是农民起义式的显性冲突，而是一种隐性冲突。”[5]诚然，当诗人个体与统治阶级整体相处和谐时，仕进精神便占上风。反之，隐逸情怀便悄然昂首了。其次，刘长卿约37岁才中第，他多年饱读圣贤书，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忠君爱国致仕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对他的影响是深厚且长远的。长卿尽管中第较晚，且蒙冤入狱，两遭贬谪，但他对国家的命运，时局的关注，人民的苦难不因自己的遭际而有所改变。我们在其诗中读到的是对直道的呐喊，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的忧患。正是这种博爱精神，这种关注人命运的人文情怀激励、引导他艰难地行走在仕宦途中。因而，长卿虽未仕谈隐却终身未隐。最后，隐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所反映的是特定群体的特定心理反应。从刘长卿的仕隐经历来看，隐逸是他遭遇不公正待遇后的回避心理，是他缓解现实痛苦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理想人生的一种状态。这与那些“隐居以求其志”[6]的真隐士有着本质的不同。
要之，我们在解读刘长卿赠答诗中的仕隐矛盾时，不能将其等同一般的赠答诗来考察，而应结合大历特殊的时代背景、长卿的人生理想以及其个人遭际来综合审视，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仕其隐的真正内蕴。
（指导老师：付兴林）
（项目基金：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2015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唐代赠答诗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LGYCX1509]。）
注释：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2]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3]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李连霞，王加鑫：《解读隐逸》，唐山：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世界观基础是一种泛联系思维方式,它认为世上万物都有其“同构性”,黄俊杰把这种思维机制表述为这样三项命题:“(1)宇宙间的事物都具有同构性,因此可以相互感应或类推;(2)宇宙中的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及全体之间均是有机而互相渗透交互影响的关系。”〔1〕这种万物同构的观念使人在认知客观事物的时候,省略了由表及里的分析过程,而直接将“心”———实际上是外物引起的心理联想植入被观察的事物本质之中。这种思维机制反映到文学批评上,就是强调在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过程中,略过读者和作品—作家之间时空因素、文本因素等等物质隔阂,直接透过语言层面寻求一种心理共鸣的直觉感悟。如陆游说读东坡词能感到“天风海雨逼人”,就体现了上述的思维机制。笔者在这里将它称之为体悟型思维。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这种思维模式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表现。
一、体味说
体悟型思维之所以称之为体悟,反映在文论中,首先强调的自然是用“体”的方式解读文学作品。体,本是身体,引申为动词的体验,《荀子•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2〕再引申为亲近,《礼记•学记》:“就贤体远。”〔3〕再由亲近的体验而带有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意思:《礼记•中庸》:“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朱熹注云:“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4〕因此,以体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即要求读者全身心投入其中,与作者为友,甚或化身为作家体验其诗文中所描写的情境。”〔5〕这种设身处地的投入,不但是化身为作家,而且在小说戏剧批评中,也主张化身为作品中的人物。如金圣叹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独劈罗真人”一节,就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自身体验为依据对古本作修改的:李逵……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金圣叹批道: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绝。俗本作玉枢宝经,谁知之,谁记之胡?甚矣,古本之不可读也。)李逵爬上来,搠破纸窗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金圣叹批道:云床也,乃自戴宗眼中写之,则曰云床;自李逵眼中写之,则曰东西,妙绝。俗本讹)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金圣叹批道:香也,却从李逵眼中写成四字,用笔之妙,几于出神入化矣。俗本又讹,真乃可恨)。……〔6〕
这一段文字中金圣叹共做了三处改动:一是听罗真人念经号,原本说是念《玉枢宝经》,金圣叹认为这不符合李逵的身份体验,李逵是个文盲,对道教一窍不通,怎么会稍微一听就知道是《玉枢宝经》呢?于是改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二是对云床的描写,因为在这之前戴宗见罗真人时,已经写到是云床了,那是因为从戴宗眼中看;而金圣叹认为李逵眼中就不能这么文绉绉地说云床了,只能是“日间这件东西”。三是对香的描写,金圣叹同样从李逵自身的体验出发,认为改成“烟煨煨地”几个字乃是“用笔之妙”。这些议论是很有见地的。以“体”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自然也强调感官体验在作品阅读中的作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重要的“通感批评”特征。这种批评方式的思维路径主要是将读者对作品的理性思考化为感官体验的“联觉”,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读者将阅读结果转换成味觉体验,对其反复品咂,求得真味,也即求得真理。朱熹即以“吃果子”〔7〕作譬喻,说明认知事物的道理。“体”只是认知的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取其中的“滋味”。滋味说是钟嵘提出来的一种文学接受方法,他在评说五言诗时说:“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8〕。滋味说的核心范畴就是“品”。作为感觉动词,“品”意味着将审美体验转化为一种味觉体验,将精神上的审美感受转化为感官的直觉。朱熹在这里把“品”进一步阐释为“涵咏”,是因为将审美感受转换为感官直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审美感受不单纯是知觉,还包括理性的思辩。因此,上述的转换就形成了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的循环往复。
二、妙悟说
体悟型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来自于禅宗思维。我们知道,“悟”本就是佛家重要的思维手段,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讲的就是“悟”。所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9〕以禅入诗,以禅喻诗,是唐宋以来重要的文学风尚。唐代统治阶级明白儒以治外,佛以治内的道理,又尊道教始祖老子为先祖,因此兼容三教,交互为用。朝廷上举行三教辩论,也是“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10〕,最终导致了禅宗的盛行。禅宗自诩是不着文字的,讲单刀直入的“识心见性”,主张“顿悟”,因此特别强调直觉、暗示、感应、联想在体悟中的作用,讲究“韵外之致,象外之意”,使唐人作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1〕诗歌里以诗谈禅,以禅入诗,在禅宗里借诗明禅成为唐诗的一大潮流,“学诗浑似学参禅”〔12〕的看法殊为普遍。诗中既然有禅道,那么,读诗也如参禅。苏轼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13〕就是用悟禅道的方式读诗。而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开篇,便以禅论诗,提出了著名的“妙悟”说,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4〕受严羽影响,清代王渔洋论诗也标举“入禅”之说,他公开宣称自己与严羽在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并特别推崇“妙悟”: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15〕
因此,王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实与禅学就有深刻的联系,他推崇王孟诗派,也是因为其中富有禅机。不过,我们并不能认为以禅说诗者是用“悟”排斥理性思维,恰恰相反,“悟”只能是长期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积累的产物。如严羽就把“读书穷理”作为能够达到妙悟极致的先决条件,就是认为理性思维能进一步使感性思维得到升华。他在《沧浪诗话》中反复强调要把作品“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16〕这里的“参”和“读”都是对作品的反复品味、分析,最终达到一种“悟”。#p#分页标题#e#
三、微言大义说
上面我们主要是就诗歌作品的解读而言的,对于散文作品而言,体悟型思维则运用于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即细致地品味文章中的“微言大义”。微言大义一说来自于后人对“春秋笔法”的理解。《孟子》说《春秋》的写作原因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7〕这是说明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就已经寓褒贬于记事,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故而刘勰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18〕刘勰总结了《春秋》笔法,认为和《尚书》相比,《春秋》在注重“辞”的明白晓畅的同时,寄寓了隐深的意义。这种以曲折的文笔寓含褒贬的写作方式被称为“春秋笔法”,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后世的散文创作。散文家往往追求“一字褒贬”的复杂意蕴,刻意求深。批评家也往往深究文内隐喻,抽丝剥茧,深文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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