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会计观念的萌芽与单式簿记法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大文明古国中，早期的会计行为就已经蕴涵着当今的某些会计理论元素：有些会计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巴比伦、亚述和苏美尔等文明古国中，即存有政府、古老书面语言与古老商业记录等会计记录的雏型;古埃及的抄写人员在国库等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的财政大臣已经有了精细的会计责任制度;古罗马的法律已经有了编制财务状况表的要求，由于公民权利与纳税申报的财产等级有直接关系，会计已经涉足纳税申报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早期会计方法均较简单，虽然其间也体现了某种原始会计观念与会计意识，可是仅凭这些并不系统的会计记录，尚不足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会计理论。因此，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原始文字、记数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开始在经济信息的计量和记录中运用，直到13世纪复式簿记在地中海沿岸城市佛罗伦萨诞生之前，由于尚未形成会计理论的社会经济基础，故其发展还局限于单式簿记核算方法形成的阶段。
二、复式簿记理论的形成
13―15世纪的意大利复式簿记总体上是处于簿记方法与探索、形成与总结时期，先后经历了萌芽阶段（13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式银行簿记）、成长阶段（14世纪中叶的热亚那式商业簿记）和成熟阶段（15世纪中叶的威尼斯式银行簿记）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实务探索与理论成果主要有：1202年，数学家莱奥纳多菲博拉奇（1170-1256年）在《计算之数》书中，向意大利人介绍了阿拉伯数字，在此之前的意大利会计数字均为罗马记数;1211年间佛罗伦萨银行簿记的两套会计账簿是最早使用借贷用语的复式记录史料;1340年热亚那政府运用的簿记记录，现存的当时该市市政厅财务官的两套总账，其中一套为两名财务官，另一套为两名监督官，记录了该市当年财政状况，称为“热亚那式簿记”;15世纪的威尼斯式商业簿记，具有代表性的账簿有1406年威尼斯政府的总账和多兰多・索兰佐兄弟商会的总账，其中最著名的是安德列亚・巴尔巴里戈商会的会计账簿。15世纪末卢卡・帕乔利的名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的问世，成为具有特别内涵的会计理论发展上的重大事件。主要说明财产盘存与财产目录的编制方法，列举了一个完整的财产目录编制实例，介绍了采用借贷复式记账法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本账簿、信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有关交易的会计分录的编制与分类账的登记、结账与编制试算表的方法、会计凭证的保管、分类账簿的登记规则和登记等。中世纪形成的意大利簿记方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其主要目标向业主本人提供经营管理信息;二是没有严格的会计期间或企业连续经营的概念;三是没有一个单一的货币计量单位。
三、复式簿记法的传播与发展
在中世纪后的这段被学界称之为簿记理论向会计理论过渡时期内，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一是初步完成了将借贷复式簿记理论从“拟人说”向物的理论推进。“拟人说”理论的形成，主要缘于佛罗伦萨银行簿记原理向商业领域里运用的扩展。二是揭示了复式簿记所固有的平衡机制以及与此相符的财务报表观念。三是在理论上初步确立了财务报表体系结构的基础，即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对后期财务报表的发展以及对损益表的重视均提供了可能。在后来德国会计界，围绕着复式簿记原理的研究，曾经先后出现过：“静态说”和“动态说”等不同理论学说，但不论是瑞士人F・霍格利等人先后提出的“物的二科目说”、“物的一科目说”、“借贷对照说”、“八要素说”、“等式说”、“统一财产科目说”和“三科目说”等“静态说”理论，还是由德国人巴比等人所提出的“资本循环说”、“现实理论说”和“动态的二科目说”等“动态说”原理都是将研究的内容局限于对复式簿记原理的理论阐述之上。16世纪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会计处理方法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真正原理并做出合乎逻辑解释的思维方式，为后来会计理论的逐步形成与完善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16世纪初―18世纪这段时间内，尽管在簿记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其对现代会计理论的影响较小，故不能纳入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主流内容的范畴。
四、近代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促使社会经济制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阶段的企业会计则开始以公司为其主要核算实体。公司经营活动及其同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必然对财务信息的供给方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它把正确地确定经营成果放在首位，以适应公司内外财务信息需求各方的需要。在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比较复杂的条件下，为把一定期间内实现的收入和相关成本有根据地进行配比并正确确定分期损益，就需对一些专门性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如收入实现理论、折旧理论、权责发生制理论、跨期收支摊配理论等。此外，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客观上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许多新的管理问题超出了簿记学所能研究范围而向会计学过渡。科学管理理念的引入使得管理成本会计快速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会计信息的使用空间扩大，所得税制的发展使会计实务与理论发展相辅相成。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初为簿记发展成为会计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会计循环实务的形成和会计循环理论的出现、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庭礼、审计实务的规范化与独立审计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成果主要体现为从簿记理论向会计理论的过渡，其中，1830年，被美国学界誉为现代会计教科书之父的托马斯・琼斯在其《簿记原理与实务》中首创“财产及所有权两大关键要素说”，完善了陆卡・帕乔利的“一人所有财物=其人财产所有权益总额”会计方程式，阐明了会计学说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美国会计理论的基础;1841年詹姆斯・琼斯的《簿记原理与实务》是最早的现代会计教科书。
五、现代会计理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内，由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客观环境致使其会计理论研究也迅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金融市场的崩溃，促使政府和社会公众迫切要求公司会计报表能够真实、合规、有效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而催生了以财务会计准则研究和制定为核心的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其次，是70年代许多国家陆续公布了有关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职工生活福利的各项规章制度，倡导企业自愿履行范围广泛的社会责任而不应片面追求本身的盈利;再其次，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发生的持续通货膨胀，动摇了会计上传统的资产计价和收益计量基础;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业务的急剧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渐形成，对国际经济信息传输方式与内容的变革提出了强烈要求。正是由于上述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会计实务提出新的要求，才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会计理论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会计信息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加深，会计业务处理技术手段适时更新。现代会计理论的基本特点：（1）会计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上扩大了有关研究群体的功能;（2）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运用上逐渐趋于规范化;（3）会计理论研究内容的范围逐渐扩展到经济及其他学科领域。
1.会计核算理论的创新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会计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初创阶段，主要是学习和引进英、德等国的会计理论和实务。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内所形成的会计理论文献构建了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部分基础。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献在四个方面对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会计账务处理原理方面，有美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开创人之一的查尔斯・E.斯普拉格所著的《账户哲理》或译《账户的哲学》;在财务会计方法原理方面有被誉为“美国会计学泰斗”的亨利・兰德・啥特菲尔德所著的《近（现）代会计学》;在财务会计理论构成内容方面，有被誉为“美国现代会计理论之父”的威廉・A.佩顿所著的《会计理论――兼论公司会计的一些特殊问题》;在财务会计研究理念变化方面有约翰・B.坎宁所著的《会计学中的经济学》等。
统计实践远早于统计学的诞生。据历史记载，在远古时代有“结绳记事”“、刻木记数”，其实这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统计。在我国，夏王朝“平水土，分九州，计民数”，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人口调查，分中国为九州，人口大约1355万。在国外，埃及、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也有类似记载。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为了规划金字塔的建筑和建立大型农业灌溉系统，曾先后调查了全国的人口状况。
从上可以看出统计工作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随着人们在这数千年的统计活动中的不断探索，对统计规律的认识也逐渐加深，这就产生了统计学。统计学的产生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按照统计方法和历史发展顺序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古典统计学时期
古典统计学时期是指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的统计学萌芽时期，当时分为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
国势学派产生于十七世纪的德国，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尔曼·康令（HermannConring,1606～1681年）和高尔费里德·阿亨瓦尔（Gottfriedchenwall,1719～1772年）。当时他们在大学里开设一门新课程，最初叫“国势学”，因在外文中，“国势”与“统计”词义相近，阿亨瓦尔于1749年第一个把“国势学”定名为“统计学”。这门课程采用文字叙述方法，讲述有关国情国力的系统知识。政治算术学派产生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年）和约翰·格朗特（JohnGraunt,1620～1674年）。配第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用“用数字、重量和尺度”表达思想，通过数量对比分析，研究英国、法国、荷兰三国的国情国力，阐明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对统计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是统计学的创始人。格朗特的代表作是《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他根据公报数据对伦敦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例和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分类、计算和预测。用具体的数量对比分析代替单纯的思维论证，这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文字阐述，而后者采用的是数量分析方法。由于政治算术学派的方法被多数人接受，故该学派被公认为统计学的真正起源。
第二，近代统计学时期近代统计学时期是指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在这个时期统计学又形成了许多学派，其中最主要的有数理学派和社会学派。数理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其奠基人是比利时的生物学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凯特勒认为，统计学既研究社会现象又研究自然现象，是一门独立的方法论科学。他把概率论引入统计学，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利用统计观察资料计算和研究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数量规律性，并用于预测未来的情况，从而开创了统计理论和实际应用的一个新领域。社会统计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恩格尔和梅尔。
社会统计学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算术学派的继续，他们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统计学所研究的是社会总体而不是个别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想象的复杂性和总体性，必须对社会现象总体进行大量的观察和分析，研究其内在的联系，才能反映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社会统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厄恩斯特·恩格尔，他通过工人家庭生活费用调查发现了“恩格尔定律”。
第三，现代统计学时期
现代统计学时期是指二十世纪初到现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有欧美数理统计学和东方社会经济统计学。
然而，在会计方面，20世纪却也留下了一些值得会计界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及一些很值得深切反省的历史教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记取历史教训，方能端正未来会计发展的历史航向，为21世纪会计的发展扫清障碍。同时，站在历史的基点之上，也须认真审视世纪之交会计环境的变化，分析与预测新世纪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以明确新世纪会计改革的历史使命。
一
百年往事并非过眼烟云，它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对会计世界发展变化的认识方面，人类的会计思想通常滞后于会计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会产生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思想认识方面所出现的偏差，会造成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的限性；而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又自然而然会在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产生失误，最终必然形成为一种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历史教训。
（一） 关于财计组织构建与运行中的"官场病"问题
历史地考察，官僚组织体制在企业中长期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包括这种组织体制中的财计部门在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同政府组织机构中所出现的问题一样，企业的官僚组织体制又确实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患发"官场病"，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官场病"的危害越来越大，它已严重约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阻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及至严重影响到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与效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通过企业管理组织体制改革及财计组织改革，在克服官僚主义病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20世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官场病"问题，也未能在主要方面消除"官僚主义"对财计组织的不良影响。具体讲，（1）在正确处理集权与民主、集中与分散关系方面，错位现象依然严重；（2）在企业上层组织机构中，真正以具有现代管理能力的专家、专家集团取代企业中身兼数职的财阀；（3）在解决大型企业上层的以集体领导取代过度集权的个人独断专行问题方面，还需要经历一个艰巨的深化企业组织体制改革的过程；（4）当可何将"受托责任"的管理精神充分体现在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在责任中心、责任层次与责任环节之间形成系统的经济控制关系，尚需进一步调整与改革原有组织布局；（5）在财务、会计组织改革方面，尚须解决决策行为控制系统、决策速度、决策准确性及提高决策成效问题；（6）在企业财计组织进一步改革问题，尚须考虑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系统协调一致的问题等。
（二） 关于企业财计组织工作行为准则建设问题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建设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经济这一实性问题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到财务与会计两项工作都是具有深刻社会性意义的工作。为体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根本精神，政府与会计界也正是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有的放矢地从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与财务、会计行为着手，来解决市场经济管理问题的。尽管20世纪已开始将财务会计规范的制订引入系统化建设阶段，并初步解决了由"人治"化管理向"法治"化管理这一根本转变问题，然而，在系统化、法治化管理方面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在处理根本法--相关经济法--财会专业法规这三者之间关系方面尚缺乏深刻认识，在理论上还缺乏一体化安排，因此，不仅在实现由"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然，这一问题将是未来适应经济全求化要求相应推进会计全球化工作方面的一个障碍。最后，尽管自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在具有国际性意义的会计规范建设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并且它的影响已逐步扩大到80多个国家，然而，从总体上讲，国际性会计规范的制订与执行依然停留在初期阶段，它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对进行会计国际协调所提出的要求，故改变国际会计准则制订与世界统一应用的停滞后状况是进入新世纪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关于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确定一国之内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已不可逆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确定改革方针，切实进行经济与会计改革，以解决本国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问题。然而，必须注意，要端正本国经济与会计改革的航向，其关键在于端正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防止产生负面影响。从主要的方面讲，（1）应当认识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是不平衡的，其中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2）必须明确会计作为一项工作是严格存在国家界线的，客观上国与国之间不仅存在各种差异，而且因所处会计环境的不同会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 ，进行会计国际协调只能建立认真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注重维护与保障本国的经济权益；（3）应当明确，即促进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从宏观方面讲国家依然是经济利益的主体，而从微观上讲，企业依旧是经济利益的主体；（4）应当正确认识国际惯例，所谓会计的国际惯例既不是仅仅体现某一些国家的特点或会计发展的成就，也不是仅仅体现某些国家的会计制度及其政策，而它应当是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交互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被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共同确认的、具体体现在会计方面的基本思想、基本规范、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技术与方法。20世纪后半期，无论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在一些力求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均在会计国际协调认识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诸如在会计准则制订方面的照搬现象、会计教材编写方面的西化现象，盲目强调本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现象，以及超前提出实现会计全球化的现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负现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面向新的世纪必须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关于会计教育与会计教育改革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是缩小国与国之间知识差距、经济发展差距，及至会计管理差距的一种国家战略，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人终身的"脚手架"，而通过教育与再教育所取得的知识则如同人体流动着的血液，因而，教育也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就会计教育而言，尽管会计教育在20世纪已取得显著进展，它也改变了人类以往数千年会计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然而，从大的方面考察，在进入20世纪后半期后，会计教育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形势下已处于停滞状态。（1）会计教育投资相对不足，它还不能适应会计人才更新换代的要求；（2）会计教育采用新技术不足，它已影响到现代会计教育的质量；（3）会计教育计划与课程设置具有一定局限性，会计教育的专业面向狭窄，它已不符合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对综合性较强会计人才培养的要求；（4）会计教育较为严重地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今后急需实现由会计教育课堂化过程向社会化过程的转变；（5）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趋支配下，现代会计教育已成为会计工作者毕生的过程，然而，事实上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政府与学校在支持后续教育方面十分不够，对于会计工作者终身教育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并且有不少已开展手续教育的国家，其教育进行过程尚处于不规范状态。
（五）关于经济信息与会计信息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当今人们已从两基本方面认识到，一方面信息是每一经济发展时期的生命线，是企业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要素，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会发生丧失，信息也会产生失真与失灵。并且由于这种信息的失真与失灵现象是世界性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人们面对这种现象既不应惊慌失措，也不能一般性对待，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既从当前，也人长远解决这一问题，以防止因信息失真与失灵带来整个市场经济的失录与失控。就会计信息失真与失灵而言，20世纪之所以依然严重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1）经济法律制度不健全与执行不力，或无法可依，或有法却缺乏威慑力度，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过各中"人治"凌架于"法治"之上；（2）经济体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的国家，极易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方面产生漏洞，最终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与失灵；（3）社会经济监督体系健全或监督配合不力。对财务会计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实行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密切配合、协调一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建立与健全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形成科学的内部控制组织制度，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健全包括财政、税务、审计及证券机构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可以讲，在20世纪大多数国家尚未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故在这方面还存在着相当艰巨的改革任务。
（六）针对举世发起的绿色革命与世界性的绿色回归运动进行反省，20世纪会计工作失控与会计研究工作不力方面应当进行检讨的问题
20世纪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危机，最为严重的便是生态环境危机，它日趋严重的后果将是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乃至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已采取部分措施力求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人们未能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及在经济发展实践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故生态环境危机依然越来越重。从会计方面加以反思，尽管有有关生态环境危机方面的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不以这一职业群体的意志为转移，不少关键性问题也不是它所进行的管理工作可以单独加以检讨的问题（1）人口失控中的会计责任。在成本控制方面，涉及对活劳动消耗的控制，会计界未能始终坚持"尽可能节约劳动时间"的基本准则及在成本计量中未能坚持"必要的活劳动消耗"控制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本失控问题，而任何一个企业也未能完全解决好优化劳动组合与优化管理组合这一根本性问题。（2）能源与资源消耗失控中的会计责任。与上述原理相同，在成本中的物化劳动构成方面也普遍存在着失控问题，在这方面会计界应负有一定责任。（3）在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责任。当今，面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人们从中悟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污染对其他人有不利影响，污染者一般不必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对环境危害造成损失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软弱的、不可补偿性的，它在成本控制方面几乎无法得到体现。会计研究人员尚未能从企业与社会相关联的重要方面寻到建"绿色会计理论"的支点，也未能解决"环境成本控制中处于被动状态。故应当讲会计界在这方面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4）客观上会计控制是实现与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个高尚的职业群体也是未来"实行双重战备，实现发展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解决发展与环境的同一性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性方面。然而，在20世纪，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却缺乏一致的行动，因而，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未能在协调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一性关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见，为担负起"环境成本"控制责任，国际会计界应当组织、有纲领地采取一致行动，拓宽会计控制的范围，改变会计控制的历史局限性。
二
当然，百年回首在需要审视与反思的一些大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故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得从总体上加以分析研究。一方面应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起来进行会析，、总结，以提示共历史运行规律，让历史的光辉照向未来。另一方面又须针对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会计环境变化，对未来会计发展的基本态势作出分析、预测，让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会计问题研究融会贯通，以据此切实作出新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规划，让国际会计界从历史起向未来。
（一） 走向宏观经济世界--21世纪会计全球化发展态势展望
自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便开始了经济全球华的历史进程，到19世纪末便形成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而自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以及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便出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从而打破了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由于20世纪后期信笺与知识经济出现，专家们认为旧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向前发展。
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支配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总体上已实现了由民族史向世界史发展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又在20世纪突破了经济发展界域，使全球化扩展到其他方面。如就文化发展而言，"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文化主体正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再如政治上已逐步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与霸权主义的模式，而在"多元化"并存状态下，将世界引向和平与发展。从经济方面讲，20世纪也已在基本的方面实现了由民族经济向世界化经济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在世纪之交处在更加迅速的进展之中。从发展趋势考察，21世纪世界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将是在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支配之下进行的，而且这种一体化或曰全球化又将是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与世界性文化发生撞击为基点进行的。而无论如何未来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推动之下的"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都地强有力地改变着未来的会计世界，而这种改变首先又集中体现在适应"全球化"发展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方面，它促进新世纪会计的发展迅速向宏观经济世界推进，其发展方面在于：（1）依据会计控制的历史空间必然与经济扩展的历史空间相一致的运行规律，在21世纪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会计的发展将必然要体现"以大制大"的管理战略，相应地，逐步地拓宽其控制领域，并通过建立健全宏购会计控制体系，使会计的发展向全球化推进；（2）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国际化格局逐步形成的情况下，专家们不仅已有了建立世界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而且已从多方面考虑如何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来解决全球性经济管理的问题。固然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在"经济国际化趋势与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同步演化的情况下，有关建立"全球社会"的构想尚属一种超前性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解决全球性经济控制问题确实已迫在眉睫，故当今类似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性组织应切实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应着手解决筹建一种具有代表性及权威性作用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并在其组织系统中确定会计、审计管理部门的组织地。从国际会计界方面讲，也应当相应考虑构建国际会计控制体系的问题，以在宏观方面实现对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控制。
（二）建立健全"绿色会计"控制体系--21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最重要使命
当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突破国家界域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早已超过国家界限，因而，欲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便必须全球采取一致的行动。当今，人类所感受到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未来，人们深感忧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与他的同事罗姆班德在题为《21世纪我们必须谈判解决的问题》一文中官道："人类能够度过21世纪吗？"提出这样惊世震俗的问题，意味着下世纪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界在下世纪肩负着重要使命。（1）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下世纪制订一种适合于全球的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标体系，其中又建议围绕着对环境质量的监督建立包括多种指标在内的"信息框架"，而建立"信息框架"，实理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便落在会计界的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中，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2）针对21世纪生态环境控制，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还提出建立"绿色GNP"的切实设想，有鉴于这种构想所设定的目标在于把"与自然资源损耗和污染成的环境有关的成本从GNP"便成为会计工作者与统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3)由于建立有效的环境体现制改革与财务、会计组织体制的改革都应服从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要求；（4）除以往已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之类的文件外，还须围绕生态环境管理建立不同的管理规范，诸如国际生态环境控制专门准则、生态环境保护公共道德准则，以及建立适合未来宏观会计管理与微观会计管理两方面要求的特别环境会计准则等。
关键词：世博会;景观思潮;比较
收稿日期：2011-07-16
作者简介：王 睿（1987―），女，安徽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规划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刘滨谊（1957―）,男,辽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TU98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8-0065-04
1 引言
世界博览会是经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认可、由国家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性大型展示活动。世界博览会发源于中世纪欧洲商人之间的定期集市。18世纪末,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类似,但是只展不卖,以宣传、展示新产品和成果为目的的展览会。1791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首次“只展不卖”的展览会;1798年9月17日～21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共和国工业产品展”是第1个国家展览会;1851年的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是第1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1900年法国巴黎“第5届世界博览会”第1次正式使用“世博会”一词。
世博会已走过150多年的历程,被誉为“经济、科技与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是新思想、新理念、新文化、新创造、新产品的伟大聚会。世博会有一句为世界广泛认同的口号:一切源于世博会。这代表着世博会用它的理念和展示的科技成果,提出了世界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促进了设计思想和成果的传播与交流,刺激了新设计思想的产生和设计实践的发展。
2 研究方法分析
2.1 比较目标
近现代景观设计思想的发展在早期受到来自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等有重要影响的历史运动的推动,与传统的理论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与现代主义、生态伦理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简主义等新的理论思潮相互融合,形成了内容丰富、多元并举的新局面;现代景观设计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己任,在今后的发展中,必将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关注可持续设计。
世博会作为会展行业中的巨型航母,与众多行业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世博会主题及活动曾对设计思潮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催化作用,并对景观规划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对自1851年至今的世博会发展进行整体性、跨越式的研究,尝试将近现代设计思潮发展过程与世博会主题演绎历程充分结合,探讨并总结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世博会作为研究景观设计思潮发展的新载体。
2.2 比较依据
（1）直观性。世博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是了解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最全面,最直观的窗口。
（2）认可性。世博会展示的是各个国家最认可的东西,因而相对来说是全面的,客观的,是获得大多数人都认可的。
（3）文化性。世博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艺术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世博会的历史同时也构成了设计史上的一个剪影。大型展览会的效应始终是推动设计发展的动力之一。
（4）前瞻性。世博会所展示的作品、场馆、园区设计,既是设计作品,也是设计批评的重要平台,为设计师、设计作品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敏感的设计师可以从公众对他们的反应看出大众对设计的看法,从而判断出设计走向。
3 世博会与近现代景观设计思潮嬗变
在世博会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综合考虑社会历史背景、世博会主题和活动特点以及设计思潮的演变,可将世博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更新期4个阶段。
3.1 萌芽期
3.1.1 世博会主题特点
1851年伦敦世博会――1873年奥利地维也纳世博会，这个时期主要是指从1851年第1届伦敦世博会开始,到19世纪后期（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的一段时期,是世博会发展的雏形期,其发展特征主要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借世博会展示工业革命成就。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伦敦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其主题为“万国工业”,这是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对19世纪的科学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之后又举办的五届世博会初步奠定了世博会的地位。
3.1.2 世博会与设计思潮
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艺美术运动,在1880～1910年间形成了一个设计革命的高潮。这个运动以英国为中心,波及到了不少欧美国家,涉及到了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对后世的现代设计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的主体建筑水晶宫作为第一个运用预制件以及钢结构的大型建筑物,预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会展的物品大多为新的工业产品,由于当时艺术家对这种工业化的恐慌,产生了倡导回到手工业生产的工艺美术运动。1855年巴黎世博会继续着第1届的思路,首次展出了混凝土、铝制品和橡胶等工业化产品,激发了工艺美术运动的继续扩大化。1876年费城世博会让人们意识到美国的工业以及科技发展,正是由于这次博览会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工业化生产趋势以及设计必须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美国设计的简洁实用让公众和设计师恍然大悟,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工艺美术运动起因于对于第一届世博会所展示的无节制的过度装饰和工业化设计的反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世博会都是在工艺美术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3.2 发展期
3.2.1 世博会主题特点
19世纪后期（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到20世纪前期（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可以看作是世博会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世博会由最初的展示产品,开始走向展示概念;在原有无所不包的展示计划基础上,走向专题表达,把世博会从工业的范畴转向文化的范畴,1939年纽约世博会展示的“民主之城”就是这一转向的突出表现。科技繁荣与呼吁和平是这个时期发展的主旋律,世博会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怀。
3.2.2 世博会与景观设计思潮
（1）新艺术运动（1888年巴塞罗那世博会～1900年巴黎世博会）。“新艺术”（Art Nouveau）是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建筑、美术及实用艺术的风格。新艺术运动试图从艺术与手工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吸收了东方的艺术语言,更多地将设计社会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理念加以贯彻和执行。新艺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启承工艺美术运动的余绪,使是一次承上启下的运动,标志着西方艺术从古典传统迈入到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过渡。如苏格兰艺术家、建筑师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868～1928）,他曾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重要成员,但后期时以他为代表的“格拉斯哥四人”的设计小组却处处体现了新艺术的特点,甚至有着现代主义的萌芽。麦金托什等人承认机械,在形式上一改莫里斯以来的风格,有着现代主义简约,甚至可以说是机械美学的萌芽。
新艺术运动希望通过装饰的手段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设计风格,从自然界中归纳出基本的线条,并用它来进行设计,强调曲线装饰。新艺术运动中对于自然式与规则式园林的争论从一个侧面推动了西方园林设计风格的不断变化与发展。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作为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1888年巴塞罗那世博会、1889年巴黎世博会、1897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均展示了大量体现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展品,同时这些国家的文化及设计也无不体现着新艺术运动的影响。1900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家具、珠宝、器皿、海报、玻璃制品、服装等,正式宣告了新艺术运动在建筑和设计领域发展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新风格,并确立了新艺术运动在当时艺术形态中的领导地位。这届世博会标志了新艺术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是尾声的开始。
（2）现代主义（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的条件、要求的崭新建筑。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最积极的贡献是认为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现代景观设计从而摆脱了某种美丽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与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赋予了景观设计适用的理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
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上,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德国馆标志着现代建筑的诞生,同时也成为这届博览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建筑作品。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为了突出科学性和现代性,在当时现代主义影响下,大范围的使用现代主义设计,包括钢筋、墙板、吊塔结构和流线型的外观,为现代主义做了最好的诠释。
（3）装饰运动（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1939年纽约世博会）。装饰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主张采用手工艺和工业化结合的双重手法,把艺术家单纯的手工艺制作和代表未来的工业化特征合二为一。法国不仅是装饰艺术的发源地,也是装饰艺术运动的中心。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装饰艺术及现代工艺博览会”开创了建筑史上非常重要的装饰艺术派建筑,把艺术装饰风格推上国际潮流舞台,由此点燃了现代主义信号。之后的几届世博会（1937年巴黎世博会、1939年纽约世博会）将装饰运动推向顶峰,美国和法国也成为装饰运动发展的主要国家。
3.2.3 发展总结
在世博会的萌芽期和发展期,大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很少,只有在设计师以及社会精英间进行小范围的讨论,人们很少能够接触到设计前沿方面的知识,而且设计思潮往往是小部分人之间的共识,并不是面向大众的,甚至在设计界之间都没有达成很广泛的共识。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世博会提供了设计界交流的平台,同时设计师也可以通过公众对于世博展品的反应及评价得到更确切更广泛的参考。这些因为世博会所得到的启发以及参考,使得设计界能够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新的设计思潮。因为前期世博会具有广泛的接受度,这个思潮大多是能够得到共识的,
这一阶段的思潮是统一的,或者说在众多思潮中有主导思想。从设计史来看,新艺术派和工艺美术运动只能算是一种风格或样式运动,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尚未与机器完全结合,多追求形式,华丽的表面装饰。但这仍不能否认它们对现代设计的启蒙作用。这一阶段设计思潮的发展则是阶段式递进的,世博会对与设计思潮来说是启发式的,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3.3 成熟期
3.3.1 世博会主题特点
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太子港世博会――1975日本冲绳世博会为成熟期，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人民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家园。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标志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表明西欧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伴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飞跃,新的展览格局逐渐完善,世博会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熟期。世界的发展开始趋向多元化,世博会的主题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3.3.2 世博会与景观设计思潮
在这一时期,社会以及经济科学都取得了大幅度发展,人们的交流渠道开始变得畅通,很多在两次世界战争中没有机会实现的想法得以实现,设计师的思想在此阶段得到大程度的碰撞。这一时期很少有能取得主导思想的设计思潮。很多设计思潮得以在这段时间内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探讨了很多的设计思路以及设计的关注点。这段时期是设计思潮的多样化时期,产生了包括极简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设计思想。
这一时期的世博会的展示设计则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对于技术美学的关注,展示了“技术乐观主义”潮流,如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原子塔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令人震惊的建筑”。这种世博会的发展趋势对设计思潮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式作用,但并不十分明显。
3.4 更新期
3.4.1 世博会主题特点
1982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更新期，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世界发展开始趋向多元化,人类更加关注未来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世博会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人类生存和发展多面临的新的全球性问题,从而解决各国所共同关心的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博会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筹划和运作。
3.4.2 世博会与景观设计思潮
绿色设计也称生态设计,是指在设计对象整个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满足环境目标要求同时,保证对象应有的功能、使用寿命、质量等要求。
可持续景观是一种在其生命周期内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具有审美价值的地表生态系统。可持续景观设计就是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实施景观可持续设计并监理设计的实现。
20世纪下半叶人们在重建家园、恢复发展并面临新问题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从各个角度想到了“自然”,将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作为世博会的主题,回应“可持续发展”主题的一批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成果脱颖而出。
3.4.3 发展总结
在这一阶段,在经历前期的激烈碰撞后,人们达到了共识,设计思潮在经历了大程度的发展之后慢慢进入了螺旋式的小幅度的发展。在经济科学高度发达后,设计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趋向于也成熟和稳定。
世博会从先期的启发式的作用,慢慢发展成为向人们展示最新的设计思潮和发展趋势,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密切。这是由社会发展的程度以及设计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的。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广泛,设计师之间、设计师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变得顺畅,世博会由此更多地成为一个展示的舞台。当然,世博会在当代也承担了一些全新的功能,如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明确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后续发展规划等（表1）。
表1 世博会与近现代设计思潮嬗变的关系
4 结语
纵观150多年间举办的世博会,无不见证着时代的进步,记录下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每一届世博会无论规模大小,都标志着人类文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早期炫耀国力威慑邻邦的工具,到世界大战前后和冷战时期世界关系的“晴雨表”,再到如今对全球化问题的日益关注,世博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论坛和前沿,世界各国在这里为人类未来的发展集思广益、共谋出路。
每一次成功的世博会都会引起新的设计思潮,而新的设计思潮必定会影响景观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不那么进步的,都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选择世博会作为切入点,将其作为反映社会环境和设计思潮的最佳窗口,探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进行符合当代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童 欣.景观设计发展浅析及世博会景观设计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7.
［3］ 崔 宁.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以上海世博会为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创新；21世纪视野；新艺术运动；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37-09
从19世纪中叶起，即在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后，西方艺术领域发生了一个特殊转变：艺术结构的形式一内容辩证法之重心转向了形式。艺术作品的“陈述”内容与其形式相比不断萎缩，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却意外地获得了形式创造的手段。新艺术运动就是这种基于形式美之上的一次国际化装饰艺术创新活动，它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认为新艺术运动萌生于19世纪80年代，其标志性作品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于1900年前后达到发展高潮，到1905年后逐渐被先锋设计师所摈弃，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正式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西方艺术史中，它并没有像罗马雕刻、哥特建筑以及皮拉内西的创作那样被纳入历史分类的正统体系，在当时也没有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风格被人们所认可。它之所以被排除在艺术主流之外，而没有成为一种被官方认可的、有模仿价值或推广意义的风格，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内容”的缺失，即它并不符合19世纪晚期社会中“艺术要具有思想价值和政治功能”的评判标准。20世纪60-80年代，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艺术进入一种自我批判的阶段，对过去新艺术运动的“客观理解”才成为可能。
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把握新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来回顾历史以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21世纪初再来回首这段探索历程，不难看出，“新艺术”的创新元素仍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艺术进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它的潜在影响，为当代建筑和设计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启示。
一、重提新艺术运动的意义
综观建筑史和设计史，许多事情的意义往往要在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可看得明白。走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又一次进入多元化的探索，站在21世纪的桥头回顾新艺术运动创新的发展历程，也许更能澄清我们对刚刚结束的20世纪的某些疑问，并认清21世纪建筑和设计发展的某些方向。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艺术”倾向的设计创作显然已超越了理性主义而趋于展示丰富的想象力，而从近年来关于新艺术运动的著作和论文的频繁问世以及各种相关展览的相继举办来看，欧美各国正在通过“新艺术运动百年”的纪念活动重新认识和评价它的价值。
从一定程度来看，当下中国在建筑和设计实践中同样也面临一百多年前欧洲各国曾有的困惑与挑战，尤其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创新何在?中国的建筑与设计市场随经济腾飞而日渐繁荣，然而这种基于复制的繁荣仅仅反映了当代社会的能力和速度，却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成就感。这种环境急需中国建筑师和设计师以自己的智慧来创造一种可以表明我们自身精神追求的形式语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发展到了瓶颈，精神生活品质与财富积累之间不平衡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十七大报告中已明确将创新和经济转型列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创意产业也已被提出并开始实施。一百多年前，通过新艺术运动的探索，西方成功地走出困境，走向未来。面对中国崛起和转型期的集体焦虑，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思想讨论氛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西方这段转型期设计变革的重新认识也许能够解答我们的某些困惑，从而为我国的建筑和设计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新艺术运动研究范畴之历史判断
作为现代运动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拥护者，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他1936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中对现代主义之理性根源进行了探究，其中也给予新艺术运动以一定位置，但最终还是将其贬为“19世纪末的‘死胡同’”。
佩夫斯纳指出“新艺术”的确存在一定创新，对现代运动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但他倾向于将新艺术运动分离出来，对其进行独立分析。在这段历史发展中，他并没有将霍夫曼、恩德尔(Endell)、赖特和沙利文等人的晚期作品包括在内，如他并不认为沙利文在芝加哥的建筑作品卡森一皮埃尔和斯科特百货商店(CarsonPirie Scott ＆ Company，1899-1904，如图1)属于“新艺术”范畴，但却将霍塔和吉玛德的作品都纳入到新艺术运动中，这种选择性有助于他将新艺术运动评判为一种异乎寻常而又无重要意义的装饰风格。在他的眼中，沙利文无疑是一位具有理性立场的建筑师，而霍塔“不说是完全是，也得说主要是个装饰师”，佩夫斯纳剔除了新艺术运动中那些在他看来对现代设计有促进作用的积极因素，保留了他视为不健康、颓废和衰弱的部分。
简而言之，他的观点即是：新艺术运动越出常轨，它接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危险原则，从而将其诉求直接指向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显然还是属于19世纪的，虽然它一再狂暴地坚持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形式出现，将自己与主张“历史崇拜”的19世纪区别开来。
然而，更多涉及新艺术运动的论述还是将曲线的、自由张扬的主流风格与对直线、方形和直角等几何语言的先锋探索统统纳入“新艺术”的范畴，以便对其多元化的创新实验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辩证地分析其优劣，而非人为地将某一类风格孤立出来加以批判，本论文就是基于此而对新艺术运动展开历史分析的。
此外，也许将新艺术运动称为一种“装饰性的风格”会比“装饰风格”显得更贴切些，因为“新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其装饰图案实际上是独立于手法及比例之外的，范・德・威尔德设计的字母“M”可以巧妙地用作吉玛德式的门廊，霍塔著名的“墨水池”可以缩小成一枚胸针，而蒂凡尼设计的某些花瓶也可作为优雅的街灯的雏形。
三、新艺术运动之创新精神在20世纪的延续
20世纪中，许多基于对创新的强烈渴望而产生的装饰风格和艺术形式都与新艺术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大量的建筑和设计实例可以说明“新艺术”精神在20世纪的延续，它在风格和策略方面的影响不仅感染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主义、“装饰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有机设计，也感染了二战后的后现代主义。
在“新艺术”的滋养下，现代主义思潮得以萌生，从“格拉斯哥四人组”、“分离派”和“青年风格派”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其设计已基本具备了现代主义的特征――简洁几何造型的运用以及对功能的强调。实际上，坚持这一方向的“新艺术”先锋人物就是现代主义设计的发轫者，他们在设计实践和理论中的探索为现代主义设计的萌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新艺术运动的改革创新实验，就不会出现现代主义那样极具颠覆性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探索。
机器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新艺术运动影响的消失，其装饰风格中富有生命力的因素被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所继承。最能说明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之间关联性的是许多“新艺术”设计师和建筑师(如雷尼・拉里克、霍夫曼、沙利文和霍塔等)的职业生涯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期间他们创造出的作品不断得到批评界的赞扬和经济上的奖励。同时，从早期“装饰艺术”大师路易斯・苏(Louis Stie)设计的布鲁塞尔富若雅别墅(chgteau de la Foujeraie)中也可看到约瑟夫・霍夫曼设计的斯托克莱宫(Palais Stoclet)的影响。
在建筑领域，表现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新艺术运动时期高迪的建筑作品，在他的启发下，德国建筑师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艾利克・门德尔松(Erik Mendelsohn)和汉斯・珀尔齐格(Hans Poelzig)的尝试。门德尔松对人们过分关注建筑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以各种曲线和曲面来处理体块与动势的结合，从而获得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表达，在这些实践中，尤以爱因斯坦天文台(Einstein Tower，1917-1921，如图2)和卢肯瓦尔德帽子厂(Hat Factory at Luckenwalde)的设计令人深感意外。1919年，珀尔齐格设计的柏林大剧院(Grosse Schauspielhaus，如图3)创造了一种大而深、起伏不断、犹如梦境的室内环境，其效果被一种钟乳石状的装饰造型所加强，反映了他典型的反对纯粹功能主义的设计理念。
超现实主义是对新艺术运动颓废的反古典主义浪潮的历史回应，它与新艺术运动具有许多相似的理论前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对柔韧的着迷、对顺滑的热情就深受“新艺术”风格之影响。此外，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NotreDame-du-Haut，如图4)由于以抽象的手法表达了对“个性”和“象征”的追求，从而也创造了一种“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和幻觉，与高迪在圣哥仑玛・德・塞瓦隆小教堂地下室(Santa Colomade Cervell6)设计中所营造的氛围非常相似。
芬兰的新艺术运动传统曾将简化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创作，阿尔瓦・阿尔托在融合了“新艺术”风格和芬兰固有的田园传统后，创造出了一种可以与复杂形式相抗衡的简洁风格，这种对现代设计中有机性和人性化的阐释可以直接追溯至玛丽亚别墅(Villa Mairea，1937-1939，如图5)和新艺术运动时期“卡里拉一维特莱斯克”(Kalela and Hvittrfisk，1903)别墅的相似之处。玛丽亚别墅是阿尔托最值得赞美的建筑之一――它是新艺术运动传统中“整体艺术观”(Gesamtkunstwerk)的应用，也是在历史框架下使用自然材料继承本土风格的一种尝试，被称为“将20世纪理性构成主义与民族浪漫主义运动之传统联系起来的构思纽带”。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时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其密切相关的风格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在伦敦和旧金山就曾兴起一种基于学术性和鉴赏性之上的新艺术运动复兴。70-80年代，在后现代设计师汲取灵感并使之现代化的一系列折衷主义历史风格中，“新艺术”显得独具特色。此时，在为设计提供丰富灵感的“新艺术”大师中当首推麦金托什。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在伦敦的“主题住宅”(the ThematicHouse，特里・法雷尔设计)就是后现代设计师基于多种来源之上的折衷表达，其主卧室(如图6)与麦金托什设计的希尔住宅卧室(如图7)非常相似。日本建筑师和设计师矶崎新于1972年设计的玛丽莲椅子(Marylin Chair，如图8)可以追溯至麦金托什的高靠背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矶崎新赋予麦金托什椅子以曲线形，而1986年，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艺术设计系温迪・玛茹雅玛(Wendy Maruyama)教授设计的米老鼠一麦金托什椅(Mickey Mackintosh Chair，如图9)则表达了对米老鼠、麦金托什以及两个时代的崇敬。
从以上对新艺术运动之创新精神在20世纪延续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到，新艺术运动对其后的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建筑师和设计师个人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灵感和精神慰藉，为传统装饰向现代设计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也说明，建筑和设计是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以激进的方式在“质”的层面上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的，当然这也离不开历史进程中量的积累。
四、“新艺术”的创新属性及其创“新”的真伪之辨
新艺术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国际化，与其接受者感受到的创新属性密切相关。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新艺术”的创新不仅具有显著的相对优势，并且兼容性好，可操作性强，同时其创新成果还可以很容易地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因此“新艺术”创新的扩散速度要比其它创新快得多。
“新艺术”的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它的风格特征上，并集中反映在其装饰主题、表现手段及材料运用三方面。它的装饰主题是自然的、抽象的，且富有象征性意义的；表现手段集中体现为对线条和色彩的自由运用；它对材料的探索也十分广泛，既包含现代工业材料，也包含较传统的装饰性材料。
“新艺术”的兼容性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广泛的创新基础，这其中既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有相关领域的实践探索，同时还有对民族艺术和历史传统的扬弃。哥特复兴和工艺美术运动为各国逃离历史主义漫长而疲惫的征途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提供了一种形式语言；19世纪末绘画方面的主要趋势为新艺术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当时对植物的兴趣成为线条产生的动力之一，理论家由此制定了线条处理的原则，从而使之越来越人为化；日本艺术不对称的感觉、平面艺术的理念使它变得更加精致复杂；而新洛可可风格使其装饰更加丰富；新巴洛克风格突出的三维造型理念使线条变得更丰满而立体。与此同时，这些灵感还集中了凯尔特艺术中线和交织主题的经验以及铁装饰中卷须弯曲的和谐美感，大约在1890-1900年间，所有的这些艺术倾向巧妙地融入到多种艺术形式的创造中，以鲜明的个性形成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概念，促进了“新艺术”风格的快速扩散。
“新艺术”的可操作性表现在其“二维”的平面特征上，因此它尤其适合书籍插图、版画和广告等的装饰设计，而尝试将这种二维空间的艺术元素应用于三维空间的建筑则具有较大的挑战性，“新艺术”建筑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以装饰性获得了建筑和谐统一的整体感，建筑的装饰主题虽然奇异而富于个性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表现出不复杂的一面，从
而降低了采纳这项创新的难度，再加上其创新成果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新艺术运动的创新被很快采纳并商业化。
许多研究新艺术运动的西方学者都曾对其“史无前例”的创新特征表示过怀疑。如上分析，“新艺术”有着颇为复杂的创新基础，它来自于多种艺术倾向的影响与塑造，在看似新颖的外表下，它大多的创作均可在对民族传统和历史传统等的继承与回应中找到源头。因此“新艺术”在客观上是否全新并不重要，它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被社会接受，而不会视其为异端横加批判，就是因为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对复古主义思潮的厌倦和对创新的普遍渴望后，在采纳者看来它是新颖的，代表了“现代”风格。
五、新艺术运动的创新动力及其创新价值的优劣判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结构和城市生活的转变，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和潜在的艺术服务对象，产品消费的精神意义被削弱，实用主义抬头。与此同时，贵族和皇室对艺术的赞助日渐式微，而出于竞争，在城市发展以及世博会等展示中，官方组织者向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大量订货，这些因素均成为“新艺术”创作的巨大动力。
与威廉・莫里斯相似，为了“重建艺术与生活的统一”，亨利・范・德・威尔德于1902年也明确指出“所有构造物的外表(这里我指的是从房子到一款衣服)早已失去了统一和有机的表达，它无视自己周围的环境而独立存在。”类似于这样的思考以及当时对个人主义的宣扬成为“新艺术”创新的直接动力。
新艺术运动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这时期建筑创新的硬件体现在工程技术方面，使用了新结构和新材料的建筑显得造型新颖，给人以开敞明快的现代感，欧洲众多城市的面貌也由此而大为改观；其软件表现为大量传播媒介中传播的关于“新艺术”观念的各种信息，19-20世纪之交，欧洲文化信息的交流非常密切，无论是艺术家个人，还是某个运动、某个团体都在这种交流中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受益匪浅。这些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中潜在的采纳者带来好处，尤其是对那些有准备的接受者来说，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新艺术运动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创新精神，在于对“新”不畏艰苦的追求、探索和努力，在于本质而非形式，在于品质而非数量。21世纪的今天，这种对传统超越的意义和价值变得更加明晰和真切，我们不仅能够感知它，还更多地受益于它。其次，新艺术运动在方法论上的探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法国建筑师维奥莱一勒一杜克(Viollet-le-Duc)曾指出，在建筑中既要精确和简单地满足由需要提出的条件，也要按照材料的质量和性能去应用它们。相对而言，对称性和外观形式等纯艺术问题只是次要的。勒-杜克所确立的这两个并不明确的概念和原则不仅背离了古典理性主义的建筑传统，同时也超越了当时仍停留于道义层面的争论，激发了新艺术运动中众多后继者对这两条原则的不同理解与运用。他倡导回归地域性建筑以避免一种“抽象”的国际化风格的蔓延，这些都预示了新艺术运动的到来。再次，新艺术运动的历史成就更体现在它设计实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19世纪末，在欧洲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为新艺术运动的应运而生带来了极大的合理性和特殊性。大量的设计实践似乎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基于某种文化民族主义之上，不同的“新艺术”风格往往折衷处理了多种设计元素才形成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新艺术运动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根据系统论的动态性原则，新艺术运动与其它所有事物一样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体，这个小系统的发展变化同样也会受到社会和文化巨大变迁的影响。面对当时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欧洲大系统，新艺术运动并没有积极回应，而更多地局限于对形式和外表面装饰的追求，表现出漠视和脱节的一面。因此，这场声势浩大的设计运动本质上主要还是对建筑和实用品装饰风格的探索，而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服务于大众的现代设计，尤其是其中一部分创作并未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契合，因而最终也没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
从美学角度来看，新艺术运动这种“自下而上的美学”，即实验的、归纳的、经验的方法显然已被夸大提高到超越哲学美学的地位。这种美学方法所开辟的形形的途径的确堪称独创和新颖，同时它们也或多或少地为美学带来了一些自然科学新成就的气息。在此过程中，“新艺术”主流的创新所依据的主要是美感，甚至只是的某些现象或事实，而作用于人的美感因素往往是众多而复杂的，因此这种从心理学的经验出发，对经验的事实进行归纳然后得出的各种结论往往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和歧义性，与现代社会之初“自上而下”地要求理性思辨与规范统一的社会趋势背道而驰。
六、新艺术运动的创新对当代中国建筑和设计的启示
新艺术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创新”并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它是相对的。从历时性来看，相对传统而言，前所未有就是创新；从共时性来看，相对于同一或单一化而言，与众不同就是创新；而从方法论来看，相对于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言，解决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性的手段和方法。
由此可见，当代建筑和设计的创新首先应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这种突破又势必会导致技术束的产生，进而推动一系列创新的诞生。正如新艺术运动中勒一杜克的方法论激发了众多设计师在不同层面上的创新，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非线性的思想理论和数字化技术不仅为建筑创新带来了重大突破，也为设计开辟了全新的无限广阔的形体领域，从而实现并拓展了由高迪引发的对建筑流动性的追求。对建筑而言，这种基于新感性之维的自由创作显然迥异于新艺术运动主流对形式表面的关注，它的核心逻辑是运用计算机生成技术对各种综合性复杂问题进行智能解决，由这种方法生成的流动形体是物体自组织的体现，其探索无疑将推动建筑发展的真正进步，因而也避免了“新艺术”的覆辙。
其次，全球化在抵制趋同、克服同化的意义上，引发并推动了建筑和设计的创新，并成为设计师不断追求多样性、特殊性和唯一性的动力之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运输成本的下降引发了全球化的趋势，新艺术运动由此而成为一种国际化的产物，但终因缺乏民族特色(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和抄袭模仿等因素的影响而迅速消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讯革命更是推动全球化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这种语境下，建筑和设计的创新一方面意味着要克服同一化，追求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不仅是文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由于随着同化程度的加剧，分化和差异的凸显程度也相应升高，这又决定了建筑和设计创新对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追求日渐加剧，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球化不仅激发了设计师对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也推动了非线性建筑和设计的创新。由于将原本作为“结果”的建筑转化为了作为“过程”的建筑，因而非线性建筑将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复制品的出现，从而以其唯一性保持其艺术性，从这个角度看也有效克服了新艺术运动后期出现的消极因素。
再次，“新艺术”努力将来自自然的智慧创造性地融入到人类建筑和设计的实践活动中，这对生态思维方式的培养不无启发。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将会为设计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丰富的创作灵感，一方面，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将使“非线性”成为一种设计的新导向；另一方面，自然生成的生态思维方式将引导设计师向着有趣、和谐的方向发展，其艺术形式也将显得更快乐和幸福。20世纪中叶起，非线性理论突飞猛进，它为人们展现了远离平衡态下的动态的稳定化有序结构，揭示了自然界丰富的复杂性潜力，推崇即刻性和偶然性等思想，这种理念下生成的建筑和产品强调“过程设计”方法，即重视各种影响设计的参变量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分析研究过程，让建筑形态自然浮现，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设计思想，从而将新艺术运动的梦想――对不规则、非标准、柔软、动态、自由而随机的追求变为现实。
「关键词 会计演进 经济发展 互动过程 规律研究
会计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会计实践，而会计实践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会计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会计学则是有关会计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总结。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计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会计创新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互动循环效应。杨时展教授曾从会计发展与国家兴衰的关联角度指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会计的发展；而会计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世界和国的发展，莫不如此。没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会计不发达的；也没有一个会计不发达的国家，而经济能发达的。” 郭道杨教授则从会计实践空间拓展的角度论证了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这种关联关系。他指出：“一部会计发展史表明，自有天下之经济，便必有天下之会计，世界经济有多大，会计世界也便会有多大。” 本文试图将经济史视野与会计史视野整合起来，主要思考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过程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联系，以期引起对这一互动过程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一、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过程的三个观察层面
从整个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会计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联角度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从一般到特殊的三个层面的规律。
（一）人类社会的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互动的从整体上考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会计实践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反过来，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如果将原始的图形记事作为会计雏形的话，会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生产的发展使得“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 .伴随着剩余物品的出现，对剩余物品的储存、分配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于是，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通过在洞壁上绘出简单的动物图形，在骨片上或鹿角上雕刻条纹等“简单刻记”和“图画符号”，来记载劳动成果和反映劳动耗费。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有了数的概念，于是就产生了结绳记事。而当人们创造了文字之后，一种更为先进的记录经济事项的方法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书契”记录。不过，那时人们所采用的会计记录方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会计，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记录行为，它集原始的会计、计算、统计以及其他行为为一身。可见，原始社会的记录虽然经历了图形记事、结绳记事和书契记事三个阶段，但是都是简单的记事行为，人类经济生活的简单性决定了原始社会人类会计行为的简单性。
随着原始经济的解体，农业经济时代的来临，会计方法中出现了为自然经济服务的单式簿记。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经济、商业和信贷。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为主，工业处于手工业阶段，而商业处于简单的物资贩运阶段，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了当时的经济管理水平和会计发展水平，使单式簿记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会计发展的主要形式。伴随自然经济的发展，单式簿记不断向前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形态到成熟形态，以致于形成一个固定的、完善的会计方法体系。但单式簿记的整个方法体系仅适应反映自然经济，其自身缺乏科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当时的簿记缺乏理论指导，簿记知识的传授仅处在自然教育阶段。
正是由于单式簿记所存在的上述局限性，“当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取得优势的时候，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显露头角的时候，‘资本’来到人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便成为催促复式簿记产生的一个最为关键、最为积极的要素。” 由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时，随着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的迅速滋长与发展，会计必然要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此情况下，既出现了复式簿记实践，又同时产生了相应的会计理论，推动了会计科学的发展，并提高了会计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生产从手工作坊时代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加剧，股份公司等新的企业组织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对会计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设备折旧、成本计量、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突破了簿记工作与簿记学的研究范围，原有的复式簿记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会计实践相应地迅速发展。由于会计内部分工迅速发展，于是导致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新的专业性的会计门类开始出现，从而使会计发展进入现代会计时代。与此相适应，会计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信息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三式簿记、三维会计等新的会计理念与方法开始出现，预示着会计理论与实践将面临一次新的变革。
（二）中国会计发展与西方差距拉大根源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从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到封建社会中叶，中国的会计发展一直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他的悠久历史及其地位为会计史学家所肯定。” “事实上，早在封建社会初期，中国的工商业和信用都已相当发达，城市兴起，家资钜万的商人，千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庞大的船队，前期形态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都为复式簿记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形成了以四柱结算法为核心，且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中式会计方法，与巴比伦、印度、罗马等同领单式簿记世界之先。总体来说，在单式簿记阶段，中国会计特别是中国的会计报告制度，在唐、宋、元、明之际已居世界前列，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但在15世纪后，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簿记工作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在记账方法上进行了革新，最终以复式簿记取代单式簿记，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意大利北部沿岸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复式簿记方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运用到全面展开，逐步在经济管理中得以推广。1494年，陆卡。帕乔利在其名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又译《数学大全》）中，系统地总结了意大利复式簿记的账簿体系与记账方法，并上升到簿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而在明中叶（15世纪后期）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仍为单式，虽然出现了有复式簿记萌芽的“龙门账”，也很不完善，中国会计开始落后于西方。到了17世纪，由于西方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出现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商业会计、审计等门类，而中国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出现“四脚账”，但也不完善，因此中国会计与西方会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西方会计也迅速发展。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缓慢，中国的会计改良艰难。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客观上也给中国会计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复式簿记开始传入中国，在此促进下，中国掀起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式会计改良运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立足于保留中式簿记中的科学部分，希望最终产生一种改良的中式簿记，以便能够为中国工商企业所采用。由于中式簿记改良的不彻底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成功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簿记的革新进入改革阶段，对中式簿记进行彻底改革，全面体现复式簿记革新成就，吸收欧美国家在近代会计发展方面的最新成果，主张由西式簿记取代中式簿记，以促进中国工商业和政府会计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中式簿记改革在某些方面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中国会计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会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整体发展过程。15世纪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开始出现“大分流”的一个关键时期（彭慕兰，2003）。在15世纪之前，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说领先于或者至少平行于西方。在此之后，在这些主要方面开始落后于西方。许多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谜思”，并试图予以解释。例如，“李约瑟之谜”即是描述中国在15世纪以前已经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而最终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过程。笔者（1996）则研究了15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市场，而15世纪以后市场走向衰落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结为中国“市场发育之谜”。根据邹进文教授（2004）的研究，15世纪以前，中国的财政制度也是先进于西方的，而15世纪以后，则反过来落后于西方，这可以归结为“财政制度之谜”。此外，还有学者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文官制度等诸多方面发现了类似的“谜思”。这么多的“谜思”发生在同一个时段，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谜思”关联性的深思。在我看来，中国“会计发展之谜”可能是这类“谜思”中的一个层面。要解开这些“谜思”，需要整体的努力，但是，从历史逻辑关系上看，中国“会计发展之谜”似乎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等方面出现转折所直接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15世纪以后会计发展的滞后可以归结为下述几个原因：
第一，15世纪是西方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拐点”，而中国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自然经济领域，重要的是产量、品种等实物概念，价值、价格、利润、成本等不重要；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很少，经济主体之间的往来有限；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主体之间缺乏竞争性压力，人们缺乏足够促使人们精于计算的成本意识。所有这些，使得自然经济领域中的会计实践是简单的。15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相对于西方的发达，不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发达。相应地，中国会计的发达不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会计实践的发达。一旦西方从15世纪开始告别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在会计实践与理论上将中国抛在后面。
第二，15世纪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时代，而中国的商业始终受到严厉的抑制。商业的发展是会计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随着交换活动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才会强烈地刺激人们的成本意识与核算意识，培育人们的会计思想和会计精神，促进人们的会计实践。在欧洲，特别是在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地区，从11世纪开始，商业开始发达，从维护商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推行的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促使工商业长足发展，生产与流通紧密相联，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相互依存。这种状态对会计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在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使工商业长期处于一种依从和附属地位，物资交换为主的商业活动被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这种状态也制约了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世纪开始，西方出现了活跃的资本运动，而中国的货币运动依然保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状态。创业性资本运动是促进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发展的动力。在南欧国家中，伴随贸易特别是航海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通过合伙、股份制等组织形式来组织创业性投资的资本运动形式，出现了专门从事资金融通的金融机构，形成了资本筹集、投资和利润分配等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对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会计的发展，特别是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而在中国，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社会资金不能充分转化为资本，资本无法自由地向商业或手工业扩张，利润转化为经营资本的道路不畅。货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金融机构的商业信用功能始终难以发挥，其货币经营仅停留在提供商业服务的结算业务方面。这样导致资金运动的单向性和简单化，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发展的动力不足，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动力也就不足。
（三）新中国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迁的互动过程
1.经济体制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决定了会计演进的模式与路径。伴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变化到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会计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统一全国财经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统一了会计制度。1953—1957年间，在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借鉴了前苏联的会计制度和会计理论。一方面，批判和改造旧中国流传下来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和会计方法；另一方面，则引进和照搬苏联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1958—1978年间，经济体制趋向僵化、经济运行出现频繁波动，相应地，会计理论与实践都遭受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在“大跃进”时期表现为“会计虚无”的泛滥，会计制度遭受破坏，会计职能遭到否定，甚至出现了“无账会计”等荒唐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对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的破坏达到极端。一方面，强调政治挂帅，强调算政治账而否定算经济账，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会计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运动直接冲击会计实践，例如，在“派性”的影响下，一些单位的会计也相应分属于不同的派别。1978—1991年间，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与逐步实施，中国会计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振兴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1992年以来，伴随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中国会计业务处理规范也开始向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靠拢。这一时期，在中国会计规范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会计准则的规范程度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效应即越来越大，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准则条款甚至直接来源于国际会计标准。相应地，会计在中国经济管理、企业治理、经济主体行为规范乃至宏观经济运行调解等方面的作用日渐显现出来。
2.会计实践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会计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建国初期，会计制度的统一推进了整个财经管理制度的统一，推进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统一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时期采用苏联式会计制度无疑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奠定了微观制度基础。而“大跃进”时期的“会计虚无主义”的泛滥则助长了国民经济的混乱。“文革”时期受到政治动荡冲击的会计反过来加剧了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无政府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与国际准则逐步协调，无疑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二、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基本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见，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与会计演进总是有关联的。在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历史分析中，可以抽象出两者关联的一些基本规律。现归纳如下：
（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会计演进的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直接决定着会计演进的阶段。同任何事物一样，会计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方法上看，由原始记事、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从门类上看，自单一行业的会计向多个部门会计分化；从功能上看，从纯粹核算与反映功能发展到参与管理与决策等。这种阶段性特征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
1.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会计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生产、手工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机器大生产为主的工业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会计也同样经历了原始记事、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会计技术手段演变的历史过程，它促使会计计量的方法从原始社会的简单刻记与结绳记事，发展到近代的手工簿记系统、机器穿孔卡片系统以及现代社会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从功能上，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的发展，会计从提供经济活动记录，发展到进行财务活动分析，再发展到成为整个社会的控制中心、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一个基本环节。笔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计的某些功能将继续存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范畴不会完全消失，仍然存在虚拟价值，因此仍然存在经济核算的问题。
2.专业化与社会分工决定会计行业的分化。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下，统治阶级为实行经济集权的要求，需要会计建设朝着逐级控制、分工明确及各司其事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官厅会计和政府会计。而民间会计则局限于将本求利的范围，会计建设即朝着着眼于计量、记录企业与家庭的私有财产增减，以及应得红利的多少等方向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公司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迫切要求独立的第三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查和监督，而相关经济立法又将注册会计师的地位法定化，于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审计，从而导致会计执业服务的职业化以及现代审计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将越来越重要，亦愈益受到人们的尊重，其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并将在社会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会计制度演进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会计演进决定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这是一般规律。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会计演进则会出现差异性。之所以如此，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外，还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近代会计发展简要历程的分析中得到诠释。
1.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会计演进的速度。对复式簿记的理论总结最早产生在意大利，而非别国，最早在意大利北部，而非南部，这是由其当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曾在《会计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复式簿记是伴随着十字军东征（1096—1291）和后来地中海贸易的繁荣而诞生的。” 意大利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意大利北方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成为东西方商品流通的中介地，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地。这里的商品交换和货币兑换频繁，在商业经营活动、手工业生产与银行业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了盈利，他们不得不加强管理，并不断改进会计记录与分析方法。总的来讲，意大利工商业、银行业的迅猛发展，为复式簿记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复式簿记在意大利北部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企业家在会计演进中的作用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引入了一些新的商业办法以及其他各种新的意识，他们在企业融资中引入“把所有者权益作为负债的补充方法，以及复式记账法。” 这些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以及相伴而生的商业革命是被诸如借贷记账法和汇票的发明而点燃的（raymond，1953）。
会计的长足发展最先则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也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完成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手工业向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过渡，而且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产业革命使分散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集中的机器生产，工厂制在工业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这样，以市场需求为动力、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并发展起来。这种生产方式的变迁势必引起会计活动也发生变化。簿记工作的重心开始向工业生产转移，企业的生产、销售和分配等经济活动开始进入会计核算的范围，明晰产权和利润计算等难题成为会计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使会计在发展中实现了其功能上向管理职能的扩充，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较早产生了工业会计、商业会计、银行会计等会计部门的分野，较早产生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会计功能上的分野。
2.政治制度特别是民主与法治对会计演进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决定了会计制度建设的基点是为王权效忠，这也是我国古代官厅会计的发展水平为何远远高于民间会计的原因之一。而中世纪在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发达的城市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城市共和国，它们支持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同时也支持文艺复兴运动，为意大利北部城市成为复式簿记的发源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平等与公正。
雅典的审计监督制度最能说明民主与法治对会计演进的重大影响。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吏通过选举制度产生，并轮流执政掌管政权。官吏在上任前应接受资格审查，在任职期间，公民通过公民大会随时可以检查其是否称职，官吏卸任后，应接受经济责任审查。如果官吏利用职权，肆意践踏平等原则，人民可以通过法律将他流放。例如，伯理克利是希腊著名的将军，曾为雅典城邦的建立屡建功勋。但这位英雄后来却因为大权在握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即被雅典人民利用流放法于公元前461年罢免并流放。正因为如此，会计史学界曾有人认为复式簿记诞生于雅典。例如，苏联会计史学家索科洛夫在其《会计发展史》中指出：“两位法兰西作者涅罗和吉利亚在研究了古埃及的海关账并看见了账中商品支出和现金收入的记录后得出结论，现代核算的故乡是雅典。”
3.科学文化对会计制度演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学精神对会计制度演进具有深远影响。会计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学知识是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之一，同时也是会计最起码的运算工具之一。在陆卡。帕乔利对簿记进行系统研究之前，数学家们一直把簿记包容于数学之内，将其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陆卡。帕乔利在对簿记进行系统研究之后，使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将其作为1494年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的重要篇章，它是会计摆脱实务进入理论的标志，是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转变的标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同时又是一部数学著作，它体现了数学精神（包括精确精神和推导精神）和经济实践的结合，反映出数学精神与会计制度的历史渊源关系。此后，数学精神与会计制度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的。1605年荷兰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也是集数学与簿记于一体的，它与帕乔利的著作并驾齐驱，成为数学和簿记学结合的典范。威廉。配第发现，正是精于计算的精神，构成了荷兰经济发展并超过意大利的精神支撑。他说：“这一民族必须进行艰苦的劳动，尽全力从事工作。不论贫、富、老、少都必须学会有关数量、重量以及长度的技艺。” 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根据自己毕生从商的经验，概括出“一个全才的对外贸易商人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共有12种，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要擅长算术和会计。
（2）工程精神对会计制度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任何技术工作都存在经济问题，都有经济性要求。无论是作为工程界的工程师还是作为经济界的会计师，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知识。1911年，美国工程师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一书，提出了计件工资和标准化原理，用来控制生产工人的工作效率。之后，工程师埃默森提出标准人工成本，甘特又把标准成本推广到材料和制造费用，制定标准材料成本和标准制造费用。此后，工程师哈里逊第一次提出标准成本概念。1919年，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该协会由工程师和会计师共同组成。成立之后，准备推广标准成本，但这时的标准成本没有同会计结合。直到1930年以后，工程师和会计师才获得一致看法，将标准成本计算与复式簿记结合起来，从而使标准成本法的运用纳入会计核算体系。20世纪以来，会计学与工程师结缘促进了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如联合创立了标准成本会计理论，发展了预算控制等。
（3）经济人的理性精神在会计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人的理性精神，即在特定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精神，由此派生出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成本精神、追求精确计算的核算精神、追求尽可能规避风险的风险精神。这些精神正是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发展的精神动力，有些甚至直接内化为会计精神，诸如成本精神、核算精神、预计与决策精神等。
反观中国，古代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但是只是自然经济的辉煌；虽然政治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是只是封建专制的辉煌；科学文化虽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是只是农业文明的辉煌。15世纪以后，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开始停滞，而西方的发展则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因此缺乏会计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会计必然落后于西方国家。
（三）会计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会计演进和经济发展互动过程的历史分析，带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其中重要的是：会计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会计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会计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才能切实提高整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文明水平；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会计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两者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发展，不可偏废。
因此，会计发展不仅是会计领域的事情，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经济环境，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文化氛围，以及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精神环境。会计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的过程。就中国而言，要真正实现会计的发展，必须做到：首先，要全面形成会计核算的体制条件，即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引入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其次，是要形成接受会计与审计监督的社会环境，即民主与法制以及有效制约公权的环境。最后，是要充分形成全民族的会计精神与会计文化，特别是要弘扬诸如核算精神和成本精神等会计精神。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会计账户; 常量数学; 人工语言; 计算形式
一、引言
1494年,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所著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出版,书中在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以“计算与记录详论”为题,论述了流行于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方法。“计算与记录详论”是会计史上第一部复式记账著作,是现代会计学的开端。
会计史上第一部复式记账著作缘何出现在数学著作中,而不是独立成书?直观的看法可能是:复式记账运用了数学方法。但是,若认真研究、对比数学史和会计史,就会发现,复式记账的“账”――会计账户,其左右对照“计算形式”,是会计独有的计算形式,数学迄今为止,没有构造和运用过这一计算形式。
计算形式的“形”,是数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与会计账户左右对照“计算形式”具有相似功能的数学计算形式,是以“+”“-”“――”“=”符号构造的计算形式。数学史上“+”“-”符号出现在1489年,“=”符号出现在1557年。而发现最早的会计账户是1211年佛罗伦萨银行的会计账户,并且至1494年帕乔利《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出版,会计账户已然形成“恒定的形式”。因此,会计账户左右对照“计算形式”的出现和运用与以“+”“-”和“――”“=”等符号构造的数学计算形式的出现和运用相比,约早了300年。这就是说,会计账户左右对照“计算形式”的形成,并没有借助或运用数学计算形式。史实证明,一般认为的“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是会计运用了数学方法,是一个运用与被运用关系”是就加减法运用的一个直观认识,没有看到计算形式,是一个不完全的认识。
有鉴于此,有必要厘清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关系。本文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13世纪会计账户结构初始构造至15世纪末形成恒定结构,作语言学分析,定义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以此为基础,与常量数学作对比分析,厘清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关系;进而,逻辑解释说明会计史上第一部会计著作出现在数学著作中的缘由。更为重要的是,借用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对比,可以再发现、再论证会计账户的性质和会计账户的功能。
二、会计账户构造:从自然语言到人工语言
自有文字、数字以来直至13世纪,会计记录、计算均采用文字、数字作为记录和计算符号。文字、数字作为记录和计算符号的会计记录和计算形式,采用“自然语言”形式。自然语言形式在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量”相对较小时,是一种可行的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语言形式。当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量”不断增加时,其累赘、繁琐就显而易见。特别地,当会计计算“量”增加到一定限度时,累赘、繁琐已不是唯一缺陷,其最大的缺陷是在有限的人力之内面对大量的自然语言描述量的无法计算,即“不可计算”。因此,当“量”达到一个限度时,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就需要突破“自然语言记录形式”和“自然语言计算形式”,寻求新的记录形式和计算形式。
13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银行因其银钱兑换中心地位,业务量巨大。以“自然语言”作为记录形式和计算形式,应对大量的银行业务的反映和计算,已日显困难。佛罗伦萨银行会计以自然语言为基础,构造了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的新形式――会计账户。
“早期的银行家中,有人为特定的顾客设置账页,在其他场合下,存款人账户应在一页进行借记,在另一页上进行贷记①。”是为佛罗伦萨银行的“人名账户”。佛罗伦萨银行簿记的“人名账户”,是现代会计账户的初创形式,其结构如图1所示。
“这种古典的意大利式总账记录在14世纪初叶至16世纪中叶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直为人们所采用。这就是按文字叙述式反映给予者、收受者、给予物和接受物四部分的段落形式。上面的实例(本文图2,‘胡椒账户’和T形符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以适应现代读者及以下讨论。),是引自热那亚市政厅总账所记录的胡椒账户。”②
“反映给予者、收受者、给予物和接受物四部分的段落形式”,“在14世纪初叶至16世纪中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图2所示的左右对照式账户结构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是一个恒定结构。
为什么“反映给予者、收受者、给予物和接受物四部分的段落形式”在14世纪初叶至16世纪中叶被会计记录固定下来?其原因在于:
1.会计记录需要一个记录(反映)形式。会计必须记录(反映)什么,是会计的首要问题。在有赊销情况下,会计必须记录的是给予者、收受者、给予物和接受物,以及给予物和接受物的“量”。这是会计记录的五个要素,缺一不可。只有当形式化后,其记录要素才不会被遗漏。
2.会计计算需要一个计算形式。会计账户所构造的“形”,其左方、右方在纵向上是分别可以直接相加的一个计算“式”。同时,左方与右方相加后的总量可以相减,可以计算左右两方的净“量”。由此,构造了一个计算式,称会计账户构造的计算式为“会计账户计算式”。在采用印度计数制度和十进制下,会计账户计算式就成为可以连续记录、连续计算的“永续”的“计算式”。
由此,会计账户,既是一个记录(反映)“式”,也是一个计算“式”。特别是会计账户计算式,其功能是连续记录、连续计算,即永续计算。其计算式的简洁、明了和适用性令人赞叹。应当说,会计账户记录(反映)和计算“式”的构造是会计史上划时代的创造,它解决了自然语言记录的会计数据在记录量增加后所产生的“不可(不便)计算性”问题,使得会计记录、会计计算成为连续记录、连续计算的“永续”的记录和计算形式。
16世纪中叶至今,会计账户尽管历经多次改良,但是,会计账户以借贷为标识的左右对照式基本结构始终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会计账户的基本结构,自其初创至今的八个多世纪里,是一个恒定结构。
迄今,会计账户基本结构,约定俗成地以T形账户结构简约表征。
T形账户,其结构凸显了会计账户的基本记录结构和计算结构。
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自然语言也称日常语言,是人们进行和表达日常思维的语言。人工语言是人类为特定目的,通过严格定义的方式专门创立的语言。数学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人工语言。人工语言区别于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是,前者排除歧义。T形账户,是由自然语言符号“会计科目”、“借”、“贷”和T形符号构造的一个语言符号串整体,是为会计记录特定目的设计的一个语言符号串。因此,T形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作为T形账户所表达的会计账户结构整体,因其形式与T形账户的一致性,同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整体。
发现和定义T形账户、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整体,对会计研究的意义是多重的,出于本文论述简洁的考虑,仅说明两个方面的意义:(1)定义会计账户为人工语言符号,可以将会计史划分为“会计记录计算的自然语言符号时代”和“会计记录计算的人工语言符号时代”。这是会计史按会计技术特征的一个本质划分。(2)定义会计账户为人工语言符号,才能从符号角度与数学符号对比,进而研究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关系。
三、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契合和对常量数学的超越:动态反映和动态计算
(一)常量数学的功能
数学是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具有表达和计算两种功能。
常量数学,以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三角为主要内容,以常量即不变的数量和固定的图形为其研究对象。常量数学的研究对象――不变的数量和固定的图形,数学界称其为数和形。因此,也可以说常量数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和形。常量数学的功能与数学的功能一致,是表达和计算。但是,常量数学的表达和计算,只能有效地表达和计算事物和现象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表达和计算运动、变化,就显得无能为力。而对于表达和计算运动、变化,则由变量数学来承担。
公元前5世纪至17世纪,是数学发展的常量数学时期。
(二)13～15世纪常量数学的发展
13～15世纪,是意大利簿记形成时期。与13～15世纪相对应的数学发展处于常量数学时期,其发展状况可以概括为:
1.数学表达、计算尚处于“自然语言”阶段
直到15世纪,数学表达和计算尚未符号化,采用的仍然是自然语言,即使出现一些简单的符号,也只是自然语言的简写。例如,“p和m用来表示piu(加)和meno(减),应该指出,这些只是简写,他们都是代表普通的单词,因此需要遵守造句规则。”③再如,被认为天才数学家的约翰・穆勒(1436～1476),其“代数学是修辞学性质的,所有运算都完全用文字写出来。”④直到1489年,维德曼(Widman)提出+、-符号,迟迟未被采用,但由此产生了数学符号的改进,并开始朝着今天熟悉的数学符号进展。
2.数学研究的内容仍属常量数学的静态表达和静态计算
13～15世纪,数学研究的内容仍然是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三角等常量数学,其表达和计算仍属静态表达和静态计算。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数学著作有:13世纪,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o of Pisa)于1202年出版《算盘书》,将印度计数制度(阿拉伯数字)引入意大利。14世纪,奥雷斯姆(Oresme)在其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用坐标确定点的位置,预示了现代坐标几何学;15世纪,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于1494年出版《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该书在出版后“许多年中一直是数学方面的标准论著”。⑤
《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中在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以“计算与记录详论”为题,论述了流行于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方法。“计算与记录详论”是会计史上第一部复式记账著作,是现代会计学的开端。
(三)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的契合
如前文所述,会计账户的功能是记录和计算。会计账户的记录功能,按现代会计理论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反映”功能。也就是说,会计账户的功能可以表述为反映和计算。
常量数学的功能是表达和计算。
从语言学角度看,会计账户的“反映”和常量数学的“表达”存在共同的义素,基本意义相同。从会计账户反映的对象与常量数学表达的对象看,尽管反映和表达的范围不同,但均反映和表达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和现象”,具有共同的一面。因此,会计账户的反映功能契合常量数学的表达功能。
会计账户的计算功能与常量数学的计算功能则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会计账户计算功能的实现依赖印度计数制度(阿拉伯数字)的运用。没有印度计数制度(阿拉伯数字),会计账户借贷两方的“量”就无法实现纵向相加,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横向相减。从历史上看,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o of Pisa)于1202年出版《算盘书》,将印度计数制度(阿拉伯数字)引入意大利。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会计账户是1211年的佛罗伦萨银行的人名账户。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从印度计数制度(阿拉伯数字)的运用和加减的运用角度看,可以说会计账户运用了常量数学,但仅仅是就这一角度。
由此而言,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在功能上是契合的。
(四)会计账户对常量数学的超越
1.会计账户动态反映、动态计算对常量数学静态表达和静态计算的超越
会计账户的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是连续记录、连续计算,且是一个“永续”的记录和计算形式。这种“永续”的记录和计算,是对记录和计算对象的动态描述。也就是说,会计账户,具有动态描述(表达、反映)功能和动态计算功能。与常量数学的静态描述(表达)和静态计算功能相比较,会计账户已然超越了常量数学的表达和计算功能。
2.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对常量数学自然语言的超越
会计账户整体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以T形为标志,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分为左方和右方,即借方和贷方,因此会计学界长期以来称会计账户为“左右对照式”账户。“左右对照式”账户结构,从其结构的可观察状态――“形”来看,是T形。因此T形,不仅仅是会计账户的简约表达,而且是对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的结构的可观察状态的描述。
与13～15世纪常量数学尚处于自然语言阶段相比,会计账户已然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的构造。由此而言,会计账户人工语言反映形式和计算形式已然超越了13～15世纪常量数学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和计算形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会计账户自其初始构造迄今,所有会计账户均为T形;以T形为标志的会计账户,超越了意大利语、英语、汉语等自然语言,成为了国际通用的会计专业人工语言。这是对会计界所称的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本质阐释。
3.会计账户空间反映和计算相结合对常量数学的超越
常量数学,其空间表达是由其几何的“形”表达的,数量计算是由其算术计算的“数”实现的,即“形”表达空间,“数”计算数量,并且,常量数学的空间表达和数量计算是分别由几何和算术两门学科分别承担的,并未结合在一起。将几何的空间表达和算术(代数)计算相结合,融空间表达和算术计算为一体的是17世纪创立的解析几何。
与常量数学相比,会计账户,其T形用来反映所描述对象所在的空间,即“形”表达空间,其特定的空间由会计科目定义;其在T形中的数用来反映和计算对象的量。如此,会计账户将空间反映与其数量反映、计算融为一体。
会计账户集空间反映与其数量反映、计算为一体,超越了常量数学的独立空间表达和独立数量计算。
与17世纪创立的形与数相结合的解析几何相比,会计账户以T形反映空间,解析几何以直角坐标表达空间,T形与直角坐标在“形”上具有相似的简洁性。尽管解析几何创立于17世纪,但在14世纪,奥雷斯姆(Oresme)在其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就用坐标确定点的位置,预示了现代坐标几何学。同样是在14世纪,意大利簿记的重心移到了热那亚,在这一时期,恰是会计账户运用的定型时期,T形和直角坐标大致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类认识的阶段性反映。T形与直角坐标均反映或表达空间,但二者反映或表达的空间的范围不同,会计账户反映的空间限于商业范围,解析几何表达的空间则是物理世界。就空间反映或表达与计算相结合的运用而言,会计账户与解析几何二者各自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二者不可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由此,会计反映、计算与数学表达、计算分野。
(五)第一部会计论著出现在数学著作中的缘由
15世纪,会计是一门师徒传授的技艺,尚未上升到一门科学。但是,帕乔利却在《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在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以“计算与记录详论”为题,论述了流行于威尼斯的复式簿记。为什么帕乔利会将威尼斯的复式簿记写入一部出版后成为当时标准数学论著的数学著作中?会计史将其视为是会计史上的里程碑,但其原因,鲜有探讨。数学史上,斯科特在其《数学史》中介绍《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时,其描述只是:“除了总结那个时期所有的全部数学知识外,《摘要》一书还对当时的商业事务作了有趣的探讨”。⑥究其原因,数学史亦鲜有探讨。
如果认真研究《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由帕乔利作出的“新贡献”(较其之前的数学著作),就不难发现帕乔利缘何将威尼斯簿记置于《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的逻辑。
在《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帕乔利“贡献”了如下新的计算形式。
图4的计算形式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数学的计算形式。但是,它是帕乔利在数学自然语言表达环境下发现的数学计算新形式,这一发现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与当时的会计账户计算形式对比,这一计算形式较之会计账户,是一个与会计账户计算形式相似的会计账户计算的简化形式。从这一意义上看,图4的计算形式很可能是帕乔利在会计账户的启发下简化而来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图4,“虽然孤立的负量在当时是新奇的东西,但帕乔利已经知道如何运用正负号”。⑧
帕乔利缘何知道如何运用正负号的?如果研究《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包含的威尼斯簿记,对比会计账户,就会赫然洞开。在会计账户中,账户的借方和贷方具有相减的关系,且相减后的结果有些账户在借方,有些则在贷方,这要视账户的性质而定。就一个特定的账户而言,其借方与贷方存在“正”和“负”的含义。而会计账户的运用,其借贷两方是必不可少的,是实实在在的,这无疑赋予了负数概念以实际意义,支持了负数存在和运用的实际价值。由此,帕乔利知道如何运用正负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指出,会计账户形与数的结合集表达与计算于一体,超越了几何的独立表达和算术的独立计算。关于这一点,帕乔利也是清楚的,因为在《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计算与记录详论”被置于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是连接算术与几何的位置。在他看来,威尼斯簿记是算术计算和几何表达的在商业上的结合。假如帕乔利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计算与记录详论”就会置于《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最后,而不是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
会计账户的计算形式、会计账户负数存在的实际价值、会计账户形与数的结合,在帕乔利看来,均属于数学。因此,帕乔利史无前例地将威尼斯簿记以“计算与记录详论”为题,用36章的篇幅,在算术之后、几何之前的位置,写在了之后成为当时数学标准论著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帕乔利之后的数学发展,特别是正负数的运用和算术计算形式的形成,与帕乔利的数学思想相一致;对于数学的形与数相结合,也与帕乔利的数学思想一致,只不过其形式是解析几何。解析几何之后,数学循着微积分的道路走向了对运动的描述和计算。
而会计,因会计账户简洁的动态描述(反映)和动态计算功能足以满足商业发展、大工业发展、甚至今天信息化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和计算的需要。因而,会计账户始终保持了以T形为标志的独有的动态反映形式和动态计算形式。
四、结论
会计账户性质,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基于人工语言符号,T形是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的“形”,阿拉伯数字是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的“数”。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的形,反映空间。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的数,反映和计算数量。常量数学的形,表达空间;常量数学的数,表达和计算数量。从形与数角度及其“反映―计算”、“表达―计算”基本功能角度考察,会计账户与常量数学相契合。
会计账户基本功能与常量数学基本功能相契合,并不意味着会计账户功能与常量数学功能相同。会计账户的功能,是动态反映和动态计算。常量数学的功能,是静态表达和静态计算。因此,在功能上,会计账户功能超越了常量数学功能。
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是形与数的结合体。常量数学的形与数,则分别是几何和算术的研究对象,并未形成结合。数学形与数的结合,是在17世纪解析几何的出现才得以实现。解析几何之后,数学循着微积分的道路走向了运动的描述和计算。自此,数学的运动描述和计算与会计的动态反映和计算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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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1世纪技能；教育价值核心；经验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144-02
进入20世纪，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活动实践类课程大幅增加，美国逐渐形成了实用性、活动性、个性化特点突出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改变这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课程设置。随着杜威“做中学”等理论弊端日益显现，20世纪60、70年代，以布鲁纳理论为基础的“学科结构运动”喊出了“回归基础”口号。中小学课程遂又逐渐加强读、写、算的基本教育，重视数学和理科的学习，提高各科教学要求，增加抽象的、理论性强的内容。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基础教育以提高质量为重心展开，以增强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为目标。《美国2061计划》以及后续的“高质量教育运动”在美国掀起了新的一轮教育改革的浪潮。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开始积极探讨迎接和应对新世纪挑战的教育新目标。在联邦教育部的主持下，美国于2002年成立“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制定了《21世纪技能框架》并以合作伙伴的形式将教育界、商业界、社区及政府等多方联合，帮助21世纪技能的培养融入到中小学教育中。
面向21世纪的技能究竟有哪些？其所体现的核心价值与理念本质又是什么？对于当前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中国新课程改革，我们又能借鉴些什么？这些也是本文所主要讨论的问题。
一、21世纪的三大技能
“21世纪技能”分为三大技能领域：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根据每个技能领域特性将其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分支能力。
1.学习与创新技能领域。美国教育专家认为，21世纪的学校应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使其养成终身学校的习惯和能力，塑造全面发展的学生。这里主要包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2.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领域。随着信息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生的未来生活也与信息、媒体、计算机等词汇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包括：信息素养、媒体素养及信息交流和科技素养。信息素养是指在当下海量信息汇集的环境中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它要求学生能高效地获取信息、批判性地合理地评价信息、准确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当代社会，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充斥在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而正确处理信息的前提是学生有良好的媒体素养，能理解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理智地使用媒体获取和创造信息。信息交流和科技素养则侧重于信息技术的运用，即能流畅地掌握新技术来提高其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3.生活与职业技能领域。生活与职业技能主要包括：（1）灵活性与适应性；（2）主动性和自我指导；（3）社会和跨文化技能；（4）工作效率和胜任工作的能力；（5）领导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些能力往往在学生脱离学校学习生活后才得以发挥和展现，他们围绕情商而展开，并能帮助学生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制和自律的人格品质，实现个人更大的成功。
三大技能的培养不能只是简单的技术练习，而是综合的素质培养。延续杜威的实用主义“做中学”的理念和布鲁纳结构课程的理论，21世纪技能的基础是坚实的学科知识，教师通过核心课程的教学来实现21世纪三大技能的养成。核心课程包括阅读、外语、美术、数学、经济、科学、地理、历史、政府和公民。而核心课程的教学也需遵循一定的教学原则：让学生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自主构建知识体系；增加学科的深度而非广度；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重视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融入跨学科的主题，如全球意识、环境素养、财经商业和和企业能力等。以学科知识为中心，以三大技能领域的发展为目的，充分关注学生的未来生活，是美国“21世纪技能”计划最核心的部分。从三大技能领域的设置不难看出美国教育紧随时代潮流、注重能力培养、关注学生生活及职业生涯规划、倡导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
二、教育的核心价值
作为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美国教育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相对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上的大放异彩，美国的基础教育却显得薄弱很多，成为美国教育的一大软肋，也是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从最开始的“3R”课程，到后来的实用主义活动课程，到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的“回归基础”，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几起几落，都不曾宣布成功过。时代在前进，改革也在批判中进行。但以1985年提出的《2061计划》为基点，有许多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在改革中不断被强化的，这些也同样体现在了“21世纪技能”计划中。
1.自主。美国文化脱胎于西方文化体系，十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因而在教育理念中也非常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自”――自主探索、自主构建、自主选择。美国的课堂中，“专题”和“合作”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老师的角色则真正起到了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帮助者作用。在有组织的学习活动中，“我认为”、“我觉得”、“我发现”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导内容。这样的学习氛围不但培养自信、激发学习兴趣，更激发学生的自主反思，批判精神、交流合作、创新思维、自主探究的教育目标的实现也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2.能力。美国学者认为，“学会了多少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运用多少你学会的东西。”和中国的学生相比，美国的中小学生在使用图书馆的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上明显占优势，这和其日常教学的理念侧重是分不开的。而本次面向21世纪的教育新要求，同样是针对能力素养所展开的。在美国，围绕专题展开合作学习、资料搜集、展示交流是学校学习任务的主要形式。比如，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完成《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的专题研究，中国的家长必然会目瞪口呆，但从学生的完成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可实现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熟能生巧”的过程。
3.生活。“教育即生活”是杜威的著名论断，而斯宾塞也说过“教育是为了完满生活做准备”。在“杜威模式”被取消后，这一理念却完整地继承了下来。“21世纪技能”计划中，“生活”技能成为三大技能领域之一，教学内容应关注学生的生活，同时教学是为了提高学生未来的生活。而在“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领域，不但关注到了学生的职业能力，更关注到了学生的生活品质，这一点是国内的课程改革中鲜少注意的。对生活的热爱与热情的缺失，也是当前中国教育急需关注的问题之一。
4.终身。“终身教育”业已成为21世纪最受重视的教育理论，各国学者也展开了广泛的研讨。终身教育，不应该只是一种教育制度的发展，更应该关注到个人发展的完整的一生。“21世纪技能”计划中，每一项技能领域所要求的素养都是学生在踏出校门后受益终身的人格品质。尤其是生活技能中的跨文化技能、领导能力、责任能力，都将是21世纪人才必不可少的综合品质。常言道，“教是为了不教”，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性任务。
三、对中国课程改革的启示
1.知识本位教育观念的转变。中美教育问题从两个极端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高等教育学术科研举世瞩目，但基础教育却成绩平平；中国的基础教育扎实，但在创新性上处于劣势，难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专家。事实证明，只有知识和实践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1世纪技能”计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的基础教育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以知识为辅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必修与辅修并存的宽角度课程、“基于学生、基于生活、基于未来”的教育理念、全球化视角和跨学科视野、全社会参与和新科技领航的战略高度。面对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我们应该反思：对于人漫长的一生，我们最应该教给孩子们的是什么？
2.注重学生在创新性活动中的能力训练。一个“钱学森之问”，却引起了整个教育界甚至全社会的关注。反思“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人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其实，一个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前基本已经定型，难有大的突破。而历史上众多创造不朽传奇的名家人物，从孩童时期就显现出非同常人的思维品质和行为特点。因此，若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课堂中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被高考”的社会形势下，高等教育也将难有突破。
参考文献：
[1]靳昕，蔡敏.美国中小学“21世纪技能”计划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1，（2）.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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