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思想品德学科的中考，时政性已是不可避免，并且这种趋势会越发凸显。因而要求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要对国内外大事格外关注，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教师应积极主动地收集整理源于各大新闻、媒体、网络等的时政信息，如人民网、《华尔街日报》、《人民日报》、《半月谈》、《时事》等。并将这类素材凝练成短小的文字，引导学生对时事进行了解，并联系教材知识。同时，教师和学生都应加强对周围的人、事的关注，思考这些实践的真实意义及价值，并结合教材，利用正确的观点对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时事意识，引导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激发其做一个有思想、有道德的学生。
二、多比较，多筛选
初中思想品德学科的考查，针对的是大多数学生，因而偏难偏怪的现象几乎不会出现，这就给学生、教师备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恰当把握时政的命题重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教师和学生在时政复习的过程中，要多比较历年考点，筛选出具备极大可能性的考点。比较近年来的中考时政考题时发现，在时政考查时间范围上，大概范围在上次中考结束到本次中考开始之前这一年时间;考查内容上，一般会以这一年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主，而且当地发生、并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也会作为中考时政的考查点。同时，在对时政考题的考点筛选上可以发现，一年的考题中，不可能出现所有范围的热点，同时三年之内几乎不会重复考查同一考点。因此，在时政复习中，可将三年内未出现或出现较少、并与时政有关的考点作为复习中的重点。但同时，也应注意热点问题，将相关考点作为次要重点进行复习。多比较、多筛选，从而在中考时事政治的复习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多结合，多联系
（一）设计时事板报
首先，教师应该对高中生进行组织和分配，利用班级黑板进行时事政治板报设计。设计的主要年内容包括近期国内外大型事件，例如：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的举行、朝核问题、MH370失联问题等等。通过这一方法和手段能有效让学生把握所学的时事政治内容，并较好的就教材展开系统全面的分析。另外，还可以通过举行时事政治竞赛和演讲比赛的形式，培养学生的时事政治学习和探究能力。
（二）导入时事新闻加深学习印象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可知，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在主题教育中提高感情基础，这也在时效性上给予政治课充分的肯定。在针对时事政治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要做到的是导入国内、国际大型事件，继而引入课堂内容，比如：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使同学们利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眼光和思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由此，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社会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滞后、枯燥的缺点。
（三）作业与练习中引用时政材料
政治课堂作业或练习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巩固知识，但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在教中深入练习，合理带领学生在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并充分挖掘政治内涵。由此，不但能巩固政治的基础性知识理论，而且还能引起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准确把握时代规律和特征。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更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激发高中生政治知识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吸引学生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实现极佳的教学氛围和效果，一般而言，现今的会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好感，可以把新颖、新鲜的事物引入课堂，就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够让学生会作出自己的分析，还能使学生相互间实现评论，进而准确、全面、系统的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良好的课堂氛围和课堂效果，这也对学会生的总结和归纳知识点最为有力。
（二）有助于转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一般而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能对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课堂模式，实现全新的政治教学极佳效果。新课改下的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传递的主要对象，而已经演变为课堂教学的新主体，由此以来，就要教师在公平、平等、开放的政治教学环境下，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爱好和学习兴趣并予以激发，系统合理的引导学生体验和观察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提高中生在面对各项问题中的判断能力，积极把改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引向深入。
（三）有助于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合理的引入时事政治能完善教材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利用教材内容和方法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基本问题，并使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和抽象化，更加便于学生理解。第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实际教学课堂中，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作出思考和判断，能延伸课堂、丰富知识以及提高学生爱国情怀。第三，时事政治的引入和运用，能使学生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有效防止学脱离时代轨道。
三、结语
要想加强时事政治教学,首要的就是收集最新鲜的时政材料。时事政治,讲究的就是“时”,就是最新的、具有学习意义的国内外新闻、时政热点,因此要排除不具备时效性的材料。当然,这些时政材料不仅要是最新的,还要是正确的,是经正规渠道(如新闻、报纸等)获取的。由于网上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教师对于来源于网上的信息要加以辨证,分辨其是否是准确的、可靠的。此外,这些时政材料除了时效性、准确性之外,还应具备正面性,要选择正能量的时事材料,切忌将一些反动的、带有负面影响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新闻带进课堂。
(二)鼓励学生收集材料举办“新闻会”
仅仅教师收集时政材料毕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自主收集、整理时政材料,将学生的目光从狭窄的学校和家庭转向社会,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来收集材料,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社会发展,培养他们与社会接轨的能力。在学生收集完材料后,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小小的“新闻会”,每节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学生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应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结合新的时政资料,进行理论教育
以前,有许多学生只注重主料,只攻数理化,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近年来,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学校开始安排学生收看新闻,我们便决定利用这一手段,从学习邓小平理论入手,加强德育的渗透工作。我们抓住了一些学生能感受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组织学生结合时政内容进行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初三学生政治理论的学习态度明显有了改观,一位学生说:“以前学政治理论虽然知道它是正确的,但感觉离我们太远了,没积极性,而今学习邓小平理论则有现实的、直观的材料让我们感受,使我们认识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认识必然会化为动力,促使学生去学习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四)丰富多彩的课外时事教育
1.举行时事知识大赛。一些学校会举办校中学生时政大赛。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先在班级内进行预赛,之后参加年级复赛,最后确定学生参加学校的决赛。通过广泛宣传,层层选拔,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
2.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时事小报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巩固学生时事政治材料的记忆,加深了解。(2)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3)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可以是一周一期,也可以是一个月一期,让学生自由组合、分工合作,在学期末评比出做得最好的时事小报,对该组学生进行奖励。
[论文摘要]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而在外事翻译实践中要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为了正确地传达思想,译者在斟词酌句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东西,研究新问题,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外事翻译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外事口译和外事笔译。外事笔译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外交、外事场合的讲话稿,如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宴会、招待会上的祝酒词,以及外交上交涉用的讲话、声明,国家间的照会、信函、公报、协议、条约等正式外交文件。
外事口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我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双方或多方谈判、会谈、交谈时的现场翻译,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讲话或参观访问时的介绍等即席翻译。在双边会谈中,这种翻译通常采用交替传译方式。在国际研讨会、国际大会、国际组织的年会等各种会议上通常采用同声传译。在外事场合,口、笔译往往同时使用。如建交谈判、关于国际公约的谈判,都要求译员既能口译,又能将所谈的内容和结果落实到文字上,成为公报、公约、条约、备忘录、协议等。有时是先口译,然后产生文件。有时则在讲话、演讲前将稿件译好,再到现场作口译。
一、外事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首先,外事翻译政治性和政策性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外事翻译的时代性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如:
(1)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访问美国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要遇到很多敌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气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译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则更贴切。改译: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国总统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檄文中说: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这些短语,因此以下翻译则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众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并不愿意这场冲突发生,然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不会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心慈手软,这个政权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
二、外事翻译的政治性
外事翻译是政治性翻译,译文除了要严格忠实于原文以外,在选择词语和句式时,还要仔细推敲,要准确表达原文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翻译要做到文字和思想的统一。要做到这点,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结合业务熟悉政策,对于重要的词,特别是涉及到领土、重大国家利益的词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原文词意的深刻内涵。为说明问题,现举数例如下。
(1)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TheCentralGovernmenthasrefrainedfrominterveningintheaffairsoftheHKSAR.“refrainedfromintervening”意思是克制自己不去干预。而事实是中央政府从不干预也不想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所以改译如下:TheCentralGovernmenthasneverintervenedintheaffairsoftheHKSAR.
(2)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withoutthehelpofothernations.
译文用了help一词,语气有些重了,不符合原文口气,这与我们强调的“自力更生”原则相矛盾,改译为: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inisolationfromtherestoftheworld.
(3)Realitydidn’tcatchupwithU.S.policyuntil1972,whenNixonwenttoChinatomakepeacewithChairmanMao.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讲和。“tomakepeaceof”译为“讲和”带有对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某种歉意。当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完全出自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会见尼克松也是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初译会给人一种尼克松是来中国登门道歉的意思,因此改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共修两国之好。
(4)Thegovernmentiswagingacampaignagainstwasteandextravagance,withthebanquet,amainstayofallpublicfunctioninChina,aprimetarget.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宴会。
在这个句子中,banquet仅仅译成“宴会”二字似嫌不充分,没有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中应有的内涵完全表述出来。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给这个词作适当的放大处理。改译为: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摆宴席、搞宴请。
三、外事翻译的时代性
从事外事翻译,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历史和旧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词语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翻译有关历史事件或时过境迁的事情时,译者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要及时纠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发生世界瞩目的变化,因此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断出现,在英文里找不到相应的词和词组。机构和部门名称、文章或演讲中的古文、诗词和对联,常常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译出。1、旧词新用法
(1)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WeneedtomakefurthereffortstoimplementtheParty’spolicyonethnicaffairs,adheretoandbuildonthesystemofregionalautonomyofethnicminoritiesanddevelopsocialistethnicrelationshipcharacterizedbyequality,unityandmutualassistance.“民族”一词,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前苏联的用法,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因此就有了“中国各族人民/theChinesepeopleofallnationalities”,“各少数民族/theminoritynationalities”,“党的民族政策/theParty’snationalitiespolicy”,“多民族的国家/themulti-nationalstate”的译法。而实际上,nationality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有了变化,该词不再指少数民族的“民族”,而更多的是指“国籍”。在国外人类学的文献中“民族”一词的表述是“ethnicgrouporcommunity”。Nationality除了指“国籍”和“民族”外,还有“国民”和“国家”的意思,有时可与nation通用。如果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很容易引起误解。上句则是根据这个考虑,将“民族”的翻译做了相应改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都译为ethnicgroup,而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进行判断。如果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就应译为nationalunityorunityoftheChinesenation;如果指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则应译为unityamongethnicgroups。
2、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2)我们应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Weneedtogovernthecountrybycombiningtheruleoflawandtheruleofvirtue.“以德治国”是新的提法,英译文应与中文一样的言简意赅,形式上也应与“依法治国”对称,因此在翻译中采用theruleofvirtue。
(3)“863”计划theMarch1986High-techProgram“863”计划是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如果翻译成为the”863”Program太简单,读者看不懂;但若翻译成为theMarch1986Programto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hightechnologies则比较罗嗦。因此上文的翻译加字适当、简洁明了,说清了发展计划的内涵。
3、古语、诗词和对联文章或演讲中出现的古文、诗词和对联的翻译,首先要领会它的内涵,同时在表达时还要考虑语句的对称,甚至于是否押韵。
(4)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toformulat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respectandtomakelawinordertoestablishauthority这里“立刑”的意思是立刑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此译为tomakelaw不够准确。另外,“制礼”与“立刑”应当对称,因此改译为:tointroduc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mutualrespectandtomakeapenalcodeinordertoreinforceauthority
(5)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Alargeheartistolerant;ittolerateswhatusuallycannotbetolerated.Akindlyfacelightsupwithsmiles;itsmilesatthosewhoaresmiledat.有人后面用laughsatthosetobelaughedat或者laughsatthefunnypeople,这是由于理解的不同。何种译法更好,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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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梦之,马秉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1.多元化的思想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以有所改变，更倾向现实的角度。例如每个人都很崇尚舍己为人，崇尚生活中的公私分明、先公后私。但是，人们在现实中却也接受公私兼顾、自我利益等观念。商品经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各种各样的利益选择也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例如大多数敬佩焦裕禄的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过那样的生活。由此可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2.利用好信息网络资源
随着计算机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传统的纸质媒体已经被更加高速便捷的互联网替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便捷，信息流通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这对于政工师的工作以及社会主流思想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新时期下，政工师需要利用好信息网络资源，更好地把握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新时期政工师需要具备的素质
1.牢固的理论知识基础
新时期的政工师要不断完善自身，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以牢固的知识基础来做好政工工作，这也是做好一名政工师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政工师要熟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能够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理解这些理论思想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政工师才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教育人、感动人。现在企业中的政工师素质参差不齐，理论水平也有高有低，个别职业水平低的政工师影响了这个职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由此可见，政工师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全新的管理理念，更要将理论知识掌握牢固，为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障。
2.以活动为载体
政工师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坚持“学理论，学业务”的思想核心，并且以不断提高员工的思想素质、为单位创造良好效益为目标。政工师要以活动为载体，提高员工的素质，活动要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着眼于企业的文化，提升员工的精神面貌。在活动的过程中，让员工感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且能够以此为正能量不断前进。这也是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好机会，员工们在活动中强化团队观念，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服务思想与人格魅力
在新时期下，政工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将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事业单位，还是合资企业，软实力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将基层工作做好。因此，政工师工作的核心内容给就是员工，通过多种途径、多重思维与对待员工的每件事，树立服务意识，始终坚持为员工服务。与此同时，政工师自身要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便是诚信，通过诚信来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通过真诚的服务来取得员工的信任，这样员工才愿意接受政工师的思想指导，有利于政工师工作的顺利开展。员工遇到问题，也会与政工师进行无障碍交流，前提都是政工师取得员工的信息，并且拥有真挚的服务态度。政工师的工作既是指导，又是情感的交流，因此要时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时刻关心员工遇到的困难，及时处理问题。在严寒酷暑，能够主动提出改善工作环境；组织员工进行体检等。
4.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政工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工作内容上也要与时俱进，保证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满足企业内部的各种需求。一些政工师在工作方式上比较传统死板，无法适应目前企业新的管理模式、发展理念，这样政工师的工作很难开展，取得成效也很困难。因此，政工师要积极进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灵活地应用到当下，并进行适当的变通。除此之外，还要积极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勇于突破陈规，不断探索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设定科学的工作方案。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对员工，还是对企业，都能传递正能量，共同进步。
三、结语
1提高了思政的工作效率
以前辅导员只能利用班会、打印纸质版、学生干部等方式来传达学校的各类活动时间、地点、内容等。如今辅导员可以根据微信平台能够将声音、文字、图片等信息迅速传递的特点，建立学生工作微信群，随时随地各类学生活动内容。目前，省团委、学校团委、各学院都开发了自己的微信平台，全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做到能够迅速、及时的传达各类活动、通知等。
2拓展了思政教育的内容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到空间、人员和其他限制，导致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于举步不前。由于“微时代”新闻的快速传播，各种各样的热门信息层出不穷，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变得丰富多彩。登录“微媒体”不但可以浏览大量信息，而且还可以借鉴和吸收各类信息的正能量。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信息会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效果甚佳。
3快速掌握学生的思想
动态过去思政工作者如果想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生活情况，主要在宿舍、办公室教室等地进行面对面交流。但是，面对面交流让一些内向学生不敢敞开心扉，并且会受到一些学生的抵触，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对于那些性格比较内向、孤僻、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思政辅导员很难把握他们的真实想法，并且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与其沟通。大学生们是微博、微信的主力军，他们会在微博、微信上进行交流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因此，思政工作者可以通过“微媒体”平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近况，及时有针对性地对引导他们该如何正确的处理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此外，在“微媒体”平台上互动的平等性会让大学生们更容易接受思政辅导员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及帮助。
二“微时代”给高校思政工作提出的挑战
1动摇了传统思政教育模式的主导地位
对大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点对面的集中教育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但在微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不再满足和相信教师讲课的知识和权威，从而导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复存在金字塔形状。在微时代的影响下，教师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掌控者，大大减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可控性。微时代是一个公共和开放的时代，大学生能通过网络掌握更多的知识，打破了传统教师和学生之间信息不平衡的一个特性，给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带来巨大挑战。
2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与虚假性
并存信息主体与信息内容相分离，导致信息主体的信息更大胆，学生们开始逃避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使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一个集体失语和功能障碍的困境。信息资源的质量和方式的迅速蔓延，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学生管理工作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3对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外，微时代丰富的信息资源除了使人得知和共享信息，于此同时还导致部分学生过度依赖，学业方面主要靠复制、粘贴来完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主动学习的意识，给培养创新思维和良好学风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开创“微时代”背景下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立法缺陷立法建议
OnthePerfectionofInstitutionof
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nChineseAdministrativeProcedure
Abstract：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sapeculiaron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lawinChinanow.But，as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bothacademiccirclesandjudicialworldholdtheviewpointthatthe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thedefendantisnotin10daysfromwhichthedefendantreceivescopyofbillofcomplaint，butbeforetheclosureofcourttrialoffirstinstance.Theessay，basedontheanalysisof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inChina，putsforwardsome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toperfectit.
Keywords：administrativeprocedure；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legislativedefects；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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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大数据的特征常用4V来表示，具体是指大数据的四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数据体量，主要指的是巨大的数据量与数据的完整性。第二是数据类型，指数据的种类非常的多而且复杂，大数据技术就是要在这些复杂的数据类型之间寻找其关联性。第三是处理速度，爆炸式增长的数据量要求快速化的处理速度，才能使得数据的有效利用。第四是价值，大数据的最终目标是将庞大数据中找到数据时间的价值关系，通过找到低密度的数据价值对决策做支持。当前大数据技术不仅产生于特定领域中，而且还产生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数据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数据发展为社会各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育人的新载体自然无法回避这个新的环境变化。分析大数据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探讨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措施，进而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已然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方向
（一）树立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意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科技与时代的发展。大数据时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意识，这是发展大数据环境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前提。针对大数据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全面了解和分析大数据本身，理解大数据是什么、大数据的变革力量何在、大数据的未来发展趋势等等；其次是在理解大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大数据时代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是充分的确立数据意识，意识到数据是现代社会最具价值的资源，是发展与决策的源泉。用数据意识驱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例如在一定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将灌输式集中教育变为交流式个别教育。
（二）借助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量化研究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法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使用数学模块对研究对象可量化数据进行的分析，通过分析对目标给予评价并做出判断。定量分析方法始终受到教育工作研究人员的关注，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因素，定量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评价。但与此同时定量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受很多技术因素的限制，一直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定量研究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理论假设、建立数据模型以及数据分析验证。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需要与数据资源丰富的机构单位合作，借助这些数据载体的平台、资源以及高精尖的技术，进行合理合法的挖掘教育对象的信息，从而精确的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另外，要建设一支过硬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不但要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创新的网络教育观念、精通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
（三）促进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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