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承载着6000多年来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无价的瑰宝。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以顽强鲜活的生命力,在求变求新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如何让这一瑰宝得以传承呢？这里我想可以套用一句“识字应从娃娃抓起”。对于处于黄金教育阶段的6岁孩童其意义更是非比寻常。那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该如何去面对“识字教学”这份责任呢？对于已认字的成人来说谈起这话题似乎不足为奇，而对于一个小学教育来说，识字教学却显得极其重要。全国投入的研究历时几十年、方法也有十多种，效果也利弊兼有，讲究也特别多。当然老法子教教也行，但在创新精神领导人们的今天，不有所完善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总也显的守旧了一点。“创新”是时代的主题，识字教学上的“创新”就是把枯燥无味、抽象、难于理解、难于认识的汉字，变成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生本”环境中掌握知识，掌握汉字规律，减轻学生负担，培养创新能力，保持孩子们强烈好奇心和旺盛求知欲的一种教学方法。针对小学生天真活泼，好唱好跳，思维活跃的年龄特征，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利用儿童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积极挖掘教材本身所蕴涵的创新因素，把快乐引进课堂，让孩子们通过积极参与，深切感受到有趣游戏的快乐，思维创新的快乐，互相帮助的快乐，获得成功的快乐……在教学实践中，为了让学生能在短期内识记大量生字，扫清认读障碍，提前阅读写作，更为了让孩子们“人生识字聪明始”，我借鉴和创造了许多“创新识字”的方法，力争营造出一种自主、协作、创新的新型课堂教学情境，寓教于乐。现将我在“创新识字”教学方面的几点做法总结如下：一、快乐游戏法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游戏是由愉快原则促动的，它是满足的源泉。”游戏是儿童的天堂，可以满足他们好动好玩的心理，使注意力不但能持久、稳定，而且注意的紧张程度也较高。我在“创新识字”教学中，经常采用“猜认生字”、“组合生字”、“叫字排队”、“送字回家”、“读词赏画”、“读文找字”、“孪生聚会”、“玩玩字卡”、“找找朋友”、“选难认字”、“眼明手快”、“邮差送信”等等游戏方法进行教学。希望通过各种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玩乐方式帮助新入学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识记汉字。例如：“玩玩字卡”：学生小组协作学习，通过玩字卡认读生字。摆--边摆边读，一人一张，不会的可请教小组同学；读--在小组长的组织下，学生齐读自己的字卡，可找出难认字拿在手里或摆在一旁；考--学生互相考认字卡，自己不会的跟人学，别人不会的想法教；收--学生在小鸟声中快速收字卡，边收边读。又如：“找找朋友”：如在教学“妈”字中，我根据合体字的规律，把它们分别制成偏旁部首、独体字两个部分的卡片，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用最快的速度，边跑边说：“我是‘女’字旁，谁来和我做朋友？”到讲台后另一个同学马上也拿着卡片，边跑边说：“我是个‘马’，小马的马，我来和你做朋友。”两个人把“女”字旁、“小马的马”组合成“妈”字。接着让学生说说“妈妈”的“妈”为什么带“女”字旁，有学生说：“如果是单人旁，就成了男的，男人不可以生孩子做妈妈的。因为妈妈是“女”的，所以带“女”字旁。”让学生明白形声字的形旁表义，声旁表读音的识字规律。让学生整体地识记汉字，使其在有了三、四百字的汉字积累后，自己发现和总结汉字的构字规律，通过形声字等提高识字效率。另外，还可鼓励学生区别同音字“妈妈”的“妈”和小马的“马”的相同点、不同点。还有“选难认字”：各组商量选出本组的两个难认字后，各小组长在本组难认字的字卡上打“√”。先请几个慢生开火车读没有打“√”的生字，再请几个中等生开火车读打了一、两个“√”的生字，最后，请几个学生读打“√”较多的生字。鼓励学生争做“聪明娃”，开动脑筋想办法记忆难认字，例如记“警”字，有学生说一人违反了交通规则，一位警察走过去，向他敬了一个礼，说了一句话，提醒他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所以“警”是“敬”加“言”，其他学生可补充；记“转”字，有学生说“转”字上“车”加“专”，就是说一个人开车一定要专心，否则在转弯的时候就有可能撞到花台上，要赔钱的；记“豫”字，有学生说“豫”是“予”加“象”组成的，“予”在古语中是给的意思，别人要送给你一头大象，你觉得大象太大了，就犹豫着到底接还是不接呢……采用这些生动形象、趣味无穷的游戏学习的方法，学生兴趣高昂，记忆深刻，识字效果极佳。二、自主参与法《语文课程标准》第一学段的识字目标中明确指出：让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如果孩子学得主动，肯动脑筋，那么，每个汉字都可以用多种的好方法来识记。这一目标的成功实现与否牵涉到一个有关“教学结构”的问题。“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结构中，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宰，是施教者，学生处于被动接受教师灌输知识的地位。(有人把一节课上大部分时间教师一个人讲，教师讲得一切都是对的这种课堂教学，称为2/3现象，称为教师的“话语霸权”。)这种教学结构严重地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专家认为，即就是成功的课堂教学，积极参与的学生至多只占20-30%。创新式语文教育以“生本教育体系”为指导思想，以改革旧的传统教学结构，建构“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新型教学结构为目标。郭思乐教授在阐述他的“生本教育体系”时强调，“在现有的教育中，儿童获得意义的过程被拉得十分漫长，教学沿着一个一个局部线性地发展，儿童的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自觉的。这时，儿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习积极性。事实上，儿童的学习积极性的最丰富的来源，是对于所学材料意义的感悟。他的学习思维的发展过程是‘胚胎式’的。也就是说，所学内容在儿童头脑中形成了‘意义单体’：有相对完整的意义的感悟。传统的离开意义单体的教学，始终使儿童处于被动地位，只调动了儿童的部分精力。”???创新式语文教育在进行试验过程中，坚持以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思想，教学活动都围绕着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讨论协作学习而展开，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学习者自主完成对知识的意义建构，使自身思想、情操受到陶冶，并逐步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团结共事合作的能力。让我们充分相信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把儿童作为教育资源来整合我们的教学过程。重视发挥每个儿童在优化整体中的作用，把儿童之间的差异看作宝贵的资源，看作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阶梯，把差异的产生和解决都视为推进儿童发展的契机。让我们找出一种更好的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从而达到为儿童营造了一个有效的民主、平等、宽松的学习环境。三、新奇引趣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主动、愉快的学习，才能在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低年级儿童喜爱猜谜，如果能让儿童把某些识字内容编成谜语，通过猜谜来巩固所学知识，既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可通过对谜语的综合分析，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而根据字形的特点用谜语识字，更能激发学生的情趣，活跃学生的思维。如教“坐”字时，教师边板书“坐”字边说：“两人在土上，这是什么字？”学生摇头。再问：“你们现在的动作是站着，还是怎么着？”学生齐声回答：“坐着。”“这就是要学的‘坐’字。”然后让学生再把上面的谜语说一、两遍，字形和字义就自然而然的掌握和理解了。“顺口溜”这种形象化的语言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一种形式，让学生在兴趣盎然、轻松愉快中掌握生字。例如，学习“力”字，先板书“刀”字让学生读，再把“刀”的一撇写透变成“力”，并随口读出“‘刀’字出了头，‘力力力’”，让学生把顺口溜说一、两遍。然后教师边作动作边问：“我把桌子推动了，用了什么？”“手。”“光有手，手上没一点力气能把桌子推动吗？”“不能。”“这就是‘力气’的‘力’。”最后启发学生组词造句。另外，还可让学生任意选择课后词语中自己喜欢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进行口头或书面的创新表达，将选择的词语巧妙地组合在一段有意思的句段里，争造“五星句”，激起孩子们强烈的新奇感和创作欲望，既积累了识字量，又锻炼了表达能力。四、竞赛激励法这是一种类似“智力竞赛”的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是根据儿童争强好胜、自尊心强，爱表现自己的特点，有意引进竞争意识，激发学习兴趣。“好表扬”是小学生的重要心理特点，鼓励是促进学习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教学中，我随时注意学生心理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加以肯定，使学生产生一种愉快的情感体验，它会有效地支持学生奋力向上，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增添对学习语文的兴趣。将竞争机制引入课堂教学，特别是发挥有效表扬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以抢答记分或当场评分表扬等形式进行比赛，如“小兔跳高”、“小燕飞到优秀组”、“谁的红花多”等等。如将分插在各组的慢生定为该组“识字代表”，让他们开火车比赛读字卡，让他们为自己组争光，既帮助他们克服了学习困难，又帮助他们增强了学习信心；教学偏旁相同的生字“树”、“桥”、“棉”、“村”等，看谁识字的速度快，就评他为“识字小能手”；教学“眼、耳、鼻、脖、胸、手、腿、脚”等字时，先让学生比赛见字做动作，再让学生像接力赛跑一样，将字卡一边读一边贴到黑板上贴图旁相应的位置。最后评议哪组表现最棒，奖励小红花。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家情绪高昂，学习生动，记得牢固。五、尽早阅读法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凡是没有学会流利地、有理解地阅读的人，是不可能顺利地掌握知识的。”阅读能力形成得早，理解能力则发展得快，学生自学的能力就强。只有学生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时才能提高教学效率，从实质上减轻过重的学习负担。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础，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因此，学生的阅读能力形成得越早越好。?“生本”教育体系认为，儿童阅读是他们形成自学能力，主动发展的基础。为此，应当大力发展能使儿童尽早阅读，进入意义场的语文教育，并且把这种语文教育看作是提高人的智力素质的突破口。?在学习过程中，强调学生会念、会读、会朗诵，强调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因为不要求学生对所有生字都会用手写，孩子们很快就能做到会认、会读、会组词，可顺利朗读课文。?汉字是形象联想的文字。汉字不同印欧语系中的英语，英语的书面符号是一种表音文字，每一个单词都是由没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繁复丰富的词法形式、形态标志，句子的组织以动词为核心，完整的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相对自由。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字形和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表意文字的汉字所折射出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强调重领悟、重意会的审美习惯。因此，看到一个汉字，容易产生联想，推测它的意义。这样就使得儿童在阅读中遇到不认识的字，也可凭借字形猜测出词句的大意。汉字形声字占绝大多数的特点，又使得儿童在没有教的情况下也能对音和意揣摩个八九不离十，这就使儿童在阅读中实际使用的汉字远远不止课堂中所学得的，他们在阅读中障碍越来越小，遂使阅读兴趣越来越高，一个生动鲜活充满神奇的世界在他们面前延伸，使他们获得快乐，并不断产生认识未知的动力。六、先进电教法电化教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在教学上的运用，它具有“形、声、光、色”等特色，是得天独厚的先进教学手段，能优化教学过程，促进单纯知识传授型的传统教学模式向德智体美整体型的创新教学模式转化。特别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后，创新教育理念的树立，传统教育精华的积淀，以及多媒体技术的介入，一节语文课让学生不仅能学会二、三十个生字，还能学会汉字输入，将认字、阅读、写作相融合，其容量之大，效果之佳，负担之轻，兴趣之浓，能力培养之快，这已成为多少教师多年来梦寐成真的事实。计算机创设的多媒体情境使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知识难点、重点化解在声情并茂中。学生的学习也在毫无负担、压力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同时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有效地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并调动起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据心理学研究表明，“注意”其实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般情况下，年龄较小学生的注意只能持续15分钟。要使这种资源得到发掘和扩展就必须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学生合作精神的协作式学习；有利于实现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发现式学习。形象、直观的电化教学手段，可以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静态的内容动态化，复杂的内容简单化，是符合学生的认识心理规律，有利于调动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教育面向未来”的有效手段之一。识字教学的方法有很多，如何从众多的方法中找到适合每个学生个体、个性的方法呢？这还需要我们，乃至于更多的后继者们来不断地探索，还需要为全面、快速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展开更多、更好的尝试。但不管探索和尝试的方法如何不同，只要把握住这个阶段学生的特点和这个时代的特色就会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汉字的历史添上精彩而浓重的一笔！
科学小论文
星期天早上，我打开冰箱拿鸡蛋，准备煎一个荷包蛋。我猛地一拉，发现横卧的几只鸡蛋经不住猛烈的摇晃，流出了鲜艳的蛋黄和透明的蛋液。而竖卧的鸡蛋却完好无损。这是为什么呢？我跑去问正在看报纸的爸爸，爸爸说：“你自己做个实验就明白了。是这样做的……”
我为了探个究竟，照爸爸说的做了一个小实验：我拿了一大团橡皮泥，分成四小团。上面竖直放上四只鸡蛋和一块木板，再放上《新华字典》和《小学生作文》两本书。让我惊讶的是，结果鸡蛋毫发未损！我想如果鸡蛋是横放又是什么结果呢？动脑不如动手，我就在橡皮泥上横放了四只鸡蛋。哎！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放上一本《新华字典》，鸡蛋就四分五裂了！是不是这几只鸡蛋的壳刚好是薄的呢？不如换别的蛋试试看！但结果还是一样。我再想：一边放竖的蛋，一边放横的蛋，在横放的鸡蛋下垫点橡皮泥，让这两只鸡蛋一样高，结果又是怎么样呢？我又做了个小实验，结果放上一只铅笔盒，原封不动，又放上一只瓷盘，横放的鸡蛋“啪”地一声就碎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仔细思考：这蛋是不是都是两端壳硬，中间壳软呢？我这想法是对还是错呢？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是两端壳硬、中间壳软呢……我一下子想出了好多问题。后来，我翻翻科学书，查了查资料，又问了问老师，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的想法是错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把鸡蛋横放，一压就破了，如果把它竖起来，就不易破，这说明同样的材料的强度大小，决定于形状的不同。这就像拱桥和平桥，两者所能承受的重量就不同，拱桥能承受更大的重量。
经过做这个实验，我养成了遇见问题就要仔细思考，争取弄懂的好习惯。
哲学理论论文4500字(一)：基于Latour设计哲学理论的跨学科设计思维论文
摘要：本文根据BrunoLatour网络理论，分析设计哲学如何为设计师看待事物开拓思考角度，并阐释设计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重要性。讨论跨学科领域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信息技术、系统设计、物质文化和设计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围绕网络理论提出的、中介和协同合作，将交互设计中界面和人的关系，扩展到事物、技术、信息、人和环境多方面的关系结构中。在当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结合设计师DieterRams设计风格和代表作品，分析当代设计师在可持续发展、文化内涵、工匠精神、设计道德等方面须重视的原则。
关键词：设计道德；跨学科融合；行动者网络理论；信息媒体；工业设计
现代主义的定义对当代设计思维的影响
Latour提出的理念起源于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将这段时期的转型称之为“人们集体行动方式的改变”。一种理解方式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现代主义，从事物发展的起点到兴盛繁荣再到逐渐衰败，将它定义成客观时间轴上的一段历史发展时期；另一种理解方式，根据Weston的观点可以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思维状态，是对部分陈旧刻板传统思想的反思和拒绝[1]。根据前者的定义，如果现代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历史上的哲学运动，时间范围则在1910年到1939年。然而，这些充满实验性的艺术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的爆发而结束。现代主义更为广泛的定义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易卜生这些知识分子和学者对西方传统和价值观的批判性思考。这一时期的发展终点在1945年，随着在日本广岛降下的原子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落下帷幕[2]。在这一节点后，思想的转型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迅速发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动荡，在现代主义时期被定义的许多价值观、思想和原则被质疑，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观点和想法开辟了道路。人们开始反对资本主义和反思当前的社会阶层，为实践社会正义创造了可能性。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的历史时期，思想上开始批判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并且对政府提供的知识体系产生怀疑。例如，人们开始从根本上质疑从柏拉图到乔治·桑塔亚那的整个哲学传统。通过对这些哲学传统的提问和思考，人们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约翰·鲍嘉将这段时期总结为“在科学的海洋里畅游[3]。”
多领域的融合与跨学科设计思维
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精神上的思想状态，即为对传统的否定和反思，那么对现代主义时期的定义则变得模糊。这与Latour主张“…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观点相契合[4]。Latour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刻意地区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分割出明显的界限。现代教育系统也采用这种方式来区分出不同的学科。例如，在哈佛大学分别设置计算机学院、工程学院、生物学院和设计学院等等[5]。Latour倡导人们重新思考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倡导学科之间的融合，连接自然事物和人文社会两个部分，以宏观角度思考问题，鼓励融合再创新的力量。例如，麻省理工大学教授NeriOxman创作的名为丝绸展馆SilkPavilion的设计，其理念象征着建筑学和生物学之间的融合，对仿生学设计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展开探索。Oxman的作品试图在同一空间中建立人类和蚕的共生关系，而不是继续让人类占据对空间控制的主导地位，同时思考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Oxman鼓励人们在未来作出更好的选择，主张人类活动和动物生息共存，建筑与自然界共生[6]。Latour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科学，认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连结不同文化背景间的纽带，宏观地思考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DieterRams的极简主义
在对人与人、信息与人、人文与自然环境的认识基础上，Latour提出了设计的五项原则。德国工业设计师DieterRams的设计理念和Latour的理念相契合。Rams在1932年出生于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技术和设计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二战后，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德国工业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愿景，Rams在威斯巴登艺术学院深造的过程中，建立了对功能主义和大规模生产的理解[7]。Rams也受到包豪斯和乌爾姆设计学院多学科设计研究的影响。DieterRams在1955到1995年为Braun公司工作，这家由MaxBraun创办的产品设计公司在当时颇负盛名，公司的设计理念深受乌尔姆设计学院和工业设计师HansGugelot的影响。在1955年，Rams来到Braun公司成为一名建筑师，公司随后在1961年正式成立了设计部门，Rams担任部门负责人直到退休[8]。Rams认为工业设计需重视功能主义，并且坚持少却更好的设计原则。从他的代表性作品BraunT3袖珍收音机、BraunET66计算器、606货架系统的设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简约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设计风格[9]。
设计是不断再设计的过程
Latour的观点提到，设计不应该只考虑从无到有的过程，设计也不意味着建立或构建基本的元素。我们应该重视再设计的理念，把设计视为一个改良的过程[10]。当代全球环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例如全球变暖、物种多样性的消失和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都成为设计师们必须考量的因素[11]。在1902年的纽约，WillisCarrier发明了第一台空调，当时的空调对环境造成了危害。例如，在较大的办公室环境中，空调的使用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空调工作时会伴随大量噪音的产生。此外，当时空调的长期使用加剧了如结膜炎等眼疾的患病率。Rams在他的设计十诫中提出“…好的设计需要是环保的…”[12].Rams随后为办公族设计了一台低能耗的台式电扇，同时还避免了空调造成的大量能源消耗和声音污染。Rams在设计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反思是十分严格的。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如果我能再做一次职业选择，我不希望成为一个设计师。”[13]。他不仅在设计过程中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密切关注，而且考虑到了消费主义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身为工业设计师的他，多次表达了自己对部分设计师作品中欠缺可持续发展思考的忧虑。Rams还指出“……我们生产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不仅在消费品领域，而且在建筑、广告领域也有这种显现。人们身边到处都是不必要的东西……”[13]。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应该保持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应该帮助制约过度消费主义的盛行。
關注细节更要重视用户需求
在1969年，德国出生的建筑师LudwigMiesvanderRohe在《纽约时报》中刊登的观点提到“细节就是上帝。”Latour的设计原则同样重视细节的作用，强调对设计细节的关注应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交互设计、视觉设计等[14]。Rams在他出版的《设计的十大准则》一书中写道：“好的设计是贯彻到底的对细节的落实。”8Rams随后进一步指出，好的设计不应该仅仅依赖于运气，设计师也不应该草率依靠直觉做出决定。设计师对设计过程的密切关注和调研，以及设计结果的反复检测可以反映出对客户的尊重和对行业的本心。在1964年，Rams设计了一套杰出的L450高保真音响系统，在设计的过程中，他仔细研究了产品的每个组成零件[15]。该音响设备的特色在于高度个性化定制，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功能，来定制来满足他们预期的音响系统，同时可以删除不必要的模块。L450高保真音响设备采用壁挂式，对室内空间充分有效利用。这个音响设备的设计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Rams对产品造型细节、用户体验和对可个性定制需求的满足。
设计中的动态社会结构关系网
设计师不能只专注于作品的商业价值，应该对每个元素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做严谨的考究。在符号学中，研究者们探索图形符号的语言。在对待工业设计时，Latour重视产品背后的意义，赋予物以灵魂，让它们变成了有故事的对象，这一过程由许多复杂、矛盾的方面组成。在Latour撰写的《重组社会》一书中，提到了类似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14]。这个理论是关于社会结构构成的拓展，讨论了人类和非人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构成的动态社会结构关系网。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和信息媒体也代表着一类媒介，影响着人类活动，与人类共同构成社会网络。Rams相信产品隐含着用户的社会角色和心理状态，他提到“……好的设计是符合美学的……”[12].Rams设计的RT20台式收音机保持着一贯极简美学和功能主义的风格，外观整洁没有多余的装饰，但却保留着温情的人文关怀。其木质外壳的设计增进了人与自然的沟通，体现了美学和功能的完美结合。2010年，Rams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形式服从功能这个术语。他支持Weniger所说的“aberbesser[16]”，意思是“少，但是更好[12]。”
应对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良设计
Rams在Braun公司针对仅剃须刀这一产品反复做过四次的再设计，每一次的设计都在原来基础上使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便于使用。1950年，Braun公司的创始人MaxBraun设计了第一款名为S50的电动剃须刀。1955年，Rams和设计团队把剃须刀的外形设计得更加圆滑，便于用户手拿和使用，同时赋予它充满活力和辨识度的红色标志。1957年，Rams第二次改造剃须刀，在把手处增加了凹槽，更加方便使用。1968年进行是第三次再设计，增加了用户自由选择电池或者充电的功能，产品的灵活性更加突出。1973年的改造为剃须刀增加了一个滑块按钮，可以让精准度达到毫米。反复的改进体现了Rams在设计中不仅仅停留在对造型美的改善，而且更加注重对问题的解决和对便捷度、用户体验和功能性的思考。
设计中的社会道德
Latour认为，道德是定义一个设计作品好坏的重要原则，其隐含意义与影响因素有很多，如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等。设计作品所含有的意义和伦理道德涉及许多因素，如阶级、性别、年龄等等.Rams也曾指出“好的设计是诚实的[12]。”这就意味着设计不会误导受众或者制造虚假承诺。2012年，Rams与日本制造公司合作设计的一系列漆器，其工艺的精密程度极高，应用的材料和技术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美学和功能主义的兼顾，其设计通过延长漆器的使用时间来减少未来人们不必要的重复购买。
结语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定义何为好设计的原则是不断进化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体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协同发展变得十分重要。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架起学术研讨、实践合作的桥梁是每一个设计师和研究者的重要责任，同时也会为设计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未来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智能技术的迭代，对社会结构和人机关系网络的构建带来无限潜能。
哲学理论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哲学理论下和谐体育文化之路的探索论文
体育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凝结民族团结、展现拼搏精神以及繁荣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审视体育这一既定命题，体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改革与优化是保证事物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审视当代体育发展的路径、矫正体育发展的弊端，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本命题。在这个层面上的既有主题研究中，《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独具特色，立意之高、叙述之系统是其显著特点，对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认知和审视当代的体育文化具有积极的帮助，值得相关学者和体育从业者阅读和参阅。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是2011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其作者是布特老师。布特老师的学习经历一定意义上与《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具有紧密的联系：布特老师20世纪80年代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毕業之后，于1994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更为重要的是，布特老师于2009年获得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学位，这样跨学科的求学经历保证了《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的整体研究视野和宏大的立意。而该书是作为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种而出版发行的，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体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许，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帧薄＃?］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关键词：文字起源 社会语言 词典规范 言语活动 语言理论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采用辩证思维方法，以鲜明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创建了解构主义哲学。他在《书写与差异》一文中讲道：“在传统的语言学中，哲学的统治导致了对文字的贬斥和排除……传统的语言学是一套哲学化的话语……无论它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它是否愿意。”（P47）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从远古走来，全社会进入了血液沸腾性情躁动的英雄时代，文化大繁荣也被作为一个社会话题提出来了。但无论立足于是传承抑或创新，文明绝不应该仅限于捣鼓一些离奇怪诞的词语。当代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解决一些早该明了却素未清晰的文化课题。本人在大学任教几十年，深感无论是谦逊问道的学子还是受人崇拜景仰的学究，对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还不甚了了。致使很多谬误在人们当中以讹传讹习以假乱真，最近有专家还苦心孤诣计算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指数”。长此以往难免为五千年文明留下污垢。评判人类文明只有两项客观指标，那就是人工建筑以及文字应用。关于人工建筑，2012年9月12日，署名汲东野等人在《法制日报》撰文指出，中国5年共垮塌37座桥梁云云，标题赫然醒目。从文化学角度判研此事，就远远不仅是桥梁圮毁而是人类文明的37处坍塌。不过本文无意讨论那种经国济民的大政方针，只是意欲阐发文字的性质作用及其社会意义，以图能对恢宏磅礴的古老文明拾遗纠偏，从而让伟大的东方文明免遭掩质埋光之虞，仅此而已。
汉字是全人类从古至今唯一一种数千年一直沿续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各类汉语教材或有关汉语的论著，无论出自何时何地，概莫能外地要论及汉字的起源、性质及其构形原理等基本问题，研究汉语而不谈汉字，将被学术界视为幼稚或被社会认为存在残缺。这就使得有关汉字研究的各种学术场合始终充满迷人的炫目光芒。不过既然讨论研究的是同一对象，按理不论采用何种理论方法，研究结果都该殊途同归。然而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汉字研究的成果并不令人乐观。对汉字的起源、性质、构形原理研究迄今没有形成比较成熟一致的说法。早些时候，用于记录汉语的汉字曾被某些欧美语言学家妄称为象形文字甚至把它说成是图画文字。然而语言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字跟图画的根本界线不在于构形简单或复杂。在文字中一幅复杂的图画甚至雕刻，仅止于表示一个简单明确的音节；而在图画中却可能以一笔简略的笔划表示一起复杂的事件。汉字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民族文字当中毫无参照物和可比性，它既不是记录简单的语言音节，也不是表现复杂的生活事件。
世界哲学论文5400字(一)：全球化与当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全球化与当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即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依据中西哲学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形态充分显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复杂性和全面丰富性。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主体、语言和存在；西方形态；中国形态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0184-06
收稿日期：2008－08－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20017）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余卫国（1960－），男，陕西武功人，南通大学法政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世界”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既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区分不同哲学范式和形态的重要依据。从哲学“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120-121）的关系中不断完成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它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功能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趋势，从而不仅为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思维空间。那么，何为哲学问题？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并涵盖中西各派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有，那么，它究竟还是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是？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以“世界历史”或“全球化”为基础逐渐生成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1]（P120-121）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主要形态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義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世界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从地方性哲学走向世界哲学论文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第一册——吴根友教授所著的《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于2019年7月问世，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吴先生新篇雅作引发了笔者的极大兴致。再三阅读之、讨论之、慎思之、辨析之，益觉其蕴含丰赡、胜义迭出、哲思绵长。笔者深知：哲学家的高文典册并不似雨后春笋般生长，然而厚积薄发之作依然有之，吴教授之作即属此类。吴教授的比较哲学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运动中的一股新的思潮的涌起——比较哲学理论的自觉，且斯著明显深具四大亮点优长：一日立意高远；二日架构宏阔；三日研判精湛；四日模式开放。
一、立意高远
关于立意高远。吴教授斯著主题命之日“判教与比较”，顾名思义，其论纲宗宏旨，一在判教；二在比较。所谓“判教”者，借用了一个佛教名相。考佛教史上各宗常依凭本教派对佛教教义的知会理解，而对其他教派所阐述的佛理学说加以评说，以期对佛教教义内在理论逻辑进行分析与研判。这一名相的推广籀绎则是指哲学与文化研讨过程中，那些有系统独到知见的通人硕学，立足自身所秉持的思想理念之逻辑系统，而研判其他哲学思想和文化系统的学术活动。
所谓“比较”者，系指论者立足当代哲学高度和文化背景，依托于古今中西哲学文化成果，以“自家之说”与“他家之说”，或以“诸家之说”之间进行兼综排列、参伍相较、求其会通的学术活动。说到比较，学界尽人皆知，近数十年来，武汉大学以萧萐父大师为领军人物包括唐明邦、李德永教授在内的诸位大家，已然做了大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尤其是萧先生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倾心关注并践履中外文化与哲学之比较，其著名诗句“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已表明其达到的自觉和高度。
吴教授在“判教”与“比较”方面实有新创新。在此著中，他娴熟地从《周易》中拈出“气通”“感通”“贯通”的概念，“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命题，《庄子》中“以道观之”“道通于一”的理念，以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辨”的彻悟，乃至明清学者“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谭嗣同“仁者以通为第一义”的卓见，终于逐渐认识到族际、国际、人际的相互沟通融会，乃是世界历史所需要的人类生存状态和文化融通状态。
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想方面，吴教授指出：“与世界其他文明类型一样，西方文明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在主流传统之下还暗流涌动着其他支流，甚至与主流势力不相上下的大支流。”并且，吴教授对西方哲学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历史主义”的还原——“将西方哲学还原到作为地方哲学知识的‘事情本身’，而不是否定它的价值及其对人类认识的特殊贡献。这一思想史还原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思想空间，让我们接受更多形态的哲学知识，从而在‘世界历史’的新阶段里展开一次关于‘何谓哲学’的观念大解放。”
吴教授这样说明这一点：“‘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求‘通’的真实过程。各民族、各地方的封闭、孤立现象正是通过文化传播、商品交换而逐步走向联系，由孤立、封闭走向联系、开放。‘哲学’作为各民族的核心精神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由陌生走向了解，进而走向熟悉、批评与吸收。”
吴教授是忠实且有创造性地发挥珞珈学派宗纲要旨的。一方面，其“判教”义旨在我国传统文化固有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今日吴氏之“判教”已非往昔之“判教”，躯壳似乎依旧，灵魂却迥然不同。吴氏判教理论显已有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导，也包括中西各自从人类文化枢轴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博大精神系统。吴教授说得好：“判教，一家之学也；求是，比较之学也。”“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应该力求做到：观其会通，求其会通，探寻公理。”
二、架构宏阔
陆九龄诗云：“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鹅湖示同志》）吴教授倾情投入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近三十年，其学思历程，可谓苦心极力，其积淀丰富，可谓蔚为大观。
表现之一，则是吴教授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其中重点之作约有《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比较哲学与方法及其理论难题的化解》《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學的人性论基础》《〈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等。如是循序渐进，终成规制。
表现之二，即吴教授牵头规划出版“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目前第一辑已成书九种，都为海内外名家之大手笔，其目为：万百安（BryanW.vanNorden）教授的《回归哲学：一个多元文化哲学宣言》，柯爱莲（ErinCline）教授的《有德之家：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教授的《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弗拉纳甘（OwenFlanagan）教授的《道德地理学：道德的多元可能性》，黄百锐（DavidWong）教授的《自然道德：对多元相对论的辩护》，黄勇教授的《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信广来教授的《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和张世英先生的《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以及吴教授大作《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不仅如此，在本套丛书的第二辑中，我们还将见到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所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字数远超百万之巨，可谓体大思精，卷帙浩博。此外，各种译注，名家林立，相映生辉，不仅体量巨大，足够重量级别，且彰显统筹者吴教授之运思致远、志量超拔。据笔者目下所知，吴教授统筹的这套丛书还将逐步有第二辑、第三辑问世，则此项工程之浩渺，可想而知。
表现之三，即吴教授自撰佳作《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为系列丛书之引领性著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极具揭示阐明理论与方法之功。关于这一特质优长，仅略展示一下本书目次，就可以鸟瞰俯察。
三、研判精湛
朱子曾言：“如复其天地之心神者，妙万物而为言，此截断众流句。”（《朱子语类》卷七六）吴教授之作中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亦有其高明之处，笔者在此依逻辑次序将全书精湛之研判分为三类，以下分别论述之。
（一）追本溯源
笔者此处所言之“追本溯源”意谓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起点之探究，其中分为两个层次：（1）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之历史起点；（2）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之价值起点。
首先，任何一项自发与自觉的哲学文化活动之兴起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这一异质文明之间理性思维交融、碰撞之活动更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吴教授认为：“比较哲学就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而言，是‘世界历史’出现的事实。‘世界历史’将各民族连为一体，使得文化比较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思想任务，比较哲学因此应运而生。”那么，何谓“世界历史”？吴教授进一步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予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就是‘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往往在启蒙主义的叙述模式里，以‘进步’征服‘落后’的文化进化论方式加以叙述，从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扩展过程描述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化过程。”
其次，吴教授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起点予以贞定，他认为“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比较’研究活动——无论是比较哲学还是比较文化研究活动，似乎都应当服从如下两个原则：其一，发掘并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其二，探索并贞定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原则。”即吴教授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起点置于民族文化以及人类共同的文明守成创新上。
（二）会通中西
笔者此处所言“会通中西”意谓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方法论之研判。吴教授在书中所言之“会通中西”并非如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以儒家或康德哲学来衡断中西哲学之判教式会通，而是“以道会通”，即以普遍的哲学观念——“道”——对中西哲学做历史主义的还原，让中西方哲学都回到“地方性知识”之本位。并且以此出发，求同存异，打破中西哲学之偏见与隔阂，进行新的哲学创造，实现“视域融合”，如同他所言：“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而由‘隔阂’走向‘通达’。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活动中，当然会出现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视域融合’现象，但很难出现彻底的‘同化’，从而最终走向‘一元化’。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其理想的结局应该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哲学创造，即各民族精神主体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的道路，相互独立而不孤立、封闭，相互理解而不相互取代，相互对话而不相互对立。”此处之方法论亦是吴教授反复所言“超越判教思维”节之体现。
（三）随波逐浪
笔者此处借用宋代《五灯会元》与牟宗三先生之语来描绘吴教授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终极愿景之论断。如前所述，吴教授在“道论”之视域下会通中西，并依此方法论实现中西哲学之“视域融合”。但“会通中西”并非吴教授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之目的论，而只作为方法论，因为，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在吴教授的理论架构中，只是哲学形态的中间阶段，各个“地方”的哲学最终要通达“世界哲学”：“比较哲学的终极形态可能是世界哲学。而所谓‘世界哲学’，则是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各主要文明形态里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自己的文明与哲学传统走出，走向世界，并尽可能多地运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对当今及未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哲学性的回答。”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教授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以“超越判教”之“道论”会通中西，不仅力图跳出“西方中心论”，且同样没有陷入“民族中心论”，而是致力于新的哲学创造，进而通达“世界哲学”。笔者认为吴教授以“比较”而非“判教”之方法与其理论塑造是融贯一致的。
四、模式开放
大凡一个容量巨大、内涵深邃的创作系统，不仅需要做到创意独特、运思久远，而且需要集思广益、模式开放、不断追求。
首先，必须承认，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才能提供从事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前提条件。吴教授正是如此：他受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大师们的启迪，又得到业师萧萐父等先生的直接感召，孜孜不倦、集腋成裘，终于由点线而体，渐成规模。这一过程颇似古人所谓“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篇，积章而成帙”的艰辛过程，无疑这也是一个逐渐扩展开放的过程。
其次，吴教授也认识到：个人之力终究是有限的，群体之力才真正是无穷的。故他在个人刻苦撰写大量论文的同时，还与同人合力创办“比较哲学实验班”，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该刊目前已出版12辑之多。不仅于数年前成立专门性的机构组织——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战略研究中心，2019年更是复成立了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从发散式、个体式研制到团队式、群体式研究，从个案式、局部式规格到全面系统的规划运作，从个人兴趣之自发到组织同道、制订计划、培养专才之自觉，这一漫长过程叠加起来，也已近三十年。
一、自主识字，感受乐趣
自主识字就是让学生自由选择愿意识记的字、自己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记住字形，老师的引导只是体现在恰到好处的点拨上。例如：在识字教学中，我会让学生说说，这些字中哪些是你认识的。当学生说出后，我及时鼓励他说“你真棒！”并问他你是怎么认识的。学生会说我是在阅读带音节读物中认识的，我是在广告招牌上请教父母认识的，我是……。“你真会识字，继续努力！”学生听到老师这真诚的鼓励，从中获得了成功的愉悦，增强了自主识字的信心。于是，自主识字的愿望更加强烈，自主阅读课外读物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他们主动在家里、街上、商场等生活中识字，从而增加自己的识字量。他们还收集商标字及有关图片，剪贴成集，拿到班里向同学展示，并把其中的得意之作张贴在教室周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识字兴趣，又培养了学生敢于当众表现的能力，以及收集资料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自主识字中，感受成功的乐趣。
二、合作识字，体验情操
合作识字就是指学习者在小组学习中、同伴相互学习中识字。例如：我在教归类识字（二）“自选商场”这一课时，我说：“最近同学们认识了很多商品包装上的字，现在请你把认识的字告诉给自己的同伴”。接着就让大家拿着自己搜集编排的商标版面字去找自己的伙伴相互展示，大声认读。这样使学生感到自己不但会认自己收集的商标版面字，同时还学会了对方展示的商标版面字。各取所长，共同进步。再如：我还经常让学生自由组合学习小组，交流自学情况或组长检查所学生字、讨论问题、玩“给生字找朋友”的竞赛游戏。这样既让学生学得快乐，记得轻松，又让学生体验到与伙伴合作的乐趣，体验到团结雅的高尚情感。
关键词：许慎 六书说 文字二分说
一、“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溯源
（一）六书说
“六书说”是汉代人对古代汉字结构的归纳与总结。“六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尽管有了“六书”这一名称，但其内涵的丰富及核心理论地位的确立得益于汉代学者对汉字认识的提高与总结，他们将“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结构的六项基本方法，以班固、郑众、许慎为代表，史称六书“三家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郑众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对六书的阐述在次序与名称上则稍异于班固：“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较详细地对六书进行了说明并举例，见于《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六书说”提出之后，人们对其争议颇多。今天我们所言“六书”一般采用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
（二）文字二分说
许慎是第一个把汉字划分为“文”和“字”，并精辟地阐明二者关系的学者。“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见，许慎认为“文”与“字”是汉字的两个发展阶段，“依类象形”是使用图画符号描绘事物的形象，“形声相益”是通过符号（形符）与符号（声符）的组合形成新的字。许慎又强调了“文”与“字”的关系：“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见，许慎认为“文”为造“字”的基础，可看作母字，而“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孳乳派生来的新造字。
二、许慎的文字学观点述评
许慎被后世奉为圭臬，除了归功于《说文》一书的学术价值，还与许慎先进的文字学思想有较大关系。《说文·叙》蕴含了至少三种重要文字学思想，基于这些思想，《说文》才更富有系统性。
（一）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思想
“六书”作为汉代学者对小篆体系的归纳与总结，可被看作是从共时的角度对汉字结构体系进行分析的理论，应属于结构文字学范畴。但在许慎的“六书”中，转注与假借异于前四书，二者仅为汉字应用过程中的方法。段玉裁曰：“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也。”由此可知，在汉字的实际应用中，转注实为一词多形的现象，而假借则是一字（或一形）多词的现象，因此后二书属于应用文字学的范畴。如王凤阳先生所言：“‘六书’正是结合文字结构分析与文字应用分析的成果的产物”。尽管后人对“六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应当用客观、历史的眼光看待“六书”理论。通过对“六书”的分析，亦可深入了解许慎的文字学思想。
1.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段玉裁指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可见，指事不表具体之物，而表抽象之物；结构上指事一般为独体字加上一个特殊符号，且所加特殊符号通常为表示部位、处所等不能作为文字独立存在的构形符号。例如：“甘（）”从口，中间加短横表示口中甘美之物；“寸（）”字在手与肘之间加一横表示所谓“寸”的部位。
2.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画成其物”说明象形字应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是完整的形体，具有不可分割性，例如“弓（）”“齿（）”。段玉裁等人将象形字强行分为独体象形、合体象形，这种分类方法实不可取。
3.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对形声的解释较为恰当：“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形声字在形成阶段一般是通过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加注意符或声符孳乳分化而来。加注意符如“隹-唯/维/惟/谁”“冓-溝/購/構/媾/遘/觏”等；加注音符如：在原有象形字的基础上加注了音符止，造出“齿（）”字。
4.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段玉裁认为“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义。” 该观点大致正确，会意字必须是会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基本形体共同表现新的字义。如“秉（）”会以手持禾之意；“叟（）”会以手持火把在屋下搜求之意。
许慎在全面分析小篆字形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汉字结构类型，第一次使得汉字内部隐含的条理得以显现，这四种结构类型也基本契合了许慎整理的小篆体系，对两千年来的汉字研究有深远影响。
5.转注
许慎发现转注和假借是汉字使用中字与字发生关系时的两种现象，但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因此学界对于后二书可谓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对转注的定义十分模糊，后人对转注的理解自然也各不相同，有“形转”“音转”，亦有“义转”，此处不再一一举例。其中段玉裁“转注犹言互训”的观点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一脉相承，认为转注乃用字之法，这基本符合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凡是一词多形都可以看作转注。如“断：截也，截：断也”；“颠：顶也，顶：颠也”。
6.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依照许慎的定义，假借的发生最初是本无其字的，只是为了方便表达而借助于同音词，也即一字（或一形）多词现象。裘锡圭按假借所表示的词有无本字，将其分为无本字、本字后起和本有本字三类：无本字的假借指始终使用假借字的词，如虚词“其”；本字后起的假借指一开始使用假借字，但后来为其造了本字，如“胃-谓”；本有其字的假借，如“艸-草”。但王凤阳则把本有其字的假借用“通假”指代，王所言甚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大概属于汉字的临时借用或者错别字现象，裘锡圭将其看作假借确有将假借内涵扩大之嫌。
7.小结
“六书说”作为共时分析的理论，自然不能完全适用于分析不同历史层面的汉字体系。许慎所处时代的汉字早已与初文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六书说”却是最为先进完备的文字学理论。尽管后人对“六书”的定义、举例、分类等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很难从“六书”的框架中走出来，唐兰先生与陈梦家先生先后提出的“三书说”也与“六书”关系密切。
班固曾提到“六书”是“造字之本”，后人因此陷入其误区，认为“六书”乃创造汉字的根本方法。实际上，“六书”仅仅是后人在汉字出现了相当长的阶段后根据字形结构总结出的理论。“六书”根本不是创造汉字之本，而汉字才是“六书”之本。唐兰曾指出“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属哪一类。单从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了。”裘锡圭更是指出许慎的“六书”为了凑齐“六”不可能完全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可见作为归纳小篆体系得出的文字理论，六书有其局限性，而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其他古文字材料的问世让人们对“六书”的认识有所加深。
归纳起来，许慎的“六书说”至少有三个局限，首先是材料的限制，许慎在所处时代接触到的古文字材料十分有限，仅限于秦代的小篆以及六国文字；其次是认识的限制，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汉代，人们对字、词界限的认识相当模糊，因此对汉字的结构（字）及汉字的应用（词）界限不清；再次是研究目的的限制，作为古文经学家，许慎研究汉字的目的主要是解经，理应属于文字的应用范畴，与静态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相去甚远。从这三个局限反观“六书”，亦可理解许慎的结构文字学思想与应用文字学思想。
（二）历史文字学思想
许慎提出的“文字二分说”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两个必经阶段，应属于历史文字学范畴。但由于所处时代等条件的局限，许慎对文字二分说的理解还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因此他并未对其加以阐发。今天看来，“文字二分说”虽略显笼统，但却是揭示汉字发展规律的金科玉律。
甲骨文的出土及其它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发现给汉字的历时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基础，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对文字的发展进程看得更清楚，这一过程与“文字二分说”相契合。“文”大概等同于今人所谓“母字”，“字”则是在母字的基础上孳乳而来的新造字。母字的基本形体大致符合许慎所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多来自客观事物的具体图像，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抽象的图像如记数字。通过对这些基本形体进行结构变异、增加点划，或者基本形体之间相互组合等方式，再孳乳分化出更多的新造字来。
转注与假借作为文字应用的方法，在文字的孳乳发展中都推动了文字的发展。人们在较早时期可能多使用形与义直接相关的象形文字，例如“人（）、贝（）、刀（）、火（）、舟（）”。但由于许多事物或概念无形可象，抛开了形的假借方法逐渐流行起来，甲骨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的假借字，例如“腋-亦（）、荷-何（）、箕-其（）、麦-来（）、鼻-自（）”。但文字的大量假借使得一字多词现象愈发严重，进而导致文字混用，而转注使得一词多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假借造成的一字多词现象。
人们逐渐意识到可以利用已有字符创造新字，于是开始在原有象形字基础上作一些细微变化以造出一些区别字，如“木（）-朱（）、刀（）-刃（）、女（）-母（）-每（）、言（）-音（）、矢（）-至（）”。这类区别字多归入指事，于省吾从指事中归纳出的“附画因声指事字”是典型代表。这些区别字的区别特征并不明显，能产性也不高，随着对文字符号性认识的加强，人们也学会了利用已有字符的组合变化创造新字，如组成形体相对位置变异，如“好（）-毓（）、抑（）-（）”；重叠基本形体，如“木（）-林（）、匕（）-比（）”；基本形体之间的组合，如“干-肝/杆/竿/旱、句-枸/钩/苟/诟”等。其中，利用已有的基本形体进行组合是最简便且高效的手段，形声结构就是该手段的产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形声结构会逐渐成为汉字结构的主流。以上文字孳乳发展的过程只是针对现有古文字材料进行的大致推断，实际上文字孳乳发展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后人归纳的汉字造字方法其产生先后顺序究竟如何，我们还没有定论。
总体而言，许慎的文字学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六书说涉及文字的共时研究，而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各个文字体系性质不尽相同，因此六书说并不适用于汉字的所有发展阶段；文字二分说则涉及文字的历时研究。共时文字研究应是历时文字研究的基础，要想加深对汉字发展过程的了解，必须将汉字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
三、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之矛盾解读
在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中有几处矛盾值得关注，通过解读这些矛盾，可以更全面地把握许慎的文字学思想。
（一）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的矛盾
《说文·叙》中既提出了文字“六书说”（通俗地说是文字“六分说”），又强调了“文字二分说”，两种分类结果先后出现在《说文·叙》中，而许慎并未对二者关系加以说明。段玉裁等人认为，指事象形为文，会意形声为字，似乎能够将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联系起来。但从许慎所言“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看来，似乎“文”仅指象形，而“字”仅指形声，指事、会意都被排除在外，因此段玉裁所言并不可取。
其实这两种分类的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是从共时角度出发，而后者是从历时角度着眼，也可以说“六书说”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而“文字的二分说”是从动态的角度得出的分类，文字的共时与历时研究应当是互补关系。许慎立足于不同角度说明汉字的分类问题，后人在对其文字学思想没有深入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将“六书说”和“文字二分说”对立起来，矛盾正是由此而生。
（二）《说文解字》正文与“六书说”的矛盾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提到许慎“发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而转注假借二者，则略而不备”。如《说文·叙》归纳的造字条例，始终贯穿《说文》的基本理论应为六书，但在《说文》正文中却只使用了前四书进行汉字结构分析。这一矛盾亦与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密切相关。
许慎所言“六书”立足点不只一个，而应包括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两方面，即前四书是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后二书则是对汉字应用方法的归纳。从客观上说，许慎的这一文字学思想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从主观上说，与许慎研究文字的目的有关。具体说来，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许慎是通过对字的研究进而实现其解经之目的的，从汉字的结构分析出发，他只发现了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这种仅从静态的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一旦应用于解读经书中的字（严格说是词）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许慎通过动态分析文字的应用，用转注与假借解决了一词多形与一字（或一形）多词的问题。可见，六书正是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相糅合的产物。
戴震提出的“四体二用”说明确将许慎的“六书说”一分为二，使得两个层面的理论各得其所，将许慎的“六书说”推进了一大步。钱玄同认为“‘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六种方法不是一时成立的，是逐渐增加的”；沈兼士认为“盖中国文字演进之程序，有二阶段：先为意符字-象形、指事、会意，后为音符字-形声、转注、假借”，他们在没有认清前四书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的情况下对“六书”产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甚至将“六书”用来分析小篆体系以外的汉字系统，必然经不起推敲。
（三）“六书说”例字的矛盾
许慎给转注与假借所举例字在《说文解字》正文中分别被归入了会意或形声。“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属形声；“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属会意；“令，发号也，从亼、卪”，属会意；“长，久远也，从兀、从匕、亡声”，属形声。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许慎“六书说”中“四体”与“二用”分属结构文字学及应用文字学两个层面。转注涉及词义的引申变化问题，假借则涉及同音词的字形借用，都与字形结构没有关系，使用单独的例字不可能说明其定义，因此有别于前四书。他在阐述前四书时所用例字“上下”“日月”“江河”及“武信”内部均为并列关系，而后二书的例字“考老”与“令长”则是相互解释的关系。前四书的例字是为了说明定义，每个例字都可以独立为证。而后二书的例字则是相互依存且不能拆散的，它们之间是互补互释的关系。后人一旦把“六书”都看作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不可避免会将转注与假借的两组成对例字拆开单独分析，矛盾因此而产生。因此，正确理解了许慎的文字学观点，即“六书”是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所结合的产物，就会理解许慎的举例方式。
四、结语
通过对许慎的“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及两者关系的探讨，基本理清了许慎所持三种文字学思想（结构文字学、应用文字学、历史文字学）的内在联系，这样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许慎文字学思想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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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论文3900字(一)：以逻辑学的角度看论证理论的进展论文
摘要：从逻辑学学科创立以来，其主要研究对象便为论证。但基于差异化的历史发展时期中，逻辑学研究人员对于论证研究的方式及方法做出的理解也存在较大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逻辑学新理论涌现出来，引发了逻辑学领域对于论证理论的关注，对推动论证理论的发展起到关键影响，有加拿大学者提出，自然化逻辑将论证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展现了出来。
关键词：逻辑学；逻辑理论；论证理论
随着关注和研究论证理论的国内外学者数量不断增加，各类相关理论成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基于此背景下，理应重视针对论证理论对于逻辑学的意义，以及其发展和研究的实际状况展开讨论和分析，希望可以对于推动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做出贡献和参考，并针对其新型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研究背景
逻辑，主要是将人类实际生活内论证的一般理论的核心，抽象为起点的。所以，论证即为连接理性的关键通道，此也为《工具论》中为何提出以论证为主要核心概念依据的原因，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论证对其逻辑发挥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在其之后，在逻辑发展的不同时期中，论证所呈现态势通常具有较大差异性。在逻辑学以独立的领域出现以后，论证便作为其核心内容而存在。在阐述苏格拉底贡献时，亚里士多德层明确指出，苏格拉底对于一般定义以及归纳论证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且上述两种事物均以科学为基础。基于此，亚里士多德虽然探讨的为归纳问题，但其非常坚定的将科学作为出发点。
对于亚里士多德有关论证的观点，当代论证研究学者将其称之为论证研究三进路，即论辩、分析、修辞三种进路，分别基于三个维度针对论证展开了整体性的评价，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传统逻辑教学体系逐渐完善最终建成，使得论证逐渐变为了逻辑内的一个具有独立性特点的构成部分。在西方近代前期，论证领域的独立性逐渐趋于明显化，随着各类代表性逻辑性教材的编撰和发表，西方传统逻辑基本结构架构逐渐成型，相关学者将逻辑划分为命题、推理等多个部分，最核心的即为推理。此后，论证问题循序渐进的发展成为具备独立特征的领域。
莱布尼茨对于现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层尝试通过通用语言和通用数学构建的人类语言对论证或者推理的形式架构展开描述操作，其表明，形式论证，指的不仅仅是学院中应用的经院式的论证方法，而是一种借助形式的力量得出的结论。其尝试构建一个可以覆盖全部人类思维活动的通用型符号演算系统，促使人类思维活动可以逐渐发出成为如同数学运算般清晰的行为。如果产生争论，不论是基于哲学和科学层面上来讲，人们只要静下心来计算便能够简单的分辨对错。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现代逻辑不断发展，针对论证进行的理解和最初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有所出入，论证和实际生活的差距逐渐变大。此类倾向对于论证自身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制约性影响，特别是在经受现代逻辑影响后，论证概念针对实际论证的解释太过简化，进行论证评价的标准也颇具局限性，出现了很多相关问题仍待进一步探究。逻辑学者逐渐开始仅将重点置于论证的句法和语义上，相关学者表明：尤其是随着数理逻辑的快速发展，和论证分析评价有所关联的仅剩句法和语义维度，和语用维度间再无关联可言。汉布林之前的论证研究，一般也称之为当代论证发展前期的理论依据。
二、以逻辑学的角度看论证理论的进展
（一）汉布林后逻辑学视域下论证理论的发展阐述
现阶段的多数人认为当代论证最早是由图尔敏提出的，这是由于1958年《论证之用》的出版，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非“图尔敏模型”莫属。但在此书中，图尔敏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论证的应用，针对逻辑形式和论证的自身并未有过多的阐述。现代论证理论之所以可以受到逻辑学者的关注，主要是由于汉布林的影响，在1970年，《谬误》出版以后，由于書中汉布林对于传统谬误理论的不认同和批判，推动了当代谬误研究的发展。在实际开展上述批判操作的过程中，汉布林基于对传统谬误概念论证本身和相应评估标准的界定方面，针对论证展开了带有批判性的分析和考察，吸引了很多学者，他们开始对当代论证思想展开了研究和分析，推动了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正如相关学者指出内容一般：汉布林针对谬误标准处理方式进行的批判，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从多方面来讲，汉布林对于三种理论的发展来讲均存在不可以忽视的贡献，包括当代论证理论以及非形式轮机理论等。在《谬误》正式出版以前，不论是针对日常论证的抽象还是时态、认知逻辑的创建来讲，逻辑学家在进行非有效及有效论证形式区分当做基本目的，并非是当做论述过程中产生的论证研究，因此，《谬误》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很多方面的广泛关注。基于当代论证理论和非形式逻辑论域内，在理解论证概念的过程中，不再认同形式化的方向，而是将人类实际生活中的论证活动作为落脚点。论证也并非再只是一个命题序列，成为了一个在实际情境中进行的实际行动。典型性较高的相关观点具体包括：沃尔顿，在理解论证时，重点针对双方间观点冲突和分歧进行解决的社会方法或者语言方法。以及拉尔夫，是论证实践过程中存在提取物的文本或语言之一，于其中，论证主体尝试通过阐述缘由的方式，引导其他人认同个别论题的可信任性。
（二）基于逻辑学视角的当代论证理论发展趋势分析
自然化逻辑的核心思想，具体出现在《理性之缪：自然化的推理逻辑》中，其主要指的为一种将主体当做目的、将目标当做导向，制约于资源影响的逻辑。针对此类逻辑，伍兹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和概念，并将之作为开展相关研究的支撑和重点，包括寻常与规范聚合，以及第三类推理等，该理论是现阶段能够满足论证研究需求的最新理论，也是逻辑学家以建设全方位服务逻辑为目的进行的尝试，对于拉近论证理论和人类现实生活间的关系也存在积极影响。此逻辑既可以很好的迎合人这一主体，对人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也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时，该理论具体是将第三种推理当做中心的，也叫做“第三种推理”，是通过和归纳强推理及演艺有效推理相比较得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述两种推理难以满足人类实际推理要求。此类推理的一个突出特征即为可废止，从伍兹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尝试针对第三类推理展开全方位论证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此类方式存在的突出个性化特点即为可废止。基于字面意思理解，此类方式的可废止特点，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和人类思维活动极为类似，属于伍兹逻辑人性化的突出特点之一。由于伍兹表明，倘若实际生活中除发生中的经验性事物外，在他物不参与的条件下，人类推理中的很大部分推理均为第三种推理。倘若需要对这些推理寻找一些合理的评估标准，则归纳强及演艺有效性标准均不相符。如此一来，提出的某种推理存在“可废止性”，所指的即为前提是已经默认了某种特定结果，但在新信息出现后，需要对相应结果进行重新的判断，甚至不再接受相应结果。这和人类实际推理的要求相吻合。
伍兹近期所提出的逻辑理论的具体内容包括：
1.因果响应模型。此模型属于自然化逻辑的一种认识论方法，是基于完全改变传统认识论，推出的一种具备自然化特点的理论，其具体功能和其所解答的问题，均为人类主体的知识获取方式。该模型的具体作用主要是为了说明：人类是如何明确各种已经具有一定认识的事物的；人类是如何顺应自然化环境所提出的各类要求的；人类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做出各种行为并和其展开互动的。此模型表明，人类个体进行知识的获取，主要是由于其自身信念机制所处环境内的各类综合因素的刺激影响，伍兹对其进行概况得出：某主体明确了a结论，简单来讲，即为该主体默认a为真实的，且对其表示完全信任，那么和a相關的信念，即通过该主体信念机制所处环境规范性运转的秩序下促成的，且利用的是该主体预想的一种方式而促成的。换而言之，a的推出需要基于有效信息和不存在环境干扰的条件下。自然化逻辑的又一特点即为将经验科学以及心理主义等加入其研究范畴内。
2.寻常与规范聚合。这其中的“寻常”存在实际、日常等含义，“规范”的内容中主要涵盖了理论及规定等。推理是合理性十足的，认定其为恰当和准确的，此类恰当与准确相对应的分别为“寻常”与“规范”。伍兹提出，“寻常和规范聚合”是满足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推理的结合需求的，由于人类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推理多为习惯与规则、理论与实践的混合，此类混合即称之为聚合。且此类“聚合”也满足可废止的要求，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此类“聚合”优先假设了可废止这一特点，其存在此类特点即为针对这一概念的普通化要求。其呈现出的一个事实是：倘若针对推理实践开展普遍化审视操作，可以得出相关推理表现出恰当性以及精确性的次数较多。但这并无法代表此类推理均为完美的，无需再实施优化；也无法代表其可以被完全不受批判和审视的进行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推理是正确的并不能表示其于所有的意义上均为正确的。因此，通常来讲，我们进行的推理基于多个层面上都无法和错误完全脱离关系。对比伍兹前期的几乎全部的逻辑理论，可以得出，自然化逻辑存在一个关键的特点，即其和认知经验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之间均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具有丰富逻辑内容，和人类实践要求较为相符。
三、结论
综上所述，论证理论学科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丰富性，也存在较为显著的繁琐性，存在理论形态不成熟等特点，同时，其对于方法论来讲，存在不稳定性，这些均为现如今论证理论呈现出的特征。论证是逻辑学的研究主体之一，需要基于逻辑本质层面展开考察和分析，同时，其作为独立性较高的领域，也会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也需要重视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和研究。
逻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军校逻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论文
摘要：为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培养善于把握军事规律和具有创新意识的军事人才，而军校正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摇篮。本文立足于军校逻辑课教学改革的视角，通过对逻辑课教学现状的分析，进而提出改革对策。
关键词：军校；逻辑学；教学改革；军事逻輯
一、逻辑课教学现状
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以知识的形式来承载知识的内容，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形式的，对思维形式的研究离不开逻辑的论证，所以，逻辑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但是，近年来，逻辑学在大学课程的地位明显下降，由原来的专业基础课变成考查课，逻辑课课时也在逐步减少；同时，教材、教学内容、考核方式都存在着某种不同层度的不足。因此，军校逻辑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逻辑课教材使用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商家为了牟利而不折手段，图书市场也因此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出版商为了牟利，大量发行盗版、影印教材。甚至教材内容错误，这些不仅对知识的传递起到了阻碍作用，而且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知识的错解，从而，影响学生未来的求知欲。因此，要对逻辑学教材进行科学的选择，选择内容简洁明了、例子新颖活泼的。
（二）逻辑课教学内容
第一，逻辑课的教学观念和教学目标不符合。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教人如何正确思考和表达，也教人辨识谎言与欺骗。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并且学生在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自觉运用课堂上所学的逻辑知识，从而遵守逻辑思维规律。但是，现在大学逻辑课教学目标依然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忽略了对学员逻辑思维素质的培养。
第二，逻辑课教学内容与课程标准的设置不相符。有些院校在开设逻辑课时，没有对授课对象进行严谨、科学的分析。高考上来的文科生、理科生和艺术生的原有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会导致对所学知识的掌握不准确，并且这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弱。因此，创建有军队院校特色的课堂设计是优化教学内容的基本路径。
第三，逻辑课教学队伍不精与教学方法单一。很多高校，教授逻辑学的老师非本专业出身，对于逻辑学科这门体系没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对解逻辑知识的讲解授课方法单一，对于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讲授知识仍然背教案、满堂灌，这样不仅会使学生感觉枯燥，而且会使他们产生对知识的畏难心里。所以，教师应该努力追求激发学生兴趣的授课方法和授课内容，对逻辑事例的选举要推陈出新；同时军校要加强与地方高校协作，学习地方大学最新、最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培养具备新型教学能力的教学队伍。
（三）逻辑课考核方式
逻辑学由原来的人文专业基础理论课改为共同课限选课，考试形式由闭卷改为开卷，或写论文，这样不能真正考查出学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很多学员存在网上粘贴复制论文内容，根本没有经过自己的反思。开卷考试与写论文相比，对所学知识内容的考核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考试难度比闭卷总体降低。
二、逻辑课教学改革对策
（一）提升教材质量
军校教员应该分析授课对象的特点，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如果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强，可以结合自己高校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逻辑学教材。
（二）优化教学内容
由于，逻辑学这门课程在很多院校已经成为考查课，课时也在相应减少。因此，教师必须要在通晓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科学系统的优化教材内容，而不是面片的对部分章节进行删减。教师要系统介绍逻辑理论基础知识，例如，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等等，并且依托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对这些内容进行整合，目的是提升学员的理论思维能力、理性分析水平和创新意识。
（三）创新授课方法
授课方法要灵活多样，例如，启发式、探究式、情境式等教学方法不是只停留在理论上，教师要根据每节课的重难点内容，灵活选择授课方法。比如，课程开篇“绪论”，其实，没有涉及到逻辑知识，主要是培养学员的兴趣，启发学员对逻辑学的求知欲。绪论这章内容讲解时，不能照本宣科，导课必须精彩，引用《三国演义》中曹操兵败华容道的故事作为导课内容，以曹操和诸葛亮两个人的逻辑分析为线索……最后说明在他们的这场思维较量中，诸葛亮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逻辑智慧，从中引出“逻辑”一词。
三、精讲军事逻辑实例
军事领域的排兵布阵，会对决策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分析军事逻辑实例的特点
首先，将传统形式逻辑与军事现象有机融合，彰显传统形式逻辑在军事领域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其次，突出实用性，为了提升军校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战术谋划能力，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逻辑思维。再次，紧密结合军校学员的生活实际，深入挖掘学员身边的逻辑趣闻和案例，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进行军事逻辑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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