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保护方法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传统村落曾经是最边缘化的一部分。文物管理机构关注村落中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个别建筑物、构筑物或石刻等物，文化管理机构关心村落中“非物质”的文化事项，住建等部门从是否具有历史文化的声誉而给个别村落授予“历史文化名村”的荣誉，旅游部门关心哪些村落能带来旅游收益而忽视保护。传统村落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中，迅速在现代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减少甚至成片消失，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聚集地――传统村落正在步历史城镇的后尘面临瓦解的危险。笔者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之一》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社区组织能力丧失、乡村政权管控能力降低、城乡间贫富差距增大、农村的土地权属僵化、乡村文化面貌趋于雷同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少学者都已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并针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保护传统村落、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路，有的学者甚至已经开始了诸如编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维护传统村落风貌并改善人居品质的实践。然而，目前我们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实践，失败的教训远多于成功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寻求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方法，是我们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参与学科
目前在我国，积极投入到乡村保护实践的，除了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外，还有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建筑和规划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乡村保护的原则理念、策略方法和具体措施都有所不同。
1.文物保护领域如何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是将乡村的聚落和民居当作一一种不可移动文物来看待，将村落内的可移动文物归人民俗文物。我国文物管理系统中，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上实行按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保护的方式，文物保护单位有部级别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就是针对270个被列为“国保”和“省保”的传统村落。目前已经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在名单中的数量在逐批增加，说明传统村落的保护受到文物管理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传统村落都不是以“某某村”这样的名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而大多是“某某村古建筑”，或者“某某民居（某某大院）”。这部分传统村落往往是以村落中部分古建筑面目出现，文物保护面对的不是村落整体，而是村落中的部分古建筑或代表性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完整性，而文物管理机构关注的，却只是村落内具有年代价值和经典价值的个别建筑物和构筑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要素――完整性。
传统村落往往具有较长的演进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至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然而，传统村落一旦作为“古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的“四有”原则，就需要竖立保护标识，划定保护范围，指派专人管理，还要有记录档案，恨不得在文物周围都安装上围栏，以免游客接近这些古建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高级别文物，还要编制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实质上主要是一种控制规划，制约保护区划内人们的行为，防范自然和人类活动对文物本体和环境的影响，强调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不能和应该做的事项。文物保护从业人员，通常是用一种静止观来看待文物保护，关注的是文物在我们开始认知后的存在状况，希望这种存在状况就是最终的状况，今后不要再发生任何变化，以便能够长久保存“文物的现状”；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文物使用功能的延续情况，尤其是不考虑居住在这些传统村落中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就与“活态”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不断变化的状态发生了冲突。具体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来说，过去的文物部门与住建部门一样，强调的是“古村落”现状物质状态的保持，相对忽视非物质传统的延续，许多经过强力保护干预的城镇和村落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成了仅存躯壳的“遗存”，有意无意地丢掉或降低了这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要素――真实性和延续性。
2.博物馆领域在保护传统村落方面的介入情况
博物馆专家向来是文化复兴和社区再造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新博物馆学领域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研究者，他们对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始终具有很高的积极性。1990年代中期，中国与挪威合作，通过对贵州多个村寨的考察，在贵州省六枝县的梭戛村、花溪区的镇山村、黎平县的堂安村和隆里古镇建设了首批生态博物馆，以图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多元文化。从那以后，中国先后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多个省区的一些不同民族的村寨中，兴建了生态博物馆，一批博物馆专家进入传统村落开展遗产保护和展示工作，生态博物馆成为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工具和方式。
博物馆专家之所以首先选择传统村落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对象，是因为传统村落能够很好地满足生态博物馆的结构、功能和目的。从结构上来说，生态博物馆的场馆是一个有人居住、生产和生活的特殊社区，不局限在一个馆含内，而是将整个遗产地及其自然环境和文化事项作为“藏品”和“展品”；从功能上来说，生态博物馆除了具有传统博物馆的保存、展示和研究功能外，还具有强烈的促进社区和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功能；从目的上看，生态博物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活态”的文化遗产，包括遗产存在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系统，为保存和向世人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以此促进遗产所在社区的发展，并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批中外博物馆专家走进中国西南的偏远山村，通过开展社区动员，兴建资料信息中心，试图唤起村民保护自己村落和传承文化的自觉。
不过，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几乎所有被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都处在“半死不活”或“奄奄一息”的状态，博物馆学家在保护传统村落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似乎也不具备多少优势，不少生态博物馆运转不灵而难以为继，来自西方的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基于对中国生态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在2011年重启了生态博物馆建设工作，试图通过重新建设和更新换代，使生态博物馆“中国化”。有些博物馆专家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做法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将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东西运用到中国西南欠发达地区，二者之间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落差，因此重启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当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的乡村和城镇。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家文物局2011年重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试点地区时，除了继续在西南地区选取了三个民族村寨外，还在东南地区选取了城镇街区和经济发达的县域各一个（福建省福州市的三坊七巷、浙江省安吉县）。笔者以为，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工具，无论国内外，无论是否发达地区，它都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西南地区以传统村落为对象建设的生态博物馆之所以未能有效运行，区位和经济的原因都是次要的，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表层的原因是，博物馆专家对这种新的概念理解尚不够深入，过分强调了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功能而忽略了其文化传承功能，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社区居民对生态博物馆建设缺乏参与或参与不够；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前文所说传统村落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丧失，以及生态博物馆专家作为他组织一方掌控的资源严重不足，难以调动社会各方面在组织上、资金上、物质上和道义上对建设生态博物馆的这些传统村落予以支持。
不过，尽管生态博物馆目前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但这不是生态博物馆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生态博物馆这种方法认识有偏差。如果我们的博物馆专家能够对生态博物馆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基础和条件有更恰当的选择，能够找到先前乡村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本质问题所在，并且我们的博物馆专家和相关支持机构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带到乡村，博物馆专家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5.建筑和规划领域如何保护传统村落
建筑学和规划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建筑历史和乡土建筑研究者，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传统村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来到大后方的建筑学者就开始关注传统民居，刘致平、刘敦桢等调查西南古建筑时皆专门调查了西南民居，并先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了《四川住宅建筑》、《中国住宅概况》等论著，开我国民居研究之先河。这些民居建筑既有位于城镇的，也有位于乡村的，其中乡村典型民居的调查与记录，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对民居建筑进行了多次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高校和各省区建筑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者，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选取典型的民居建筑类型和民居建筑实例，编写了民居系列丛书，先后有《浙江民居》等民居专著出版问世。以后，陆元鼎、孙大章先生分别撰写了《中国民居建筑》、 《中国民居研究》两书，对中国传统民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陆元鼎先生还沿袭了当初按省级行政区编写传统民居资料集的方式，组织编写了《中国民居建筑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19分册。一些高校建筑或规划专业的研究者也长期致力于传统民居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陆续推出了一批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及其团队的乡土建筑研究成果。不过，建筑界整理研究传统民居，最初主要是为今天的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将这些民居记录并保存下来是次要的目标。并且，从全国各地的城镇和村落中选取优秀的代表性传统民居相对容易，按建筑文化区系统地对代表性传统村落开展记录、整理和研究却相对困难，迄今为止，只有少许乡土建筑专家组织过典型村落调查，并编写了传统村落丛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秀的传统民居和乡土建筑日渐减少，不少有社会责任心的建筑和规划学者投身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之中，成为传统村落保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颁布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下简称《指标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住建和文物部门根据这个认定标准，先后推荐了一些传统村落上报，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并公示，以住建部为首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三批共2555处典型传统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此基础上，住建部等部局于2014年将其中327个村落列入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过去从来不被重视的传统村落，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有了专项资金的支持开展保护工作，这当然是令人欣喜宽慰的。不过，由于在民居与聚落、村落和城镇、文物与遗产之间都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 《指标体系》过分强调了建筑，而忽略了居住在这些建筑中的文化传承的主体村民、村民的活动及组织、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产业（农业）。由于这个缘故，根据这个《指标体系》选择出来的村落，还存在着一些瑕疵。以列入第一批财政资助的“传统村落”为例，江西休宁县万安镇万安老街、四川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社区、云南剑川县金华镇剑川古城等，就显然不属于传统村落，而是历史城镇和街区。这些历史城镇和街区，在历史文化名城大多名存实亡的今天，当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亟需加以保护；但这些历史城镇和街区的性质不同于传统村落，保护方法和机制也有所不同。《指标体系》给出的传统村落定性和定量指标，没有能够充分体现传统村落的性质和特点，各地评选传统村落自然会有偏差，以至于将某些城镇、街区和商人宅院当作传统村落。
建筑学者对传统村落的保护重在村落建筑的测绘记录、修缮维护、风貌整治、内部改造等要素；规划学者则重在村落本身的格局保持、环境整治、发展、新区营建等方面。总的说来，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更多在物质文化形态的乡土建筑或狭义的聚落方面，对传统村落所赖以存在的田地和山林关注不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事项的记录、保护和传承更有所忽略。《指标体系》开始注意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将“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评价一个传统村落价值的三个方面之一，这是很可喜的进步。罗德胤先生这样评价：《指标体系》“看一个村落能不能人选传统村落，要从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来考量……应该说，尽管还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抓住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确实是抓到了传统村落的特点。尤其是非遗成为三要素之一，可以说是非物质遗产专家们的一次胜利。之前从事民居建筑研究的学者们，是普遍没有把非物质遗产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尽管《指标体系》对传统村落的基本要素强调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在保护传统村落方面的作用
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部及“非遗”研究者正在大力推导的工作。自2006年以来我国已公布三批部级非遗名录，包括民族与民间的节日、民俗、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杂技、口头文学等，凡1219项，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其中26项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研究者往往来自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间乐舞等领域。而保存较好的“非遗”事项多在传统村落中，“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赖以存在“文化空间”，也就是传统村落的社区及其特定场所。因此，“非遗”研究者无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力量。
较早开始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包括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等著名学者，都重视“非遗”主要聚集地传统村落和历史城镇的保护，认为只有这些村落和城镇的传统和文化延续下来，文化空间保护下来，这些“非遗”才能最终传承下来。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冯骥才先生，也一直大力倡导对“非遗”聚集地传统村落的保护，他于2013年在天津大学筹建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并这样阐述传统村落与“非遗”的关系：“这些文化遗产大部分活态地保存在各地的村落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对非遗评定的标准是：它必需‘扎根于有关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史中’。如果村落没了，非遗――这笔刚刚整理出来的国家文化财富便要立即重返绝境，而且这次是灭绝性的，‘连根拔’的”。“非遗”是由与之相关的个人和社群来传承的，这些人和社群主要居住在传统村落里，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并使之健康发展，我们的“非遗”才能有效地保护和延续下去。但由于我国乡村的土地、聚落、文物、“非遗”分别属于不同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原本浑然一体的传统村落，其“非遗”保护与传承很容易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门类，与其物质载体即传统村落若即若离。
二、保护传统村落的理论方法
文化遗产保护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的学科类型十分广泛。在文化遗产的各个类型中，传统村落所属的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又兼具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是最复杂的文化遗产，牵涉的学科领域就最为多样。尽管不同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借鉴。
可以运用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笔者所关注的，主要有一般系统论及系统规划理论、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文化构成及文化谱系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以及生态博物馆方法。下面，将笔者所知的这些理论方法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运用前景作一简要的介绍，供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行动的同仁们参考。
1.一般系统论及系统规划理论
无论是开展历史城镇保护还是传统村落保护，首先需要对需要保护的对象进行尽可能详细和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针对遗产现状和存在问题，编制保护与发展规划，然后逐步落实规划的保护规定和措施。城镇和村落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照一般系统论的定义，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个要素在系统中一定的位置上都起着特定的作用，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又与它所依赖的环境息息相关。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但每一个系统都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一性，从而将它与其他系统区分开来。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系统规划理论则认为，城镇（或区域）是一个不同区域位置的功能活动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一个局部发生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局部的相应变化。因此，规划者应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研究城镇，而不是只从物质空间和美学方面来观察城镇；应当首先了解城镇是如何运行的，并对任何新开发项目可能产生的联动效果进行评价；应当持续不断地监控、分析和干预城镇的变化，而不是试图规划一个城镇或区域的永久蓝图。
如同城镇一样，乡村也是一个由不同位置和功能、相互关联的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组成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其要素、功能、结构和环境与城镇不同，从而将乡村与城镇区别开来。每个地区或民族的乡村都可以视为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有着某种一致性，可以将其与其他地区或民族乡村区分开来。各民族或区域乡村中的村落和村落群落，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个系统，保护传统村落就是要保护其整个系统的完整性，不能仅仅保护其中的某些要素。由于任何改变村落结构和个别要素的外来干预都可能导致相关要素的改变和结构的改变，从而引起联动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是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当然可以说是干预正确；但如果这种变化不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与其采取干预措施还不如不干预。因此，对任何改变村落自然变化的个别要素的变更，都要十分慎重。又因为村落如同城镇一样，是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规划的编制，都应当是符合动态平衡性的原则，任何试图终止传统村落发展变化的预设都是不可取的。
2.自组织理论
“组织”是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组织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这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矛盾。所谓自组织是指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无需外界干预而能够自行创生和演化，并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系统；他组织是指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不能自行创生和演化，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特定的干预来推动组织，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1960年代以后，“自组织理论”逐渐开始成为研究诸如生命系统、社会系统这样的复杂自组织系统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的专门理论，即这些系统是如何在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驱动下，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从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单纯的自组织存在着不能全面利用信息、有效性低且可能导致系统失衡等缺陷，因而需要在自组织过程中适当地施加他组织的作用。中国古代城市的绝大多数是体现中央王权或皇权政治意志的建置城市，城市营建和管理是以他组织为主而自组织为辅；我国的传统村落则恰好相反，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以自组织为主而他组织为辅，只是在近代以后他组织成分在逐渐加重。因此，自组织理论无疑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理论。
我国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自组织理论在城市、区域、乡村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一些思想活跃的学人根据自组织理论，对传统村落的民居建设、聚落更新、社区营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有的研究者认为，应结合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阐述传统村落形态的自组织特征、演变过程和演变序参量、辨析自组织演变和城乡规划的关系、提出传统村落形态更新的基本原则。有的研究者提出，传统乡村是一个相对完备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界特定干扰的情况下，可以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进行自我调节、完善和发展。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系统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原先的系统内部失衡，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朝着无组织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通过特定外部参量的输入进行调节，通过社区营建，促使乡村社区系统回到自组织发展状态，恢复系统平衡状态。尽管目前自组织理论在传统村落方面的运用还有许多欠缺，但这些研究无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3.文化结构理论
考古学的文化是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群具有明显特征的人类物质文化的遗存。由于人类社群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群与社群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制度等方面都不可能全都属于独自发明和创造，都有许多从其他社群引入的东西，其物质文化遗存的构成也自然包含了不同文化的因素。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对一个自然地理区域或一个经济文化区域文化遗存的排序、分期、断代，首先建立起每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当多个这样区域的文化序列建立起来后，就构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谱系。有了这个文化谱系，我们就能够类比分析，判断出哪些文化因素属于该文化体，哪些因素是来自其他文化体，从而为重新建立该文化体的社会结构创造条件。
同样，还没有被全球化大潮湮没的现代乡村，其文化构成也是复杂多样的，正是这种文化构成的差异性，造就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村落，其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只是主体文化因素不同于其他民族，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村落的不同文化景观。即使同一个民族的村落，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文化结构也不是相同的，要研究同一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结构的差异性，避免将每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村落文化景观简单化和一体化。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传统聚落景观因受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区域景观特点，因而提出在遵循传统地理区划理论的基础上，还要借助考古学的“地区类型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的“特征文化区”理论以及文化生态学的“文化区系”理论等，来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进行类型整理和区系划分。并在区系划分的基础上，引进生物学的“基因图谱”概念，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的建议。这些意见，应当引起我们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学者的重视。
4.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岛屿生物地理学是研究岛屿上生物群落发生、分布、演进和更替规律的生物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理论主要有“物种平衡理论”和“物种数量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岛屿具有明确的边界，随着其面积大小、海拔高程和与大陆距离远近的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群落也不同；岛屿的动植物的种类、结构和组成比大陆简单，岛屿只能维持一定数量的物种，这个数量是迁入物种与消失物种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岛屿物种的数量与其面积大小、距离大陆的远近以及洋流、季风等其他因素都有关系，一般说来岛屿越大且距离大陆越近，其物种也就越丰富；岛屿面积等因素的变化在到达某个临界点后也会导致物种的变化。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所说的“岛屿”，可以是真正海洋中的岛屿，也可以是一个周围有自然屏障隔离的相对孤立的地理区域。在自然屏障的作用下，“岛屿”内的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可能与“岛屿”外的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截然不同。这种“岛屿”内外的显著差别，因为“岛屿”周边自然屏障的存在而长期保持，如果这种区隔被打破，“岛屿”上原有的生态平衡也就会被打破。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对于我们开展传统村落，尤其是传统村落成片集中区域的保护，无疑有着借鉴的价值。祁黄雄先生在论述保护性用地规划时指出：“岛屿生物生理学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及其规划，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经济一体化带来文明的冲击。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已经成为文化上的‘孤岛’。这类保护性用地，需要在文化特色上突出民族聚集地，建立相应的保护地，建立受保护的文化‘栖息地’。”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群落和区域往往周围有连绵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等自然屏障，本身容易被作为一个“孤岛”与周围相区隔，因而其传统文化保护较好；在中国的东南地区，经济和交通向来发达，但江河湖泊既是文化联系的纽带，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分隔出了若干相对独立的“岛屿”、“半岛”和“海湾”；运用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来指导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应当也有帮助。
5.生态博物馆方法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展示和传承特定族群或社群的生存状态、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开放式博物馆。我们曾这样给生态博物馆进行定义：“生态博物馆是基于当地民众自愿的意志和热情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对象是当地民众认为重要的、需要给予保护和传播的、传统仍然在延续而未中断的“活态”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产所在场所及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既有物质的又有非物质的，既有可移动的也有不可移动的，既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既不排斥经典的更注重通俗的）；它的建设和运营均有当地民众参与，它的展示除了面向外来的游客，更要面向社区民众自己；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影响人们观念态度，并最终促进博物馆所在社区和地区的发展。”生态博物馆的性质、结构、功能和目的，决定了它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抓手，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对象几乎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族村寨，就很能说明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已有十多座，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等地，涉及苗族、布依族、侗族、傣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最新兴建的生态博物馆中，也逐渐在突破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制约，不断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生态博物馆也表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随着生态博物馆的不断发展，很多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样的地区适宜建设生态博物馆？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方能被称为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评价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识e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5-0-02
“村落”的实物与定义自古就有，按照《史记》所说：“（舜帝）一年而所居成聚”[1]，可见早在三皇五帝之时，村落即已经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而时至今日，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村落重点指自然村，它们多数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有些甚至还具有文化和考古学上的价值，它们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建筑风貌、地理环境等都值得人们对其进行保护式利用，以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延续[2]。
一、传统村落概念及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一）传统村落概念
何为传统村落，关于这个概念，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传统村落调查通知”里面有明确的说明：传统村落指的是那些产生时间较长，拥有丰富传统资源，而且具有特定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价值，要加以保护的村落[3]。2012年时，传统村落一词正式取代古村落，表明我国对这一历史文化载体的充分重视与保护利用决心。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对于我国，甚至对于世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就必然要充分认识其外延的丰富性，可以进入到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为数虽然不少，但却不代表全部，而还有一些历史遗存较少，同时村落风貌并不是特别完整、没能进入到名录的村落，也应当在原真性保护的范围之内[4]。
（二）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浙江地处江南，自古是中国的繁华富庶之地，文明开化较早，因为古村落可谓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仅在2016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上所公布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里面，就有225个村落被列入其中，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5]。其中丽水81个、台州49个、金华29个……可以说是蔚为大观。而且，就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来说，浙江省的传统村落也颇具特色，像丽水的大柯村清代即已产生，上下梯田、中间黑瓦黄墙的格局极具传统韵味，而其罗氏香火堂、三板桥等也颇古朴；再比如像衢州的翁源村三面环山、林泉丰美，民居依山势而建，极尽高低错落之势，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总之，浙江省内的这数百个传统村落，均属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财富，是中国传统的瑰宝。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及原则
（一）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
有研究者把原真性划分成由下至上三个层面，其一是物质层面，其二是知识层面，其三是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在物质层面，原真性属于遗产保护的基础，它可以让传统村落遗产变得更加完整而丰富，而知识层面上，原真性则表现为以多种形式对信息的如实记录，像文字、绘画、音像、仿制等等，在最后的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原真性则升华了传统村落的存在价值，使之显示出其在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宗教与思想变革、工程技术等方面的节点功能，从而构成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真正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6]。
总而言之，传统村落显然具有活态遗产的特性，我们强调对其加以原真性保护，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遗产所具有的唯一性及不可复制性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乡土建筑都使用了土木结构，再加上一些地区因为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难免使得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受到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出于长期保护的目标考虑，深入思考原真性三个层面各自的优势，并使其分别发挥最大作用，增强传统村落的抗破坏能力。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
在谈及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时，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起源于美国生物学家理查・查尔森1964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侧重于对环境危机的关注与解决，其后数十年，该理论得到了广泛发展，并与原真性保护有某些相通之处。传统村落资源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环节，如果袭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会有助于村落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科学开发，其实施原则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原真性保护与发展；其二是生态原真性保护与优化；其三是社会的稳定进步；其四是经济在原真性保护基础上的进步。
三、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策略
（一）明确目标
我们要把保护划分成长期与短期的两类，从而给出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借助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能够发现：保护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保护的范围、保护的价值、保护的目标均非固定不动，所有的保护均需要回应到现实上来，不存在绝对统一的普世性保护目标及理论。为此，建议将保护视为一种长期的、循环上升式的过程，使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明确长期目标的作用在于文化的传统，而短期目标的作用则在于处理各个时期出现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既有长远目光，又不为眼前现实所迷惑，才能探索出合适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之路。
（二）内部发展
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传统村落并非简单的固态文物，它有人类聚居的特点，同时也肩负着农耕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类文明载体。所以，从本质上讲，传统村落是发展的，也是流动化的，我们不能依简单的文物保护原则，使其维系在某一固定不变的历史时期，而是要关注到其发展性特点。内生型的发展理论指出：地区开发应当同时具有养成村落内部生长能力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让村民从保护中受益。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与内部发展类似，只是更强调精神层次的作用。首先，应当要让传统村落的居民意识到传统村落资源是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部分财富的价值现在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为此，有关方面可以组织专家对传统村落加以科学系统考察，对其中蕴含的文化资源加以研究，继而把传统村落所拥有的历史遗存及其它民俗文化汇集起来，且指定本村学生学习了解，让村民从小形成村落资源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承思想，增加其文化自信力。其次，有必要让村民意识到自身利益同传统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其投入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比如可以借助表彰突出贡献者的办法，拉近村民同资源保护工作的距离，使其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发出来，真正提升参与水平。
（四）制度保障
除了国家层面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法以外，地方政府亦应建立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制度，这方面，邻近的苏州市的经验可以借鉴，该市在2013年时，即制定了全国首部以传统村落保护为目标的地方法规“苏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提出了保护主体、保护任务、资金渠道、原住民参与等多个问题，让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有了法制化的依托。浙江省也完全可以参照这种做法，给出具体的法制规范，以保证各市县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受到法律的规范与制约。
（五）协调关系
做好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工作，不能忽略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只有把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工作做好，才能最终达到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并行不悖效果。所以，在制度层面便应先行一步，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加以完善，特别是要让管理者的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使村民参与制度得到完善，真正形成一个多种利益参与者共同协同的机制。比如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出于旅游价值挖掘的传统村落开发，便会涉及到政府、旅游企业及当地村民几方面的利益，三者的沟通平台一定要顺畅，使各方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纠纷处理的规则。
四、结语
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任重而道远，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需要从本地村落资源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竭尽所能促进二者的妥善结合，利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功能，达到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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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书文，尹作升.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J].社会科学研究，2014，3：28-30.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它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针对无论是几年来一直被广泛关注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国内的保护开发工作采取的思路都是国际意义上的保护思维。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认为“遗产运动成了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虽然保护了历史的遗存，但却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不同文化中本土历史观和文化思维方式的破坏”这是以文化之名进行的一种政治上强制。中国古人对历史/过去的记忆与思考方式注重的并不是物质的遗存。其内在价值，其所在位置、相关诗文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意义空间与价值思考是其重要方面。中国学者候松和吴宗杰提出“中国古人对历史/过去的记忆与思考方式注重的并不是物质的遗存及其内在的价值，其所在的位置、相关的诗文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意义空间与价值思考是其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大国，文化遗产甚至文化现象都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传承途径和方法。我们保护遗产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是为了让这种流淌在村落的文化传承发展甚至开发出新的价值，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达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梦想为政治目的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档案与文化紧密相连，亦与政治密不可分。自我国历史上开始有档案工作，它就是一项政治性极为强烈的工作。一方面档案工作的服务方向是政治性最为集中的体现。从汉朝司马迁，班固的史料传承到明清章学诚地方方志的研究实质上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关心紧密的档案人员对物质非物质文化进行记录整理归纳的过程，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传承的过程。
从以上的论体现出遗产的保护开发和档案工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政治性，都需要有政治力作为精神上的引导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传统村落遗产的保护开发中借鉴档案属性。
1 借鉴档案行政参考性
谢伦伯格认为“档案是一个政府借以完成其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是政府机构赖以建立的基础”由于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认知有限，大部分传统村落也没有该村落的村落志，所以在时代转型中，它们的消亡是无声无息的。我们都了解档案具有行政参考价值，它是各类机构、社会组织行使职能，从事管理活动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对于该机构、地区乃至国家工作人员查往知来，保持政策、体制、秩序、工作方法的连续性，有效性，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凭证和参考价值。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资治作用或者行政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将这种行政参考价值用到传统村落这种本土的文化遗产上来呢，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我国目前在村落遗产的保护开发中存在着“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活态保护意识匮乏，官方过度干预，有泛商业化倾向”还有以“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文化遗产以上的问题随着村落遗产保护开发的实施进程在不断的提出和解决，却鲜有学者翻开档案古籍在历史的进程中找找中国早期的智者是具体如何将中国的文化传承下来造就了我们可以的“文化大国”局面。
2 借鉴档案原始记录性
档案界的主流观点是：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记录性信息尤其是相邻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本质规定性所在。传统村落在进行保护和开发时，应该注意到，当地人和当地人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古村落最为宝贵的资源，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在该村落中，人与周围环境相互适应才形成了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这些是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的要点和难点。村落本身都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这些该村落自身档案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不论是江浙富豪云集，精致典雅的古镇文化还是朴素而天成，绝无奢华与气派的典型的北方山村文化，都是其本真本源的特质。只有本地档案，才最原始的记录了该地的特色，也只有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质，才能真正的记录开发出独一无二的传统村落。 因此对传统村落档案进行收集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增加或者删减手边类目。有效地进行整理、统计、编目工作，采用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多种记录方式，以活态和可以传承的方式突出本村落与其他村落最大的不同点体现地方特色。也可以通过利用档案自身的文化特质建立民俗博物馆。使其以独特的视角解读和保护着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村落自身的民俗，这才是对村落的保护。
3 借鉴档案人才培养多层次性
各级相关部门对于村落遗产保护的立法、申报、论证、部署等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各界均开始注意追求文化自觉。而与此同时文化遗产部门也面临着知识结构单一及专业技术匮乏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行业，地区或者专业系统的人才的能级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了人才的使用效益。因此借鉴档案管理中人才多层次，多系列的复合结构。一方面不仅确保各类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合理，需要经济学人才来核算经济成本，需要文化工作者来明确其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使得高，中，初级的人才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不懂遗产的人来保护遗产，这会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村落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不是一场临时性的“做秀”它应该成为今后我国教育系统及相关部门一项润物无声的日常工作。
传统村落档案不仅仅是该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积累，也可以更是将这种历史传承下去的重要工具。各个部门的介入必须是严谨和具有学术性的行为。这条路，任重而道远需要参与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传统村落开发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注释
[1]Ryckmans，P.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China Heritage quarterly，2008，No.14.[EB/OL]
[2][ 美 ] 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M]. 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1
[3]Lowenthal，D.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4]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3
[5]冯慧玲，《档案学概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村落变迁文化影响
村落，从一般意义而言，是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性空间，为人们提供物质资料生产的场所，满足人们生存的经济基础。村落文化遗产，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村落为其一般的地域性空间，而在此地域性空间上所衍生出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村落文化遗产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谈村落文化遗产变迁之前，我们先谈一下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与特征。
一、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
村落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氏族公社，可以定义为村落的原始萌芽。进入阶级社会，在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封邦建国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以封建领主制为特征的地域集团，是村落的继续发展。与前两者不同，“现代意义上村落的诞生，大约在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推广的郡县制，其基层单位乡、亭、里就是当时的一个个村落。”若以严格的时间来说，村落的出现应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秦统一只是广泛的推广,但这并不影响对村落形成因素的探讨。村落文化遗产形成的因素：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亦是如此。自古以来，村落的形成或以自然因素或以政治需要，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村落文化遗产景观。
（一）自然因素
古代文明多萌芽于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等自然条件较为优渥的地带。中国先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浓厚的靠天吃饭的观念，先民们的生存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土地，二是水源，而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不仅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因素对于村落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重土”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生死于斯的华夏先民的身上，土地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靠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珍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有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村落文化遗产和泥土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密不可分，因此自然条件下而形成的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是村落以及村落文化遗产的主要聚集区。
（二）社会政治因素
自村落形成以后，村落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因素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下，政治需要对村落及其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大规模的因政治需要而形成的村落，从目的上来看主要有：豪强迁徙，远离本地乡里，使其失去不能聚族而居；移民戍边，抵御来自民族的威胁。
二、村落文化遗产的特征
所谓文化，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更是村落文化遗产创造的关键性因素，因为村落文化遗产的实体性形态无一不是经人的双手创造的。因此，村落文化遗产所展现的特征更为重要。
（一）历史演进性
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产物，因此具有其历史性。陈世娟在《论村落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指出：“村落文化遗产的时代性是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上所呈现出的特征，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事更迭，社会经济、政治强烈的影响着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和消长。”任何文化都有其时代的印记，无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动交织着社会政治的变革推动着大历史的进程，作为历史文化演进、变迁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沿革。
（二）乡土稳定性
村落文化遗产，简言之就是在非城市化的农村中生活的农民所创造的文化。农村人或者说乡下人以地为命根子，因此村落文化遗产的存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这与老子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终极理想世界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农村婚嫁离不开买车买房，然而令我们好奇的是农村人买房子好像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几乎同村的人都愿意往一个地方买房子，而且位置的选择大多是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关于小区内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市民阶层主要是用来种些花草来改善环境，而农村人却选择用来种一些蔬菜，生活方式可以说同在农村一样。
（三）空间专属性
所谓空间专属性，即村落的地方性，以地域与自然环境为前提，构成了村落文化遗产的关键特征。“每一村落文化遗产的型式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的总要染上地方色彩。”中国地域空间的广袤以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是村落文化遗产丰富性的基石。若粗线条描绘从南到北，则以秦岭-淮河为界，从而又造成了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在气候上，北方气候相对严寒，故衣着主御寒，而南方气候较温和，其衣服穿着往往以轻巧透气为主；在饮食上，北方以面食为主，而南方以米饭为主；在性格上，北方人粗犷、豪爽、大气，南方人则感情婉约，内心细腻等等。
（四）安定熟悉性
村落的形成，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了安定的村落文化遗产，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经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也就是说，安定构成了村落文化遗产的特殊形态，它所给予的那种宁静的气息是喧闹都市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村落文化遗产还表现为熟悉性。村落文化遗产规模小，小范围的人与人的交往与生活养成了听声辨音的技能，也就是说，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语言的，要达到这种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则是非常高的，归有光在《项脊轩记》曾描述：“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
三、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
文化的变迁是指文化本质性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并因此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性变化。村落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变迁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主要是指村落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生存环境的消失，更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
（一）村落文化遗产变迁的方式
文化是一种抽象性的东西。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随与文化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则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并伴随着实质性和内容性的变化。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发展与消亡。
（二）村落文化遗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村落文化遗产的发展奠基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地主制社会，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我们更应清楚，土地在整个国家政治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约束下，广大农村则形成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农业静态生活，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使全球历史进入了新的征程，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城市化速度加快，我们应该注意一点，城市化的发展遍及各个角落，乡村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环境脱去了稚嫩的清一色的田园风光，农民收入在增加。农村人口的减少标志着村落文化遗产的衰落，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村落文化遗产是向前发展的。
（三）村落文化遗产的消亡
村落文化遗产的消亡，也就是村落的终结或者说寿终正寝。与村落文化遗产发展的自然规律性相比，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原因。田海鹏指出，造成村落终结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迅速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走向终结。”从以上三条可以分析出，文化消亡的主导因素还是人为大于自然，但对村落文化遗产的终结我们不能一刀切，不能全面的肯定与否定，应该辩证、理性的看待。
（四）村落文化遗产变迁的影响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古老的、精彩的文化景观正在悄无声息的一步步的消亡与改变，但我们不应悲观，须知，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其发展变迁正是对其一般规律的最好阐释，但其影响我们则不容忽视。
1.对农村的影响
首先，对农村格局的影响，可以说，对土地的重视和家庭的责任是每一个乡村男同胞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目前，村落及村落文化遗产面临着终结，在城市化潮流冲击下乡村，打破了理想的“小康”的农村格局；其次，对农村民俗文化的影响。村落文化遗产中，不仅仅是土地和农民，更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民俗文化，它是村落文化遗产的纽带。村落的终结，使这种文化夭折。最后，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村落的终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所追求的高质量生活促使其在城市扎根，而农村中剩下的只是一些孤儿寡母，从而造成农村经济的严重削弱，农业发展受到制约。
2.对城市的影响
对城市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对人口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如潮水般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的人口压力。我们都知道，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两个方式，那就是自然增长与人口迁移，在自然增长的同时，又伴随着人口的由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负担，经济负担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短缺，突出增长的则是房地产业，但这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舞动。其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城市，势必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无可置疑，农村劳动力无论在劳动强度还是在劳动效率上都是顶尖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必然会因此农民工工资的大的波动，以此来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形态下的一部分，其发展和变迁对于牵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对于村落文化遗产的实质性研究为形成一个体系，对于村落文化遗产的研究吾辈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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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持续升温,近年来,旅游的热点已经逐渐倾向于很多保存相对完好的传统村落,并且游客量也在逐年的上升。随着这些传统村落逐渐成为旅游热点,相关方面的专家也开始展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传统村落来说,尤其是被旅游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各科学科作为研究的重点,并且也在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发现,逐渐的揭开传统村落的神秘面貌以及传统形态的变化,虽然传统村落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取得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实际的学科研究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领域。本文主要以实际的村落来作为研究的例子,并且阐述相关的观点。
一、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的目的和
意义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当很多游客都聚集到传统村落来时,从物质形态上,也让传统的旅游村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变化不一,有一些传统村落因为吸引游客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有一些传统村落却保存完好,风采依旧;而有一些传统村落在保存自身文化的同时,也紧跟时代潮流,可谓是焕然一新,因此,这些发生了诸多变化的现象,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传统村落在旅游业的影响下,形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发生变化之后又具有怎样的特征,或者是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但是,在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选择类型不同,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去作为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全面、综合性的研究,使得到的研究结论能够真正的适用于其他传统村落的实践。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1.为旅游开发提供有益的指导
通常情况下,在进行旅游开发时,游客往往是被传统村落的物资形态所吸引,比如传统村落的标志物、街巷结构、建筑特征、总体布局等。对于一个旅游村落而言,物资形象就是其形象的载体。因此,只有在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并得出实际有益的结论之后,才能为村落提供更好的实际指导,促进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发展。
2.为村落保护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从我国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在2003年已经拥有678589个行政村,如果按照平均每一个省都拥有100个保存的相对完好并且具有一定旅游价值的行政村落来看,这样的村落,我国至少还有3100个,从全国总村落数来看,传统村落占0.45%的比例。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现状来看,这样的传统村落大多数都位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当地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政府和百姓都缺乏一定的保护意识,并且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用于村落保护,因此,传统村落通常都难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农村现状来看,发展旅游业对于保护村落的工作的一个相对较好的经济支撑点。但是,由于我国当前在这方面还缺乏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历史文化名村、名城的保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法律保护,因此,在实际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同地方的管理部门都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从而导致在村落的保护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和结果。因此,进一步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益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实践。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1.填补旅游影响研究中关于村落物资形态研究方面的空白。从我国当前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方面来看,在国内至今还缺乏一套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进行研究的完整理论体系。因此,对这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一方面也弥补了这方面缺乏研究的空白。
2.对“旅游开发”与“村落保护”的理论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当前对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的研究来看,旅游、地理和建筑学科主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村落在还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之前的主要物质形态与当地的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针对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障碍,在经过多方面的研究之后,提出解决对策和保护建议。在进行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问题的表面,并没有重视传统村落的形态是怎样受到旅游这一“外部因素”影响的,对于旅游村落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有一定的欠缺。因此,探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在一定有程度上有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3.为地方政府部门制定旅游开发与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地方政府部门来说,由于对传统村落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此,在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时,可能还会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因此,对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的研究,能够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的剖析,将传统村落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对于地方政府在制定传统村落的保护政策时,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以确保政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以具体实例来谈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
由于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因此,本文主要将云南省大理州寺登村作为实际的例子来论论述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
(一)村落概况
寺登村位于剑川县的西南部,离县城有40公里,全村一共有450户村名,总共1800人。从唐代到明清,位于茶马古道上的沙溪镇,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繁荣、经贸发达的集镇。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公路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茶马古道逐渐的变得冷清,沙溪镇也随之回归于一个普通的小乡镇。对于沙溪镇而言,寺登村是它的核心与灵魂,寺登村所处的地势西高东低,其中作为保护区的是东部老村。东部老村保护区是一个集寺庙、寨门、百年古树、古戏台等诸多古老文化元素于一身的千年古村。
(二)村落旅游与经济发展概况
从寺登村的旅游发展状况来看,游客量在2001年时为0.15万人次。在入选世界建筑遗产之后,寺登村每年的游客数量都在增加,其中2004年已经达到了1.9万人次。对于寺登村而言,还存在旅游起步阶段。寺登街在2001年出现了第一个家庭旅馆—古道客栈。随着游客量的逐年上升,寺登街的旅游设施也在逐渐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旅游还没有给寺登村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三)村落形态变化及其特点
对于寺登村而言,在入选世界建筑遗产之后,由于受到旅游开发的影响,村落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变化。为了让村落的景观不会受到旅游车辆的影响,寺登村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大约占地九亩的生态停车场。2003年至2004年,寺登村的传统工匠在瑞士沙溪复兴规划小组的指导下,对寺登街的各方面传统的建筑和设施都进行了修复,使寺登街的核心建筑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回归到了最初的形态。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寺登村的这种变化称之为“恢复型变化”,通常这种变化具有几方面特点:(1)在村提供和发表服务lunwen. 1KEJI AN. C OM,欢迎您的光临落的边界旁边建立停车场,村落区域发生较小的变化;(2)对村落的核心建筑物进行了修缮,并且恢复到原来的面貌;(3)恢复村落街巷结构的本来面貌;(4)保留并且恢复村落的标志物,并且没有建立新的标志物;(5)对于村落而言,并没有对房屋进行改建和新建,保持了村落原有的面貌。
(四)形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规划师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在规划村落时,既要充分考虑到村落的整体空间布局,又要考虑到对于人的规划,比如开发商、游客、政府部门和村民等的规划。在对村落进行规划时,对于规划师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先要对村落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整体的了解的感知之后,然后达到对村落文化的了解和提炼,并且将这些与自己的想法和构思相结合,从人、和物两方面来实现对村落的规划。在进行村落规划时,所谓物的规划就是对于传统村落物资形态变化的设想,而所谓人的规划则是指对于旅游开发理念的影响与交流。
在对寺登村进行规划时,规划师将自己的设想和构思以及从国外带来的先进理念上报给政府部门,并且在政府部门的允许和支持下,将规划构想变为现实,比如将村落的标志性建筑进行恢复、修建基础设施等。这种规划方式,既有助于国家对于文物的保护,又有利于开展旅游活动,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2.地方政府的影响。对于剑川县政府来说,仅仅利用地方财政来实现村民的脱贫致富是非常困难的,不仅不利于对传统村落进行长期的保护,也不利于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旅游业是带动村民致富的一条必要途径。
从剑川县的地理位置来看,与丽江和大理这两个着名的旅游胜地相邻,因此,剑川县的政府领导人在了解了丽江和大理在发展旅游时所体现出的利于弊之后,就能够吸取别人先进的发展经验,让寺登村在发展旅游业时,能够避免出现更多的问题。剑川县政府想要帮助寺登村发展旅游业,让旅游业来带动当地村民致富,但是在缺乏大理州和云南省相关政策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对寺登村进行建设规划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比较依赖于规划师,并且对于规划师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也很容易接受,积极的配合规划师进行传统村落的建设。比如:政府在听取规划师的建议之后,将村落标志性建筑周围的私房买下来,对房屋用途进行控制和管理,有助于避免旅游过于商
业化。
关键词：城镇化；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 F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6-0001-04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aking Huzhou Di Port Village as an Example
Deng Shuxin et al.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how to inherit and protec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Huzhou Di Port village culture，from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 to farming culture and brought the celebrity culture in the village is still clearly visible.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case village of Di Port villag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status quo，analysis of its current difficulties，and tries to inherit and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villag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ordinat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restoring the cultural ecology，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other areas.
Key words：Urbanization；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当前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根基，其所积淀的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何在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下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重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要走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1]。国家近日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也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这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作用。
本文选取浙江省湖州荻港村作为案例村。荻港村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其传统的村落文化底蕴深厚，并且在城镇化进程中，其作为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开发村，城镇化与村落保护间的矛盾突出。通过探讨荻港村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现状及传承保护概况，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其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困境，并提出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思路，为丰富这一问题的研究的理论依据。
1 荻港村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概况
浙江湖州市荻港村，地处杭嘉湖平原，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四面环水，河港纵横，人文荟萃，环境优美，自古以来就有“苕溪渔隐”之称。全村区域面积6.3km2，中心村面积1.3km2，现有人口4 126人。村落内集居住、连廊街巷、古桥古寺、石桥河埠、水域风光、地方名俗和历史名人于一体。依托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以及独特的“桑基鱼塘”自然基础，荻港村形成传承至今的耕读文化、蚕桑文化、鱼文化等各种优秀传统村落文化，民间传说、民俗风情更是不胜枚举。
荻港村的耕读文化可以追溯到元代，“耕”为生存之本，“读”乃是升迁之路，这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主要生存形态。在鼎盛的200a间，荻港村走出了50多名进士，100多名太学生、贡生和举人。“耕读传家”的价值取向、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使荻港村的耕读文化流传至今。“桑基~塘”是荻港村传承千年得以保存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塘养鱼，埂地种桑、养蚕，蚕蛹喂鱼，塘底污泥肥桑，该系统目前已获得世界重要文化遗产称号。由此衍生的蚕桑文化更是成为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代表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古村人文历史的遗迹。
2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现状
荻港村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秉承着“耕读传家崇文尚礼”的家风家训，该村近现代名人辈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荻港村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深入挖掘荻港耕读文化和地域文化精神内涵，新建名人馆，修复章、吴大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等，并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活动，发扬荻港淳朴文明的民风、乡风。但不可否认的是，荻港村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开发利用方式仍比较单一。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渐向现代城市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而这些文化传承活动大多已成为迎合城镇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荻港村内的自然生态和原始建筑风貌遭到破坏，伴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文化传承载体功能的缺失、文化生态的恶化已成为荻港村在传承传统村落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里的蚕桑文化作为国家代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理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目前荻港村对于蚕桑文化的传承等工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不但新建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桑蚕丝绸馆、渔乡风俗馆、湖桑茶制作基地等，还于近年来举办每年一度的鱼文化节，带动起全村的民俗文化活动。这些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为荻港村的蚕桑文化、鱼文化等带来新的生机。但随着荻港村城镇化发展的深入，作为蚕桑文化的自然基础―“桑基鱼塘”农业生态模式已开始逐渐衰落，农村耕地和鱼塘面积以每年4.6%的速度递减，而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村民多进城务工，造成鱼塘撂荒或管理不善，“桑基鱼塘”的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当经济资本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嵌入，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在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下，已很难回归到传统农业的秩序安排中，文化遗产的衰减式传承成为村落文化传承的真实状态。旅游业的加持，使荻港村的桑叶茶等被开发成特色旅游商品，村落景区重新搭建，村落“空心化”现象也愈发突显，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任重而道远。
3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困境
3.1 城镇化发展对传统村落的破坏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传承面临的首要困境就是传统村落的破坏。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2]。传统村落是我国最大的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脆弱性，传统村落很难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修复。千年传统村落荻港，拥有大量古桥、古路、古建筑和古名居，这些承载传统村落文化的建筑年久失修，已无法满足居民的日常使用。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荻港村这些原有的土地和建筑风貌，使之成为一个个文明示范村、主题古村景区，更是打破了村落原有的平衡，撼动了村落的社会结构，让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所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也越来越大，承载乡土文化和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消失。新世纪以来，年轻的荻港人慢慢失去了对“耕读传家崇文尚礼”的家风家训怀有的敬畏之情，对古老的“桑基鱼塘”农业文化遗产也不再感到自豪甚至自信，民俗节庆活动只是在旅游旺季热闹一下而已，人们对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自觉已逐渐流于表面，相比于仍有机会修复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或许是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中需要克服的更大的难题。
3.2 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发展的薄弱滞后 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发展的薄弱与滞后使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难以维系。首先，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对传统村落的农耕经济模式实现快速占领，传统村落内业态崩溃，文化产业缺乏有力根基，发展水平有限。其次，城镇化带来传统村落生活环境的改善，村民开始自发迁徙到城市谋生，村落内文化产业建设主体缺失，造成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保护的处境更加艰难，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制造能力不够、文化服务业比例弱小、文化资源无法对经济发展产生优势影响等问题上。尽管荻港村近年来在文化产业建设上下足工夫，但这些问题始终是其发展村落文化产业的制约因素，无论是文化产品开发还是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对传统村落文化深层内涵的挖掘都远远不够。再次，文化资源流失和保护资金困难是影响荻港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大量历史文化资源随着建设与开发流失，保护跟不上破坏的速度，修缮与维护却缺乏资金，各方对于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入传统村落保护虽有一定共识，但保护资金的供求矛盾依然突出[3]。近年来荻港村政府以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大力完善文体活动设施、组建不同文化团体、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但这些投入对于村落文化产业的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其文化产业在目前还难以成为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支柱产业。
3.3 传统村落文化生态日益恶化 文化生态的日益恶化深刻影响着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传统村落的民俗文化活动，其本初的生发空间，必然是依托自然条件的现实生产、生活环境”[4]。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所带来的城市文化扩张成为村落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导致传统村落文化与城市文明不断交融碰撞，原生态的村落文化产生新的发展形态，传统村落文化的维系力量被不断削弱。2015年12月，湖州荻港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传统村落与旅游业仿佛正在完美融合。但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出现的是村落原本整体和谐的人居环境不再、土地被强行分割、村落特色沦为旅游发展的陪衬，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被城市价值观念忽视。这种情况下的后果就是村民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认同、虔诚、尊重逐渐淡漠，而保护制度与法规体系不完善造成“政策缺失”与“控制乏力”[5]，村民_始失去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与自律。荻港村内祭拜鱼神、放鱼灯等各种鱼文化活动慢慢呈现出强烈的实用性和商业性，村委会有计划地组织筹备，大多为了表演而举办，而不再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意义，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
4 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思路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行之路，但传统村落文化是传统村落的价值本质，决不能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丢失传统村落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 [6]，把城市生活与传统村落文化尽可能地兼容，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破解思路。
4.1 协调传统村落自身的保护与发展 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传统村落受到冲击和破坏等在所难免。传统村落作为传统村落文化的载体，只有协调好传统村落自身的保护与发展，才能形成村落的文化安全，发挥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并非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保护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发展也绝不止对传统村落现有价值的利用。保护传统村落，即在城镇化过程中，既要保护村落的固态建筑、文化遗产等物质外壳，又要保护原住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文化空间等精神场所。以荻港村为例，应按照村落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镇化肌理，破解以往“城镇空壳化”和“人的城镇化”的难题，避免简单粗暴地拆迁重建或将新建筑仿造为古旧建筑；同时应注重营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展现相对完整的街巷格局、建筑风格等传统荻港村落风貌。在此基础上，正视村民的主体地位，激发村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扭转文化自卑的观念，让村民自发参与到村落的保护建设当中并使之获益，从而凝聚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共识。发展传统村落，则更重要的是延展、提升和创造传统村落的新价值，适应城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引导传统村落文化走向更丰富、更优秀的方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生活更好，追求经济增长或者效率优先都不是衡量传统村落发展情况的标准，有原则、有根基、有底线的发展才是传统村落的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相互促进，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才能永葆生机。
4.2 发展壮大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 文化是激活产业发展的动力，产业则是对文化再开发、再利用、再创新的过程。我国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发展普遍较为薄弱，文化经济作用力度不够，直接影响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建设需要经济基A，而在农耕经济模式的桎梏下村民出走村落，人才外流和空间荒废使村落“空心化”程度加深，城乡差距扩大，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获益的村民却不愿再回归乡土，加上国家建设资金难以到位，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当前传统村落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应在“文化制度”和“经济动力”两方面破题，一方面结合城镇化发展机遇，通过合理开展旅游业、服务业等，挖掘村落各各传统村落文化的潜在价值，形成支柱产业，将文化融入到经济创造中去，提高村民经济收入，以利益导向激发村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并保护传统村落的动机，再结合现有制度，进一步提升传统村落的文化软实力，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留住人”并“兴好业”；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自身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优势，加大文化产业的开发力度，让传统村落主体在村庄建设中孕育出“文化主导权”，在传统经济发展上培养起“自生能力”[3]，使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推进“就地城镇化”，进而提升村民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形成破解困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以文化产业带动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4.3 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 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冲击造成的文化缺失和变异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恢复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首要任务就是竭力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文化生态日益恶化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文化作用传统村落从而改变原生态村落文化的发展形态，而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则恰恰体现在其不可复制的纯真与本原的特性上。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传统村落新建了大量的文化景观，但吸引力却有限甚至受人诟病，根本上就是没有文化的真实性。要保护传统村落物质文化的真实性和非物质文化的原真性，就要踏踏实实还原传统村落原有的文化生态，做到不走样、不夸张，而非形成一种肤浅的、以传统村落文化外壳包裹功利的商业营销[7]。其次，应重点关注传统村落“空心化”的问题，其造成村民失去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自律是文化生态日益恶化的潜在问题。“空心化”归根结底就是城镇化外援吸引力和村落自身离心力所造成的，传统村落留不住人，也留不住村民对传统村落文化的敬畏之情，文化主体缺失使得传统村落文化走向衰落成为必然。应对传统村落“空心化”现象，应在宏观机制创新、微观发展力度加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政府、企业、村落原住民、游客等多方协作的传承与保护的新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新建村落与文化保护的价值观，挽回村民的文化保护自觉。就荻港村而言，无论是耕读文化还是蚕桑文化，都有着基于本土最原始的意义和情感，只有对这些传统村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才能增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自觉性。只有让传统村落文化与村民同生息、共命运，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
5 结语
礼失求诸于野。传统村落承载着的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文化根脉，而传统村落文化则是传统村落存在的根基和灵魂。城镇化是我国当下发展的趋势，但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非不能化解[8]。正确认识城镇化，把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民俗风情、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内涵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机遇结合起来，合理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并致力于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本文提出的在城镇化进程中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破解思路。除上述论点之外，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其实还面临着很多不同的困境，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必须明确的是，我国要走具有“文化传承”内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新形势下的传统村落文化，既要传承和保护，又要适应时代加以发展；既要守护村落文化的原真性，又要融入创意文化产业，形成文化经济。城镇化建设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保护是可以做到共生共荣的，这两者间的关系、矛盾和协调措施，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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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固有成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观念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村落文化，本文将从宗教观念，风水观念，诗画观念三个视角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做浅要阐释。
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者李尔特曾经说过：“地球上人类的每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文化象征的形象符号，在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文观念。
一、宗教观念
宗教从各个方面如民族群体心理、思维方式、物质文化、民间民俗等渗透于中国村落文化之中，使中国村落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深刻的神道烙印。
宗教对于中国村落文化的作用，首先便表现在它对于村落成员的组织与维系功能。宗教的维系功能体现在中国村落文化中，表现为宗教中某一共同崇拜的对象，可以成为一个村落群体甚至多个村落群体成员精神上的纽带，使他们彼此认同和维系，使他们能够为自身利益而团结一致。因此在古代社会，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往往有自己的图腾，有自己崇敬的精灵。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生活所迫时，也往往以宗教为旗帜，作为维系感情与利益的纽带，结成社群，对统治阶级进行反抗。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纽带，组织、团结民众反抗腐朽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斗争层出不穷：自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所组织发起的黄巾起义，东晋孙恩的“夭师道”，北魏法庆以“大乘教”，北宋方腊以“明教”，南宋钟相以“巫教”，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以“白莲教”，清中叶的林清以“八卦教”组织起义，历朝各代农民的武装斗争每失败一次，中国人的天命观思想便得一次巩固和加强。
宗教是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团结纽带，它同时与宗教的组织和维系功能相联系。然而宗教常常成为人们走向分裂、失败的催命符，封建统治集团常借助宗教推行其愚民政策。地藏王庙前殿左右的黑白无常狰狞可怖的嘴脸、判官、鬼卒的青面撩牙、十八层地狱的阴森、鲜血淋漓、其刑之惨绝，令人毛骨耸然，其心理威胁往往比官府的刑杖和囚牢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儒教以伦理道法为宗旨，以士大夫为其信众基础，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佛教则提倡修身养性，自我修炼，并在戒律中提出不准“淫、盗、杀、妄”等戒规。基督教比较倡导宗教的献身精神 ，“十戒”中也有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等伦理准则，这些伦理准则大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社会公德。当它们成为宗教教义，渗入村落文化之中，无疑会深入到村落成员的内心信念中。世俗的伦理要求，通过宗教的形式 在民众中得到教化，既是宗教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功能，也是村落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 风水观念
“风水”中虽然掺杂了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人居选宅和人亡选穴方面，作为对地质、地温、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衡量准则。道家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顺其自然，便可达到极乐世界；儒家认为：“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宇宙，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中国古代风水学可以称作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灵魂，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风水对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是左右中国古代村落格局的最显著力量，古代村落、屋舍的建造均讲究风水。
“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①实质上，风水强调的是“顺其自然”，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和谐。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宝玉表明不喜欢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因为“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廊，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山，似非大观”；因为它“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正是这种对自然而然的追求，才造就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风格各异的村落景观。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高大巍峨皇家宫室，雄伟庄严的殿堂高阁，多建于高台之上，让人从远处看来就感到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老百姓并无雄厚的财力，亦没有资格住进那样豪华的居所，因而讲究风水的好坏。中国人注重天地之和，身心之和，而只有合于风水，调于阴阳，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官方在进行争权夺利的同时，民间则在抢占风水宝地。李约瑟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风水，称之为“准科学”，中国古代的景观建筑学。他认为风水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都可借此说明”。
风水学长期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环境模式。村落风水的环境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形局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比较讲究地貌的丰富、形局的完整、阴阳胎息的生成、气之沉浮和水口的形势等。
中国古代村落要求有山为依托，依山面水。靠山即“龙脉”所在，称玄武之山；左右护山分别称作“青龙”、“白虎”；前方近处之山称作“朱雀”，远处之山为朝、拱之山；中间的平地称作“明堂”，为村基所在；明堂之前有蜿蜒之流水或池塘。这种由山势围合形成的空间，利于藏风纳气，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环境的独立生活空间，这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环境也不谋而合。当然，中国古代村落无一不受到风水的理想环境模式的影响，在形局方面，中国古代村落选址强调主山龙脉和形局完整，即强调村基的形局和气场。认为村基形局完整，山环水抱，是上乘的“藏风、聚气”之地。
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还极为注重景观优美。风水学中认为，好的村落环境应该是好气场的表现，其景观上的表现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而“水口” 在中国古代村落的空间结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风水学中要求“入山先观水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水环流则气脉凝聚”，水“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龙经》)。
以上的风水观念于古代村落的影响，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表现，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关系，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会影响人的生活，人居环境可以影响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吉凶祸福。
三、诗画观念
中国古代村落为传统耕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山水村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流行，与中国古人的喜好隐逸村落的风尚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崇尚山林，醉心于山水之间，把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引入村落的营造之中，从而孕育了村落与诗境画意相统一的文化环境。他们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泛舟江湖、闲话农居的舒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城市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人家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创造出让人神往的山水村落的明秀诗画意境。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才能以一种虚静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山水的美，向内发现自己的真性情。
中国古典园林、山水诗、山水画之所以往往给人以丰富的意境感受，就在于它们能在有限的“形”之外 ，创造出无限的“意”，以生成丰富的“境”或“景”。正如肖驰先生在《中国诗歌美学》中所言：“山水画往往从空间的有限突破以追求无限，山水诗则可以将时空的无限展现为空间的有限。”②在中国古代村落文化中常有有镜花水月般空灵意境的创造，
村落文化的灵魂也往往是以诗人的气质入画，以画家的气质入诗。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不论是山水田园诗，还是抒情感怀诗都善于将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融合统一，既含蓄蕴藉，极富“言外之意”，又传神优美，极具自然之美。其诗融入了画家和诗人的情思，又渗透了深刻的禅思体悟，因而达到了一种心境美与自然美和谐统一的纯美境界。在村落文化的明秀诗境中，既有澄明精致的画面，又有飘渺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这样的诗歌意境表现的是古村落被大自然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宁静优美，是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于象外而入于诗心的空明与寂静之禅悦之境。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村落的山水诗意境优美而意味隽永，又能另人以一颗澄澈的心去体验感应这种动与静的结合，从村落的晨钟暮鼓中，以清净之心平息纷扰不安的心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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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繁荣村落文化事业，村落体育文化作为乡村特定的文化形式，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村落体育文化的转变，没有村落现代体育文化的增长，就难以达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村落体育文化与村落文化发展繁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具有为乡村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输送能量的特殊功能，加强村落体育文化建设，对实现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体育是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
1．1体育文化形态
文化泛指人所创造的整个人类环境的有形和无形的各个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体育文化是指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物质等。体育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从其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甚至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还不得不从体育文化中借鉴、迁延某些具有特制的东西。体育一旦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将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文化，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协调和发展。而当代体育文化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越来越繁荣，甚至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1］。
1．2村落体育文化
村落，泛指乡镇以下的地方，主要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恒常稳定的时空坐落。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尔认为，在现代化以前，农业村落的时间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体系，还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因而村落文化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的农民，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情感状态、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习俗和风气。村落体育文化是指综合了地域性、文化习俗等特征的一种体育文化的亚文化形态，是村民心灵世界、人格特征、文明开化程度的具体表现。作为社会文化的村落体育文化，它既是社会物质文明的产物与反映，同时也是社会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村落体育文化既有其历史延续性，又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的变迁也是先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开始的，进而导致体育制度和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最后引起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变革［2］。与其他的亚文化形式一样，村落体育文化也有它的全球趋同性和民族与地域的差异性。
1．3村落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文化意识包括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都是从有意义的体育文化现象世界中获得的，而人对体育的价值思维的判断也离不开有意义的体育文化现象世界。文化只有满足人的价值需求，才能被人的心理机制内化为意识，才能发展为一定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村落生产方式决定了体育文化的乡土性特征。村落中的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因而乡土社会的村落时间制度是与其生产制度的年度周期及节日仪式周期密切相关的。由村落时间制度决定了村落体育的季节性和节庆性特征。村落生活方式决定了体育文化的自给性特征。村落的地理条件、经济环境、社会生活形式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了村落体育文化特点，村落体育文化同时也是村落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村落地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东西部体育发展的差异、城乡体育发展水平、体育文化形式以及具有村落独特的文化风俗的体育发展规律等方面［3］。村落文化决定了村落体育的民俗性特征。农村体育在很多时候被意指在城市开展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并且是以相对较大“农村”地域的范畴分析和认识的，这实际上已经遮蔽了小区域范围内甚至是每个村落的体育文化特色。在气候、地形、文化传统等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村落体育的活动内容往往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联系，甚至本身就是当地的民俗。
1．4体育文化激活村落文化
文化力是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动源，村落体育也不例外。在推动村落文化事业过程中，体育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凝聚、整合的突出功能。体育文化活动能构建村民生活的精神取向和村落文化特色，形成极具潜力的文化功能，同时也是体育文化形态本身的转变过程。现代化都市体育这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集中体现的体育观念与体育文化、具有相当的时尚性，对村落现代文明发展也具有极大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体育在弘扬先进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体育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仪式性体育构成的各种事件，最容易成为社区记忆，并成为村落传承的某种象征，从而凝聚成村落社区精神。村落体育形态多元，民间传统体育是民间文化的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色，是长时期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化瑰宝，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现代体育的开展，可以把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送到村落农民的身边，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村落体育最本质的功能是健身、健心、益群。村落体育活动能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改善健康状况，减少发病率，提高生活幸福指数。可以调节村民的情绪，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加深村民之间的情感，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消解村民之间潜在的冲突和矛盾，形成稳定和谐的村落社区文化［4］。
2村落体育文化发展方略
2．1意识培育———“催化器”
我国城乡体育差异极大，这种差别其本质是城乡经济发展二元层次客观反映。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资源分布不均衡性和市场倾斜性造成的，如果对这种差异进行整体透视，则主要体现在许多潜在的更深层的差异上，如锻炼价值观、目的性差异、休闲传统差异、性别差异等［5］。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传统节日为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迸发出娱乐的光彩，同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人，也使得许多体育活动的聚会演变成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节日。农民与传统体育、传统体育与传统节日一直被娱乐思想主线所牵系。正是体育与生俱来的娱乐特质与人类追求幸福的人性相结合，模糊了中国传统体育和传统节日的界限，让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平凡生活中快乐的风景［6］。可见，在村落体育文化发展中，虽然经济、政治因素起着重大作用，但真正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村民的体育意识。村落体育文化落后不能光从经济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体育文化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取向所具有的超越性［7］。要通过现代体育意识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意识的融合，改变长期以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影响造成的体育意识淡薄的状况，培育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造良好体育文化环境影响，通过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催化体育意识的提升，达到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繁荣目的。#p#分页标题#e#
2．2机制转换———“触发器”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从战略高度去认识村落体育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属性理解不深，使得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没有建立和谐的工作机制。据有关资料显示，约有45%的乡镇没有体委、体协或体育文化站，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不能得到保证，管理体系缺乏导致村落体育活动不能有效进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村落体育面临约束力缺乏的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状况与村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在目情况下，根据农村的实际状况，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建立完备的体育设施，举办各种体育文化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效地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起有效的“触发”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明确政府的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有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这为农村体育管理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为村落体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农村体育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完全由“行政发动+行政推动”的组织形式，建立一种“行政搭台+市场拉动”的新型发展机制，促使体育文化体制和体育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运用村落广大的人群消费资源，吸引社会各商界、各媒体积极参与，触发体育文化成为村民的自发行为和生活方式，通过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兼容”，激活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2．3传统传承———“稳定器”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这充分说明，民族民间体育作为我国优良体育传统文化不仅不可丢弃，而且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村落体育文化与其他人群体育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密切联系，也决定于村落体育活动方式上的独特习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呈现出一定的“超稳定性”，村落体育的稳定性就是以村落的稳定性为前提的。村落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尤其是各具特色的仪式性村落体育活动，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规定性的仪式，相对比较稳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8］，传承中必须维护它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弃之不顾。村落“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绵延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体育文化，对大众体育活动内容的产生发展，对人们健身观念的形成及体育健身方式的选择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村落体育在内容创新上，应以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作为突破口，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只有将各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在广大农村地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通过发挥民族体育多元化的优势，来促进村落体育文化的稳步稳定的向前发展。
2．4学校辐射———“驱动器”
学校是乡村的文化中心和智力密集区，对乡村社会文化形态的辐射力与驱动力是巨大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说过:“我们的准则、价值观念和学校教育应随着社会的进步日益改变。在工业社会里，学校要发挥新的功能，要成为社区中心，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在我国农村正向工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建设健康的、完善的乡村体育文化必须依靠乡村学校的巨大作用。乡村学校文化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她为那里创造财富，开创文明之先进风气，是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潜在力量。她作为乡村知识的组织力量和乡村教育活动的传播基地，引导着青年一代探索发现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奥秘，并运用新的经验，促进村民思维形式的进步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的繁荣，是乡村文化传播与创新的主导力量。她将历史诉之于人们，将文明进程呈现给人们，使村落农民从文化的选择、传播与创新过程中，看到乡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能够选择性地继承、传播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开拓和创新新时代文化。她能动员与发动村民，组织建设与塑造一个新的农村精神［9］。乡村文化发展繁荣，首先要培养新一代农民。乡村学校体育是有效发展乡村文化，使现代体育和民间传统体育和谐共存，促进村落体育由单一传统民俗型向现代休闲型体育、竞技体育、娱乐体育等多元化体育形态发展的重要阵地。通过积极发展乡村学校体育，驱动现代体育意识从乡村学校渗透入乡村是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中小学往往也是村落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场地，在广大村落社区，村民体育价值观的形成、村落体育的组织开展都会得益于学校体育，学校体育的辐射功能也将愈来愈明显。
2．5完善设施———“服务器”
促进村落文化发展繁荣，建立健全体育文化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馆近70万个，其中占土地面积16．5%和占人口39%左右的城镇，占全部体育场馆的79．8%，而占国土面积83．5%拥有61%左右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占20．2%的体育场馆资源。在对部分乡镇体育组织机构的调查表明，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拥有符合第58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共850080个，乡村仅占共总数的8．18%。这不仅低于我国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所需的要素配置，也是遏制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0］。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村落体育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将会不断彰显出来，要充分认识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国家应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措施中，出台相关体育文化设施建设政策和优惠措施，了一系列系统建设项目，比如无偿为乡村配备体育器材的政策，增强对农村体育文化的服务力度。县、乡、村各级行政组织在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中，要全面开展体育场地建设的研究与论证，把体育场地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等，为村落体育文化发展提供必须的物质基础。#p#分页标题#e#
[关键词] 村落 传统体育 保护发展
1 前言
村落传统体育是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延续的重要基础,它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所谓的村落,通常指农村的社区、聚落或者地方,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特定生活空间。它是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作为紧密联系的小群体,它也是在内部互动中构成的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本文拟对当前浙西地区村落体育发展问题展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建议,旨在为建构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农村体育,保护浙西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根据浙西地区行政区划及城乡差异等情况,采用比例分层随机抽样与整群随机抽样相结合原则,随机抽取浙西地区6个县(区)17个村的村委会和村民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笔者查阅Net library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期刊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搜集相关论文200余篇。
2.2.2问卷调查法
就近在衢州地区的县、区(龙游、开化、常山、江山、柯城)的部分村委会和群众(共600人)就村落传统体育开展情况进行调查,采用采用分层随机的问卷。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84份,回收率97.3%。其中有效问卷540份,有效率92.5%。被调查者自然情况如表1:
2.2.3访谈法
走访衢州(市、县)体育局、民委、文化局、旅游局等单位。同时深入基层考察,对各地的文化站负责人和群众进行深入访谈,并积极参与当地举办的各种传统体育活动,利用当地民俗节庆等时机考察了群众参与传统体育活动情况,并对相关群众与负责人进行访谈与笔录。
2.2.4数理分析法
搜集有关村落体育现状资料,统计并归纳数据,为论文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
3 浙西地区村落体育“生存”状况调查与分析
3.1经过调查大部分浙西农民对开展村落体育作用都有较好认识,对村落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作用调查:认为能促进社会交流与发展占93.7%;认为能发扬和体现民族精神占98.3%;认为能传承与发扬传统体育技艺占90.1%;认为能促进旅游发展提高经济占53.7%。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
3.1.1参与人群老龄化
农民是村落体育的主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众多,具有广泛性的特征,符合体育活动开展的群体性特点。从初步调查结果,村落传统体育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式的多种多样。如:赛龙舟、叠罗汉、舞板龙、踩高跷、蚌壳舞、狮子舞、背新娘等几十种。然而,这些传统体育项目正面临逐渐失传或消失,除了少部分市(县)每年组织表演和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而得以保留和发展外,多数正在失传或消失,村落传统体育已经逐步成为中、老年人儿时的回忆。从村民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现状看(图1),参与体育活动的具体人群还呈现出“一多、两少”的年龄分布特点,这说明村落体育的主力军仍然是老年人,这与全民健身的理念和要求也不相吻合。再说,村落体育活动如果没有中青年的参与,则会缺少很多资源上的支持,也缺乏体育运动所特有的青春活力。
3.1.2村民体育意识与体育参与行为不一致
在对“你最近一年参加过体育活动吗”的问卷调查中,回答参加过的只有30.6%。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闲暇时间从事的主要活动:喝茶、聊天占72.3%;看电视占92%;麻将活动占84.4%;体育活动占22.3%;做家务62.6%;其他占32.9%。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3.2村落体育日益没落的原因
3.2.1政府相关部门对村落体育开展不够重视
在当今重视开发、保护地方传统文化遗产的形势下,各级政府对村落传统体育虽有所关注,但不少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对村落体育的管理、引导或行政上给予的支持很少。笔者在2008年12月走访了浙西地区6个县,17个村做了专项调查,其中88.1%的村民认为村落体育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是村落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所碰到的实际困难,难于得到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实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在对村民委员会的部分干部的访谈中也了解到,村民委员会是个自治机构,属于集体经济,对于开展村落的文体活动之事,抱着上级没布置不搞活动,上级有布置则拨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拨钱不开展的态度,其管理是松散型的。
3.2.2经济支持不够
据统计,2008年,浙江农业增加值达1095亿元,同比增长3.9%,首次突破10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258元,比上年增加993元,连续2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但笔者所调查的浙西农村地区远没有达到浙江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笔者走访的6个县,17个村大多是山区,仍以种植业为主,收入水平并不乐观。在以村为单位的大经济环境下,村落体育项目很难得到必要的经济支持。
3.2.3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村落体育活动难以开展在大的经济环境下,中青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几乎常年在外,留守田园的大多数是年老体弱者和小孩,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村落体育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很难开展。这也是我们在调查17个村村民时,有78.6%的人表示老年村民参与民俗表演活动的热情高于中青年的原因所在。原来从事传统体育的老人因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从事传统体育活动,而中青年对传承乡土传统体育的热情不高,这造成村落传统体育活动的衰退现象。
3.2.4村落传统体育人才出现严重短缺
目前,普通高等体育院校所培养的师资力量以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为主。虽然各高校近年来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由于目前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内容设置普遍以现代武术内容为主,民间传统体育内容所占的教学比例很少,毕业生缺乏自主选用和改造创新民间传统体育的方法与能力。另外,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时机会普遍低于体育教育类毕业生,这也造成了报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数量很少。这些造成了村落体育传承者严重短缺。
4 保护和发展村落体育的相应对策
综上所述,农村城市化进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的实际困难。我认为,现阶段浙西村落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尊重村落传统体育的特殊文化形态和运动方式,积极改善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抓好农村体育工作的组织建设要成立以区市主要领导为首的农村村落体育健身组织,负责区市的农村村落体育工作领导。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农村村落体育工作的落实。
4.2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对体育的投入各级政府应将每年的农村体育事业经费列入财政年度计划,应随财政收入的增加加大对农村村落体育的投入。加强农民健康教育,使农民深刻理解体育与农活的区别,更好的投入到适合农村开展的村落体育活动中。
4.3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带动周边农村体育的发展以小城镇为重点的浙西农村体育发展在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模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应走不同的道路。发达地区应以市场化的道路为主,不发达地区更多乡镇依靠政府的体制和经费保障。小城镇体育发展要以农村村落体育为基础、以城市社区体育发展为参照物,体育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要适合村民的特点;要吸收大中城市在组织管理和场地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现有条件,形成自己的特色。
4.4开发利用好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开展农村村落体育活动。各高校体育专业在不影响校内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利用节假日安排学生深入农村,走访传统村落体育项目参与者,学习村落体育项目的技巧及规则,同时让他们走到农村体育活动中来,直接传授科学的健身方法。
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村落传统体育面对着外来强势文化和功利性竞技体育冲击,面对着许多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消失解体后不可再生等各种窘境。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积极应对,通过地方政府、传承主体、社会各界三方面积极整合、共同努力协作,做好村落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创新工作,开创浙西村落民间传统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J].民俗研究,2004,(3):25.
[2]郭琼珠.社会转型期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保护与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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