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上就气候变化的问题一直在谈判磋商，各个国家质检部门都在努力地寻求合作方案，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到《京都议定书》（1997年），再到《哥本哈根协议》（2009年），国际气候合作框架正在形成。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一致提出了中期减排目标，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日本则提出了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80%的目标。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目前还不需要承担《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任务，但是我国确实呈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2低碳经济下的碳汇林业
2.1碳汇林业的概念目前，工业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方式。工业直接减排，就是通过对技术的改造以及能效的提高来减少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源；间接减排，通过森林等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到植物体和土壤中，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也叫增汇或碳汇。碳汇林业，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2.2低碳经济下我国实施碳汇林业的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2009年“1号文件”要求“建设现代林业，发展山区林特产品、生态旅游业和碳汇林业”，这是碳汇林业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主席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hm2，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m3”[3]。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工林面积，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大力发展现代林业的今天，实施碳汇林业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据此能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二是能够加快我国参与国际林业热点问题的步伐，提升林业地位[3]；三是可以把碳汇林业作为一个产业去抓，既加强生态建设，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拓宽了林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探索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的改革；五是可以进一步改善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碳汇林业作为我国发展现代林业的一项重要举措，逐步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3碳汇林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3.1清洁发展机制碳汇项目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削减的排放量算作本国的削减量，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再造林碳汇项目，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林业领域内的唯一合作机制，也是一种双赢机制。“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是全球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碳汇林业项目，通过混交栽植马尾松、枫香、木荷、桉树等乡土树种，预计在未来的15年间，由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按照4美元/t的价格，购买项目产生的逾60万t二氧化碳当量[3]。
3.2中国绿色碳基金2007年7月，中国绿色碳基金成立，改变了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改善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局面。这一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增加森林植被，巩固国家生态安全，能以较低的成本帮助企业志愿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截至2008年底，中国绿色碳基金已有资金超过3亿元，完成碳汇造林逾13.33万hm2，预计今后10年可固定1000万~2000万tCO2[3]。
3.3企业和个人参与一些企业和个人捐资到中国绿色碳基金造林，所造的林木按照规定的计量方法计算成碳汇，这些碳汇可以作为企业或个人自身排放二氧化碳的抵消，或者用于出售。目前，已有个人捐资在北京八达岭林场营造了碳汇林。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几个项目试点，并且和世界上十几个发达国家签订了碳减排合同。正在实施的各类碳汇林业项目主要有：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中国四川西北部退化土地的造林再造林项目、中国绿色碳基金北京市房山区碳汇造林项目、中国绿色碳基金北京八达岭林场碳汇造林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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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性质;功能;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中国林业得到快速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林业经济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经济活动作为学科的落脚点,理应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觅得与专业一致的工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获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之际,本专业15名毕业生,除去3名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外,另12名硕士毕业生无一人就业于林业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林业经济管理学术界足够重视,仅有张建国先生等少数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关注,分析了该学科的性质、功能、理论构架、研究现状等内容,并较为系统地揭示该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科性质分析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始于学习苏联,受着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经历了逾50年的发展历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学科阵容逐步形成,大量专着和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然而该学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为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职能缺位
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其研究对象特定,即林业范畴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鉴此,林业生产活动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森林经营活动显得更为基础。自德国学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适轮伐期公式以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将森林经营所具有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税费制度、国际贸易等影响因子纳入其中,关注于森林经营活动最优化问题。自建国初至20世纪末,中国长期奉行木头林业,即一味追求林业的木材产出功能,导致了东北国有林区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若以被主流林业经济学家抛弃的木材永续利用理论(TSM。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国森林资源不应演变为当前的资源极度匮乏地步。事实表明,中国林业发展与理论支撑脱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林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林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难以在林业中觅得一职。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缺乏学科基础
林业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贴近林业技术,才能解决林业发展的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为林业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林业经济问题拓展为涵盖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经济问题,着眼于寻求林业产业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3者的共同实现。鉴于交叉学科性质,在分析林业经济问题时,应对影响林业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有相应理解。在与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交流中,得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学或生态学背景,而国内林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与其相比存在较大迥异,这决定了国内外林业经济研究水平的差异,也制约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发展。专业知识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学等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使得国内林业经济学者难以关注森林经营活动效益最大化这一林业经济最根本问题。
2 学科功能分析
设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创新,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管理政策优化提供决策服务。因此.该学科的功能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培养专业人才,即教学功能;其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功能不健全
培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功能。当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农林高等院校均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展了本科、硕士生教学工作,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以毕业生数量而言,该学科无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阐述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言。该学科并没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学无以致用,专业人才难以从事所对应行业的专项工作,使得学科建设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化之东流,也使得学科的长期发展后继无人。以中国林权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转问题为例,国内几乎没有能对林地和活力木价值进行评估和核算的专业人才,这无疑是教学的失败,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体现。为实现学科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应与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紧密结合。
2.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虚化
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与其教学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与产、学、研3者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致。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决策支撑功能缺乏实现的空间。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制约下,采伐指标的获得对林业生产者而言,较森林的最优化经营更为关键。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主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生态工程得以实施,使得林业生产者更为关注自有森林如何尽可能多的被划定为生态公益林,以及如何尽可能多的获取政府补助。迄今,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与林业生产活动实践脱节,难以指导林业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该学科教学毕业生难以在林业行业中觅得职位的原由之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科研功能的实现。既有待于科研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学科基于自身性质,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3 学科理论构架分析
多年来,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不断发展与变化,既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们对森林的认识水平面发展变化的。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与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理论构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者的具体运用。作为应用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立足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经济活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构架于高等数学、经济学和林学等学科理论,并基于此。形成林业发展理论,诸如森林永续利用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协同论、船迹论、林业分工论、森林培育轮、生态系统经营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林业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以林业发展模型而言,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效率理论更为复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的林业经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而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将消除传统林业经济模型的缺陷。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学生应掌握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林学等学科基础理论,诸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以及林学的森林生长理论等,方可系统地理解和认识林业经济活动及其本质问题。如本章第2段阐述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当前存在学科基础薄弱等闯题。就该学科学生而言,大多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和林学理论基础。
4 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开展科研活动,既是为具体的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是将学科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寻求学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方针政策与林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3者间关系扭曲。学术研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释和附和国家政策的角色。与中国林业实际脱离。
4.1 研究对象未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未将中国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森林资源经营问题。以2006年《林业经济》刊物登载的257篇论文为例,其中与林权改革相关的文章共50余篇,与生态工程相关的文章逾50篇,而无与森林资源经营相关的文章。林权改革是中国牟取林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所在。也是林业经济研究应关注的命题之一。林权改革促使森林经营权的转变,即既定林地经营主体的变更,及与之相对应的活立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转变。因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应着眼于林地经营权发生更迭后,原有经营主体和现有经营主体收益的变动。林业生产具有内在规律,即速生丰长林的轮伐期在立地条件极好的情况。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针叶材轮伐期高达数10年以上。在林权改革后的短时间内,难以对森林经营主体收益变动予以评价。换而言之,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权改革成效并不能从根本反应此项政策的优略。然而,对于森林资源经营研究的缺乏,也决定了对于森林经营主体长期收益关注的缺位.进而不难想象对于林权改革绩效的评价必将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产权理论；公共财政；林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85－04
一、产权清晰：林权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当新古典经济学面对存在交易成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束手无策时，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理性主义的假设，“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随着科斯(1960)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斯蒂格勒(1961)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以及阿罗(1962)关于适度报酬的论文相继发表，新制度经济学才开始成为解释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
(一)产权理论的发展脉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制度有关的文献大量涌现，为了区别旧制度经济学(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es)，威廉姆森(1975)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目前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还包括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反托拉斯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新经济史学、合同理论等众多分支学科。
产权学派是在科斯(1960)、阿尔钦(1965)和德姆塞茨(1967)等人努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使经济学对产权的研究得以改观。沿着科斯开辟的路径，德姆塞茨(1967)从外部性角度对产权的变迁进行了经典的讨论。德姆塞茨的主要观点是，当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内部化的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将外部性内部化。内部化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辟和对旧的不协调产权的调整。德姆塞茨的观点被归为朴素的产权理论，并影响了安德森和黑尔、诺思和托马斯等一批后来的研究者。诺思和托马斯(1973)按照朴素的产权理论的逻辑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有效率的组织通过创立制度安排和财产权，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导向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分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自由竞争派。正如配杰威齐和菲吕博腾(1972)所概括的，产权制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探讨了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产权理论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国有林权制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研究范式，是我们研究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理论，拓宽了国有林权改革的视野。
(二)产权理论可以指导林权改革
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产权的权能是否完整，主要从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如果权利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有排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就称他所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些方面的权能受到限制或禁止，就称为产权的残缺。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稀缺资源的使用决策引起的。在国有林权制度下，土地产权不能有效实施，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经济学家用新制度经济学去分析各种政策问题，如森林权属及其影响、造林契约以及林业管理体制的变化；国有林权影响当地居民是否愿意参与森林的经营和保护等。
二、产权改革：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林权制度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林权制度的概念和特点研究，林权制度的变迁研究，林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研究，以及林权制度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前三个方面，并且多采用定性分析。
(一)林权制度对造林投入的影响
在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投入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户的中、长期投入，而不影响农户的当前投入，如劳动力，化肥，因为土地调整总是在年末当农业季节结束时进行的，同时，地权稳定性也不大可能影响农户之间土地的租赁活动，因为农户总是可以通过签订一年一度的租赁合同来回避可能存在的租出土地的危险。然而，对于林业来说，对造林方面的投入都是长期投入。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使用权稳定性对于造林投人的影响。
对于林业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可以归为四类：①通过造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推导出来的一个简单模型和一个简化型方程进行估计。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解释变量既影响供给，也影响需求，但是影响方向不同，这样造林和这些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就无法确定。假设林地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进行经营的，没有考虑造林投资的长期特征。②以效用最大化框架为基础，效用不仅可以从收入中获得，也可以从森林的非市场环境舒适利用中获得，这一方法以个人偏好为基础，需要详细的微观数据。③Faustmann模型，它假定私有林的经营以最大化森林预期收益的净现值为基础。不同于单一时期利润最大化模型，现值最大化模型关注多个时期，并且意味着有效的资源跨期分配。④利用一个空间计量框架进行实证经济研究。
国内学者利用博弈分析论证了产权制度安排对林业投资的激励，认为中国林业发展已受到资源、资金和技术的严重制约，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合理的林业产权制度安排，难以形成激励相容的林业投资机制，使私人、林业部门内部及地方政府的林业投资无法跟进，造成林业投资渠道不畅。他们还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不高和无林地面积巨大的原因，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失误和不连续，从而使林业生产的纯收益低，并由此妨碍林业生产投入。茅于轼、唐杰(2002)探讨了商品林的产权和税费安排，认为通过保护森林产权和减轻木材税费可以吸引人们投资投劳造林。
(二)林权制度对林业产出的影响
基于林业资源的特性，衡量林业产出主要选取了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木材采伐量等指标。在实践中，各个国家森林所有制构成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实行的多是森林资源以私有林为主，但国有林发挥指导作用的制度；印度大部分森林资源归国家所有，同时允许私有林的存在。不同的林权制度对林业产出的影响各异。
国外学者在产权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林权改革的影响，单一的产权制度并不能解决林业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如果林农不仅获得林地使用权，还能自由进入退出市场，激励结构将会提高，这样森林生产将增加。林业制度和政策对林农木材生产经营决策行为和木材的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般说来，土地产权改革对林地增加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在以森林覆盖率为代价下，改革对木材采伐量并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从我国林权改革历史实践来看，产权改革在不同地区影响存在差异性，这反映了政策执行的方式不同，同时出现了分林到户的政策是否对林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争论。
(三)林权制度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林权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都做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林权改革使林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不少，包括林农劳动力效率的提高和管理成本的下降。中国南方集体林区的制度变迁的效果，显著地反映了变迁前后农户减贫的速度和效果。
从国外实践层面来看，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森林管理中公共权利的下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纵观国内外对林业产权的研究，林业产权和政策、市场激励、林地资源条件及林农自身特征是影响森林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林权的改革，需向着提高森林经营水平、规范林权流转行为、完善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等方向发展。
三、公共财政：国有林权改革的重要后盾
公共财政与国有林权改革紧密联系。公共财政中影响国有林权改革绩效的因素，包括公共财政与林业投资体制的改革、林业在公共财政体制中的定位、利用公共经济学理论研究林业供给品等。在理论研究领域，对公共财政与林业、林业政策与投入的研究比较分散，大多数学者主张将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内，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预算支出、生态补贴和直接投资等手段进行有效干预。
(一)林业发展离不开公共财政支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在社会公共需求领域，市场机制通常是无效的，必须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建立政府配置资源的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有三个基本特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盈利性；政府收支行为规范化。
为了提高森林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利用税收手段来实现林业外部效益内部化，解决林业的财政投入，以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反对以政府干预解决外部性的“庇古税”，他们认为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的环境产权理论认为，如果森林资源的权属明确，则森林资源的培育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偿，森林环境资源的受益者有义务对所获得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森林生态效益量化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生产成本的弥补，保证资金通过市场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
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明晰产权市场交易的形式解决林业的外部性问题，共同点还是要求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扶持林业发展，使外部性影响内部化，解决林业发展的财政问题。近年来林业财政支出的上升趋势，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基础。
(二)财政支持林业发展的实践
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强调财政政策在林业生态建设中的引导作用。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提出：财政政策是建设生态经济的理想的政策手段，因为征税和发放补贴使用得很广泛，而且是通过市场来动作的。
主张采取减税的办法替代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美国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和奥茨(Wallace E.Oates)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一书中通过对税收与补贴政策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财政通过补贴制度而不是税收制度难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规模。阿玛彻(Amacher)在其《林业税制设计》一文中指出，应在充分考虑林业资本流动性、森林权属、林业与非林业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分别进行林业税制设计，财政应该支持并在预算收入上加以体现。在实践中，尽管对林业的投入来源、财政对林业的扶持范围等方面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林业予以扶持却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有林在世界各国的林业中所占比重不尽相同，所承担的目标也各有侧重。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渐弱化国有林的经济作用，转向主抓国有林的生态作用。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的国有林的全部收支由财政预算以及林业部门统一核算自取自用；而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国有林的部门收支由财政预算以及林业部门统一核算，不足部门由专项财政补贴、贷款或公债予以解决。由于社会对木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国有林定位的调整，西方国家则采取鼓励私有林发展，对私有林采取各种扶助手段，包括提供补贴、优惠贷款、给予税收优惠甚至赠款等。
(三)林权改革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
由于林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而且林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大，容易造成市场供需双手信息不对称，林业资源的稀缺性，容易造成短缺经济，这些都是林业发展产生的市场失灵的表现，要求政府构建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就成为必然。
近年来，在公共财政与林业、林业政策与投入等方面，国内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刘国成探析了公共财政与林业投资体制改革，提出林业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指出应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对各项收入、支出按其性质，按照公共品、准公共品进行科学分类，实行部门预算，采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投入纳入了科学、规范的财政体系，便于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刘晓光明确了林业在公共财政体制中的定位，构建了公共财政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对林业投入保障的基本框架。
刘晓光等以林业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而对林业与公共财政收入、林业与公共财政支出关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探讨，认为财政的直接投资应该逐步从商品林建设中退出，减轻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的矛盾，以便于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基础性、公益性的林业建设和保护项目方面；还有学者对不同时期中国林业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比较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林业财政政策，提出了建立林业财政投入评价体系的思路和原则以及具体评价方法。
可以看出，国家应当制定以公共财政为主，全社会多渠道投入支持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明确界定财政林业投入的范围和力度，改革财政对林业投入的方式，健全财政监督和资金使用管理，引导和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林业领域，以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起一个与林业生态建设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分配体系，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为加快林业特别是公益林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为林业生态建设特别是天保工程建设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总之，政府应把林业作为公共财政重点支持的领域，制定一套促进林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四、结语
关键词：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林业生产；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1
中国林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究竟应建立在什么样生产力的基础上，这是林业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有人也提出了文化力。但是，在充分发挥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同时，要把自然力放在什么位置，却被不少人遗忘了。本文主要研究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概念，探讨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组成，分析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策略，为我国林业部门在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方面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
一、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概念与特点
1.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概念
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主要指的是，人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通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森林进行生产与开发的过程，这种生产与开发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以及森林资源的基础之上，通过林业生产，将森林本身所固有的自然资源生产力转变为森林经济生产力。通过这种生产力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于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资与服务不断的得到满足，进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能力。同时，有关学者对于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还有着另一方面的解释：人们通过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获得自身需求的物质，同时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做好对于森林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保护，从而不断改善森林产品的质量，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提升。
2.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特点
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是建立在森林经济生产力与森林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是在森林经济生产力与森林自然生产力的相互转化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森林自然生产力是森林自身对于所具有的能量与储蓄资源的可再生发展，是将森林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积累与转化。对于森林自然生产力，如果有过多的人为干预，或者是为了开发森林资源，过多的注入经济资源，都会直接导致森林自然生产力的下降。将森林的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经济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而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在森林自然生产力与森林经济生产力的不断转换过程中，从而实现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提升。
二、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组成
通过以上文章篇幅我们可以得出，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是建立在森林经济生产力与森林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所包含的内容是众多的，不仅仅包括森林经济生产力、森林自然生产力，而且还包括着森林生产力等。要想改善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就必须要提高森林经济生产力与森林自然生产力的相互转化效率。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仅是这几种生产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生产力之间的耦合过程。正是因为如此，森林生态经济系统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层次极为的明显。
首先，森林自然生产力，森林自然生产力是以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为基础的，包含着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以及物质能量积累等过程。森林自然生产力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森林自养者生产力，另一个是异养者生产力。无论是自养者生产力还是异养者生产力，都可以迅速的提高森林自然生产力水平，实现森林自然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其次，森林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融合中，形成森林经济生产力。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因此其自然因素的成分比较大，如果在森林生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人为的加入社会、经济的力量，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还是会得到迅速的提升。为此，德国著名的林业学家提出了“近自然林业”的思想，尽量减少人类科学活动以及生产对于森林生态的浸入。
三、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策略
通过对于以上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有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针对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策略，希望可以为有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笔者根据多年的林业管理经营经验，加上通过对于林业经营参考文献的搜集，总结出了以下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策略：第一，健全林业经营单位。做好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必要环节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林业经营单位，发挥林业经营单位的地位以及职能，根据当地林业生产实际需求，制定出不同的森林林业发展制度。第二，加强林业科学研究。当前来看，我国在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是极为薄弱的，林业研究无论是从宏观性还是从先进性方面，都是极为薄弱的。林业经济往往只是政府进行的简单宣传，而对于自身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科学研究深度与水平远远达不到。第三，做好林业宣传。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不仅仅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而且还需要最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动员所有力量参与到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为此，政府需要以身作则，清除官办林业的余毒，将广大的人民群众带入到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来。否则的话，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很难得到顺利开展。
总结
综上所述，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是真实可行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展。我国现在的林业发展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虽然有了一些理论，但在实践中处于非常无着的状态。因此，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不仅仅需要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做好实践论证。深入研究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现状，创新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策略，是今后我国林业部门在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方面的重要方向与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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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拥有一张线条硬朗的脸,这使他看起来,比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更有力量。在春节前,他就“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传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句平实的“现在还未确定”背后,让人无法想象他的表情,更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发生在春节之后。因为在2月5日,春节放假前的一天,所有一切的传闻才最终尘埃落定――这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即使在一切明晰之后,林毅夫对外辞令的语气和内容,依然是那样的严谨而低调――他表示,“准备5月底上任,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春季学期的课程已有安排,总要教完再去;一方面是在教书之外,补上世行的课,关注一下国际问题,特别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务,尽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请教。”
三农助推
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应该说是林毅夫此次获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关键所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关注并扶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三农问题”理所当然都是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钟情于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命林毅夫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林毅夫的到职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他期待在非洲发展、南南合作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诸多领域与林毅夫进行密切合作。”
事实上,林毅夫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其任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前。他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此论文被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此外,林毅夫还曾在中国农业政策部门工作多年。他于1987―1990年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他还曾于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同年他因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是当之无愧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体系有两大特色:1.从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切入点,而非从农民组织、从教育为切入点。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
尽管时隔近一年,但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在200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办的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记者招待会上,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曾表示,“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在世界银行对其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正式任命后,林毅夫对其5月后正式赴任的世界银行,作了部分阐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世行非常需要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这也是世行从发展中国家选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意义。”
中西相合
在林毅夫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办公室,还从来没打算“屈尊”迎接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历来为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的职位,此次为林毅夫破例,其人中西结合的文化背景亦至关重要。
从台湾―大陆―芝加哥―耶鲁,再回大陆。在林毅夫的人生经历中,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6年。在这6年里,林毅夫一方面身边大师云集,对西方文化深有体悟,另一方面与爱人陈云英还要养育一儿一女,简朴的生活亦使他对西方民情洞若观火。
正是这样中西相合的文化背景,在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考虑从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学家担任这一要职时,遴选委员会才选择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候选人之一。在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林毅夫作了联合推荐之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位最终在林毅夫身上定格。
与当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言必称希腊”不同,林毅夫更为强调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落地”,且话语表现形式中也常常伴有浓厚的“中式”元素。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在林毅夫对经济学理论的诠释中,时不时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
比如在解释经济学理论的因果逻辑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解释我国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会出现‘磨洋工’,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则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寻找到佐证。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曾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的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选择。”
林毅夫“西天取经”的经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汇于一身,再经由他过人的“调和”能力,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继而厚积薄发为全球经济学界所认同。
术道相融
在中国经济学界,很难有人如林毅夫那般“上得学堂,入得庙堂”。他自如地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均有建树。作为学者,林毅夫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权威经济学刊物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论对政策的切实推动,林毅夫作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而自2004年起,“三农”问题已连续5年作为“中央1号文件”所提及。
与纯粹的学院派相比,林毅夫更强调经济学对现实环境的实践性。例如:林毅夫关于“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其本身就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实践功能的强调,在持续2年之久的“后发劣势PK后发先势”的争论中可见端倪――这场争论的对手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杨小凯博士(现已逝世),曾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虽然,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不宜妄加评论,臧否两位经济学家各自理论的短长。但我们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理论所引发的“制度内生说”(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内生制度其实与发展阶段有关)中,可以看出,林毅夫在经济学理念的研究中,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不空谈“道”,而是“术道相融”,注重经济学理念在现实情况下的可操作性,显然也是林毅夫最终赢取世界经济学界最高职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要旨所在。因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职责除了自身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外,还有更多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正如林毅夫此次世界银行职位的推荐人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林毅夫的评价一样,“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未来之路
就如同当年1979级的北大同学,无法预料林毅夫这个大龄同学,20多年后会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对一个人宽泛的人生预测,在林毅夫身上并不适用。这就无怪乎,众多媒体在对他进行访谈之后,对其人都用上了“传奇”二字。
对于一个在更广阔领域博取持久声名的人来说,56岁其实还很“年轻”。但通观林毅夫过往57年的岁月,“传奇”用在他的身上,其实一点都不显得过誉。
今天,在林毅夫尚未正式履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时,我们预料他世界银行之后的人生,诚然会显得空泛。但此刻,我们却可以预测他的“世行之旅”――一定会顺畅。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绩、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努力。
在北京大学,林毅夫的勤奋众所周知。一个众口相传的事例就是:2004年3月13日晚上,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而林毅夫白天上了一整天课后,在办公室吃了个盒饭,就又匆忙赶去接待这位欧洲前政要,第二天还接着上课。
与这一事例相对应的,北京大学还流传着林毅夫的一句话,“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论文摘要:根据农林业的特点及其差异特征，提出了高等林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对象主要是林业行业经济管理型人才、林业经济管理研究型人才和新型林业经营者3种专门人才，与之相对应，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农林业经济理论和政策、资源与环境、企业经营、基础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以及农林业技术与实践课程5大课程模块。另外，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更应该偏重经济理论课程的设置，而高等林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侧重资源与环境理论课程的设置。
当前，中国正面临的是一个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快速变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速度与程度不断提升的社会。对此，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对在教学领域中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转变，第一强调就是“树立人才培养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3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的思想”。为满足社会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高等林业院校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农林业经济管理教育工作者，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层面上的改革作了许多有益探索。这些研究大多是将农林业作为一个产业看待，多侧重于微观管理方面对农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改革进行探讨。尽管有的考虑了农林业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将农林业作为一个公益事业部门的角度来考虑农林业经济管理专业改革，但没有将农林业自身的特点、农业与林业的差异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有的没有将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有的没有将所提出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设置;有的则将农林业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相关的课程作为一般的选修课程加以设置，没有能够突出农林业在改善和优化环境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本研究试从林业经济转型的需要、农林业的特点及其差异性这一角度，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改革作些粗浅的探讨。
1改革的依据
1.1林业经济转型的需要
伴随着《物权法》的出台，以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为主体的林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人，中国林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时期，围绕着农林业生产经营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林业经营格局正发生着显着的变化。具体而言:首先，在林业生产经营方式上，开放的和实现产供销、林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尽管还不普及和不成熟，但已略显端倪。其次，林业经营的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组合部分地实现了市场调节，仍带有很强计划经济色彩的林地和林木这2个主要的生产要素正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深人将向以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具有一定规模的微观林业经济组织的形成正方兴未艾。第三，无论是林业物质性产品，还是林业公益性产品，尽管都还是供应短缺条件下的数量型林业，但社会对公益性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第四，林业生产结构仍然是以木材产品为主，非木材产品的比重不大。尽管在现行经济核算体系下，森林的多功能价值许多还难以得到补偿，但国家对其价值再现的投人逐年增加。第五，林业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土地、气候等自然力、劳力、资金等物质要素为主，技术和信息等现代物质要素的贡献偏低。第六，林业发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但是，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约束和挑战，市场竞争将愈趋激烈。第七，林业从为工业作贡献转向工业反哺林业，物质技术装备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林业综合实力将不断加强。
林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大量涌现及其规模化经营将是今后林业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的主要方向。具体而言:首先，随着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小型国有林业企业将转制于民营、私营及合作经营等。其次，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户自主经营意识的提高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林业经营的参人，他们根据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及资源优势、个人特长及市场需要，不断调整与寻求适合自己的主导产业及经营门路，从而使原来基本类同的生产经营农户或其他从业者，逐渐发生了从业分离，专业分化，形成了各种类型的专业化或各有侧重的户营经济或小型风险企业。诸如造林大户、果园大户、苗木大王、花卉大王、药材大王、食用菌大王乃至各类养殖大户、森林人家、木材加工大户、木材及林产品流通大户、服务大户等各种类型专业大户的出现，同时又带动了其他农户的从业分化。把在这一形势下涌现出来的下乡创业者或规模经营的职业经理人、中介组织的经营者(经纪人)、林产品的流通业者等专业性人才称之为新型林业经营者。他们与以家庭承包责任地和自留地为主要劳动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家庭承包地的劳动产品及其劳动力的输出为主要收人，以传统经验为主要技术手段、以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以简单再生产维持家庭生活为主要经营目标等传统的林业经营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再者，随着石化资源等非再生性资源的锐减和生物科学技术的突破，以植物性资源为主的绿色产品、可再生资源的规模性生产和产业化开发与利用将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产业，这一新兴领域的风险企业将迫切需要具有生物知识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及意识的企业管理者和创业者。这些新型行业的经营者将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培养对象之一。 转贴于
1. 2农林业的特点及其差异特征的客观要求
与工业等其它行业相比，农林业的生产和经营中实际使用的技术含量不高，受自然力的影响和空间条件的约束，生产的可控制程度不高，限制了农林业的大规模集中决策、集中生产和集中交易，难以形成生产的标准化、规格化和定量化，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也不高，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和营林业不可能像工业一样做到精确的企业化的管理。在现实中，农林复合经营仍是农户经营的主流，微观经济组织的管理是以承包或租赁经营为主要手段而展开的。因此，对农林业的经营组织的管理应该主要是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实行宏观调控。一般而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以基础经济理论和专业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为主，侧重于经济知识方面的学习。
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林业在生产经营上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作为高等林业院校和高等农业院校的农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其原因:一是林业的生产周期比农业更长。农作物一年可产出2 —3茬，甚至可连续产出，投人能及时得到回报;而林木生长最短也要五六年，有的长达四五十年，付出的劳动一般要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收益。农地的收获主要反映投人的劳动，而林地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二是与农业相比，林业在资源使用和产权交易上具有更强的经济外部性。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农业和林业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农业相同，林业的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森林是陆地上生态系统的主体和基础，森林的生态功能是农作物所远不能及的。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森林生态效益基本上不能实现内部化。三是由于森林具有生态和社会效益，致使林业生产经营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按现行的国家政策，流转后的农地可以在大农业的范畴内进行多用途变换，受限制的程度相对较小;而商品林地却只能进行林(竹)木的培育，林地的性质不能改变;至于生态公益林还有更为严格的林种和树种限制，在采伐上也只允许抚育性采伐和更新性采伐。四是与农业相比，林业生产更需要一定的生产经营面积以达到适度规模经营。林业生产活动也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在森林培育上需要形成一定面积以构成一个小的生态系统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林木的生长，另一方面有利于森林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在采伐利用上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形成。这既有经济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林业生产经营特性上的需要。五是森林的可逆性低。即破坏容易，恢复难，农作物1茬失败可在第2茬恢复，而林木则要花一个轮伐期的时间，而且难于看护管理，如果立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林地的石漠化或沙化，则林地森林植被难以恢复或永久不能恢复，这就要求高等林业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设置资源与环境方面的课程。另外，在目前农林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户的农林复合经营这一状况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变。但是，林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仅仅是为改善其自身生活为主的行为，而非其主业。对此，与高等农业院校相比，高等林业院校的林业经济课程更侧重于森林资源培育、利用、保护和林业产业发展的问题，而农业经济课程应侧重于农户经济和农户经营管理上。
2培养目标的确定及课程体系的设置 1培养目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的生产经营结构和社会对林业的需求也在发生着显着的变化。对此，社会对农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主要需要应该是:林业行业经济管理型人才、林业经济管理研究型人才和上述的新型林业经营者等3种人才。具体而言:林业行业经济管理型人才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的经济和管理基础理论，熟知国家林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将来主要从事林业行业管理的专门型人才。林业经济管理研究型人才主要是指熟练掌握经济和管理基础理论，了解国家林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将来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专门型人才。新型林业经营者主要是指掌握经济基本理论和企业管理知识，了解国家林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将来主要从事农林业关联企业管理的专门型人才和农林业关联企业的创业者。 转贴于
因此，高等林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可设定为:以森林培育专业为依托，着重培养具有系统的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经济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接受调查、规划、技术经济分析、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农林经济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农林企业、工商企业、非营利组织、教育科研单位和各级政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企业管理、政策研究、区域发展规划与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对课程体系的设置做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将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内容分为基础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农林业经济理论和政策、资源与环境、企业经营和农林业技术与实践课程5大模块。其中，农林业经济理论和政策、资源与环境和企业经营这3大模块是与所培养的3类人才相对应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模块。具体而言:基础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模块包括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管理学原理，财政与信贷，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管理心理学，博弈论，经济法等。农林业经济理论模块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林业经济学，政策学及农林业政策，农户经济学等;资源与环境模块包括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与管理学，环境经济与管理学，生态系统管理，林业与环境法学等;企业经营模块包括创业学，财务管理，农户经营学，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学，电子商务等。农林业技术与实践课程模块包括农林学概论，森林经理学，财经应用文写作，社会经济调查，专业认知实习，专业调查实习，专业课程实习和综合实习等。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学生必须了解农林业的一般技术和生产过程，应以农林业技术概论教授为主，加大实习的比重，使学生掌握农林业的基础技术知识。其次，对于一些不成熟的课程的教学(如农林业企业的创业学)，可通过一些影像、照片、案例等教学手段来实现和提高教学效果。另外，目前各高等林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招生普遍减少，许多只招收一个专业班级，建议本科生试行导师制，让学生参加老师的科研课题，加强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等。
3结语
【关键词】斯大林；新经济政策；苏联档案
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执行
1924年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农业，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与左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责难进行了斗争，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动重新进攻的一种喘息，只要有条件就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够存在的。斯大林与左派一样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他的思想与左派又是不同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退却的同时包含着进攻，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并且在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品的采购上要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以使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不断发展。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实际执行，苏联的农业、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段时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苏共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斯大林也最终战胜了以托洛斯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和布哈林的“右倾主义观点”，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
二、斯大林对新济政策理论的定位
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还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这是研究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于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目的是要通过利用市场的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即便是它们中间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能不能没有新经济政策呢？不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新经济政策、它的各种市场联系，在无产阶级时期，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3]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在具体的过渡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一般而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商品关系的探索，因而被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而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方式。在过渡问题上，斯大林一开始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过渡和“权宜之计”。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认为是一个国家无产阶级之后必经的一个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同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阶段”[3]。
三、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以及思想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在1929年完全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一开始的肯定新经济政策到后来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斯大林的认识及思想转变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一）斯大林将苏联的粮食危机归结为富农和小农经济
粮食收购问题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问题，粮食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1928年粮食危机出现后，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想要变革新经济政策，反而在公开场合表明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主张：“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2]
1928年苏联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生产下降、农民劳动收入减少以及国家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价格”造成的，是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不平等价格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但是斯大林并不认为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出了问题，而认为原因是农村中的富农和小农经济造成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爆发粮食危机的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斯大林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斯大林看来富农是不在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因而必须对他们实行强硬的政策，以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危机，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正是基于对于粮食危机的这种理解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得出了苏联在现阶段必须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结论。斯大林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危机，解决农村资本主义向苏维埃政权进攻的不利局面。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和认识已经与现实相偏离，这也就为他其后的思想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而为变革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可能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斯大林从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分析了苏联的工业，指出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这也是他变革新经济政策的动因之一。变革是必然的，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苏联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就涉及到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他似乎在商品关系上有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时俄国，斯大林越来越偏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内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直接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关系不过是被迫利用的一种形式。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看到，斯大林已经开始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了。围绕“非常措施”展开的党内争论，在这一次全会上已经全面展开，而这直接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它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这个新生国家受到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决定了苏联要发展工业、建立稳固的国防，而从苏联内部上来讲工业发展又是孤立的与分散落后的农业极不协调，因而有必要建立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而发展农业就是要尽快建立农业集体化。这一点上看，斯大林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了要变革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与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急骤变革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从斯大林的公开发言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斯大林的确犯了错误
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先反对了托洛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的思想，又反对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要合理利用市场因素的观点。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退却之后还包含着进攻，只是在这一问题的实际操作中，斯大林，完全割裂了这二者的关系。
考察苏联历史档案后，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采取坚持的态度。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他越来越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是不统一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期，斯大林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中过分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斯大林在个问题上逐渐又教条主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渐渐忘记了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转而采取一些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四）党内斗争直接促使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党内斗争也是促使斯大林尽快终结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由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使得斯大林因为斗争而不得不表面维系新经济政策，而实际上却朝着这一政策的反面行事。在1929年四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就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所谓“贡赋”问题、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同志等方面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使得党内斗争尖锐化，也为把布哈林集团驱逐出党进行了准备。“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4]而从历史上来看，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反对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限制和排挤等过度的政策和过火的行动，他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和过早实行农业和工业的全盘集体化。从斯大林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来，布哈林曾不止一次地谈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4]
在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把当时“党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斯大林却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退却”，在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时，又过于强调党内斗争，使得党内决策的不统一，造成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斯大林在党内的垄断和独裁在档案文件中表现的是较为明显的，他的这种垄断与独裁以及对党内斗争的强调对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斯大林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党内的争论一方面促使他更为乐观地估计形势，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排除异己，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良好的便利。
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许不能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一个人的错误，但是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前后的认识，不得不说对于终结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较为迅速的促进作用。新经济政策也就伴随着1928-1929年的几次中央全会的讨论而终结了，当人们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似乎就这样被人遗忘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314.
[2][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448-449.
[3][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150，702.
关键词：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发展历程；目标；对策
中国林业的发展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领域里的重要分支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林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也向着可持续、循环经济的科学化方向拓展。探究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林业学科发展至今，它也面临着现代经济形势下林业经济运营模式，管理模式等的变革挑战。如何适应现行林业的快速发展，是林业经济管理学首要的目标。针对以上问题，下面具体阐述一下。
1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1.1世界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现状
随着林业经济管理学的不断规范，以及科学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应用到了林业。各个国家对林业的发展制定了相关政策，这就是产生林业经济学的起因。由于林业产业产生的利益分布不均，在林场主和森林工业资本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人们为了能够从林业产业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开始着手对林业资源展开调查。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林业学科的重要分支，很多研究人员都开始从事研究林业经济的问题，这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在中国，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不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对资源的滥采滥伐以及不合理利用，导致现在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生态环境破坏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灾害与次生灾害。随后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也融入了生态系统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体系，这就是世界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现状。
1.2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情况
中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是始建于1959年，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全国10多所林业高校布点，并且30多年来为我国的林业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大量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人才。中国在经济建设的初期，林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空前加快。但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林业经济问题，在建设初期，我国并没有独立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有的只是针对性地对农业经济中的一部分林业经济问题的相关研究。当时我国缺少专业的人才来解决林业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管理问题与经济问题，所以当时的林业迫切要求开设林业经济管理方向的科学研究。同时我国在林业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林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国形成了独立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在初期，我国开始对林业展开研究，我国首先向其它林业上相对发达的国家借鉴学习，在通过对苏联林业经济体系的研究后，我国形成了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林业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各高校加大了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近年来，我国在林业经济管理学方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以及渐渐地形成了我国独有的林业经济管理体系。
2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目的
林业领域的相关学科种类繁多，林业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经济科学与环境、资源、生态等学科的交叉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其中有林业经营管理学和林业经济学等学科。森林产业的产值巨大，林场主，客户，林业衍生产品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还与另外两个体系发生了影响关系，分别是生态系统和环境协调发展系统。林业本身就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对森林资源进行开采的同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开采。有人说，开采生态资源就是破坏生态。这句话并不正确。在开采森林资源的同时做到合理开采，种植树木，协调好林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林业经济管理学在这里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林业经济管理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为林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科学的发展让林业经济发展得到了深化，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也是的利益最大化，资源再生最大化。林业经济管理学就是这个学科领域的重要学科，林业的生态环境建设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就是林业经济管理学这一学科成立的重要目的。
3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未来发展的对策
3.1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国的国内经济形势的特殊情况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所面临的挑战是来自于林业的快速发展。所有经济形势的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人才的供给。建立完善健全的人才体系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木材和林产品贸易是一个专题，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把关，都需要相关人才的管理。林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难以把控的领域，林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宏观管理要求也较为严谨。林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这就对管理者有着多知识领域的要求。管理模式往往需要开拓创新，同时从业人员基础的理论知识要相当扎实，能够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实现再创造。林业经济管理学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
3.2科学团队的建设。理论研究产生科学的理论知识，而理论研究需要一个健全的科学团队。一个分工明确的理论团队，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将各自的研究成果分享并加以分析，往往能够产生新的理论，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林业经济的理论指导，也是联通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是可持续的，高效能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科学团队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理论体系，建设健全学科理论研究。我国的林业科学研究在应用到实际当中有一定的困难，科学的团队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能够研究出现代化的设备，投入到生产当中，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做到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污染环境，不造成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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