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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文化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3-28 14:57:57

敬畏文化论文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儒家解释传统从原始儒家形成以来至今,都是怀抱着一颗敬畏之心解释历史上的儒家大师们的学与行的。“君子三畏”为儒家提供了理解经典的连贯的基本价值,提供了对于经典的原初态度的基点。这种敬畏之心是儒家能够绵延至今的价值认同和实践导向的基础结构。当前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转型时期,但是文化道德建设远落后于经济建设。个体道德意识薄弱,群体道德滑坡这一表象凸现了人们于道德意识层面所发生的问题。当代社会急需进行伦理道德的重建,尤其需要关注道德敬畏感的重新确立。解构儒家传统道德的积极内涵,从儒家关于道德敬畏的学说之中汲取有益资源,努力承接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指向敬畏道德人格的养成,这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来说应该是一种极其有益的探索,也必能发挥出积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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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网站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网站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 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宋明的儒学家们进一步沿着先秦将道德的终极源头挂到天上的做法,努力完善儒家的形上系统,以与佛教道教相对完善的形上系统抗衡。

      周敦颐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思想。探求、了解颜回何以在贫困中保持快乐的问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敦颐看来,颜回代表了儒家自我修养的典范。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世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如何成圣,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原则,又以“主静”的方法进行修养。“主静”便是周敦颐的成圣之方。

      张载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建立了“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生活。通过这样一种血缘宗法的网络,他提出天地是父母、民众是同胞、万物是朋友,织起了整个宇宙的关系网。张载所建立的这一精神境界,用意在于使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采取超越的态度。网站

二程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敬”而代替了“静”,但两人对“敬”的理解有所不同。程颖把尊重自然界“生生”规律与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他认为,天之生理在心为仁性;天之生理又同时普在万物。万物皆有“生意”,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只有对天之生理具备真诚而又崇敬的心理,“仁性”才能在心中得以留存。程颐则强调以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为主要内容的“主敬”的修养,既要求内心的敬畏,也要求外表的严肃。他认为内外是相联系的,外庄,则内自然敬;外不庄,则内怠。要把注意力专注于意识的养善闲邪,使内心始终保持敬畏的状态。同时注意外在的形象举止是否合于规范,时刻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以取得“天理自然明”的内在效果。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修养方法方面,他所倡导的“主敬涵养”,在宋明理学中有较大影响。理学家之中,他尤为重视“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是“万善之源”。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知行而无所不在的人生修养的根本方法。心思散乱、不清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认识、了解事物之理的,所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义进其知”。

    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他继承了孟子有关良知自然具有的思想,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更瞒他一些不得。”人人本  来都有一颗与天地一体的心,认为“应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用敬’,存之。若尚未 “立乎其大”,便迫不急待地去“格物”,即便“用敬”,也全无功效。人应当做的便是遵行良知的命令,即“致良知”强调道德实践。

      通过上述对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学家提出的伦理主张背后所隐含着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天”成为道德的终极根源之后,儒家道德宗教性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加强。杨泽波先生认为,原本只是先秦儒家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源,后来却演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无论是宋明儒者所讲的“良知天理”,还是一般百姓强调的“天地良心”,天的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对于天的敬畏,使得人们将之转化为对于内心道德本身的敬畏,道德敬畏是开展道德实践的根本前提。对于道德  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成为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确立道德敬畏,建设德性社会

    道德需要是道德敬畏感生成的内在根基。康德在《纯粹理论批判》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但在《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上帝腾出了一席之地,把他请了回来。这是因为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理性的对象,但在实践理性中,若缺少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因素,道德终归不圆满。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对上帝的敬畏造就了大多数西方人的道德境界,赋予了他们履行道德的自觉性,这是源于道德的他律作用。网站

    通过对孔子直至宋明理学等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明确了敬畏之于儒家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孟子通过人与“夭”关系的设置,确立了德性的内在需求。在孟子,仁义礼智源于内心,由于内心的仁性,人有了自然向上的力量。本心认识到正确的,自然就会行;认识到错误的,自然就会加以阻止。这是道德的自律在发挥作用。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施韦泽;《文化哲学》;敬畏生命;生态文明

abstract: philosophy of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and ethic works by schweitzer. it is the best material for chines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schweitzer's ethical thinking of reverence for life, and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philosophy of cultu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is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its conclusion is ethics which emphasizes reverence for life. the turning and stepping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east in his thinking makes his ethics theory, although without direct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a pioneer of modern “ecoethics revolution”, and thus beco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chweitzer; philosophy of culture; reverence for lif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自从《敬畏生命》[1]和《对生命的敬畏》[2]翻译成中文之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作为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了。此外,由于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也被我国许多学者视作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先驱之一。当然,《敬畏生命》和《对生命的敬畏》毕竟只是施韦泽论述其生平和思想的言论集,而不是完整的学术专著。虽然就一般读者了解“敬畏生命”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说是足够了,但是,如果要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就需要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哲学》中文本的出版,使我国学者就能够基于更完整的资料,去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在当代生态伦理学中的地位。鉴于此,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的相关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的译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做一概括和分析。

一、文化衰落与文化重建

《文化哲学》初版于1923年,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其关于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此外,《文化哲学》的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作为遗著出版。原来计划的第4卷《文化国家》则没有写成。就篇幅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比《文化哲学》多得多;但就系统性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则远远不如《文化哲学》,它只是手稿的汇编。由此可见,《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而,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特别是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这是一部可靠的、不可忽视的基本著作。

从《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来看,第1卷共5章,它首先指出西方文化正处于“衰落的征兆之中”,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其典型现象;接着分析19和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包括“哲学对文化衰落的责任”和西方“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两个方面。然后,施韦泽阐发了关于“文化的伦理本质” 和“文化的再生之路”的基本点: “如果伦理是文化的建构性要素,那么只要伦理的动能重新在我们用以塑造现实的信念和观念中起作用,衰落就会转变为兴起。”[3]76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一思想时,施韦泽批判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了西方文化复兴和重建的途径:由于“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 “从而,我们时代的重建必须以世界观的重建开始”,即要论证一种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

《文化哲学》第2卷的篇幅较多,包括前言和22章,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言和前4章在扼要地分析了“文化危机及其精神原因”之后,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提出一种令人确信的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会制止正在加剧中的文化衰落,而重新达到真正的和富有活力的文化。” [3]119此外,施韦泽对“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所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阐释,其基本思想是,虽然西方思想探寻过深刻和全面的文化只能从其中产生的世界观,但对于肯定世界和生命、伦理的世界观,它并不能够基于思想令人确信地、持续地做出论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思想为了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采取了从世界观推论出生命观的路径,但这是错误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要放弃对世界进行乐观主义的解释,承认世界观和生命观、认识和意志的二元论:“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中的意志超越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生命观的决定者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之中的意志的决定性。……敬畏生命是我的生命意志最直接和最深刻的作为。” [3]106-107

基于伦理问题就是在思想中被论证的道德原则问题,我们要有作为思想必然的、明白清晰的原则伦理学的观点。在5-16章中,施韦泽概括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的悲剧性过程,历经公元前7世纪至20世纪,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思想史的成败,得出了历史性的结论:“基于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信仰,近代有力地推进了文化。然而,由于思想并不能够证明这种世界观在事物的本质之中有其根据,因此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无世界观之中,陷入了悲观主义和伦理的无信念之中,并由此而开始崩溃。” [3]27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里既体现了施韦泽研究伦理和宗教问题的系统化“天性”,又为其相应的论证奠定了学说史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在总结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7-22章中,施韦泽放弃了“在世界的意义中把握生命的意义”的传统做法,提出了一条“新路”,“思想应该做两件事情:引导我们从天真地肯定世界和生命达到深刻地肯定世界和生命,使我们从伦理的冲动达到思想必然的伦理”[3]279。并且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及其文化动能做了基本的规定:抛弃欧洲思想关于“伦理原本只与人对人、人对社会的行为相关”的教条,倡导奉献不能够只限于人和社会,而且也应该指向出现在世界之中的所有生命。自我完善伦理对存在的精神和内在的奉献不应指向抽象的存在总体,而应指向真实的存在。伦理就是扩展为无限的对所有生命的责任,敬畏生命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意愿,它使各种伦理观念成为一个整体。敬畏生命始终是对一切伦理文化理想的思考,对一切种类的进步都感兴趣,并且能够把这些付诸实施。

二、文化批判与敬畏生命

在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之后,应该说就可以探讨“《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了。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文化哲学》毕竟首先是一部关于一般“文化问题”的著作,它怎么能和兴起于半个世纪之后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联系起来呢?这就涉及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和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发生背景、思想指向等的理解。例如,弗洛姆就这么说过,“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 •爱因斯坦,也许是最了解西方文化智力发展的最高成就及道德传统的人” [4], “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韦泽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5]。那么,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发生背景及其思想指向,特别是他的文化批判和敬畏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一般说来,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学术背景来看,施韦泽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时,文化哲学正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施韦泽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施韦泽研究文化哲学的最重要推动力还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欧洲19世纪末期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3]25这样,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的文化批判强调,西方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已经失去控制并走向毁灭。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施韦泽认为西方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是思想的失灵。其次,西方文化衰落还出自精神和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障碍,它们导致了现代人的不自由、过分繁忙和精神涣散、不完整性和非人道性、精神和伦理的不独立性等。至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施韦泽强调,除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衰落之外,19世纪的欧洲哲学对此负有大部分责任。施韦泽说:“自19世纪中期起,哲学就不去承担它的任务,去探讨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和自觉地论证文化信念,而是日益消失在非基本的问题之中。它使天然存在的大量探索性思想停滞和凋谢,使自身成为只是一门关于哲学史的学科,企图从自然科学史中概括出一种世界观。” [3]33这样,施韦泽就不仅分析了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而且也同提出了对文化哲学使命的理解,即深刻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意义和善的本质等基本问题。

因此,施韦泽得出了其文化哲学的结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伦理不问是这种生命还是那种生命有否价值,是否应该加以保存和促进。生命本身就神秘地具有我在思想和行动中应该敬畏的价值。所有理性主义,如果它不断深化的话,就归结于神秘主义。”[3]37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如果说,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的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是敬畏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表达了它的社会内容,而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是它的理论内涵,那么,从有限伦理到无限伦理的发展,扬弃以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对立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伦理学,则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由此可见,弗洛姆提出的人们更重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而对其“文化批判”有所忽视的问题,虽然有助于人们更重视施韦泽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想的独立和特殊价值,但主要涉及的还是人们对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至于就施韦泽本人的思想而言,它们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施韦泽的《文化哲学》与当代生态文明联系起来。

三、《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

由于其创立了“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作为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文明的先驱,这一点是得到了西方思想界公认的。如美国的蕾切尔•卡逊女士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就是题献给施韦泽的。同样,我国学者卢风等也充分肯定了施韦泽为环境伦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卡逊是施韦泽的崇拜者。有评论者说,施韦泽敬畏生命的原则‘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显现在蕾切尔•卡逊所写的每一本书中’。”[6]75但问题还在于,在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时,毕竟不同于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施韦泽考虑的主要是为重建西方文化创立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问题。那么,这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又是如何会成为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开创性思想的呢?这就涉及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发展和转折问题。而从施韦泽本人的论著来看,《文化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相关研究的最好材料。

就施韦泽思想理论的背景而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已如上所概括;而就其与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关系而言,更要考察它与由阿图尔•叔本华开创的、经弗里德里希•尼采等发展的德国生命哲学传统的关系。毋庸讳言,对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我国哲学界过去主要是从“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等角度加以批判的,但是对其“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及其与东方思想的关系,则没有予以必要的分析。而德国思想界的理解则有所不同,它更重视叔本华对欧洲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叔本华的伦理学建立在他提出的‘意志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对他来说,痛苦是世界上的基本状态,……道德行为的目的是摆脱痛苦。道德行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同情心。同情心抵消了自我意识形成时带来的痛苦,使自我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感受,进而重新达到生命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包括动物在内,把伦理学建立在人与动物的统一,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分别的基础上,这在欧洲近代哲学家中凤毛麟角,他就是其中之一。”[7] 

笔者认为,这一引证表明,无论在论证形式还是在实质价值方面,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都给予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以巨大的影响。在《文化哲学》的许多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类似叔本华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施韦泽本人也很坦率地予以承认:“如果我的哲学被认为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那么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和叔本华的共同之处在于:敬畏生命的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任何解释,把人置于一种神秘的、充满痛苦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一切有前景的思想必须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 [3]37他还认为,在西方思想中,叔本华是第一个一贯地否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学家。激发他形成这一观点的动因是19世纪初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印度哲学。从而,叔本华影响的实质在于,由于受到印度悲观主义思想的启示,叔本华使施韦泽进一步摆脱了欧洲思想传统的束缚,特别是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束缚,重新思考人和生命以至于整个自然的关系。

此外,构成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基础的,还有斯宾诺莎和歌德的“自然哲学”。但是,为阐明《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我们还是更应关注叔本华对施韦泽的影响。因为,正是叔本华促使施韦泽思想转向东方。当然,与叔本华相比,施韦泽的视野更加宽广,他超越了叔本华局限于印度的悲观主义,更重视中国古典的哲学—伦理学思想。“肯定世界和生命问题本身,以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它们在中国思想中得到了最为基本和广泛的关注。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以及可以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思想家:我们西方思想探寻的世界观问题,在他们那里以一种陌生的、但吸引人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3]104这样,施韦泽就实现了西方思想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远东思想之间的交锋。关于这一点,德国研究施韦泽的专家克劳斯•京茨勒教授认为,与施韦泽的方法相比,德国的现象学和价值论则缺乏如此深刻的根源和宏伟的气魄。笔者认为,正是《文化哲学》的这种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伦理学革命”的先声,“(1)在认识和实践中将道德共同体由人类社会扩及生物界或整个生态系统;(2)在伦理学理论上突破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6] 90,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1]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198.

[5]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71.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儒家解释传统从原始儒家形成以来至今,都是怀抱着一颗敬畏之心解释历史上的儒家大师们的学与行的。“君子三畏”为儒家提供了理解经典的连贯的基本价值,提供了对于经典的原初态度的基点。这种敬畏之心是儒家能够绵延至今的价值认同和实践导向的基础结构。当前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转型时期,但是文化道德建设远落后于经济建设。个体道德意识薄弱,群体道德滑坡这一表象凸现了人们于道德意识层面所发生的问题。当代社会急需进行伦理道德的重建,尤其需要关注道德敬畏感的重新确立。解构儒家传统道德的积极内涵,从儒家关于道德敬畏的学说之中汲取有益资源,努力承接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指向敬畏道德人格的养成,这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来说应该是一种极其有益的探索,也必能发挥出积板作用。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宋明的儒学家们进一步沿着先秦将道德的终极源头挂到天上的做法,努力完善儒家的形上系统,以与佛教道教相对完善的形上系统抗衡。

周敦颐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思想。探求、了解颜回何以在贫困中保持快乐的问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敦颐看来,颜回代表了儒家自我修养的典范。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世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如何成圣,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原则,又以“主静”的方法进行修养。“主静”便是周敦颐的成圣之方。

张载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建立了“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生活。通过这样一种血缘宗法的网络,他提出天地是父母、民众是同胞、万物是朋友,织起了整个宇宙的关系网。张载所建立的这一精神境界,用意在于使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采取超越的态度。

二程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敬”而代替了“静”,但两人对“敬”的理解有所不同。程颖把尊重自然界“生生”规律与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他认为,天之生理在心为仁性;天之生理又同时普在万物。万物皆有“生意”,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只有对天之生理具备真诚而又崇敬的心理,“仁性”才能在心中得以留存。程颐则强调以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为主要内容的“主敬”的修养,既要求内心的敬畏,也要求外表的严肃。他认为内外是相联系的,外庄,则内自然敬;外不庄,则内怠。要把注意力专注于意识的养善闲邪,使内心始终保持敬畏的状态。同时注意外在的形象举止是否合于规范,时刻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以取得“天理自然明”的内在效果。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修养方法方面,他所倡导的“主敬涵养”,在宋明理学中有较大影响。理学家之中,他尤为重视“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是“万善之源”。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知行而无所不在的人生修养的根本方法。心思散乱、不清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认识、了解事物之理的,所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义进其知”。

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他继承了孟子有关良知自然具有的思想,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更瞒他一些不得。”人人本 来都有一颗与天地一体的心,认为“应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用敬’,存之。若尚未“立乎其大”,便迫不急待地去“格物”,即便“用敬”,也全无功效。人应当做的便是遵行良知的命令,即“致良知”强调道德实践。

通过上述对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学家提出的伦理主张背后所隐含着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天”成为道德的终极根源之后,儒家道德宗教性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加强。杨泽波先生认为,原本只是先秦儒家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源,后来却演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无论是宋明儒者所讲的“良知天理”,还是一般百姓强调的“天地良心”,天的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对于天的敬畏,使得人们将之转化为对于内心道德本身的敬畏,道德敬畏是开展道德实践的根本前提。对于道德 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成为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确立道德敬畏,建设德性社会

道德需要是道德敬畏感生成的内在根基。康德在《纯粹理论批判》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但在《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上帝腾出了一席之地,把他请了回来。这是因为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理性的对象,但在实践理性中,若缺少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因素,道德终归不圆满。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对上帝的敬畏造就了大多数西方人的道德境界,赋予了他们履行道德的自觉性,这是源于道德的他律作用。

通过对孔子直至宋明理学等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明确了敬畏之于儒家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孟子通过人与“夭”关系的设置,确立了德性的内在需求。在孟子,仁义礼智源于内心,由于内心的仁性,人有了自然向上的力量。本心认识到正确的,自然就会行;认识到错误的,自然就会加以阻止。这是道德的自律在发挥作用。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5

“慎独”与“敬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它表现为不断地自省自律,经常地担心忧虑,时刻地严肃认真,适时地免错纠错。它是人们内心发出的、对一切神圣的事物尊敬而不敢逾越界限的谨言慎行。人之所以成为人而摆脱了动物的某些自然“本能”,是因为人懂得“慎独”与“敬畏”;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而摆脱了动物的某些群类“龌龊”,也是因为人懂得“慎独”与“敬畏”。可以说,“慎独”与“敬畏”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就文明的“基因”和“密码”。但这种基因,并非是所有人都被遗传;这种密码,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掌握。“慎独”与“敬畏”虽为人类所特有,但未必是人人都具有;同时,人人具备“慎独”之行与“敬畏”之心,既是社会文明所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每个成员个体所应达成的方向。一些圣贤先哲极力推崇“慎独”、倡议“敬畏”,便是瞄准了社会所需,同时也是洞察了人性难以克服的自身“劣根”。

为师者更需“慎独”。作为一种规范性组织中的角色,教师更多地带有“表现性”,少有“功利性”,更多地被赋予了“高尚”的特色,少有“索取”的特点,这也许不是人们对教师的苛求,而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所有时代必须对教师职业形象提出的标准。因这种外在客观的标准存在,教师个体的“公域”和“私域”就很难做出明显的划分。如此以来,一位教师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堂外,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家里还是家外,都必须注重自己的师表形象,不容有半点马虎,否则即可能从负面影响到学生的“心灵世界”,遭人诟病。故而可见,“表现”、“奉献”、“私域”的“公域化”,都要求教师应将个人职业的德行元素予以内化,成为一种德行自觉,而这种内化的实质即是“慎独”。不光在公共场合体现出职业形象,而且在“你知、我知”处乃至“无人知道”处“清心寡欲”。但不幸的是,由于职业德行元素内化的艰难性,一些教师一时难以找到应有的心理平衡,过多地以“教师也是人”为挡箭牌,放纵作为“人”的私心杂念,借以克服所谓的职业尴尬和所谓的“权利”困顿。于是一些教师居然突破“游戏规则”,把自己的兴奋点由“职业内”转到“职业外”,由“学校内”转到“学校外”,热心于“课外辅导”、“有偿家教”、“开办小班”甚至“做项目”、“搞咨询”、“开公司”等等,践踏了个人尊严,影响了群体形象,真真切切地遭到了鄙夷和唾弃。无“慎独”之意,缺乏应有的自省自查自律,恐怕当是遭受鄙夷和唾弃的主因。

为师者尤需“敬畏”。二百多年前的哲学家康德在其专著《实践理性批判》里曾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话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200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总理题为《仰望星空》的一首诗,其中咏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为什么学富五车令后生晚辈们望之生畏的哲学家还要有所敬畏?为什么德隆望尊令国人景仰的政治家还要有所敬畏?也许答案就在他们的话语中。因为与历史规律的坚韧相比,与大自然的博大相比,与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相比,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终归是渺小的、微薄的,特别是与“道德法则”和“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相比,自己做得太少,甚至说永远不够。正是这种心存的“敬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是在不断地看到希望。常言说“无知者无畏”,我们说有知者、德深业厚者,越发懂得心存“敬畏”,越发能够不断地成就自我、完善自我。教师作为一种“传道授业解惑”,成就人类灵魂的职业,无疑具有崇高性、神圣性,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定义,绝非是故意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奉上的一顶好看的“花帽”。头顶如此桂冠的教师,怎可不对职业心存敬畏?面对着千家万户,面对着万千学子,教师又怎可不对服务对象心存敬畏?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社会群体,教师又怎能不懂得对历史文化的敬畏?然而可悲的是,如今有一些教师在金钱、享乐与知识、清贫的现实博弈中,盲目了自己的视野,混淆了自己的视线,迷离在不知何为“敬畏”的荒漠滩涂,可惜可叹。为人所敬畏者,己必先有所敬畏。离开了对“法则”、“纲常”的敬畏,即使是帝王将相,也将失去他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更无所谓师长大人之流。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6

1、人们因为“敬”而效仿,因为“畏”而上进,惧怕并不是懦弱的表现, 而无所畏惧是更不是强势的表现。 诚然,这两者并不矛盾。 2、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敬畏感。儒家有“畏天命”、“畏圣人”、“敬其在己者”等敬天爱人的观念,道家曾通过“道法自然”来强调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敬畏。儒道两家都是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来谈论敬畏的。只有具备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时时事事都“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3、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是“无神论者”。我们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即使如此,人们在说如此的观念时,也曾戏谑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丢炸弹”。4、从事物不断发展的观点来看,科学要发展,历史要进步,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常规,摒弃落后的技术。但必须尊重基本的原则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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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文化论文范文7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改善,在构造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导致其中的一些人因过于追求利益而放弃对价值观的追寻,掩盖泯灭了良知,心中敬畏感的缺失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无约束。为官者不能心怀敬畏为人民尽职尽责,为医者不能心存善念救治患者,他们对生命对道德对法度的不知敬畏,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事故频频发生。

所谓敬畏之心,就是对生命、对神明、对科学、对真理、对道德、对法度、对师长、对舆论心存恐惧。单位的纪律、社会的制度、国家的法律,都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目的是让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对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守的一切与他人息息相关的事物充满敬畏。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官有所畏,业有所成。古今中外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制度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违规成本是“恐惧”的直接来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维护制度权威性和维持人们“恐惧”感的最好措施。因此,让人们充满敬畏,常怀审慎惊惧之心,修身立德,严于律己,身有所正,言有所归,行有所止,必须依靠制度。

当今社会,人们心中缺乏敬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权缺乏制约,执法不严不公、违法不究轻究,在社会上无法形成敬畏的文化氛围,致使人人抱有侥幸心理,比如开车闯红灯、上班玩游戏、经商搞欺诈、休闲就甚至失职渎职、侵害国家人民利益、徇私枉法。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8

2012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怀念他的方式不是心存敬畏,而是大众消遣和集体恶搞。网友们以人教版高二《语文》上杜甫《登高》一诗插图为蓝本,涂鸦出五花八门的杜甫穿越图。在网友们的笔下,诗圣杜甫忧国忧民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他骑自行车、打篮球、打CF实战游戏、摆摊卖西瓜,甚至还变身为火影忍者、骑着扫帚的哈利?波特……

在一桩桩颠覆经典、恶搞经典的娱乐事件中,经典文化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大众的玩偶,其形象一落千丈,尊严和声望被丢进垃圾箱。

一、对“杜甫很忙”事件的分析:

价值迷失

伴随着“杜甫很忙”涂鸦事件的愈演愈烈,也有一方力挺。力挺者认为,“杜甫很忙”体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对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具有很好的作用,也体现了一种童心和童趣,应该给予理解和呵护。而且,没被涂鸦过,就不算是“大家”,娱乐一下大众,无伤大雅。

“杜甫很忙”力挺者从童心视角为恶搞经典做辩护。纵观“童心说”的历史渊源,老子“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李贽“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华兹华斯、蒙台梭利的“儿童乃成人之父”等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下蕴藏着相同的价值取向——被异化的人类对本真的追寻、对灵性的呼唤。“杜甫很忙”力挺者强调批判精神、创新精神,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把愚乐、亵渎、恶搞与童心混在一起,那就是对“童心说”的误读与肢解了。

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想一想:你若见到自己先祖的图像被涂鸦、恶搞,还能平心静气地赞曰“妙哉妙哉”吗?古代儿童启蒙书《警世贤文》意味深长地告诫后代子孙:“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戏谑经典、颠覆经典虽然从侧面反映了新媒体时代言论的民主性和文化的多元取向,但也显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缺乏最起码的敬畏心。“敬畏经典并不拒绝真正的批判与创新,但如果为了制造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和迎合时尚市趣进行解构和颠覆,则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悲哀而非幸事。”[1]

何谓“敬畏”?从敬畏观念历史演变来看,“敬”和“畏”的道德观念早就存在于先民心中。孟子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记》中说:“在貌为恭,在心为敬”,而朱熹提倡“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并把“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经典何以值得敬畏?我国东汉刘熙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南北朝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明代王阳明说,经典承载着“吾心之常道”。法国作家雨果说:“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经典文化承载着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代代相传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审美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机地展现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道德主体在与之观照中,获得“惊知己于千古”的震撼,据此得以超越个体有限的个别性,获得普遍性的品质。“可以说,我们对传统精神理解得越深刻,我们的精神品格就越得到提升,也就越加能够消除陷入虚无的可能。”[2]

既然经典文化是人类智慧之源,是民族文化基础,为什么其在当代遭遇敬畏危机呢?这和当代人价值迷失,与新媒介时代、与现代性冲突有密切关系。就像当代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所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老百姓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3]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在当代人心中发生冲突:“从精神上,一切永恒的、终极的都化为乌有。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上帝,每个人都在建立着自己的价值系统与意义世界,每个人都不再需要从某种公认的、终极的、历史的传统和普遍的习俗中去获取价值的资源,人们匆匆离开一切历史与文化的依托。”[4]

但很多时候,信息的加速度反而会造成内容的肤浅化,意味着更少的意义,而那些深层的心理和哲学的价值,恰恰是构建一个人道德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是价值观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道德主体看似膨胀,其实是价值迷失,这是信仰失却、行为失范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是“礼崩乐坏”“道德不一”的深层原因。现代化的成就让人获得空前强大的力量,但是,物质进步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人性的物性和自然性恣意张狂。伦理学家江万秀如是说:“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存在一个深层痼疾,即社会转型期敬畏之心的普遍缺失。”[5]

二、来自“杜甫很忙”事件的启示:修补对经典文化敬畏心

敬畏文化论文范文9

关键词:韩非子 敬畏伦理 依法治国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崇尚依法治国。在先秦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提出了很多法治主张。例如,商鞅首先提出了“缘法而治”的主张,以法令作为治国的根本;韩非更强调法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以法为本”的理论。在主张的基础上,商鞅进一步宣扬“刑无等级”原则,坚持定罪量刑一视同仁,反对各级贵族宗法等级特权。韩非子也强调“法不阿贵”,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敬畏法的主张,对当代中国社会也有着借鉴作用。

一、韩非子敬畏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中蕴涵着哲学、政治、法律的宝贵内容。韩非子的理论是以“法”“术”“势”为核心,其中将“法”摆在首要的地位,认为建立法治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是说有圣明君主的国家,没有经书典籍之缛节,用法作为治国的礼教;不盲从先王的训示遗语,把执法的官吏当做老师。“以法为教”思想体现了韩非子对法的重视,强调了法的地位。韩非子的敬畏伦理思想主要是对法律的敬畏,是通过制定法律过程和实施法律过程的严格来体现对法的敬畏之情。

韩非子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的,由官府来具体实施,并让老百姓遵守的规范,如“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1] 。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也是法家的主要观点,这主要强调的是法律的公平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意思是法律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像木匠用的墨线不会迁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是有才智的人也不能用言辞来辩解、搪塞,即使是英勇无比的人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罪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一个重要准则。

法家对法律敬畏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对制定法律对象的明确规定上,还包括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功过,推行赏罚的唯一标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1]韩非子认为,如果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这意思是指圣明的帝王建立法制的时候,必定使它的奖赏足够用来鼓励人们做好事,使它的刑罚威力足够用来制服暴乱,使它的措施足够用来保证法制的坚决实行和完善。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他提出“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做出各种行为的直接原因就是追求个人的名分和利益。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取决于是否对自己有利。“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1] 这句话的意思是:严刑,是民众所害怕的东西;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东西。所以,圣人设置了民众所害怕的严刑来禁止他们的邪恶,设立了民众所厌恶的重罚来防止他们的狡诈。韩非子之所以敬畏法律,就是出于性恶论,即由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出发。他希望用赏罚的法律手段来压制人性不好的方面,而不能用仁义德教来进行统治。但是韩非子的法治观念,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法家学说是建立在对人性压迫和专制统治的基础上,法律是维护君主专制独裁的工具。

二、韩非子敬畏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的敬畏法律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敬畏法律可以为依法治国奠定思想基础,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敬畏法律为依法治国奠定思想基础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奉行法度的君主强劲有力,坚决实行法治,那么国家就强盛;奉行法度的君主软弱无力,实行法治不坚决,那么国家就衰弱。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以后,非常重视法治的作用,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中国历史上很多流芳百世、为世人所传颂的官员,都是由于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才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人民的推崇,如包公、狄仁杰等。

韩非子的敬畏法律思想,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准则,即使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从来不触犯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现阶段,公民对法律敬畏之心的缺失是我国面临的普遍问题。有些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明知违法的前提下仍然触犯国家的法律,,行贿受贿,没有对法律怀有丝毫的敬畏之心。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都要遵守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如果违背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敬畏法律的思想可以弥补法家思想重法治轻德治的不足之处,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敬畏法律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准则,是由对法律严肃认真的态度而生发的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它可以促使人们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不做任何违背法律的行为,是一种德治的理念[2]。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的,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有益补充。

韩非子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广大领导干部如果怀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廉洁自律就会成为他们自觉的要求。民众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法办事,其自身的素养必定很高。公民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是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

(二)敬畏法律可以更好地发挥法律的作用

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的要求。韩非子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可以树立法律权威,唤起民众对法律的敬畏之情,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韩非子主张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要使人们服从于统治,就必须用法律要约束人民。人人都服从和了解法律,就便于法律的执行。公民把法律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国家就能治理好,社会就能稳定有序的发展。法律如同一面镜子,它是客观公正的,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统一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3]。由于价值标准的差异和自身利益的干扰,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法律可以超越个体的差异,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

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为评价人行为的基本标准,对人具有示范作用和警示作用。公民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促使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生活秩序,还可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予以规划和指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三)赏罚分明的思想为现代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韩非子对法律的敬畏思想表现在他把法作为判断赏罚的唯一依据。赏罚是领导的主要权力之一。推行法治,正确使用权力都要通过赏罚的途径来实现。韩非子说:“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喻老》)韩非子认为如果君主掌握了赏罚二柄,君主就可以控制臣下;如果臣下掌握了赏罚大权,君主就要受制于臣下。赏罚是权势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它,就会有君主的威望;臣下控制了它,就会树立自己的威望。

韩非子认为,如果无功者得到赏赐,民众就会对外不杀敌立功,对内不耕种纺织,而是忙于用财货去巴结富贵之人,以此获得高官厚禄。英明的君主决不会随便赏赐,也不会做无缘无故的刑罚赦免。赏赐太随便了,功臣便懈怠;赦免刑罚太容易了,奸佞小人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一个人只要有功,君主就一定要给予赏赐;一个人有过失的话,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要惩罚。

在现代管理制度中,赏罚同样是领导权的象征。一个领导者如果手中没有实际的赏罚权就等于没有领导权[4]。现在大部分企业的领导者总是把评估和奖励员工的具体工作交付给人力资源部,然后根据人力资源部的评估意见来决定具体的赏罚措施。根据能力、业绩进行奖惩是最高领导者的重要职能,对员工的赏罚应该由最高领导者来进行,不能由别人代替。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9―534.

[2]郭文才,刘超.法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1):97―98.

[3]王怡飞.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J].兰州学刊,2008(3):109―111.

[4]张亲霞.韩非子与中国传统政治艺术[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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