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着重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影响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新时期引导FDI在中国发展的结论。
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要对发展外资进行考虑，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就“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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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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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GMM估计；高端技术创新；抑制效应；外溢效应
一、 引言
利用我国1998年～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高端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我们将地区的“发明”专利授予量作为高端技术水平的变量；与既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是，本文采用了动态面板的广义矩（SYS-GMM）估计。通过控制技术创新的滞后项对技术创新的累积影响，我们提高了估计精度；此外，本文进一步考虑了我国2001年入世（WTO）和2004年实施专利执法改革对FDI外溢效应的冲击。
二、 实证模型
1. 实证方法。
不难理解，技术创新具有累积性，技术创新除了受当期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外，也必然受过去技术创新的持续影响。因此，为了反映并控制这种跨期的持续影响，本文采用了估计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方法（Blundell & Bond，1998）。其中，我们将技术创新的滞后项引入到解释变量中来，以充分反映技术创新的历史信息对当期的影响。
为了确保模型回归的有效性，我们采用检验面板单位根的Fisher-ADF方法。通过实施Fisher-ADF的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本文的面板数据都具备平稳性特征，因此可以进行回归。
2. 变量选取。
此外，为了反映我国2001年入世（WTO）和2004年实施专利执法改革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我们设置了是否入世（WTO）与是否实施专利执法改革（LAW）的时间虚拟变量：
wtoit=1 if year>20010 if year≤2001和 lawit=1 if year>20030 if year≤2003 （1）
通过构建虚拟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入世（WTO）和专利执法改革分别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冲击。
3. 样本选择。
本文的样本选自1998年～2010年13年间，我国大陆30个省级地区（含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由于自治区的部分数据有所缺失，没有考虑。我们将变量的数据均取自然对数。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模型设定。
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lninvit=α0+α1lninvit-1+α2lninvit-2+α3lnfdiit+Xit+uit（2）
其中，Xit=ζ1lnRdeit+ζ2lnpgdpit+ζ3EOit+ζ4colit+ζ5wtoit×lnfdiit+ζ6lawit×lnfdiit。
2. 回归结果。
经过Arellano-Bond检验，可知动态模型（1）中的AR（1）和AR（2）对应的P值分别小于5%和大于5%，这表明模型的二阶扰动项已经没有了序列相关性，因此动态模型（1）的估计具有一致性。Sargan检验表明，模型（1）的工具变量能够识别，即将被解释变量的一、二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是有效的。
一般而言，受样本数量的限制，在动态面板中选择不同的工具变量可能导致GMM估计结果出现偏倚。其中，与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的估计相比，GMM的估计值相对偏低，而相对于固定效应（FE）而言，GMM的估计值相对偏高（Bond，2002）。因此，为了体现本文的估计精度，我们在GMM估计的基础之上，另加考虑了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和固定效应方法下的估计方程。
接下来，以模型（1）中的GMM估计为主，我们对估计结果进行说明。首先，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高端技术变量所对应系数都比较显著。整体来看，高端技术的滞后项对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始终为正，即高端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累积性，过去的技术创新必然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技术创新。其次，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创新的影响始终为负，且在模型（2）和模型（3）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应的系数也显著为负，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创新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事实上，已有研究如，沈坤荣和耿强（2000）、Hu和Jefferson（2002，2004）、Cheung和Lin（2004）、侯润秀和官建成（2006）与薄文广（2007）等，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而本文却得出了与上述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本文的研究与上述已有研究的分析阶段不同。已有研究主要分析的是2004年以前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而本文分析的却是较近年份（近10年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另外，蒋殿春、夏良科（2005）、蒋殿春、张宇（2008）、陈爱贞和刘志彪（2008）、徐全勇（2007）、陈琳和林珏（2009）以及马林和章凯栋（2008）等都分别从其他角度也证实FDI可能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文的研究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其次，人均GDP、研发经费投入都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的高端技术创新；第三，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群比重有助于我国的高端技术创新；第四，国内企业的进出口导向有利于我国高端技术创新，但影响不显著；第五，考察入世或专利执法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系数，不难发现，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的创新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而2004年实施的专利保护执法改革却明显地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的外溢。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我国1998年～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我们将实际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作为我国高端技术的变量。研究发现：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明显抑制了我国高端技术创新。这一结论与沈坤荣和耿强（2000）、和Cheung和Lin（2004）等的结论完全相反，进一步支持了陈爱贞和刘志彪（2008）和陈琳和林珏（2009）等人的判断；第二，入世（WTO）普遍减弱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溢出，而加大专利保护的执法力度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端技术创新形成技术外溢。
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已经不能作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目标；相反，加大国内的研发经费投入是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建设创新性国家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也发现人均GDP有利于高端技术创新，因此应该重视、利用好本土市场，通过国内市场的需求牵引来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最后，我们需要重视国内高校的教育质量改革，通过加强高等教育来提高我国的科研人员素质，提升我国的高端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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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发优势；间接作用；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产业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技术；辅助；中职语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241-01
一、信息技术辅助中职中职语文教学的理论基础
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信息技术为中职语文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确立学生在中职语文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信息技术与中职语文的理论基础是奥苏贝尔的“学与教”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学与教”理论二者的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学习环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则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要求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全新的教学方法和全新的教学设计。
信息技术可以把所要传授的知识形象化、直观化、具体化，使客观事物的形、色、声直接诉诸学生的感官，能眼见其形，耳闻其声，感官性极强。它以其直观的形象，美妙地图画，艳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充分展现中职语文美的因素，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可对中职语文在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方面进行辅助，极大地激发学习动机、实现自主式学习、探索性学习、协作式学习。
二、信息技术辅助中职中职语文教学的具体应用
1、集合各种相关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研读文本。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了只有教师占有资料的统治局面，教师的资料可以凭借多媒体让学生分享；学生可以随时从网上获取一些相关的资料，如作家作品介绍，时代背景、写作情况，等等。不仅便利学生知人论世，加宽加深对作家的认识、对作品的理解，而且便利学生搞研究性的学习，还可以逐渐培养学生学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和善于钻研的科学精神。
2、借助声音和图像，美化文本诵读。中职语文新教材中，有许多文质兼美的经典传世之作。对于这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文赋，要进行咀嚼鉴赏，高质量的诵读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办法，比任何枯燥的空洞的分析解说要好得多。这时给文本配上合适的声音和图像会令意境全出，在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美。这是一种惬意的诗化的教学境界，在这种境界之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就会日渐提高。
3、通过多种艺术的联想和转换，激活学生的思维。中职语文的主要凭借是文字，而文字是实际生活的反映，所以注意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文字与具体的事物进行转换，更能显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激活学生的思维。如一种秋天的思绪，马致远用“枯藤老树昏鸦”等文字来表达；那么多媒体可用一支乐曲、一幅图画等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动作小说家用文字来描绘；而多媒体可以直接地展现，如群英会蒋干中计、智取生辰纲、林黛玉进贾府等。这种多项的艺术联想与转换增设了教学情景，增添了教学效果。
4、多向互联互动，加强合作交流。交互性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多媒体和网络的使用，大大地拓展了学生讨论与交流的渠道，使小组活动、班级活动更易组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和便捷，尤其是可以不受课堂时空的限制，通过网络与外班、与外校交流。这样，相互间的信息反馈也更为及时，便于教学的调控，便于互相促进，真正能够做到在交流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加强交流。
三、信息技术辅助中职语文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1、在观念上要改变：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要转变：教师角色由教转向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合作者；课堂教学整合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由以教师为中心到师生互动的主动学习方式；课堂教学真正向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角度转变。
2、在教学方法上要创造：在教学方法上以单纯的讲授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信息技术辅助中职语文教学得到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又符合学生的主动学习需要，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了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3、在教学模式上要创新：提供了实践基于现代化教育技术支持下的课堂模式的途径：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优势：以小组的形式让学生主动学习制作电子化的小组展示作品、在网上交流探讨、让学生利用校园网和互联网的海量资源在教师指导下收集和整理、分析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对学生制定出不同的发展层次，使学生在学习中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通过收集58个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度中的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和市场开放度对技术进步影响作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向外”的经济开放度却能够提升前沿技术水平；“向内”的经济开放度反而降低前沿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有挤占国内高端创新资源、降低技术水平的负面作用。政策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向外”的经济开放度以提升技术。
关键词：前沿技术提升 技术获取 外向直接投资
引言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率先突破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科学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往往能提升一种产品的竞争力，有时甚至能带动或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提供着基础和动力。而技术差异和以其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差异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发达国家凭借手中掌握的高新技术，主导国际高技术领域，并形成高度垄断，牢牢控制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核心价值区域。一方面，利用独特的产业地位整合上下游资源，攫取高额利润，持续添加创新的资金和资源动力；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前沿技术，防止任何形式的扩散，并及时防控优质技术创新资源被他国获取，以维持自身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其掌控的产业链中，只能接受其整合，受其控制，进入低技术含量加工环节，赚取微薄利润。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发展中国家既缺乏技术创新资金，又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以致在技术上，只能依附发达国家；在生产上，只能按发达国家订单生产；在市场上，只能提供半产品给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不能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继而陷入全面的被动，而究其根源自然就是缺乏高新技术。发展中国家若不能掌握高新技术，国家将缺乏产业竞争力；若国家整体产业都缺乏竞争力，国家经济实力就较弱。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视高新技术，应特别正视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努力获取高新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基础薄弱，缺乏自主创新环境和条件，纯粹靠自身研发获得高新技术并不切实际。
因而，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获取方面切不可闭门造车，否则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只能越来越大。因为众所周知，知识技术增长呈指数级形态，假设以同样的速度各自发展技术，基数大的发达国家将会领先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要想迅速发展自身高新技术，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都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最核心要素。技术好比矿石中的稀有资源，而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犹如挖掘和冶炼过程。发达国家经济本身是拥有技术稀缺资源的富矿。获得高新前沿技术，不得不与发达国家进行广泛地经济交流、多渠道引进技术、甄别适用技术和有产业前景技术并持续进行创新和改良。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以更积极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当中，以更高的经济开放度与发达国家展开经济技术交流。
本文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度与高新技术进步存在相关关系，期望提供高新技术进步受经济开放度影响的经验证据。那么，经济开放度与高新技术进步存在直接的关系吗？关于发展中国家整体情况，它们的高新技术进步如何受这三种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文章结构如下，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实证部分；第四章为结论。
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开放度和技术提升关系的研究，最早分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引进FDI与东道国技术提升，这方面研究有Aiken and Harrison（1999）， Anselin et al（1997），Haddad and Harrison（1993），Gorg and Greenaway（2004）， Keller（2002、2004）等。研究表明“向内”的金融开放度提高确有助于技术提升。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提升。起初， Kumar and McLeod（1981）以及Lall（1983）等人对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后来，Lecraw（1993），Chen and Chen（1998）和Van Hoesel（1999）则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效应和相关经验证据，试图回答“发达国家是否会因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生技术提升”。Makino等（2002）指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获取技术的动机，OFDI是提升母国技术水平的一种渠道。换言之，“向外”的金融开放度提高将促进技术进步。Makino等进一步将OFDI视为一种更积极更主动的“战略资产”获取方式。 Yadong Luo and Rosalie L. Tung（2007）指出通过OFDI可获取蕴含技术的优质资产。很多研究者提出这样的担心，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往往给辛苦得来的技术应用于国内带来考验（John Child and Suzana B. Rodrigues，2005；Ping Deng，2009）。技术引进来后需要进行改良和本土化，需要花费一定成本进行创新。对创新的成果如保护不力则会减损持续的创新动力，引进的技术不能有效应用或者已经过时，会让前期技术引进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在贸易开放度、市场开放度与技术水平关系方面，Branstetter and Lardy（2006）对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研究表明，加大进出口促进了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Xu and Lu（2009）的研究也有着相同的结论。Lemoine and Unal-Kesenci（2004）认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身经济开放，融入了世界产业链条中。Diwan and Rodrik（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技术资源，必将产生“搭便车”动机和产权保护激励。Keller（2000）通过实证研究说明，进口技术领先国家产品将有助于技术提升，而进口技术跟随者国家产品不利于技术提升。Keller（2002）进一步指出，贸易还有整合各国技术资源的作用，可增加技术创新效率。以上研究都说明了贸易开放度、市场开放度对技术进步有显著作用。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技术与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林毅夫等（1999）指出，“增加出口和经济外向型程度”，以比较优势策略引进技术是“东亚奇迹”（由世界银行于1995年率先提出，指地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的典型，这种经济增长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产生的原因。朱平芳等（2006）运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进口技术设备对上海企业的技术提升效应。邹薇等（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后要强调消化。从技术的信息属性来讲，技术本身是复杂知识的集成，传播过程中容易失真。因此，要强化引进渠道对于技术完整性的保护能力，需要经济足够地开放。张茂元等（2009）指出技术提升往往与包括经济开放度在内的社会制度安排有关，若技术引进将危害利益相关者，技术引进将会遭到抵制，也就谈不上技术提升。一个开放的、鼓励竞争、鼓励以技术创新求超额利润的制度环境，将有利于技术引进。
综上可见，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国内外学者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金融开放度、贸易开放度和市场开放度都将提升其技术水平；他们担心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经济开放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较弱的消化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对技术进步有不利影响。但先前的研究较少涉及高新技术，本文拟通过实证分析弥补该研究空白。
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构造
假设一国生产是CD式的，即：
（1）
考虑技术进步除按一定比率增长外，还可通过提高经济开放度由外引进：
（2）
δ、γ、η、ρ是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对外向直接投资、内向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的弹性。其中封闭条件下的技术增长率受技术市场开放度π影响，π体现技术开发合作程度。假设具有如下线性结构：
（3）
（4）
两边取对数：
（5）
考虑现实中国家间总存在一些基本且不可测的相异之处。若以国家作为样本观测值进入计量模型研究问题，这部分相异不能被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控制，则会进入随机因素中，产生异方差问题，这会使参数估计非有效且丧失渐进有效性。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具备处理忽略变量所产生的异方差问题的能力：
（6）
面板数据样本有着更大的可变性，极大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且能从时间和截面两个角度获得更一般性的结论。
（二）数据
选择发表的科技论文作为国家高新技术实力的变量，科技论文可反映一国对高新技术的认识和掌握程度，其数量能够反映一国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前沿面的贡献。用出口和进口金额反映一国贸易开放度程度；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反映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用技术合作资金补贴反映产业对于技术市场合作程度。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的官方统计网站，表1为一些关键变量的统计指标。图1为主要变量之间的散点图，其中相关关系较为明显。
（三）检验及参数估计
为了防止面板单位根的破坏模型有效性，我们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具体使用IPS（Im， Pesaran and Shin）方法，该方法可以通过检验每个个体单位根，构造标准正态分布统计量，进而检验面板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其基本原理是：先对个体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第i个截面个体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ti=（ρ），进一步计算：
（7）
（8）
根据以上所述的方法对模型中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总结在表2中。通过检验发现变量较多地存在单位根，但基本为一阶单整，经过一阶差分就可以处理。
为了解决面板单位根将采用增长率数据。运用所收集的数据先后拟合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选择问题上，需借助BP（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olier）检验，使用stata11.0 BP检验命令我们得到Prob>Chi2=0.0037，所以随机效应模型是优于混合OLS模型的。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需借助Hausman检验，建立Hausman统计量（见式（9）），参数估计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总结在表3。豪斯曼统计量表明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9）
Scjit=92.09+0.63Expit-2.66Ifdiit+1.22Ofdiit-0.61
Importit+4.97Teccpgrantit+αit+εit （10）
（四）说明
1.引进外资（IFDI）并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面取得进步，它的作用反而是负的。这就和一般的FDI研究形成了对照，先前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布局因嵌入了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中，获得的技术是“过时”、低端技术，或者说是“边际”技术。从技术进步角度考虑，边际技术的引进往往浪费资源，且机会成本较大。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分工安排，吸收低端加工制造技术，很可能使得自身的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2.发展中国家的进口（Import）对于核心技术进步有负效应。这和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代表核心技术创新的高技术水平论文，进口国外产品只能模仿国外的产品技术，它们是成熟的、实现了商业化的技术，因此进行模仿并不会对被解释变量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只是解释了进口变量系数不为正的原因。此外，进口国外产品会消耗外汇储备，甚至产生外债。发展中国家一旦遭遇债务问题，将放弃提高技术水平的各种努力。
3.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出口（Exp）对于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进步是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的。出口使得一国技术产业获得持续的利润回报，形成市场和利润对创新的持续激励；对外直接投资可锁定国外先进技术和优质资产，对于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发展有着最有力的促进。两者的系数分别为1.22和0.63，模型中所反映的事实是OFDI的技术提升效应强于出口。这表明OFDI对高新技术方面的进步具有较强推动作用。
4.国内政府对于合作技术创新的补贴（Teccpgrant）对于核心技术进步（Scj）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国内给予合作研发补助，让产学研联合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总结技术诀窍，形成技术创新。该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达到4.97。其它条件不变时，一亿美元补贴会形成4.97篇高水平的论文。
结论
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开放度对高新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向外”的经济开放度中（外向直接投资、出口）对核心技术进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国内市场的技术合作对于高新技术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向内的经济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对于本国前沿技术水而有消极影响。这与之前大量的FDI研究形成反差，原因是我们所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代表高新技术的国际期刊发文数。前人研究确认了FDI和进口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有提升作用，但未提及FDI对高新技术的具体影响。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对应的是Aiken and Harrison（1999），Kathuria（2000），Kugler（2001），Djankov and Hoekman（2000）以及Konings（2001）等人的结论，他们就曾利用面板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获得发达国家FDI技术效应为微弱的负相关或者不显著。
需要说明是，发展中国家向内的经济开放度与高新技术的负相关关系，并不表示发展中国家应该降低开放度。一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得到一般的技术提升，二是因为负相关关系并不表示两者有因果关系，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技术有两种方法：让发达国家更加主动地将更高水平技术带进国内或者直接地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寻找技术源头。
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要想获得技术必须制定正确的技术战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大，创新基础薄弱，只能走技术引进、学习、消化、吸收改良的技术发展道路。技术引进是技术获取的第一步，且决定了后续技术获取的效益。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才能通过各种渠道引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开放度才能从质和量上做好技术引进。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发展中国经济开放度与高新技术水平确实存在较强相关关系。但是经济开放度中“向内”、“向外”两个方面影响不同，“向内”的经济开放度对高新技术水平有负效应，“向外”的经济开放度对高新技术水平有正效应。这表明从发达国家来的FDI、进口对高端技术创新资源的挤占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控制的加强问题已经凸显。而技术市场合作、政府对技术合作的鼓励对于前沿技术进步有积极作用。
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引进高新技术，首先必须继续提高经济开放度；其次，要重视FDI与出口对高端技术资源挤占与技术掠夺，防止其破坏现存的前沿技术创新土壤；最后，要重视积极主动向外寻找前沿技术源头，发挥OFDI等外向方式的技术获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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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超文本、翻译教学模式、网络
Abstract: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to introduce the hypertext technology into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studies how to tak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network resources supported by hypertext technology; how to update transl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ranslating capabilities, expanding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is paper. Hypertext technology will not only greatly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offering vast resour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books, but also effectively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network tool -aided translation. It may hav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Hypertext, translation-teaching mode, network
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国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使得翻译手段与工具日新月异。翻译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翻译研究的视角与途径也日渐拓宽，其中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得到各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愈来愈强，基于CAT的超文本技术（hypertex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呼之欲出。鉴于目前我国高校中所开设的翻译课大都将重点放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的实践教学上，忽略了翻译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学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步入职场后，在遇到具体的翻译任务时不但用时颇久而且，翻译质量不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引入计算机辅助翻译，即将超文本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势在必行。
一、何谓超文本技术
超文本的英文原名为hypertext，是美国学者纳尔逊1965年自造的新词。1981年，德特使用术语“超文本”描述了这一想法：创建一个全球化的大文档，文档的各个部分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中。通过激活称为链接的超文本项目，例如研究论文里的参考书目，就可以跳转到引用的论文。具体观之，超文本技术是采用超链接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起来，在各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所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超文本网络技术的特点及其迅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将其引入翻译课堂教学，可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拓展翻译研究视角。
二、如何将超文本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中
超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资料，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方便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内容丰富且时效性强，将之用于翻译训练可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学者杨柳曾强调翻译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为目标。翻译作为综合性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双语，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及特定翻译任务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刻了解。Kiraly指出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因此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所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指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创建翻译教学新模式，使翻译教学超越时空限制，适应素质教育和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三、结语
将超文本技术引入高校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教学活动的发展空间，不仅能够使教师和学生方便快捷地接触到一流的国际翻译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资源，使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国际前沿接轨，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CAT辅助翻译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素质和信息素养，顺应素质教育和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对于培养翻译人才甚至是翻译研究型人才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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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振定，试论培育创新型英语人才的两大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
关键词：课程；课程目标；高绩效工作；应变能力；综合创新能力；整合；衔接
作者简介：吕鑫祥（1938-），男，上海人，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7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4-0004-04
高等职业教育(简称高职)的目标、性质和功能都是由课程具体呈现的。因而，课程问题是高职的核心问题。当前，教育界对高职课程的内容和模式尚存在不少分歧。这不能不影响高职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功能的更好体现。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些观点供共同探讨。
“课程”一词有不少表述。本文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1997年新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对课程的表述是较为具体的，便于操作的。现转录如下：
“课程是按照教育内容确定的，是完成确定的某项目标或明确规定的教育任务而组织的有一定排列顺序的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的含义比一门课或一组课的含义更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一级教育不仅包括编入课程的各门课，而且也包括各门课以外的科目及课外活动。”
本文立足于以上课程内涵来进行阐述。
一、高职教育面临的新态势
（一）技术的空前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来，技术的发展呈现三个特征：
（1）技术发展的高速化和投入应用的高速化；
（2）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走向综合化；
（3）技术的复杂性和精确度越来越高。20世纪出现的许多高新技术，其复杂性和精确度是19世纪的机械技术、动力技术等所不能比拟的。
由此可见，技术的发展对社会职业岗位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技术的更新，不断促使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且岗位技术含量的上升正成为普遍趋势。
（二）经济的全球化
我国加入WTO的深刻内涵，就是使本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主流中去，就是参与世界性的资源和产出优化配置的竞争中去。这就必然要使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产生相应的变化。
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一变动的比重特征是第三产业的持续上升；第二产业的合理增长和第一产业的逐步下降。除产业结构变动外，产业部门中的行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一些行业如纺织、采掘等日渐减少。反之，一些新行业如电子、计算机、合成材料等日趋发展。
这二个层面的变化对我国社会职业岗位结构同样会产生直接影响。
（三）企业行为的深刻变革
在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高速发展的合力推动下，正使一个高度竞争化、自由化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日渐形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也必然要经历深刻的变革。首先，企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面对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以及具有各自要求的客户。因而，企业必须随时保持灵活应变的工作姿态和持续创新的技术思路。否则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这就使得企业的内部机制和工作模式必须作相应的变动。
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高绩效工作”（High performance）的概念。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中，企业职工的职业活动是基本确定的。职业岗位内涵是持续不变的一组工作任务。劳动者的职责是完成规定任务。但在高绩效工作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应该主动地智能化地参与生产和工作。劳动者所接受的常会是没有细微规定的任务。它给劳动者留下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希望他们能更好更快的解决问题和获得进一步改进生产的新思路。
总之，在当今环境中，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具有快速应变、不断创新的能力。因而也就必然要求职工具有应变、创新的素质。德国企业界对职工提出的“关键能力”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1）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了解所承担业务中全部内在联系的能力；（3）在较微观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自我发展和独立学习的能力；（4）在工作过程中，独立的、有效引导的组织能力；（5）在工作小组中的合作能力；（6）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能力，即所谓“驾驶媒体的能力”。
美国职教专家Thomas. R. B.为现代企业职工提出的“高级通用能力”（advanced generic skills）的内涵与上述“关键能力”是类同的。只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创造性思维能力、作决定能力、推断能力”。由此可见，这是现代化社会对企业职工的规律性要求，是职业行为在企业中的新定位。
毫无疑问，这也是现代社会对高职课程的总体要求。
二、高职课程开发的理论要点
面对新形势，迫使我们对高职课程的一些重要问题重新审议，并作认真的理论思考。现阐述如下：
（一）课程目标应由岗位扩展到职业或行业，并顾及职业生涯
传统的职教观把职业岗位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职业岗位的状态和需求。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职业岗位体系已逐渐成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动态大系统。岗位的消失和产生交替进行。就岗位内涵而言，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常处于变动之中。因而，职业岗位只适合作为岗位培训的目标，而不太可能成为职业教育的稳固基础。
还必须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人员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走势，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劳工部一项研究预测，现在20岁的青年人一生中，职业变换会达6至7次之多。我国社会也发生着同样变化。人才流动已成为一种熟悉的社会现象。这样就业需求也必然对课程目标和内涵产生影响。
国际上的权威文件印证了上述分析。UNESCO1997年再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89条中提到“5B类教育的计划内容，是面向实际的，适应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因此可见，其覆盖面远远超过了职业岗位。在初版中是没有这样的提法的。
1995年美国国家职教研究中心（NCRVE）向联邦政府所提“立法原则建议”第一条中指出：“旨在使今日的学生获得能适应明日需要的各种理念的充分理解，不能仅局限于职业入门的具体技能，而要关注到行业或职业的各个方面。”
第二条中又提到：“应排除只教某种职业岗位技能的课程。”
可见，在此文件中，课程目标也大大扩展了，不仅要关注到行业与职业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涉及到学生的明日需要。
（二）课程应使学生具有应变、综合和创新的能力
在新形势下，技术型人才的知能结构总体上看，应有以下变动趋势：
1．具有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应变、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由于现代社会的职业体系是一个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动态系统，因而，社会成员必须具有应变能力，才能适应它的需求。1999年UNESO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大会主题工作文件中指出：“对人的素质要求在变化，不仅是知识、技能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应变、生存、发展。”“21世纪竞争的核心是造就一支有生产活力的、灵活的劳动大军。”
2．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技术应用能力
当今，技术发展的综合化特征，必定会在技术应用中体现出来。首先是技术工作岗位的综合程度的提高。例如上海大众PASSAT汽车自动焊接生产上的技术人员，既要有汽车焊接专业的知识、又要熟悉自动焊接机器人的性能、还要有加工质量控制能力。技术人员的知能结构不仅涉及到汽车构造、焊接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还要涉及到物流管理、品质控制等方面。同时，加入WTO后，工厂技术生产逐渐与国际接轨，因而，外语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等也越来越成为技术人员的必备能力。
3．加强创新精神与开拓能力的培养
技术型人才同样需要创新精神与开拓能力。工艺流程的革新、加工方法的创造、管理方式的变革等都需要这种素质。把技术型人才理解为“执行型”人才是不全面的。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中，技术创新竞争正是竞争的核心。
UNESO总干事马约尔先生在1999年“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上提出“未来，促使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腾飞的骨干力量是专业技术人员”。
（三）课程应正确配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1．要十分重视必备的专业基础理论
从总体上看，职教课程的发展，实质上是理论深度与技术广度的发展。中职向高职的提升也是专业基础理论的提升。还必须看到高绩效工作模式所要求的应变能力与创新能力都是建立在专业基础理论上的。没有必备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培养应变能力，更不必奢谈创新。
毫无疑问，这里讲的必备理论是技术型人才形成技术应用能力所必需的，而不是其他人才的理论基础。过去理论错位的负面影响，不应成为轻视理论的理由。我们反对“学科本位”的指导思想，但是并不反对学科建设。当然，这种学科是技术学科或者是为形成技术应用能力服务的学科。很难想象，高职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可以没有与高教水平相当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建设。
可以预计，随着技术的深度化、综合化发展，技术型人才应有的理论水平必将不断提升。
2．应该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整合
当前，不少文章认为：“高职是培养实践人才的，因而，实践应不断加强，理论越浅越好”、“为加强实践，应该建立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一个误区。
应该看到，技术型人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必备的理论基础上的。消弱了必备理论也就是消弱了实践能力。不懂得数控原理以及相关的机械、电气、传感器等理论知识、怎么谈得上数控设备的编程、调试、维护等实际能力的培养呢？
美国职教专家Thome R..Bariley著文谈到“高级通用能力”时说“学校教育应该确保学生提高这种能力。然而，工作场所的变化带来的课题不仅是教育内容方面的，还需要教育理念的转变。其中学术性学习与职业性学习的整合；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整合是核心”。最后一句话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3．各种实践环节都有其功能，不能偏废
高职的实践环节有实验、实训和实习三种。当前，有一些较时尚的提法，我认为值得商榷，如“大力削减验证性实验学时，力求增加实训学时”、“减少实验对理论的依附性”、“实践教学不能成为理论教学的延伸”、“实训可以替代实习”等。
实训是形成专业能力的重要环节。推崇实训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此而贬低其他实践环节的功能，甚至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那就值得探讨了。
验证式实验是掌握理论的必需手段。同时还必须看到实验在建立科学的实证思维方面、在掌握基本的测试手段和方法方面、在参数测试、数据处理等方面都起到了打基础作用，对其他的实践环节和今后的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实习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和技术氛围，真刀真枪的技术问题以及工厂具体的人际关系和运行机制。实习对学生认识和把握工作世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当前高绩效工作模式所要求的，工作地学习与学校学习相整合的趋势。
（四）课程体系构建应遵循优化衔接、定向选取、有机整合和合理排序的原则
1．优化衔接
高职的课程体系构建，不能离开学生原有的学习状态，也就是说要考虑与高中阶段教育教学的内容相衔接，否则会出现重复或缺失的状态。
当前有二类衔接方式：教学单元衔接法和专业大类衔接法。前者以教学单元为基础。它是一种相互独立又各有联系的教学单元体系。在体系中，教学单元程度深浅可分为若干层次。例如英国的教学单元分成5个层次。各种技术教育的教学内容可以选择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教学单元组合而成。这样，不同层次的技术教育之间的衔接就可以通过教学单元的衔接来实现。这种方式较为精确。但建立和更新体系的工作量较大。
后者以中职和高职间的专业大类来对口衔接，虽较粗糙，但可操作性较强。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用此法。
在特定条件下，中职与高职之间的衔接也有用同一教学计划来实现的。由于使用专门制定的教学计划，因而，衔接情况也较好。
2．定向选择
课程内容是按形成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的需求，经过调查研究、专家咨询后，再综合分析加以确定的。因而，课程内容是定向选择配置的。这种选择配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教学内容的定向选择。例如美国社区学院的“技术数学”、“工业物理”以及德国技术大学的“机械化学”等，这些内容都是按专业要求定向选择的。
（2）教学内容间比重的选择配置。例如基础理论、专业基础以及专业技术三者的比重，也应根据专业情况，按照针对性与适应性统一考虑、合理平衡的原则加以确定。
（3）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比例的选择。这同样要根据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例如，智能型操作者、医疗技师与工艺工程师、农艺师的比例肯定是不同的。
3．有机整合
教学内容确定后，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是以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作为整合方向的。技术应用能力是由一些由知识和技能体现出来的能力要素整合成的。例如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技术应用能力，经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后明确是由8种单项能力要素组成。每一种单项能力又由若干课程来保证，如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是由“微机基本组成”、“操作系统”、“工具软件的使用”等保证。
4．合理排序
为实现整体优化，课程体系还须合理排序。因为知识与技能均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例如，“液压传动”课必定要在流体力学基础上才能学习；一些理论课又必须在一定实践基础上才能进行，如没有金工实习基础就无法教授“机制工艺学”等。国内外不少学校在确定教学内容后，常先制作“教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图”以决定教学程序。这样，既可以使教学以合乎知识与技能内在关系的合理途径进行，又可避免重复和脱节。
参考文献
[1]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版.
[2]Thome R..Bariley.“学校与工作的整合――教育及变革中的工作场所”，《Education through occopation in American High School》Vol..I.
[3]UNESCO“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21世纪的展望”，《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全》建议书，199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方式选择 综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一弛，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经济科学，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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