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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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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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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约瑟夫·熊彼特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其在1911年发表的成名之作。在本书中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新意。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的“循环流转”，然后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论文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n bsp;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 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 nbsp;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 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 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 等译校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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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4）.
关于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国内林业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在此专业发展方向上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专业老师师资力量薄弱，学生专业水平低下。
关键词：林业;发展;经济管理
1.如何快速壮大我国林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1.1我国林业经济管理模式中的弊端
林业经济管理学中还有很多的弊端。第一，师资力量不足。师资是一切专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专业没有师资就没有发展前景，熟话说好马配好鞍，同样的好的专业也要配备好的专业老师。但是我国大学都有的一大教学弊端就是对专业老师的培养力度不够，没有领会到大学的灵魂在于学校的师资力量，由于师资力量不足，严重阻碍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为了提高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我国经济管理专业老师主要从事有关林业生产关系和林业计划经济管理的教学和研究，但是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模式更多的向工业方面发展，同时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大，国家非常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入驻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强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以增强和提升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师资力量。第二，专业内容太少涵盖面太窄。教学内容太陈旧，不能跟上时展的步骤，专业内容很是落伍。林业经济管理学缺少以经济为本位的教育改革来全面提升人的素质的教育体系。同时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也缺少自己专业学科的体系，包括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
1.2处理林业经济管理模式问题的办法
为了全面改善我国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发展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第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师资队伍力量，努力提高师资教学和科研能力，这就要大学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学校进行专业知识的教授，还要帮助年轻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者到国外进行深造培养，除此之外还要积极组织召开国际性的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会议，促进和国际间的交流，开展学术专业研讨会，来提高我国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学术水平和能力。第二，建立完善的教师制度来约束，进而使得教师队伍师资力量快速提升。教师队伍要积极合作互相帮助，这样进步会更快。
2.结束语
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在此专业发展方向上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专业老师师资力量薄弱，学生专业水平低下。为了快速的发展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国家和大学必须联合起来各尽职责来积极发展此专业。
参考文献
1、资源概念拓展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周德群当代经济科学1999-01-15
2、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基础黄英娜,张天柱,颜辉武环境保护2004-08-25
关于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通过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措施进行探讨，得出在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创新发展模式，才能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
关键词：创新;发展;经济管理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构建知识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当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使产业发展迅速。这样就必须促使企业构建知识型企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给予员工尊重，通过提升组织团队的知识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导向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和优化企业运营流程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对终端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企业应当通过建立终生学习式企业的方法来稳步提升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水平。
三、结语
通过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措施进行探讨，得出在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创新发展模式，才能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企业要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要能够提升技术水平，更好地整合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这样才能在复杂和动态的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所处的行业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更倾向于个性化、节能环保等诉求。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必须提高组织团队的学习能力，构建知识型的员工组织，提升企业对消费者消费动态的认识，更快和更好地调整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使企业的经济管理满足甚至引导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考察了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动向，指出其具有低增长、不平等扩大这两个特征。在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经济进一步两极分化，而且80年代之前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有了扩大。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可通过收入（利润）的集中·高储蓄·高投资这一过程带来高增长及其成果的均分这样一种乐观论调相反，现实是造成了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看来，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及其发展状况并不可喜。
因此，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3年）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也是可以理解的。该报告将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称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High-PerfomingAsianEconomies)，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特征，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但是，在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和转而采取外汇管理浮动制所引致的波及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危机”这一背景下，已有人认为“奇迹”已经结束。
这样，现在便有了重新考察世界银行报告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好机会。
一、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
首先来看看世界银行报告的主张。如前所述，该报告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两大特征。该报告还列举了人力资本及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如此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有效分配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两点作为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上述意义来看，关于东亚经济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东亚经济只不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有效地利用了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机能”，正如世界银行总裁L·T·普雷斯顿所述，该报告所设定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东亚经济的成功与政府的关系，换言之，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根据该报告，关于东亚的高增长与政策的关系，有两个代表性见解。一个是查尔斯·沃尔夫和爱德华德·臣等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的见解，另一个是阿里斯·阿姆斯登和罗伯特·韦德等的“修正主义”的见解。前者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将市场机能摆在第一位，实施了发挥该机能所必需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另外进行政策介入。后者则主张东亚的经济成功与新古典派的模式完全不相符，而更符合政府以决定性的方法诱导市场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该报告认为上述两个见解都没能充分地说明东亚经济的成功，因此排除了这两个见解，而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3年版）所提出的“亲市场的方法”(market-friendlyapproach)。“亲市场的方法”认为，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发挥4个作用（确保充分的人力投资、为私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为国际贸易维持开放的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超出这些作用，政府干预可能会带来害处而非益处。该报告将这种亲市场的方法适用于东亚，新开发了“用于成长的机能性方法”的框架。带来人称东亚经济奇迹的“结果”（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的是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②资源的有效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成长机能”。弄清①基本政策和②选择性干预这两个“政策选择方案”对这种“成长机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才是该报告所要致力的研究课题。这就是附有“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这一副标题的理由。
作为东亚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总结道：①就东亚经济来看，应该说它们正确地实施了以稳定的宏观经济为主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基本政策，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生产率也不会提高；②无论东亚的选择性干预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否明朗，都在限制成本这一明确的范围内实施了该政策。并认为在东亚最重视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可能危害这种政策的政府干预或要改变、或已被放弃。最后考察了干预政策是否成功、东亚的干预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其结论是：①特定产业的振兴政策一般看来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不能作为参考；②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性贷款虽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但伴有很大的失败风险；不过，③出口振兴战略是比其他战略成功得多的政策性干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最有参考价值，因此干预是东亚经济获得成功的因素这一事实不能成为抵制必要的市场导向性改革的根据。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1)
《东亚奇迹》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及东亚经济研究人员的很大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心也是该报告设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其结论部分所主张的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展开了议论。
在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中，只有在日本的议论是重要的。也许可以将日本的议论总称为“日本式方法”（稻田十一）（表1）。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已根据东亚的产业政策（动态的比较优势）和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指出了市场原理的界限。石川滋提倡“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方法”（促进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原洋之介也很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和金融业者的中介机能）。而且都像白鸟正喜做出的恰当总结那样，假设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不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使市场机制没有起到作用的缘故，因此他们均驳斥了“如果政府停止市场干预，经济将会发展”这一前提的虚构性。
表1“华盛顿合意”与“日本式方法”的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稻田十一：“华盛顿合意与日本式方法”，《外交时报》，1997年9月，第18页。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2)
下面拟就我们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做如下3点叙述。
第一点是关于分配的公平问题。该报告叙述道，经济的高增长和收入的均等化已经并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其后的讨论。我们对东亚以GDP为基准的经济高增长（其统计的信赖性）并没有异议，但关于收入分配，却有很大的探讨余地。像该报告那样对东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进行研究时，长期保持同等质量且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前提，但关于收入分配，也因对东亚的收入分布的研究比其他地区晚，这一条件未必能够具备。为此，人们认为东亚的收入分配已经公平化的命题并未充分地令人信服地得到确证。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东亚当中，例如泰国及马来西亚等不仅没有出现收入分配的长期均等化动向，而且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例如，上述的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认为，关于东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且已经下降的老一套记述是错误的，东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乃至更为严重。因此，将经济高增长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当然的前提进行其后的讨论，这种研究方法尚有问题。
第二点是关于市场的失败(marketfailure)。该报告的确也提到了市场的失败，但那只是从政府主导对付市场失败（促进民间企业的协调行动及设定明确的业绩基准等）这样一种狭隘的角度来探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水和大气的污染、工业废物的增多、热带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这样的市场失败，联合国亚太经社
理事会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实际情况。《环境白皮书》（1992年版）也认为，“（东亚）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经济开发，并不断取得了成功。但却出现了因缺乏对环境的关心而破坏了产业基础的现象。工业生产中环境对策的缺乏、自然资源的过剩引起的掠夺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扩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仅追求眼前的利益、难以采取顾及环境的行动。另外，该白皮书还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关环境恶化时遭受损害的知识未必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及企业的责任和作用。尽管如此，该报告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这样并不能阐明东亚经济发展的全貌。
第三点拟探讨一下该报告设定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战后至今发展中国家开发论的变迁，高地康郎在进行广泛而出色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开发论占主流、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的状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其背景有：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负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交易条件恶化、累积债务和偿债义务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危机，作为其对策而提出的结构调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债务问题便遗留到了90年代。随后，如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其理论根据就是以市场机能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派经济学。这样，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的界限，也开始追求开发理论的新的展开。为了响应这个新的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正是亲市场的方法，将这一方法用于东亚而编写出来的报告就是《东亚奇迹》，这些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亲市场的方法中，虽然提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处于新古典派开发论的延长线上。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白皮书》（1992年版）已经做了驳斥。该《白皮书》坚持认为在亲市场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经济管理，不如说是属于社会投资的领域，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人们证明其没有害处之前总是有害的，但那离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最深刻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远。
这样，进入90年代后，如前所述，开发理论有了新的展开。即：开发理论的模式转换乃至人称复兴运动的情况的发生。
在探讨这一新的动向时，可参考英国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研究人员的见解。一句话，他们的见解就是从“华盛顿合意”到“新凯恩斯合意”。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约翰·托伊认为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复活是对战后发展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详细地回忆了以H·G·约翰逊和P·T·鲍尔等为先锋的反革命潮流兴起后、80年代迎来高峰期的经过。汉斯·辛格说，从“华盛顿合意”到战后的“新凯恩斯合意”这样近乎妥协的协议、这次又到包含环境、贫困的减少、人力资本及人权等新问题的协议，出现了钟摆不断往回摆的征兆—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新方法即是如此。
二、从“奇迹”到亚洲货币经济危机
据波尔·库尔格曼说，“华盛顿合意”的命名者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这意味着它是集中在既是美国政府的所在地、事实上也是全世界首府的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各种机构和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的领导者们所共有的模式。据说其定义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政策中的道德项目—自由的市场和健全的货币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这一信念。其想法是，只要让贸易自由化、让国营企业民营化、使财政均衡、将汇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经济起飞的条件就会具备。如果找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几乎毫无疑问地会马上得到回报。
上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评价道，接受“华盛顿合意”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是东亚各国及地区，在东亚当中，比起东北亚（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更加忠实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原则，政府没有干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施。S·松山们也说，虽说同样属于“东亚奇迹”，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及地区的当局在工业化中—尤其是在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列举了①东南亚各国与东北亚不同，一直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导向型的政策、②在振兴出口产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东南亚强调现在的比较优势，而东北亚则强调将来的比较优势、③东南亚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等，并导出了在全球化时代还是较为自由的、面向市场型的、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东南亚的产业政策一直得到世界性的支持这一结论。
但是，1997年7月2日的泰铢贬值和改为管理浮动制的影响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南亚各国，各国不仅出现了货币贬值、股价下跌，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退、就业不稳定、物价上涨等等）。以往的高度经济增长一下子转入经济危机，如前所述，其中也出现了认为这是“东南亚奇迹终结”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不能不令我们想起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生的墨西哥货币危机。目睹那场墨西哥货币危机后，驳斥了“新兴市场”的假象—“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这就是上述库尔格曼论文的宗旨。我们也根据始于泰铢贬值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在下一节探讨一下“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
三、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型工业化战略的界限
泰国的宏观经济在这10年期间（1985-1995年）取得了不斐的业绩。而且，这是在政府的作用比日本及东北亚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湾）小的情况下实现的。泰国历来以忠实于新古典派的原理、一直采取“慎重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而知名，对此，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但是，正如S·松山所指出的那样，引领这种高度经济增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以往泰国给人以很强的“大米单一栽培”的印象，但在这10余年期间农产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比率出现了逆转，工业制品已经占全部出口的80%。其变化之大，甚至连《泰国热》的作者帕斯库·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都说泰国在这10年期间成了“另一个国家”。
但就是在这个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实际上，在这10年期间，这回泰铢受到投机买卖并非第一次。1995年初，受到墨西哥货币危机的影响（“龙舌兰”效果），泰铢也成为了投机的对象，但那次影响只是一时的，而且很轻微。其理由有，与墨西哥经济相比，泰国经济的基本条件极其良好。事实上，除了经常收支赤字，泰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高增长率、高储蓄率、财政顺差、物价稳定）是良好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泰国发生货币危机便是不可预测的”（泷井光夫、福岛光丘编：《亚洲货币危机》日本贸易振兴会，1998年，第45页）。
那么，为什么在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呢？关于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说明。其开端是出口的低迷。泰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日本、新加坡等遭受了经济衰退，尤其是半导体不景气所造成的影响很大，而且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工资上涨了，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才培养则落后了，被中国及越南等后起的国家赶上，泰国的出口便停滞了。这时，不可忽视的是泰国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在1994年1月中国人民币贬值和1995年以后日元贬值的情况下，泰铢在汇率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随着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出现，在不得不进口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情况下产生出口低迷状况，这使泰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大幅增加到对GDP比超过8%的程度。泰国只好以短期资本的流入来维持这种经常收支的赤字。进入90年代后，泰国曾3次实施了金融、外汇的自由化，尤其是1993年设立了曼谷离岸金融市场，使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了泰国（据说曼谷离岸金融市场设立后至1996年的仅3年时间，其规模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为此，在不动产及股票等方面出现了泡沫现象，随着泡沫的崩溃，外资又流往国外。泰铢被大量抛售，再维持美元联动制已经很难了，不得不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国发生的货币危机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盟各国，其原因与泰国一样，这些国家也采取了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美元联动制。
根据以上说明，一方面有人就亚洲的货币危机提出了十分乐观的见解。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史蒂文·拉德雷特及日本的渡边利夫的见解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根据他们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只不过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调整局面，两三年内便会重新走上高度经济增长的轨道。就其论据来看，第一应该说是“外因论”，短期资本的急速流入是这次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改善金融体系并加以管理诚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如果一时的混乱平息了，恢复是很快的；第二，由于东亚出现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中国越南及缅甸等这种经济发展从中心波及周边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雁行形态的经济发展”，大概不久就会恢复到成长轨道上来。
以泰国为震中的货币、经济危机受到注目的一个很大原因如上文反复触及的那样，可以说是世界银行作为“奇迹”而甚赞的东亚各国的突然逆转。这些国家的货币、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产生了萨克斯和拉德雷特那样的乐观见解，而且也产生了悲观的见解。例如吴军华认为，即使1997年没有发生货币危机，东亚各国迟早也要面临调整局面，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东亚型发展模式”（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开发独裁型政治体制）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吴军华：“东亚发展模式的界限”，《周刊东洋经济》，1998年1月17日号）。
这里拟就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限度谈谈我们的想法。如前所述，引领泰国高度经济成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泰国等东南亚各国正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仅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曾有过为了摆脱80年代中期的、当时人称战后最大的经济萧条而采取或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意味着对外资大幅度缓和限制、实行有利的鼓励措施，一句话，就是对跨国企业实行“门户开放”）的历史过程。
其次，如果加上外国资本的引进及其促成的产品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需要引进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话，可以说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原本就是对外来冲击很脆弱的东西。就泰国来看，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其贸易依赖程度急速提高（从1982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89%），已经越来越依赖制造品的出口了。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骤增带来了进口的迅速增加，经常收支处于赤字状态，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嵌入泰国经济，通过抑制进口来恢复对外均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是关于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高度评价的东亚的“雁行形态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这种形态的发展中经济发展从中心向周边波及＝产生连锁反应，为此先进国当然必须转移到比较优势产业或高附加价值产业，使经济结构高度化。其特征是，如果转移失败乃至落后，就会以后进国的赶超所致的出口减少和外资撤退（往后进国转移）的形式使“成长的动力”减弱。从这种意义上看，亚洲货币危机最初在泰国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在东亚，泰国位于先进国及地区（日本、韩国、台湾等）和后进国（中国、越南等）之间，处于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等尖端技术型产业双方夹击的立场。
第四想论述一下汇率制。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要引进外资，就必须保持稳定的汇率，对东亚来说，还具有美国是其主要市场的条件，因而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固定汇率制）。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中，外资的引进和产品出口的扩大对其取得成功是不可欠缺的。但是，如果美元联动制下的外资引进没有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乃至没有使该政策发生作用，一般会出现外资流入国内需求增加通货膨胀发生实际汇率升值（国内外的通货膨胀差距率／名义汇率）的情况。换言之，资本的流入应该对进口有利而对出口不利，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的外资引进和产品出口扩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至泰铢危机发生之前，泰国的实际汇率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的倾向，实际上出现了外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扩大并存的情况。但这不外乎是因为在美元联动制下有了1985年的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5)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样一种有可能实现出口扩大的有利条件，有了这一条件，这种战略才获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条件失去时，即1995年以后转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时，泰国便从汇率方面迅速地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说，G5以后的亚洲的10年是“G5产生效果的10年”、亚洲的货币、经济危机可以看做是亚洲闯入了“G5后”的新时代，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如上面所探讨的那样，如果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高度经济增长的持续就是“虚构”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通过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所获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备了特别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所言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而且出现了“雁行形态的发展”、因此不久将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增长轨道”的见解抱有疑问。这样看来，应该以亚洲货币危机为良机、为了东亚经济的重新起飞、将以往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转换为“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主张是富有启发的。
结束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开发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开发》（1996年版）批评了仅以经济增长的尺度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以往那种错误的方法，在人类开发就是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进行人类开发的手段、向人们展开选择的余地这种主张下，不仅将经济增长的量，也把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作为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批评的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以下5种：
(1)没有工作的增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增长；
(2)残酷的增长＝经济增长仅使富裕的人们受惠、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
(3)不能出声的增长＝政治性镇压、独裁政治；
(4)不稳定的增长＝人们的文化认同消失；
(5)没有未来的增长＝现在的一代浪费未来的一代所需要的资源。
下面拟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基准，探讨一下泰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这是下一展中国家的榜样—的结构和质，以作为本文的总结。
马尔科姆·福尔库斯证实了泰国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期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恶化。根据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的考察，关于收入分配，①泰国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穷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扩大到了38倍；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确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却是惊人地少；80年代仅仅减少了1-2%，现在约有1200万人不得不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跟不上经济的突然繁荣；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扩大。由于农业的停滞（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从1981年的2.5倍扩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经济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环境破坏也很深刻，森林破坏和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为严重，在泰国，“生活的质量”已成了主要的问题。此外，就劳动力市场来看，除了从农村移到城市的“廉价的”国内移民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和被“违法”残酷使用的童工，劳动条件很恶劣。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劳动、健康、安全等许多方面来说，泰国的经济增长是“灾难”。
我们已经指出，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话、高度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的见解是“虚构”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有着上述许多矛盾；进一步说，“奇迹”是依靠国内的农业部门和低工资劳动等的“缓冲器”＝矛盾的缓冲器机能来维持的。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制度的重新确立。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左右下，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严格控制的公有制，甚至出现人I民公社这种违发展规律的畸形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我们又重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不否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所有制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经济制度的确立仍没有给予私有制以正当的和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它已经无法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当然无论是从令人头痛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社会主义的自身性质，我们都无法和不能否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地位，但是公用制的主体地位并不能代表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到了主体作用。在多年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下，我们造就了世界上最落后最无效的经济。除去在垄断行业的因素，公有制的作用还远远比不上只有二十几年寿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批判的的私有经济及其本质相同但更先进的外资经济。而后者正是当代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在公有制内部，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以及低效率问题已经严重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风险，而农村的土地经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后的八十年代又过一段发展，而现在则是危机重重。即使是长期不被所谓的“马氏”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集体经济，除了在八十年代捧出“苏南经济”模式而红火一阵外，最终败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下。而其当年发达的集体经济现在除了满足当地的就业压力外，毫无活力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继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再受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再向无辜的私有经济戴大帽子了，我们应该坚持对公有制的深层改革。只要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硬性分割所有制和规定各所有制的性质毫无意义而言。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间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作用在公有制特别是国企在短时间内所不能完成的。尽管在短期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和阶层的分化（这些我将进一步阐说），相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皆穷的境况莫不是巨大的飞跃。而过去公有制改革所实验出的集体经济，虽然也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严格意义上说，我认为根本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即使在宪法规定下，基层政府也无权使用人I民的资金，除非在完全意义上的民众自愿，否则基层政府的市场运作就有越权之嫌。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主体只能是它的参与者而非监督者——政府。所以，现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淘汰落后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适应发达市场经济的先进所有制制度，。
二：改革道路上的“三农”关。
无论是前任朱容基总理，还是现在的有农业背景的温氏政府，无不对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痛心疾首。湖北省监利的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因为上书总理“三农”问题而全国闻名。可见在中国国民经济繁荣的背后，农业潜伏着多么大的危险。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微不足道，但是农业作为新中国经济的母乳，其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必须得到最大的关注，这也是我将“三农”问题放在第二讨论的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也部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政府依靠残酷剥夺农业的产值来发展经济。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直至今日，农民兄弟仍默默忍受着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剪刀差。在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会对农业进行补贴，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现金我国农业的危险局面，绝不能归咎于农民兄弟的懒惰与无能，只能是我们自己政府的责任，而也必须由政府负责。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农业真的到了无法发展的境地了。农民除非是外出打工，否则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在农村，除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外，他们还要面对基层政府的压迫和尖锐的阶层分化问题。这些共同构件的农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头号问题。朱容基总理已经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如税费改革和粮食收购改革。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产权不明的问题，农民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脆弱的使用权又容易被专横的地方政府所剥夺。所以朱总理的改革只是涉及到一些皮毛而已。对于他的继任者温XX总理，我相信以他的农业背景，肯定能意识到农业的根本问题并对之进行实质的改革。我的期望是，
首先最根本的是对产权进行改革，使产权明晰。不能死守计划体制下的土地国有政策。既然国企改革可以出售国企，为什么政府非得独占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将其归还给其实际主人农民手里呢？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落实土地产权的同时，也应指定相应的土地产权法律。禁止土地的买卖，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别人使用，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得变化，这就防止了在农村的土地兼并以至导致社会动乱。
其次，要中国的城市居民向农民还债。国家完全免除农民的税费，其在财政上的损失可以由城市居民承担。在农业现行体制下，单纯的结构调整，农民的增收还是没有指望，而只有解除农民发展的负担，使其由初始基本进行发展。
再者就是涉及到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就是逐步取消农村的乡镇级政府，而逐步就是不能激进，要先在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再推广到落后地区。并且弱化农村的集体权力，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而在西方国家的乡村自治管理，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只能达到市级。这项改革，可以减少大批的冗员，并且直接减少农民受到的基层政府的压迫。同时也要建立公共事业服务组织和相应的联系机构，负责农村事物的组织，而非过去的政府的强行监督和硬性规划。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大包干”曾出现过农业的飞跃发展，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加大对农业的关住，推动农业的第二次巨大飞跃。
三：新经济下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
像我这么大的年龄，是无法想象我们的前辈们所生活过的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我曾看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中国》，他对当时的社会有具体的描述，我也不禁对当时人I民的生活状况感到万分惊讶。，相信年长的老师可能对往事留有记忆。尽管今日无论那个人是如何的仇富，对富人如何的咬牙切齿，他也不愿在回到当时那个社会下去生存。对于以前的“一大二公”的社会，无论当时的喉舌是如何的赞美，我们新时代的公民都应该坚决摒弃。
我们进行改革开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曾被我们愤怒声讨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我相信邓小平是伟人，并不是我认为他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的才能，而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领导者，第一次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付诸实施的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会让每个人在竞争中都成为成功者。除去不正当的制服手段，即使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也会因为个人能力和机遇的差异而使原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出现分化，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我极力回避使用“阶级”而替用“阶层”，就是不想国人在这一字之差上在造出多少无意义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分化是完全正常和必然的，但是在的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的多，而境内外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这种分化正在加剧。我国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便不时的发作几次，山西的“李海仓案”就是一例。不可否认，像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少数民间企业家在其发家过程中的确不那么光彩，但是民众所真正仇恨的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腐败管理者和滥用权力致富的官员及其裙带下的太子党，而这些人因为掌管着巨大的公权力，所以民众只能将愤怒发泄到无辜和脆弱的私营企业家身上。甚至在少部分“遗老左王”的教唆下，无助的民众将愤恨倾撒到改革开放上，竟然回忆起毛氏时代的平均主义来。而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无健全法制的保障下，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我认为这是仅次于“三农”问题的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相对与全力发展经济来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显然不够。在“八九”动乱以后。政府的注意力放在“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和惩治官员的腐败上。新一届的政府可能回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注意力。严肃认识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不能采取强力阻止它的发生。而是进行引导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税收差额对财富进行社会的再分配，加强税收的依法合理征收，防止人为特别是富人偷漏税。在财政上上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补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社会得到协调发展。而在现时中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国企老板和政府官员的监管，为民众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使公权力去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基尼系数接近危险值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尤为紧迫。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我们都要遵守一个曾废弃多年的基本道德原则——善待富人。
四：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危机与完善。解决所有制、“三农”以及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只是为今后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则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会长远，甚至会前功尽弃。所以要想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第一：人口压力和就业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但每年的新生人口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现在已经无人再相信荒唐的“人多力量大”的谬论了，但错误已经犯过，就只能是让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也将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大负担之一。我们的农村已经富余了几亿劳动力，而在城市，因为国企的改革，造成了大量的下岗职工。我认为在计划生育上，政府的职能已经得到最大的发挥，而现在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就业问题上了，现今失业问题的严重，责任不在社会为未提供足够的岗位，而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立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要靠社会的群体力量，社会应该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关注，而后者有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正常社会的发展应该照顾到最大群体的利益，而不是造成认为的对少数群体的漠视。
第二：教育科技问题和人才流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创造了世界上的教育奇迹，在科技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世界进行新技术革命时，我们却将宝贵的发展时间浪费在可憎的内斗上。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的现今教育水平和科技实力实在不容乐观，我们的高等教育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而我们的科学家院士，真正有实力的能有多少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发达国家的生产车间。但是实力并不只靠口号喊出来的。朱容基总理对教育的漠视是他最为人所诟病的施政污点。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精英，最后被美国全数收割走。而这种人才流失最让人痛心，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谴责大学生的忘本和不爱国。他们也会在北约轰炸我大使馆后满街的示威游行，只不过骂完美国人之后，毕业来临时，还是觉得美国似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说他们无情吗？只要祖国的需要或是有优势吸引他们回来，他们也会义不容辞的回来尽力的，曾经有人呼吁禁止大学生出国，但是若真的这样，人才在他不能发挥的地方，只会是对人才的更大的浪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改善国内的人才发展环境，特别要注重高科技的发展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不能因为某个学者写几篇抄袭文章或大批判性质的文章就给他评个院士当。只有占据新科技的前沿，才能在新世纪的新经济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能源压力和环境压力。
估计现在很少有人能记得五十年代的“大炼钢”运动，那次荒唐拙劣的政治表演除了炼出一大堆废铁废钢外，还消灭了无法记数的树，直至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机器恶劣的影响。如果五十年代的人是因为政治狂热而做错事可以谅解，那么在新世纪，我们仍在做这些自掘坟墓的事，那就是不可原谅了。但现实正是如此，我们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宝贵的能源和破坏着脆弱的环境。，我国现在的能源消耗已经在世界前列，而我们的单位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我们自诩的地大物博的祖国，也已经无法承受我们的消耗了。我们必须要改善生产技术，节约宝贵的能源，使对有限能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同样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多少是以牺牲环境的代价而做出的，我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在我的眼中，居然没有见到一条河水清澈的河流。对于环境问题，政府也是心急如焚，对以前的政策失误痛心疾首。我认为，在环保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他们也与过严重的环境污染，但后来无不得到有效的治理。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步增大，我们已经没时间在浪费了，否则真是愧对子孙。
五：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为一名大学生，对我国的政治改革当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八九”学运之后，对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基本上已经完全陷入了停滞。而我们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的极权政治体制仍为文明国际上所指责，除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之外，他们的指责还是不能一概否定的。计划经济之所以会输给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资源配置上和生产力上的无效率，其维系基础的计划极权政治体制落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说，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的竞争和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必须完全透明的，不存在当权者和拥有和决策者良好关系的人在竞争上占有任何的优势。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建立发达的完善的优势运行经济作为发展的模式，相应的我们必须同时也应建立健全的法治社会。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说，使经济就是民主经济，这个词和自I由一样，在当今中国好像没有它本来的意思。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除去极少数的食古不化的“左王”外，相信社会包括所有的大学生都不会再囿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和民主保驾护航。而在市场经济下，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和理性判断。在上世纪主政时，曾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后来因为“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而中途夭折。其后的几届政府，在政治改革上都小心翼翼，没有深层的改革。即使是后来朱容基总理的精简冗员和乡村基层直选，也只是动皮毛而无伤胫骨。而外界对于新一届的胡XX政府的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期望，也因为胡主席的“七-一”讲话而破灭，讲话只是强调了他的前任的“三个代表”思想。不论现任政府的沉稳有多大的深层原因或是苦衷，但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政治改革对现行的落后政治体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现行体制脱胎于计划体制，其僵硬的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会勉强维持，但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其弊端便暴露无疑。当今社会严重的官员腐败、司法腐败以及决策失误等问题可以完全归咎于僵化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但是就在他们的制度下，官员受到真正的制约。反观我们的官员体制，其制约的功能只在上级官员手里，这就必然会造成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对于治理中国达五十多年的中国共X党来说，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民众的素质和国家的国情，我们不会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实行多党制，但是为了顺应世界的潮流，应该改变党对国家的管理方式，而执政党也必须加快自身的转变，由先前的革命党转化为全民执政党。我们应该坚持总书记的党政分开的改革，党负责对政府的监督，而政府的具体事务党不必进行参与。再就是实行新闻自I由，开放报禁，允许民间自I由办媒体，使新闻媒体能真正成为第四权，起到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作用。还要以基层直接选举为起点，逐步在市级和省级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淡化党的组织部门的选干作用。要尽快建立独立的拥有高度尊严的司法制度，健全国内的法治环境，以真正杜绝官员的腐败现象。一相情愿的吹嘘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只能是自欺欺人。民主、自I由才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而因为少数人的利益坚持固有的落后集权政治体制，总有一天会葬送我们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
为了使围场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本着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和自然资源的原则，结合当前农村产业化建设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相应地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科技、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也要编制行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切实做到统一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行各业协调发展，避免单打一，孤军作战。尤其是对较大的新上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全面的勘查设计，开展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召集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对于举足轻重的重大项目，完全有必要进行全县范围的在讨论，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进行全面论证，尽量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无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影响生态平衡的工程项目，更不能搞边呈报、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的“四边工程”。并根据社会、经济、自然和市场需求，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合理利用物质流、信息流、科技流、妥善调整处理好农、林、牧、工、商、贸、科技等诸业之间的比例和发展重点，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企业和涉农企业的改革，推行普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地提高农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当前侧重发展林业，以林草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如果在既无草又缺肥缺水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牲畜数量，必须出现夏恢复、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俗话说的好：草肥水美则牛羊壮。所以，大力发展林业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林草发展了才能为牧业提供充足的饲草和水源；林业牧业发展了，也就为发展农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业、林业、牧业的发展，也就为发展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条件，进而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推进经济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变革时期。围场地处塞外，曾是清代著名的皇家猎苑，开围较晚，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围场的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建立生态户，生态示范园区、生态农林场、生态村、生态乡、生态镇、最后把整个围场建设成生态县。在产业化方面，应在玉米、土豆制种、时差蔬菜、水稻、麦菜两茬等高产高效产业、小杂粮、山野菜、时差菜、林业及林副产品、山野味、土豆加工、牛、羊、兔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大做文章。在市场建设方面，依托棋盘山大牲畜市场和四合永、腰站蔬菜批发市场，加快市场建设步伐，特别在畜产品较多的西三区建立牛、羊、马、驴、骡综合交易市场，同时市场所在地乡镇政府、乡镇经委要与工商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国内增强围场农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县外贸部门和赵海楼、刘景文等养殖大户强化出口，将围场农产品、土特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3林水结合，强化林业与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山区，它不仅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原料，还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防汛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功能。同时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场所。人类的愚智，在绿色植物面前分得十分清楚，你掠夺它、毁灭它、大自然就会对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进行无情的报复：你管护它，珍惜它，它就让人们和你的子孙后代受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把绿化和保持水土放在重要地位。林业与水利的有机结合，是振兴围场经济的基础条件，林业水利上去了，围场经济也就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与人类息息相关。水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全县8.1万公顷耕地中公有1.4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9%，83.1%的耕地仍然是望天收。因此，水是制约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围场的水利事业，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围场水资源，为农业业和国民经济服务。重点建设三种类型的水库；一是森林水库。利用林草涵养蓄积水源，进而平衡河川迳流量，变季节性河流为常年性河流。二是工程水库。通过修建小塘坝、中小型水库拦蓄大气降水，以满足工农业业生产的需要。三是土壤水库。通过修水池、水窖、鱼鳞坑、水平沟、梯田、条田、台田储蓄雨水和不失时机的进行引洪淤灌、春灌冬灌，尽可能的让土壤多储存水份，以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如今围场每年约有0.7-1万公顷土地利用冬季固体水库蓄水进行冬春灌，效果非常好。
4深化畜牧业改革，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
围场的畜牧业，一直是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方式，长期以来在草场建设上重使用，轻建设；在养殖上重数量，轻质量；在经营上重发展，轻管理，忽视了对草场的保护与建设。围场草场产草率和承载率均比较低，每公顷草场年出肉率公11.25公斤。而一些先进国家，每公顷产肉率最高450公斤，最低的也是220公斤，是围场每公顷产肉率的20-40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科技含量太低。所以必须普及和推广适用的养殖技术，强化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调整优化好畜群结构，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进而提高围场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5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
据统计调查表明，全县29.6万名从业人员中，仅有1.2万名为高中和中专学历，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95，而大专以上的仅116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0.04%。也就是说，围场农场从业人员中，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6.01%。农民科技人员全县939人，占全县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32%，全县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2078人，占全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7%全县非农业乡镇企业人员素质也不高。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为159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8.4%初中文化程度4890人，占56.4%小学及以下文化的2182名，占25.2%。初中和初中以下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6%在美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大学学历占46.5%，中专点44.6%小学为8.2%，文盲和不明学历占0.6%。目前，围场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围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古人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纵观古今，国家的兴亡，事业的兴衰，事业的成败，核心问题是人才。为了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使用现有“显人才”挖掘“潜人才”；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县职教中心、县技校、县党校、县农广校、县电大和乡镇夜校以及社会学校培养好18-30岁的从业人员，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做到全县30岁以下的农民每人要掌握1-2门实用生态技术。对已毕业的初中生，县教育、人才、劳动人事以及农业、畜牧、水利、乡镇企业、科协、科委等部门要统筹按安排，分期分批的进行生态和环保专业技能培训；对在校的中学生要在乡镇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增设半年到一年制的技能培训，提高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只有农科教统筹，正规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短期教育与专门技能培训结合，才能从跟本上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只有全民生态、环保等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围场经济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6结语
关键词：水利经济
论文正文：
水利经济与发展
1、水利经济的涵义
自古以来水利就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然而水利的重要性却是在人类生产、生活、社会活动过程中不断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被认识、重视的，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水利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体现出来的。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和杜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保证。水利的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己成为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的必要保证。基于对水利重要性的逐步加深认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地位，并把水利摆在基础设施的首位，客观而正确地反映了水利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基础产业是根据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划分出来的一类产业。它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并对其它产业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的产业，缺少了它，其它产业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水利包括防洪、治涝、防风、灌溉、水电、水运、城乡供水、水土保持、水利环境、水利渔业、水库综合开发利用、河口治理、海涂围垦等。水利产业是一个包括多种生产活动的综合经济体。水利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1地位的基础性和广泛性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水利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切生产和人民生活都离不开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水利产业提供水源保证与防洪、防潮的安全保障。
1.2服务的公共性和效益的社会性水利产业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特定产业、部门或区域服务。水利产业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效益的社会性。
1.3效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水资源是一种可供多目标综合开发利用的资源，兴水利和除水害关系到地区和国家的全局。因此，水利的建设和运行必须着眼于整个国土开发，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创造协调的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1.4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水利工程较多地受限于自然条件，其工程往往复杂而且艰巨，影响面广，工程量大和投人多，建设周期长，建成后一般都能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益。
1.5发展的先行性和超前性水利产业既是其它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先行和超前发展。对于其它产业部门，不仅在供水、供电等方面要提前进行，而且在减免水早灾害等也应防患于未然。
按现行政策，水利产业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如防洪、治涝、防海潮等，属非盈利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直接的经济收人甚少，需政府拨款支持;第二类如灌溉、排水、城乡生活供水、水运等，属半公益事业，应实行有偿服务，逐步做到自我维持;第三类如发电、工业供水、水利渔业和水利综合经营等，属于生产经营型企业，应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转。
第一、二类属于事业性质，第三类属于企业性质。将水利定为基础产业，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水利的基础地位被肯定了，基础要超前建设，国家和地方对水利产业相应地实行倾斜政策，加快发展。
随着水利经济的发展，水利经济作为一个学科也随之产生。水利经济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上来说，水利经济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水利经济分析计算，研究水利设施项目的经济效益，为水利技术政策、技术措施、技术方案的制定和抉择提供科学依据;从水利基础产业的发展壮大来说，水利经济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照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行经济评价及财务评价，为管理、发展新项目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
水利经济研究的内容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理及经济效益分析方法在水利经济中的具体应用;②水资源的科学配置、开发利用和发展战略，以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③区域规划经济，包括流域、地区和跨流域调水等水利规划方案的可行性研究;④防洪、灌溉、排涝、发电、水运、供水等各类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综合经营的经济效益的计算和评价;⑤发展水利的经济政策;⑥提高水利事业整体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措施。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提高经济效益无疑是发展水利经济的核心问题。水利作为基础产业又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公益事业，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但是，在过去长期为农业服务中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一般水利基层单位的收益往往不能维持必要的开支，要靠经营副业来补充经济收人，而且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待遇很差。这样，水利基层单位一方面要保证除害兴利的公益性服务，另一方面又要自己养活自己和补贴水利设施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从而形成了水利行业独特的经济模式。今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利由为农业服务扩展为对整个国民经济服务，水利作为基础产业当然要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实行自我维持、自我发展。近几年来，在深化改革中，明确除害兴利为主要职责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各级水利经济实体通过开展综合经营、综合服务，走向社会，在竟争中不断发展行业经济实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为加速水利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改善水利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待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水利经济效益的评价
水利产业也和其它产业一样有投人和产出。然而，所不同的是水利的产出还包括着兴利、除害、减灾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难以用货币来估算的，而且这些作用往往不是即时取得效果，多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水利产业所固有的这种特殊性，往往不容易直接被人们所认识。这决定了对于水利经济效益不能简单地以其货币收益来进行评价，而应当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水利产业的货币收益可以直接按照经济学来计算其投人产出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则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只能从它所起到的作用来评价，既要估算有形效益也要估算无形效益。同时还应认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节奏加快，今天对水利的投人，几年后所产生的效益往往不是按算术级数增加，而是按几何级数增加。
以梅州市为例，梅州大堤原每年维修费100多万元，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而1986年7月的洪水超过20年一遇，造成垮堤多处，市区直接经济损失达8仪旧多万元;而现在梅州大堤按抵御1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加固改造，投资2.5亿，捍卫国民固定资产就达180亿元，捍卫市区人口36万。今天投资2.5亿，按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加固，几年或几十年后，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范围内所捍卫的国民固定资产就不再是180亿，而是几百亿，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元。
因此，水利的经济效益不能简单地以货币来衡量，应从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和作用去理解和评价。水利的经济效益不但体现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社会发展、实现治国安邦和促进改革开放方面，而且是稳定水利职工队伍、巩固水利基础产业，实现行业脱贫、职工致富和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
没有水利这个基础，就没有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四化目标就会落空。发达的经济要有发达的水利。发展水利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实现水利产业化的需要，是提高水利良性运行能力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加快水利的发展，充分发挥水利的基础作用，就必须大力发展水利经济，提高水利经济效益。
发展水利经济是发展水利的必要保障，两者是统一的。水利作为基础设施要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完成防洪、治涝、灌溉、抗旱、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等社会公益性任务;水利作为基础产业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以水利工程为依托，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业，因地制宜发展水利经济，引进市场机制，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要把水利建设、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水利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水利经济要覆盖整个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一切兴利除害过程的经济活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要求我们在水利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部门中，也就是说从水利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等各个方面，从防洪抗早、农田水利、供水、水电、水土保持、水文等各个领域，都要树立水利经济的意识。
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同时考虑水利经济，而发展水利经济必须有利于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利经济工作和水利工程建设一样，都是我们水利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承。当前国际社会对水利的评价原则是：水利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水的调蓄能力反映国家的应变能力;对水的保护开发能力乃是国家的发展后劲所在;对水的开发利用程度标志着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水资源供需失去平衡会导致国家社会经济的波动;水环境和水质的优劣直接反映国家的文明和人民健康。由此可知，没有发达的水利，也就没有发达的经济。因此，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战略眼光来全面分析、评价水利经济的效益。
3、水利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要适应形势发展，把水利经济的发展工作搞好，笔者认为应从下列几方面努力。
3.1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努力把改革和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3.2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科技成果及其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诸如价格原理、弹性分析、成本原理，以厂商原理为根据的定价方法、乘数效应、宏观财政政策、工资物价指导原则、经济增长原理、经济发展原理等等，对于我们进一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利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3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必须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我国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山区与平原情况千差万别，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也不存在绝对适用的具体发展战略。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具体工作的思路是五要：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改造挖潜要效益，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政策法规要效益。结合我省的水利实际，广东省水利厅1991年8月提出工作要做好，经济要搞活，面貌要改变的方针，并强调工作搞不好是失职，经济搞不活是失策，面貌不改变就会失众。经济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工作好、面貌变的物质保证。实践证明，哪里大力发展水利经济，注重经济效益，那里的经济就活、队伍就稳定，水利建管工作就做得好。相反，哪里对水利经济不重视，单靠吃大锅饭过日子，那里的工作就上得慢，面貌就改变不快，缺乏生机活力。
3.4结合本市实际，抓好下列工作
3.4.1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大力推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市水利经济单位还有21.5%的单位亏损，有的亏损额还较大。因此，要下大力气抓好内部的管理机制，以提高单位(企业、项目)的效益。
为此，第一、广泛开展学习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验。我市平远县水电水泥厂等，通过学习邯钢经验在节约开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第二，抓好产品质量，以名、优取胜，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这样，优胜劣汰。第三，加强产品的营销工作。在信息万变的今天，若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的营销方法，就是再好的产品也难于获利。第四，选配好经济实体的管理人员。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水利佬中也有经济能人，从1996年我市水利经济营业收人达6亿多元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要公开选拔，把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3.4.2抓住机遇，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握时机，利用自身的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以少的投人，争取大的收益。
第一，继续抓好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电站建设中装机较大的西阳电站、双溪电站、斗晏电站、瓜洲电站等都正在抓紧施工，有的已试运行投产，这些电站投产后，将对我市水利经济起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抓好三高农业的发展。我市水利系统已种有水果1o67hmZ，197年大部分已进人收获期。要加强科学管理，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在品种结构上实行长、短结合。我市水库渔业潜力很大，水库可养鱼水面2797hm2。
目前要大力发展渔业需抓好如下几点：
一是要加强管理。我市水库养鱼投人少，管理差，自流状况严重，平均单产才6.48kg。要从粗放粗养转向精放、精养，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不断提高产量及收人;
二是列人一库制(每个县抓一个示范水库)建设。要做好规划，因库制宜，或大水面养殖，或网箱养殖，也可拦网养殖等;
三是搞好水库立体开发，种果(茶)、养鱼、鸡、鸭、猪等，有条件的水库要注重发展旅游业;四是广泛筹资和采取多种经营方式。职工投资，按股份合作，职工承包;也可利用外资，实行租赁承包。
第三，用好、用活政策，强化政策性收费。近几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水利事业的配套政策。要依照政策、规定，抓好堤围防护费、水资源费、采砂管理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水利行政性收费。同时，要继续抓好水费、电费的改革，逐步实现按成本和合理利润计价收费。
3.4.3加强行业管理，加大国管工程单位的脱贫力度随着形势发展，水利经济需要一个部门来管理。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各县(市、区)都要相应建立、健全水利经营管理科、股。各级水利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做好规划、协调、扶持、监督、指导、服务工作。全市原有一些不自给的国管工程单位，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6年底已有18个单位实现自给，年人均收入达6000元以上，尚未脱贫的国管工程单位要尽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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