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目经济的孕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经济发展经历了四种形态——农业经济、开放经济、生态经济、项目经济。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进过程。
江西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悠久的耕作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农业成为江西的一大优势一大品牌。受计划经济、传统经济和比较优势理论影响，新世纪之前，江西省委发展经济的主战略是大力发展农业，为国家提供更多样更丰富更优质的农产品。以农业为主战略发展农业经济，确实提升了江西在中国农业格局中的地位，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先行地区解决了农产品的后顾之忧。但由于农业成本的不断增加、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偏低，使农业经济并未给江西带来多大的实惠。一车猪换不回广东一车水（健力宝饮料），一车大米换不回广东一车冰箱。残酷的现实，迫使江西开始在危中求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恰在此时，一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知晓改革开放操作的领导干部相继调入并主政江西。经过调研，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有较好基础的江西之所以落后，关键在于思想保守，体制机制陈旧。于是，江西省委果断地提出了对接长珠闽，承接大辐射，建好后花园，以大开放促大发展的经济主战略，简称大开放战略。这样，在2000年时，江西出现了第二种经济形态——开放经济。
的确，以大开放主战略发展开放经济，给江西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体制机制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变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变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本、企业、产业涌入江西，一时间，江西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开放经济使江西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江西人以自信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受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影响，上世纪后期开始，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一轮产业调整的浪潮。一些产业在本地壮大、兴起，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认识的缺失和需求上的饥不择食，使部分高污染、高能耗、技术设备落后的企业进入江西。“垃圾型”企业造成的是能源过度开发、环境被污染、好山好水好空气遭破坏。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伴随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国人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成为国人的共识，生活观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重视绿色环保消费。在此背景下，江西省委大度、前瞻、理性地提出了生态发展主战略。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经济发展中，重环保，重科教，重节约，重质效，重长期。这样，约从2004年开始，江西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形态——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投资增加、人流增加、消费增加等多重经济效能。
从纵向看，三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使江西经济实力大增，江西人收入大增，江西人民群众的生活大改善，江西经济社会大进步。但是，从横向看，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却在扩大。发展水平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的1．86倍、中部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经济总量差距拉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3、29．06和20．63，到2007年分别为59．27、23．36和17．3。区域收入差距较大——从各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2008年1－3季度）来看，2万元以上主要是东部地区，其中北京38977、上海35639、天津26660、江苏21850、浙江23294、广东23188，而低于1．5万元的主要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黑龙江14620、江西14993、河南14329、海南14850。[1]
面对差距扩大、处境被动的局面，作为拥有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市场优势的江西该怎么办？2008年初，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宜春市考察调研时，就加快江西省县市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但是有一条，你要是没有项目，就别到我这来汇报工作。你战略制定得特别好，发展思路也特别清楚，经验也不少，就是没有项目，没有发展，这不行。在一定程度上，项目是衡量工作水平的标志，是工作的结果，是抓经济的积累，是有本事的体现。”[2]而后，苏荣书记在许多场合（会议上或视察中）就发展项目经济的必然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就必须抓项目。项目是经济工作的基础，是搞好民生工程的关键；项目是财源，是发展的后劲所在；项目建设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就没有后劲，富民兴赣就是一句空话；有项目才有资金流，才有就业，才有财源，才能推进三次产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项目建设不仅关系当前，更关乎长远，要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做大总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随着江西省委以项目为抓手，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的提出，从2008年开始，江西出现了第四种经济形态——项目经济。
项目带动战略的提出，既是对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符合欠发达地区实情的客观需要。在各地千方百计抢抓机遇发展自我的今天，欠发达地区希冀在最短时间赶超发达地区，就必须高起点、高质量、高速度、成规模地发展经济。福建石狮的起步，源自于家家户户的原创小项目；苏北贫穷市——宿迁的崛起，得益于大量的引进项目；江西省分宜县双林镇之所以一年财政收入过亿元，得益于“中国草”——苎麻项目；人口不多、资源不足、地理位置不优的江西省上高县，近年发展迅猛，得益于一批本土和外地的项目。
二、项目经济的概念
项目与项目经济有区别有联系。项目，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概念。约翰·宾指出：“项目是在一定时间里，在预定范围内需要达到预定质量水平的一项一次性任务。”[3]在建筑学上，“项目是指那些作为管理对象，按限定时间、预算和质量标准完成的一次性任务。”[3]在分类学上，“指事物分成的门类，如服务项目、体育项目、建设项目等。”[4]在哲学上，“项目就是主体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整体性工作。”[5]项目经济的核心是项目运作。项目运作是个系统，包括开发、包装、引进、合作、培植、扶助、嫁接、保护、整合、推介等要素。
在表现上，项目具有多样性。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企业、产品、工程、生产要素等。项目的多样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树立春天意识——行行兴旺、业业繁荣、品品充裕、人人有为，只要不违规不违法，只要有市场，不管什么项目，都要争要上，都要发展好。在状态上，项目具有集合性。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集合体——由生产要素（如资金、信息、技术、土地、劳动力等）和政策、法规、文化等要素构成。项目的集合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树立整体意识，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优化要素，合作共赢。在品格上，项目具有优质性。项目本是建筑术语，原指建筑工程（桥、路、房等）。质量是建筑工程的生命和品格，质量不合格的工程是废品，其生产行为是浪费，是犯罪。项目的优质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树立质效优先意识——企业赢利、政府增收、百姓满意、社会和谐，懂经营，投真情，讲细节，重标准。
三、项目经济的哲学依据
多样性、集合性、优质性特点，决定项目经济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同时，坚实的哲学依据使项目经济更具有科学性。
一是主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尽管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但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承担者、完成者、进行者）。离开物质这一主体的运动都是乌有。项目经济是社会运动发展的主体，谁抓住了项目经济，谁就有主动权、主导权、制控权。二是主要矛盾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复杂事物中存在许多矛盾（关系、要素），其中起决定作用、居支配地位的矛盾（关系、要素）叫主要矛盾。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发展千头万绪，其中项目经济是其主要矛盾。三是经济基础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方向，决定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程度。项目、项目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载体。
[参考文献]
[1]白津夫．区域协调战略升级[EB／OL]．中国新闻网，2009－03－16．
[2]傅云．苏荣书记在宜春考察调研[N]．宜春日报，2008－01－06．
[3]徐莉,赖一飞,程鸿群．项目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气候政策(1)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剖析了经济学原理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在总结西方流行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评估、预测、分析方法和模型的前提下，回顾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结果，特别分析和强调了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特点对经济模型和政策设计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基于市场的政策选择。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 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 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 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 。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评估环境效益，在各种市场扭曲或是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确定成本，在不确定下做出政策选择，而且允许在政策上反映灵活性。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气候变化经济学对气候和能源政策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对于一些主要变量提供的信息对于指导决策是非常有价值的，也使得许多政策能够在实践上保持有效性。针对理论和实践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在不断改进模型的基础上，加强排放政策和技术政策的综合研究。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7)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比现在增加57％。从2003年到2030年全球在能源设施方面要投入160万亿美元的资金。经济学家如何很好地回答有关气候变化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气候变化政策和技术选择提供决策支持，将会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和投资的后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危机；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的就业将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随着高学历就业人数的逐年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就业人员综合技能要求的提高等客观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加剧了本不乐观的就业形势。据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610万人，比2008年559万增加了51万人2007、2008年未就业的毕业生同时会挤压2009年毕业生就业空间，高校毕业生成为了继下岗职工之后最受关注的群体。加上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行宣布破产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散，在整体环境堪忧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巳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无疑，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就业政策、制度滞后、就业环境不理想等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大学生自身在思想、观念和素质上存在偏差，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从主观方面看，就业价值观上存在的偏差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观现状，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科研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经济危机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现实表现
就业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需要与客观事物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关系之间产生一种关于职业与就业行为的观念，也就是大学生对就业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评价、决定取舍的思想观念。它是大学生就业过程内心的”指路灯”，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精神和物质生活行为，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包括就业价值目标取向、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就业价值实现手段等方面。
(一)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社会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自我价值只有通过社会价值才能实现，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理念。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当经社会，到处充满了残酷的竞争与淘汰。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自己去迎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在严格地挑选着每一个人。这样，大学生不仅面临狭窄的就业空间，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抱怨社会的残酷。日益扩散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加剧了这种现实。
当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时，当代大学生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又陷入了追求自我价值与追求社会价值的矛盾之中。有些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念比较淡化，择业时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实际物质利益的得失，个人主义倾向较严重。另外，还有不少大学生在择业价值观上崇尚自我，推崇的是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的营造。他们对就业问题观察与思考的核心，是个人中心论，至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只是兼顾考虑。
2009年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个人选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择趋务实，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由此可见，个人发展前途、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是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目标取向之一，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目标的追求主导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
(二)就业价值评价标准明显呈现出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就业价值评价是大学生就业价值观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大学生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对自己或对他人的行为或客观事物进行善恶判断和评论、表明褒贬的态度。大学生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又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约。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冲撞，面对这些，即将踏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扬弃什么。
社会现实的急速变化使大学生在就业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如在肯定以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标准来判断个人价值的同时，又时常不完全以对国家有所贡献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种就业价值评价标准选择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充分反映了部分大学生在标准选择问题中的复杂心态。
大学生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大学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现实的就业困境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学习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摆脱经济困境，更多地寻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让很多人只要能找到工作，有口饭吃就知足。哪里还能想到把为社会发展作贡献作为就业的第一目标。可以这样说，是现代社会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偏激浮躁情绪导致了大学生就业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理想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已使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或急功近利或单纯务实而走向平庸肤浅。
(三)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产业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其他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际就业形势实在的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这无疑给大学生们重新思考自我、实现自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选择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就业机制发生了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也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要求而做出了相应改变。随着大学生的就业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各层次和各行业的岗位都成为毕业生的选择对象，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自主创业正在为广大毕业生所接受。
然而，我们要看到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使大学生成为就业市场上最直接受害者。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甚至个别行业全行业的校园招聘计划都大幅度下降，实质招聘的比例也大打折扣，这使得原本就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找。为了在茫茫的就业大军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跻身于人才市场，参加各式各样的招聘，勇于在企业面前施展所长，推销自己，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谋求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当然，随之而来得问题值得关注，部分大学生注重表面功夫，忽略素质提高；拜金主义倾向；缺乏良性竞争意识；就业道德缺失，诚信意识淡薄等。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毕业生为了获得称心的职业，争取在竞争中获得胜利，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标准，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弄虚作假。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有单位就签，不如意或者有更好的去处就随意悔约，契约意识淡薄。这些毕业生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缺失诚信，不仅降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信任度，而且影响着学校的声誉，甚至波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群体，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培育
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变化，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客观上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相适应的，又是全新的，尚处在变化之中。如何在这种变动中把握住大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剔除非理性的影响，减少价值选择的越位与角色迷失，则是推进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重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就业价值观的偏差，会带来情感上的分离和行为的偏离，影响就业的心理健康，并导致就业不成功。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需求，以及大学生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
(一)强化理想信念导向
理想信念是人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未来远大价值目标的自觉意志和持久观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他们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
信仰是价值观的核心。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倾向，容易使大学生陷人物欲的陷阱，迷失方向，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正确导向是十分必要的。要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还应该具有一种精神；人不仅要求得到物质的满足，还应该有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人不仅是为己的，还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就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始终帮助大学生认清、理解并使之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特定性和具体性愈加明显。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有一个内化的、长期的过程，其终极目标是使大学生逐步形成把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要求相统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日趋务实、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更加愿意接受突出自我感受的教育方式，这表明大学生日益关注自身的主体地位。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身心发展结合起来，采取贴近大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教育形式，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倾向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要把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与解决实际就业问题相结合，寓教于服务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另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要尽可能多地创新、创造条件，为大学生的就业社会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机会，鼓励大学生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结合大学生自己的专业和特长，融入现实社会生活。使他们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从中拓展自身的全面素质，从而，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二)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称之为民族精神，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则指的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代表人们精神世界主流，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改革、创新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整个国家面貌和全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30年，在这一伟大时代所形成的改革创新时代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成为激发人的各种潜能的精神力量。在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融入时代精神，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大学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能够引导大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培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努力做勇于和善于创新的先锋；激发大学生的精神潜能、发展潜能和创造潜力，增强大学生的生存力、竞争力和辨别力，培养大学生不畏艰险的创新勇气，提高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新的就业形势要求高校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以创新为特征的时代里，适应这种时代要求的人，只能是那些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人才。大学生要把自己从传统的“理论型”、“知识型”向“创新型”和“复合应用型”人才标准转化，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与挑战。
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是为了更好的与时代相适应、与严峻的就业现实相适应、与大学生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策略。笔者曾对所在学校兰帅l理工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被问及“如果毕业以后你暂时没有工作，你会选择什么时”，有51．1％的学生选择考研，选择创业的有25．5％，由此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的学生不知是因为深造还是逃避就业压力，但可喜得是有1／4的学生选择自己创业的道路。这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大学生适应时代能力，挑战自己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现有国家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有力影响。这就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时代精神的教育，就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培养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精神，就要引导他们将学习的理论主动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使创新不仅成为大学生的潜在意识，同时还要转化为他们的自觉追求。要培养当代大学生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观念、行动随时代共同进步。根据时展的需要，以党和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以提高就业竞争实力。
(三)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孔子在《中庸》中讲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大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得知，更重要的是修身。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理念是：我从事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是自己的，享乐也是自我的，但同时存在的一切责任亦需自我来负。这种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把生活中的拥有等同于、混淆于生命存在自身的价值之上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他人与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计划，但是你的人生目的的实现，不能妨害其他人的人生目的实现，你人生计划的实施，不能靠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每个人只有始终坚持我为人人的宗旨，最终才能达到人人为我的和谐境界。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对家庭负责的意识、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意识以及对全人类负责的意识。大学生是“社会人”，必然与社会环境进行物质、信息的交流，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面对未知的就业命运，社会物质利益的诱惑，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通过教育和培养，使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确的荣辱观是大学形成科学价值观的基础。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学生，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正确的荣辱观还为大学生树立了知荣明耻的道德新标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准则培育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建设设定了不可动摇的新坐标。我们的就业观培育在注意大学生的经济需求的同时，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疏导与激励，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导下，引导大学生重建生命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一方面，对大学生进行生命和安全教育，使他们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感和人生态度，关注生命，热爱生活。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挫折，及时调节不良情绪，懂得即使输掉一切，也不能输掉对生命的信念，保持积极健康的情绪，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勇敢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加强感恩和关爱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感恩，以感恩之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关爱他人、同情弱者、助人为乐。:
三、结语
我们发现,在某个细分市场上,以差异化战略领先的企业几乎同时是成本领先者,即能够在实现差异化优势方面成为或者接近成为市场领先者,同时在成本方面又极具竞争力。在充满竞争的多数行业里,即使竞争没有大的障碍,企业仍然必须努力同时实现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战略,不给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采取差异化战略并不是让企业忽视成本。在所有不直接构成差异性的各个方面,公司必须努力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等,或者尽最大可能接近主要竞争对手的成本。这是一种战略组合的方法。本文以差异化实现成本领先战略进行分析。
差异化战略又称别具一格战略、差别化战略,是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实现差异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如果差异化战略成功地实施了,它就成为在一个产业中赢得高水平收益的积极战略,因为它建立起防御阵地对付五种竞争力量,虽然其防御的形式与成本领先有所不同。波特认为,推行差异化战略有时会与争取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的活动相矛盾。推行差异化战略往往要求公司对于这一战略的排它性有思想准备。这一战略与提高市场份额两者不可兼顾。在建立公司的差异化战略的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很高的成本代价,有时即便全产业范围的顾客都了解公司的独特优点,也并不是所有顾客都将愿意或有能力支付公司要求的高价格。
差异化战略追求产品品质的优异化,创造独家所有,确保市场占有率小而投资回报率高;追求产品可靠度的优异化,稳定可靠标准化;追求产品专利权的优异化,以专利保护技术创新,以此区隔市场;追求产品创新力的优异化,技术第一,是最先进的产品;追求产品周边服务的优异化,创造特性和附属性功能;追求售前和售后服务的优异化;追求品牌的优异化,强调产品的品牌诉求。差异化战略最主要是产品差异化和服务差异化。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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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关键词：文化产业管理 文化产业经济学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166-01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2011年全国已有99所左右的高校开设了这个专业，目前全国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达136所，充分说明市场需求较大。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于2012年开始招生，主要学习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熟悉国内外文化产业的现状与动态，熟悉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管理方针、政策与法规的知识；具有文化创意学、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文化品牌学、策划学等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化产品创意、策划、设计、开发与营销能力和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等；但由于各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较薄弱，造成毕业生不能很好的满足企业的需求，更不能为服务企业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文化产业经济学》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之一，课程教学还存在教材内容体系仍偏重理论性、教学方式相对单一、案例教学技术和手段相对落后、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掌握并运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现实文化产业结构演变、文化产业组织更替、文化产业布局等经济现象，有必要在教学上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模式。而且由于是新专业，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也各有偏重，笔者正是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际，对《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改革探索。
一、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课程内容和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文化产业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应用经济学，是介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日渐成为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文化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文化产业M织、文化产业结构、文化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等，教学对象主要针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开设。该课程因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要求课堂教学必须立足于当前我国和新疆文化产业组织、文化产业结构、文化产业发展特点等实际情况，解决我国和新疆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1现有教材版本偏少，虽然理论体系较为完整，但是利用现有理论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与新疆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结合度低，理论与实践衔接性不强，学生接受比较困难。案例数量有限，内容较少，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缺乏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科研团队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利用。教学课件制作不精细，内容不够丰富，有的仅是把教材内容简单地变成电子版课件。
1.2授课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挑战。一是案例教学应用不均衡。目前，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经济学教学中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尤其是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内容重复度很高，信息量不足。三是没有探索模拟实验教学。与内地发达省区相比，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经济学实验教学发展比较滞后，模拟实验仍然是空白。四是互动交流式教学模式空白。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没有很好的利用互联网教育形态，尤其是文化产业经济学没有利用慕课平台，不能进行互动式的在线学习。在新疆与各高校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缺乏交流，资源不能实现共享。五是实习实践基地涉及领域有限。文化产业经济学实习、实践基地建 设涉及的领域不够宽泛，不能有效地通过实践教学和实践基地建设对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建设起到重要补充。
2.学生基础素质方面层次不齐
文化产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数学、宏微观经济学、金融知识的基础之后，对文化产业内企 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之间关系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探讨的一门学科。要对整个经济运行的态势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为文化产业经济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这方面安排的课程较少，学生知识涉及面窄，学生在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没有掌握更谈不上连贯性系统性用理论分析研究，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较弱，导致学生接受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内容存在一定困难。
3.实践教学效果不理想
（1）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开设36学时，其中课程的实践环节流于形式，管理不规范，资料保存不完整，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对实践教学缺乏完善的教学监督管理，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2）校外实践环节管理不规范。校外实践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以达到实践教学的最佳效果。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没有建立用于学生的调研实习固定的实践基地，现实情况是老师分配小组自行联系公司企业去实习调查实践，调查内容在各个单位差异较大，没有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3）师资力量在实践方面较薄弱。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但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深厚的产业经济学理论知识时还要求教师本身也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当前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师资虽为高校硕士博士毕业，但均为“出校门、进校门”的形式，虽然能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但没有从事过文化传媒类企业的运营管理工作，存在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在教学中偏重理论讲解，进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1]。同时，没有将具有文化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的人员引进校园，新疆艺术学院也很少将教师送到企业进行挂职工作，导致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较薄弱。
二、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问题的相应解决对策
1.健全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整合实践教学方法。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包括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分析，用经济学的理论对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资源、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主要范畴进行具体分析，理论应用能力和理论分析两部分，能够有利于学生对文化产业领域经济关系分析和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开设的学期中，将文化经济学课程教学分为三个阶段：课程实验阶段，校内的课程实践阶段和校外的课程实验阶段。具体课时数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分配。课程实验仍然是采用的基本实践教学方式，将课程进行模块化教学，根据每模块的内容配备与时俱进的新颖案例，通过完整的案例能够使学生掌握文化产业运动的特殊规律。校内的课程实践阶段。校内的课程实践阶段要求综合运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解决我国或新疆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是对课程实验的进一步和深化。引进目前经济类课程实训的沙盘模拟实训。将每个模块的课程知识进行文化产业经济学的模拟实训，提高学生整体运用课程知识的能力。
校外实践阶段。校外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有利于学生将课程知识落到实处，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提高学生的专业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推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验室软件和硬件建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大部分课程的实践教学需要在校内完成，例如文化产业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投资学等课程。建设ERP企业沙盘模拟实验室，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经营、决策和博弈等方式处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问题。同时加强实验室硬件设备电脑、投影仪等的更新换代，实验室的硬件条件为教学软件运行提供保障，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积极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自新疆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创办以来，每年均有大四学生去专业领域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实习，其中在新疆比较有影响力的单位有：年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世纪中天文化传播公司、新疆丝绸之路印象城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乌市红光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顶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20多家公司，同时每年4月系部组织专场招聘会时，以上公司纷纷来校招聘。每年循环往复，但没有与企业建立固定的联系模。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校外实践时又让学生小组自行去联系，没有将以往的企业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削弱了学生的实践效率。校外践教学基地必须由系部出面，与各类文化传媒企业、报社、银行等单位联系，签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基地协议，保证实习实践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这样才能避免学生实践的形式化。
4.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系部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工作。例如：鼓励教师到实习基地实习，实习时间也纳入考核工作量的范畴，同时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二是聘任企业人员为教师做培训、为实践教学提供指导、定期举办讲座等。三是鼓励教师带队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和接触实践的机会。例如组织学生参加文化传媒类企业经营模拟比赛、举办学术报告会等、指导学生参加科研课题、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大赛、创意策划大赛等比赛项目。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使用专业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综合能力[1] ，同时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认可度。
5.利用互联网+教育模式，建设优质的文化产业经济学慕课课程。互联网的广域覆盖与易得，云技术助推，为知识跳出校园围墙在无限的空间里有效与经济地存储和传播，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建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优质慕课课程，同时有选择性的引进国外优质慕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杨继飞.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6.12.14.
关键词：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工商经济思想文明；西方经济学；移植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52-06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在此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关心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和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经济发展思想，没有专门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的“投入一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的工业化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该论文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好评如潮。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奖——哈佛大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1949年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1969年在美国再版。曾被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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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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