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初企业管理学理论形成后，企业管理学就系统的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经济管理从经验向科学转变的基本思想，这也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靠经验做事的时代，结束了经验主义，开启了根据科学规范的理论进行企业管理的新时期。通过这次转变，人们在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并打破了传统经验管理的种种弊端，实现了企业的科学发展。系统的管理理论自从《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出版后就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典理论的管理思想。而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学派，对管理思想的理论进行不断创新，但是究其核心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据此可以看出，古典理论阶段的发展是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逐步向着科学的发展阶段进行转变，最终形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随着这一突破性进展，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也就形成了。企业管理学的基本属性就是科学性，随着对先期研究成果的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这些都是汲取前人的优点，继承了企业管理的先进管理成分。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企业管理的推动下高速发展，尤其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基础上，科学的经济管理思想被广泛应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竞争越来越激烈，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中的运用必不可少，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金融管理的启示
金融问题自从古代就出现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古代从很早就已经有了货币的存在，供求关系管理必然导致了货币的出现。价格问题是货币金融的根本问题，这对于传统的金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对大多以谷米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并依此制定价格标准，所以，古代的商业行为必然向着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价格因素受到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货币管理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产物，传统经济思想下，货币的流通具有一定的升值或者贬值空间，但是古代提出的母子相对论却主张货币靠官方的规定来制约，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然而，秦统一六国后，开始统一货币，禁止私造钱币却也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所以，我国的货币金融思想由来已久，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必然可以总结出一套正确的管理理论顺应时代需要。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金融行业的借贷和利息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高利贷这一事物早在古代我国就存在，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必要手段，常常被单纯的作为政府谋私利的一种行为，古代经济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这种高利贷剥削行为被政府利用，所以，现代社会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相关问题进行规避和制约，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可以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上，邓小平同志不断创新和改进，提出了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这一思想科学性强，与时俱进，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早在我国古代对于经济领域的管理思想就有相关著作，广为传颂的《孙子兵法》不仅蕴含了丰富的组织和决策方面的管理思想，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蕴含了大量的重要经济管理哲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这些重要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弘扬和发展了其中的优秀传统思想，提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管理理论。而且在对传统人类文明继承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的强调，要借鉴和重视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取其糟粕，为丰富我国经济管理制度体系而不断发扬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这些为教育体制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高职院校学生具备积极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愿意尝试并主动接受新事物等优点，随着近年来高职院校自身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学生生源、个性和心理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生源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学生生源呈现出新特点。尤其2008年，随着第一批“90后”走进了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校园，给高校校园增添了活力，但同时，由于全国高校的扩招及适龄学生数的不断下降，使得高职院校生源素质更加不容乐观。一是成绩基础薄弱。这也导致不少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上课听不懂，大部分学生没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二是依赖性较大。大部分高职学生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独立自理能力较弱，甚至部分高职学生进校后十几天不洗澡、不洗衣服等情况并不鲜见。三是生源成分的复杂化。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为确保生源数量，既招收普通高中高考生，又招收中专校、职业中学和技校生源，再加上大量成人教育和退役士兵学历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良好学风、校风和校园治安环境，给高职学生的教育管理加大了难度。
（二）个性特点
正值青春年少的高职学生个性鲜明。其积极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学生普遍热情奔放，活泼开朗，性格直率；二是高职学生基本上积极关注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新闻，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追求时尚，乐于接受新事物。同时，高职学生又具有有待进一步修身改善的特点：一是为数不少的高职学生自控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上网、聊天、打游戏，甚至打牌、、酗酒、抽烟等。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公众意识淡薄，社会公德缺乏。不少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尤其打游戏等过程中，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别人感受，公众意识淡薄。三是不少高职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上进心。
（三）心理特点
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复杂多变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其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够自信。由成绩落后带来的心理自卑、自信心不足，为数不少的学生长期带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二是畏难情绪。相对于“70后”、“80后”而言，“90后”心理成熟度不够，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退避三舍，甚或干脆不干了。三是谋求快速成功。“90后”高职生网络依赖性强，对“马云式”成功充满崇拜，想尝试、想成功、想快速富有，但无从下手，没有头绪，又怕吃苦，结果永远是漂浮在空中的空想。四是心理问题突出。据有关高职院校新生入学初心理测试显示，心理或多或少有问题的高职学生正在逐年增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也带来了冲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当代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给传统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首先，市场经济自身的自主性强化了高职学生的自主意识，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激烈，自我成长的迫切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的价值存在，敢于充分表现自己，表达自我的情感与追求，有明确的目标感，并为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市场经济让高职学生公平意识显著增强，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努力提升自己，为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打好基础。再次，社会的商业化也让高职学生有了效益的概念，这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就业以及为人处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冲击
矛盾统一是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冲击。比如，市场经济过分地强调个体意识，使部分学生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而膨胀的私欲支配了主导意识，便会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自信、自负，导致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公众意识便会被忽视。又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让高职学生片面注重个体主动性，从而淡化了团体协作意识，没有集体荣誉感，责任感缺失，这对其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是不利的；再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很容易误导高职学生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自己制定高规格的人生规划，享受高标准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提高和探寻，精神价值无法实现。从微观上来看，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也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高职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阅历不足，无法分辨出网络信息的真伪善恶，从而很容易误入歧途，沉溺其中，荒废了学业，自毁前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要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对策。
（一）创新和改革教育体制科教兴国
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为保证此战略的落实，必须有高素质的专业知识队伍，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当代大学生既是后备军，又是主力军，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强调其自觉性。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传统观念里的载体主要包括文化载体、网络载体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当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职教论坛/2014.29教学方法要改革，要避免生搬硬套和本本主义，引导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走出课堂，从身边的细节和大小事件里发掘隐藏的大道理，能够感同身受，将晦涩的思想政治理论具体到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学生学习便随时随地无处不在了，学生也能安心坐在课堂里，耐心听完老师的一堂课，并且能够理解并记住所学知识。老师也可以旁征博引，用真实的事例来论述思想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并亲身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改变教育观念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不管在何种类型的矛盾和斗争中，利益始终是其围绕的核心，而在各种形式的利益斗争中，经济利益总是首当其冲，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都和利益冲突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他们的物质利益为立足点，因为这是矛盾的所在，也是解决方法的关键所在，切勿一贯以“假大空”的方式来单纯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并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也无法领会其中的要领，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关的问题，也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更加不能按图索骥，要依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原则，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经济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除了健康的信念支持，先进的教育方法、优秀的逻辑思维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等都是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社会问题，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一旦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比较脆弱，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对未来和社会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制度和指导方针产生疑惑，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仅危害高职学生本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对周围人群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担负起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虽然无法以专业的心理辅导方法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但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中的有关方法，诸如团体式心理辅导，让学生能够学会在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树立起集体责任感。
（三）提升教育主体的素质
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高职学生学习实效性的重点是教师生动而高质量地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因此，思政课教师要重视科研和推陈出新，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际讲授课程，不能只看书本，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于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方面，切实打牢学生的政治理论根基。”[2]结合高职学生上课实际及有关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高职学生都比较喜欢知识面广的老师，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身比较枯燥难懂，理论性强，教师仅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尽量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天文地理，这样才能在讲课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博采众长，把抽象的政治理论放置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吃透教材，认真研读文献资料，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合理地运用所学知识，不唯书，使学生明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四）贯彻主体性教育理念
主体性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时代要求的新理念，在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制度的建设和养成教育的强化。在制度建设上，高职院校教师要本着民主的原则，尊重学生，使其能够完全行使已有权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建立在学生真实意愿基础上的制度落实，才能真正为学生带来利益。学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我国古代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就说明了成长环境的重要性。高职学生虽然仍身在校园，但大学的生活环境已渐趋社会化，学生主体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价值观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很容易迷失自我。学校可以举办一些赛事、活动，通过交流和竞争来严肃校纪校规，督促并培养优良学风，让学生在优良的风气中完善自我。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上的体现，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事事都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师的引领度，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另外，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应当依托于高质量的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明白学生真正的需要。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该注重对本校学生身心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关怀，包括心理上的辅导和生活中的帮助等等，才能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要让学生有主体意识，认识到“我很重要”，其作用显而易见。首先，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大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平等、民主可言，教师一直处于严肃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学生则处在较低的地位，这样明显的心理位置的差异会导致学生有恐惧学习、恐惧老师的想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经常举办师生交流活动，弘扬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师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师生彼此了解，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学习观；其次，过去的授课方式一般比较枯燥单调，误导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便等同于冗长的报告和严肃的专题会议，新的教育方式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把学生放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把会议、报告等方式转变为拓展训练、讨论交流等活泼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提升自我的动力；再次，要不断拓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配合与认同，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认同和参与程度。
（五）优化育人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园文化是高职学生成长环境中的重要部分，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高职学生以阳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对自身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主动性，以及在思考人生相关问题时的创造性，这对于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高职学生将来尽快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校园环境的建设不仅包括学风建设、师生关系的和谐，也包括学生之间的良好的人际交往。高职学生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民俗文化等等都会给学生之间的交往带来屏障，正确引导高职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杜绝民族歧视、贫富攀比、优差生分化，只有良好的交际环境，才能促进校园整体环境的优良发展。同时，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媒体的新渠道。一方面要注重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倡导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具有说服力。
（六）参加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实际
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而在学校内部的学多是以课堂教授的理论为主，两者相脱节；另一方面又由于高职教育虽然强调加强技能训练和动手操作，但总体来讲学生接触的还是理论型的学术知识较多，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以至于学生虽然真正接触过的实际操作较少，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绝对能够胜任，对于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会将出错缘由归结于客观对象本身，而非自身。要从根源上缓解这一弊病，就要鼓励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所学知识是否实用，并进一步加深平时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更加的丰富化、生动化，最终实现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教育的目的。
（七）加强法律法规教育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一、黄梨洲的田制观
在土地问题上，黄梨洲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但是，他同以前一些主张恢复井田制的人是根本不同的。他所主张的井田制是针对土地兼并的，反对官田比例过大，民田数量过小，百姓无田可种。其目的无非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黄梨洲认为，古时土地广旷，民有田可耕。“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此后，由于封建娩治阶级，“鼻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天下之赋日增，而之为民日团于前。”这种不。合理的租税制度甚至发展到百姓“一岁之获”，“尽输于官，然且不足”的严重局面(《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
黄梨洲抨击了皇族土地所有制，揭露皇族通过各种特权，侵占群众土地。“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朱成，而夺田之事先见。”他主张保存“先王之制井田”这种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形式，以达斟平均土地，“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他指出，明代的屯田制虽有四大缺点尚且可以实行，为什么没有这些缺点，又可富民的．井田制不可以实行呢?他断言“井田之必可复”，认为“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干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矣。”(均见《田制二》)
可见，黄梨洲的田制观，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改良思想，是一种民主主义的富民主张。这些思想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思想，有类似之处，但程度不同。莫尔提出的是“羊吃人”，黄梨洲说是“官田夺民田”。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灾祸的根本原因，黄梨洲则是在不触动封建私有制的基础上，恢复三代的井田制。他们的这种区别显然是由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在不触动封建私有制的前提下，黄梨洲对土地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他的主张是：田分五等，依产定赋，免除三害，轻赋富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进步思想。
黄梨洲揭露暴税有三害：“有积累荚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所谓“积累莫返之害”，是指越来越重的暴税。黄梨洲在详细考察了历代的日益加重的赋税制度后指出：“税额之累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所谓“所税非所出之害”，是指“以银为赋”，加重盘剥。他说：“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拆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贽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银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以斯民为仇也。”
所谓“田土无等第之害”，是指不分土地的好坏，均按一个标准定税。这既不利于利用休耕的办法，保养地力，使其不竭’又使耕种坏田的加重了田赋。他指出：“今民间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耕。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
寿了革除这“三害”，黄梨洲主张：
1.依土地质量之好坏，田分五等，依产定赋。提出“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卞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田制三》)当然，他的这种设想显然是形式主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做不到的。．重定天下田赋，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针对历代日益加重的“以斯民为仇”的暴税，提出“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何为下下?即“三十而税一”(《田制三》）。或“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田制三》)
黄梨洲的这些主张，虽然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改良色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民主主义的轻赋富民思想，是有历史进步性的。
二、黄梨洲的财政观
黄梨洲的财政观，多见于他的《明夷待访录》的财计篇。在他之前，如宋之叶适，也研完过财计。但是，黄、叶二人对财计的研究有很大区别。叶适论财计，仅区别了“理财”和“聚敛”的根本不同，主张严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又说：“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水心文集•财计》)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谓之“理财”，如取之于民而用之于自私自利，就是“聚敛”。在《习学记言》里，叶适对许多前人的传挽观点，提出大胆的疑问和非难，反映了他的朴素的进步的民主思想。黄梨洲的财政观却涉及到封建制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
首先，黄梨洲论财计时，主张“本末兼治”，不仅“轻其赋敛”，而且要革除一切浪费社会财富的弊习。他指出：“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何谓蛊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也，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凡斋醮祈赛之用无不备，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贤，一衣而十失之暖。故治以本，使叫，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本如此，就是“治之以末”。亦可做到“倡优有禁，酒肆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财计三》)可见，在这些经济改革中，他都寄希望于杜会教育工作。从教育入手，通过改变杜会风气，扩大社会财富钓积累，虽“轻其赋敛”，也可做到“开源节流”。
其次，同上述问题相联系，黄梨洲突破了“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也是本。他大声疾呼：“今天通都之市肆，十室有九，有为佛而赏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臂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贷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并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他把这种“工商皆本”的思想，自谦为“怪说”。其实，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而黄梨洲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适应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潮流，第一个提出工商业自由生产理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僧侣佛巫等神学异端的讨伐。
最后，黄梨洲在经济理论或财政理论方面，关于货币理论和币制改革的主张，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他在这一方面的主张，概而言之，是主张废止金银，统一币制，流通钱钞，促进生产和流通，利国利民。
他的“必废金银”的主张，常为后之治史者所误解，以为他主张废金银及一切货币。其实，他只不过是主张废止为封建朝廷聚敛和为官僚豪家所储藏的金银货币。因为这这种金银货币很少进入市场流通，起不到支付手段的作用，不成其为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经济杠杆。他的“必废金银”是在考察了历代货币制度之后提出的一种革除弊端、符合时需的主张。汉、唐时期，并不实行金银货币制度，“按唐以前，自交广外，土而赋税，下而市易，一切无事千金银”(《财计一》)，即金银尚木被大量使用。银的广为使，用，始于元。由于元时“钱法不行”，于是金银与钞并行，即使如此，宋时也尚未以金银为“正供”，为官吏之经费。他指出：“绍兴以来，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有司，则是赋税之在上者亦木始以金银为正供，为有司之经费也。及元起北方，钱法不行，于是以金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而金银遂为流通之货矣。”(《同上》)黄氏认为，货币制度之坏，实由于明代统治者经济措施不当所致。从明初到明末，封建皇权，一直垄断金银，特别是明电叶以后，金银矿的开采，多由中官宫奴所把持，金银皆流个宫廷。一方面，“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但实行“金银易钞于官”的办法，“罔民而收其利”。元时“税粮折钞而不折银”，明时“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赋税，一切皆并于银。”民间“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形成银贵钱轻。金银货币沉淀的结果，使物价日跌，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即使劝农力耕，也没有多大效益。这就是说，大量金银流入宫廷，对生产和流通妨碍极大。因此，黄梨洲认为明时的“赋税市易，银乃单行”，是“天下之大害”。另一方面，元时，“土提举司，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听氏煽炼，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明时，“矿所封闭，间一开采，又使宫奴专之，以入大内，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二百余年；”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天下金银，网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因此，他主张“非废金银不可”(均见《财计一》)。
金银既度，何以为货?黄梨洲的主张是，娩一币制，流通钱钞。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娩一货币计划的蓝图：“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敛田土赋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财计二》)
黄梨洲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改革思想的可贵之处，主要不在于“废止金银”，而在于“流通钱钞”，统一币制；这是切中封建经济要害的。他在论述度金银的好处时，也充分考虑到实行统一的钱法的优越性。他指出：“度金银，其利有七：秉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篚，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财计一》)他还着重阐明了实行钱法，统一货币，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观点：“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钱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财计二》)
黄梨洲的货币改革理论，是在旷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实接近于近代市民阶级的意识。当然，黄梨洲的理论与近世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如陶西格，马谢尔、费雪、凯恩斯等人所提出的货币理论或货币改革，还是有极大区别的。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度使然。但从我国的历史时代上看，在距今近三百年前，他能提出上述一些比较进步的货币理论，还是难能可贵的。黄梨洲与顾炎武、王夫之这些同时代的思想家相较；在货币理论方面，既有共同之点，又有略肚—筹之处。
关键词：经济学发展史流派
一、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1.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定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经济规律。他认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制定经济政策应该以经济规律为依据，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斯密的经济理论的特点有：首先，斯密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才能协调发展；其次，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立足于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各人都有谋求一己利益的本性。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主要有：认为个人利益的总合等于社会的利益；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演绎法与抽象法；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完全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建立了重要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不必生产他们所需的一切产品，只需生产占优势的一些产品，然后通过国际商品交换，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2.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等人。萨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三个部分，认为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科学性质，并提出劳动—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马尔萨斯提出了庸俗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要无限的大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他主张用战争、疾病、灾荒、饥饿、贫困和瘟疫手段“积极的抑制人口”，他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对比决定的，认为利润是商品所售卖的价格超过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认为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赠予”。
3.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西斯蒙第和普鲁东。他们站在小私有者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赞扬农民经济和行会手工业经济，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改良分配办法，使生产者不再与生产资料分离，让社会各阶级都成为小私有者和直接订货人。他们企图以此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存私有制，达到社会的普通平等和幸福。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日益明显和尖锐。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透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实现了变革。第二，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指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第三，发现了剩余价值，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地租，利息，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第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性，科学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性。
三、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东方成为革命批判的武器，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相继出现一些部门和经济学科的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得到了推进。
1.凯恩斯主义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主要强调总量分析法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消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失业和危机。由于凯恩斯主义迎合了资本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反响，并且得到了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英国的罗宾逊、哈罗德等人的传播与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分歧，使得凯恩斯学派形成两大经济学流派：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
2.货币主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兴起的货币主义，被认为是“凯恩斯革命”的再度革命。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货币主义者尽管在许多理论于政策问题上有着许多争论，但他们在两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第一，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第二，认为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表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彻底失败，需要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他们要求恢复经济自由，强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预定调和的稳定机能。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经济史；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3―0005―18
一、引言
无论是研究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是创立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仅从一些偶然的、局部的因素去考察是不够的，必须追根于那些必然的、深层的文化思想。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说：“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思想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需的总体调整的思想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北大傅军教授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哲学高度的经济学最终只能变成‘一箱分析工具’”。因此，不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之中，实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中国经济发展先进模式的建立是不现实的。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全新的经济理论，林左鸣“将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商品价值由于不断容入旨在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商品价值。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人本经济，着重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和由此反映出来的并以社会进程中所生成的信息态为基础的价值进化及其发展规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研究，历史虽然不长，但由于能够对当今世界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也正因为其研究的时问较短，所以该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原理的科学性还需要深入讨论和实践检验。
本文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从经济学哲学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般关系，探讨传统文化思想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和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封闭地独立发展，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碰撞和交融，从而容介进化为新的文化形态，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海森伯所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会点上。它们可能起源于人类文化中十分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时问、不同的文化环境或不同的宗教传统。因此，如果它们真正地汇合，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之间至少关联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发生真正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将继之以新颖有趣的发展。”在世界文明全球化时代，这种关联与汇合不仅充分地展开，而且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本文进一步对中西方文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通过对中西方经济历史的发展对比以及相互影响，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充分摄取外来文化精粹，扬弃自身固有糟粕基础上，经过吐故纳新，完全能够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成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必然的思想基础，还可以为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拓展人类新财富，提供极具开发价值的基础资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哲学思想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易经》的阴阳，老子的虚实，孔子的义利，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哲学思想，其共同之处都强调万事万物的本体二元性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即每一个事物及其发展都存在既相生相克又相互推演转化的两个方面。
(一)《易经》的思想精要在于阴阳之道的变化
《易经》认为宇宙问的“道”是二元的“一阴一阳”，即称“一阴一阳谓之道”，这里的“道”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易经》“道”的基本思想有两点：一是任何事物都包含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既相兼容，又相对立的，他们互为前提，不能分裂看待，绝对地对立起来。二是事物“一阴一阳”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和排斥，又相互吸引和作用，是相互转化的，在对立转化之中共同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这种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这是东方二元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二元性在《太极图说》中有相当精要的诠释，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按照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宇宙起源和发展的基本模式就是阴阳平衡和阴阳互化。其一，道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物极必反”等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均阐释了阴阳平衡是万事万物和谐之“道”，阴阳互化、有无相生是变化发展之“道”。其二，儒家同样继承和发展了阴阳平衡的二元思想，太极图中阴阳一分为二，形成一种本然的协调与平衡，这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如出一脉。这种二元决不是对立决裂的二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对立协调中相互转化(进化)的二元。
作为中国的哲学之源，《周易》不仅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二元思想，而且揭示了变化是发展的本质力量。《易经》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精辟阐述了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关系。而且，《易经》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性的，都是曲折中存发展，《系辞・上》第四章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也只有曲折中成长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所以事物的发展在内涵上是协调进化的，在方式上是螺旋上升的。后来，老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老子》第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事物的成长都是沿着曲线发展的，追求圆满的事物也只有曲线变化的道路，是制约协调的过程。
(二)在老子哲学思想里也讲“道”，他的道的核心思想在于有无相生，虚实互用，也是二元哲学
在老子看来，道是这个宇宙自然的总根源，所以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自然是由单一到复杂不断发展进化的，按照道家思想，由无到有，一分为二，对立的二者相互作用，不断丰富内容，协调进化，遂生万事万物。而且，老子的有无相生，是无在先，有在后，无大于有；是虚实互用，虚大于实，虚先于实。《老子》在十一章中还这样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说明“无”和“虚”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而且，从文字上看这里是论述“有”和“无”的，实质是研究“虚”与“实”的关系。按照阳 明宇的说法，在老子的思想里“实与虚是宇宙的存在形式，生命的存在形式，有虚而无实，显现不出虚的存在，有实而无虚，实便不知置放在哪里。”他还认为：“实和虚的哲理思辩重在包容二字。宇宙的大，大在虚空，没有这个无限大的虚空，便无法容下无限的天体，天体和天体之问所以能和平共处，因为彼此之问的虚空确保了天体之间不会发生碰撞，天生万物之同时，亦为万物提供了实现自身功能的广阔空间，人类社会每一个体生命都有属于每一个体的生存劳作的空问舞台。”到了西汉时期“有和无”、“实和虚”对立协调的二元关系被更加明确地联系起来，《淮南子・原道训》上说：“有生于无，实出于虚。”西汉严遵《老子指归》的说法是：“有生于无，实生于虚。”因此，按照道家“实有”和“虚空”二元宇宙观，从经济学上理解，人类赖以生存发展之总财富亦应是虚实二元的。
(三)儒家文化的二元价值思想
在儒家文化里，始终强调“富”与“贵”、“义”和“利”二元价值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这样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在谈论人的生命欲望(需要)和得富贵行动(经济活动)时，明确把富与贵，贫与贱，作为人追求的财富的一般范畴，给予了基本定位，这是首先要确定的。而且其财富价值观带有显然的二元性，富与贫无非是指物质财富的多寡，贵与贱无非是指人的地位高低或者精神财富的多少，明确阐述了人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二元价值需求思想。同时，他特别强调人们追求财富的获取方式――经济活动，必须采取符合大众(社会道德)利益(普遍价值)的正确方式取得。他重点阐释了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伦理范畴，强调人获取财富即“利”必须和“义”联系起来，他强调的“义”是自己“取利”必须以义律己，以利予人，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共性，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思想，而不是损人利己。这与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思想有根本不同。从本质上讲，儒家的“义”本身也有经济意义，因为撇开经济利益讲“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陈启智指出：“儒家言仁义，就一定包含着经济的内容；论功利，则必定顾及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两者具有同构的特点。这才是儒家伦理或经济思想的特点。”陈教授讲得非常精要，经济上利与义的二面性并不意味着仁义是利益的反面，而是指从事经济活动要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行为规范(义)，是指经济活动的一种正当的途径、方法或者手段，这也是人的最根本利益。因此，没有社会道义的物质利益和没有经济价值的道义都是片面的，这里讲的其实就是物质利益和社会道义的二元容介态。
(四)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从儒道文化本质上看，他们都是阐述天人关系和教授治国之道的学说，成熟的宇宙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最具代表性的认识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至少包括三层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老子在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地天道之问的协调与必然联系，核心是人与自然界之问存在相协调统一的规律性，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老子的哲学思想特别强调知止，《老子》第三十二章日：“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川流人海，大势所趋，无可阻挡，但是，大海浩瀚无垠，而河水有限。就是说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决不是无限度的，所以治事理政，经营事业，要适可而止，这样才能够长久。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的人生哲学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正统。《中庸・礼记》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所以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即从君主到百姓都要按照规则和本分，尽到自身的义务，即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也是强调人与人之问，人与社会之间的礼仪规则，也强调要知止。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是正身修身，以德治国，取信于民，即“以德配天，以德配地”，论证了人德天道的辨证统一。在对外关系上，孔子的梦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其最高境界“平天下”亦是“明明德于天下”，而不是征伐统治。对待个人，孔子的教导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强调修身养性，以礼治欲。不但正心，还要达到至诚，“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后则高明。博后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而且，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代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何等惊人的一致。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马克思设定的理想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一种社会形态，是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辨证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是人得到了自由的全面发展，自然界通过改造更加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也可以说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刻诠释。
(五)信息和物质一样都是自然界的基本形态
把宇宙自然阐述得比较透彻的是道家。《老子》第二十一章中指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就是说宇宙的起源是按照“道”(自然规律)产生的，“道”的本原是“精”、是“信”，就是信息态的宇宙，宇宙万物产生之前是信息态的，像物质态一样，信息态是宇宙的一种基本形态。(1)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社会性的人，这一根本属性的基础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以信息相连。(2)生物也是通过信息相连的，《易经》“中孚卦”里有一句话说：“鸣鹤在阴，其子合之。”就是说母鹤在背阴处呜叫，他的子鹤在看不到它的地方呜叫回应。母子之问传递的不仅仅是声音，这其中必然还有别的内容，是心灵的感应，是母子之问独特信息的传递。(3)世问万物只有被赋予价值信息才体现价值，就是说信息是一切物质载体价值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这种社会性就是信息价值，因为在这种价值对象性的存在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原子”，“物的价值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并通过对物的价值信息的认同，价值才能够被确证。
所以，林左鸣给出的结论是：“在宇宙中，既存在着有形的物质，还存在着无形的信息。”“正是物质态和信息态的相互循环作用构成了宇宙最高级的运动形态――自然容介态”，而且“是容介态使宇宙产生千变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学思想
人类因为有意识而有物质和精神需求，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创造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物品或文化，在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人类本身得到发展并产生更高层次更多方面的需求，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图式和秘密，人类就是在解释这样的秘密和实践中不断发展前进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一秘密的呢?
(一)中国哲学思想的幸福观
儒道两家传统的幸福观都落脚在百姓的“乐”上。老子的幸福观是小国寡民式的，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的理想国，即社会有条不紊运行，大家平等自由，各安其所，快乐祥和。《论语》第八章中，“子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兴起于激情，立足于“礼”这个人文空间，最后创造出与之相应的财富和文化，也就是标志这个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乐”。如同宇宙体现在它的物理时空中一样，人的精神生活体现在社会的人文时空即“礼乐”之中，这就是孔子思想中礼乐所具备的时空特性。
《论语》第十一章还记载了孔子与四个弟子各言其志的故事，孔子在最后问到：“点，尔何如?”，点答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谈起志向问题，大多数弟子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点的回答是：“暮春三月，正是穿着春装的好季节，约上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到沂水中去沐浴，在春风中跳舞，最后，唱着歌归来。”孔子赞叹说：“这也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孔子把追求人生的快乐作为自己内心理想的追求。
在孔子看来，修身的终极目的实不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感悟快乐人生。因此，孔子在《论语》一开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话，在《论语》一开始就直接点了题，“悦乎”“乐乎”是孔子所始终看重的。做人重要的在于修身，而修身的主要方式是学习，这里的学习当然不仅仅是在学校里的学习，而是在生活中每时每刻吸纳新知识、整理新思路、归纳自身思想的过程，而治国、平天下恰恰是实践自身所学的最好方式，如果一个人有机会参与治国、平天下并取得一定成就，就是“学而时习之”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所体会的人生之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在孔子看来学习提高之后，通过实践展示自己的能力，获得尊重和认同，享受到过程，不亦乐乎?在孔子的思想里，歌词诗赋是乐，有了知识“时习之”是乐，把实践作为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和身怀绝技登台表演没有什么不同。为自己带来快乐，为他人带来幸福!
(二)儒家思想的需求层次
关于人的需求问题，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在孔子的思想里，追求富(物质财富为主)贵(心理价值为主)是人的基本追求。西周末年，史伯曾提出“和六律以聪耳”的说法，春秋时期，齐晏婴有云：“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可见，在当时统治者就非常重视人的享乐的需要，同时，把平和人心(满足人心所向)作为为政之要。
到了荀子这里，受道、墨两家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人的需求分析更加全面，荀子谈人的需求，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本能需求。《荀子・荣辱》讲：“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且“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显然，儒家承认人的本能欲望是普遍存在的；二是富贵享乐需求。《荀子・荣辱》中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畜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荀子・王霸))说：“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是指人们对高品质、稀缺性的财富需求；三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荀子阐述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对地位和尊严的一种需求，是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地位之承认；四是道德完善需要。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儒家倡导的追求最高理想人格境界，是获得社会尊敬与特殊社会地位的一种需求，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
儒家关于人的欲望包括四个方面的需要，但是，儒家对需求层次的定位不是以此排列的，儒家在阐述利(物质利益)义(道德精神)关系时，从来没有把人的现实利益(富和贵)摆在第一的位置，而是始终把“义”摆在物质需要之前，作为人的第一追求。比如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即不为求食饱，不为求居安，而为求“正义”，即如《论语・卫灵公》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清清楚楚地把追求正义和道德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为强化这一理念，甚至一度把“利”和“义”人为对立起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在发展经济上显然是有害的。
(三)儒家以民为本的精神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说苑・建本》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问为政，孔子日，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还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说明在儒家思想里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孔子在《礼记・礼器》中这样表述：“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通过民乐观人心向背和政治兴衰，进一步将民“乐”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且，在一个国安民乐的地方，就会出现“近者悦，远者来”，从而使人口繁庶，这是儒家提出的为政国策。《礼记・中庸》说：“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来百工是指各方人才会聚集而来，经济发展，创造财富，实现“财用足”的繁荣局面。孔子的“来百工”至少还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来百工”不仅是从事农业劳动者来，而且是更多的工种，特别是从事商业的人员来，体现了儒家经济上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二是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来百工”，必然带来市场的繁华和工商业的繁荣，这是儒家欣喜看到的理想局面，所以《中庸》将招徕百工和经营工商业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朱熹对此的评语是：“来百工，则通工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其中“农末相资”就是农业和商业相互辅 助，就会产生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农工商协调平衡发展的经济思想。在儒家思想里，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是自然的，重农是真，但贬商未必是本意。《说苑・政理》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就是说只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都得到了均衡发展，社会才会安宁稳定。总之，人们往往以今天的思维抨击儒家重农轻商之流弊，其实这不见得是他的主要问题所在，由以上分析也看出，其以农为本，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条件下重商轻农才是本末倒置，所以本文认为其价值观的局限不在对农商位置排列及分工的失当，而是另有他因。
(四)中国文化的人本定位
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任何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所谓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斯芬克斯之谜，对人的本质命题的回答决定着一种文明的发展图式。欧洲人从宗教改革之后，人就脱离了神权奴役地位，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之后，“理性经济人”假设使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彻底解放。在中国哲学思想里人的定位也是明确无疑的，《易经》里的人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易经》讲三才，即天、地、人为三才。北大王博教授讲《周易》“贯穿在三才中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在天为阴阳，在地为柔刚，在人为仁义”，《周易》称人为大人，《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这是一种何等的气度，天地人相并列，人与天地、日月、四时相通相合，是可容介进化的一种形态。老子的人是独立而掌握了自然之规律的人，《老子》第二十五章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的人是充满理智的道德人。
因此，中国文化的人充满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在西方仍处于对神灵顶礼膜拜的时候，在生和欲的罪恶中挣扎着期望通过自我救赎到达彼岸天国之时，中国文化已早之千年抛弃了神鬼思想，把人同自然放到一个层面上。人是“四大”之一，与自然界一样产生于道，人既不是西方观念里上帝统治的奴仆，也不是无边无际物质世界里可有可无的尘埃微粒；宇宙不再仅仅只是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永恒世界，自然界的产生和运行在道的规律上与人相通相和。因此，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人不应在宇宙自然面前卑微自怜，而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同时，人也应像珍惜自己一样，改造自然、爱护自然。
四、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本质差异及结果分析
(一)中国文化具有内向性格，以伦理道德为先；西方文化具外向性格，以科学态度为重，两种文化实都有单向度倾向
中国文化重在炼内功，强调“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复强调要在“反求诸己”中保持理性，提升修为。即使战争这种人类资源争夺的极端形态，也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可见中国文化自我完善的思想有多重要。所以中国文化是最重教书育人的，也是产生精英政治和当时较为先进的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但是教育多以孔孟之道为内容，科举考试也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科学的知识，冯友兰的评价是“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
贯穿西方文化的主线有两种精神，一是发端于希腊、罗马及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宗教精神，思维逻辑是对神性的崇拜，以神性为中心，这是古代西方文化的核心；二是现代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即追求知识，解放人性，哲学上坚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把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或者客观对象，靠科技的力量征服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在《形而上学》开篇，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道德。”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要借助服从自然去支配自然”。总之，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里，科学、知识、道德都是人支配自然，获得自由的力量，可以说，西方科学技术的蓬勃兴起和工业文明的建立无外以此思想为源头。
(二)中国文化是和谐文化，西方文化是二元对立观念
钱穆先生称赏章学诚在《原道》篇所提出的“圣人学于众”的创见，章氏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钱先生因此而认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他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不但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他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具新的活的传统”。
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础上，将这些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落实为社会制度化，以形成社会公德，以维系社会秩序。而“礼”则成了古代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东周春秋年代，“礼崩乐坏”，进而天下大乱；此时的孔子便倡导“致中和”，“克己复礼”，“天下为仁”；这种在制度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而其实施方案便是“礼治”。孔子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统的基本内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制”思想的提出，从而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进一步理论化或体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内圣外王”、“仁政”、“礼制”等的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基本形成。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开新。但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穷兵黩武的时期，“内圣”可以，而“外王”却无法开出。在法家的富国强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统治下，儒家几遭灭顶之灾：“焚书坑儒”。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死而复生，可谓是第二次的返本开新，是“内圣外王”的第一次实施，更为严重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而后，自魏晋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学说弥漫学界；儒家思想又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学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独秀；这是第三次的返本开新。从此，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引领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应该功不可没。
进入近代史，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遭遇“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中华帝国彻底崩溃；更在“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打倒孔家店”的震慑下，直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儒家文化几乎被清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语）；却始终未能救出来。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海外“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教外别传，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可谓别开生面矣。如今，国内外祭孔活动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 culture）”的观点也是令人颇堪玩味的。
自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正式设立以讲授儒经的博士官起，延续了近二千年之久。经学时代亦由此而起。“经”之所以为经是因为“经”是千古不变的常道也。古时之“经”能否成为今日之“经”，我不敢妄加评论。传经，亦绝非我之能力所及也，虔诚布道而已。
本文仅将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作番简单扼要地阐述，看看能否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得到认同。
1．
以义制利与博弈均衡：孔子对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态度。“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但是，他反对不择手段，无限制地追富逐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述而》）。以道致富，以义制利，符合博弈均衡的理念。他以自己的财富观推导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这种“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谋道不谋食”（《里仁》）；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子张》）的思想内涵较之今天平面化的“经济人理性”假设更为丰富深刻，是对普遍“经济人”的一种超越。孔子着眼于“义”和“利”，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较之把人区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更为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所能认同或接受。“圣之时者也”。圣人之所以为圣，即在于其能超越时空。
2．
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颜渊》）如何才能“足”呢？《大学》中是这样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庸》则认为：“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胡寄窗先生解释道：“‘天’是广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产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们支配之外在那里独立运行的，则‘民之所利’就只好顺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对此，唐庆增先生认为：“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观今天的政府与市场，几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级政府以GDP增长为幌子，大兴土木；“与民争利”之事层出不穷，将“藏富于官”视为与时俱进；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时。然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却间接地体现在了福利经济学之中了。“百姓不足”，中华民族的崛起无从谈起。孔子还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系数，但是，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却是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历代社会动乱无不是因社会财富的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无不亦然。
3．
如果说儒家的”富民”思想只是一种理念的话，那么，”薄赋敛”则是一种政策举措.“薄赋敛”，是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其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而富也”。（《尽心上》）荀子则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民可使富也”。什一地租率一直被儒家学派奉为理想的赋敛标准。（《大略》）横征暴敛，竭泽而鱼，所以“苛政猛于虎”，这是历代暴政的通病，也因此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先秦儒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培养税源，藏富于民，以使国泰民安，实不失为远见卓识；而薄敛富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
4．
新经济制度学中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bound ration），对此，当代学人盛洪的看法是：“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关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个人（或组织）行为与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应之间会产生的某些综合效果，是几乎无法预知的。在他们看来，必有超越个人理性的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而企图通过人们的设计，加快达到人类目标的作法，也许会‘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孟子叹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孔子的认知论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有助于我们对于政府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经济干涉主义的清醒认识。杨小凯先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有好的与坏的区别；那么，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样如此。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藏富于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对的是“欲速则把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和“与民争利”、“扰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是坏的政府。
5．
恒产、恒心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是保证各项经济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先秦儒家实施“仁政”的基点。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章句上》）在古代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从界定土地入手，可谓一语中矢。在战国世代，诸侯割据，战火纷飞；国际关系以崇尚武力来掠夺经济资源，国不堪国，造成天下大乱。孟子提出的“正经界”，虽不合时宜，却也是为实现儒家“仁政”在经济思想上的体现；因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这里也道出了儒家为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裁判员的定位。此外，在儒家的仁政思想里，对政府要取信于民尤为强调。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子贡》）政府的诚信或信用，是社会诚信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进而把诚信视为立国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学，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撇开人生修养的道德层面，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达到博弈均衡而获得合作红利，进而形成社会和谐。
6．
在消费领域内，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两重互相对立的思想：黜奢崇俭论与侈靡论。“侈靡论”出自《管子》，认为：“善莫大于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而弛，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乃立国之本，古人所谓的“本”，即指农业。管子指出，奢侈消费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事末作而民兴之”。“侈靡”有两大社会功能：“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六畜遮（庶）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有利于治国安民，此其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这种“富者为之，贫者为之”；是为了“百姓之治生”。“侈靡论”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点。而孔子的立论是：“与其奢也，宁俭”；“奢不违礼，用不伤义”。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当士人为谋得爵禄时，应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并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然而，当“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孔子提倡“贫而无怨”，“贫而乐”；同时“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学而》）。对于“俭不伤义”，荀子则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俭而弥贫”；也是反对墨家的“天下尚俭”的越穷越光荣的反经济思想。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时期，强调适度消费应该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总之，“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仅是鄙人之迂见。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仅在于“古已有之”而已，而是欲指出的是虽然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方面较先贤们更为精致严密，但其理论内核未必就是空前绝后，或前无古人的。知识可以日新月异，但是智慧可以永恒地超越时空。有人说：“知识在西方，智慧在东方”。窃以为，知识和智慧都是人类社会求生存与发展的思维结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无所谓是在西方或东方。“人固有地域区别，道不分东西南北”。在经济思想方面，面对经济生活，中国的先贤们的确是颇具法眼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要伟大。杜甫诗云：“不薄古人爱今人”。我辈后人大可不必数典忘祖而妄自菲薄。倘若我们能够温故知新，进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经济学将更有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中医理论之于医学领域。这些儒家经济思想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否有悖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抑或可以得到当代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能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等等，这些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朱子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解，似应作如是观。我们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市场经济，但不需要“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一个仅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 utility）的社会势必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倘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商品化了，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人类社会应该朝着“以义制利”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因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
当今流行的各大经济学学说、流派，似乎都无法给我们提供“不需要市场化社会”的理论依据；经济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等领域无限扩张的体现，然而，这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能否再次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呢？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经济的认同不难达成一致；而文化的认同危机却依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战争的频频爆发。历史文化是一条国脉，后人应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统的文化，能否成为文化的传统；今天我们能否招回古老的“国魂”，使之成为“我的中国魂”，进而让全世界华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就像西方人认同上帝，阿拉伯认同真主一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乐观其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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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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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的实施政策。首先，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找好两者的切入点。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成为企业永久经营的根本；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为企业发挥核心政治作用的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充分的组织作用。“企业的兴衰在管理，管理的关键在班组”，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要渗透进班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其次，必须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内强管理、外树形象，在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建设动力，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将员工关心的政治问题作为落脚点，用行动夯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内涵。最后，在企业思想政治内涵的提升过程中，应当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目标。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上，防止虚无的、无效的文化产生，防止趋同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防止僵化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将“思想引领、形象引领、行为引领”融合进企业的管理建设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2]。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劳动主体。企业良好人文环境的形成，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导向和凝聚功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目的性，反映企业员工及管理者的整体需求，形成企业的团队精神。而这种凝聚力和相信力，就是引导企业全体职工进行生产的巨大动力，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人文精神。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有效载体。企业从新的视野和载体以及手段开展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企业的形成团结协作与拼搏奋进的精神。在企业经营管理和个性化的建设中，为企业职工提供当家做主的环境。在实践中，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硕果累累[3]。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经济实践的结果，对经济建设具有反作用。因此，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能形成企业经济活动和组织中的文化含量以及文化内聚力。四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企业的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工作从本质上看，是以人为出发点。在多边的环境中，要充分考虑建设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根本上来讲，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条件相同。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建设中的优越性。政治性是企业建设的首要特性，在企业的经济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管理与组织作用，在有效政治活动的创建中，为企业发展凝聚力量。企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员工个体的作用，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因子”的作用，形成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其次，有利于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是建立在资源行为上的行为规范，更加适合企业职工的接受。在工作机制上，企业通过具有特色的管理，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提供科学的机制，将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对企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结合。在生产经营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协调定额、薪酬以及福利方面的矛盾[4]。最后，有利于工作途径和形式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内生动力、外聚资源”。在制定思想政治发展的目标的同时，应当和企业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相结合，探索建立合适的路径，继承优秀政治因子，整合传统的价值理念，将企业的精神以及价值理念贯彻在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实现企业效益的最优化。就创新企业发展的形式而言，通过汲取精华文化，不断将形式主义的东西抛弃，能集中优化企业的管理目标。例如，使用标示、标语以及新型的传播媒介，通过具有循环形态政治环境的建立，为企业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的战略思维，是形成企业凝聚力的黏合剂。企业与员工是企业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只有将两者结合好，加强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加强企业的建设规范，制定人性化和理性化的管理方案。让员工和企业同一个脉搏，共同发展。企业的凝聚力是企业出奇制胜的法宝，任何事物在赋予了思想政治的内涵之后，便会形成企业的内在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强势的竞争力[5]。第二，有利于企业和谐发展。有效的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是在企业中打造出一支优秀和谐团队的关键。因为和谐企业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在工作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重点是统一企业和发展团队的发展愿景，将关心人、教育人、成就人统一起来。另外，通过企业员工成长空间的优化，缩小员工现实条件和成才愿望之间的差异，能有效地解决员工群体的实际问题，为企业的发展凝聚力量，塑造员工的新形象和主人翁的责任感。通过塑造员工良好的整体精神风貌，用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合理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第三，有利于实现企业科学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必须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注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桥梁作用。企业的理念、精神、宗旨和使命是企业思想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为企业的第一要义“发展”服务。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发展，这就决定的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从根本上更接近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引导，让企业员工认同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实现企业发展的价值，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结语
1月12日（星期六）
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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