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04-06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县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旨在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服务需求者（如贫困人口、偏远地区居民等）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随着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侧的改革和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形成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多层次的服务体系，涉农金融机构对“三农”支持力度不断提升。从理论上讲，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农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与农村金融的承载能力戚戚相关。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因“三农”的天然弱质性，“三农”领域抗风险能力较差，那么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配置的过程，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加大了金融风险？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可持续？显然弄清这些问题，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稳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弄清普惠金融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稳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又称包容性金融，是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推广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此后，普惠性金融的概念不断发展，普惠金融着重强调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所有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被正规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向其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核心是让所有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普惠金融概念被提出以来，逐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如国际上成立了G20普惠金融专家组织（FIEG）、普惠金融联盟（AFI）、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组织或机构，专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我国普惠金融概念引入较晚，但民生金融的实践较早，特别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金融扶贫等方面已进行了大量探索，这也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数据样本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专门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郑银发〔2015〕74号），标志着普惠金融已成为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现代金融在追求市场化效率和商业化利润的过程中，有三个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金融如何普惠大众，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县域能普惠于金融；二是金融如何为真正的贫困者服务，使金融成为贫困人脱贫致富的可靠支撑；三是金融如何为县域经济更好地服务，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使之成橄赜蚓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些突出问题导致我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县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也决定了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区域分布在县域，尤其是在县以下的乡村，显然选择对县域金融发展的普惠性状况进行相关分析，有利于对普惠金融现状有关基本研判。考虑到“三农”、小微企业、残疾人等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抗风险能力差的现实，那么，在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否加大了金融风险1？应采取哪些科学对策？这是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如何对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计算和评价，是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探索，印度学者Sarma（2010）提出了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这个指数吸收了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从而提供了一个了比较综合的测度包容性金融的方法。Arora（2010）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通过物理便利性、交易便利性和交易成本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Gupte.et（2012）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金融服务便利性和成本、金融服务使用状况等，对印度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依据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可得性及质量三个维度确立了29个指标。国内一些研究也对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度量。王婧、胡国晖（2013），在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对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现阶段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整体状况良好，同时，应采取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等弱势产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宏观金融政策调整频率等措施，改善金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协同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焦瑾璞（2015）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及“服务质量”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19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集各省数据，计算2013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是文献中首次对全国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了定量评估和实证分析的尝试。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2015）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在“信贷+金融服务+宏观环境”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45个指标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估体系，对陕西各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指出县域金融发展依然滞后，市场垄断程度高，竞争不充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县域非法人金融机构。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需要，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衡量上，借鉴了以上研究方法。
对普惠金融与金融风险的研究，一部分研究从农村金融风险入手讨论，如Douglas Graham（1998）对贫困国家研究，指出在产权制度上和发展规模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农村金融风险的产生，刘海潘等（2002）通过对农村和城市金G风险所面临的不同环境进行比较，指出农村金融风险具有相对孤立性和信贷风险突出等，这些研究都是通过农村金融的风险高得出普惠金融引发金融风险的结论。而一部分研究则从另外方面得出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结论，如舒尔茨（1964）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认为农户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按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因此，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张杰，2005），这意味着金融的普惠不会增强金融风险。周小川（2014）指出，除了少数特别贫困地区，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有能力也有必要支撑持续增长的、财务上健康、有活力的商业性金融的发展。陆磊（2014）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集中度下降，能有效降低局部的外在冲击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受区域发展状况、金融监管、政策配套、金融机构主体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那么，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河南省对普惠金融发展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采用什么样的对策？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结论。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拟通过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风险的实际影响。在分析思路上，首先度量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次检验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关系。
（一）普惠金融发展的度量
借鉴学者关于普惠金融指数中三个维度的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的思考，本文从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划分为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具体来看，在供给端，考虑地理纬度的服务渗透性和人口纬度的服务可得性；在需求端，考察需求方对存款和贷款这种基本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当前河南省县域金融发展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特点，选择10个反映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见表1）。
为了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需要对以上10个指标确定权重。为了更合理反映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不同赋权方法的基础上，参考王婧（2013）的计算方法，采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不同指标的权重。
（二）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分析以及考虑到不同县域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且考虑到时间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并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Y表示金融风险，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 npl）来反映，IFI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表1中衡量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这三个维度的10个指标来计算）。
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政府财政支出（rfin）、固定资产投资（rinv）、人均储蓄（lpersav）等。这里，用政府财政支出（rfin）反映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政府财政支出越高、意味着政府稳增长的作用越强，经济趋于稳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用固定资产投资（rinv）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反映，发挥稳经济的作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通常会对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反而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最终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影响不确定，用固定资产投资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用人均储蓄（lpersav）间接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在人均储蓄高的地方，人民对金融服务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信用等也更加珍惜，不良贷款率，尤其是农户不良贷款率会下降，用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地区人数，并取自然对数来计算。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H省10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9-2014年，其中县（市）面积、地区人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固定投资完成额、中学生在校人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0-2012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3-2015年・县市卷》，而县（市）银行业金融机服务网点数、ATM机数、POS机数、不良贷款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在获得数据后，首先计算普惠金融指数，表2为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指标权重，从指标权重来看，在金融供给端，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计算越来越重要，而POS机的普及也在不断拉低计算权重。而在金融需求端，存款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人均贷款余额在计算普惠金融指数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在计算权重后，通过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计算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计算结果显示，在2009-2014年期间，河南省108个县（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均不断提高，从0.1不断上升至0.4（见图1）。
（四）实证分析
在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的基础上，对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实证，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
由于108个县（市）之间的情况不同，故考虑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传统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也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模型间的差异，表4列出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不管是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普惠金融指数（IFI）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都是负的，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从影响大小来看，IFI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能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在县域的发展是对金融二元框架中正规金融的发展和补充，不断扩大正规金融的覆盖面，提高低收入者金融获得性，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普惠金融对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政府政支出（rfin）对降低金融风险作用较为明显，每提高一个点，可以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0.08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投资（rinv）对金融风险的降低作用不明显，这也说明“看得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人均储蓄（lpersav）的提升对不良贷款率下降的促进作用明显，在1%的水平上显著性，间接反映金融可获得性提高后，河南省县域生态环境在不断优化，人们金融意识不断提高，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四、结论与建议
尽管普遍认为“三农”领域较一般商业领域风险高，对“三农”、扶贫、县域的金融普惠更易带来高金融风险，但通过对河南省108个县（市）的分析，却得出与普遍认识相反的结论，即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这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上升并不是必然正相关关系。通过对河南省进一步考察发现，该省早在2012年就立足金融普惠理念，启动了“强农惠农农村金融创新、金融扶贫、小巨人企业融资培育、创业富民金融服务、保障性住房融资”五大民生金融工程，着力围绕政策联动、财税配套、金融创新、优化信用环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定向发力、差异化监管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金融支持弱势领域的财政配套政策和农村产权要素盘活等措施日趋完善，针对薄弱领域的金融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取得实质性突破。换句话说，正是在农村金融发展、金融扶贫等工作推进中，风险防控措施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规避和降低了普惠金融风险，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总体上能够降低不良贷款率。显然，河南省108个县（市）金融机构风险的降低，是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因此，普惠金融实践中，仍然要坚持金融普惠和金融风险防控的统筹兼顾。一是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让更多人拥有接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渠道，这也将更好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二是金融机构持续做好风险防控工作，特别注重完善内控制度，提高金融机构自身抗风险能力，确保信贷质量；三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提高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利于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能使广大金融服务需求者提高认识，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进而降低金融风险。完善现行的征信体系应借助互联网的信用大数据，同时可以借鉴西方经验，提高征信数据的共享程度，降低信用数据的使用成本，最终实现降低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的目标。四是进一步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聚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可以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初期对其进行一定补贴，并给予适当的税收政策优惠，帮助其发展。对农村普惠金融实行差别化的利率和信贷政策，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限制。五是大力发展涉农保险。建立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和巨灾风险的分担机制，不断促进农业保险品种的创新，因地制宜地开发不同种类的农业保险品种，以满足农业发展日益多样化的需要，降低保险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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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ounty-leve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Ris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08 Counties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YUAN Hao
（1 Zhengzhou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Zhengzhou Henan 450040；
2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e of PBC， Beijing 100800；
3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of Bank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450046）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学；课程教学；改革
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很多高校开始改革传统金融学专业课程教学的不足，着力解决传统金融重理论、轻实践的缺陷，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技能，使学生在积极学习普惠金融的新知识、新理念的同时，掌握一些与国际接轨需要掌握的新技能，能够发现金融发展前沿的新问题，并提供科学的解决办法，以积极应对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时代变化。金融学专业只有经过系统、科学的改革，才能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培养出适应企业实际需要、能够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能与国际金融发展接轨的综合实力强的全能型金融人才。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学教育制度以及改革经验，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模式，需要在普惠金融的大背景下，结合本国金融教学的基本现状，加快国内高等院校本科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步伐，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注入新的教学理念，对我国金融学课程现有的教学状况进行教学改革，创造出一种适合本国人才培养的方案。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对金融学课程教学的影响
普惠金融出现后，给我国目前金融学教学改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普惠金融要求金融学的教学利用好互联网技术
依托互联网技术强大的信息普及与传播特点，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并开始深入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金融学课程教学却因为教材内容更新、教学理念楼后等相对滞后而发展缓慢，很多普惠金融知识并没有通过教育这一途径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形成了普惠金融本身在经济中迅速发展与当前传统金融教学滞后的巨大反差。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这一特点，必然将推动我国金融学课程教学从书本文字到网络信息的变革，因此我国必须加快推动金融学课程教学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二）普惠金融要求将教学引导到关注普惠金融惠及的社会群体上来
在传统金融学教学方式下，广大在校金融本科学生身处校园，对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了解甚微，难以深入偏远地区体会薄弱的金融服务体系给广大农村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更无法体会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民对普惠金融服务的强烈需求。因此，学生必须深入农村地区的基层实践，亲自置身于基层金融领域，切身体会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普惠金融关系金融对弱势群体的服务，普惠金融的知识普及必将推动金融课程教学重点的转移，因此，目前我国金融课程的教学急需适应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将教学重点逐步转移到关注普惠金融惠及的社会群体上来。
（三）普惠金融将引导教师把教学重点
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建立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金融课程的传统教学往往是基于一个理想的环境分析，即默认社会各阶层都能找到并接受适合自身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在普惠金融的新背景下，学生面向的群体大都不具备甄别各类金融服务的能力，不能根据自己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参与其中，因此，金融课教学一定会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将教学重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建立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
二、目前我国金融学课程的教学现状
普惠金融发展给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影响迅速影响到了教育层面，我国普通高校传统的金融学教学模式在普惠金融大力发展的背景之下，迫切要求顺应时展趋势，进行深层次改革，以适应社会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尽管近些年来我国高等金融教育有了很大进步与巨大创新，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相比较而言，我国金融本科教学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偏重宏观金融，淡化了微观金融，教学体制相对落后，金融专业教材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难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很难培养出卓越的、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专业人才。
三、目前我国金融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相对陈旧
在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逐渐出现小微化的发展趋势，而我国传统金融学教学内容的讲授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利于金融学专业人才获取新的专业知识，培养出与时俱进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由于本科学生对社会上金融业的实际情况不熟悉，影响了对金融课程的学习，也影响了与金融相关的边缘学科的学习，诸如计算机的操作、数理统计等与金融密切相关的学科，综合型人才培养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教学模式依旧单一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国内各大高校已经在大量使用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但目前高校还是以“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金融学教学课堂仍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老师很难清楚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师生互动”未能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效率难免低下，大多数学生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本门课程的期末考试。因此，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够透彻，实践应用就更加谈不上了。
（三）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目前大学生大多生活在象牙塔里，对外面的现实世界了解比较少，学生要将现学知识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结合得很好是很难做到的。不仅仅是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教授本专业课程的教师的实践经验也比较缺乏。有些大学教师很年轻，刚读完硕博就进入教学岗位，这些都使得教师难以进行社会实践，因而实践经验少。
四、造成金融学课程教学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教材没有及时更新与修订
目前国内金融学专业的很多教材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编写的货币银行学，而金融学的教材没有及时更新与修订，导致其教学内容较为陈旧。国内的金融学教材内容、教材体系与国外的相差甚远，更五、普惠金融背景下改进金融学课程教学相应的对策建议（一）与时俱进，将普惠金融知识带进金融学课堂随着普惠金融在我国大力发展，我们需要在金融教材当中对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点进行补充，以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若不能及时在教材里注入新的金融知识，可能会导致学生因没有掌握这些新的知识而造成日后就业空间受限，影响其个人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审时度势，在汲取国外先进金融学教材养分的同时，也要顺应时展需要，要对我国金融学专业教材进行适当修改，注入一些新鲜的知识养料。我们可以考虑在教材设计过程中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传授，多引入一些金融发展中比较新的案例或讨论题，让学生可以敏锐地洞悉到金融发展的新问题。要将普惠金融的知识与金融学教材进行有机融合，全面系统地对金融学本科教材进行补充。
（二）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增加创新性教学环节
我国传统金融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仅使得部分学生难以跟上进度，也同样影响了授课老师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创新性的课堂教学模式。老师可以通过引用当前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真实案例，在课堂上允许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控制好时间，进行交流与互动。教师要分析普惠金融产生对当代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且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供学生进行深入讨论，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际的金融交易，直观地感受金融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使金融专业学生适应社会，增加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
（三）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
高校充分发挥自身所拥有的师资力量、人才资源和品牌效应，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教师可以利用学校与部分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学习相关专业的实践知识与技能。同时，巩固高校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还可以提高学校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声誉，有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教师的教学质量，可以为普惠金融相关知识普及和普惠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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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健康的信贷文化，合理的产业政策，良好的营商环境，反垄断和促进合理竞争的政策，有效的行业监管，以及行业质量标准对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君2月26日在中国普惠金融专题讨论会上表示，在与普惠金融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需要明确定位、分工、以及协调合作。尤其是要以商业可持续的边界，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
“普惠金融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议论，有的甚至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欺诈。”有鉴于此，王君认为迫切需要制订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唯有如此才能够厘清普惠金融服务的目的和人群等重要问题。
政府要发挥真正的引导力
国务院于今年年初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体系，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的总体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教授贝多广指出，国家的普惠金融五年规划是普惠金融的国家发展战略，如何将战略落到实处，如何真正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特别是如何让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普惠金融的事业中发挥引导作用，是未来五年我国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宏伟目标的关键。
王君也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过去十多年里，我去了很多的乡镇、自然村，一方面看到普惠金融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另一方面看到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数以十计甚至高达百项的财政补贴项目。而这些基金效果到底怎么样？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因此，在此次中国普惠金融专题讨论会上，来自普惠金融发展的利益相关方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关键在于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核心在于在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因地制宜引导并积极推动本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
有了国家战略的总体指导，王君提出当务之急是需要对普惠金融目前的进展做出客观评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通过评估才能够真正搞清楚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差距。”
同时，通过评估，也有助于政府部门避免出于善意的目的发力过度，不需要补贴的地方去补贴，不需要引导的地方去引导，不仅出现借贷过度和供给过度，也影响了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
“而要想对普惠金融现状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就是建立一套真正可靠的、全覆盖的、能够反应真实情况的普惠金融的统计指标体系。”王君强调。
此次中国普惠金融专题讨论会，同时了《2015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绿皮书），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推出的第一个系统性研究成果。贝多广指出，撰写绿皮书旨在于真实反映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进步和问题所在，不仅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讨论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调整、普惠金融体系中信用风险控制、大数据征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地方推动要经得起检验
此次中国普惠金融专题讨论会上，围绕“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这一主题，来自重庆市、福建宁德市和广西田东县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推进普惠金融的实践与经验。
重庆金融办代表介绍了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通过互联网、数据等技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并如何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提升普惠金融整体业态发展和服务水平。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福建宁德市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宁德市开展“农村普惠金融”工程，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及完善支付手段，促进扶贫开发与金融服务有效结合，特别是通过分片试点，建立扶贫信贷促进会模式，特色授信体系和产业模式等措施推进农村产业发展，解决扶贫贷款到户难的问题。激发农村自力更生、增强内生动力，加快贫困群体增收脱贫步伐。
【关键词】互联网+ 普惠金融 创新驱动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爆发性增长态势，为我国的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正在从以小额信贷为主的普惠金融模式逐步向以互联网金融为主的普惠金融的模式转变。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普惠金融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并从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深度和广度这三方面，明确了行动方向和关键环节。互联网金融将成为普惠金融新的契机和突破口。因此，研究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理念、技术、渠道和平台，在实现从业机构商业可持续、金融消费者价格可负担的前提下，将服务范围扩展到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为其提供公平、高效、便捷、安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周小川（2013）认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将会首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让金融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谢平（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更“民主化”“大众化”，它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提高金融“普惠性”。
三、如何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有四个特征：普及性、可得性、便捷性与包容性，各机构要加强普惠性平台建设，更好的服务客户。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在加强的技术支持的同时，还要叠加人性化的服务，为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需求的人提供具有针对性，便利的金融服务。
在“互联网+商业+金融”三者相结合的模式下开展精准扶贫，在保证商业利益的基础上承担社会责任，实现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营造“互联网+”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宽松环境。鼓励从业机构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多元化、定制化、精准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允许从业机构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开展普惠金融模式创新。
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好竞合关系，建立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和产业链体系。相关金融机构之间开展合作，构建开放性的金融形态，用技术对产品、功能、服务进行整合，打造开放式互联网金融布局。
为有效实现互联网金融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有必要整合、 完善现有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线上信用评价、投融资服务、财富管理、支付结算和营销服务一体化，将互联网金融提供商的客户信息纳入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中来，完善已有的征信数据结构。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资源的供给，改善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金融排斥现象，继续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
（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等。同时，还需要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建设，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互联网+”普惠金融具有鲜明的技术驱动特征。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普惠金融体系高效运转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实现条件。互联技术与金融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我国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加强风险防范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进入金融业的门槛降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惠，但是也加剧了金融业的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应该重视自身的风险管理，不应盲目追求过高的融资满意度而忽视客户适当性管理，不应过度强调服务便捷体验而忽视业务安全要求，不应仓促上线创新业务而忽略风险应急处置安排。外部监管部门主要做好功能性监管，以实现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助推普惠金融建设。将鼓励金融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协同推进，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由于“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最终目标在于满足实体经济需求、增进社会福祉，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性，因此，在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风险监管等方面还需要更好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和法律法规，实施分类监管、促进与传统金融的监管一致性。
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应与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既要强调普惠金融发展的社会效益，也要强调经济效益，只有在坚持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普惠金融，才能增强“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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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1-0105-03
[作者简介]徐彬彬（199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李秀刚（1973-），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经济。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科学项目“现代农业与农民增收视角下的新疆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1342106）阶段性成果。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因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高成本性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农村金融仍然存在着网点少、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以新疆为例，2012年新疆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金融网点数仅为106个。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在较高水平：1978年新疆的城乡收入比为268：1，1995年达到最高367：1，200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是2012年这一比值仍然处在281：1的高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新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二、文献回顾
普惠金融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国际上对普惠金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成熟。Seibel（2008）设计了两个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一是支持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网点；二是对乡村银行和合作社实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来提供普惠金融服务。Mitra（2009）认为普惠金融在运营时利率较高，违背了普惠金融为穷人服务的初衷，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该制定合适的贷款利率Battilana和Dorado（2010）认为可以通过雇佣和社会化政策的引导等途径为普惠金融机构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在我国，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由杜晓山和焦瑾璞引入。周孟亮、张国政（2009）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普惠金融形成的渊源，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提出了新方法和思路。刘营军（2011）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可行的改革思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胡秋灵（2012）介绍了国际上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模式，并对比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提出适合在我国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且鲜有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本文立足新疆农村金融的具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并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与指标说明
1内在机理
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降低贫穷效应和非均衡效应。1门槛效应。穷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水平低达不到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也就享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富人则由于自身的资金优势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所带来的高收益回报，从而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2降低贫穷效应。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实惠而导致贫穷降低，从而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3非均衡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总体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可能产生金融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城乡之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也就是金融发展的非均衡，从而对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三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影响如何，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2指标构建与说明
本文构建以下指标：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R）、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FS）、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FE）。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来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记做IR，比值越高，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哥德斯密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来表示。由于新疆农村经济主要为第一产业，所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可表示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总和/农业GDP总值。记做RFS，比值越高，说明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其中信贷总和=农业贷款+农村储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用农业贷款和农村储蓄的比值表示，记做RFE。RFE=农业贷款/农村储蓄。比值越大，表明农村储蓄转化成农业贷款的速度越快，金融发展效率就越高。
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新疆统计年鉴》《新疆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数据的期限为1978―2012年，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处理。计量模型的检验通过Eviews60实现。
四、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阶数按SIC的准则选取，检验结果见表1。
2协整检验
根据Eviews60的输出结果，在最大滞后阶数为2的情况下，得到回归模型为：
lnIR=0169lnRFS-0273lnRFE+1214+ui （1）
（2247）（-2044）（14665）
R2=0867，Adjusted R2=0821，Prob（F-statistic）=000002，括号内为t统计量。
再对（1）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截距和趋势项，由SIC确定阶数，输出结果见表2。
表2残差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1ADF值110%临界值15%临界值11%临界值1P值ui1-2721-1611-1961-268100090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所以，可以确定lnIR、lnRFS、lnRF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式（1）回归方程就是协整方程。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成正相关关系，且农村金融规模变动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同向变动0169个百分点；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成负相关关系，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动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反向变动0273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对新疆1978―2012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可知，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存在着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农村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的影响要大。究其原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是因为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在数量上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降低，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城市；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表示农村储蓄更多转化为了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由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在扩大农村金融规模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农村金融资产外流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如果只是一味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是由于农村金融资产外流所造成的。所以，政府应注意防范农村金融资产外流。可借鉴国外的“输血式”普惠金融模式，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服务成本，使得更多的农户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抑制农村金融资产外流。
2建立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
现有的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组织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其中除了农村信用社贴近农民生活之外，其他金融机构很难直接为农户提供贷款，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要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问题，一是要引导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金融市场适当倾斜，创新针对农村的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二是要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一定要得到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建立一个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
3建立农村信贷担保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鉴于现今农村信用的缺失，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把农村资金转移出去，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缺乏抵押品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建立抵押品替代机制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可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放款模式，实行小组联保、零抵押。借此完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周孟亮，张国政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新方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
[2]刘营军，张龙耀，诸保金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11（4）
[3]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摘要：普惠金融已被列入国家战略，是实现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重要目标的强有力工具。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深入，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趋于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本文以目前金融科技为背景，以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落地为目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实现路径：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体系；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依托金融科技，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长效监管体制机制；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提升整体金融素养。
关键字：普惠金融金融科技路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一种本着平等和可持续的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基础，为所有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提供精准、便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联合国2006年“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蓝皮书认为，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最后一年，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缓解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普惠金融已被列入国家战略，是实现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重要目标的强有力工具。
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伸，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能突破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瓶颈，能让金融服务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延伸至偏远贫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但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相对较少，还未形成一套科学、全面的理论和体系。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有利于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普惠金融体系。本文通过五个方面，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体系，期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深化金融发展，改善贫富差距，实现精准扶贫出一份力。
一、 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基层实践
今年作为“十三五”规划收尾之年，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发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体系亟待完善。为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应当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规划适应我国国情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框架，并将数字普惠金融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形成各方参与、协调并举、一齐发力的长效机制。在国家政策引导方面，可以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对基层提供分层指导，提出发展规划，明确具体可行的技术方向。各部委根据自身权责范围，出台相关措施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实现，通过大量的实践来引领创新，为顶层设计的完善提供坚实可靠实践基础。这样既有国家的安排，也有部委的跟进，容易在实践中取得成效。除此之外，应进一步完善其他相关政策和制度，改善外部环境，以支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持续发展。
二、 构建生态体系，实现合作共赢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普惠金融，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是以信息技术作为内在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缺乏，这也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很难打通。数字普惠金融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就好比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有浑身本领，也无法得以施展。为此，我国应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资本积极性，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另外，通过向贫困地区普及智能手机，提升贫困人群的入网率，为数字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扶贫、数字扶贫等手段，对各政府部门数据进行整理，打破数据孤岛，搭建包括金融征信、财政税务等在内的统一信用征信数据库，真正实现数据共享，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阻塞；推动多方合作，建设融资新模式，加强与电商、物流、产业平台合作，完善信息共享，为贫困人群、小微企业信用评价和信贷获得提供支撑。随着数据面的扩大和数据质量的提升，为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开展普惠金融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数字普惠金融各方积极互动、合作共赢的良好生态。
三、 坚持金融创新，助力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以5G网络、人工智能、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金融科技的不断突破。数字普惠金融深刻改变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突破了传统普惠金融的时空局限性，为普惠金融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尽管在一项技术创新初期，可能会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等弊端，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其便捷性、公平性、包容性等自然属性，会为普惠金融成长奠定健康、可持续的基础。一是要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自然属性，不断丰富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方式，不断丰富完善线上线下渠道客户应用场景，提升客户体验，实现精准获客、精准营销。二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能让贫困人群享受到更全面、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普惠金融的效果，实现金融扶贫可持续化发展。金融技术的创新，势必会带动起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满足各群体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能够有效破解金融排斥问题，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境，优化资源配置，真正做到金融“普惠”。
四、完善金融监管，合理防控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给消费者带来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同时，也带来的新的风险。因此在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应对数字普惠金融中的风险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而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金融业务会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出现经营混业的情况，这也势必会面临监管漏洞大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规范化的监管刻不容缓，必须建立健全长效险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首先，需明确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要求机构将“负责任”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其次，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特点，健全相关风控制度和操作规范，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再者，加强数字化监管能力提升，构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监管平台，加大监管的深度与广度，并通过技术反制，有效消除创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最后，大力培养和引进相关人才，实现监管专业化。同时，为了避免监管约束创新，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在沙盒的安全控件内进行金融产品、商业模式和营销方案的测试和创新。
五、推广金融教育，提高金融素养
然而，普惠金融是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最难解决的问题。之所以“貌似简单”，在于普惠金融仅仅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使每一个经济个体都被包容于金融服务范围内。之所以“最难解决”，在于无差异的包容性势必颠覆整个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即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金融资源总是试图寻找最具资源使用效率的融资者。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体系并不容易，需要解答的是如下三个基本命题。
第一，普惠金融的包容性问题。普惠金融不容置疑地应该包容弱势群体――农户和小微经济主体。但实际上，不同禀赋、偏好和能力的个体，很难获得资源、要素配置以及市场准入的均等机会，不同个体只能获得不同程度和质量的金融服务。可以说，当前金融层面最大的非普惠性或许在于，诸多小微经济主体承担着资金低成本供给者角色，而不具备低成本融资者身份。由此，与其想当然地把各种金融服务赋予弱势群体，不如首先研究“恰如其分”的普惠金融，即首先研究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而后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和服务体系。
第二，普惠金融的包容度问题。普惠金融绝非为融资而融资，而是通过融资改变弱势群体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由此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的生存状态，并进而实现普惠金融实践者自身的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共生才可能实现普惠金融的自发性成长，也就是说，普惠金融的实践者只有确认其操作有利于实现弱势群体能力、收入以及财富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设计才可能衍生为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实践。
第三，普惠金融主体的多元性问题。一是最基础的普惠金融仍然是合作金融，通过弱势群体之间的金融合作，解决富者用杠杆而恒富、贫者贡献存款资源而恒贫的局面，这是成功的国际通例；二是商业性金融应着力发展要素金融，即资金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密切结合，通过向农业企业提供融资，再由企业向农户提供商业信用类金融服务，解决技术性融资和创业性融资缺乏的局面；三是完善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主要应通过中央银行以定向低息再融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激励金融机构从事普惠金融操作。
值得重视的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其天然的草根性和区域性特征，具备贴近“三农”、小微等弱势群体的天然优势，他们更清楚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真正实现有针对性的普惠金融服务，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然，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一家可以独立完成。在需求导向前提下实现恰如其分的金融服务供给，在平等融资中实现金融机构与客户的动态共赢，在体系建设上发展合作金融、要素金融和政策普惠，应该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基本设计思想。尽管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普惠金融与支付服务“三农”理论分析
2005年，普惠金融首次在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被提出。按照有关学者定义，“普惠金融体系是指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所有用户和家庭都能够通过合理的价格获得各种金融服务；二是具备健全的金融机构和审慎监管机制；三是能够提供长期有效的金融服务；四是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氛围。由此可见，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法律、制度和机构的合理创新，让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平等地享受低成本、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一）“三农”是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金融排斥性是指大众特别是农民在金融体系中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特征，致使弱势群体没有多样化的方式或者途径与金融机构产生联系，并且在享受金融服务或者体验金融产品时存在种种阻碍。普惠金融正是基于破解这种金融排斥性的需求，竭力搭建一个普罗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金融体系。在我国，由于农村地区金融呈现交易频次低、农户习惯使用现金进行交易与结算的特点，加之金融机构设立网点的成本较高，基于投入产出比的考虑，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提供金融服务，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排斥，日常生活中必要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城市地区金融发展相比呈现明显滞后趋势，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与关键在农村。何德旭（2008）利用金融排斥解释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供求失衡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需求有较强的排斥性。田霖（2009）应用金融排斥理论分析指出，城乡金融的长期割裂导致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刘士余（2013）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程度各异的金融供给不足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匮乏的问题。（二）健全的支付清算系统是普惠金融发展根基。金融拥有优化资源配置的枢纽作用，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与核心，支持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中支付清算在现代金融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支付清算体系是社会资金运动的“大动脉”，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决定社会资金运动的安全和效率，并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活动效率。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参与者对支付清算体系运行质量要求愈高。其中，支付系统支撑各类支付工具的使用，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搭建高效、便捷的资金运行通道，是整个经济金融活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支付服务体系可以有效维护金融业稳定运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社会资金周转，满足社会公众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因此，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邱云武和黄照影（2008）研究了宏观经济与大额支付系统资金流量间的内在关系，得出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与GDP关联密切、与经济金融运行正向相关的结论。华艳丽和刘凤梅（2008）在实例研究巴彦淖尔市推广现代化支付系统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后得出，支付系统的推广与应用对提升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改善经济增长状况起到了促进作用。李鹰和王祥峰（201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支付清算资金量与GDP总量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的结论。（三）支付服务创新提升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水平。通过高效便捷的支付清算系统，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应用更加普遍，可以有效降低资金交易成本，减少现金流通，提高支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支付工具、支付方式的不断创新，卡基支付、手机支付和网络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广泛运用，新型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更加普遍，日常缴费、基金、保险、公益事业等各方面都离不开电子支付的使用，其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受众群体，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包容性水平的提升。Geach（2007）提出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的概念，其与金融排斥相辅相成，通过比较英国的ATM服务与肯尼亚移动支付两者的费用差别，认为创新支付工具能够有效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Mas（2012）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员无法得到正规性金融服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大多没有稳定、正式的工作，养成了传统的现金支付结算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与传统的金融机构没有过多的联系，但若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则可以增进农村居民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沟通与联系，弱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焦瑾璞（2014）指出，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可能产生推动作用，从而破解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难题。郭新明（2014）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普惠金融推广的实践案例，指出应当通过改善农村支付环境，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使得普惠金融服务具有更强的可获得性和效益性，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二、国际上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重视普惠金融，很多国际机构都开始推行普惠金融理念。其中，墨西哥和巴西通过改善支付服务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其成功做法值得借鉴。（一）墨西哥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和经验。一是构建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墨西哥于2011年签署《玛雅宣言》，承诺开展普惠金融，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落实《玛雅宣言》设置的主要工作目标；完善监管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领域的主要职责。二是完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成立普惠金融国家委员会，委员会由财政与公共信贷部、银行与证券委员会等8个部门的代表组成；监管机构设立普惠金融部，专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成立保护金融消费者全国委员会、国家金融扫盲委员会等。三是健全支付服务体系和服务渠道。打造多层级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除正规商业银行外，设立三类非银行的小型私营信贷机构，优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立法允许金融机构通过第三方提供服务，银行业机构通过与便利店、加油站、销售点等零售业终端合作，在边远地区建立服务点，拓宽服务渠道。四是推动支付服务方式与产品的创新。推广账户分级制度，将银行账户分为4级，每级账户在开户证明材料要求、开户手续繁简、账户开立方式、支付结算手段、存取款限额、办理业务类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此外，还着力提升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持续能力。五是建立普惠金融统计分析与金融教育工作体系。建立专门的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定期收集数据并年度报告；每三年开展一次面向全国居民的普惠金融需求调查，为政府决策和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提供重要的支持和指引；面向弱势群体定向推出“繁荣计划”，将金融教育与存贷款、福利发放与保险等列为同等重要的服务内容。（二）巴西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和经验。一是强化国家战略设计。巴西2011年成立全国普惠金融委员会（PNIF），其工作目标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惠金融服务，具体包括：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通过提升金融教育水平和信息透明度增强金融服务信息和消费者经济责任的可得性；提升金融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二是推广银行。银行是巴西中央银行针对缺乏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地区推广的一种补充性基础金融服务的方式。其规定，金融机构可与邮局、站、汽车经销商等机构签订相关协议，通过这类机构的实体网点补充提供基础性的金融服务，弥补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的缺陷。实行银行制度应当在巴西中央银行获得授权，服务范围限于中央银行授权的范围内，主要包括开立储蓄账户、存取款、转账支付等。该模式符合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已覆盖全国所有城镇，并且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纷纷效仿。随着银行支付的推广，许多金融服务空白地区的居民能够顺利获得基础性金融服务。三是创新金融产品。2004年起，监管部门开始推行账户分级制度，简化银行账户；简化开户程序和开户条件，创新金融产品，鼓励弱势群体使用个人账户，推广银行账户的使用。四是普及金融教育。在全国推广“金融公民计划”，强化公民金融教育，普及开户、储蓄、贷款等方面的金融知识，提升其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增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消费者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更加便捷地了解和使用金融产品畅通渠道。五是通报评估报告。该国央行与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合作，设计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定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测评估，摸底消费者需求；按年通报监测评估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创新金融产品，完善监管政策，优化金融体系。
三、普惠金融视角下央行支付服务“三农”的现状与问题
促进普惠制金融发展，可充分发挥金融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作用，支持“三农”发展和消除城乡差距，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近年来，人民银行以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当前央行支付服务“三农”还面临金融服务资源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支付工具和产品如何更好得到持续有效广泛利用、金融排斥性如何得到有效解决等主要问题。（一）初步形成农村普惠金融法规体系，但法律环境仍不完善。近年来，面对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现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法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的要求。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普惠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普惠金融政策措施，如推出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手机银行免费等优惠措施。但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法律环境仍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层级较低。主要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实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未制定专门针对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法律规范，未建立农村普惠金融的总体框架和工作机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不足，政策连续性和一致性不足，资源整合效果不强，尚未形成各方协作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合力。二是部分法律不符合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例如，目前助农取款服务点只能办理查询、小额取款、转账等业务，且每卡单日取款额度只有2000元，业务范围狭窄和取款额度已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此外，金融管理部门尚未放开农村信用社发放信用卡的政策。金融管理部门对农村金融市场设置较为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条件，未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业务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三是农村金融服务站的法律定位不明确。农村金融服务站点由相关金融机构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设立，农村群众可以通过服务站办理业务，但其不是银行的金融网点。在实践中，农村金融服务站的功能越来越广，农村金融服务站点与银行机构网点功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农户缺乏金融知识储备，容易造成误导；同时，由于各地服务站点名称和标准都不统一，更容易对农户造成误导。如果农户误将金融服务站点当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很容易造成法律风险。（二）普惠金融可得性全面提升，但不平衡问题突出。农村金融服务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覆盖水平，完善的金融供给是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条件，同时覆盖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农”获得有效和优质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人民银行通过不断扩大基础金融覆盖率，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基础金融覆盖率显著提升，城乡的金融服务资源进一步趋向均衡。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量12.67万个，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为1.39个，县均银行网点57.75个，乡均银行网点3.98个，村均银行网点0.23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共98.34万个，覆盖53.17万个村级行政区，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超过了90%，村均拥有量为1.8个。但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缺乏内生动力性，导致金融服务可得性呈现显著的不平衡。以四川省为例，作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2015年末全省农村贫困人口355.3万人，占全国的6.3%，“四大片区”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60个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含30个重点县）面临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的状况较为严重，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因条件限制仍然未实现全覆盖。截至2016末，四川三州地区（凉山、甘孜、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还有71个乡镇和1599个行政村因不通电或无通讯信号，无法布放ATM、POS等机具，限制了支付服务空白乡镇的全面消除。二是银行网点布局不平衡问题突出。大多数网点集中于县城和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而经济欠发达的乡镇一般仅有农村信用社或邮储银行的一个网点，甚至部分乡镇没有设立网点。如甘孜州乡镇以下金融机构覆盖率不足30%，平均一个金融网点要服务3个以上乡镇，部分乡村与银行网点相距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三是信用环境亟待改善。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四川尤其是藏区、彝区等，由于金融活动不丰富，信用信息数据缺乏、金融债权难以保全，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信心不足。（三）农村支付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提升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完善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地区推广金融服务，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服务显著改善。截至2016年末，农村地区已布放ATM机34.32万台、POS机676.96万台，每万人分别拥有ATM机3.77台、POS机74.32台。但是，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是一项长期的持续性工作，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挑战。一是金融机构总体上投产出不平衡，经营模式的可持续性不足。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属于微利行业，不少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都在贴钱经营。据四川调查显示，银行投放一台ATM的成本大约10万元，以目前四川农村地区2.1万台ATM机计算，各金融机构已累计投入超过21亿元。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较为集中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覆盖条件较差，而且投入成本更高。助农取款服务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收单机构办理助农取款服务初始需要一次性投入终端机具、验钞机、保险箱、服务点经办人员操作培训和开业营销等投入，在日常经营中，还要投入经办人员报酬、业务通讯、巡检维护、机具维修、打印纸和配件耗材更换等诸多费用，投入较多。而收单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服务点商户绑定账户存款利差收益，服务点自身支付业务基本不收费，总体而言收入较少。二是部分商户积极性不高。目前，服务点商户助农取款服务需要付出较多人工操作、经营场地和备用现金等，备用现金不仅损失了存入银行的利息收益，还需要承担抢盗风险，服务点商户实际付出不少。而收单机构对服务点商户的报酬激励主要是采取按月固定数额、按单笔计酬方式。较多服务点商户反映报酬激励不足，业务办理积极性不高。个别服务点商户因收益不能弥补其付出而存在降低服务质量的问题。三是助农取款服务点管理难度加大。随着助农取款服务的快速发展，助农取款网络广泛覆盖乡村，收单机构的管理风控难度大，大量不活跃服务点的存在易引发风险。服务点维护成本较大，为保证助农取款服务点的正常运行，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每月需对布放机具进行一次维护。但部分贫困地区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地形复杂，路况较差，对机具的巡检维护成本偏高，对实力普遍较弱、收入不高的贫困地区银行机构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四）新兴支付方式发展较为迅速，但普及率较低。在通信技术的推动下，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借助客户的网络终端、移动终端就能够为其提供各类金融服务，一方面减少了物理网点设立的成本，单笔业务平均成本骤降，另一方面，由用户自行完成业务操作节约了时间和人力成本，业务处理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从而总体上显著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的推广力度，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对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实行免收手续费的政策，让农村群众享受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末，我国农村地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开通数累计4.29亿户、3.73亿户，分别增长20.5%、35.14%，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得以大幅提升，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自身需要的金融服务。但是农村地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普及率仍然较低，大部分农村群众都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无法享受新型支付方式的便利和低成本。主要原因是：一是尚未完全解决安全问题。安全性问题是影响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推广使用的重要因素。很多用户由于缺乏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安全操作意识，存在业务操作、账户盗用、密码控制、系统运行等安全风险，并且容易造成账户信息和身份信息泄露。《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调查报告（2015）》显示，我国超83%的网民网上支付行为存在安全隐患，55%网民曾遭遇网络诈骗，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的仅占12.35%。二是网络和手机信号不佳的问题。目前绝大部分偏远农村地区都未开通网络宽带，并且部分地区存在手机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难以正常推广。三是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农村地区的银行机构缺乏对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广泛宣传与持续引导，甚至部分基层银行人员都未掌握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安全使用知识，制约了电子支付业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普及。（五）金融知识宣传逐渐强化，但针对性不强。观念和意识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改善的又一关键因素。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现代支付意识，维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组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依托“金融知识宣传月”“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农村金融教育“金惠工程”“扶贫日”系列活动等，开展贴近普通群众需求、符合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提高普通消费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维权能力；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试点成立金融消费争议评议协会或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建立专业的调解员和评议员队伍，通过调解和评议的方式处理金融消费纠纷，并积极协调司法部门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及时化解金融纠纷，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农村普惠金融宣传培训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宣传对象缺乏针对性。边远地区农村“空心化”倾向突出，大量的留守人员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弱，传统的宣传手段难以取得效果；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受民族文化、消费习惯、传统理念、语言文字障碍等因素制约，非现金支付宣传难度更大。二是宣传形式缺乏针对性。金融机构针对农村地区开展的宣传活动还比较落后，没有形成全方面、统一的、立体的、面对面的宣传格局，农村居民不能全面深刻了解掌握相关知识。三是风险防范意识低。近年来，随着农村地区用卡环境的改善，电信诈骗、信用卡套现等支付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向农村蔓延的趋势，贫困地区的群众在使用银行卡、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时的风险防范意识较低，在办理取现、资金查询、转账等业务时，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局限容易采取密码过于简单或将自己银行卡密码告之服务点商或其他人员代其办理业务，存在一定的失泄密风险和资金风险，加之一些商户素质参差不齐，亦缺乏必要的现金保管风险防范意识。
四、普惠金融视角下央行支付服务“三农”的政策建议
“钱袋子”：人民币更好用
拿老百姓最关心的“钱袋子”问题来说，G20重点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升，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并愿意接收人民币，这样中国老百姓出境旅行、投资购物等都将享受到更多实惠与便利。
“G20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扩大SDR的使用。各大国对人民币加入SDR决议的再确认与再支持，意味着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得到认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贸易支付和清算的重要货币。
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这一决议将于今年10月1日起生效，人民币成为SDR篮子内美元、英镑、日元、欧元之外的第五种货币。
在老百姓的感知上，人民币“入篮”将对我们的“钱袋子”有何影响？以往，由于人民币价值及其稳定性被低估，中国游客出境之前，都需要换算汇率、兑换外币，很容易产生汇率损失，增加汇兑成本。未来中国百姓将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境外旅游、购物、投资，增加交易便利，规避汇率风险。
“入篮”也有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减轻贬值压力，减轻中国人对“钱袋子”缩水的担忧。人民币保持稳定态势还将有利于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和交易。
“换句话说，今后中国老百姓到国外购置不动产、股票和债权，直接拿人民币到国外买房都将不再是梦想。”王文说。
扶贫助微：金融服务更有实惠
小微企业、农村百姓、贫困人口，遇到贷款难怎么办？今年的G20杭州峰会特别关注的普惠金融议题，将有望解决这个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的B20新闻会上说，普惠金融就是加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使那些边远地区、农村的老百姓和低收入群体，能够得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
“资金融通的困难往往在于中小企业和老少边穷这些原先金融体系的盲点。普惠金融关注小微企业、农民及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让他们能更加便利地参与到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丁纯说，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进而惠及社会各阶层和群体。
目前，中国也在持续探索中进行了不少普惠金融的实践。手机支付、网络信贷等，使我们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G20峰会举办地杭州便是一个移动支付极为便利的城市。
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金融就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益活动。丁纯说，任何金融活动都是带有盈利目的的，这就决定了普惠金融的创设需要处理好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关系，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的理念惠及老百姓。今年将有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递交G20杭州峰会，这必将有益于全球普惠金融的操作执行。
买买买：贸易更便利，价格更便宜
进口产品更便宜、品种更多、流通更快，这应该是广大消费者尤其“海淘族”“剁手族”最大的梦想。而G20杭州峰会的召开，正在让梦想成为现实。
作为G20杭州峰会的东道国，中国倡议把贸易放在与财政和金融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讨论。G20成员在今年7月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上，就中方提出的《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达成共识，该战略确立了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等七大合作支柱，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原则和行动举措。
“这些支柱将为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例如推动尽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有望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说，这也意味着进口产品将更便宜、流通更快，消费者也会从中受益。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实惠，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当地老百姓家门口的“国际超市”，让消费者足不出县就能买遍“全球”，商品品质有保障，价格也颇有吸引力。
西班牙商品中心展厅主管张睿智说，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便利程度不断提高，进货周期和运输时间缩短，铁路运输综合成本比海运要减少15%左右，因此每年新年都会拿出更多实惠让利给消费者，活动期的销量通常比平时高出50%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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