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R&，D支出，技术进步，就业，后发劣势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中金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D支出，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创造就业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呈现“无就业增长”[①]。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的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进本手段，将R&D投入纳入到分析我国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格式。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实证方面D支出，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Tobin（）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②]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6）、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二）R&D投入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论文格式。
Stiglitz（1981）则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D支出，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三）国内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D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论文格式。昌盛（2005），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争论不大。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后发技术进步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技术扩散效应，争论的焦点是国外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是否具有明显的作用。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潘文卿（2003），李平（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D支出，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投入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单位：亿元
1997
509.16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古典增长理论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规模报酬也不是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第三个生产要素：知识或人力资本，论证了技术进步体现在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之中，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内生化。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物质要素的收益增长，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能够相互替代，并以可变的比例组合；采用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规模收益是可变的。这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e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t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γ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γ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γ+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②：
Yt=AeKLH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γ+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等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335.823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1.691%的技术进步体现在哪里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Yt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At、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Kt、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Lt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KL。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Yt=AtLt。进而有：Yt/Lt=At，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Yt=AtKt。进而有：Yt/Kt=At，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α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Yt/（KL）=At，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γ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γ1，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γ2，即有：γ=γ1+γ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eKL，设Yt/（KL）=Wt，这样上式可变为：Wt=A0e。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A0eγ。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Wt==γ。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W=γ。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Yt=A0eKLH，进而有Yt/（KL）=A0eH。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Qt=A0eH。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A0eHγ+A0eH。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Qt=γ+e/Ht。取/Qt=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取/Ht=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这样有：q=γ+eh。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γ，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γ，有（A）：W=γ=3.913%，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据回归方程②，结合等式q=γ+eh，有（B）：q=2.222%+0.303h=2.222%+0.678%=2.9%。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可知云南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为了便于理解，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知识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把增长速度方程①改写为y=γ1+a1k+b1l，其中γ1、α1、以及 b1对应于回归方程①中的各经济变量的系数。同时把增长速度方程②改写为y=γ2+α2k+b2l+eh，其中γ2、α2、b2以及e对应于回归方程②中的各经济变量的系数。把以上两式相减，有（γ1-γ2）=（α2-α1）k+（b2-b1）l+eh。其中，（γ1-γ2）表示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的那部分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的技术进步由等式右边的三项构成。容易推知，（a2-a1）k+（b2-b1）l正好表示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把回归方程①和②中的系数代入上式，有（3.913%-2.222%）=（0.727-0.599）k+（0.467-0.427）l+0.303h，即1.691%=0.128k+
0.04l+0.303h。其中，0.303h=0.678%，而（0.128k+0.04l）=1.013%。据此便可以理解前文的分析。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云南上升了1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的水平。当然，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合理也是造成云南省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原因。为了更好地促进云南经济的增长，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尽快提升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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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技术 现场勘查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9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21-01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犯罪案件的现场是指犯罪正在实施的场所。并且，在这个场所中留有大量的犯罪的痕迹。而能否在这个犯罪现场中提取有利于警方侦破案件的证据是警方对于犯罪现场进行勘察的重要目的。在进行现场勘查的问题上，如何能够很好的妥善保护原始犯罪现场，能够使警方找到犯罪者的作案手法，对于弄清案件，有重要的意义。现场勘查是侦破案件的初始阶段，也是重要阶段，侦查人员运用技术手段对于犯罪场所、痕迹、物品、尸体等进行侦查活动。[]现场能够勘查的重要物品不仅仅是帮助警方进行案件的侦破，同样也是逮捕犯罪者的重要证据。刑事技术的现场勘查能够为案件的性质提供依据，通过对于现场刑事技术的勘查能够对于现场的案件进行定性和分析。
2.国外研究现状
而相对于中国的刑事技术的起步阶段，国外的刑事技术现场勘查能力则相对较为先进。以美国FBI为例，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进行犯罪现场勘查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要求和准备工作：首先，在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要注意进行现场勘查的准备工作。其次，刑事技术人员进入现场之后，对于现场要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和初步的评价，并做好相关的笔录准备，最后，开始进行现场勘查工作，其中包括：拍照、绘制图片、对现场进行细致搜查、搜集相关物证和人证和最后的巡视。一系列检查结束之后才能够对于现有的现场进行解除警戒。[]这一系列的关于现场勘查的任务由固定的人员组成，具有一定的管理体制，专人专门负责这些问题能够减少在现场勘查中的错误和物证不清等问题。
3.研究方法
现有的国内刑事技术现场勘查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的现场勘查技术理论还不是十分的成熟，并且，在现场勘查的问题上，没有严密的法律和法规进行保护，很多的现场勘查技术不能够被很好的现实应用。而相反，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刑事技术理论有着很好的研究和理论成果，并且这些理论成果能够被现有的法律保护并且应用到现实的现场勘查上来。
二、刑事技术现场勘查理论评述
1.刑事技术现场勘查防护
我国现有的刑事技术人员和现场勘查人员被混淆为同样的人员配置导致现有的刑事技术现场存在着刑事技术现场的人员在取证上和现场勘查上存在问题。并且对于犯罪现场的防护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中国的刑事勘查人员在进入现场之前，基层的人员对于案发现场只是进行简单的封锁和警戒，并通知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但是却缺少对于现场的初步处置，包括查看受害人是否死亡，进行急救或者是查看犯罪者是够就是藏匿与比较隐秘的场所或者是出现在现场等。现场的勘查不到位导致了接下来需要技术人员重新对于现场进行初步解析和取证，这样不单单是浪费了侦破案件的时间，同样，这样做对于案件本省来说，也错失了侦破案件的最佳的时间。因为无论受害者是否死亡，第一时间的工作总是能够得到最佳的效果。
2.刑事技术现场勘查的工作思考
我国现有刑事技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刑事技术的专业人员较少。刑事技术的专业人员较少，每一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进行专业技术的现场勘查时大多是两人一组进行全面的现场勘查，并且进行确证和后续的化验环节，在很多的验收环节上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拖延了侦破案件的时间。其次，在现实侦查中和学习的侦查技术的手段的脱节。也就是理论与现实的不对应。很多的现场勘查技术的理论不能够被实际的应用和理解。造成了技术是技术，现场是现场的勘查现状。最后，在取证和证物保存上也存在着问题。取证的不当和不全面造成犯罪嫌疑人能够通过现场的取证问题钻法律的漏洞，而在案件提审上存在着灰色地带。而在证物保存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在一些证物保存上，例如或者是重要的经济案件中的文件的丢失都会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一定的麻烦。
3.刑事技术现场勘查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社会的发展和犯罪的升级是同步存在的。犯罪率日趋升高的今天，如何能够更猛烈的打击犯罪分子是现有政法部门需要严肃思考。刑侦工作在其中尤为重要，好的刑侦技术能够对返祖现场进行最细致的检查和取证，是侦破案件和开展案件调查的基础。不断的拓展现有的刑事案件技术的理论能够提升对于现有案件的理解。如果把刑侦技术和刑侦技术理论进行割裂，那么，我们的刑侦技术手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被提升的。而在进行刑侦技术理论的提升的同时，具有好的刑侦技术手段并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提升我们现有的刑侦技术理论，使理论和现实共同进步。
三、结论
公正和真实是对于现有社会的最重要的真是的现实。合理的刑事技术勘查手段是能够保证现实中的案件侦破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刑事技术现场勘查的程序与效率的一稿也是我国司法目标的重要追求。不断的强加现有的刑事技术现场勘查理论能够提升现场勘查的技术手段。而在我国现场勘查的技术不甚完善的今天应当要借鉴国外优秀的、先进的勘查手段和勘查制度，并且结合我国的国情用现有的《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刑事现场勘验检查规定》的规定针对当前刑事案件进行勘验时存在的如现场保护不专业，见证人找寻不规范等问题提出相关改进的措施，以此完善刑事现场勘验程序体系，促使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更加合理高效地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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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超级秘书网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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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DEA-Malmquist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青烟威地区
一、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2007年的2113.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6184.9亿元，年均增长32%。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迅猛增长的背后，创新的效率问题同样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技术引进和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如果创新的过程本身缺乏效率的话，就弱化了创新的意义。
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1、以山东省青烟威这一典型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2、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实证分析青烟威2007-2013年的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等创新效率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技术进步这一创新效率指标，进而研究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因素。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分析青烟威的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对于不同地区政府制定合适的政府科技支出规模和结构调整的政策以及促进青烟威地区进行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其经济的增长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
关于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以下从国外、国内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当前，国外高新技术产业效率研究绝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自选分析模型。另一个是DEA模型分析法，Fried等人（2002）认为，研究对象的外部环境、随机因素和管理因素都是效率影响原因之一，据此提出三阶段DEA理论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使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创新效率的研究方面：龙勇、纪晓峰（2005）利用DEA方法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比较低的结论。张纯、葛幼松（2007年）运用DEA方法，从综合有效性、技术有效性和规模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现有的发展水平存在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总体规模偏大等问题。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为两种思路：（1）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来测定我国或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2）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改善情况，如常建新，姚慧琴，毛颖（2011）研究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TFP的增长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TFP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其他因素则起到阻碍作用。然而这些文献都显示由于核算方法和资料的选用方法和处理方法不同而导致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有的差异很大。
上述文献虽然都研究了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不同效率，但是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还是比较少，而对其动态变化的研究更少。因此，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意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增加了更多的分析单元，延长了分析期间，研究青烟威这一典型区域，以探求更有代表性的结论。
三、模型选择与方法介绍
DEA模型中的BCC模型可以在得到各个数据的相对效率值（即综合效率）的同时，得到各个数据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并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由于企业的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非常适合运用DEA模型进行研究，因此选用DEA模型中的BCC模型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进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本文通过对企业多年数据的建模来讨论在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对高新技术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考虑了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方法则选取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四、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DEA模型中采取R&D全时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经费作为投入指标，采取专利申请授权数、GDP增长率为产出指标，进而分析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创新效率。同时增加了政府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财政投入，代表了政府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指标，进行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科学技术或者科学发展在新领域中的发展，或者在原有领域中革新似的运作。
技术进步：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发明创造以及新的组织结构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而形成的人们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反映被评价对象对新技术的重视。
技术效率变化：在给定一组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被评价对象的实际产出与假设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
规模效率变化：反映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的规模效应。
纯技术效率变化：反映被评价对象技术应用水平所产生的效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07-2014），GDP增长率则以青烟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表示。
五、实证分析
（一）运用DEA对2013年山东省十七地级市进行创新效率分析。本文搜集了山东省17地级市的创新产业的资料，得出青烟威的创新投入和产出相比于济南等发达城市虽然有一定的差距，但相较于一些内陆的城市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利用DEAP2.1软件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
（二）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
（三）青烟威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TFP）变化情况分析
考虑到技术进步的滞后性问题，本文分析了青烟威2007-2013年的数据，从整个青烟威来看，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8%，生产效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青烟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增长，再稍微降低后逐步平稳增长的趋势。
（四）青烟威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2可以知道青烟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下降的时候，GDP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烟威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规模比较大，政府对于高新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青烟威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便于其吸收海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便于引进外资，所以青烟威要利用好自己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使高新技术产业能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青烟威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技术进步曲线与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曲线的波动是一致的，而且青烟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技术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效率上升时，技术进步水平下降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即青烟威现在还很难做到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兼顾，技术进步的变化幅度要大于技术效率的变化幅度，这表明了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一个不稳定的发展过程。
（六）青烟威地区综合效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2008―2010年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呈现出了一致的趋势，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充分说明这段时间纯技术效率取得良好的成果，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比规模效率大；而2011―2013年与2008―2010年恰好相反，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完全重合，并且都呈上升趋势，可见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产生的影响很大。
再使用SPSS对综合效率进行相关性的分析知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863419，而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12306，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相关系数-0.39434，呈负相关。
六、结论
1、青烟威的GDP与全要素增长率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青烟威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而这也成为青烟威相较于省内其他地区的优势。
2、青烟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对其贡献为负。
3、虽然在某些年份全要素生产效率大于1，但是均值还是小于1，这说明虽然这几年青烟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在高新技术创新效率上仍存在提升的空间。
七、对策与建议
对于青烟威的高新技术发展，要注意协调发展，在不断提高技术效率的同时提高技术进步，使两者相辅相成，更好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针对青烟威的技术进步方面的不足，提出以下建议：
1、合理配置科技人力资源，建立青烟威的科技人才信息库，重点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领军人才信息库建立科技创新人才的选拔和评价机制，吸引科技创新人才，促进技术进步。
2、高技术企业R&D投入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R&D投入强度几乎没有变化，R&D投入也普遍仍旧较低，且两极分化严重。因此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研发活动，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谋求更好的发展。
3、高新技术企业多数存在冗余投入与支出，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技术进步毫无益处，因此必须减少冗余。企业需要合理配置、利用投入的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压缩投资，避免投入过剩导致的产出率低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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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勇，纪晓峰.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DEA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8）：72-74.
[3]张纯，葛幼松.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有效性地区差异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3）：59-63.
关键词：技术进步 就业量 数据包络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就业问题依然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2010年失业率虽整体降低了两个百分点，但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却达到908万人，失业率依然高居 4.1%。2011年虽失业率仍然保持4.1%，但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却一直增长，达922万人。按照传统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现实却出现了相反的一幕，我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如何解释我国现存的“高增长低就业”悖论，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在当代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实现离不开技术进步，而社会的和谐离不开充分就业，因而，深入研究与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寻找协调二者间关系的可行性措施，使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促进就业，对解决我国的严峻的就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选取全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对策。本文第二部分为回顾已有的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第三部分是使用DEA方法对各省市的技术进步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度量；第四部分是运用计量模型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我国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国内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促进论。丁仁船等（2002）认为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整体效应是促进的。昌盛（2005）采用1978-2002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第二，抑制论。彭绪庶等（2002）通过对技术进步与就业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劳动替代特征。姚战琪等（2005）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存在反向的关系。第三，双重作用论。肖延方（2001）认为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再就业具有双重作用。杨淑华（ 2006）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作用。第四，无影响论。毕先萍等（2004）的研究发现虽然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有明显的影响，但其对就业量并没有长期的明确关系。吴小松（2007）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增长的贡献较小，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确定。
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以往研究大多基于“索罗残差”方法来计算该数值，但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约束性，需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从而避免了一些理论约束，较为精确。
第二，在数据的使用上，本文采用了1996～2010年全国31个省市的就业人数、产出、实际工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为指标，构造面板数据来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这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解决我国的技术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技术进步的测算
（一）测度方法
要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首先要先确定用哪个变量来衡量技术进步，这也是继续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基础。通常情况下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它表示在产出的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那一部分经济增长，包括劳动者技能的提高，生产设备的更新，管理水平的提升，生产的规模效应等带动的产出增长。
（二）数据选取及结果
为准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分别是实际GDP、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以上变量时间均选取为1995―2010年的数据。其中实际GDP是以1978年为基期，来折算为不变价格的数值，资本存量则采用固定资产原值来代替，并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得到。全国各地区的GDP、就业人数、固定资本存量都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得到。而1995年重庆的数据选取来自《重庆统计年鉴1996》。
三、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厂商最优雇佣原则建立模型来分析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假定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
Y=AKαLβ （1）
利润函数为：π=pY-wL-rK （2）
其中，π、p、w、r分别为总利润、产品的价格、工资率和资本的租金。
利润最大化必要条件： （3）
对（1）求L的偏导数，带入（3）式，得：
（4）
用w/p来表示实际工资水平，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并加入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得出劳动力需求的基本模型：
L=β0+β1Y+β2（w/p）+β3TFP+ξ （5）
在以上模型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进步的影响，Y表示实际GDP。系数β1、β2、β3反映了就业对总产出、实际工资和技术进步的弹性。
（二）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由全国31个省市1996～2010年的劳动力数量L、实际GDP、实际工资（W）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组成，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估计。并通过Hauswas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经过自相关和异方差调整，估计结果如下：
L= 5.76 + 0.2Y + 0.47（w/p）- 1.44TFP
（22.336） （2.188） （4.245） （-14.217）
括号内为t检验值，系数估计值均在5%水平显著。
从结果可以看出，总产出和实际工资对就业具有正的影响，而技术进步对就业有负的影响，这与理论是相符合。产出的经济增长，会刺激企业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就业。工资和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这似乎与就业增长弹性不相符合，即劳动力的需求应该与工资水平呈反比，但这种负相关关系是建立在劳动需求曲线不变动的基础上成立的。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劳动力供给还远远没有达到背弯的水平，所以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成正比是符合我国情况的。
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来看，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呈负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每增加1%，则相应的就会减少1.44%的就业量。技术进步使公司企业不断更新机器设备，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减少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从而对就业量产生了挤出效应。此外，技术进步造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各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例发生变动，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造成了部分劳动者的失业，从而减少了就业人数。这说明我国近几十年来就业出现的增长，并不是直接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而是由经济规模扩大等方面带来的增长。
四、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结构性失业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首先，提升就业根本在于教育，优先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一批批具有高素质、高文化的优秀人才，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并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前行。其次，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往往是劳动者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因此，强化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增强对新设备、新技术的使用和应用能力，顺应时代的发展，才能不断获得就业的机会。最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各行业劳动者人数也在不断变动，因此政府要鼓励和支持职业中介机构的发展，向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失业，提高就业的匹配率。
第二，选择合适的技术进步路线，大力发展适用性技术。面对当前日趋严峻就业形势，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兼顾经济增长与就业率提升，显得十分重要。适应性技术是指能够带动生产和经济发展，使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行业相结合，减少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强化技术进步带来的第二次的就业机会。此外，应加大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加产业附加值，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劳动力失业问题。此外，还应调整产业的内部结构，优化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政府应鼓励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支持自主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并支持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我国产业结构普遍呈现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技术的进步，造成工业部门部分劳动力的失业，应促进这部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传统的餐饮、生活服务、批发零售等行业仍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力，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此外，还应大力发展新型服务业，促进就业，以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带动服务业发展，充分挖掘服务业的吸纳能力。
综上所述，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进步路线、大力发展相应的技术培训事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来吸纳部分失业人员。此外，随着企业技术的提升，利润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对就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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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适宜技术；制度；自主研发；技术引进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22-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都希望挤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因此更加重视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但是，许多国家发现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自身的技术水平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反而在技术面前处处碰壁。我们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用这样的先进技术却往往不能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即使能够勉强生产，不是实际生产的产品离设计要求相去甚远，就是企业生产从技术、设备、原材料包括技术工人都完全依赖于国外，完全成为发达经济的一分子，与本国经济联系甚少。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浓厚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这些注重对结果进行评价的研究往往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溢出效应大也并代表本国的技术水平今后就较高，毕竟溢出效应的大小只能部分地说明一国的技术进步，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典型的因果关系）。Parente and Prescott（1994）指出不同的国家在技术采用上面临着的不同障碍造成了技术进步上的差异，但他们对障碍的概念过于模糊，也没有说明这些障碍是什么原因形成了[1]。针对上述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观点，作为对技术溢出的补充，近几年来适宜技术的理论不断被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及，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一、适宜技术的理论发展脉络
适宜技术的思想可以追溯至生产率收敛的讨论，Solow（1956）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收敛的观点，他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国内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Baumol，1986；Williamson，1995），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Romer，1994；Easterly and Levine，2001）。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概念，将收敛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俱乐部收敛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2]。针对俱乐部收敛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以Lucas（1988）和 Romer（1990）为代表，他们放松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以初始资本劳动比（capital-labor ratio）的差异来解释生产率的差别。
第二，以Mankiw et al-（1992）为代表，将人力资本纳入索洛模型对其进行了扩展，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比例造成了生产率上的不同收敛现象。
第三，从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注:Veblen（1912）、Gerschenkron（1962）首先提出了模仿国的技术进步率与技术差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也称为“Veblen and Gerschenkron”假说，持类似观点的还有Wells（1977）、Katz（1978）以及Findlay（1978），技术进步速度是技术差距的递增函数这一观点被广泛应用于技术扩散的研究，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国际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其外溢效果与技术差距，尤其是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但是，也有些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Imbriani and Reganati（1997）对意大利的检验表明外资企业外溢效果与技术差距成反比，Kokko（1994）、Kokko，Tansini and Zejan（1996）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差距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只有模仿国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时，这一条件才有可能导致溢出效应的产生。)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Abramovitz，1986；Verspagen，1991；Fagerberg，1994；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他们认为技术差距才是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后发国家不能够充分地获得发达国家先进生产技术的溢出，由此形成了二者生产率的发散。因此，他们认为后发国家通过增强吸收新知识能力，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而适宜技术理论无疑是上述几种观点的集大成者，Basu and Weil（1998）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简称BW模型）来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3]。他们保留了索洛模型知识公共性的假设，即技术可以免费在各国扩散，而且没有技术扩散成本(注:这一假设对于理解适宜技术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现有的理论在解释各国技术进步差异时主要强调了技术转移的壁垒（主要是由于贸易的壁垒）的作用，而适宜技术观点放松了这一变量，假设没有任何技术转移壁垒的存在，结果发现各国技术进步的差异并没有减少。从这一点来看，适宜技术理论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他们也借鉴了技术差距的思想，认为后发国家不能完全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但他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某一类技术只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并且用要素投入组合来表示这种技术的专用性。BW模型的思路实际上源于Atkinson和Stiglitz（1969）提出的“本地化的干中学”，后者指出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即技术进步提高了所有生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相反，技术进步只是提高了特定资本、劳动力组合要素的生产率[4]。因此，BW模型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BW模型中指的是资本劳动比）之间存在差异，同样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不一定适用。BW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满足下式：（j,t）=β(A*(j)-A(j,t)) if k-γ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也对适宜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BW模型一样，他们也认为一国的技术结构必须与一定的投入要素相匹配，只不过他们所指的关键投入要素是劳动者的技能，即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且他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只是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使用，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同等地获得最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匹配还是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上存在很大的差距[5]。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和Basu and Weil（1998）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不相同的：第一，在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至关重要的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在Basu and Weil（1998）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第二，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结论不是由于生产率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或者是依赖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是依赖于发展中国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需要从事发达国家中的熟练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指出现实经济中都不是一种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但是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技术变迁不是生产活动的副产物，而是有目的的活动，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研发厂商基于不同的获利程度会决定他们的技术创新方向。然而，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理论假定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因为发展中国家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它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而无需引进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一理论上不合理的假设恰恰在现实中比较常见，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盲目引进先进技术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自身的禀赋结构，形成了不适宜的技术结构，使自身的技术进步陷入困境，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基于以上考虑，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进一步指出：当一个经济体处于世界技术的前沿或相距不远时，相比于技术模仿，创新对于生产率的增长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此时技术模仿的可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技术发明，以保证技术的不断变迁。因为与世界前沿的技术相距甚远，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选择是模仿发达国家的已有的成熟技术[6]；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发展中国家首先模仿发达国家的现行技术，而后进行创新发明，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向发达国家收敛。并且，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的模型还讨论了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在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存在一个门槛值，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这一门槛上不能从基于投资的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战略，那么这一经济体将会陷入非收敛陷阱，从而无法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用政策制度因素分析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基于投资的战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反竞争的措施来鼓励企业加大投资，以期实现企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即政府倾向于实行赶超战略。但是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比较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这些制度将会阻碍该经济体技术的收敛。如果不改变这些不适宜的制度，其最终将陷入非收敛的陷阱。具体来说，这些反竞争的政策容易使发展中国家在模仿技术的阶段形成利益集团，那么利益集团就可能阻碍从模仿技术的阶段向技术发明的阶段转变，从而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但是，现有的技术是从高到低的不同水平的技术组成的集合，他们没有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可借鉴的技术集中应该模仿引进哪种技术，也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发展战略对技术选择、模仿引进成本的影响。而且，他们将制度仅仅是简单地分为竞争性的制度与反竞争性的制度，而这样的划分对适宜技术的分析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很难认定竞争性的制度就一定能保证创新战略的实施。实际上，有时候反竞争性的制度在创新战略中反而会发挥较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些重点项目的创新过程中，国家一般都会采取一些投资补贴的政策来鼓励创新。
Caselli and Coleman（2006）对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以及Caselli and Coleman（2001）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他们考虑了劳动力的异质性，认为劳动力之间不是完全替代的，与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考虑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且强调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单位效率，并且用这二者的比例（而不是数量的比例）来重新界定技术进步，当这二者之间的比例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时，技术进步是技能中性（skill neutral）的，当这一比例随时间推移增大（减小）时，技术进步向技能熟练性（非熟练性）偏移，此时，使用熟练性（非熟练性）的劳动力将会使经济更加有效。同时他们还进一步考虑了这二者的组合（这些组合形成了可能的技术选择集），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将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宜技术，如果技术选择发生偏移，其生产率将会受到较大的损失。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较显著时，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可能不是最优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拓展技术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被动地“复制”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以及流程[7]。
国内学者对适宜技术的研究还不多见，林毅夫等（2006，2007）在Acemoglu和Zilibotti（2001）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的探讨。他们基本沿袭了Acemoglu和Zilibotti（2001）的一些推理，但是他们放松了Acemoglu和Zilibotti（2001）关于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的假设，允许发展中国家自由选择技术，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他们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技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三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8]。但是，他们分析的缺陷在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上，而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其没有很好地说明(注:林毅夫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单靠自主研发来升级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成本更为低廉的技术变迁方式。)，也没有相关的实证支持，而这一不明的假设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分析存在着用假设替代论证的不足。
从上面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发现，适宜技术的出发点在于技术选择要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相一致，只不过各种分析对要素禀赋的定义不一样而已，有的以资本―劳动比来表示，有的以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的比来表示，有的则以资本及劳动力的内部效率来表示。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适宜技术理论的一些重要思想：适宜技术的选择直观上既要考虑纵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又要考虑到横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的结构状况，而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适宜技术的经验研究
适宜技术在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Bart和Timmer（2005）实证检验了BW模型并进行了相应的扩展，他们放松了BW模型中技术无成本扩散的假设，认为新技术的消化吸收是一个需要花费较大成本的过程，实际上，世界各国由于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别而导致的生产率的差异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继续存在，因此，考虑适宜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基于此，Bart和Timmer用世界生产率前沿来表示某种技术能达到的最大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被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特定技术的消化吸收的能力（assimilation）；二是基于溢出效应的潜在创造性能力（creating potential）；三是本地化的创新能力（localized innovation）(注:在他们的分析模型中，消化吸收主要表现为接近特定技术下生产率前沿的能力，即提高特定技术下的生产率水平；潜在创造能力指的是通过溢出效应实现生产技术的升级（用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来表示），即用高水平的技术来生产，表现为沿着生产率前沿的移动；本地化的创新主要是推动特定技术的生产率前沿向更高水平移动。)。他们实证分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53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后发现，本地化创新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生产率的发散；在低水平的资本密集型国家，创新较少发生，而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家，生产率水平却在稳步提升；在20世纪70年代，吸收能力和潜在的创造性导致了生产率的收敛，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潜在的创造性却显著地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发散。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这三个因素在生产率增长速度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贡献，香港主要靠的是吸收能力，而韩国和台湾则通过强大的潜在创造性能力获得了国外技术很高的溢出效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的一些国家正是由于这点的缺乏导致了“灾难性的增长”[9]。但是，Bart和Timmer的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总体经济，没有对相应的部门进行分析，其经济的总体特性可能掩盖了部门经济固有的技术特征。而且，他们对吸收能力和溢出效应的潜在创造性能力的区分是模糊的，并没有指出决定这二者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等。
适宜技术的观点也得到了Caselli and Coleman（2001）以及Caselli and Wilson（2004）的实证支持，他们研究发现研发密集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显著地受要素禀赋的影响。Caselli and Coleman（2001）检验了不同国家计算机使用的扩散效应，结果发现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是计算机技术采用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这一因素表现出相当高的稳健性（robust），即使在控制了其他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条件下，其显著性依然很高[10]。Caselli and Wilson（2004）在研究引进技术时，考虑了资本的异质性，他们把资本存量分解为不同的设备类型，认为不同的设备是不同技术的具体体现，各种设备投资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依赖于其内在的效率（技术的具体表现）以及与其他投入要素的互补性（这些要素的丰裕程度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互补模式）。而且这二者都能够用生产这些设备的产业的研发强度来合理地表示，由高强度的研发产业生产出的设备总体上来看与其他的要素互补性更强，从而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他们进一步用资本的数量与资本的质量（这里指的是资本的组合，实际上这代表了技术的结构）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证发现了资本质量很好地解释了生产率的差异。因此，他们实证分析的政策含义也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各国资本质量不同，因此引进的技术必须适合一国的资本质量，否则技术的收敛将很难发生[11]。Caselli and Wilson以资本的异质性来衡量技术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他们将各种产品归为九种设备类型（即不同的技术体现）的做法有失偏颇，因为每种产品可能融汇了各种设备（技术），这其中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重复现象，体现在实证中可能由于严重的共线性而影响到最后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实证结果最后由于较高的不稳定性而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适宜技术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对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研究的副产品。资本深化是指“资本―劳动比的上升”（Burmeister and Turnovshy，1972），根据前面适宜技术的理论分析可知，资本深化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更多地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作为技术选择的一种类型，资本深化可以为技术进步所推动（Foley et al，2001），因为技术创新和模仿总是以资本投入为前提的，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更直接地，大多数技术总是以资本品为载体，这表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然而，谢千里等（1995）、Jefferson等（2000）、张军（2000，2001，2002）、大琢启二郎等（2000）、李小平等（2005）都在分析中论证了我国技术进步率趋缓的原因是资本深化，他们的研究与理论上的直觉并不一致，这表明我国出现了过早的资本深化，这种技术选择与我国的资源禀赋出现了偏差，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陈勇、唐朱昌（2006）利用资本―劳动比来表示资本深化，他们的分析发现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正（而不是负）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工业行业生产最佳前沿的外移（正向的技术变化），然而，由于这种促进作用不大且技术变化并不是期间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以至于工业行业的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TFP）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稳定关系。其检验的结果说明在我国工业行业，资本深化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12]。这些研究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技术选择的适应性不仅影响到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也可能会对技术选择产生影响，这就启发我们在后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对此问题进行关注；二是如果资本深化（现有的技术选择）不是为技术进步所推动，那它是如何发生的？这背后是怎样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现有的理论，而且将会拓宽我们认识问题的视角。
三、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权衡――适宜技术实现途径的研究进展
从适宜技术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文献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适宜技术的选择对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既然适宜技术对技术进步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发展，即适宜技术的实现途径是怎样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适宜技术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在强调技术引进的适宜性，但是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到的，适宜技术理论的含义表明国外的有些技术并不适应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更有必要鼓励自主研发，因此，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在适宜技术中是两个在任何时候都共存的途径，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已。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早期适宜技术的文献中大都认为发达国家只能通过自主研发来实现技术的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通过技术引进来获得适宜的技术（如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与适宜技术理论是有所偏差的，因为适宜技术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不适性，这就表明发展中国家单纯靠引进国外技术不仅选择面小，而且有些出于特殊考虑必需的技术将会由于技术的“扭曲”而出现浪费，有时甚至会导致有些技术的空白。考虑到这些问题，后面的研究放宽了这一条件，Acemoglu 和 Zilibotti（2002，2004，2006）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上进行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也仅仅是企业主决定是否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他们将企业主决定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投资的战略（investment-based strategy），这时，经济体会利用经理的经验来加大投资；企业主决定不再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创新的战略（innovation-based strategy），这时，经济体会以减少投资为代价来加大研发。林毅夫等（2006）也提到了发展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加自主研发的方式来选择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适宜技术，遗憾的是，他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却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缺乏对二者更坚深入地分析。可见，对此的研究在适宜技术领域还没有完全展开，但其他领域对此的研究还是给我们将来的研究拓展了道路。
实际上，适宜技术并不是惟一关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领域，在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研究中，相关的文献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观点，早期的研究认为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存在的主要是替代关系：技术引进对自主研发产生了挤出效应，随着技术引进的增长，自主研发将会减少。而后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这二者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互补关系。但是，直到现在这两种观点的其中一方仍然难以“消灭”另一方。MITI（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1963）、Oshima（1973）对日本以及Lee（1987）对韩国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进行研究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而Blumenthal（1979）、Tisdell（1981）、Katz（1984）的研究则表明这二者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出净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还是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主要的。Ozawa（1985）认为为了采用吸纳引进的国外技术，一国将会增加相应的研发投入，他以日本为例论证了技术引进显著地提升了自主研发的能力。但是，在对印度的研究中，Katrak（1989）发现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表现出相当弱的互补关系；Kumar（1987）也以印度为样本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对FDI与技术许可这两种技术引进的方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自主研发与FDI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与技术许可之间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就表明了FDI与自主研发之间表现出替代的关系，而技术许可与自主研发之间则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此后，Kim和Stewart（1993）认为以上的研究只是关注某一个国家，所研究的也只限于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两个变量，得出的结论很难推广到一般。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实证分析中引入了人均GNP以及科技人员的数量等变量，首先用简单的一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10个国家(注:这10个国家既包括较小的工业化国家荷兰，以及7个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还包括正在进行工业化的韩国以及前苏联。这使得他们的研究覆盖面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关系，结果发现这10个国家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都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性。接着他们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日本、美国、法国、西德以及韩国这5国的情况，结果表明韩国和日本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依然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性，而法国的互补性较弱，美国和西德的互补性在统计上则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在解释这些差异时，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国家在创新竞争战略与政策的不同导致了这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并且，他们认为不同的创新竞争战略是受制于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的[13]，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现有的研究对于解释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问题对于一国的技术进步来说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在此问题上出现偏颇，不仅会使本国技术进步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有可能丧失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研究展望
现有的适宜技术理论重点在于说明一国的技术选择必须与自身的禀赋相适应，但是，对于诸多国家为何会选择不适宜的技术并没有深入分析，而这一点也许是适宜技术理论更重要的政策意义所在。如果适宜技术的选择内生于禀赋结构，则要使这二者发生偏离，其背后的扭曲机制实际上也是内生的，而如果是让市场自行选择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较大的偏差，非适宜技术的出现肯定是市场制度被破坏，从而要素禀赋发生了扭曲。因此，要纠正这些扭曲，就必须对相应的制度做出调整，虽然上述理论中也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因此，将制度纳入到适宜技术的分析中，这样适宜技术的理论框架才会更加完整，对相应问题的解释才更有说服力。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对于适宜技术的实现途径，现有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的空间。以往对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检验，并没有从理论模型上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而且，对于具有不同技术能力的产业来说，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上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而现有的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理论及实证上的支持，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受政策的影响颇大，因为一项有关的研发政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二者的成本结构，从而导致二者之间的角色发生转变。这样的政策适合实际情况的还好，如果脱离了实际，反而会适得其反，无益于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同样需要引入制度政策变量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二者的关系。
总的来看，适宜技术理论向我们展现了理解技术进步的一种新的视角，但其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更多实证上的检验与支持。随着这一理论的逐步完善，相信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理论与实践上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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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 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 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 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 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 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 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 (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 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 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 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 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 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 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 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 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 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 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 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 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 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 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 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 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
关键词：科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科技与文化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民族文化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最大限度地设法消除和避免这种负面影响，也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为我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教育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传播载体上，也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技术手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容和水平，而且也是现代文化得以现实存在和传承的根据。把现代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引入教育，使教育技术活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与现代民族文化处于同等水平与同种构造，文化教育才可能真正成为培养现代文化人、传播现代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对此，学者们也研究分析出通过教育技术可以使教育按着现代民族文化的生成条件和方式去配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设备，选择和运用适应民族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手段、方式、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法，从而根本上保证现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杨改学、张筱兰分析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等运用于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加速藏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李永铎在研究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就分析，“充分开发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提高民族音乐的教学水平，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发展木卡姆音乐的教育，使之后继有人”[10]。也有专家和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为依托 深刻挖掘我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精髓，并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的催化下……汲取百家之长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11]。黄文（2011）认为跨越部门与行业的界限…… 实现遗产教育共享……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12]
关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研究，此类学者大部分是在高校任教或者深造，对此的研究颇多。探讨的是学校如何能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传承民族文化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13]”。另外如语言危机，研究指出，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实用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14]。”对此，如何去教育，如何使用教育去引导，更值得学者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也认为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15]。民族文化传承困惑，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那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地区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何波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自足系统，发现其科学精神缺乏的弊病。[16]
四、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学习与传承，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的问题，也是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严峻课题。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路炜峰尝试从当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保真性，大众性共享性和跨越时空等性质进行保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独特性的学习与传承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17]赵生辉（2009）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一文中从文化融合的理念出发，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探讨了现阶段推进两者融合的若干实践途径[18]。“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古籍、文书、石刻、金文、印章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并为社会利用[19]。王恒桓认为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产生、创造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心理都与过去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20]。
一般而言，文化的变异度不但受制于本土文化的生态、心态环境和开放程度，而且主要直接受制于文化交流方式。同样的，现代技术照样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影响，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传播处于不利地位，慢慢发生着改变。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 吊脚楼 ）正被建造更方便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21]。
评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近年来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的理论、学术发展方向、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的方面没有涉及或是研究的不够，今后有待加强，归纳如下：
第一，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具有的选择与整理的理论研究。科技民族对文化的传递必须经过一个文化良性选择的过程，没有文化良性选择的教育技术就不能成为教育技术，特别是对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文化良性选择贯穿于教育技术的始终。通过教育技术的选择过程，使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凸现，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外来的优秀文化能进入教育技术这一文化融合和传承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最终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研究存在不足。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的传承和不同文化的接触、文化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存在不能完善。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课程来促成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增殖和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以传播和扩散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多。
第三科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上来研究。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血液中，这是一个难题。
第四，从收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现在的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民族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更广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强。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得当，利用得法，则可造福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研究要有紧迫感，紧跟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并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民族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相信，在今后的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但能够克服这些不足之处，而且能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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