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培养模式；因材施教；同质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14102
1引言
国民经济指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层次、经济环节、经济区域、经济部门构成的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突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性与联系性。社会经济活动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等经济层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国内与国外等经济区域；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通信、文化教育等经济部门。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研究一国范围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衔接、各层次的组合、各部门的关联、各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的经济学科。相比于其他学科具有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科。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不断变革完善。20世纪50年代初，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需要相应理论的指导，国民经济计划学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改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为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学。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学科改革为国民经济管理。1998年，教育部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定为高校研究生专业，属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单是名称的变化，更反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背景下学科建设等问题的变化。
国内学者对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和云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包学雄、乔传福等指出国民经济学现有教学模式存在如以单项灌输为主、课程设置层次不清、课程组织形式封闭、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林木西对国民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建议将本科目录“国民经济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学”以实现与硕、博培养的对接。徐建玲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形成的历史因素，并从发展的视角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未来建设方向：宏观调控与政策、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学不断发展变化，各高校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设置与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人大与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培养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发现中南财大等高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推进各高校该学科的建设。
2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现状
1998年后，全国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8所院校保留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高校中有国民经济学硕士点60多个，博士点20多个。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是部级重点学科，代表了该学科建设的最高水平。下面具体分析人大与中南财大这两所院校国民经济学的建设现状，以找出一般院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上的差距。
2.1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是国民经济学专业国内建设最早、师资最权威、发展层次最完善的科研单位。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进行对策分析，在宏观经济管理与产业经济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同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相应的硕士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一外国语；计量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西方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产业结构与政策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发展与政策；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政府管理行为分析；外国宏观经济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前沿专题；金融监管学；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商业银行市场结构研究。毕业生去向多为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金融部门。
本研究认为人大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能够在国内同领域居于领先水平，得益于以下几点：（1）研究方向设置很好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学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特点；（2）师资权威，发展层次齐全；（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4）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内各高校应借鉴人大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建设国民经济学。
2.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大也是新中国最早设立国民经济学的院校之一，且保留有本科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目前中南财大在三个学院设有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金融学院（投资经济方向）、经济学院（政府经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方向）。
三个学院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课程设置均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研究方向课。其中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程相同，研究方向课存在差异。公共课：基础英语、写作英语、经济英语；学科基础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政府经济管理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政府规制研究、公共经济学、投资管理研究；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外国宏观经济比较研究、产业投资管理研究、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投资经济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投资经济理论、金融投资理论、国际投资理论、房地产金融与投资、民间投资研究、中外投资理论比较研究（双语）。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硕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
本研究认为中南财大根据各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同研究方向的建设均侧重理论分析，教学内容宽泛，针对性不强，缺少实践性与特色性。与人大相比，方向培养脱离实际，片面强调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没能做到国民经济学应有的前瞻性、对策性等特点，又脱离实际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弱，就业不乐观。以下具体分析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在培养模式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并基于人大学科建设经验提出建议。
3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问题及相应建议
3.1违背因材施教原则
因材施教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家们推崇的教育原则，强调依据学生自身差异，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因材施教原则不仅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也能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从国民经济学生源情况来看，基本没有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主要是跨专业学生，甚至包括英语等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学生，生源差异大，质量差。但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知识素养差异。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不仅不利于学生发展，更有碍于学科整体实力提高。
本研究建议教学工作应遵循因材施教原则，依据学生差异，可将学生分为研究型与应用型，以提高学科的科研力量与学生就业能力。研究型学生的培养不仅要关注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要注意定量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对策。该学科毕业生就业大都从事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于这些机构必须具有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强制性的资格证书。如在证券公司工作，必须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在期货公司工作则需要期货从业资格证书。因此，应用型学生的培养，可侧重货币银行学、证券等方面知识的教授，教材如易纲《货币银行学》、博迪《金融学》、证券业委员会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的一系列教材等。
3.2教师队伍资源不足与教学资源无法共享
国民经济学是应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学受重视程度不断弱化，一方面国民经济学逐渐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原属国民经济学的部分教师纷纷转向其他专业寻求发展。这导致国民经济学的教师队伍资源匮乏，甚至良莠不齐。教师少，学生多，师生比较低。另外，有的教师资源丰富，所带学生能够获取丰富的学习与科研资源，获得长足发展；其他教师则由于自身能力限制，科研能力差，甚至无法获取资源，所带学生便处于一种“被放养”状态。目前学生培养上采取导师制，而非团队培养。个人导师制使得资源无法在学生间共享，存在一定排他性现象。
本研究认为首先各高校应加强对国民经济学的重视，扩大教师的招募与培养，提高师资力量。毕竟中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大方针政策的实施需要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对国民经济学学生的需求不会降低。其次，各高校在实行个人导师制的同时，可实行团队培养，达到部分资源共享或者定时开办读书会、研讨会等。人大国民经济学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教师资源充足，办学层次齐全。
3.3缺少特色性
虽然中南大在国民经济学培养上有三个特色方向，但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一样，无法彰显特色性。另外，每个方向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课，但课程大都是理论教学，不乏照本宣科的现象，缺乏实际性；教学内容宽泛，不深入。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同质化问题，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教学特色。当然并不排除部分教师的特色方向将会培养出具备异质性的学生。
本研究建议首先高校依据自身优势，设立国民经
济学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南财大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依托不同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其次，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方式上应注重应用性，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可开展案例教学、组织适当调研或者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的效果进行评估，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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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间横向关系；政府职能；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53-04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纵深前行，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有关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论域不断扩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等学科纷纷进驻，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个浩荡的研究社群。而通过展现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演进，探寻其间的路径导向及其缺失，并以此对照国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对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推进和实践指导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图景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随着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为传统体制所阻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与这一实践演变相呼应，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通过对相关研究展开梳理，可以发现研究格局呈现出如下分布：那就是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以及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
早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启动阶段，其问题论域就已被经济主题所引领，甚至可以说这一研究就是发轫于对推进经济发展的配合。比如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域内相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证。横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主要具有经济意义，以经济协作为基础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时间，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以市场导向为主，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能给区域内各成员带来超额利润的区域经济联合行为；但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区域内各行政单元间的良性竞争与紧密协作。因此，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合式进展还有助于破解“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迷局。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不一致，因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与经济区相一致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改革思路。但是，行政区划调整并非破解“行政区经济”迷局的灵丹妙药，这一是由于区域的疆界是永恒存在的，即使行政区划也无法避免带来新的“行政经济”；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其频繁调整不仅浪费大量社会财富、成本极高，亦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与其承担因行政区划调整产生的高额成本，不如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二)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
自21世纪伊始，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以达成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正在成为当下另一重要研究路径。这是缘于现代社会行政生态环境的快速变迁，使得公共事务问题正日益变得“双边化”或“多边化”，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开始面临着一系列新型社会事务与公共管理问题。它既不限于纯粹的地方政府辖制范围内。亦不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辖制范围内，即是说并非往常的单一政府管理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其解决之道涉及到两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的行为交往与关系协调，需要多主体间的多边联合行动与协作，以及建立在各主体协调基础上的多边政策协商。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组织必须寻求更多跨越区域与部门界限的合作机会，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绩效最大化。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并着手从这一研究路径处“破题”，强调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来化解公共管理难题，并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公共事务处置中的合作实践予以了密切关注。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话语优势，这一研究路径的关注度与投入度还亟待加强。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与路径单一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的积累与深度，还是其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效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整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显得过于单一。
(一)国内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有待提升
政府间横向关系作为整个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结构框架的双层次支架之一，显然属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范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一度也曾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尽管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积淀与进展，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言，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研究主题，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却陷入到一种困顿的研究状态中。这种困顿具体又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就内维度而言，相对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并未同时等齐而进；二是就外维度而言，相对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政区地理等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持续积极跟进而沉淀下来的研究优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充分、有力的主导话语权。而所述这些现时研究状态还导致了另一结果，那就是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一直未能在理论的推陈出新上取得有效进展。
(二)缺乏基础性、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综观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讨论，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具体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抑或对国外学者经典理论的引进，主动进行适于
本土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还不够强。尽管众多研究者在其所著文献中的理论论证是自洽的，但却因急于开政策处方，模糊了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背后的逻辑，难以上升到系统理论建构的层面，并进入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理论研究“困局”。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相关论者所提的政策思路很难有效应对实践性问题，从而形成了研究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其应用绩效不彰之间的强烈反差。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运作实践所应有的理论回馈与学术贡献这一学科主旨并未得到彰显。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缺位与滞后，使得政府管理实践在现实公共事务的治理上缺乏系统和有效的机制，因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部分实际公共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研究路径的单一与偏差
当前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路径中凸显的经济发展主题明显过于单一，业已存在一定的导向偏差。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间横向关系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变量，良性的政府间横向关系确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绩效。这一情势主要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压力以及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偏差，经济建设在政府职能中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而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要求政府问横向关系必须寻求到新的施展空间。而这一点从国外的情况可以得到佐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已基本上不再涉及具体经济事务，而在于通过联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正因为经济活动与政府间横向关系缺乏直接联系，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出现过单纯或主要由于经济因素而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情况。这启示我们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不能也不应该拘泥于已有的研究路径与视角，而应该在积累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如此才能寻求到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之道。
三、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实践
通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可以发现各平行政府主体之间正在从双元分立(Dual system)的辅助与分工关系，向着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嬗变，越发强调合作、协力与对等的互助模式，不约而同地兴起“府际合作”(intergovemmentalcooperatmn)或“跨域治理”(interregion-al governance)之风潮。而据以发展横向关系的场域，基本都是指向公共服务领域的交互活动。致力于推动实现将公共服务领域开辟为政府间聚合潜在互动伙伴、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场所，成为了各类理论的聚焦点。
主张将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坐标位落于公共服务，首要一点就在于其能通过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合作，以获取一系列有益效应。首先，地方政府间致力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提高资源运用效率的潜在功效，同时还可以通过减少重复和平摊日常成本以更好地利用现存资源。政府间通过广泛的合作，能够更加集中且无缝隙地进行服务供给、刺激创新，最终实现服务的增值。另外，多个政府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特色还在于它们可以形成一个“资源依赖结构”，由此他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通过更为密切的协商、妥协和谈判过程，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的横向合作和协调系统并从中获益。这一系统可以使得分散的公共资源得以流动和聚集，进而有利于各分散主体的集体行动更为迅速一致地达成解决多边公共问题的政策方案。
与此同时，也有理论主张对这些有益效应的追求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成，并对此进行了相关阐释。在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C.M.Tiebout)经典的“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模型中，企业和公民之所以选择迁徙并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所征收的税收之间的一种合理组合，这种组合符合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于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并留住企业和居民，必然会努力提高本辖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存在多中心的地方政府格局下，不同地方政府将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展开竞争，每个地方政府都具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选择。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多中心格局还会使不同的公共服务由不同的政府管辖单位来提供，它们通过相互合作进行互补，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由此观之，虽然发达国家中相关论者对于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具体维度各执一词，但在研究路径的基本导向上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均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置于公共服务的场域中，都将降低公共服务和政府施政的成本、提升效率以及公平性作为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所应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无论是强调通过政府横向间的协作以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益，还是注重府际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其要旨都在于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尽可能降低政区间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程度，以更好地回应和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很显然，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理论研究中突出的公共服务路径导向与中国相关研究中凸显的经济主题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一研究旨趣映照在政策实践中，便是发达国家中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密切互动越来越成为其用于战略性地追求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客观上要求地区内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相互协作和配合，以避免陷入到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困境中。甚至有时中央(联邦)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其中，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政策途径促成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交通等公共服务问题。
四、协作性公共服务：新型研究路径的提出
无论是对当下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理反思，抑或对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比较审视，它们分别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路径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对公共服务研究路径导向的价值体认，而这都是对政府间关系与政府职能的内在紧密逻辑关联这一先导性命题的印证。这一命题可简单概括为：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在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间关系的实然状态与发展目标，而政府间关系本身则始终在以不同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合理路径，首先须做的工作就是对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做全面的分析。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重心的
位移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动态性，政府必须根据社会矛盾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职能。当代中国政府根据时代要求对其职能定位所作的最大调整，莫过于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21世纪初，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随着“非典”的暴发、环境治理和弱势群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与日益显性化，促使中国以突出公平因素和反思市场因素的作用为契机，开始集中地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课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到了2007年和2008年，建设服务型政府又被分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标志着这一转变已经得到了决策层的确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政府职能重心的重要调整：由主要侧重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更加注重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应遵循这一逻辑，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于协调彼此间关系的认识，并开辟新的政策操作实践平台。
(二)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的新型路径
现阶段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路径导向也应随着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与转移，进行适时的转换与更新。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主体在双向及多向间的互动活动中，既要着眼于促进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又要致力于逐步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履行，推进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达成经济绩效水平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协调共进。笔者将这一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新的基本指导理念概括为“协作性公共服务”的路径导向，它是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在不断进阶的过程中，为融入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重心产生位移这一时代背景，作出的最新理论回应与实践路向选择。
本文所言之“协作性公共服务”(coUabomdve public service)，是指各个地方政府主体在彼此间的交互活动中，应该逐步将政策关切点更多地投射于公共服务层面的交流与协作上来，从而形成以有效协作为基础的政府间相互依存的公共服务结构框架，并以期最终将其作为政府主体间关系实践中的主导性政策工具，乃至整合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核心论述所在。协作性公共服务模式注重通过政策协调实现服务的整合，即在各政府主体保持分离性状态的前提下，为着共同的公共服务事业目标一起进取，共享收益。协商、协调、合作、共赢是协作关系的基本要义，成长于这一载体之上的协作性公共服务也是基于这同一逻辑，致力于实现各政府主体的共同利益。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横向间协作网络里。各个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分享资源和权利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效应，从而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而共同提供可持续的整合型公共服务。尤其是在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导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主体间通过协作以提供公共服务将成为配合这一目标实现的最佳切入点。
(三)以服务增进公平：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最大现实价值
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由于受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累积因果效应”的影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的常态现象。化解地区间差距问题需要集合各个方面的力量，特别需要各政府主体在处理彼此间关系过程中选择新的制度路径和政策设计，以加强政策导向和行动逻辑的协同性。而政府间通过公共服务合作的灵活方式，打破了地区、层级、行业的界限，更有利于联合起来集中资源，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
地区间差距作为一种综合差距，不仅表现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还表现为地区间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非均衡上。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层面关注更多的都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缩小地区差距而作出的政策努力也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层面。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严格受限的，政府调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相对狭小，效果也并不明显。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应只是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协调并举，更不是地区间经济的等量齐一，而是需要统筹达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均衡。因此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并非只是执著于拉近地区间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而是要更注重缩小各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将“以均衡公共服务水平来缩小差距、增进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操作路向。政府间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使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明显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政策语境下，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推进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一项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是探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未来进展方向的一种全新推导和演练。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扩展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操作与行动空间，尤对于开辟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中新的实践场所而言，是既现实又理想的策略选择。它为理顺并重塑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和设想，亦与中国正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发展的主导战略走向相契合。在未来的政府发展战略期内，中国应以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为目标，进而有效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并最终铺设出一条适宜于本土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发展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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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研究方法论 数学模型化 博弈论
“方法论”一词指的是对方法的研究，通常指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在上一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科学方法是一种多阶段方法，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涉及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一般把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管理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层次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抽象层次的管理学方法论，是方法的方法论；二是管理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如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三是管理学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
纵观管理学研究的历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管理学家出于各自背景和偏好的不同倾向于使用这种或那种研究方法。从早期的归纳法、演绎法到稍后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等,管理学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的研究方法，笔者在此无法对各种研究方法一一地比较说明,只能对近年来管理学界研究方法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特点，谈一些浅显的看法，并据此依据不同管理学家的价值取向决定管理研究方法的选用。
一、20世纪80年代后管理研究方法出现的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管理学界再次兴起了一次把科学哲学应用于管理学及其独立的管理学方法论的大讨论,参加的人数之多,发表的文章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表现出了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上的新特征,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数学模型化。数学化在经济学及管理学当中的应用历史虽源远流长，但进入20世纪后，经济数学化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极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管理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因此这场经济数学化的革命自然也影响到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数学的方法逐渐渗入到管理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及其产生、检验、认可的每个环节,出现了数学与管理学一体化的趋势。在管理学的各个领域，数学方法都开始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数学计算能较精确地表达不同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把不同领域的命题系统化，对于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状态给出严格的不可辩驳的证明。但是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身有着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加之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力所有要素当中最活跃而且最不确定的因素——人，更加大了管理学研究的随机性。而数学只是表达管理学思想及管理学领域中不同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逻辑工具，因此把管理学完全数学化，甚至替代化是并不可取的。
2.演化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坚持用进化论、演化论及系统生成和复杂性的视觉观察问题,关注效益、报酬递增性、竞争、信息不完全性、交易成本下降等的进展。范式转化和方法论上创新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生物进化论、物理学中的混沌及分岔点理论、非线性理论、耗散结构、协同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正在向管理学中的资本市场、定价、期权、产量决定、均衡量的决定、经济运行、跨时段最优增长以及投资等领域渗透，开创了管理学中进化博弈论的重要方向,从而引起了管理学方法论的一次重大变化，使管理学在解释现实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更具实力和针对性。
3.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使之成为收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最具分析框架和范式转变意义的事,它几乎重塑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部门。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合约以及不完全市场等的机制约束条件下,较有效地研究分析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配合共存共生关系、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与运作问题研究股权安排、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信息显示和问题识别等等。它充分揭示了真实企业的实际情况、约束条件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创新了企业机制和运作的研究,在信息不同的条件下,建立为卓有成效,并有一定可操作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的博弈策略模型,形成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策略设计的思想和智慧来源,改写了传统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机制设计思想。
目前的进展是把博弈论、企业理论、信息管理学、非线性理论与演化管理学进行一次更大范围的组合,开创了进化博弈论的方向趋势，这将大大提高现代管理学的真实性，加快学术成果的解释和运用，而且还将进一步加强历史与逻辑、真实与抽象、理性与非理性、完全理性与不完全理性、牛顿力学的管理学框架与演化物理学的管理学框架、连续与渐进、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在管理学中,企业在此基础上,打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通道,更有利于克服由前范式危机走向更高更大的视界溶合,建立一个更具适应性、针对性和解题力的管理学框架和范式。
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选用与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
正如经济学一样，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阶级性很强的科学。经济和管理似乎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往往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找出管理的对策和手段，从而解决企业当中的实际问题的。管理学家研究经济问题,常常是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或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支持。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任何一个管理学者都无法回避价值取向的问题。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创新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乏有很多的科学因素。从更具体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经验研究,主要是使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二是理论研究,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点,西方经济学家回避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不愿去触及资本主义本质层次的研究分析,即生产关系层次的分析,而集中于表层层次的研究分析,即局限于经济运行机制层次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管理学作为科学,并没有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只用一种单一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无非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本质层次的分析,制度层次的分析,同时也由于我国目前经济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调整经济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建设,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调整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及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指导和理论基础,同时不排除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分析方法的学习借鉴。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不断涌现新的经济问题，相应地对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研究方法的选用，始终要与时俱进，联系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选择并不断创新管理研究的方法，力求在管理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从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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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涂良钢.管理研究方法论——以宁波市衣着类消费品的实证分析[j].现代商业,2010,(29):38-39.
[3]刘芳,吴欢伟,刘卓.对“管理研究方法”的理性解读[j].科技与管理,2006,(06):32-34
[4]姜岩.经济学视角下管理学研究方法建构探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1):48-53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 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 study in the discipline of media economics is full of controversies in mainland China nowadays.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at “media economics doesn’t fall into economics” put by Prof. Zhou Hongduo. Because of discussing a subject is meaningful only if it is put into the proper discipline frame， the author thinks to resolve the debates on the paradigm and approach to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s a prior agenda.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media industry economics and media management are the two major paradigms in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o begin with the topic of media good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it.
Key words: media economy， normal forms， 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 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 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 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 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 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 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 ［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 H. 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 传媒产业经济学 媒介经营管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 经济学 管理学 传播学 辅助学科 传播学 传播学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 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 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 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 媒介实体与消费者 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 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 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 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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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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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表现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没有施行分类培养的模式，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占主导，甚至完全取代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术性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根源所在。
1．1人才培养目标的泛化导致与其相配套的培养方案存在落差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置的初衷与高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错位。从理论上说，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理论性人才的，相对应的，专业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应用性人才的。而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注重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或者将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模式生搬硬套到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上，这种培养目标的混乱，必然导致教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配套方案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学术性与专业性人才培养导师的界定模糊与实习基地的极度匮乏。
1．2招生入学模式的单一导致与其相协调的生源质量较低
招生入学模式与生源质量是一对互为影响的因子，优质生源的增多会优化招生入学模式，高标准的招生入学模式又能保证生源质量良好，进而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长此以往，循环往复。教育经济与管理的两对关系也遵循上述规律，招生人学模式“单一”与生源质量不佳辩证地表现在入学要求的非专业限定和招生入学统一考试两个方面。
1．3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导致与其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流向的逆反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前景，从根本上都取决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而且，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本身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待于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因此，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性，决定了其专业设置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学术延伸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
2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改革与出路
针对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要的多元化和人才需求层次上移的客观要求，必须对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进行修正和调整，准确界定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归属问题，合理调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口径，注重加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内涵建设，以实现从教学科研型取向向学术延伸型取向转变和从单一的院校行政管理型取向向复合型教育事业应用型转变的目标。
2．1明确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作为管理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必须坚持学术延伸型和复合应用型硕士的双重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以“复合应用型人才为主，学术延伸型人才为辅”的分流教育培养机制。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术延伸型硕士生的培养是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优秀生源，补充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和科研队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用型硕士生主要是面向实际、面向教育一线，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突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协调决策能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一线的管理人才，加强教育事业专业化管理队伍的建设。从目前社会需求和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来看，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适度发展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从硕士生中选拔博士研究生），大力发展应用型硕士研究生。［3］
2．2促进招生入学模式多元化，提高生源质量
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自我改造，首当其冲的是严格控制生源的数量与质量。近几年来，研究生的扩招应限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的提升，教育经济与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发展还很不成熟，加之学科归属界定模糊，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的考虑，其招生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不宜过多。
2．3多渠道挖掘就业之路，转变人才培养流向
一、情报研究工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正在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已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和形成共识。那么，情报研究与知识经济有什么关系呢？情报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当前，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是五花八门，但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都是着重强调知识和信息这样的非物质东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作了一个较好的简练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以往经济形态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以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知识为主导，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劳动力（指体力的）、资本、原料和能源等要素，而是创新性的知识要素。知识变得很值钱，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知识变得更加有用，可代替或更少地消耗劳动、原料和能源。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型经济，产品价值的增长不再主要通过劳动的累加，而是主要通过知识的累加和创新，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整合、繁殖，知识真正成为一种最宝贵的资源、最能增殖的资本、最有价值的产品、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知识经济的众多产业群中，信息咨询业是最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而情报研究工作是信息咨询业的核心工作，因而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情报研究工作的特点看，情报研究是通过对已知信息、情报和知识的整理、加工和处理，从而形成新的信息、情报和知识的过程。情报研究需要对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缺损不全的各种信息、情报和知识，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科学的筛选、组合、提炼、综合、升华，进而形成或生产出有质的不同的新的信息、情报、知识成果或产品。情报研究工作实质是一项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活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项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情报研究成果实质是一项典型的知识产品，对它的使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报研究过程是一种高智力的创新劳动，是人的大脑与知识原料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知识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的过程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过程的基本特点，结果产品是研究报告，分配是给用户，使用是用户用于实践，结果是产生效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如果将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对知识和信息进行加工、生产知识产品的产业，那么知识产品凝聚着智力劳动，因而具有价值。情报研究工作对政府、企业等用户实行有偿服务，自然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情报研究成果的用户，政府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和盲目决策，提高了机关运行效率和行政效果；企业提高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与质量，使企业收益增大，竞争力增强，因而情报研究产品具有使用价值。
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服务业，它与传统的服务业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服务业或是以体力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如商业、娱乐业等，或是以资本融通为内容的资本密集型，如金融、保险等，而情报研究作为新型的服务业，是以智力服务为主的智力密集型。传统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服务，往往是一次性享用，大多限于即时消费，而情报研究服务提供的实质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多次使用，甚至无限期使用。
知识经济的最显著特点是创新性。而情报研究工作正是具有这个特点。情报研究产品不象一般产品，可大规模地生产；而是需要根据各个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需求和要求，生产不同的特定产品，因而对创新的要求最为明显和突出。
二、知识经济时代呼唤情报研究工作的大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量空前增大，社会分工更细，竞争更加激烈，创新活动则更加频繁和重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著作《未来的冲击》中针对知识经济时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已经过时，只有“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这个“知识的知识”是指加工过和创新出的新知识，而情报研究工作生产的正是这种“知识的知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的竞争，是知识的知识的竞争。谁拥有知识，并能使之产业化，创造出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争的越激烈，对“知识的知识”的需求就越强烈，生产“知识的知识”的产业就越发达。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生产“知识的知识”的未来产业，自然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之一。
企业经营发展，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策略和措施，可产生近期和长远的效益；政府行政管理，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政策建议，可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研究活动，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发展方向引导，可产生明显的时间效益和成本效益，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些各个方面的巨大需求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有专门的产业或部门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国内外、行业内外等各种各样、浩如烟海的信息、情报和知识，并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策划方案、咨询报告等各种知识产品，为政府工作、企业经营发展等提供智力支持。而这正是情报研究工作的本质和情报研究工作者的特长。因此，知识经济的发展给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近些年，国外情报研究工作发展很快，许多有关公司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对情报研究工作的客观需求，各种情报类的软科学研究、咨询、策划公司发展迅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营销策划、市场调研和预测、投资、建设等项目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以及信息咨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情报研究工作从市场开拓、服务收益到产业化都还与国外相比，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情报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一挑战，抓住机遇，使情报研究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空前的发展。
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尊敬和支持。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情报研究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看，情报研究工作在管理决策咨询、技术发展引导和市场营销支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增强，受到了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和广大科研生产人员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从近些年情报研究成果的分布看，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重点技术领域跟踪和辅助管理决策两方面，研究思路主要是根据对国外情况的分析，结合与国内情况的比较，落脚到对我发展的决策建议上。重点技术领域跟踪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对国内的发展提出方向性、引导性的建议；辅助管理决策主要是通过对国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投资与经费管理、国际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开发等领域的跟踪研究，提出我在相应领域的决策建议。总的看，当前我国情报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情况，特别是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情报研究工作的作用不断扩展，研究成果的价值不断提高。与以往情报研究工作主要以信息综述或评述为主不同，近些年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和成果越来越以信息的针对性深加工并落脚于提出对策建议、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引导为主。特别是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工程项目、规划计划编制，以及在技术攻关、技术预警、市场分析等方面，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情报研究报告。这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越来越实、越来越急迫的要求，同时也给广大情报工作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情报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课题数量与经费投入增长快速。不同于以往情报工作以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反映为主，近些年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在情报工作各类课题中的比例明显增多，已成为情报工作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情报研究课题的投入经费也有了明显增长，从以往的近万元左右增长到几万元左右，甚至更多。粗略看，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与经费近些年均呈线性增长趋势。另外，近些年，情报工作者自发搞的课题越来越少，多数课题都是用户提出的需求。这些都反映了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工作越来越重要和必不可少，情报研究工作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导作用越来越强。情报研究课题的内容明显扩展。一是面向管理决策、生产经营和市场开发的课题越来越多，二是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情报研究课题逐步增多。与以往情报研究课题多以技术跟踪与分析为主不同，近些年为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决策咨询服务和企业经营发展服务的课题明显增多，其经费投入也起点较高，增长较快。同时，尽管情报研究工作仍以对国外的情报进行研究为主，但近些年对国内的有关情报研究课题也在逐步增多。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国情对新时期情报研究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强。情报研究课题承担力量的分布不断扩展，人员结构明显变化。以往，各系统情报研究课题的承担力量主要为各系统内自己的专业情报研究所的专业情报研究人员，系统内其他单位和其他行业单位很少从事情报研究工作。近些年，各系统内的其他研究单位，如一些系统总体所、综合论证所、经济研究中心，甚至专业研究所、高等院校都承担或参与了大量的情报研究工作，系统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也在开始进入其他系统的情报研究领域，而所有这些单位承担情报研究课题的研究人员往往并不是专业或专职的情报研究人员。这反映了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非专业情报领域的机构与人员越来越具有直接获取信息和进行加工的能力。另外，从课题研究者的分布看，单个作者少，合著者多，多产作者也不多，这反映了情报研究课题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集体劳动性质。
在看到情报研究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情报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国家改革和发展实践需求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情报研究的选题范围不宽，市场仍然有限，成果对需求的针对性不强，从量到质都还有较大差距，效益还不够大。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脱节问题仍表现较为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者对科研生产的技术与管理需求了解甚少，往往不知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一些需求或用户明确提出了需求，由于情报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地位的局限，也难以提出与实际对口、针对性很强的研究报告。这些问题既有领导管理和科研生产部门对情报工作理解不够，未能充分将情报工作真正纳入主渠道工作的原因，也有情报研究工作者主动性不够，坐等上门，甚至消极被动等自身的观念和作风问题。情报研究工作的快速反映能力仍显薄弱。情报研究工作的根本属性就是要及时或快速地提供研究成果，服务于实际需求。特别是随着管理决策和市场营销类情报需求的快速增长，用户对情报成果要求的时间性非常强，而现在许多情报研究课题要一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往往是用户的决策已做，实践已开始，情报研究成果才送上门，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固然有情报研究课题本身难度大的原因，但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落后，习惯于单干式的小作坊工作方式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管理、政策、经营、经济类情报研究课题普遍质量水平不高。与以往大多数情报研究课题为技术科研类不同，当前涉及政府管理、政策法规、生产经营、市场开发的情报研究课题越来越多，这些课题对情报研究工作者都是一些新的课题，因而要求情报研究工作者一方面要加快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研究新的情报研究方法，不断提高适应实际需求和用户要求的基础能力和研究水平。情报研究工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单一、落后，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使用效果。总的看，近些年的情报研究课题多使用定性方法，而稀缺定量研究方法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多靠主观推理，较少利用数据、案例的计算分析说明问题。另外，不少研究课题所采用的素材多次转引，来源不清，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
情报研究工作要加快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发挥应有的作用。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先行者、探路者和基础保障，将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走向新的信息环境背景下，回顾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前瞻未来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对情报工作的需求，可以看出，各方面对情报研究工作将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与此相适应，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以下特点：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力量，越来越直接服务于或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报研究工作不再游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决策、科研生产之外，而是直接进入或融入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科研生产工作程序之中，成为各种决策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越来越强的决策支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信息服务能力。情报研究工作的承担力量更加多元化。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信息处理手段的高级化，专业情报研究部门与非专业情报研究部门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各有关行业、有关研究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从事情报研究工作将越来越多。这也对目前的所谓专业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提出了挑战。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迫使情报研究工作不断采用新的更好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充分共享和互相利用各自的信息资源，建立以虚拟组织形式为特征的情报工作组织体系，发挥整体优势，进行有效的系统集成，同时要更多地借鉴基础学科的一些通用方法和其他学科的一些可用方法。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逐步增大。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严格的部门管理，本系统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几乎不存在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生存发展、配套协作，科研单位要技术创新，政府管理部门要把握全行业的情况、引导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些都需要对国内情况进行特定的情报研究工作。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步到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情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情报研究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研究成果，而目前不少的情报研究成果还停留在信息的搜集和简单整理上，缺乏有针对性的经过高级加工的情报研究成果，对实际缺乏指导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手段有了巨大的发展，相对越来越多的情报需求者可以自己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专业的情报工作者面临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的危机。辨证地看，危机就是转机，挑战就是机遇。情报工作者在新的环境下，面临新的形势，转变观念，只要转变工作方法和手段，就能化危机为转机，化挑战为机遇。
长期以来，情报研究工作被视为科研生产工作的辅助工作，实质上，作为科研生产工作的一部分，情报工作的确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辅助工作并非对情报工作的轻视，而只是表明了情报工作在整个科研生产工作中的分工。今天，情报工作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情报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定位问题都凸显了出来。从地位上看，情报工作在当前和今后的科研生产实际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情报作为重要的资源，已被广泛认同。信息情报工作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从作用上看，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传输规模与途径的不断扩充，有针对性地及时地采集，特别是整理、加工信息，生产出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对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科研生产创新以及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定位上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越来越方便的信息获取手段和途径获取所需信息，情报工作者需要逐步摆脱以往的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辅助者的角色，而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联系实际，面向市场，改进方法，增强手段，在信息情报的集成和升华上做文章，做大文章，在信息转化为新的知识，转化为新的智慧、转化为生产力上发挥作用，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中大显身手，使情报工作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主力军。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情报研究工作者应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和思想观念。以往，多把情报研究工作看为一种辅、服务性的工作，似乎不重要，这反映了用户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认识不够，许多情报工作者也不以为然。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强调“服务至上”，用户对情报研究的需求也空前急迫。因此，情报研究工作到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地“走运”了，大有了用武之地。情报研究工作者需自觉、主动地拓展工作领域，使工作从辅助决策过渡到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的确不可缺少，而不仅仅是参考，可有可无。
一、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现状
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起步比较晚,一些老一辈的林业学家将海外先进的林业经济思想带回国内,并在有关林业学院开始设置林业经济学等等课程,让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始走上正轨。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我国的林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林业经济管理人才也开始呈现一种上升需求形势,不断地推动着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业经济在如此良好契机之下,出现了新的林业经济探讨的高潮,带动了林业经济管理的学科的不断发展。研究和分析林业经济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受重视程度愈来愈深,一些高水平和高学历的林业知识人才不断涌现,并为林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自进入新纪元以来,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更是由粗放型向密集型的发展,如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的指导,促进我国当代林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1]。
二、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出现的问题
1.理论研究和实践没有紧密联系。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和实践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影响力上面没有得到有力的体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某些理论方面取得一些成果譬如集中林权制度改革以及林业碳汇等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和本质却被忽视。在我国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由于缺少目的性,系统性以及创新性,时常只能是充当国家林业政策的发言人的角色。
2.理论研究体系的滞后性。翻看历史,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最早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的滞后性。一般来讲,都是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划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林业经济学,林业管理学,林业政策学。它们主要以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林业产品的自由市场贸易以及外部经济要素对于林业经济的影响等等。而目前,市场变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和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的不断加深,对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经济实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工作存在相对的滞后性,以至于有关的林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和林业研究工作的内容缺少基本理论内容的支撑。
3.人才培养工作和实践的脱离。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一些专业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同学本身对于专业的疑惑性迷茫性,很多都不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找工作。这样会出现人才资源的流失和政府在学科建设的资金投入以及人力的巨大浪费。追根溯源,林业经济管理教学上存在人才培养和实践存在脱离现象。林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学生所掌握的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更不上实践应用的需要,从而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够与社会相接轨。在人才培养的专业性方面,不但需要加强林业专业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而且应用到林业实践当中去,二者有机结合。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林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并没有做到相互联系,相辅相成[2]。
4.林业专业领域人才缺乏。林业经济管理研究正在向着更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水平和从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人员理论水平很低。虽然一些林业专业的高等院校在大力招募林业专业的以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可是还是改变不了林业人才资源短缺的困状。
三、加强林业经济管理的学科建设的方法和建议
1.加强教学和人才资源的培养。现代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工作应该注重偏重点,通过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体系建设,为以后林业经济的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保证。根据林业实践的需求,着力培养林业研究生为主,而本科生人才作为研究生方向的基础资源。在林业经济管理的课程建设上,力争对人才的培养的方案,目标以及形式进行规划,同时着重于对于学生林业经济学方法的传授,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散思维的能力。
2.加强林业理论研究。将现代门类学科中分散的林业学科诸如林业社会学,林业经济学以及森林资源经济学等等融合贯通,并且加以引导,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林业经济实体的研究中。
3.加强实证研究方面。根据国家当前的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研讨林业经济管理的特点和性质,结合一些专业林业院校的优势特点,构建有特色的和整体协调的布局[3]。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重于目前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经济学方面人才的吸纳,以期能够产生在国际上有轰动影响力的林业经济学家。
5.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和合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积极寻求合作和交流,与国内外知名的林业专家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沟通,提高林业学科在国际的影响力。
关键词：就业；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原来的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组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归入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下的二级学科，规定可授予管理学或教育学学位。据114国际教育网的资料；2007年全国范围有105个招生机构招收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3个招生机构招收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而短短两年前的2005年这一数字分别为59个和8个，可见专业布点快速增加的趋势。目前，本专业不但在师范院校、综合类院校有设置，近年来逐渐扩展到各层次的理工类院校、农林类院校、财经政法类院校。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使得学生能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规律。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熟悉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或教育政策的领导者、管理者、政策分析者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专家型通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立至今已愈10年，本文从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形势着手分析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问题及前景。
一、就业现状
大众化高等教育下，专业的职业适应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专业培养必须使得毕业生顺利就业。笔者针对部分著名高校2008届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电话采访和实地调查后发现，
一是就业困难，毕业之后尚有不少没有确定单位的同学，当然这没有考虑因学生自主创业等原因而“自愿失业”的情况；二是升学比例比预期为低，但没有资料表明这种状况是由就业情况所引致；三是职业倾向度过于偏向高校，达到50％以上，当然这种抽样统计较难反映整体形势；四是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好于其他类型大学，主要表现在就业去向更为多样、未定和待定单位的人数较少。
进一步对这些高校相关专业的资料分析表明，就业较好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招生考试内容大部分都要求数学(好多学校还要求数学三甚至数学一)，招生方向上更为具体而切合社会实际需要(如教育投入与财政而非教育财政学，教育系统分析与设计而非教育统计学或教育经济学等)，课程设置上倾向于数理分析分析方法、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锻炼。
笔者通过调查还发现，去高校工作的多数毕业生就业趋向为大城市的公办本科高校；因为就业压力和专业特性的缘故，绝大多数去高校工作的毕业生以做教辅人员为主，极少担任专业教师。此外，有不少毕业生去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职业技术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相对研究生总体在90％以上的就业率统计结果，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就业率是比较低的；此外，相当程度的职业偏向度是本专业就业难的表现之一。这为我们通过调整培养模式适应人才需求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二、发展建议
1.严格控制专业布点。可以说布点过多是本专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障碍，不但对于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没有太大意义，对学生就业也有害，这都可能反过来影响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在目前设置本专业博士点的17所大学中，有13所大学为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其中就究竟有多少大学是出于扩张规模的盲目冲动，难以说明，但是比例如此之高，值得深究。再者，某一专业的培养层次和布点多少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盲目设置培养层次和扩大培养规模对于一个专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必须要在高水平大学培养，而且最好是硕士以上层次。同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多学科交叉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专业布点要少而精。对于一般的单科性、多科性高校应该严格控制其设置本专业，最多可以作为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下面的一个专业方向。对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高校、师范类高水平大学的本专业要注重提高学术水平和学生培养质量，扩招比例控制在一定幅度。
2.培养高水平的学术队伍。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虽然在众多高校开设，但教学人员相对比较匮乏，遑论研究人员。现有研究队伍中既懂教育学，又能熟谙经济和管理的“科班人员”极其匮乏，本专业极为有限的毕业生中也大多未能投入到教育经济与管理的交叉学科研究中，新补充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往往从其他相关学科和专业调入。由于高校的特殊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一定程度上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成为行政领导、兼职教授、转行专家、圈外人士栖身的学术领地，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科的长远健康发展。鉴于学术队伍资源存量不足，难以外聘、选调，只能选拔、培养有条件的高校要遴选一批多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教育主管部门要支持目前研究水平较高的高校优先发展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适当扩大重点学科覆盖范围。
3.鼓励出版高质量学术专著和教材。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目前尚不成熟，如教育经济学也只是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衍生出来的，迄今未能充分运用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思维对教育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不但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而且还缺乏独立的、完整的理论。教育管理学也是一样，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的“理论范式”，概念平移、理论套用、经验逻辑推演构成了我国当下教育管理学的三大顽疾，作为由其二者合并而来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更显幼稚。笔者认为，以本专业名称命名的、代表本学科发展现状的学术专著或教材的出现，可以体现本学科的逻辑起点、研究范式、理论架构、应用范围等，从而进一步成为这个学科专业成熟的显著标志。同时，高质量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专业教材也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保证。目前除了娄成武、史万兵的《教育经济与管理》(2008年本书出了第二版)之外，至今尚未有其它以《教育经济与管理学》为名称的专著或者教材。相应的，在课程开设上，据笔者注意到的多所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显示，一般没有《教育经济与管理概论》或类似课程。为促进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建构、研究成果的推广普及、争取本学科的学术空间、统一学科话语，尽快为本学科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较高质量的教材，要鼓励尽快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教材。
4.完善课程设置及改进教学方法。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不仅要打牢学生的理论功底，开拓学生的视野，还要结合专业特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及实际工作能力。要丰富现有的教学形式，倡导开放性、建构性和创造性的教学形式。面对学制有限、课时缩短、教学内容繁杂的状况，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成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应该加强基本理
论课程和研究方法论，尤其是中高级经济学、管理学、外国语、分析工具等方面的内容。教学形式上，适当引进课堂讨论、专题讲座、案例分析、课外参观实践的形式，扩展学生理论视野、提高创新能力。
在关于就业的调查中，笔者还了解到目前多数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学情况，一般说来，以学制三年的高校而论，前三个学期(部分学校前两个学期)基本上可以把培养计划中的课程修完，学生拿到相应的学分，后面的大段时间都被“放养”式地浪费掉了。应该充分规划利用好三年的培养时间，增强学生理论学习、方法训练和课外素质拓展，增加课外参观考察、实践活动课程的比重。这方面南京农业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它的课外实践课程直接到学校的分校区、实验农场，通过实地参观、师生和管理人员座谈等互动形式，使学生对高校发展规划、财力资源利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等问题产生切实的体会。上表2列出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机构设计。与现有的多数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相比，更加注重了夯实基础、扩大知识面、强化实践能力、扩展适应领域等方面。
5，有条件的高校实行硕博连读。从现在看来，本专业没有设置本科层次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某个专业的内在逻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影响着这个专业是不是有必要设置某个层次的学位教育。由于目前本专业没有本科层次，硕士生的学科背景比较复杂，致使多数硕士生在主观或者客观上把攻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当作取得硕士学位的捷径(大多数学校本专业考研科目比较简单，多数高校没有数学科目要求)。如果实行硕博连读，不但可以增强毕业生的学术修养、理论功底，也可减少混取学位的投机行为。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自1 998年逐步实行硕博连读制，2003年全部实行硕博连读制的情况看，这一做法的结果是随着硕博连读制的实施，该院研究生培养水平逐步上升，每年的论文总数和SCI(SCI文章90％由研究生参与完成)平均影响因子数显著升高。这也是提高毕业生质量，从而短期内遏止就业不畅对本专业发展产生倒逼效应的有效手段，是学科本身长远发展的基础。当然，就总体来看，实行硕博连读的高校和学生数都不会很多。对于目前有本专业布点的多数高校来说，囿于没有博士授予权和师资设备不健全，仍然要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教学及管理设计，加强学生的基本学业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 当代 创新 优势
我国的三大产业是工业、农业、服务业，而作为三大产业中的基层产业，农业已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的现代化是目前党的首要工作内容。相关规定也不断提出新的农业发展目标，其中，农业信心化和信息服务等已经开始实施建设。所以，农工业信息化是当今现代农业的具体表现，也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农业的增长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拓宽农业的发展范围和前进的有效途径，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改革创新极其总要。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为适应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开始实行信息化发展方针，在信息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农业的改革也离不开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指导。作为当代农业创新的前进动力，农业信息化为现代的农业提供了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导了其前进的方向。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农业过渡，虽然，整体状态都有所提供和改善，但是，我国却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上还是发展知识型农业上都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难题。另外，如何发展市场农业经济和如何根据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也都是我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同步发展策略，有机结合各种相关知识，与其他各产业互相帮助，互利共赢，提供一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二、农业创新管理的必要性
农业管理的创新研究已成为近几年世界各国的热门研究课题。我国对农业管理的创新意识提出的时间相对先进国家来说比较晚，虽然我国对此项目研究的起步晚，但是我国已经摆脱过去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越来越向多样化研究趋势发展。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农业的经济管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学科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定性研究，开始引入数学模式这一先进的手段，进行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分析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渐灵活多变，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另外还常采用理论实证结合分析法。这些各具优势的研究方法都有着其相应的研究效果。理论分析有理论归纳又有逻辑演绎，建立命题又对理论分析。世界上大批的专家学者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农业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就是理论研究的其中重要的代表。实证研究则是对实证进行归纳总结或者进行演绎分析，绿色生态食品的研究以及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实证研究。
经过观察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世界先进国家对农业的管理方法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阶段，保持现有的高水平，又向另一种未知的研究方法扩展。研究手段一直在优化，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发展的日益成熟稳定性。此外，他们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创造新的研究模型。通过新理论的应用和多角度思维方式的引入来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丰富其知识内容，结合多学科的有关知识文献，把一个个新的研究课题尽可能地发挥其研究价值。以下提出几点相关建议：
1、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以围绕模型创新为主要入手点。国外许多专家学者敢于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采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勇于对知识探索创新，其中以著名的选择实验和乙醇扩张实验为代表。通过新方法的研究开发，不仅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还有助于科研人员挖掘内在的探索发现的欲望和潜力。
2、优化已经存在的研究方法，并尽可能地扩展这些方法的应用范围。有一批钻研创新的同时，也存在大批的优化完善已有研究方法的科研人员。对所存在的研究方法的改进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不仅得到广泛的应用还促进了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为其他研究课题提供研究方法和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3、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农经研究领域的应用开始逐渐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在农经问题研究中。行为经济学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制性和可控性。
三、结语
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一些关于农业经济管理的出现在国内外的创新研究方法，提出信息化农业的现实作用，并且强调创新研究的优势，以便得出利于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今后的农业经济管理理论提供了推广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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