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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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表征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产生和演进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董广杰1999:14)。”多样性的语言存在于多样性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的差异,就可以通过语言,尤其是语言表征结构的不同,而得以体现。本文就是分别从语言的各个表征层面——词语、句法、篇章,对汉英语言的差异做出分析,从而探究隐藏于语言差异之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进一步通过分析这一差异,以期为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把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一、汉英语言的差异
分属不同语系的汉英两种语言,其发生、发展、变化的环境与背景都是迥异的,在语言表征的各个层面,也自然会存在相当的差异。
1.词汇的差异
(1)文字。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先于文字产生,由于这一表达方式的瞬时性,使得其表达信息无法保留,人类又为语言赋予了具体的形式化表达,于是文字产生。汉字造字的特点是表形表音表义,汉字的象形文字是二维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平面介质的维度。汉语中的意义是从单个文字,再向词汇、句子直至篇章扩展的。相比之下,英语作为字母文字,单词是一维的,26个字母拆开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单词只能从开头到结尾将所有的字母读一遍才能知道整个单词的意思。字母文字也有些词也采用类似的构词方法,比如后缀前缀的使用,但总体来说,英语表达一个新事物,更趋向于造一个全新的词,而不是使用音形义的组合。
(2)词汇。汉英语言词汇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应用方面。抽象名词的使用,在英语中比在汉语中要经常得多,其数量也较多。英语中表示动作或特征的名词,即名词化的动词和形容词不计其数,如conceptualization、modification,wisdom等,这样形成的抽象化名词,在英语中的应用极为广泛,甚至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成为比较正式和规范的文章行文的一个特征。而这种情况在汉语中要少见得多。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形式上往往与形容词动词等没有区别,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上的不同,这依赖于语境和交流者的表达意图。如“正确”这个词,在“他是正确的”和“正确是相对的”这两个表达中,分别是形容词和抽象名词两种词性,没有英语中“correct”和形容词名词化的“correctness”这样的区分。而这种词汇层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汉英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关。
2.句法结构的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在句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1)形合和意合。英语是形态语言,词语和句子的结构关系和思想表达,是通过语言形态变化和语言的形式手段来实现。句子成分之间必须要由连词、介词或关系词相连接,语言间逻辑性较强,强调各成分间的从属、平行、修饰及对比关系,是一种重形合的结构。而汉语则以思维直接外化于语言的方式表达思想,是一种间接表达,所以是非形态语言,词和句是靠本身语义的贯通及对语境的依赖来体现其逻辑关系,成分间的辅助词也比较少,各部分间的所属关系也不会刻意体现,语义搭配的合理性决定其语义信息的准确性,是重意合的结构。“汉语是意和(parataxis)语言,结构松弛,形散而神聚,用词简洁……英语是形和(hypotaxis)语言,结构严谨。”(马秉义,2006)
(2)静态与动态。英语是一种静态性语言结构,动作意义常由同源名词(这一点在词汇差异部分也有提及)或其他词类来表达,而汉语则有动态表达偏向,动作意义就直接用动词表达,所以动词使用频率较高。英语趋向于少用动词,而汉语则正好相反。其原因是英语动词的造句功能比汉语小得多。英语的动词受到严格的主谓关系限制,一个主谓关系中,只能有一个主动词,这种对动词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动词名词化,即变动为静,既保留了动词的意义,又可以使句子精练、严密、客观。所以在英译汉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需要变静为动的情况。如:I am afraid I can’t teach you swimming. I think my little brother is a better teacher than I.译为:恐怕我教不了你游泳,我想我弟弟比我教得好。这个例子中的teacher如果直译为老师,对原文的意思和汉语的习惯都不适应,所以转译为动词,其结果就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了。
(3)树形与竹形。英语拥有很多形态变化用以表达各种语法关系,而且还有十六种时态变化,加之各类连接词及从句,所以句子结构错综复杂。英语句子的核心框架是主、谓、宾结构,所有句子都依此基础结构为基点向外延伸扩展,并不断附以各种次要结构,构成一种葡萄树状结构,即在短短的主干上接挂着丰硕的葡萄。而汉语无形态变化,所以只有靠语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动作的先后顺利与语序对称,即先发生先被表达,后发生后被提及,形成了一种线性横向排列式的结构,某一意义或意群的叙述靠一系列的线性句法单位层层推进,逐步展开。这就像竹竿一样,信息内容是节节相通而延续下去。
3.汉英语言篇章结构差异
(1)角度与篇章铺陈的思维。 汉英语言在行文中阐述观点时的人称用法是不同的。在杂文,评论中,英汉文章都用第一人称,但汉语文章则大多用第一人称复数,即“我们”,英语文章中这样的用法明显少于同题材的汉语文章。而在篇章论述时的思路铺陈方面,英语是直线型;而汉语则属螺旋型。所谓直线型(linear),即段落呈直线型展开,先有主题句,后接自然衔接的例证句,而后收尾;或与此相反,先有例证句,最后以主题句收尾,其间不附加任何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所谓螺旋型(spiral)是指作者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在主题论述,从各种间接角度来说明问题。另外,英语是主语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语;除省略句外,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而汉语则是主题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题而非主语。汉语篇章中某些句子的主语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必须省略,否则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别扭。
(2)汉英语篇的衔接差异。就句(包括完整句与分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而言,英语与汉语所用的方法与手段也有所不同。就像上面讨论的,英语语法比较严密,是重形合的语言。这一点体现在篇章中,就是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通常由一定的功能词,如and,but,if,as,therefore,when,however和某些特定短语、分句等相连接起来。这些功能词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转折、让步、条件等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分句主次分明,从属分句须由主从连接词引导。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则用并列连接词或分号、逗号相连。而重意合的汉语,一些句子或分句有时不分主从关系,而只是并列在一起,通过意义连接起来,功能词或连接短语用得较少,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西语言表征不同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邓炎昌1989:159)。”因此,研究文化的差异,从语言表征的不同入手,或许不是惟一的手段,但一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能看到以下中西文化的不同。
1.词汇
词汇应当是语言各要素中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项,民族的性格和思维特点,可以由这个民族所使用文字的特点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包括重整体,重 综合,重含蓄等。(董广杰1999:15)这一点正好被完美地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字形态上。中国汉字,正如中国建筑一样,讲究平衡对称的美感,布局均匀,格调圆满,每个字都体现出和谐之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我们再把目光投入西方。重视自我,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民族意识中很重要的一点,可以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孕育出个人主义的文化,其强调的是吾生而独立,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生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生而具有存在的价值。这一切反映在英语语言中,就表现在英语字母没有意义,只有大写的“I”有意义。每个字母都是存立独在的个体,只有经过不同方式的组合成单词,才会具有意义。
2.思维
中国人的综合分析思维,注重直觉和具体思维、重悟性、重整体,因而形成一种强调意流的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却相对忽视了对逻辑的形式论证考量。反观西方,其重逻辑思维、重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定势,则比较强调以实证为基础的形式论证和社会规约,因而形成一种理性思维定势。这一切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则如上面讨论过的,汉语喜欢用动词,形容词等具体性的词,而英语倾向于用抽象名词表达同样的内容。在句法和篇章上,汉语文章主要靠意合方法衔接,强调归纳,所以“得意而妄言”,“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思想,一直是中国文人墨客所崇尚的写作理念,故而也同样成为中国人表述思想的风格。而英语靠形合的手段衔接,演绎推理的思维在篇章上也展现无遗。
3.重个体与重群体的差异
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中心。不论是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还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都强调人的首要性。中国人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万物相生相克,有机联系。自古以来,汉民族就把自然与人看成是一个和谐而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群体文化,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的一贯主张,这一主张,自然引发了对集体观念,和社会人格的推崇,而反对个体人格及个人主义。含蓄,往往体现在中国人的说话与文章之中,经常是从很远的相关问题入手,先做充分的铺垫,之后才进入主题,这样才觉得够谦虚,够儒雅,不唐突、有余地。人的主体意识和重要性,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相当强的,而讲英语的西方民族从最初就把自然界置于与人对立的位置,使自然界成为被人所改造、征服的对象,西方思想中,人生来就是要认识自然、统治自然的,人是主宰世界的万物灵长。个人价值由可独立于群体的自我而体现,个人价值被置于整体之上。他们更加重视客体意识,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外界,探求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另外,在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的是国家、皇权的权威;现代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的力量。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见一直是被弱化的。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是汉语喜欢用人的词做主语,而英语则趋向于用非生物的词做主语。在语篇结构中,叙述视角喜欢用第一人称复数。
关键词：汉字；书法；传统文化；艺术创新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
【关键词】命名 译名 姓 文化特色
命名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命名指的是专有事物的名称如人名、地名、公司字号名、商品商标名等的命名;广义的命名扩展到一般事物甚至普通概念的名称。前者是一般所谓命名学的研究对象，后者则扩展到词源学上去了。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必要时不妨放在一起讨论。从语言交流的角度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译名。译名可说是对一种事物或一种概念的再命名，它也应该成为命名学的对象。
姓名作为一个人的代号和标志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每个人从孩提时就把父母为自己所取的名字与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姓名还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一个人从出生到去世几乎没有一天不和姓名打交道。其次，对姓名的称呼还带有许多感情色彩，有尊称、昵称、爱称，这些都是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凝聚。因此，不同的文化对姓氏习俗都有不同的传承。中国与英语国家之间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英姓氏习俗的差异。
中英姓名语言文化特色之对比:
一、中国
1.名字担负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父母的情趣爱好。父母希望孩子有所作为，就给孩子取名“鹏飞”，父母喜欢冬天的红梅，便为女儿起名“丹梅”。
2.名字中包含着消灾免病、逢凶化吉、弥补命运缺憾的意义。如给孩子取名“去病”、“长生”等。
3.生活的地域和时代以及出生时的重量也会反映在名字当中。据调查，北京人喜欢用“荣”，上海人喜欢用“宝”、“妹”等。“九斤”、“六斤”等是其出生时的重量，也是一些地方命名的习俗。解放初有人叫“建国”，改革开放年代有人叫“开放”。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又有人起了洋名叫“珍妮”、“莉莎”等，这些名字都带有时代的痕迹。
4.伦理、道德以及宗族观念在中国人的名字中也有所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这一特点在姓名中有充分体现。“德”、“仁”、“忠”、“孝”等字眼在名中的出现，对高尚人格的景慕而与其同名、同字，根据族谱中按辈序规定好的辈分取名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思想在名字上的体现。
二、英语国家
英语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其结构为:教名+中间名+姓。首名或教名一般是父母或牧师取的，中名多是以父母亲朋的某个名为己名，这样可以表明孩子与父母亲朋的关系，所以孩子是可以以父母亲朋的名字为己名的，如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全名是Charles Robert Darwin(查理斯罗伯特达尔文)。达尔文的父亲名叫罗伯特，叔叔名叫查理斯，所以取名为查理斯罗伯特达尔文，目的就是希望达尔文能够继承父亲和叔叔的事业和中国敬慕英雄人物而与圣贤或名人同名一样，英语国家的人们也有用圣贤的名字取名的习惯，这反映了人们崇拜英雄的社会心理。不少人直接以名人的姓为名，如Washington(美国第一任总统)这本来是姓，但后来为了表示对他的热爱和尊敬，也就广泛用作名字了。
在英语国家里，人们还会用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或祖父母的名字给孩子起名，这样做是为了向政治人物或他们的祖父母表达敬意。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允许的，中国的传统社会等级分明，上辈亲属的名字、官员的名字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讳”。
三、共同点
取名应该男女有别，并且要悦耳动听，能够引起听者美好的联想，这是取名的原则。因此，英汉人名都具性别特征，男性名字通常体现阳刚威武之气，气宇轩昂之态。如中国人喜欢用志坚、治国等词为名。英语中则多用Andrew(安德鲁)源于希腊语，意为勇敢直率;Peter(彼得)源于希腊语，意为岩石，是坚忍不拔的象征。女性名字则蕴含秀美靓丽之貌，文雅高尚之德。如中国人喜欢用静娴、丽娟等词为名;英语中则是用Hellene(海伦)源于希腊语，意为迷人的，Susan(苏珊)源于希伯莱语，表示优雅、亲切的意思。当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男取女名或女取男名的现象都不少，但是无论如何，取名时都应兼顾到音美、义美。
四、结束语
姓名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姓名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称谓，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可以说，姓名隐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心理、伦理观和道德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姓名体现着血缘宗法观念、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家长、群体的意志，相比之下，英语民族的姓名及命名行为体现着西方文化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浸染着基督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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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卫峰.姓名，透视文化的窗口———汉英姓名对比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2.
论文摘要：汉语教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而今，它面临着众多问题。针对问题，在教学中应做到：激励学生自主探索；加强教师意识自觉；利用课堂潜移默化；对比环境共促共进；展示资料深层浸染，最终实现语言与文化在汉语教学中同步共进。
一、语言与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而中华文化，也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旨、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语言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文化承载着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布朗所说：“语言，作为传承同一文化民族的交际工具，是对文化本身、文化表现形式、人们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最可见的和最有效的说明和呈现”。另一方面，语言依托于文化，也就是“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由此可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语言便基本由汉语完成。籍借汉语，中华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扬。如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它们藉由口耳相授、典籍传播流传千古，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浸染着民族精神，领悟着生存底蕴，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我国的学校中，如何统筹语言与文化、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断发展其内涵，并与其它文化相连、与现今时代共生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通过语言教学，即汉语教学。
“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思想品德的过程。”汉语教学也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汉语知识及文化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汉语，实现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感受及领悟汉语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汉语教学包括两类：即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所讲的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即我们熟知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也就是针对我国学生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的教学。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以及一部分我国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教学。
当今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的碰撞融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汉语教学有新的发展。汉语教学即要完成使我国下一代接班人和建设者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教学还要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促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繁荣。
二、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不同步之因素分析
(一)教师文化修养的制约
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成为影响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1．文化素质低
教师本人的文化修养不高，这成为制约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面。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自身的文言水平就很低，或者说，自身从未考证过文言原著典籍，造成了对文本的曲解。就像解释基本的“学而时习之”，由于代代相传，大多解释为“学习一定要注意时常复习”，而实际上，通过对文字本源的探究以及典籍的再阅读，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学习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机内，自身去主动实践”。对于这种基本问题的不清。不仅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走入歧途，也使得一些文化因素在教学的过程中被变相遗漏和改造。
2．文化自觉意识弱
教师是否有主动传承文化的自觉，是造成汉语教学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学里的问题是，教师并没有将自身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仅仅将汉语教学局限在语言本身的教学，缺乏进一步延伸其内涵底蕴的自觉。如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仅仅是字形的讲授，使学生力图做到书写正确，如“好”字，教师只要求学生看到是由“女”“子”组成，并没有自觉意识将为什么由“女”“子”组成好，以及这里面“女”“子”究竟是指男女，还是指母子。
(二)学生学习意识的制约
学生的学习意识弱也是造成文化缺失的一个因素。
1．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承接问题
(1)知识负担重。由于教学的知识性要求的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最主要要求，也就使得学生无心也无意去挖掘语文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依然强调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学生往往只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熟悉字与字的组合，并没有去理解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如：古代文人大多喜欢用典。而典故中虽是寥寥几字却拥有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学习古诗文时，很多学生就不明白什么是“柳岸、灞桥”。不理解这些词中所包含的离别之意，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送别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柳”这个意象。
(2)轻视影响深。我国的语文教学自每个学生进入课堂起就开始进行，可以说每个学生只要上学就在接受语文教育，这样高的频度，反而使学生产生了轻视之心。上课中，很多学生缺乏学习语文的热情，也就谈不上欣赏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距离现实远。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精神大多都讲究“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与现实的功利要求相距甚远，大多数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只是因为语文教育是考试必须，只是作为增加分数的一门必须去学习的课程，语文教学没有使学生感受到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很多学生觉得古文言言辞晦涩、意义不明。例如屈原的《离骚》，学生读起来都觉得十分拗口。大量的生僻字连在一起，学生很多都不能理解字面意义。更不用说感受屈原的民族情怀与精神了。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1)汉语知识少。第二语言学习者虽然在发展阶段处于成年或接近成年，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远远比不上母语学习的学生。也就是说，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已接近成熟，但其汉语学习的基础弱。并且缺乏语言环境的练习。并没有像母语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口语基础。因此，向其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时，基本语言的学习需求明显大于文化需求。如，在对外汉语汉字课中，很多学生是首次接受汉字，在学习“月”字时，教师希望能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因此讲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尽管教师运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讲解，但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而且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在转化为英语之后，很多传说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涵被抛弃了。
(2)文化差异大。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自全世界，其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差很大，这也就使得一些在中华文化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意向，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甚至有十分大的反差。举例来说，在中华文化中，与“红”有关的意向往往含有褒义，如：红火、红利、当红等。第二语言学习者就不能理解。他们会觉得有“红”有“火”，都燃烧干净破产了，怎么能算是生意做得好。
(3)学习周期短。由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也就是希望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汉语，能够识别一些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学习者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学习者系统学习时间为两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里要学会一种语言，就不免更侧重汉语使用而减少了一些文化的传播，如：在汉字课、看图说话等课程中，一般不涉及文化内容。教师在教授“扣”时。基本只要求学生能够认识、可以写对，有些学生甚至连偏旁、部首的类属概念也没有，也就不知道“扌”与手字有关，而“口”与“扣”的读音相连。
三、对策与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地位。因此，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教学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 1．激励学生自主探索 汉语教学要加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使学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发母语学习者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好奇心，使学生有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2．加强教师意识自觉
教师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通过汉语教学得到生发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自觉，能够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些文化故事、文化意义的阐释，用一些有趣的信息吸引学生，使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去了解中华文化。
3．利用课堂潜移默化
在汉语教学中，如在汉字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六书”的知识，这些包含文化内容的讲解，不仅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汉字，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够渗透着文化内涵，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中”、“和”的精神实质。
4．对比环境共促共进
从中华文化的不同之处出发，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特殊内涵，如中华文化中的农耕色彩非常重，十分重视“土”“水”的角色。通过一些关于水、土词语的联想介绍，向“土生土长”、“上善若水”、“乐山乐水”等，使学习者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意识，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5．展示资料深层浸染
摘要：本文以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为出发点,分析并总结了其差异在汉英语言翻译中的表现,为解决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对对汉英翻译的影响和制约,笔者借助大量的例证的分析,总结了克服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在汉英翻译中产生的障碍的几点实用的办法,提出有效地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及汉译英训练的简单模式,确是培养、提高汉译英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汉译英; 文化差异; 语言差异; 训练模式 一、引言 国内外翻译界人士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翻译应以译入本国(族) 语为主, 如I. F. Finlay 在所著的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 . . it is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op inion amongst p 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his country thattranslators should, unless bilingual ( bearing in mind all thatthis imp lies) , translate solely into their mother tongue or,. . . their language of habitual use. ”( P. 5) 也就是说,中国人应以英(外)汉翻译为主。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人们对母语的掌握比对外语的掌握总要好些。真正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外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国际交流,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大量的汉译英工作,汉译英既然有相当的难度,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笔者发现,学习英语的人,尤其是初学者和具有中级水平者,都普遍感到汉译英的难度大于英译汉,对于汉译英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即便有时硬着头皮做,也常常碰到语法、用词、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障碍,翻译出来缺这少那,错误甚多;或是译成“中文式英语”(Chinglish) ;亦或因“问题”太多,干脆弃笔半途而废。那么,怎样消除汉译英之难,怎样才能培养提高汉译英能力,无疑是英语翻译教学的一大课题。现在,笔者依据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切身体会,从语言的异化和归化方面作以尝试性的探讨。 二、汉译英难在何处 语言是人们表达事物,交流思想的工具。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在表达事物和思想的方式上都有其个性。因此,无论是在语音上,或是在词汇、语法、表达习惯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特点,即使你对这种语言十分了解,甚至达到娴熟的程度,对另一种语言你仍可能一点也不知,从而无法开口叙谈,也无法下笔成文。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既牵涉到理解原文的问题,又牵涉到如何用译文表达的问题。正确理解是准确表达的基础,准确表达是正确理解的可能归宿。也就是说,要进行翻译,第一要对原文语言包含的信息正确地理解;第二在正确理解之后,还要能用译文语言准确表达。这两个环节哪一个出问题都会使翻译失败。拿汉语和英语互译作比方,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翻译者都应对这两种语言有一定的甚至充分的了解,否则,理解有误会造成不成功的翻译,表达不准也会导致不成功的翻译,所以正确的理解与准确的表达一样重要。那么,为何英语学习者觉得汉译英难于英译汉呢?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 我们日常接触、运用的是汉语,所以对汉语的词汇、语法、表达手段比较了解,而对英语则较为陌生。就是学过几年,也往往所知甚少,模棱两可的地方很多。汉译英时,理解上不成问题,而要用英语表达起来,由于对英语不够了解、熟练,对这句话到底该用什么语式、使用哪种语法、怎样用词,是否合乎英语表达习惯等等,往往心里不踏实,只恐怕用错了,自然觉得汉译英很难。而在英译汉时,只要理解原文,一般来讲,用汉语表达起来,难度就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对汉语运用的熟练程度远胜于英语,而且,理解英语原文,尤其是初级和中级水平的英语原文,在借助词典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人们普遍觉得汉译英难于英译汉。 2. 英译汉时,比较容易找到对等词,对等句,不会常出现“英(美)国式的汉语”;而在汉泽英时,由汉语出发去找英语的对等词、对等句就有力不从心之感,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中国式”的,表达语言若是汉语,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会轻松、从容得多。表达语言若是英语,常常 “生搬硬套”,而且难点多出,最终译文出现“中国式”的英语,自己也就觉得不如英译汉容易。 3. 任何一种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一种事物或一个思想时,都有多种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的表达结果可能完全相同,也可能有细微的差别,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也不例外。英译汉时,我们用汉语表达起来也就觉得容易点,汉译英时,也就觉得难点,因为可供选择的余地有大小之别。 4. 我们觉得汉译英难于英译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英译汉时,若对英语原文个别地方吃不透,吃不准,就大胆地进行所谓的“意译”,结果译出来蛮通顺,虽然错了自己仍不知,但并不觉得英译汉太难。而在汉译英时,用英语表达起来一旦一个地方卡壳,就束手无策了,自然就觉得难。虽然这一原因实际上是个错觉,但确有不少人并没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 三、英汉语言对比 英语和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二者的区别很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面: 1. 时态与语态。 英语常用的时态有十几种,最常用的也有十来种,其构成的形式各不相同,而汉语动词无时态的变化。在表现动作发生的不同时间时,汉语借助“昨天”、“常常”、“正在”、“将”、“下周”、“已经”、“曾经”等表示时间的副词或者利用“着”、“了”、“过”等后缀表达。英语中的常用时态构成及其用法,一般英语学习者都掌握得比较清楚,这里也就不用具体说明了。但在翻译实践中,有时还是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此外,英语中被动语态用得十分广泛,而汉语中也有被动语态,但使用范围狭窄得多。 2. 用词及表达习惯。 英汉词汇在词类、人称与数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此,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对比。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经济等专业上的一些词汇和表示一些事物名称的词汇,其含义在两种语言上大都是相同的, 如: computer (计算机) ,economy(经济) , finance (财政、金融)等。另一方面是一些常用词,如: have, put, do, in, for, well等,由于在英语中用法灵活广泛,难以掌握,而汉语中与之对等的词、短语要根据具体语境不同而变化。因此,要十分注意英语中的一词多用,英语中词与词的搭配,不要拘泥于字面意思。在用词特点上,英汉两种语言概括起来说是:英语名词、介语、代词多,动词少;汉语动词多,名词、介词少,代词常省略。此外,许多人认为中文成语无从译起,实际上,只要把握“以内容为前提、再顾及形式”这一原则,仍是有方法可循的。可以采取直译法、同义成语借用法、意译法及注释法。 3. 句法结构和语序。 文化背景相关的语言(如英语与法语) ,在句子结构上大同小异。而中文与英文则不然,不仅句法结构、语序大不相同,字词的拼法、发音也完全相异。所以在动手从事翻译之前,必须先认识它们句法结构的基本差异。例如,对于一般陈述句,中文的排列方法是:“时间副词+地方副词+修饰动作的副词+动词”,而英文陈述句一般排列法则是:“动词+修饰动作的副词+地方副词+时间副词”。由此看出,英语和汉语在句法结构上区别十分明显。英语句法重“形合”,句子各个成分常用连词、介词、名词短语作为衔接手段表达从属和连接关系,“枝节百出,先干后支”,因此,形式上比较严谨; 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子各个成分的连接不用或少用联接词,而靠语序和逻辑意义来表现,“层层推进”,所以,结构比较灵活,简洁。在语序上,由于汉语说话由小到大,层层推进,重点内容在后,以综合见大;而英语是先立主干,再层层加枝,叠床架屋,以分析取胜。 四、汉译英训练的简单模式 把汉语译成英语,要经过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阶段。本来要说是只要了解、熟悉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翻译的困难也就消减了,但是要想培养汉译英的能力,就必须进行汉译英训练。那么该如何进行汉译英训练呢? 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比较有效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是采用“翻译五步曲”,即: 1. 确定时态。即把要翻译的那句话在英语中该用什么时态确定下来。该用哪种时态就在脑子中取出那种时态的结构。 2. 分析汉语原文的句子成分,考虑与英语的联系。即汉语原文按主、谓、宾、定、状、补划分开,然后再考虑译成英语各句子成分怎样表示。 3. 构造英语表达的基本框架(结构、语序、表达习惯等)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确定英语译文该用什么样的句子结构。是用陈述句(肯定句、否定句)或是用疑问句(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反意疑问句) ,或是祈使句,或是感叹句;是用简单句或是并列句,或是复合句(包括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宾语从句、主语从句等) ;该不该用分词短语(现在分词短语,过去分词短语) ;用不用独立结构;用不用倒装句型;用不用独立句型。 2) 确定英语译文的语序。英语常用简单句的语序是:“(地点或时间状) (定)主(状)谓(定或‘状+定’)宾(补或宾) ”;英语并列句的语序是:“简单句+ and (或but等) +简单句”;英语复合句的语序确定(下转第81页)的”等。 3. 2 通感( Synaesthesia)通感又叫联觉,即听到某种声音而产生的某种感觉。通过通感表达出来的语言形象,意义委婉。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Robert Burns的名诗“A Red Red Rose”中描写爱情的句子:“ ⋯O,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That’s sweetly p layed in tune.⋯”诗中把把爱人比喻成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有和谐,委婉地表达出爱情的美好。 四、结束语 从上文可看到,委婉语不仅与传统的修辞所联系还与现代的修辞手段相关联,委婉语的修辞学研究不仅可从英语的修辞角度去研究,还可从汉语修辞角度去考察,不仅可从语义修辞角度研究还可从语音修辞角度思考。所以,从修辞角度研究委婉语不应只停留在前人的成果上还需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 1 ] Hu Xiaoxia. A Study of English Euphemism from thePragmatic Perspective[D ]. XiDian University, 2007: 24- 27. [ 2 ]L iu Bing.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Euphemism[D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05:10 - 23. [ 3 ]黄青龙,叶荭. 博通英语[M ].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7 - 38. [ 4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209 - 223. [ 5 ]胡吉成. 修辞与言语艺术[M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5. 158. [ 6 ]卢红梅.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297.__
1.对于汉语言文学教育不够重视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为了能够与飞速发展的经济相适应，人们对应用型科学越来越重视，大力鼓励和倡导应用型科学的发展，却忽视了对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在教育界，“重理轻文”的理念被许多人崇尚，在教学中重视数理化的教育，而对于文科类的教学却一直不太重视。这种对汉语言文学的轻视态度，不仅使得教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忽视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也采用一种应付的态度，不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才情，造成了这一学科教学的失败。
2.教学理念过于陈旧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育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私塾、书院到现在的高校，教学形式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然而，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其教育如若不能随着经济文化和现代的行事方式而适当变革，那么它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就现代而言，很多高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理念过于陈旧，与中学乃至小学的语文教学内容和目标并无实质性差别，基本上都是对文章的阅读、背诵，对文言文、诗词的阅读背诵这类的强制性知识灌输。这种强调被动接受的教学理念，不利于学生才情能力培养，而且教学目标设定的滞后，对于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没有太多益处。所以革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目标，是发展汉语言文学的重要任务。
3.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这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单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汉语言文学的不重视。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小学、初中的语文教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科目之一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却依然显得单一和乏味。很多高校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时，采取传统的、如同以往教书先生般的单一讲授和背诵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注重课堂的互动、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而在人才培养上，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才情的培养也不是很重视。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对于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发展以及学生才情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二、现代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发展及才情培养的建议
1.提高对汉语言文学教育创新的重视程度
提高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关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优良品德的培养，关乎祖国下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是不容忽视的。加强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首先，在教育政策上，加大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倾斜和重视。以政策和规范的形式将信息化发展和学生才情培养融入汉语言文学教育当中。比如，可以提高各个教学阶段中汉语言文学在整体教育框架中的比重。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要以提高学生才情为教学的重要任务，积极鼓励各大高校进行教学创新，对有助于学生才情发展的教学创新予以奖励和推广，并在各类考试中将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其次，在资金上，对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发展予以支持。相关部门可以为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努力构建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发展和传播的媒介。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调研和发展，开拓出符合当前主流意识的汉语言文学之路。
2.更新教学理念，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传统的教学理念已经不适合当前文化经济发展的节奏，亟须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强调对各类文章和古文学的背诵以及“模式化”的赏析，以应付考试。这种模式化的教学理念与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是亟须改变的。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学理念的革新，笔者认为，主要应该集中在以提高学生才情、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提高其实践能力、丰富汉语言文学应用这几个方面。这就要求教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在保证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我国语言文化、文学内涵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其文学素养和以后应对就业所具备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3.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方法
论文摘要：在此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与文化知识教学入手，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及文化知识教学的相互关系，并分析文化因素教学运用在语言教学中的具体方法。
哈特曼(hartmann)和斯托克(stork，1981)曾说过：
“在语言学家眼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类学家眼里，语言是文化行为的方式；在社会学家眼里，语言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的互相作用；在文学家眼里，语言是艺术媒介；在哲学家眼里，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在语言教师眼里，语言是一套技能。”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水平不断发展。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教学和文化因素教学的研究关注度同样日益升高。
一、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它跟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其他语言教学，属于同一性质。所以，对外汉语教学又被称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赵金铭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认为，对外汉语研究是以语言学作为本体论的汉语本体研究，以心理学作为认识论的汉语习得与认知研究，以教育学作为方法论的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以计算语言学和现代教学技术作为工具论的现代科技手段在教学与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赵贤州和陆有仪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对外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不是文学教学或为了单纯传授知识；第二，对外汉语教学是外语教学，不是母语教学；第三，汉语有本身的语言特点；第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与文化知识教学
张占一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分为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文化因素，是指没有独立的单位(词汇)、形态标志（语法）和物理形式（语音），文化因素的体现，是在其它语言要素形式的表达中体现出来，如汉字、词汇、句子等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因素。文化知识，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包括形式化符号化的价值观、习惯、风俗等文化意识，如：中国历史、中国道家思想和中国民间传统习俗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指的是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中，所涉及的文化，它同语音、词汇和语法一样，为语言要素之一。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指的是以专项的教学主题和教学活动等形式进行的，有系统的教学环节。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的异同体现在，文化因素属于语言基本要素，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文化知识属于文化体系。文化因素教学的实现，通过语言的内在逻辑体系，借助于语言任务的完成达到实现文化因素教学的可能性，没有明确的系统性。文化知识教学，需要根据特定的课程设置要求，按照明确的课堂教学步骤和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教学。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及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
文化知识教学，是指开展系统专门的课堂教学、讨论等实体教学形式，使学习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教学同语言教学是两种相互并列的教学形式，文化知识教学强调对文化知识的传授，语言教学注重语言基本能力的培养。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应以语言教学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文化因素教学。
吕必松提出：“影响语言理解和使用的文化因素隐含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即文化因素需要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林国立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体现着两种关系，“文化因素和语言的下位关系、文化因素和文化的下位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因素是语言的一部分。”因此，文化因素教学应在语言教学中进行，实质上是借助语言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的课堂教学。
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之间的关系，是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借助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在能够完成基础语言教学与学习任务的同时，使学习者吸收目的语文化。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语言因素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融入一定的文化成分，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基础的语言教学是主体，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比重不应超过百分之三十。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的运用
季羡林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科学技术、风俗礼仪等，精神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即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文化因素教学融于语言教学的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方法，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将文化因素教学融于课堂实践教学中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对于不同阶段的学习者，教学侧重点也不同。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每门课程、每一个教学环节中，应全面、自觉的加以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将文化因素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和实践教学之中，达到帮助学习者更好的理解汉语的目的。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学习到“胡同”、“苏州园林”时，可以传授相应的中国传统建筑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解释“龙井”、“普洱”等词汇时，介绍中国的茶文化；讲解“徽菜”、“川菜”等词汇时，介绍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等。对于初、中级学生来说，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又学到了中国文化知识，有益于提升学习者对于语言学习的兴趣。对于中高级阶段的学习者，除了讲授词汇和成语的表面意义之外，还需要介绍精神文化方面的知识，讲解较深层次的引申意义。
2.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圈的学习者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来自“汉文化圈”以内和以外的学习者，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汉文化圈”以内的的学习者，比如韩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学习者，其本民族的文化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对“汉文化圈”内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对于欧美等“汉文化圈”以外的学习者，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反差。这些学生听中国人说话，往往只能理解字面上的含义，无法领会其文化内涵。比如，在中国，人与人初次见面时, 常自谦地说自己不好、不足等等，欧美人不能理解，甚至信以为真。对于“汉文化圈”以外的学习者，在文化因素教学时，注意适度与适量，要解释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教学。
参考文献：
[1]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WWw.lw881.com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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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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