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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的《品三国》，很多人的评论大多数来自《三国演义》，是来自小说，而易中天的解说则来自历史的真实，资料来源不同，结果肯定不同，这很正常，却引来很多争议，“三国”只是作品，读者的阅读是对作品的再创作过程，一千个人读它，就有一千个版本的“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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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论语》解读，更是褒贬不一，争论很大，也许，于丹的解读像速溶咖啡，缺少了研磨、熬煮的过程，有的只是浓浓的香味。但是，我很喜欢于丹的一句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很简单，只是人为的让简单变为复杂，失去了单纯，也就失去了很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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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的经典解读——《孟子》，《孟子》最核心的观点有三点：第一，心性学说，第二，仁政学说，第三，强势人格。《孟子》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王教授说：“经典不是用来教诲别人的，经典的意义在于修身。”
??是的，人首先做好自己，其次才能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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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汇集了各路专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先秦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秦文化和历史知识，可是，有那么一些学者却指责教授专家的解读，说他们歪曲经典，解说的内容不伦不类，根本没有学术价值可言，对此节目不屑一顾。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争论，首先，这个节目叫做“百家讲坛”，而不是叫做“百家学术论坛”，其次，“百家讲坛”的观众群体是从小学毕业生到70岁的老者，从年龄到文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百家讲坛”里的教授在解说时想必力求通俗易懂，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观众，而不是为学者授课，节目所满足的是一般人“知道一点”的需求，而不是学者“研究下去”的需求。
2007年央视《百家讲坛》重点推出节目――“王立群读《史记》”。1月6日和7日，首播的“汉武帝――史家绝唱”和“汉武帝――宫闱角逐”与观众见面即受到满堂喝彩，之后这个系列陆续播出。
百度网站上有个“百度贴吧”，在那里，王立群已成了千万网民的偶像。在“王立群吧”里，王立群的粉丝们自称“群众”、“网（王）丝”。“史家绝唱”刚刚播出就有“群众”尖叫：“易中天之后，王立群时代已经到来！”“2007年属于王立群年。”
然而，谁会想到，这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儒雅风趣的学者，第一次接触的《史记》竟然是捡来的。如今身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王立群，曾经当过代课老师，他曲折的成长经历令人感慨。
“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京，移居开封。”这是王立群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概括。1945年王立群在安徽出生，3岁时随父母到南京生活，8岁时又迁居开封。王立群说，自己的童年少年几乎没有欢乐可言，磨难太多了。
上小学时，王立群的成绩非常突出。当时实行5分制，6年小学，他每年每学科的成绩都是满分。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开封的重点中学，但最终上了新新中学。这是一所民办学校，校舍是租用的两间民宅，学生大都是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而被划为“另类”的孩子。因是新办学校，缺乏经费，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每周上3天课，3天外出打工以养活学校。于是，和泥、搬砖、挑砂浆成为王立群13岁时的深刻记忆。每天清晨走1个小时路程到工地，干一整天，晚上趁着月色回家，所有收入全归学校，自己分文不取。
上初三时，新新中学合并到开封的干部子弟中学，王立群也随之成了公办学校的学生。正值3年自然灾害来临，饥荒、挨饿至今让他刻骨铭心。到黄河滩上割草，去农村的荒地里挖野菜，“水红花饭”、“树叶馒头”成了家常便饭。在艰苦的生活中，他考上了高中。
读了一个学期高一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山东老家的祖父得了重病，王立群“替父尽孝”――到山东新泰照顾祖父。他辍学了，那年他16岁。
王立群一边照顾祖父，一边干农活，春种玉米、高粱，秋割麦子、挖红薯。此时他已是一个全劳力了。最艰苦的时候，他能驾着独轮车拉两筐400斤的煤球从200里远的地方回家。3年自然灾害的尾声，生产队派他去看守庄稼地。一个小窝棚，一口大黑锅，没有粮食，仅凭地里的红薯度日。
1年后，祖父病故了，他才回到开封一中继续上学。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重新回到课堂的王立群成绩异常优秀。高一他是班长，高二成为校团委委员，高三他已是学生会主席了。高中三年每学期他的成绩总平均分都在97分以上；高中毕业时，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化学、外语5科的成绩都是满分。
王立群高考成绩也非常好，当时他准备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将来当个建筑工程师。可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落榜了。当时班上的同学成绩比王立群低20分的都被录取了，可他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年是1965年。
从小学老师到博士生导师
王立群应聘到开封一所小学当起了代课教师，一待便是7年。他教过数学、语文、美术、书法、音乐等。此后，该校招收初、高中生，他又当了7年中学教师。
1966年，在小学做代课教师的王立群第一次接触到《史记》。那时“”刚开始，小学读书室遭到，学校仅存的一部《史记》被当作“四旧”扔到操场的空地上。住在学校的王立群趁着夜色，把被丢弃的《史记》捡回家去，此后一有空他就读《史记》，虽然当时尚有很多地方读不懂。
从那时起到今天，《史记》伴随他已有41年了。王立群常常感慨：“真正让我读懂《史记》的是经历，是现实。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
1977年恢复高考，此时，王立群已经32岁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他失去了高考机会。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机会来了，王立群当即下决心考研，他就近报考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一没有教材，二没学过大学课程，三工作繁忙，尤其头疼的是外语，王立群高中时学的是俄语，已扔下了十几年，重新捡起来非常不易。他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科《俄语》教材，花了半年时间，竟然考了61分。在80多人参加的初试中，王立群最终成为两名被录取的幸运者之一。
1982年，王立群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随后的20多年，他由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步变换着角色，《史记》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典籍之一。
一则短信结缘《百家讲坛》
2005年年底，央视《百家讲坛》到国内多所大学海选主讲人。
河南站，编导们来到了河南大学。此时，王立群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散文史国际研讨会，不过他接到了一条短信：“央视来学校选主讲人，编导们已分别见了三批老师，明天还有一天试讲……”这条由河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刘波发来的短信，至今仍保留在王立群的手机里。他说，自己舍不得删掉这条短信，因为这是与《百家讲坛》机缘的开始。
王立群连夜坐火车赶回开封，没来得及回家，便直奔演讲会场。“我先讲，讲完了好回家睡一觉。”首次与央视接触，近20分钟的试讲，王立群风趣儒雅、娓娓道来，给编导们留下深刻印象，最终登上了《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是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要有新意，要有趣味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观众层次不一，众口难调，这就要求所讲内容必须专业与非专业共享，求知与娱乐共享。怎样控制住观众手里的遥控器是每位主讲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百家讲坛》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们将历史故事讲得充满悬念，一波三折，几乎都经过了节目组的“洗脑”。在王立群之前，刘心武和易中天算是讲坛中最会讲故事的两个人，不过一开始两人也被节目组不停地“洗脑”。制片人万卫说，节目要求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要制造悬念，故事性要强。
在课堂和讲坛上讲课的差别，让王立群有了重新思考自己教育方式的机会。他说：“电视讲坛与大学课堂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课堂上是先提出观点，然后一步步来论证观点；讲坛上则是先举事例，设置悬念，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同时有新的想法和观点，观众才会认可接受你。”
能够登上《百家讲坛》，王立群觉得有相当大的收获。他说：“参与《百家讲坛》是一种挑战，很刺激，也让我有所思考。今后，要学会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以单线条的电视语言讲述出来，还要学会以浅显的语言表述历史、传授知识和表达观点，这也是一门学问。”
“我们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2007年3月11日，央视《百家讲坛》录制了一期特殊的节目。“品三国”的易中天客串主持人，采访“读《史记》”的王立群。两位重量级大师的对话开始了。
第一次做主持人，易中天经验不足。在跟王立群的对话中，王立群说起自己13岁打工的经历，易中天认真地问道：“你13岁的时候是多大呀？”现场观众静了几秒后，随即哄堂大笑，易中天赶紧承认错误，说自己其实想问的是：“你13岁的时候是哪一年？”
王立群的经历与易中天十分相似，两个人都是学中文出身却在《百家讲坛》讲历史。谈到这种情况，易中天问道：“你一个教文学的来讲历史，不怕别人说是公鸡下蛋吗？”
王立群则很麻利地反问：“你不是下在我前面了吗？”引得全场一片爆笑。
易中天随即说：“我不仅下蛋，而且是公鸡下鸭蛋，还客串起主持人了。我也认了，那我们就下我们的蛋，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在有关《百家讲坛》的争议中，主讲人如何反映历史的真实一直是争议的重点。对此，王立群说，自己讲述的是正史，但正史未必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中可能会出现差异。真正的历史叫“第一历史”，它是无法复原的。正史说的是“第二历史”，其中可能存在记载人的误记误读，甚至主观避讳曲解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讲人要学会区别真伪，可以采用互证的方法。比如一件事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主讲人要从中有所选择。王立群说，自己解读的《史记》只是他理解的真实，比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大加赞扬，但通过他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以及班固的记录，他认为司马相如并非情圣，对卓文君是劫财又劫色。
有观众现场问王立群，如何评价同行易中天、于丹及自己的个人魅力？王立群说：“于丹本身就是搞传媒研究的，所以应对媒体从容自如。易中天长期做文化普及工作，触电时间也比我早。我有什么优势自己不太清楚，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可能我对人物的分析比较深入吧。”
关键词： 《百家讲坛》 历史课堂 激发学习兴趣
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看《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纪连海等主讲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和喜爱。究其原因，我觉得是他们在引经据典讲授历史的同时极尽诙谐调侃之能，把一些产生在现代、形容现代人的词语运用到历史人物身上，从而使相对枯燥的历史知识变得活起来，真正做到趣说历史。由此，我想到历史教学，如果我们都能像他们这样讲课，一定也能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学也一定会更有效果。
新课程改革理念要求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应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激发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乐学”、“会学”，他们的主体地位才能够体现出来。传统的历史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这种方式是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但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却使相对枯燥的历史知识变得活了起来，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学习。那么，我们可以从《百家讲坛》中学习什么呢？
一、让语言生动、有趣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个个能说会道，语言生动有趣。如易中天在讲到汉朝人所说的“诺”时形象地指出其即是现在我们所说的“OK”；在讲到空城计时说道：“诸葛亮带着两个小孩子，焚着一炉香，坐在城上，搞起了卡拉OK”……像这样的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的例子在他的话语中常常可见。就这样，易中天把精英文化从象牙塔尖搬运下来，给传统文化输入新的时代血液，使它变为活的现代文化，深入浅出，化雅为俗，从而使大家在谈笑间了解了历史。在讲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时候，由于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有限，对“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不是很清楚，于是我对学生说：“商品输出是指将在国外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到中国销售，而资本输出则是利用资金在中国土地上开办工厂，直接利用中国的资源、劳动力生产出产品在中国销售。”这样学生就较容易地理解了资本输出会比商品输出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压制了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在讲到“‘’时人们对的个人崇拜的程度”的时候，我用“铁杆粉丝”来形容，学生在笑过之后，把该内容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可见，生动、有趣的课堂语言可以使教学内容不再呆板、枯燥，在帮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有效调节课堂的气氛。
二、让课堂充满激情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有激情的课堂教学，能够使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纪连海告诉记者，他在《百家讲坛》中讲袁崇焕时，就完全沉浸在袁崇焕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就是袁崇焕，那种委屈无奈让我万箭穿心，泪洒当场”。纪连海的激情感染了亿万观众。我们应该怎样去打造激情课堂呢？在历史课堂上，当讲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革命斗争时，我们就需要用激情呼唤出学生的激情。在讲到《甲午中日战争》时，我播放了《甲午风云》的一些片段，并声情并茂地给学生补充了邓世昌的爱犬救主的感人经过，学生无不被邓世昌的精忠报国之心所感动。在讲到《》时，我借助一段视频向学生再现当时的情景，并跟着剧情的发展一起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还我山东”等口号，学生在观看完这一段视频之后，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同时也体会到了当时学生的愤怒之情，从而进一步去感悟“五四”运动的重要作用。这样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主体地位充分地体现了出来。缺乏激情的课堂是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在课堂上，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历史事件中，让激情感染学生，吸引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成为师生情感和谐互动的统一体。
三、让课堂留有悬念
《百家讲坛》的演讲方式可以概括为“以悬念开始，以悬念结束”。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悬念的设置在《百家讲坛》中随处可见。易中天曾这样回答记者：“你要层层设置悬念，因为《百家讲坛》一共43分钟，43分钟你一个人在那儿唠唠叨叨将会引起收视疲劳，这个时候你要把握观众的心理，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抛出问题，或者有精彩的语言，或者抛出包袱。”易中天在他的《品〈三国〉》“真假曹操”开头的一段旁白，把悬念设置得很是巧妙：“他曾叱咤风云，他死后骂名最多。在演义中，为什么他是白脸奸臣？在历史的记载中，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他是奸贼、奸雄，还是英雄？众多说法不一的形象中，哪一个是真实的曹操呢？”这样的悬念吧听众的好奇心激发了出来，听众也充满着好奇地等待着他的进一步演讲。如果我们在课堂上也能设置好悬念，学生就一定会被我们吸引。在讲《农村和城市的改革》时我设置了这样的问题：30多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户聚集在一起，顶着坐班房的危险，在一份实行“包产到户”的合同书上庄严地留下了鲜红的手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创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先河？粮票、布票、油票等怎样悄然失去了它当年的价值？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怎样推动了我国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当听到“顶着坐班房的危险”时，有的学生瞪大了眼睛，有的学生皱紧了眉头，充满了好奇心。在一个一个的问题的吸引下，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最后，我在总结本节课的内容之后又留下了一个问题：在国内，我们在农村和城市都进行了改革，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农村的经济飞速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有了重大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是如何在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中，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迎接世界的挑战的呢？这样，学生在课后就会去预习下一课的内容，为下一课的学习也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让《百家讲坛》走进历史课堂，并不是照搬《百家讲坛》的所有方法，毕竟历史课堂不同于《百家讲坛》，《百家讲坛》面对的是有一定判断能力、阅历丰富的成年大众，主要满足的是观众的猎奇心；而历史教学面对的是求知欲望极强而判断能力较低，在心智品行等方面亟需引导的中学生。从这个层面来讲，历史教学和《百家讲坛》的定位绝不可雷同。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愿历史课堂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张嘉宁.浅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语言艺术.中学文科历史论坛，2006.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维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毕飞宇默默地探索者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显然，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叙事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因为，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还有迟子建等)在文学审美性方面最为隐性的创作特质，也可能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者又一经典形态，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初步摸索找好酒
西北工业大学虽说是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工程为专业特色的学校，却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能力，学校每到周末都会开展通识教育或相关的选修课，但这种课的授课方式往往比较传统死板，效果也一般。
电子信息学院的吴闻川老师就开始思考：“比起老师给学生授课，不如让学生给学生授课，这样的颠覆模式会不会有新的效果？”于是，2013年12月份，吴老师就想到了“学生百家讲坛”的点子。“让学生有机会像老师一样站上讲台开坛授课，像易中天、钱文忠一样侃侃而谈自己的课外钻研。既能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又能传播知识，讲课者与听课者是双赢啊！”
吴老师把这个想法跟学校团委交流后得到了肯定与赞赏，并希望活动在全校开展。2014年3月开学初，“百家讲坛”开始了第一季尝试。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很多学生觉得新鲜好玩，风头一热就跟着报了名，统计下来有80多位学生参加。接着学校要求参加报名的学生花一周的时间去备课，这个要求一出来，一下走了大多半，只剩20多位学生。之后，再经过试讲的选拔，只有三四名学生可以真正走上讲台。比如讲“摇滚乐”的胡家康、“经典英文诗歌鉴赏”的马子晴、“哲学与思考”的吕焰。
除了通过报名筛选的学生，吴老师和其他一些学院的老师还主动邀请了一些能力出众的学生来参加讲座，比如西北工业大学国学社的副社长赵梦圆。赵梦圆是个国学迷，对先秦的文化、历史、哲学、诗歌散文都有很多研究和了解，这部分知识对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来说正好比较欠缺，吴老师就希望赵梦圆打好开头第一枪。经过一系列准备，学生百家讲坛第一季第一讲定在了2014年的5月5号晚7点。
开坛美酒讲国学
“在《诗经・关雎》里面，有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知道‘窈窕’是美好的意思，但古人为什么说‘窈窕’而不是‘窕窈’呢？”“其实，把‘窈窕’分开解释会发现窈是指代内心，而窕则表示外貌，可见君子对女子的喜欢是先考虑心灵美的。”主讲国学的赵梦圆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坐在台下的学生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作为第一季的首次讲座，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这当然离不开讲座背后的认真准备。“先秦文学是中国文明的滥觞之地，我们应该多去研究。”在赵梦圆的身上会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一种复兴国学的愿望。一开始，赵梦圆想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歌，然后加入自己的理解重新讲解。但吴老师却认为这样太过零散而且没有主题性。国学内容庞大，如何才能吸引大家，又能引发思考，从而了解国学？师生在一起琢磨了很久，最后把主题定为“诗经与爱情”。“爱情是大学生很喜欢且容易接受的话题，而诗经有很多关于爱情的诗歌，两者正好可以结合。”赵梦圆觉得吴老师的切入点很不错，就沿着这样方向去搜集资料着手准备。
最终，赵梦圆将系列讲座取名为“如诗爱情，经久弥新”，按照总分总的讲课模式，先通过《诗经・关雎》这首诗总述君子的爱情观，然后从恋爱过程：相思、表达、行动、勇气、责任等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君子爱情观的特点，最后用《诗经・邶风・击鼓》中“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总结，告诉大家：爱情，要且行且珍惜。
讲座准备好了，校园里的公告栏，宿舍楼下的活动栏都张贴起了海报，学校在官网、“三航青年”等微信平台也鼓励学生去参加讲座。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前来听讲，吴老师还给每个到场的学生发了一个可以盖章的小本子，每听一次讲座就盖一个章，积累一定的次数还可以得到一些小礼品。
经过努力，第一讲到场的有40多人。大家本是都抱着好奇的心态前来参加，但赵梦圆不仅把国学中的诗歌讲得简单易懂，并且有着作为90后独特的理解。就比如讲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时，“这里面‘友’字不仅仅指今天朋友的意思，而是君子与女子产生好感，形成男女朋友。而‘友’下面里的‘又’，在象形文字中其实是两只手交叉在一起，这就说明执子之手，要相互扶持，有一种责任心。”这让很多听众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位男同学对赵梦圆说：“你知道吗，自从听过你的讲座，我现在去图书馆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到文学板块，翻阅几本先秦时代的诗文。”听到这话，赵梦圆心里翻起一阵热浪，似乎能感受到复兴国学的梦想在一点一点地萌芽。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下，在第二讲时，听众来了100多人。就这样，百家讲坛第一季慢慢开展起来。
好酒可以多贪杯
经过一个学期的摸索，百家讲坛的活动流程初步形成。讲坛于开学3周后展开，一直持续到第11周或12周，讲座时间则完全尊重讲课的学生，只要提前一周上报就可以，学校会把讲座提前排好，放到各个宣传栏里。如果讲者讲得好，还可以适当延长。比如第二季讲座中讲西方音乐史的韩韵潼就从2期讲座延长到了5期。
“我们的主讲人很会唱歌的，大家想不想听？”2014年9月初，在电子信息学院报告厅里，韩韵潼的几个好朋友正起哄请他唱歌，结果大家的兴致一下被点燃了：“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听到大家热情的呼喊，主讲人韩韵潼实在无法拒绝，就给大家清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请别忘了我》：“Se fossi qui con me questa sera. Sarei felice e tu lo sai……”很多人虽然不懂意大利语，也都听得如痴如醉。伴随阵阵掌声，百家讲坛第二季“西方音乐史”的讲座开始了。
韩韵潼不仅歌唱得好，而且对西方音乐史研究得更是十分深入，从西方不同时期的音乐剧特点到具体的乐队布局方式、剧场礼仪、特色乐器等都有涉猎。
“大家都熟悉钢琴，当看到大键琴的时候下意识就会想到钢琴，因为二者从外表看长得实在太像，并且大键琴还是钢琴的前身。但其实这两种乐器的发声机理是截然不同的。大键琴也叫羽管键琴，它是靠内置的羽毛拨弦发声的，属于拨弦乐器，所以声音很清脆，而且很短促，而钢琴是用里面的毡锤敲击琴弦发声的，属于击弦乐器的范畴。”说完，韩韵潼就给大家播放了相对应的音视频，让大家更加直观地对比了解。
由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历史十分丰富，但大部分人对这块又都不是很熟悉，所以韩韵潼主讲的“西方音乐史”就从这点入手。为了让大家容易接受，韩韵潼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乐器作为切入点，比如大键琴、维奥尔琴、木笛、鲁特琴等。在讲解具体内容时，韩韵潼不仅会插入相应的图片，还会选取相关的音乐剧，如巴洛克时期最著名作曲家维瓦尔第的两段音乐《D大调鲁特琴协奏曲》和为多乐器而做的《C大调协奏曲》等，让大家先从理论去认知，然后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去感受，加深了解。
一开始，韩韵潼心里很担心，害怕没有学生来听课，会冷场。所以每次讲课前，韩韵潼都要去吴老师办公室，先给他讲一段。吴老师每次听完都会有所收获，所以，他也会邀请很多师生前去听讲。结果大家都很享受韩韵潼精心准备的内容。于是，吴老师建议韩韵潼多讲几节课，可以多融入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对比分析的讲解。
在最后一期中，当韩韵潼讲到威尔第的《茶花女》时，他为大家播放了维奥列塔临死前的经典片段：从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到唯美的男女主角二重唱《告别巴黎》，再到剧终维奥列塔死在阿尔弗雷德的怀中。最后台下真的有几个同学哭了，“这一幕真的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人从对歌剧毫无兴趣，到进入剧情为剧情所动的转变。我也真正感受到了这个活动的意义。”
混合酒香弥漫校园
两季的讲坛举办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引起学校师生的关注。到了2015年春季学期，很多学生积极主动地报名参加讲座。除了文史哲，作为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工程为特色的学校，理工科类的讲座更抓人眼球。
“南美人90%是同一个人后代，北美人50%人有同一祖先。”大家听到这个说法立马瞪大了眼睛。“真的假的？”“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2015年3月20号的晚上，长安校区的报告厅炸开了锅，大家被一个有着奇特想象力的理科男牢牢抓住了眼球。
“这些都是通过DNA鉴定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利用Y染色体可以追踪父系，细胞质DNA追踪母系。”主讲人杨鹏飞一边解释，一边开始在黑板上用计算公式给大家演算，借助粉笔来讲解其中的道理。当时吴老师恰好在现场听课，记忆非常深刻。“当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下来，全场的人就看见一个小男生拿着粉笔疯狂地在黑板上写着公式，计算着各种数值，写满一黑板就用黑板擦擦去，然后又满满写了一黑板。我们大家真的有种看傻的感觉！”
这个让大家看傻眼的主讲人杨鹏飞，只是西工大物理学院的大一新生。别看他年龄不大，讲起课来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他讲座的主题“现有条件下星际穿越的可能性”更是新鲜独特，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听讲。
对于科幻，很多人都抱有一种神秘仰望的视角。那里有太多的秘密，太多未知的领域。但对于一个科幻迷来说，却有着多于常人的想象力，并希望把这种想象演变成一种行动、一种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去钻研，这就是杨鹏飞的世界。“大家对这块都很陌生，基础知识的不足，使很多人认为星际航行只不过是拥有‘更大的船’和‘更大的马力’，然后像坐着时光飞船似地去开辟一场新航路。”但理科专业的杨鹏飞明白，“事实上基于‘光速不变原理’和宇宙这么大的尺度，星际航行将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的任何一次远征。”他想通过讲座给大家讲述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会是怎样的情况。
一般在讲完知识理论后，杨鹏飞还会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举例子。例如《阿凡达》电影中有一幕场景：人类跨越宇宙，来到潘多拉星球寻找某种矿物质……并决定发起战争。不久，在导弹声中圣树被打倒了。杰克的阿凡达开始劝整个森林的人们奋起抗战，而杰克身为魅影骑士屡立战功，最终获得胜利……这部分给观众紧张激烈的感觉，但杨鹏飞指出，从科学角度来说这完全不合理。人类并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做出很多事情，这有悖于时空相对论。“星际航行并不同于大航海，航海时我们绝对不会考虑尺缩钟慢质量增加，但航宇必须得考虑。因为就我们太阳系而言，直径大概是一光年，银河系是10万光年，整个已知宇宙的直径约是140亿光年。我们飞行器的速度即使接近光速，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飞出太阳系最快也是半年后的事。所以很多科幻片是不合理的。”不少文科生表示，杨鹏飞的讲座虽然比较抽象，有种听天书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却特别棒，“你会惊讶原来在我们校园里还存在这样一个大神人物！”
学生百家讲坛对于受众小但话题好的讲座也同样重视。吴老师说：“在国外很多大学都会有千奇百怪的社团，这些社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但讨论的话题并不一定枯燥。”
对于这些规模比较小的讲座，学校就不拘于开讲场所了。比如在百家讲坛第二季的讲座后期，主讲“明初四大奇案”的饶文玉就把开讲地点从庄严拘谨的报告厅，转向了独具情调的Corner咖啡厅，讲座也摇身一变成为一场听众与主讲人分享心得，畅谈历史的座谈会。很多学生表示，他们更喜欢这种氛围轻松的讲座。
微拓We Talk
由于微型讲座也同样受到大家喜欢，于是在今年上半年，吴老师就将咖啡厅讲座部分单独拎出来，做成了一个百家讲坛的新形式，并取名“微拓”，即“We Talk”的意思。“微拓的口号是‘小空间拓展大思维，小话题开启大视野，小故事蕴含大道理’”吴老师希望微拓能成为西工大轻松、开放的微学术、微文化、微生活交流平台。
2015年5月份，微拓在西工大管理学院南楼二层的“不凡咖啡厅”展开，前几期吴老师不仅免费请大家喝咖啡，还邀请了很多厉害的大牛。比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所的胡八一研究员跟大家分享了“武器设计中的两个经典物理故事”；学校张若南副教授跟大家讲述了“无线技术的演进： 从人的互联到机器的互联”的知识；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的绳文琳研究员与学生们交流了“德国文化与德国留学”的问题……吴老师希望大家能慢慢喜欢上这种学术氛围，从一开始的名人邀请变成学生主动报名参加，然后形成一种习惯。“虽然有的话题不适合在报告厅里举行，但也同样有意义。这样既能弥补百家讲坛的空缺，也能给更多学生锻炼的机会。”
2015年9月，吴老师打算推出一款针对百家讲坛的校园APP，学生可以在APP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邀请身边的朋友，询问大家是否感兴趣，只要有8位以上学生喜欢这个话题，就可以组织讲座，地点可以是咖啡厅或者操场或者小教室；如果是人数众多的，达到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学校则会组织大教室或者报告厅。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生理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 [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 “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生理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 “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 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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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传播载体
在电视竞争激烈的时代，在娱乐充斥荧屏的时代，《百家讲坛》火了，火得让所有的电视人感到嫉妒。讲桌一放，老师一站，就这么一个缺少包装、缺少炒作、缺少明星的“高级评书”，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小成本”制作，拿下央视收视率排名第二位节目的成绩。《大国崛起》火了，火得让人惊叹，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深入浅出的演绎，让内容如此精英化的节目，把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同时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并引发了受众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传媒文化是大众文化。电视的表现模式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审美需要。电视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多种文化的转换器。这是因为电视文化是直接面向家庭的传播媒介，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家庭，也就形成了电视对多种文化形态类型的超强包容性，加之集多种传播优势于一身，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传播最先进的载体，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和主导意义显而易见。电视文化传承的是广义大众文化，这正是电视节目观众群体细分和影响其他媒体的内在动力。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哲学、法学、医学、兵学、天文学、农学等学术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把次于经书而自成一家之言的书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泛指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凡历代作家的散文、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专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作品的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春秋笔法”:顾名思义,一种笔法而已,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经学家认为孔子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人把这种曲折而暗含褒贬的文章写法称为“春秋笔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由于孔子编写《春秋》,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或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的运用(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了看法。后世人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含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做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
《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是古天竺高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天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译。《百喻经》称“百喻”,就是指有一百篇譬喻故事,但原经真正的譬喻故事只有九十八篇;之所以称之为“百”,有两种说法,一就整数而言,二是加上卷首引言和卷尾诲颂共为百则。《百喻经》全文两万余字,结构形式单一,每篇都采用两步式,第一步是讲故事,是引子,第二步是比喻,阐述一个佛学义理。它从梵文译成汉文,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此经一经流传,就受到读者的欢迎。
《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一作惠能)的传法记录。因是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故称《坛经》。这是中国唯一被尊为经的佛书。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法海本。学者多认为是法海据慧能讲法记录而成的,是现存的最早版本。因直到近代才在敦煌发现,又称“敦煌写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波罗蜜经”一作“婆罗密经”),1卷,约1.2万字,这也是中国书名最长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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