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昭示着引咎辞职这一新事物经千呼万唤，终于来到了国人面前。这一机制的推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的做官理念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太平官、昏官、庸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引咎辞职”——西方并不陌生的字眼
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引咎辞职一词的印象来自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如果你随意搜索引咎辞职这个词，就会有成百上千条信息扑面而来，国外引咎辞职的实例数不胜数：
2001年3月4日，葡萄牙北部杜罗河上一座已有115年历史的铁桥突然坍塌，造成70多人死亡。该国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部长科埃略第二天就表态说，他应为此事负责，并递交了辞呈。他说：“我应该为这起悲剧承担政治责任，我相信，我继续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2001年12月21日，《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称：12月20日，由于无法控制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骚乱，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引咎辞职。国会将在48小时内选出过渡总统，以防止出现政治真空。
2001年12月25日，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武部勤宣布：农林水产部副农林水产大臣熊泽秀明和农林水产部家畜业处长官武见长村这两位高级官员由于在处理日本疯牛病问题上措施不当，并遭到公众的反对，将于2002年1月初辞/！/职。
2002年5月28日新华网消息：因接连发生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在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运输大臣斯蒂芬·拜而斯28日宣布辞职，他表示如果继续留任将影响到政府形象。
……
大量的国外实例表明，引咎辞职有两个基本概念是大众对其判断的标准：一是非直接责任；二是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这种官员退出机制不同于因自己直接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的带有强制性的组织纪律和法律处分。而是在公务员的行为尚不够纪律法律处分的状态下，又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的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
引咎辞职作为国外常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常规做法，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悠久，可谓是“舶来品”。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第四十二条规定：“个人申请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时隔五年多，2000年8月20日中央出台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纲要》第七条指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
从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面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引咎辞职制度的巨大魅力，重庆、江苏、四川等不少地方纷纷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从去年以来，也时有引咎辞职的实例见诸报端。
而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明确向世人昭示了引咎辞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人们面前。
“引咎辞职”——昏官、庸官体面引退的通道
时下，在我国的官员队伍中，除了个别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昏官和能力平平、无所作为的庸官。尽管我国公务员在选拔、任用等方面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但对于淘汰这一环节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坚决的态度。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普遍存在，做太平官的思想还相当有市场，即使是能力一般、业绩平平或者有轻微的失职、渎职及属下有明显过失、重大错误的昏官、庸官，均在不时地升迁。这些根深蒂固的现象，成了谁也不敢轻易碰的“烫山芋”。
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有退休、调离与辞职；人事处理方面的有辞退，如果受到行政处分与刑事处分的，比较严厉的是开除。这些措施的适用，均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而引咎辞职制作为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因犯有重大过失、重大失误甚至严重渎职、越权、不作为的官员应启动纪律责任追究机制外，对于那些因属下工作犯错，或者自己分管的领域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及在工作岗位上成绩平平，即使没有过错，但也不适宜继续留任的昏官、庸官来说，引咎辞职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一方面退出机制不畅的问题。通过引咎辞职，把那些不适宜的昏、庸官员淘汰掉，对治理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昏官、庸官，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措施。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样一个观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严重制约着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政体活力，影响干部的合理流动，不利于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格局的形成。这种传统惯性如果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得到根本改变，最终会成为牵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基于这种认识，各地结合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纷纷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的引咎辞职措施，打通公务员的退出渠道：
深圳龙岗区委2000年9月下发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引咎辞职是指处、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因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而向任免机关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一种自责行为。它分为个人自辞和组织劝辞两种。”
200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
民法院出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首次提出法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等情况，院长和副院长应当引咎辞职。
江苏省涟水县在颁布的《乡局级干部引咎辞职暂行规定》中指出：政绩平平、社会公论差、干部考察民主测评“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达50%，且“不称职”票达30%以上的；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应负主要责任的；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的；因个人品德行为不端造成严重后果，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的，应引咎辞职或组织劝辞。
江苏省泗洪县实施的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第二条规定：凡政绩平平、社会公论差、干部考察民主测评超过称职率低（正科级低于80%，副科级低于70%）的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与此同时，各地把引咎辞职不仅仅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上，而是掷地有声，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截至目前，江苏省泗洪县包括县总工会副主席在内的17名干部引咎辞职；2001年12月上旬，江苏省东台市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调整过程中，对12名因工作不称职或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副科级领导干部实行引咎辞职；2002年1月17日下午，海南省琼山市公安局摧毁了在府城镇东门里一处私家住宅里开设的，当场抓获42名参赌人员。负责该辖区治安工作的文庄派出所所长因管理不力，于17日下午引咎辞职；吉林省蛟河市推出乡局级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以来，已有16名乡科级干部先后递交辞呈，主动下岗回家。今年3月25日，湖南省安乡县国土局四名执法人员将城关镇副镇长打死，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局长周玉彩为此而引咎辞职，其他相关人员受到党政纪处分。
……
种种迹象表明，太平官、昏官、庸官的日子不好过了。
“引咎辞职”——剧本好看戏难开
与引咎辞职被炒得纷纷扬扬不相协调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健全的机制，从而使这一制度在现实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现象屡见不鲜。
退一步讲，正是由于引咎辞职缺乏相应的健全机制，即使是当事者“主动”提出引咎辞职请求，也费尽了周折。重庆合川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了46人死亡的严重后果。2001年3月25日，在事故所在地小河乡人大会上，镇长秦光华和分管安全的副镇长杨镇东向大会主动提出引咎辞职。但乡里的人大代表对秦的印象还相当不错，并不投票赞成他辞职。
对于因发生重大事故而言的引咎辞职都这样难，对那些工作业绩平平，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而言，要使他们引咎辞职就更难了。尽管有些地方大张旗鼓地推行引咎辞职，但其在施行上也存在“怀柔政策”。江苏省泗洪县推行引咎辞职制后，有的领导干部反复找上级解释，或请各方人士说情。为了照顾这些辞职人员的“情绪”，经审查无违法违纪行为的，仍保留原有职务待遇，另行安排工作。
对社会公众而言，不管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原因多么复杂，但这种现象的存在，确实会让他们对“引咎辞职”产生怀疑，失去信心。我们可以想像出，在现有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如果官员出了问题不主动辞职，不一定会遭到免职；而一旦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丢官罢职。
针对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现象，不少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找到了破解有咎不辞的良方：江苏省句容市出台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规定了七种应当辞职的情形，并规定拒不辞职的要解除或罢免其领导职务；河南省公安厅规定，连续两个年度执法质量考评不合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公安局局长、处长要引咎辞职。如坚持不辞职，将提请有关部门将其免职；重庆市出台规定，对发生安全事故的本地或本单位有关领导实行引咎辞职制……由此，引咎辞职制的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现在成了强制性措施；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与安全事故、社会稳定甚至与干部考核工作等结合起来，赋予这项制度以实实在在的内容。一位干部就此评价：“引咎辞职听起来不是个处分，实际上是免职，现在当干部的，神经都相当紧张了，绷得紧紧的，生怕弄出点什么事来。”
北京大学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认为，成熟的引咎辞职制度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以启动国家程序追究官员的失察责任和不作为责任，比如当官员出现过失却不引咎辞职而同时又还没有达到启动罢免程序的程度时，立法机关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进行责任追究；而是能够表达国民意向，即当国民对某一官员有强烈的否定意愿时，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官员引咎辞职。
这里的关键是，引咎辞职似乎成了一种组织纪律或法律处分，给人有种强制性的不辞职也得辞职的感觉，使引咎辞职这一“自觉”行为变了味，以致有人质疑这种做法背离了引咎辞职制的初衷。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这样的机制健全，对有责任的官员来说，在“大势已去”之时，他会选择“体面”的方式下台。
“引咎辞职”——“是非功过”任人说
在一片喝彩声中，有人也对完善我国干部队伍的退出机制产生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有人认为引咎辞职制的兴起，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我国至今仍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和淘汰，就像一条铁链紧密相扣的几个环节，而我国恰恰缺少了比较完善的最后一环。从理论上讲，个人能力平庸、工作业绩平平的公务员就应该予以淘汰，没有必要以所谓引咎辞职的名义进行岗位调换。还有人认为公务员退出机制中缺少自动辞职的环节，补充上去就行了，何必还要起个“引咎”这样一个“动听”的名字？更有人认为引咎辞职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国引进的时间不长，效果并非如想像的那么大，也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全面推行尚需时日，但似乎炒得有些过热了。
实际上，引咎辞职制存在着性质界定、标准、操作程序、与法律的衔接等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对领导干 部的任免，我国宪法和各项组织法都有规定，除了正常的免职规定外，也规定了罢免的法律程序，但却没有引咎辞职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引咎辞职不是法律机制的产物，还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种事物。官员所负的责任是政治责任，辞职应该是官员自己主动提出的，也即官员根据道德观进行的个人自觉行为。有专家学者指出，既然是官员自己提出的行为，是否应该明确规定一些辞职的标准呢？这是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推行引咎辞职制的地方，都规定了不厌其详的条款，明确应当引咎辞职的条条框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甚至包含了对领导干部日常考核和监督的内容。这些标准背后其实意味着对官员状况的判定。有专家学者称：引咎辞职制既然是一种官员自觉行为，就不应该制定一些标准，给人一种不辞职也得辞的感觉，让引咎辞职制变了味。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引咎辞职的条件和标准，似乎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同时，引咎辞职制既然不同于法律纪律处分，在操作规程上如何完善，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规定必要的操作程序，以解决实践中混乱乃至无序的状况。
根据《代表法》的规定，关于代表职务的退出机制；《代表法》设置了6种情形，即：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辞职被接受的；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被罢免的；丧朱中华人民，共和回国籍的；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代表有上述情形之一，其代表资格便被终止。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的部分县、区依据法律有关县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的规定，建立并实施了一种被人称之为”建议辞职”的制度，而受到广泛关注。
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作委员会主任施秉良介绍，自2003年县区换届以来，全市所辖各县、区已有近百名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我国县级人大任期为5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代表相继辞去代表职务，这、现象在浙江乃至全国实属罕见。
被“逼”出来的制度
据记者了解，宁波各县、区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最先始于宁海县。该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张萍称：“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制度。”
2003年7月份，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宁海县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实行县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报告》。据记者所知，这是宁波市各县、区最早的一份关于代表辞职的正式文件。
《报告》提出，“实行县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和尊重代表意愿的原则”，同时，列举了“可建议”县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的三种情形：一、因工作需要由组织推荐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的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其工作岗位或工作职务变动的；二、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执行代表职务的；三、其它情形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
《报告》同时还提出：“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因工作岗位或工作职务变动需辞去代表职务的，由党组织在谈话时建议其辞去代表职务。”
当年10月，中共宁海县委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各镇乡党委、县直属各单位党组织“遵照执行”。
尽管《报告》列举了代表应当辞职的三种情形，但张萍并不否认，“辞职制度”主要针对的是职务变动中的“官员代表”，即第一种情形所指的“因工作需要由组织推荐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的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
市县和镇乡干部的频繁调动，是目前政坛的一道特殊“景观”。
按照“惯例”，下一级行政单位的行政领导一般都由组织推荐，作为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比如，市长为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县长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而镇乡、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则是县、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如无“意外”，他们都能顺利当选。
然而，常常是新一届人大换届结束不久，随着政府组成人员重新任命或人事调整，一些“官员代表”的行政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动：过去在镇乡、街道领导岗位工作的人大代表，被调整到了县、区党政机关或司法等部门任职；而原来在县、区机关或司法等部门工作的一些同志，则被安排到了镇乡、街道，担任党政领导。
新的镇乡领导到任后，由于名额的限制，难以当选代表，导致有的镇乡、街道领导班子中连一名县、区人大代表都没有。
宁海县城关镇2003年换届后共有59名县人大代表，其中包括镇党委书记、镇长和一名人大专职副主席。到年底，城关镇一分为四，变成了4个街道，书记、镇长上调县里，人大副主席退居二线。由于代表名额的限制，新任的4名街道主任未能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
“这些地方的代表活动谁来召集?人大工作谁来主持?人大会议召开时，由谁来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张萍说，“接任人员无法补选为代表，势必影响到选区代表工作的正常开展。”
自2003年来，宁海县辞职的26名人大代表中，除3人涉嫌经济犯罪被劝辞外，其余23人均是因“工作岗位或职务变动”的镇乡、街道领导。其中2003年9人，涉及全县17个乡镇中的6个；2004年14人，涉及全县镇乡调整后18个镇乡、街道中的13个。
据悉，继宁海之后，宁波市的江东、鄞州、象山等县、区也都在尝试人大代表的辞职制度。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区人大代表辞职的暂行规定》。
制度创新还是权宜之计?
王明宽是宁海县深圳镇原人大专职副主席。2004年底，县有关领导找已退居二线的他淡话，希望他根据县委批转的建议辞职制的要求，辞去代表职务。于是，王明宽将辞职报告交给了县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很快同意了王明宽的辞职请求。
郭保荣是宁波市海曙区人大代表。2003年1月8日当选时，郭保荣的职务是海曙区月湖街道办事处主任。2004年6月，郭保荣被组织调动到海曙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在履新前，郭保荣根据组织要求，向宁波市海曙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辞去区八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示》。
王明宽和郭保荣两人的去职经过，向我们展示了建议辞职制的一般程序：组织谈话、个人撰写辞职申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比较《代表法》关于人大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时，方可终止代表资格的规定，人们普遍注意到，宁波各县、区建议辞职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那些当初“因工作需要山组织推荐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的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现在又因“工作需要”而调离原单位，但未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官员代表”，作为“建议”其辞职的重点对象，而这也恰价是当前人大代表辞职制度争议的焦点。
对宁波各县、区的做法表示赞同的人认为，在法律规定的代表罢免程序难以或无法启动的现实面前，由组织部门“建议”那些“因工作需要”推荐并当选为县、区人大代表，又因“工作需要”而调离原单位、不能正常履行代表职务的领导干部辞去代表职务的做法，体现了设计者力图突破现行体制的一番良苦用心，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办法。这种做法一旦形成制度，并得以推广，一方面可以破解当前人大面临的某些工作性难题，另一方面也向社会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人大代表应当密切联系选民，积极履行代表职责。这刘‘于增强代表的履职意识，纯洁代表队伍，优化代表素质，进而延伸至对“不作为”代表的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正像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同志所说的：“代表不是因为有违法犯罪或其它严重错误才能被罢免。不认真履行代表职务，或因工作变动，无法正常履行代表职务的，应当建议其辞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先有因“工作需要”当选，才会有因“工作需要”而辞职。从当初推荐这些“官员”当选代表的“理由”上分析，辞职也属于“正常现象”。
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我们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安排上，有相当数
量的代表是根据“工作需要”，由党委组织部门安排当选的。而当其工作发生变动，这个前提不存在了，辞去代表职务，把这个职务让给另一位“工作需要”的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因此，有人认为，让“官员代表”辞职，是“当前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延续，和对选举制度设计缺陷的一种补充、完善”；对人大工作而言，虽是、个无奈之举，但也算是一种权宜之计。
但也有人认为，调离选区就建议其辞职的做法缺乏依据，是权力运作的偏差和错位。“人大代表的地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在法律之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妨碍甚至剥夺代表的权利。法律上的代表辞职制度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无论是人大常委会，还是其他组织，都无权以变相压制的形式迫使代表辞职。”
《人民日报》也曾专门发表题为《人大代表辞职怎能强制》的评论，指出如果过分强调行政干预，则“有人大工作行政化之嫌”。
采访中，许多地方人大的同志都强调，“依法”和“自愿”是实行建议辞职制的前提和基础。代表如果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可以不辞职。辞职与否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代表自己手中。但实际上，在强大的组织力量面前，代表的辞职行为已经由“自愿”转化为“必须”：几乎所有的“官员代表”在组织部门谈话后，都’无一例外地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创新之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尴尬：在这里，人大代表只是作为一个“标签”，一件“随赠品”，给那些“工作需要”的官员，而一旦工作不再“需要”了，这一“赠品”也随之收回。
“建议辞职”遭遇的另一个尴尬是，这些因：工作岗位或工作职务变动”的人大代表并不只是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才有。放大到一市一省，一个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官员代表”从这个县、区调到了另一个县、区，一个担任市级领导职务的“官员代表”从这个市调到了另兰个市，或者由原来在省、市机关调到市或县、区任职，他们是否同样应该被“建议”辞去所担任的市或省的人大代表职务?毕竟，我们只有一部《选举法》。
也许，正是“建议辞职”存在着的法律上的障碍，宁波市人大常委会至今尚未就此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一个规范性文件。
而对许多人大工作者而言，“建议辞职”实行后面临的另一个尴尬局面，则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我国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建议辞职”的实施，代表的去职倒是方便了，但选举的过程却一点没有变化，反倒增加了选举的次数。在不少镇乡，代表选举连年不断，除了选代表，有的地方还要选举镇、乡长。由此，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也招致民怨声声。
代表履职由谁评断?
一位研究人大制度的专家指出“建议辞职”制度出台的真实动机，是为了破解当前人大面临的某些工作性难题，解决代表结构和官员的代表身份问题，并不是首先针对“不作为”的代表。根据我国法律，人大代表只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代表履行职务的好坏、称职与否，能否及时反映选民的意愿、代表选民的利益，只能由选民或选举单位来评断，任何第三方都无权评价。而在“建议辞职”制这一模式之下，一个代表合不合格、该不该辞职，都是组织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这与自下而上的选举规则、与代表由选民决定的规则产生了根本冲突，是对选民意愿的漠视。
一位自称是“被迫”辞去代表职务的官员认为，按法律规定，各级人大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终止。对县、区人大代表来说，“本行政区域”是指本县、区的区域范围，并不就指选区。那种认为“离开了原选区；就很难及时反映原选区选民的意愿”的理由，不过是少数人的主观臆断，建议“官员”代表辞职，有“强人所难和逾越法律之嫌”。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丁祖年认为，根据我国人大制度的设计和选举规则，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代表的制约是根本性制约。但在现实生活中，选民，包括选举单位对代表的制约根本无从谈起。他们根本不了解所选举的代表，所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时并不是他们真实意愿的反映。由此，造成一些代表可以不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建议辞职制钓探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加强选民和代表的联系，让选民有效地制约代表。
“真正解决代表不作为问题，有赖于选民意识的觉醒。”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孙伟良认为，、法律对于代表的罢免和辞职都有相应规定，其中关键是加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代表的监督。他介绍，作为制度的补充，宁波各县、区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已先后探索、建立了代表警示制度、代表活动考评制度、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等多项制度。有的地方还在代表小组建立了代表活动情况档案，对本小组代表活动和每位代表参加活动、走访选民、反映民意等情况进行记录，作为衡量代表称职与否的一项主要依据，向代表本人、全体代表和代表所在单位和选区进行通报。“人大代表辞职，最终还是要由选民说了算。”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委主任施秉良也认为，建立代表和选区的定期沟通制度很重要，一方面加强了代表和选区的联系，解决了权力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使选民能够很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怎样写辞职信村委级的一尊敬的公司领导：
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辞职信。自我进入公司以来，由于您对我的关心、指导和信任，使我获得了很多机遇和挑战。经过这段时间在公司的工作，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此我深表感激。
由于个人原因，我请求辞去在公司的职务，终止实习期。
在此，我非常感谢您在这段时间里对我的教导和关怀，在公司的这段经历对于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将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就职，我都会为自己曾经是公司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确信在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将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祝公司领导和同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再次对我的离职给公司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同时我也希望公司能够体恤我的个人实际，对我的申请予以考虑并批准。谢谢!
此致
敬礼
怎样写辞职信村委级的二尊敬的领导：
我是*村八届村委主任，鉴于本村现状及本人境况，现提出辞职，望给予答复。
村委主任是由村民选举，政府确认的村法人代表，但自第八届村委会选举至今已两年多了，我这个一村之长名存实亡。既不知道报纸告知的国家政策，又不知本村印章何在，连村民一般的申请都无法开具，更不用提及为村民办实事了。
由于本村委无钱状况，不能与直属领导经常坐一座，所以关系紧张，且工作上屡遭本区长及村支书戏耍，两委通过之事，亦顺则有，逆则无，再者由于经常受到恐吓电话，故夜不能眠。
鉴于上述，本人写出辞职申请书，请求辞职，让位于能搞好关系的人当一村之长，让村民再写申请时能轻易的盖上村委印章，我就心满意足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申请日期：
怎样写辞职信村委级的三尊敬的选聘办各级领导：
我是牛栏江镇老猴街村委会干部XXX，因为想要圆自己的职业理想，想要尝试不同的职业生活，现在，我特向组织部提出辞职申请。我对自己没能任职三年期满而感到深深地歉意，也为自己不能继续扎根东王集乡而深感惭愧。
在写这封辞职信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遗憾和也饱含了感激。遗憾的是我要离开这个充满生机的乡镇了，要和我任职的韩圩村说再见，不能再为朴实的村民们服务了;感激的是乡政府的各位领导们和各位同事们对我这个初进入社会的无知年轻人大半年来的培养和照顾，感激的是我的书记对我和蔼与耐心的帮助，以及群众们对我的理解和宽容。我在20XX年被聘任为大学生村干部，在韩圩村任职大半年来，我认真贯彻区县委政府、乡党委的正确决策和部署，为任职村做力所能及的服务，协助村书记解决村务。在任职期间，我不仅调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在事无巨细的工作中锻炼了自己，初步实现了任职当初的想法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磨练自己。
提出辞职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啊。毕竟，大学生村官是我大学一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职业啊，是这里不嫌我初出茅庐，不嫌我无知，教会了我许多，让我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为人处事之道，让我更深刻地领会到民情民意。
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不管我到哪个单位，我都会永远记得我服务了大半年的韩圩村;不管我从事怎样的工作，我都会永远记得村里人的艰辛与不容易，我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尽自己的力量将互帮互助的善意传递;不管我身处怎样的逆境，我都会记得我们韩圩村的优秀传统。我也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我会相信命运不会辜负那些努力和善良的人。
真的要说再见了，愿亲爱的人们理解我的辞职。再次感谢领导们对我的培养和宽容，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美好的祝愿送给这些善良的人们，生活还得继续，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加油!
Xxx
xxx年xx月xx日
怎样写辞职信村委级的四尊敬的领导：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辞职信。俗话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由于个人职业规划和一些现实因素(简单阐述离职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的原因，比如父母年迈、夫妻分居)，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辞去所担任的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的工作。
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您正式提出辞职，给(改成自己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所在的单位名称)管理所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此时我选择离开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离开朝夕相处同事和无微不至的领导，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我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才做出的艰难决定。
相信在我目前的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上，(改成自己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岗位所在的单位名称)有很多同事可以做得更好，也相信您在看完我的辞职报告之后一定会批准我的申请。
此致
那么“虞候”一词最早见于何时，历朝历代又是如何变迁的呢?
“虞候”一词最先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薮之薪蒸，虞候守之。”《辞源》“虞候”条(一)：“官名。掌山泽之官。”孔颖达《疏》云：“水希曰薮，则薮是少水之泽。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为名也。”可见虞候在春秋时为掌管山泽的官吏。
到了宇文泰相西魏。开始设置虞候都督，后代因设虞候之官。职掌不尽相同。
到了隋代，虞候的身份有了变化。《辞源》“虞候”条(一)：“隋东宫置左右虞候，掌斥候伺非。”也就是说虞候在隋为东宫禁卫官。掌侦察、巡逻。
唐代后期。藩镇以亲信武官为都虞候、虞候，为军中执法的长官。唐以后的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曾任此官职。“唐末藩镇有都虞候、虞候，五代之君，皆以藩镇身分称帝。”(《辞源》)五代时都虞候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就做过后周的殿前都虞候。“宋开国君赵匡胤在周时曾为殿前都虞候。”(《辞源》)
那么宋朝有没有虞候这一官职呢?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即位后，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在首都设殿前司，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各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其职掌据《宋史，职官志六》说：“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自后都虞候遂为禁卫之官。”(《辞源》)此外又有将虞候、院虞候等低级武职。但到宋真宗时，已废除侍卫两司的都虞候之职。因此北宋后期已没有虞候这一官职。
那么，《水浒》故事的时段为宋徽宗时期，已是宋真宗后100多年，怎么又出现了“虞候”一词呢?《水浒》中的虞候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敬爱的党支部：
我是1979年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镇党委和xx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 下和亲切的关怀下，使我逐步成长，更加感到党的温暖。在参加工作之际，对了，组织上支持我，干错了，组织上帮助我，党员同志们关心我。我深刻的理解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党员同志们的亲切关怀，是对我极大地鼓舞和鞭策。我只能说一声谢谢党组织，谢谢全体党员同志们。
由于我年岁以高，真所谓耳聋眼花，力不从心，我想辞去党员同志们交给我的重任和信任。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我的想法是，年轻的党员更有朝气，他们敢想敢干，只要有一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一定会把党的工作干好。xx的前途，xx的事业，xx的经济发展，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更寄托在我们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支部。
今后，我仍然一如既往的支持党支部的工作和党委的决定，有需要我做的事，我决不推辞，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时刻要求自己，牢记党的宗旨，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决不找领导 的麻烦。跟党走，心不变，直到终止。最希望的是，一个人不算富，全xx都富起来乃至全xx镇都富起来，我才会高兴。我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申请人：**
村支书辞职报告（二）
**X镇党委：
本人于20**年11月经过村党支部换届选举被推选为新一届党支部书记。自上任以来尽己所能为村民服务，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山村面貌，但是，三年来受到了很多的屈辱和不公，我本为村民着想，但谁为我着想？自下至上始终有一种黑恶势力在和本人较量，让人寸步难行。上面开具的空头支票一票接着一票，下面的黑石头一块接着一块，让人应接不暇。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村的天是黑暗的天，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古邪不压正，但是，在这个小山村里变成了正不压邪，邪气笼罩在山村的天空中，那是因为正气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太微弱，单薄的我现在只能选择无奈的离开和退却，不是我不想去抗争，只是抗争的过程太漫长。
村霸和无良村主任的狼狈为奸占据了山村的天空，村霸丑恶的嘴脸早已在山东电视台的节目中为全国全省全市人民所关注，村霸的光辉形象下那颗丑陋的心早已黑的不能再黑，为了谋取私利勾结无良村干部不顾村民的死活而努力奋斗，村民的土地变成了臭味的金钱，缠满了村霸和为了村干部的腰包，为了私利不惜雇佣打手殴打村民，勾结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为其充当保护伞，某些政府人员的徇私枉法置若罔闻的态度，也是导致村霸存在的根源，和谐社会下的黑暗面堂而皇之的存在，村民的信心和希望受到打击，后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放在这里非常的不恰当，视死如归的精神如果可以拨云见日一扫阴霾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的精神放在这样的环境下结果只有一个，死路一条。为村民办一些事实在太难了，难的让人焦头烂额。背后捅刀子者有、使绊子者有，村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谁是为村民据理力争的人？
又是谁让村民失去信心？是一些追名夺利的各阶层的人。弱势群体的村民希望在何方？我深知自己势单力薄难以为村民撑起保护伞，难以为村民伸张正义，难以承担领导的重托。本人经过慎重考虑，现决定辞去**X镇**X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望上级党委予以批准。
村支书辞职报告（三）
Xx乡党委：
20**年1月13日，本人参加Xx市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后经过面试、体检、政审等程序，已经到*x镇人民政府报到上班。根据组织部、所在单位要求及本人综合考虑，现要求辞去中国共产党Xx乡*x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望上级党委予以批准。
10月10-17日期间，学区办公室、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股室、教育体育局督查组对辖区各学校的常规重点工作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查看、核实追踪等方式进行了全面督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安全稳定及信访工作
1.各学校高度重视信访维稳工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包案责任制，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排查和处置机制，资料收集及时较规范。
2.各学校多措施做在职教职工的稳定工作，教学教育工作正常有序。
一是学校坚持周三政治学习制度，加强学习教育，开展做“最好的教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校校评选“十佳教师”、优秀教师，以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感染鼓励、榜样激励，弘扬正能量；二是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学校建立领导干部与教师谈心交流制度，及时了解掌握教职工所思所想，及时疏导教职工思想问题；三是充分发挥工会、团队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推进学校民主管理，让教职员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四是运用群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教职工才艺展示、交流互动等，提升教职员工的幸福指数；坚持校务公开、财务公开，加强民主监督。五是特别是评优评先、岗位调整、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等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六是切实做好困难教师的慰问、生病或住院教师的探望工作，让教师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3.学区按政策统一退休教师福利标准、活动经费、活动安排，防止产生学校之间攀比或产生教师之间彼此心理不平衡，避免生成矛盾；各校把退休教师管理服务工作，作为学校常态来抓，作为学校大事纳入议事议程。一是抓退休教师活动安排，让他们参加学校重大活动庆典、对于重大事情决策他们有知情权、发言权，让他们有存在感和归宿感，在退休教师中形成“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是切实做好困难退休教师的慰问、生病或住院退休教师的探望工作，广泛开展交心、谈心活动；三是建立退休教师包案稳定制度，了解退休教职工的思想、家庭生活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及时化解；四是发挥退休教师中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的引领作用，感恩党的政策。近三年无一例退休教职工个人上访和集防事件发生。
4.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联系和配合，高度重视辞退民师的稳定工作。一是学区和各学校对辖区内辞退代课人员进行了细致的了解和排查， 147名辞退代课名师中不稳定人员19人，学区确定重点人员6人，县确定重点人员1人。各学校对不稳定人员建档立卡，建立台了账，对重点人员建立较为详细的个人档案，并落实了领导包案和稳控措施。如前锋学校龚祖荣、代华珍、唐恩定，建平小学应文宜，红星小学何大宝，青杠小学代富财；二是各学校主动作为，加强与党政的联系，帮助困难辞退民师解决困难和合理述求，如前锋镇为龚祖荣、乐安镇为代富财解决了低保问题，前锋镇为代华珍发放了困难补助；三是各学校制定了辞退代课教师上访处置预案，平时重视与镇村社干部联系，随时掌握不稳定人员的动态，重要时点安排专人值班包案和稳控。近阶段这些重点人员均稳控在家，未出现不稳定情况。
5.各学校认真据实上报安全稳定情况。教育和体育局督查组18日对红星小学辞退代课民师何大宝是否在家，当地政府是否备案和纳入了政府维稳管理情况，深入何大宝家中和建平镇镇政府了解实际情况，经查证，汇报和上报情况属实。
二、扶贫攻坚工作
1.学校领导重视，全体师生支持，各学校成立了领导小组， 制定了扶贫工作计划，将扶贫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进行安排、布置、落实和检查。
2.各学校组织教职工认真多次深入村社开展贫困生的摸底清查工作，及时对贫困家庭学生建档立卡，保障了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资助政策宣传解释到位，按时全面落实了贫困家庭教育资助减免政策，并建立了贫困学生帮扶制度，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给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帮助。
3.各学校服从当地党委政府安排，积极接受扶贫任务，并经常深入贫困付家中了解情况、指导制定脱贫规划，一起实施脱贫行动，按照地方党委政府部署和要求按时完成了扶贫攻坚任务。
4.各学校积极开展“万名干部进农家”和扶贫济困“三个一”活动。即一天时间、到一户贫困户、解决一个实际困难。将10月14日至10月20日作为“三个一”活动周，各帮扶学校利用至少一天时间，组织本校干部职工深入到联系村，每名干部至少走访一户贫困户，针对贫困户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开展精准帮扶活动，至少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提升了扶贫认可度、满意度。
三、全面改薄工作
各学校十分重视全面改薄工作，校长亲自挂帅组织人员根据“20项底线要求”逐一清理和排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积极整改，除个别学校第16条“厕位够用，按1:3设置男女蹲位”，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和用房条件不能马上整改外，能够在本月尽快完成全面改薄要求。
签约仪式就是在签约中，为表示郑重和隆重而举行的仪式。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整理了5篇签约仪式致辞，欢迎大家阅读!
签约仪式致辞1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9月的北京，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这天，我们相聚在那里，共同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走进中国人保财险活动，一齐见证双方透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续写精诚合作历程，开启携手奋进再创佳绩，开拓进取永续发展的新篇章。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签约仪式的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这天活动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问候!并借此机会向我们亲密的合作伙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长期信赖、支持和关心中国人保财险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内成立时间最早、唯一覆盖中国全境，在国内拥有听众超过7亿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听众最多的广播电台。作为国家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国的广播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奠定了国家广播事业发展的基础，引领了新时期广播事业发展的潮流，并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最权威和具有核心影响力的综合传媒机构之一。近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过不断耕耘，再树行业典范，打造出一大批信息丰富、品质卓越、贴近百姓的栏目，本人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期忠实听众，几乎每一天收听中央台的节目，对中央台快速捕捉社会资讯，深度解析政策走向，前瞻把握发展趋势的特色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时时感受到中央台在丰富传播形式、充实传播资料、塑造亲和界面等各个领域的自我超越和可喜进步。
中国人保财险作为我国非寿险业的领军企业，透过近年来加快推进经营机制与管理模式转型，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服务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潜力明显增强，内在品质与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先后被穆迪等国际权威机构授予“中国内地企业最高信用评级A1级”、“亚洲最具竞争力非寿险公司”、“最受信赖保险公司”等荣誉。2010年，公司保费收入迈上1500亿元新台阶，在全球可比非寿险公司排行攀升至第7位，亚洲排行稳居第一，全年实现利润50.86亿元，股本回报率到达21.84%，位居国际同业前列。今年以来，公司再次把握发展机遇，深入推进改革转型，经营效益再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在持续持续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公司透过带给开展风险管理、履行赔付职责、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举措，充分发挥国有骨干保险企业在服务民生、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社会职能，努力实现企业商业价值与社会职责的统一。
“心系人民，爱与分担”，中国人保财险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展背景和企业属性上有着很多相似性和共同点，我们都用“人民”一词定义自己的品牌，共同将“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庄严承诺，神圣的职责构建了共同的基因血脉，使我们双方结下了超越普通关系的不懈之缘。我们共同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带给在新闻报道、风险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服务，同样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伊春空难等灾害、事故中，各自发挥行业和领域先导作用，履行社会职责，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一向以来，我们都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广告宣传、新闻采访、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并致力于透过发挥各自在专业技术、受众范围等方面的优势，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灾害应对潜力和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共同努力。多年至真至诚的合作，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双方今后进一步共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中央台的各位嘉宾走进中国人保财险，使我们能够有机会近距离领略新时期广播人的风采，感受中央台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同时，我们也期盼借此机会与中央台的各位来宾，分享人保财险“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的共同愿景，体验公司周到细致的专业化服务，感受人保财险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时值“十二五”开局之年，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我们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期望双方继续秉承服务人民、携手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在风险管理、品牌宣传、服务民生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继续巩固在各自领域的引领优势，不断提升服务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潜力，促进中央媒体和企业服务百姓民生职能的充分发挥。
祝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我们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签约仪式致辞2
尊敬双方代表、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在这初秋微爽的季节，我们迎来了中国联通成都市分公司与成都市寅生实业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
这天，双方代表们在那里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国联通成都市分公司与成都市寅生实业有限公司就“联通固网宽带综合接入工程”的友好合作，共商发展大计。在前期的合作商洽中，双方代表们都表示出了极大的诚意，同时也得到了双方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达成了这天的共赢与发展合作模式，成就了这天的正式签约。
我十分荣幸参与此次合作，在此对该合作项目简单做一下介绍：此次联通公司带给的全套综合接入服务项目，包括资费优惠的集团固网电话和两条分别为4M和16M互联网专线，同时带给的配套服务还有“寅生洒店内的手机信号室内履盖系统”等。相信在双方共同的合作平台下，寅生公司能够体验资费优惠的各项通讯服务，享受联通网络带来的方便和快捷。
同时，联通公司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力打造精品通信网络服务。在今后的合作中，期望双方单位要持续密切联系，在合作与发展上要共同携手，互通信息，提出合理化推荐;同时要尊重合作协议条款，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构成你发展，我进步的双赢模式，共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
最后，对双方参与此次合作的代表们深表谢意，同时也感谢双方公司的领导和项目负责人!同时，祝双方单位的代表事业发达，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心想事成!
签约仪式致辞3
尊敬的张建明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这天，我们在那里隆重举行长垣县人民政府与新乡市联通公司共建“智慧长垣”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智慧长垣”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县信息化水平、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发展竞争力都具有重要好处。在此，我谨代表长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出席签约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新乡联通多年来对长垣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信息产业是社会发展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对于加快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拉动作用。近年来，我县坚持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互融互促互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用心发挥信息技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水平，着力打造产业链协同服务、政务信息化应用、城市智能管理等平台，为建设“智慧长垣”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联通作为国有大型基础通信企业，在网络覆盖和客户规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推动社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县与新乡联通在通信基础设施、平安建设、信访管理、电子政务、数字工商、警务通、应急联动、农业、教育、城乡公共卫生等多项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合作。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进入到紧密合作、共谋发展的新阶段，是双方加强高层次战略合作、携手加快信息化建设、共促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又是贯彻落实省政府与中国联通“智慧中原”战略合作协议的实质性措施，对于我县进一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提高社会建设管理服务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同志们，“智慧长垣”是我县社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信息化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推进“智慧长垣”建设是一件对多方有益、有利的好事、实事。期望新乡联通在长垣进一步加大投入，长垣县委、县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新乡联通在长垣的发展，以良好的环境和服务，推进战略合作的顺利实施。
最后预祝“智慧长垣”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圆满成功!诚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签约仪式致辞4
尊敬的刘总、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大家好!
这天，我们在那里欢聚一堂，举行镜泊小镇与同方(哈尔滨)水务有限公司合作签字仪式。首先，我代表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对以刘总为首的同方(哈尔滨)水务有限公司签约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来宾、记者朋友牺牲休息时间来见证这一感人时刻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镜泊小镇自4月22日奠基开工以来，各项建设工作正以超常规的速度向前推进，目前已相继开工温泉钻井、矿泉钻井、市政道路、地下管网、燃气总站、地质公园观光保护区、产权酒店、商业街、展示中心等十余个项目，投资额已达3.6亿元。日前，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市委、市政府决定进行镜泊小镇项目建设秋季大会战，举全市之力建设镜泊小镇，在继续加快推进已开工项目建设外，再开工兴建500栋别墅式产权酒店。到年底，630栋别墅式产权酒店及一大批项目将呈此刻各位的眼前，镜泊小镇的建设将迈上一个历史性的台阶。
小镇建设基础设施要先行，经过对不同战略投资者的考察、比较与遴选，我们认为同方(哈尔滨)水务有限公司诚实守信、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经验丰富、系统运行平稳，必须能够在镜泊旅游名镇的建设过程中，为镜泊小镇增光添彩，为此，我们决定与同方(哈尔滨)水务有限公司牵手，公共建设镜泊小镇。同方(哈尔滨)水务有限公司以BOT方式，为镜泊小镇建设供排水(水厂)以及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项目，预计总投资额约1.5亿元。同方公司以敏锐的眼光，在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科学周密的分析论证后，决定与牡丹江市再度合作，无疑是贵公司的一个正确的决策。这天，我们携手共建镜泊小镇，明天，在镜泊湖畔风姿绽放的镜泊小镇也必须会鉴证，同方人这天的远见卓识。借此机会我代表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对同方(哈尔滨)水务公司做出与我们合作的决定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对镜泊小镇的信任与支持。
为了加快镜泊小镇的建设，我们为战略投资者设计了完善的保障服务体系，为投资者在镜泊小镇兴资创业带给了强有力的政策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丰硕的投资成果。
本次合作无疑是我市招商引资的又一重大成果，在那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作出郑重曾诺，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作为全市工作的一个重点，坚决树立政府就是服务、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千方百计为项目单位做好服务。
古语云“儒有合志同方”，共同的志向让我们携手创造未来，也必须会让我们共享完美未来，最后真诚祝愿镜泊小镇与同方公司的合作圆满成功!祝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谢谢大家!
签约仪式致辞5
尊敬的艾宝俊副市长、尊敬的顾朝曦副省长，尊敬的上海市、云南省有关部门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
值此英茂糖业与光明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际，我谨代表英茂集团、英茂糖业，向出席这天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与我们一齐共同努力，致力于做大做强英茂糖业的光明集团董事长王宗南先生及光明集团的各位领导，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周之扬先生、魏鑫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七年前，云南省政府机关的一批热血青年贯彻云南省委的决定，创立了英茂集团;六年前，英茂集团率先在云南掀起了糖业整合的浪潮，创立了英茂糖业;两年前，英茂集团为了追求做强做大英茂糖业，造就一个卓越企业的理想，主动走出去与高盛亚洲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天，我们在那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样是为了追求做强做大英茂糖业，造就一个卓越企业的理想，我们以理性的思考和宽广的胸怀，迎接光明集团作为控股股东进入英茂糖业。
英茂糖业的历史从这天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前途是完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将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淡泊宁静的情怀，继续致力于做好英茂糖业的经营管理和英茂糖业的点点滴滴;我们将始终不渝地追求“英声茂实”的愿景，恪守“正直做人，正派做事”的行为准则，坚持“给客户以价值、给员工以期望、给股东以回报、给社会以贡献”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将以理解、包容、学习、职责、用心、主动、团结的胸怀和态度，拥抱光明集团。
我们相信光明集团会以国际大都市的视野和中国大型国企的气魄，海纳百川的精神，推动英茂糖业更上一层楼，推动中国糖业健康稳定发展，谱写沪滇企业合作的新篇章。
谢谢大家!
本文涉及到的杨集实验的主要人物有由县委选举工作指导组的实际负责人，县委组织部科长郭勇；既是杨集在任镇委书记，又是新一届镇委书记候选人，还是杨集实验具体实施者的晏涛；在任镇长万小平；在任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和陈维忠；在任人大专职副主席雷维斌等。其中，截至选举时的2002年9月，镇委书记晏涛和镇长万小平调到杨集任职时间为19个月，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在杨集工作时间超过20年，镇委副书记陈维忠在杨集任现职已经6年。选举当年，晏涛39岁，万小平41岁，陈维忠40岁，童其忠45岁，雷维斌47岁。
在杨集实验前，杨集发生过一次“辞职风波”。那是在任镇委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被提拔调走。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这次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陈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到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立即回到杨集请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很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
以下以杨集实验为例，分五个方面讨论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一、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二、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三、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四、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五、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文章标题：县水务局局长供职演讲辞
供 职 报 告
xxx
（20xx年3月31日）
尊敬的主任、副主任、各位常委：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和信任，推荐我为县水务局局长人选。我从事基层工作已有20多年，1990年任江黄乡党委书记，1992年撤区并乡后先后任开荒乡党委副书记、保义镇党委副书记，1994年后任张李乡乡长、党委书记，20xx年任堰口镇党委书记。自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我时刻以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来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职责赋予的各项任务，先后受到中组部、国家科协、省委组织部、省科协和市县党委、政府的各种表彰奖励。我知道，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和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和培养的结果。这次县委推荐我为县水务局局长人选，我十分高兴。因为我1978年刚刚参加工作时，就是水利战线的工作人员，对水利事业，我一直充满感情和激情。如果这次人大给我以信任和重托，我将尽快进入角色，担负起使命，恪尽职守，勤奋工作，竭尽全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第一，我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如果我当选为水务局局长，我将坚决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定期向人大常委会述职，贯彻《水法》，依法行政。团结带领水利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形成奋发向上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同心同德，治水兴利，为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我将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工作中充分发挥全体水利干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围绕水利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励精图治，脚踏实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把党和人民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我将进一步强化学习意识。虚心向广大水利干部职工学习，向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学习，向实践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做到廉洁自律，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在工作、学习和为人上，当好表率。
第四，我将进一步强化实干意识。面临新时期水利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寻找突破口。在当前水利工作中，一是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未雨绸缪，防灾抗灾，及时做好蓄水灌溉和防汛准备工作。二是抓住国家加大对水利建设投入的机遇，跑省跑厅。争取项目，加快我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保持系统稳定，加强水利职工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解决水利系统“人多没事干”和“事多没人干”的问题。同时，针对水费“征收难”问题，争取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的支持，改革水费征收办法，力争尽快实现水利工作的良性循环。
尊敬的主任、副主任、各位常委，寿县是农业大县，水利兴则农业兴，农业兴则社会稳。组织上安排我为水务局局长人选，我如履薄冰，但我也充满信心。如果人大常委会任命我到水利战线去履行新的职责，我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决不辜负人民的重托。我将以此为起点，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极尽绵薄之力；若人大常委会今天不能通过我的任命，我也决不气馁，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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