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方面的情况，鉴于时间，我就不想多讲了。到1998年，我们国家主要农产品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当时中央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从1998年以后，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粮食安全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滞后的问题、农民素质问题，等等。应该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力量。经过这些年，应该说一些矛盾缓解了，而另外一些矛盾变得比较突出，主要是城乡差距太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在1995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到3000块钱，而到了2005年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7000块钱。有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可能不是很恰当，但它是一种感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到城乡差距太大。由于城乡差距太大，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影响到我们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所以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它又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我们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已经有能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
建国以后，我们曾经几次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这个任务，和过去我们讲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背景上确实有很多不同。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基本上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是在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情况下来讲新农村的建设。而我们现在提出新农村的建设，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可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大家都知道，在80年代初期，中央曾经连续下发过5个“一号文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5个“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同时，它基本上是在二元结构的体制下，解决农村内部的问题，主要是废除制度，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2004年以后到现在，中央又连续下发了3个“一号文件”，这3个“一号文件”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欢迎。这3个“一号文件”和前面5个“一号文件”的最大不同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来调整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就不是在农业内部来解决问题，而是调整农业何国民经济的关系，逐步地推动由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这样一个转变。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全面推进转变的过程，具有非常深远和重大的意义。
我们在底下调查时，有个同志讲了两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对第一个问题的总结。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说，从来没有哪一项部署，像这次这样，集中地整合了这么多部门的资源，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从来没有哪一项部署，如此集中地、直接地惠及到广大的普通农民。所以基层同志们的这些感受，应该说是对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答复。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 制度分析 生产力 生产关系 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改造的初始条件
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并不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愿而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多变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常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也一定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和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去探寻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条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期，我们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遗留任务，并着手开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经过三年恢复期的发展，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到1952年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相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而言增长了20%，相比1949年而言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和钢铁、煤、石油等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工业总量已有了很大的增长，其数量与19世纪40年代西欧各发达国家当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差不多，而马克思当年正是以这些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为依据，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发生并获得胜利的。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为开展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还有着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的政策，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发展也并不景气，反观社会主义国家却呈现出向上发展的活力。1949年10月，中共建交，苏联对华进行经济援助，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等，这就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增量过程。
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奠定了经济制度条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多样的经济成份，分别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带有公有制性质的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带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是个体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的完成，封建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在国家的引导下，个体农业开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在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建立，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优越的政治制度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以其理论的先进性、政策的正确性、改革的坚定性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并且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运动中用实践证明了其管理国家经济事务、发展经济的能力。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政治保证。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加强，使政权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保证了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转变的顺利实现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思想文化上，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并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此外，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造工作，以肃清各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投资，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人民，用灌输的方法确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由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程奠定了思想意识形态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分析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增量过程，那么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增量与存量并存的一个过程。只有制度变迁过程才会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必须从制度角度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进行分析。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虽然经历了一个较短时间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直接脱胎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面临着一个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任务。同时，在生产关系领域，由于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所出现的剥削、偷税漏税以及贪污腐化等行为使得人民和党的领导人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采用社会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由于当时在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存在偏颇，再加上广大人民迫切希望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由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一方面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当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很长，容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去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并用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同时，也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私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将单个的缺乏重工业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结合起来，推动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只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将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集中起来，发展多种经营，举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采用机械化作业，抵御自然灾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提供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以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经过近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大陆除外各地均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1956年的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的比例为32.2%，合作社经济比例为53.4%，公私合营经济比例为7.3%，三者合计，公有制经济的比列占92.9%。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
与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刻变化相对应，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消亡，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农村的富农正在接受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正处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为了使这一成果得到巩固，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诞生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此时，人民民主在实质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同时，还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使得思想在中国大地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思想文化改造工作以及正面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活动。
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经济结构来界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结合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界定社会的性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实现了真正的当家作主。马列主义、思想成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制度的变迁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却在没有破坏生产力和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使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东方人口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为今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作者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州大学讲师】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性” 理论思维
一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人才不能缺少思想政治素质。高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普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之一，它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适当进行理论思维的教育。在基本的知识点教学方面，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重点；但是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理论思维的教学是重点。总体说来，基本知识点的教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同时进进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在这门课程的具体教学中，有的章节偏重于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有的章节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我认为，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当中的知识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的教学，应该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过渡性”是要重点把握的概念，要把“过渡性”解释清楚，“过渡性”具有辩证特性，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具有此消彼长的过程性特征。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
第一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状况、阶级结构状况和文化结构状况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经济结构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五种经济成分必须讲到，它们就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又有个体经济，还有资本主义的经济。阶级结构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中，工人阶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基本力量，而农民和手工业者既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又可以走向资本主义。文化结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受经济和政治制约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就应该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文化，又有封建文化，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代表新文化，而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代表旧文化。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这些情况，初步看起来是静态的，但是它们却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动态发展准备了条件。没有静态的，也就无所谓动态的。只有在这一步骤的教学当中把这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了，才可以转入下一个步骤的教学。
第二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讲清楚。“过渡性”是非常关键的词，“过渡性”就是动态地发展变化的意思。既然是“过渡性”，就表明这些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之中。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不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暂时性，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从经济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变化，即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政治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阶级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变化，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文化方面来说，各种新旧文化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它既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这些情况从本质上讲都是动态的，这一步骤把这些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讲清楚了，就可以转入第三步的教学。
第三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斗争的结果讲清楚。由于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最终必然会出现斗争的结果。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居于领导地位，但是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仍有很大比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加上当时的国际条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将不断增长并取得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在经济上，各种经济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合作社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改造也发展为集体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直接转变为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各种阶级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在得到改造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过改造后，已经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了，而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文化战胜了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总之，是社会主义因素战胜了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二
必须注意的是，在对大学生的教育当中，既要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学，又要有基本理论思维的教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这个知识点的三个教学步骤当中，始终要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就可以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一，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中，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这本身就是发展。要把发展的观点教给学生，培养他们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是处于彼此联系之中，他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这种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是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联系。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状况。在教学当中，要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各个方面有机构成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同时，矛盾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彼此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对待矛盾，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害怕矛盾，而是要冷静对待矛盾，并遵循一定的方法，促使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实就是社会在发展进步。在处理矛盾问题上，还要把“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教给学生。对待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不能武断地认为它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是要根据历史的观点评判它们。只要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相反，就是反动的、退步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起进步作用的，可能后来会变成阻碍作用，反之亦然。
其二，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要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推动社会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当中，社会基本矛盾深深地内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虽然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依然存在着，正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和发展，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阻碍它的正常发展，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动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就会更加顺利，走向社会主义就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我国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排除特殊现象的存在，社会的特殊发展丰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合理性。
学习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学生们就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举一反三，为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总之，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当中，既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作用近现代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国特殊的国情是当时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对旧中国半封建经济特点的分析和对中国旧经济制度的批判为基本的出发点。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这次危机，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和剥削，加紧对中国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特别是企业投资部分，在这个时期也加剧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为其所控制。
随着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在金融领域地位越来越强大，其统治的资本同时进一步向工业领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张。在其垄断地位确立以后，通过银行的债务关系吞并或控制民营工业企业，形成了他们侵占民族资本的经常手段。抗战前夕，官僚资本完全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四大家族以及所属派系通过商办的形式控制一批垄断工业企业。因此，可以看出，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大地主联盟的基础上的，那一时期的农民税赋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从而导致了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破产。另外，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加上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新中国在经济上接受的不但是一个落后、畸形，而且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些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发展社会经济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贯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讨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等细节方面的具体问题，另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还同时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应如何向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等一系列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最为基本的问题。另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凝聚了共产党领导人同志以及同时代其他领导人的共同贡献，是几代共产党人共同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几类主要的形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此间主要起领导的作用，又有其他多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促进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种经济形态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是非常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于在经济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方向发展的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新中国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更多地关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立场所表现出来的同工人阶级妥协的一面，而强调对立、斗争、绝不相容的一面， 在认识上扩大了小生产产生大量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导致主张尽快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为了满足革命和战争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不是一般的经济建设，它是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的经济建设，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势必会出现偏颇，这已为建国后的历史所证实。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没有基于新时期新国情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内容丰富，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科学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在新时期新阶段正确地看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现代意义。
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认清我们当前处于新时期新阶段，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而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过去，我们之所以犯“左”和“右”的错误，是因为没有认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没有结合实际，没有科学把握中国的国情特点。新时期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和建国60年建设的新发展，新时期新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脉相承的。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现代化建设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新阶段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期的一个特定时间段，我们要充分认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这样有利于在新时期新阶段实事求是地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动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同时，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发展需求密切吻合，因此，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由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强制转变和发展而来的，是由苏式传统计划经济改革而来的，多种形式的利益主体都还不够成熟，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仍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一项重要任务。生产社会化的实现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明确了这些对于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极为重要。如果缺乏对市场理论的研究，我们的改革就会有盲目性，就可能迷失方向。我国进行的所有的经济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的。因此，经济的改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与外国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和管理的方式方法，并且还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重大经济相关的具体特征。
建设中国式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突破点更是在农村。构建中国式新农村，必须让农村成为和谐有序的、稳定发展和稳定繁荣的新农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中国式新农村建设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最重要的位置。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需的物质基础，更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与程度上说，建设中国式新农村，不仅仅是保持农村的安定发展，也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特有的物质保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式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实现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逐步建立新型的城乡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积极打破城乡壁垒。
【关 键 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现实意义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A 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0)03-0029-0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收稿日期：1999-12-2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近日，国家统计局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经济增速比2016年上升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回升，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这一切正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国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发展。
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出现。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对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1）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其的阶级立场。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异化，“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显著特征。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最首要的目标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2）以中国实际为研究实践对象。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产生于西方哲学、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融合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内容，关注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都不同程度的在其中反映。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也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实践，具有特殊性。
（3）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表现特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落后生产力的困难，通过创造性地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先进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的灵活，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飞跃。一方面，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通过市场经济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表现形式取长补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立场上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所做出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坚持党的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其次，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原则。我们应当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根本立场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关注人民群众需求，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发出人民群众声音，创造人民群众理论。
最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中应当更加关注中国实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分配问题。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应当在发展中更加关注实践经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历史、文化更好的结合，使之更符合中国实际。
四、结尾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并指导我们新的实践，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J].经济学动态.2008（04）.
[2]王瑶，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J].上海經济研究.2017（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型，新生政权采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综合手段，打击投机，稳定物价，赢得了应对首要问题的胜利；采取限制和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处理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重点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一五计划，为长远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时期经济发展三大问题的成功解决，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型社会转型期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要问题；重点问题；长远问题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4-0030-03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从经济发展的层面看，新中国成立之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财政混乱、投机盛行、物价飞涨。为了从经济上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民心，建立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突破国际包围和封锁，以优异成绩回击敌对势力对我们党建设新国家能力的不信任与不理解，是因为其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的规律，统筹全局，勇于探索，从解决首要问题、聚集重点问题和规划长远问题三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首要问题是新生政权为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重点问题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正确对待和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长远问题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远景规划，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回避的战略思考。
一、首要问题：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但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认为共产党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就连一些持同情和中立态度的人也对共产党稳定局势、治理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有资本家断言中共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考试中将要被判“零分”。此时的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百业待兴，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有着诸多渴望和期待，而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事情就是带领老百姓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给予人民真正的实惠。因而，解决经济和财政窘境，稳定全国经济秩序，是横亘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当务之急。正如陈云所说：“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1]反之，如果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真的交了白卷得零分的话，不但要被敌对势力所耻笑，而且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领导经济建设的首次考验，也是展示执政能力、树立执政权威、建立执政基础的一次考验。
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先后发起经济领域内的两场战役――“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银元之战”是新政权在经济战场上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和法律手段。全国解放前夕，在国内部分新解放区城市，尤其是上海，一些投机资本趁着局势不稳、国家财政经济的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强大、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进行疯狂的投机金银活动，导致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人心动荡。为了打击投机，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发挥政治和宣传优势，组织工人和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揭露金银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分子的阴谋；同时，禁止金银流通使用，一律以人民币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通用货币。1949年6月，中央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查封投机大本营――上海证交易所，逮捕投机首要分子两百多人，全国其他城市也先后效仿，终于，新政权取得了“银元战役”的全胜。
如果说“银元之战”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和法律手段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场经济战役――“米棉之战”，则完全是采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展开的。人民政府利用国营经济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大量粮食和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于1949年11月下旬各地按照国营牌价统一抛售，迅速降低过高的米棉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不得不赔本出售囤积的商品，让他们在同新政权的又一次较量中吃到了苦头。
这两次经济战役的发动如一场及时雨，它对于稳定一度失控的经济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新政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其领导经济工作的信赖。同时，新政权准确定位转型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经济稳定和恢复这一首要问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继续好转奠定了基础。
二、重点问题：如何处理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革命必经阶段。从理论上来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不但不可废除，而且要允许其发展。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缺陷（追求利润的本性，存在剥削的现象等），社会上存在仇视和要求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心理。另外，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最终又将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消灭。如何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充分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又不会超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破坏社会正确的发展进程，这既是一个深奥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要科学对待的工作重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关阐述。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共中央曾做过深入的研讨和思考。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3]
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制定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坚持既利用又限制的总方针，纠正一些地方政府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公正的做法，一方面为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加以限制。具体做法是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两利和产销关系三大关系为核心，于1950年上半年开始到1952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即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新政权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1952年的“五反运动”就是为纠正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而发动的。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指出，那种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以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极端错误的。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科学研判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限制和利用的双重办法，妥善处理了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重点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开始了以和平方式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尝试。
三、长远问题：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
进城执政以后，新政府解决了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的燃眉之急，也妥善处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展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实力，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但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着眼未来，统筹兼顾，立足长期执政、长治久安和科学执政，谋划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大计。1952年底到1953年初，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胜利，土地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1952年底，根据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被概括为“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这条总路线是在转型时期特殊的国情下，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相结合的成功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新政权还针对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起点较低的实际状况，实行重点发展工业，正确调整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策略，改造和建设任务进展顺利。总路线设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本来设定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五年计划”，而事实上到1956年底所有任务就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是年底提前完成，两个“提前”充分说明了这条总路线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它基本上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发展生产、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的强烈愿望。这种以和平方式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最根本的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和长远规划。
四、新中国成立之初成功解决转型期经济发展三题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领域内的考验和挑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把握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妥善解决了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推动经济从迅速恢复到稳步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以经济转型加速社会转型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证明，只要我们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按照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进行决策，就能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战胜一切困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创造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典范。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社会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转型，由传统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向城乡一体化深度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社会转型深刻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为了有效化解风险和考验，党的十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4]由此可见，抓好经济建设，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依然是根本之策。新时期新阶段，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大背景下，贯彻创新转型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体制、机制环境，是新时期的重点问题；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
发展是硬道理。新时期新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科学化解发展新阶段中的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在创新转型的总体思路指导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带动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新期待。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促进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战胜当前新挑战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
[3]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1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阐明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新时期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我国的道德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1]。同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具有重要作用。
一、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背景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这是结合我国社会道德生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只讲金钱、不讲道德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立足点问题。我们开展公民道德建设，首先要找准立足点。找准了立足点，才能找到方向，找到标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如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权力寻租、损人利己、制假卖假、走私贩毒等等。这些现象既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又坑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引发人们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的强烈争论[2]。
二、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社会主义道德就没有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进步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会主义道德建设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以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任何经济基础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运行方式，它的建立和发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既依赖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作用，也离不开道德力量的支持。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能动作用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只有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价值导向，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否则，就会导致见利忘义、违法乱纪等现象的发生，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4]。通过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持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久、稳定、健康地发展。
（一）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因此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决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形成安定团结、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道德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追求，它能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合力，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因而必然出现安定团结、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
（三）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建立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新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应该是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文明市场，是讲质量、守合同的信誉市场，是铲除假冒伪劣的法制市场。而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平等竞争，公平交易，体现着对人格和利益的尊重。讲质量，守合同，既是市场交易的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的标志[5]。我们要建立的是文明、信誉、法制的市场，而只有以社会主义道德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才能建立健康、文明、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新秩序。
总之，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作用，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从外面强加上的，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配合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道德建设必须起推动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贾秀兰.论社会主义经济道德规范的建设和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7）.
[2]张晓东.试论市场经济道德及其建设[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3]罗箭华.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主体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 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 、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 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 ‘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 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 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 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 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 ，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 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 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 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 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 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 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 “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 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 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 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 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 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 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 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 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 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 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 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 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 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 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 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 ，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 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 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 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 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 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 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另 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 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 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 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 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 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 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 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 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 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官僚主义、专制 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 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 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 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 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 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 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 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 ，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 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 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 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 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 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 不实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 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 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 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 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 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 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 ”。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 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 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 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 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 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 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 ’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 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 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 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 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 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 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 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 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 ，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 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 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 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 发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 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 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 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 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 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 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 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 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 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 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 ‘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 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 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 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 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 赤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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