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交易（制度）成本；产权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 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后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张五常，2000年，p518）。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政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三种广义的制度衡量尺度。第一，管理的质量，包括腐败贪污的程度、政治、权利、公共部门效率、行政管理负担。第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法律的执行情况。第三，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限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保护制度畅通的制度安排。因为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没有效率。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基本经济要素的作用外，还需要制度来维持增长动力。上述关于制度的衡量标准中，最集中的是产权问题。从管理质量，私有财产保护或公民的平等发展等等的问题，在解决方法和最终结果上都表现为产权的明确界定。诺斯把产权看做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体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明确界定的产权制度，经济社会的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就可能不相等。这时，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的无本获利者，或者因为私人成本大于收益而不愿从事损己利人的活动，社会的经济效率便会因此而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对于产权制度的建立、产权制度的性质，以及产权制度的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和托马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可以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这种产权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高效的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兴起的根源。
最后，对于贫穷国家或者正在探索改革出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为经济增长设立一个效率的制度框架。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国一开始就走市场化道路，或者着手从事产权制度方面的建设，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中国今日的成就将不亚于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功同样引证了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
[1]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和发展》，2003年6月号。
[2]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3]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分析
目前低碳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如何才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是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低碳概念的发展历程
2003年，英国了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其明确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所谓低碳，其目标指向不仅仅是更低的碳排放量，更是更高的能源转化效率。这是低碳概念的第一次正式登场。
在此之前，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已经有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于日被东京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个议定书虽然没有将低碳概念付诸纸端，但是已经明确指出，全球气温的升高已经不容忽视，并且在议定书中提出了若干对温度进行控制的建议。随后，2005 年在英国苏格兰鹰谷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化成为G8 峰会的核心议题。而后的2007年以及2008年中，气候变暖问题都是G8峰会的核心议题。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 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做出了讨论。2010年11月5日，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秘书长高级咨询小组向潘基文秘书长提交了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了发到国家承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若干行动。然而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做出的减排承诺与科学家提出的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二、低碳产业构成分析
想要真正缓解温室问题，首要一个工作就是发展低碳产业。降低碳的排放量，如果单纯采取压制的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况且这样做从根本上看是在压制经济的发展。而想要真正达到缓解温室问题的目标，还要有赖于低碳产业的发展。
从根本上看，低碳产业一共可以细分为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含碳量低的行业，例如以可再生资源、低碳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为主的行业。包括水能、潮汐能、风能、太阳能的应用；以电能、何能等其他替代燃料的应用为主的相关产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具备低碳的特征，符合绿色减排的要求。
其次是高碳产业低碳化，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迫使并促进他们转变相关技术，从高碳向低碳转变，即让传统的“三高”行业通过购买引进低碳技术或采用自行研发低碳技术后，达到有关标准从而进入低碳领域。
再次是低碳技术相关研发产业，其中主要包括研发以及出售低碳技术的企业。同时碳捕获、碳储存以及二氧化碳二次开发利用等，也同碳原料低耗技术一同列入其中。
最后是碳交易行业，主要指碳的金融贸易方面。主要指对于排放量准许额度的交易，碳金融贸易的发展，将十分有利于实现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控制。
三、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如何才能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是目前我们面对的当务之急。虽然目前世界上有很多成功典范，但是能否照搬照用却是未知。
鉴于我国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必要从总体上加以推动，以帮助整个低碳产业链的形成。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必要的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推进低碳产业链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凸显新的问题和麻烦，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都不是在构建产业链之初就可以看清楚的，因此相关约束性法律法规也必将是随着这样众多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完善的。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必要加速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和合格评定制度，并且针对重点行业置顶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涉及低碳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只有法律法规足够明确，才能为相关产业指明发展的方向。
2.建立以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如果只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硬性的规则，难以对市场中的众多经济主体进行弹性管理，因此还应当建立起以碳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首先应当制定有参照意义的各类标准，而后在众多标准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地区以及行业状况设定奖惩标准。对符合低碳标准的产品或者企业进行补贴，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进行严格规制使其难以进入市场。
3.推进低碳科技发展
低碳科技是低碳产业向前推进的基础，关于这一方面，政府应当身为表率，从经济和政策多方面引领低碳科技的发展。在对科技研发部门进行考察落实的基础上，基于这些部门资金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在相关的技术出台以后，政府还应当予以考核，对于确实对低碳发展有作用的技术，应当协助大力推行。
4.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一、金融发展理论缺陷及原因
（一）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
20世纪初Schumpeter指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73年，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2］。金融发展理论论述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较早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90年代，King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以金融功能观为指导，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计量模型，并得出结论，功能健全的金融中介促进资源配置，加速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确不支持相关理论。
沈坤荣（2004）等人用私人部门贷款（PC）年增长率对GDP年增长率进行回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以后，私人部门贷款增长率开始表现出和经济增长的关联，但没有表现出金融深化理论的正的推动力量，而是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4］。康继军（2005）对中国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在长期可以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短期内金融的发展并不是GDP的增长之因［5］。Dornbusch和Reynoso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性［6］。Boyreau-Debray(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7］。
（二）金融发展理论缺陷的原因
为什么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金融发展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金融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货币金融为研究对象，强调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发展经济学家迈耶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8］。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是失败的。与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一样，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尤为不健全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特点［9,10］，必然导致理论与事实的背道而驰。
2．计量检验方法
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中，一般是通过比较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主要以回归分析为工具，基本检验方程为：
Y=αβF(i)γXε
Y代表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F(i)是某一项金融发展指标，X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条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稳定情况，进出口，财政状况、货币政策，ε是随机扰动项。
在上述模型中，F(i)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或市场发展指标。前者常用两个指标，第一个是PC（PrivateCredit）指标，等于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扣除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贷款）除以GDP，第二个是金融深度指标，即M2/GDP。后者常用市场资本化率（股票市场总市值/GDP）。事实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金融系统的规模。国内外学者普遍把它们用做金融发展指标，是基于假设：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业务范围、服务质量正相关［11］。
2000年，我国的M\-2/GDP指标为152%，这一比例，既高于美国（50%）、日本（126%）、英国（10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韩国（68%）、巴西（39%）和新加坡（121%）。显然，这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处于领先水平。
根据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M\-2/GDP的增长，并不是宏观经济趋好的风向标。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2001）甚至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宏观基本面支撑，金融深度指标M2/GDP快速上升之后就是金融危机［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本身所固有的逐利性。M\-2迅速提高，必然有大量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分配到房地产、股票市场，甚至其它存在极大风险的投资项目，对中国这样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等在银行机构大量积聚，给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行埋下隐患。不良贷款率高、资产质量差导致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现象时有发生，从九十年代末威海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汕头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可初见端倪。
二、金融发展理论新视觉——金融生态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作为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学家来创立，这些金融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金融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证券业隐含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的不正常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地说明，按照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开出的药方，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促使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觉转移到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其它重要方面。在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同推动下，生态学概念与方法被系统地引入金融领域，“金融生态”研究迅速成为2005年中国金融界的新范式。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反向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行为、文化及导致了金融结构的形成与演化，以及金融机构经营战略的调整，从而影响金融发展的整个进程。研究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能动关系，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演进。就规模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业地位的上升；就结构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合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和金融制度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因此，总体来看的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中介的扩大、金融市场的扩展、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完善和现代化［13］。而金融体系不是独立的创造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因素，决定了它极其复杂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运行环境促进或阻碍金融系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没有重大差异，但各个地区之间，却存在相当明显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而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即反映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相关评估技术考察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指标选择
金融发展体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优化、金融风险控制方面，也就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即各类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体现在人均GDP增长，适龄学生初中入学率，政府消费GDP占比，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GDP占比。另外，宏观货币指标也体现地区的金融政策取向。正常的M2/GDP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根据国际上计算M\-2投放量的一般计算公式，M\-2增长率适度值＝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调节系数。其中调节系数主要包括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以2006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万亿元，增长1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5%，。考虑到我国货币流通的特殊情况，加上央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取向，调节系数可取4％，合理的M\-2增长率应为16.2%左右。事实上，该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最高点的为19.2%，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降至16.9%。
二是法律环境。金融法权论是金融服务观的一个分支体系。其主要观点是：金融就是一系列合约。合约的签订及有效程度由法权和执法系统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不论银行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金融服务的总体水平和质量都决定于法律体系，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在债权人对公司权益保有追索权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获得全部现金值的优先权，有效执行合约，敦促公司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财务报告，那么该国金融中介将得到良好发展［11］。
基于上述分析，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
（二）评估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CA，canonicalcorrelationanalysis）是研究两组指标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实际上是多元回归分析的拓展。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只有一个被解释变量，存在多维被解释变量时，典型相关分析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维的思想，分别对两组变量提取主成分，且使这两个主成分间的相关程度达到最大，而同一组内部提取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用从两组之间分别提取的主成分的相关性来描述两组变量整体的线性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可得到第对典型相关变量为：
U\-1=a\-i1x\-1a\-i2x\-2Λa\-i10x\-10
V\-1=b\-i1y\-1b\-i2y\-2Λa\-i16y\-6
通过分析、的系数，就可以找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面，以及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1983～2002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 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著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最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1983～2002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著水平上也都明显显著，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1983～2002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1983～1992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1993～2002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1983～1992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学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的原因。但是，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促进作用到底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还是像结构主义所说得那样是由于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引入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内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识字率、高储蓄率等。同样是引进外资，东亚与拉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东亚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具有崇尚节俭，注重教育的风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识字率、储蓄率比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来的高。特别是储蓄率，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对比一下，198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加权平均为28%，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对应的数据为23%，到了1994年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年两者的相应的数据分别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发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响着两地引入外资的效果。政治制度上，东亚国家，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权威，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完全遵从权威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权威，他们或者代表着某些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模式上，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都制定有严格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外国资本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而拉美国家多数实行的是典型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出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国，因而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有高储蓄率、高识字率的特点。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权威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的是审慎的、渐进的发展策略，从而避免了外来因素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再次，从发展模式来看，大多数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有点类似结构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包括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在的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地位，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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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循环经济；防治污染
森林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林业经济更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我国林业经济主要是依靠消耗森林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致使林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需要对森林的资源和环境进行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并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近些年，循环经济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其目的是利用生态型资源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将这一观念应用到林业的经济发展上，以资源的低消耗、环境的低污染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可以实现林业由生产至消费的过程中循环利用森林资源，使资源和环境受到最小的危害，以发展友好型林业来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实现林业经济向生态化方向发展。
一、我国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全局性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论点。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更成为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快速发展，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旱涝灾害、大气污染、生活垃圾等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消耗大量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的消耗，人们乱砍滥伐，过度地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不但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时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如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的时代课题。
1.发展林业循环经济是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近百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森林资源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灾害逐步加剧，地震、洪涝、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威胁。面对地质灾害、全球变暖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已成为必然选择，循环型林业更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促进经济发展。
2.发展林业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及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大量需求和增长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我国未来对资源的需求量将会更加迫切，因此，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对我国资源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3.林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加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度挖掘森林资源的潜力，开展生态旅游、苗木繁育、野生动物观赏等，在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不仅减少对森林资源的消耗，还提高对其的利用，更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现存问题
1.森林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现今我国对林业的管理较为落后，导致林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低下，林业职工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致使林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影响生态环境。林业的资源浪费主要体现在乱采滥伐、滥用水资源等，从而导致生态资源破坏、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林业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主要表现在由于乱砍滥伐、滥用水资源等造成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旱涝灾害等，还影响到人口素质，如雾霾加剧、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污染，人口素质受到影响，必将影响到经济发展。
2.木材资源短缺，木材种类结构比例不协调。
林业的发展速度与森林的恢复改造能力持平才能保证林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而加快林业的发展速度，就会使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目前我国林区的经济还跟不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木材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林业的发展速度。在森林资源的消耗结构中，可供利用的资源大多商品价值较低，而珍贵木材、珍贵药材、珍贵花卉等非常稀缺，木材种类结构比例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林业企业的发展。
3.缺乏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但仍不够完善和健全。由于林木具有生长周期慢、投入资金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林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还未能对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有效制约，导致很多地区片面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以损毁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大，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4.林业的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从我国林业发展水平上看，我国目前阶段的林业经济中大部分仍处于生产加工层面，产品主要为初级加工产品，在林业生产作业的方式上比较滞后，总体表现为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高、产品的科技水平较低、机械设备落后、一些先进技术和方法没有得到有效的普及，因此导致森林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效率降低，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三、我国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对策
1.建立完善的产业政策。
据统计，林业企业所缴税额占其销售总额的40%左右，沉重的税收压力常常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严重影响林业的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环境变化。因此，政府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足够的资金投入，从而改善林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林业的交通、通信等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实现经济的增长。其次，政府应适当下调税费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吸引社会流动资金等发展林业市场，从而使林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坚实的资金基础。再次，建议政府实行利益机制差别对待的政策，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度或对环境的贡献度来适当调节补助的资金和扶持的力度，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扶持政策。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
政府不仅要加大对林业企业的投资，还应引入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优秀企业的强大更有利于发展产业化道路，从而为林业循环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林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其次，要进一步推进林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实现“山有主、主有责、责有权、权有利”，同时建立完善的森林资源评估体系，使森林资源如商品一样依照价格能够反映其全部社会价值。同时探究税收及价格等的新政策，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并鼓励利用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业循环经济。
3.健全科技服务体系，转变传统的林业经营方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林业循环经济。首先，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设备的先进性，改善生产技术，对林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率和合格率。其次，要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对生产的各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依靠科学技术对资源进行充分、合理的利用，避免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再次，有效地转变传统林业的经营方式，壮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挥林区其他资源优势，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4.建立并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体系。
我国各地区对林业实施的限额采伐、凭证采伐、凭证运输等管理制度，尽管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的执行需要大量管理人员，也存在很多漏洞，不能实现对林业的全面管理。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可持续经营体系，不仅要控制企业对林木的采伐，还要控制和提高植被的修复率，避免森林资源的浪费。对于经营条件合格的企业颁发可持续经营认证，既有利于林业的经营管理，还能禁止私人的乱砍滥伐现象。只有建立并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体系，才能造就一个宽松、自律的森林经营环境。
5.注重开发林业旅游资源，加快发展林业循环经济。
发展林业循环经济，要积极推进绿色产业开发，大力开发林业旅游资源。首先，要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做好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的保护工程，不断加强森林资源总量，还要严格限制林木的采伐，杜绝乱砍滥伐，杜绝森林火灾，杜绝病虫害，以确保森林资源健康繁育。其次，做强林业旅游产业，积极打造森林公园、森林人家、生态农家休闲旅游等，加快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增长、林业增效、居民增收的目标。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发展林业循环经济不仅是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认识到森林资源的重要性，也更注重保护森林资源。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要大力发展林业循环经济，改变传统林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只有森林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才能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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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石油经济发展现状
从新中国成立60年至今，中国已经构建了相对完整、科学的石油工业体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重要的油气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我国的石油工业体系已经趋向完备，其发展目标也在与时俱进。现阶段，我国石油经济的发展目标更倾向于石油天然气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节能措施，加大了对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并积极研发新方法，提高产品的利用率。开发出了较多新能源资源，通过积极鼓励使用石油替代燃料的方法，来减轻对原油的依赖。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并逐步完善使之与我国石油经济发展更吻合。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逐步发展成了跨国大公司，并在国际石油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国石油经济也逐步走向市场化和国际化。
2、中国石油经济面临的挑战
（1）石油供需不平衡现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石油消费进入了较快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原油的需求量大幅度上涨，石油供需缺口增大，制约了我国石油经济的发展。石油储量是固定的，而我国石油消费需求却与日俱增，因此我国石油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油价攀升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在不断增长，我国进口石油的价格就会不断升高。2002年时，我国进口石油花费127亿，而到了2009年，则花费了880亿美元。油价攀升会导致中国外汇支付大量增加。而随着石油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油价上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3）原油有限，使用无限在世界范围内，原油的储量是有限的。但是对油品的需求增大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目前，原油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并且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经济竞争和霸权主义等因素，我国可能会在多年后面临无油可买的局面。（4）进口渠道单一交通渠道的安全关乎我国石油进口的命脉。我国石油进口渠道多数是靠海运，进口渠道比较单一。而且海运的路线当中重要的关卡是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会受美国影响，如果遇到天气原因或者外交方面涉及到多方利益的时候，一旦发生冲突，我国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5）能源外交现阶段，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石油也不单单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最为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石油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外交也更加重要。
3、中国的油气资源与全球的对比分析
截止2009年底，中国石油的储量为29.7亿，居世界石油资源的第十三位。我国属于石油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储采比为14.8，且石油资源储量品质也比较差，许多石油资源难以开发。国内外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我国油气资源的整体品味较差，低品位、低渗透的油气资源所占比重大。与全国油气资源相比较，我国的石油储量不多，储采比小，开采成本高，难度大。我国油气资源占全球油气资源总量比重低，我国油气生产速度要快于世界生产速度。未来我国石油经济发展会面临资源短缺、开采难度大、与世界脱轨等诸多问题。
二、制约中国石油经济发展的因素
1、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石油供需矛盾的激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对于原油的需求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日俱增，这就形成了激烈的供求矛盾：石油的供应量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石油的需求。油气后备资源不足的现象会给中国石油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中国将在15年之后面临石油资源枯竭的局面。我国石油不得不依靠进口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增加了近7倍，其需求量占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伴随着石油需求量的不断增长，我国油气资源匮乏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国石油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我国的石油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有差异，再加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现状和一些存在的问题等因素，我国石油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也就是说，我国石油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现阶段，仍然有一些问题阻碍我国石油经济发展的步伐。
3、国际石油化工产业竞争加剧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上的石油大国利用自身的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不断对全球的石油市场进行垄断与控制，同时，随着中东产油国的石化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周边国家相继开展的石化产能迅速增加，这些产业大多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把中国作为他们的目标市场。此外，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产业也越来越发达。石油化工领域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一些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国外大型石油化工公司和一些跨国企业的经营手段不断革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卓越的品牌效应，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给我过石油化工公司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
三、中国石油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与应对策略
1、缓解我国能源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自然资源极度短缺，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为缓解这一现象，就要想办法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要大力贯彻节约观念，把节约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还要做到开发与节约并重，对于耗能高的产品要及时进行替换或淘汰。其次，要鼓励各行各业大力开展节能工作，鼓励研发与创新新型节能环保产品，还要鼓励研发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能源。第三，资源短缺的现状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还要加快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循环利用具体贯彻到资源的开采、生产的消耗和社会消费等环节。还要积极开发新能源，不断寻找合适的替代能源。第四，要对现有的矿产资源进行合理的进行开发与管理。对于国内企业中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混乱，要注重加强整顿与规范，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要及时进行恢复，这需要建立完善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最后，作为较大的资源消费国家，要在全国范围内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理念，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例如，使用小排量的汽车，节水节电等。促进节约型社会的早日实现。
2、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增强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石油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我国的国情，要长期立足于世界经济大潮中，就要全面建立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其基本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理判断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根据我国国情现状，结合消费者对石油的需求和石油产业的发展前景，预计到15年后，我国可能会面临石油资源枯竭的局面。到了国内资源枯竭时需要完全依赖石油进口，这会使我国石油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要加快建立起国家石油储备，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经济实力，这样才可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有好地应对各种经济危机和突发事件，并且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在石油价格波动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2）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石油储备管理体制根据世界各国建立石油储备的经验来看，建设石油储备管理体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立法。我国要尽快出台与石油储备管理体制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石油法和石油储备法等法律条例，尽快建立石油储备管理体制并不断进行完善和修复，规范市场中的经营行为，切实维护我国石油经济稳定发展。（3）确立我国的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中东地区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供应地，我国的原油进口也依赖于中东地区。预计到2020年，我国进口原油仍会有45%~50%左右来自中东地区，并且这种趋势会长期保持下去。今后，我国要对石油进口进行合理的战略安排和及时的部署，结合我国独立的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推进我国的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
3、建立中国石油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经济方面，要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产业的合作。引进石油产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断开发新能源，扩展经济新思路。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主力解决石油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沙漠化的问题。大力推进科技研发，促进中国石油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构建“产业+产品”的目标体系，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
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运用各项政策法规，把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能力、完善经营效益分享，充分发挥带领农民增产增收共同致富建设现代化农业。坚持以“产业+产品”作为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就是要实现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农业农品经济效益的不断扩大，走中高端农产品的供给路线，走绿色发展的产业道路，将会是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着力点。制定农业经济产业发展路线，传统单一、零散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无法适应供给侧改革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路线，就是要以“绿色经济”为主线，“特色经济”为色调，依托农业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有特色的农村经济产业。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同时，当地政府充分发挥职能，通过好的政策措施，帮助农产品龙头企业。
（二）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的桥梁纽带，是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保障。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强化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其对贫困群众的组织和带动作用，是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的重要举措。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整个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农业品生产规模化和集团化。农业经济快速的发展，必然会拉近城乡之间距离，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全国范围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环节。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超对接”、“农企对接”销售网络，通过帮助农民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建设网站进行产品和形象宣传，产、供、销模式满足了市场需求，伴随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产业链将会逐步延长，对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链丰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三）依托农业大数据，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体制
农业技术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的运用及平台建设，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思路和理念，有利于政府为涉农问题决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有效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推动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活富裕的要求。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一些设施依赖较高，科学技术正以大数据的形式向各类农业领域渗透，行业整合变为农业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生产要素已改变，当前，数据应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有力抓手，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交易系统平台成为大家交易的主要手段。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宣传推介各类特色农产品，效果十分乐观，所以必须要保障农村网络畅通。大数据收集各种生产生活的相关数据，通过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寻求价值，指导生产，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因此，对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地理区位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是江苏省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京位于我国黄金水道长江下游中部，横跨长江南北两岸，濒江近海，承东启西，横贯南北。南京地处沿海开发地带和长江流域的交汇部，紧邻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南京良好的区位，再加上悠久的历史发展，使南京称为长江三角洲除上海以外的最大经济中心。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邻上海，南连浙江省嘉兴、湖州两市，西傍太湖，与无锡相接，北枕长江。苏州地理位置优越。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公路贯穿东西，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境内河港密布，公路四通八达。横卧北侧的长江是通往外地的重要水运干道。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张家港港、常熟港、太仓港都是国家一类口岸，其中太仓港还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组合港和苏州工业园区的配套港苏州位于长三角核心区，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计15个城市。
苏州紧邻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上海，正好落在上海100公里都市圈的范围内，处在上海的紧密联系圈层内，是上海的强辐射区，经济发展受上海影响较为强烈。
二、交通条件
南京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通讯枢纽，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化、大运量的交通运输网络，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管道五种运输方式。在水运方面，南京港位于我国沿长江、东部沿海T型经济发展战略带结合部和水运、公路、铁路主要运输通道交汇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枢纽港。在公路方面，全南京市不仅建成了多条通往市外的高速和一级公路，而且实现了“城市成网、城外成环、交通便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框架，南京现有部级公路4条，省级公路9条，县、乡公路和专用公路近2000条，总里程达6800多公里，基本形成干支相连，城乡贯通的公路网络。沪宁高速公路为苏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增加了一条便捷的陆上黄金通道。同时南京也拥有华东地区较大的客货两用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苏州紧邻上海，处于长三角的交通接点和沪宁杭、沪苏杭的中心位置，区位得天独厚，交通十分便捷。“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中的同江至三亚、上海至成都线在此相交，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312国道和长江横穿东西，苏嘉杭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绕城高速公路环抱苏城，形成了纵横交错立体型开放式的大交通框架。
上海，正如一个巨大的热力源，向它的有效辐射半径，释放其经济带动的势能，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上海周边城市所认可，而接轨大上海无疑成了沪周边城市利用自身区域优势，提升本地经济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毗邻上海的苏州已经成了这一策略的最先受惠者。也正是因为苏州在长三角各城市中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地理优势，并能够将这些优势发挥出来并转化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才使得苏州在接轨上海经济圈这一过程中能成为最先受惠者。
三、支柱产业
南京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南京的电子、化工生产能力在国内城市中居第二位，车辆制造规模居第三位，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规模居国内领先地位，家用电器业、建材工业也都具有较大规模。拥有现代化的通讯体系。目前已成为中国东部地区以电子、汽车、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通讯中心。
苏州有六大支柱产业，分别为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纺织产业、轻工产业、冶金产业、化工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11%，装备制造产业年均增长233%，占全省比重达到182%，纺织产业年均增长159%，占全省的比重达到306%，轻工产业年均增长164%，占全省的比重达到191%，冶金产业年均增长203%，占全省的比重达到201%，化工产业年均增长195%，占全省的比重达到164%。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苏州承接上海的产业，同时负责外包。而南京主要是重工业城市，二者在支柱产业上有很大区别。
四、总结
苏州经济规模不断做大，2016年中国评选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十大城市之一，可见苏州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已经渐成规模效应。进入新世纪来，渐次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区域之一、中国最大的 制造业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地区之一。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苏州迅猛的发展，都得益于上海的辐射。苏州借助自己的区位条件，与上海紧密的关系，学习上海、依托上海、接轨上海。经过多年的积聚，苏州已经具有一定的综合经济实力，这些年苏州GDP发展迅猛，2015年苏州GDP全国排名第七。苏州作为江苏一个重要的城市，带动了江苏的发展，但还称不上是区域的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中心，对周边地区集聚力、辐射力、带动力较弱，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力和影响力并不强；因为吸引了大量的外籍人才，兼之良好的区位条件，苏州具有很高的经济开放度，在一些领域是新思想、新技术、新体制的创新基地，但生产业，尤其是通讯、信息、科教、咨询、商业、市政公用业等方面还不十分发达。而南京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都市，也作为江苏的省会，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与良好的发展基础。因此衡量城市发展不能仅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据，更要考虑软实力，南京和苏州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都具有很大潜力。在未来，苏州可以进一步完善自己基础设施，发挥人才优势，加强自己软实力。（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管驰明，姚士谋，李昌峰.从区位功能和投资环境看南京的发展走向[J].人文地理，2001，16（2）：17-21.
2目前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体育经济是指从生产和经营的角度出发，把大众的体育生活和与此相关的经济行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一项特殊的产业来发展[1]。体育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参与型。它主要具有两大方面的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体育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中国的体育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近阶段来，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2.1体育产业的比重逐渐提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体育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增加值已占我国GDP比重的0.7%左右[2]。根据《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的可知，从体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来讲，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与欧美、日本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的体育消费品占30%左右，而欧美国家达到60%，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潜力是巨大的。
2.2体育产业的不断拓宽和延展我国体育产业开发的领域不断拓宽，并从海外吸纳，既包括有形资产的经营，如各种体育用品的销售、体育场馆的建设，也包括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各类重大体育赛事的运作过程当中，同时对商标的使用权、电视的转播、体育赞助以及体育明星广告的开发和利用都在逐步发展和完善。此外，NBA在中国的成长，促进了中国体育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丰富了体育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冲击了中国的CBA职业篮球联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反思。
2.3体育市场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框架是由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技术培训与咨询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体育旅游市场、体育场馆建筑业、体育会展业等组成的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体育产业为主体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的国际马拉松尤为盛行，并且受到上万群众的青睐。其中，北京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大连国际马拉松以及厦门国际马拉松合称为国内四大城市马拉松，这一赛事的举行，不仅拉动了地方健身娱乐市场，还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体育无形市场的发展。
2.4国家政策及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2003年5月，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重新调整，修订后的3次产业划分将体育产业与文化和娱乐业一起组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体育产业包括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3个门类[3]。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的地位明显得到提高。2008年6月18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颁布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行业首个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统计标准，体育产业再一次被重视以及地方各种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的颁布，如《重庆市体育市场管理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重庆市实际，制定的条例。另外，作为行业内的第一本学术研究报告——《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09）》的诞生，也凸显出了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这份报告是以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作为指导，描绘了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体育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保障，发展的步伐也将加快。
3低碳时代对体育经济的影响
3.1“低碳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健身休闲运动等到2008年，全国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从业人员15.03万，实现增加值74.49亿元，增长幅度连续两年超过20%，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是体育产业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4]。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且规模会越来越大。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以低碳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健身休闲主要表现为：（1）“走出去”健身而不是开着空调和跑步机在室内流汗，而是选择快走或者骑单车的方法来取代跑步机；（2）选择低碳的交通工具，即在去健身的路上少开甚至是不开汽车，而是选择骑单车或者电动车或者乘公交车，还可以步行；（3）选择低碳的运动装备。耐克、乐卡克、李宁等品牌的部分服饰采用了相对较“低碳”的有机棉、竹纤维、彩棉等材质制成，不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也防止了化学剂的二次污染；（4）走“泛轻体育”的发展道路。“轻体育”是欧美体育界提出的一种体育运动方式，较为适合大众的健身。轻体育相对于大强度、高能耗的体育活动而言，具有能耗低、强度小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在负荷上的“轻”以愉悦身心、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还能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5]。提倡低碳生活方式下的“低碳健身运动”，如爬楼梯已经成为一种有效且时尚的健身方式，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大规模的爬楼梯比赛了：美国纽约号称“爬楼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帝国大厦爬楼梯比赛；英国伦敦金融城的“42塔”大楼爬楼梯比赛；国内的重庆CBD城市爬楼比赛以及深圳市的“地王大楼”爬楼梯比赛等，这样的“低碳健身运动”是低碳生活方式的一种演化，是低碳发展的需要，理应大力提倡，予以重视，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3.2“低碳模式”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场馆建筑业等到2008年，全国体育用品从业人员为234.13万，实现增加值1088.31亿元，体育场馆建筑业从业人员3.35万，实现增加值49.16亿元[6]。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建筑业的前景更是被看好。如此看来，这既是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机会，但也是体育经济发展的挑战。因为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所酝酿的产业革命，就是一个“高碳时代”向“低碳时代”转变的革命。这就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首先是开发和采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如棉、麻等天然织物，它们不像化纤那样是由石油等原料人工合称的。因此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物相对较少；其次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改进，这就要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把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程度作为最终的设计目标，要充分考虑产品在原料获取、生产加工制造、运输销售、使用及回收处理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种影响；最后是要提升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由于在产业的全球化发展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是从产业链条中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少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起步的。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简单的组装加工产业，是无法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更无法获得充分的竞争能力。因此，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必须加快技术研发步伐，加速产品升级换代。此外，对于体育场馆建筑业，应该科学统筹体育场馆布局，合理规划体育场馆规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合理规划不同规模体育场馆建设布局。2008年底，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数量将达到104万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7.9个[7]。在如此低的个人拥有体育场地比例的情况下，我国很多地方都把体育场馆的建设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致使场馆建筑规模过大。不仅造成了大型运动会后观众看台的长期闲置，而且还给政府造成了财政负担，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因此，体育场馆的规划、建设要处理好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建设相适应的3个关系。其二是降低体育建筑能耗，引导培育并规范体育场馆建筑节能市场。目前我国建筑能耗是十分惊人的，建造和使用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耗能的46.7%，这一严重的体育场馆建筑耗能问题值得反思，所以提出场馆的环保节能是正确的，是符合时展需要的，这就要借助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规范性建筑节能市场的形成，促进节能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3“绿色渠道”规划体育旅游业、体育会展业等由体育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以及体育培训业带动起来的体育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健身休闲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介绍，所谓体育旅游，就是参与体育活动的旅游，或者是观看体育比赛的旅游，或者是寻访体育文化景点旅游[8]。体育旅游业是旅游业的一部分，因此体育旅游业与旅游业一样在其生存和发展上要依赖于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了有关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推动各地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坚持节能环保，合理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两条原则。这就要求了体育旅游业同样要以“绿色规划，绿色开发，绿色利用”的模式来发展自身。例如，海南的体育旅游业，它依靠自身山、水等优质自然环境，拥有了“亚洲顶级、国际一流”美称的国际自行车环岛赛。此外，它还依靠良好的沙滩资源，举办了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和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加上近阶段举办的国际冲浪赛、海钓赛等休闲体育赛事，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吸引了众多的旅客。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海南体育经济的发展。现有运动项目，对体育场地的调查范围较为广泛。如果以后开展新项目只需添加专项指标即可，因此指标体系的发展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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