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医务人员 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罪 犯罪
近些年来，医疗纠纷明显趋多，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划清医疗事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对于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增强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感，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医疗事故罪与一般医疗事故的界限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1988年卫生部在对1987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说明中，明确规定认定医疗事故必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1、医疗事故的责任人必须是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认可，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卫生技术人员（亦包括从事医疗管理和后勤服务等人员）；2、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过失，包括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两种过失，且必须具有违法性和危害性；3、必须是发生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包括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4、给病员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符合“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否则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5、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它与一般医疗事故的质的界限主要在于医疗事故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严重性是否达到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程度。而对这一点的理解，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
《办法》第6条把医疗事故规定为三个等级：一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死亡的；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据此，有人将这三级医疗事故认定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对此，人们观点不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将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情形作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或作为定罪的标准。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刑法和《办法》对此规定的较为抽象。刑法总则只规定了重伤的大致范围，即：1、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2、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3、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刑法分则在规定医疗事故罪的罪状时也没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作例举式说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于1986年联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但这与《办法》、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对丧失听觉构成重伤的情形规定为“损伤后，一耳语音听力减退在91分贝以上”或者“损伤后，两耳语音听力减退在60分贝以上”，而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则将双耳语音听力明显减退（在60分贝以上）规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其中没有关于“一耳听力减退”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还有许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包括《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与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有交差重合的地方。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医学标准的三级医疗事故中，有的是法律标准的重伤，但有的则不是。对此，笔者以为，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对三级医疗事故要具体分析，对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规定一致的按重伤处理，这主要是三级甲等医疗事故；而对其他三级医疗事故（《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有具体规定的除外）一般可作为法学标准上的轻伤，这主要是指三级乙等医疗事故。由于我国刑法对过失致人轻伤的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所以在医疗事故行为中造成病人轻伤的不能认定为犯罪，这也与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不相低触。
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9月1日起将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条规定，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一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同时，该《条例》又将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的权限委托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在新的具体分级标准还没有出台前，能否将《条例》中规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理解为我国刑法第335条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呢？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根据《条例》，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是指：1、导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2、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3、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重大医疗过失行为中的前两种情形，从其严重的危害后果看，将之归结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应没有什么分歧，关键是第三种情形，即“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能否作相同理解，这要等新的规定出台后才能作断定。笔者认为，上述有关部门在制定“其他情形”这一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标准最好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不相低触，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构成医疗事故罪，患者人身损害的危害结果必须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诊疗护理有必然的联系，即两者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否则，即使医务人员有严重的违章行为，而没有上述的危害结果发生；或者，虽有危害结果，而医务人员没有严重的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但不严重，均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凡是由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重大医疗事故的危害结果的行为则构成医疗事故罪，否则只属于一般的医疗事故。
此外，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将医疗机构即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明文规定为可以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单位主体，因此，在处理医疗事故问题时，不能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来认定或处罚。如果医疗机构有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只能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行政、经济处罚。
二、医疗事故罪与医疗事故相近事故的界限
根据《条例》第33条的规定和有关刑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应将医疗事故罪与医疗事故相近事故区分开来。
（一）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技术事故的界限。医疗技术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工作者的技术过失，造成病员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的事故。在医疗技术事故中，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已尽其责，没有违反工作制度和技术规程，只是由于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设备或医务技术水平的限制发生了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由于行为人不具备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客观要件，因而医疗技术事故不能作为有罪处理。
（二）医疗事故罪与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差错是指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情形。由于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罪的法定的危害结果，医疗差错不具备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而不构成犯罪。
（三）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意外的界限。医疗意外是指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在医疗意外中，由于医务人员没有主观罪过，故不属犯罪。这种情形刑法理论称“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
（四）医疗事故罪与迸发症的界限。迸发症一般指在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如某一种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另一种或几种疾病。如果因此出现病人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等情形，由于这些结果的产生不是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过失所致，因而不属医疗事故，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种情形也属刑法理论上的“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
（五）医疗事故罪与抢救行为的界限。抢救行为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医务人员为了挽救病员生命、治愈疾病，在采取其他措施不能达到目的时，不得不冒较小的风险，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损害病员较小利益的方法，以保护其生命健康免遭损害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如果造成病人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等后果，由于医务人员没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故不能认定为有罪。
此外，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以及因患者方面的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都不属于医疗事故，医务人员均因没有主观罪过而不构成犯罪。
三、医疗事故罪与其它相似罪的界限
（一）医疗事故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它与医疗事故罪中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结果相同。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而医疗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医疗管理秩序和就诊人的生命权利；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医疗事故罪则表现为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的行为；故意杀人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而医疗事故罪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过失。实践中，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医疗工作的机会，实施杀人的犯罪行为。如某镇卫生院一医生值夜班时，众人送来一采石中被砸伤的急重病人，该医生立即开始抢救，在处理伤者面部血迹创口时，该医生发现伤者是自己的仇人，便立即停止清创缝合直至伤者死亡。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伤害的程度分为轻伤、重伤和伤害致死三种。医疗事故罪与本罪的界限和上述医疗事故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基本相同。
（二）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它与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犯罪存在共同点，即两者在主观方面都存在过失，结果都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行为同时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和医疗事故罪，在这种情形下，应按刑法理论关于法条竞合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处理，即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一律按医疗事故罪论处。
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和上述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基本相同。
（三）医疗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它与医疗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在客观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二罪有明显的区别：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医务人员，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是工矿企业等单位的职工；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而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生产、作业活动中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医疗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医疗管理秩序，而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工矿企业等单位的生产安全；医疗事故罪侵害的对象是到医院就诊人员的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侵害的对象是工矿企业等单位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的安全。
（四）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的界限
非法行医罪，是指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两罪都违反了相似的法律、行政法规，都侵害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秩序。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是：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非法行医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非法行医的行为是明知的，但对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结果则是过失的，否则，就可能构成其它罪而不构成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或者消极的不作为，而非法行医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积极的作为。在司法实践中，凡领有国家许可执照的个体医生，在合法行医中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的应认定为医疗事故罪；无医疗许可执照的如江湖游医，在合法行医中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则不能定医疗事故罪，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定罪；具有医师身份的人，如不在正常医疗活动中发生医疗事故，如为他人偷取节育环、私自为他人堕胎等，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应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确定罪名。
非法行医行为是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最重要的内容。非法行医，虽只寥寥四字，但其中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为充分认识非法行医罪的客观方面，本文拟对非法行医行为作一较为深入的剖析。
一、非法行医罪之“非法行医”
所谓非法行医，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擅自从事医疗业务活动。非法行医罪是职业犯，因此只要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像具有执业资格的人一样从事医疗业务活动，就是非法行医。主体资格不合法，而医疗业务活动合法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必须将主体资格不合法与不合法的主体擅自从事医疗业务活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认识非法行医。借用公式形式表示非法行医行为，即为：
非法行医=非法主体+擅自行医
在这一公式中，非法行医之违法性主要体现在行医主体资格不合法上，至于医疗业务行为是否违反医务工作规章制度，则在构成非法行医罪时在所不论，但在认定本罪的结果加重犯时具有一定的意义。
非法行医既然是非法主体加行医，而非法主体主要是本罪主体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在本罪的客观方面，行医就成为认定的关键。
二、非法行医之“行医”
关于“行医”，有学者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单指为人看病的行为；二是以为人治病为业，即开业行医。(注：曹子丹、侯国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笔者认为，在非法行医罪中，应取第二种解释，即行医是指以实施医疗行为作为其职业或者业务的行为。非法行医罪是职业犯，要求行为人须将某种行为作为职业或者业务而反复实施。业务是指人们按照社会生活上的地位而持续或反复地从事自己选定的事务。对于业务，不区分其事务属于公还是私以及是否有报酬利益，而且不问他从事的是主要的事务还是辅助的事务。(注：[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32页。)对于医疗业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卫生署”曾解释说，医疗业务是指以医疗行为为职业者而言，不问是主要业务或附属业务，凡职业上予以机会，为非特定多数人实施之医疗行为均为医疗业务，但医疗业务不以收取报酬为要件。对于这里所指的附属业务，台湾有学者认为，是指为完成主要业务所附随之准备工作与辅助事务，且此项附随之业务，不问与业务系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均属于其所执行之业务范围。(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对于医疗业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其特点：
第一，医疗业务是以实施医疗行为为内容的业务活动。关于何为医疗行为，容后文详述。
第二，行为人须反复或者持续的实施医疗行为或者至少须以反复、持续的主观意思实施医疗行为。如果行为人缺乏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主观意思，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偶然地实施了医疗行为，不能认为是医疗业务。例如，某甲，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答应某乙的请求，商定以1800元的价格为某乙之子某丙戒除毒瘾。某甲在没有对某丙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和对其毒瘾程度了解的情况下，便照搬其利用工作之便抄来的一张戒毒处方为某丙戒毒。在对某丙使用了大剂量药品时，某丙有不良反应，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注：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42页。)在这一案例中，某甲没有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主观意思，仅仅偶然地实施了一次医疗行为，不能认为其从事了医疗业务，因此，对其不能以非法行医罪定性，而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反之，如果行为人以反复、持续的主观意思实施医疗行为，即使只实施了一两次医疗行为即被查处，也应认定为其进行了医疗业务活动。例如，某甲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即于闹市中租房开办诊所，但仅开业一天，治疗了几个病人即被卫生行政部门查处。在此案中，某甲租房办诊所的行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主观上具有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意思，即使其诊所仅开业一天，也应认定为进行了医疗业务活动，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当然，其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还应当考察其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第三，医疗业务不以不间断性为条件，只要反复实施医疗行为，即使行为之间存在间断，也是医疗业务。医疗业务亦不要求行为人将行医作为唯一职业，行为人在具有其他职业的同时，将行医作为副业、兼业的，也属于非法行医。(注：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54-55页。)
第四，医疗业务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这也是职业犯与营业犯的主要区别。有学者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行医的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开展了医疗活动，二是行为人通过医疗活动收取了费用。笔者认为，以这两条标准认定行医行为值得商榷。首先，无论是开展医疗活动还是通过医疗活动收取费用，都不能划清行医行为与偶尔实施医疗行为之间的界限；其次，尽管在实践中非法行医者大多通过非法行医行为收取了费用，但我们仍不能排除有人只实施了非法行医行为，而未收取费用的情况存在；再次，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并未要求行为人具有营利目的，因此，没有营利目的的人实施非法行医行为，情节严重的，仍应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如果将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限定为“通过医疗活动收取了费用”，无疑缩小了非法行医罪的外延，这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会放纵犯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医疗业务，是社会分工的一种，是指行为人以反复、持续的意思实施以医疗行为为内容的活动。
既然行医是指以实施医疗行为作为职业或者业务，那么，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医疗行为，就不能认定为行医，因此，界定医疗行为又成了认定行为人行医的关键所在。
三、行医之“医”
在这里，行医之“医”，就是指医疗行为。对于何为医疗行为，目前我国大陆刑法学者多未作出定义式的界定，而是仅仅列举了医疗行为或者非法行医行为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界定医疗行为之困难，但也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努力，认为，医疗行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出于医疗的目的所实施的行为，包括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生育的处置、按摩、针灸等符合医疗目的的行为；狭义的医疗行为则是指广义的医疗行为中，只能由医师根据医学知识与技能实施，否则便会对人体产生危险的行为。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应是指狭义的医疗行为，即医疗、预防、保健业务中，只能由医师根据医学知识与技能实施，否则便会对人体产生危险的行为。(注：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54-55页。)
与祖国大陆相比，我国台湾地区对医疗行为的含义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医政实务上都要丰富得多。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就医疗行为解释为：“凡以治疗、矫正或预防人体疾病、伤害、残缺或保健为目的，所为之诊察及治疗，或基于诊察、诊断结果而以治疗目的所为之处分，或用药等行为或一部之总称，谓之医疗行为。”(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同时，“行政院卫生署”还对信徒取用掺有药物的香灰治疗、近视者配装隐形眼镜、中医把脉、拔火罐、刮痧、针灸、推拿、美容等数十种行为是否是医疗行为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理论上，更将医疗行为区分为临床性与实验性医疗行为、目的性与非目的性的医疗行为、类似医疗行为等，足见台湾地区对医疗行为探讨之深入。(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
笔者认为，医疗行为的概念和含义，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所谓医疗行为的相对性，是指医疗行为的含义依具体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等东方文明地区，中医望、闻、问、切的行为无疑属于医疗行为中的诊断行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中药则可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异端，被排除在医疗行为之外。所谓医疗行为的历史性，是指医疗行为的含义在同一社会中，也会因科技的发展和公众观念的进步而变化。例如，神医巫术、灵丹妙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被认为属于医药无疑。而在今日中国，此类缺乏科学根据的“医药”已经不再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是医疗行为。因此，医疗行为的具体含义随着医学、科技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公众的医疗和健康观念变化而变化，“应依当时之医学水准，国民的生活方式之推移及卫生思想普及等因素，综合的判断。”(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
既然我们是界定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而非法行医罪是法定犯，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进行医疗业务活动，同时，非法行医罪所侵犯的客体之一又是公共卫生，因此，笔者认为，界定医疗行为应当本着以下几个原则和标准：(1)医疗行为与医生的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紧密相联；(2)医疗行为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或者接受医疗行为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紧密相联；(3)在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中，医疗者与就医者之间是具体的一对一的关系。
根据以上界定医疗行为的原则与标准，笔者认为，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是指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或者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具体而言，医疗行为的特点为：(1)医疗行为是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活动；(2)医疗行为的客体(对象)是他人的身体；(3)医疗行为是针对不同接受医疗者不同的具体情况，给以相应不同的治疗措施的行为；(4)实施医疗行为者具有医疗目的，即具有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目的；(5)医疗行为是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根据以上医疗行为的概念和特点，下列行为属于医疗行为：(1)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即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身体痛苦、改善身体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具体包括疾病的询问、观察、检查检验、诊断、治疗、处方、手术、麻醉、注射、用药、包扎等行为。在我国，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西医和中医的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最常见、最典型的医疗行为；(2)帮助或避免生育行为，即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及对孕妇的诊断、检查、助产、接生、剖腹产手术等帮助生育的行为和放置宫内避孕器、避孕环、实施结扎手术等节育行为。但是，刑法第336条第2款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的行为单独规定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因此，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不包括上述几种行为；(3)医疗美容行为，即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如隆乳、手术减肥、造重睑术(俗称割双眼皮)等美容整型行为；(4)戒除病态依赖行为，即通过用药等医学手段戒除对、品、兴奋药品等的病态依赖行为；(5)矫正畸形行为，即以手术等医学手段矫正身体畸形如连体婴儿分割手术、去除多余手指、脚趾等行为；(6)改善(改变)身体外观行为，如变性手术、易容手术、处女膜修补手术等；(7)恢复或增进人体功能的行为，如为近视者验光行为、对残、病患者施以电疗、牵引等康复行为；(8)其他针对不同人的具体情况，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给予相应不同的措施，并与接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根据医疗行为的概念和特点，下列行为不属于医疗行为：(1)没有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为他人治疗的行为。包括以封建迷信等方法为人“治病”、以拔火罐、刮痧等民间传统疗法、偏方等为人去除或减轻痛苦、单纯为他人制作眼镜、假肢等行为；(2)对象不是他人身体的行为，如为预防疾病的传播而实施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疾病预防行为、兽医行为、为自己治病、心理医生为人解除心理障碍等行为；(3)不是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医学措施的行为，如单纯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行为、疾病普查行为、单纯的体检行为、以保健为目的的按摩、推拿行为、气功调理行为等；(4)不具有医疗目的的行为。如以诈骗为目的实施的貌似为人治病的行为。诚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所指出，事实上医疗目的无法与犯罪目的同时并存，因此医师如有犯罪目的而实施其行为，则其行为在外观上虽系医疗行为，但实质上仍应认为犯罪行为，非医疗行为。(注：蔡墩铭：《医疗犯之构成要件》，《辅仁法学》第14期。)在这里，所谓犯罪目的，应指除非法行医罪之外的犯罪目的；(5)其他与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无关的行为，如以为人身表面化妆、美容，不影响或改变人体结构及生理机能的美容行为等。
【关键词】医疗关系；法律性质
一、医疗关系的概念
医疗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护理行为而产生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对医疗关系的理解，学术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医疗关系，仅指医师与患者之间因疾病的诊疗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广义的医疗关系中的“医”不仅指医师，还包括护理人员、医疗技术人员及这些人员所在的医疗机构；“患”不仅指患者，还包括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等。因此，广义的医疗关系，是指以医师为主的一方，与以患者为主的另一方，基于医师为患者提供诊疗护理服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1]
（一）医疗关系不是行政法律关系
国内很多学者人为医疗关系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此观点主要是基于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长期实行计划体制，医院经费靠财政维系，医疗费用的低廉使得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很低，医患双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医生是向医院负责而不是对患者负责。即主张多数医疗机构均是政府实行一定补贴并严格限制服务价格的公立非营利性机构，其福利色彩较浓，医疗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医疗关系应由行政法予以调整。[2]笔者不以为然，该观点的缺陷在于：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趋势来看，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的收费将接近或基本体现医疗技术服务价值。即使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他们的营运资金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最终源于纳税人，这种表面上无直接交换关系的公费医疗后面其实存在平等的交换关系。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医疗单位的福利性质，借以减轻或免除医疗纠纷中的赔偿责任，既有违我国法律的精神实质，而且在道义上也是极不公正的。[3]另外，这种观点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医务人员也不是行政人员或国家的公务员，其医疗行为用行政授权来解释未免有些牵强，故难以为法学界所接受。
（二）医疗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
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后便形成了法律关系，而根据不同的性质，法律关系又可分为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认为医疗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4]而众多卫生界人士则认为“在医疗关系中，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平等、自愿的原则”，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医疗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5]笔者认为，医疗关系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以及它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意志而发生。医疗关系的主体均为民事主体，医方多为法人组织，患方为自然人。两者在诊疗过程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双方本质上并不存在意志的强加和支配关系。医疗关系中，医患双方对医学知识的掌握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正是由于医师掌握了医疗技术，才构成了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基础。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不能就此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师在制定和实施诊疗方案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释明，并遵守一定的操作规程，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医疗关系往往体现当事人的独立意思表示，如患者挂号后看病、交费后拿药等，一旦双方因诊疗护理行为发生损害引起争议，由当事人决定是否主张赔偿责任。
二、医疗关系的特殊属性
在明确了医疗关系的基本属性以后，我们再来分析其基本的形态，仔细观察和分析医疗关系建立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医疗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非典型的（无名）双务有偿契约关系，即医疗服务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具有契约关系的基本形态，但是医疗关系绝不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关系是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医疗契约是强制缔结契约
医疗关系中的医疗强制主要体现为医方的强制诊疗义务及患方的强制治疗义务。医方的强制诊疗义务是指医院、个体诊所等医疗机构负有应患者请求与其订立医疗契约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执业具有排他独占性，故法律在保障医务人员独占执业权利的同时，课之以强制缔约的义务。患方的强制治疗义务是指国家基于社会集体防卫的目的，使患者承担的强制接受治疗的义务，如传染病的防治，精神患者的强制治疗等。
（二）契约内容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医学是所有科学门类中公认最深最难最复杂的学科，几乎要运用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与技术作手段，人们对自身的了解，对生命科学的认识，远没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在医疗实践中，面对同一个患者，不同的医生可能有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许多诊断和治疗方法本身就是探索性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也会经常发生误诊。目前常用治疗的方法一般为药物和手术，每一种药物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而且这些毒副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没有规律，难以防范，每一种手术都会给患者带来直接的痛苦和创伤，而且有时这种创伤是致命的。医疗过程具有高风险性，既可以治疗疾病又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三）双方当事人能力的非对等性
作为医疗契约内容的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特点，它的实施以专门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为必要，这一特点决定了医疗契约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明显的不对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医生是医学上的专家，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患者则是对医学知识缺乏了解的普通人，这种专家与普通人的差别使得患者一方很难对医疗行为的正确与否以及优劣程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整个契约的履行过程中只能基于对医生的信赖，期待医生依其技能实施适当诊疗以实现订约目的[6]。
注释：
[1] 唐德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理解与运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刘劲松.医疗事故民事责任[M].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3] 尹飞.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EB/OL].中国民商法网，2002-05-20.
http：//.cn/article/default.asp？id=8301
[4]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N].南方周末，1999-01-08.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医疗保障
一、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辩证关系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国家在建立和管理医疗保障活动中，通过法律对农村医疗保障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进行分配，以保证医疗保障目标实现的管理体制、制度和措施的总称。
农村医疗保障模式与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是一种辩证关系。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是立法的资源和基础，也是将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主要内容。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立法条件的具备程度，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立法的质量。因此，严密考量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各项制度的的设计，选择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医疗保障模式，才能推动立法，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否则，没有合理基础的法律将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对通过立法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要选择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必须要考察外国现存的医疗保障模式。
二、外国的医疗保障模式及对我国的适用分析
由于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受本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医疗保障制度的本土化程度很高。目前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五种。每一种医疗保障模式各有其独特之处。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有一个方便之处，即可以将国外先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直接拿来用。但即便再完美的模式，我们也不能生搬硬套，因为每种模式都有必须具备的关键条件，如果我国不具备其所需要的关键条件，那么这种移植的模式就根本无法落实或无法发挥其优越性。所以需要对不同的模式以及对我国的适用进行分析，来判断和选择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模式。
（一）免费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也称全民医疗保障模式，是指医疗保障资金主要来自税收，政府通过预算分配方式，将由税收形成的医疗保障基金有计划的拨付给有关部门或直接拨给公立医院，医疗保障享受对象看病时基本上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制度。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发达国家和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属于此类。
免费医疗保障模式具有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但由于医疗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其运行又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持，所以对国家财政产生很大压力；由于没有充分的竞争机制，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医护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医疗服务基本免费，容易出现医疗资源滥用和浪费。该模式维护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益，体现了社会福利却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实践中，有些实行该模式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所以，在设计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不能搞攀比，必须要以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
现在，我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国家日益富强，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新阶段，但要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免费医疗，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农村医疗保障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一步步发展。
（二）市场主导的商业医疗保险模式
商业医疗保险是把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市场法则自由经营的医疗保险模式。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参保者个人及其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一般而言，政府财政不出资或不补贴。美国是该模式的代表。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特点是，医疗保险主要有市场经营和管理，政府只负责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保险，保险经费主要有个人和企业负担，政府基本不负担。美国的医疗保险名目众多，居民自愿参加，能够通过医患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对医疗服务的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该模式按照市场法则自由经营，公平性较差，往往把一些最需要得到医疗帮助的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拒之门外。而且要运行该模式不仅要求国家具备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而且要求人们具有为疾病风险投保的财力和意识。
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还很不健全，远远达不到支持该模式的程度。而且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医学知识有限，对疾病风险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疾病风险存在差距。人们需要时间来形成为疾病风险投保的意识，来判断和理解这种安排的价值。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该模式的公平性差，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不相符。
（三）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
该模式是指依靠社区力量，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通过群众集资建立集中的医疗基金（政府通常给与一定补偿），采取预付方式用来支付参保人及其家人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费用的一项综合性基本医疗保健措施。
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将一个区域内医疗资金的筹集、因病造成经济损失的分担机制及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三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在基层单位提供较好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有效保障基层农民的身体健康。其局限性是资金有限，覆盖人群少，保障水平比较低，抗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差。
我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属于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它是农村集体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在当时为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集体财产都包干到户。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需要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探索新的医疗保障模式。
（四）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
新加坡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保健储蓄计划，医保双全计划和保健基金计划三个层次。保健储蓄计划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医保双全计划是一种实行社会统筹的大病保险计划，作为保健储蓄计划的补充；保健基金计划由政府拨款建立保健信托基金。
个人储蓄医疗保险模式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费用意识，激励人们合理地利用医疗服务，尽可能减少浪费。但这种模式由于强调个人责任，在个人账户内无法体现社会保险的互助互济原则，使积累的资金十分庞大，存在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不高，而且不稳定，如果主要依靠个人储蓄来积累医疗保障基金，与完全依靠自我保障相比差不多。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当承担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这决定了在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时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发挥政府的作用。
（五）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该模式是指由国家出面以社会保险的形式组织的，向农民提供因生病、受伤或生育所必需的医疗服务及经济补偿的制度，具有强制、互济、福利和社会性等特征。社会医疗保险的基金来源于国家、集体与个人三个方面，通常个人只需要承担小部分费用。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等国是该模式代表。
该模式由国家主导，将社会保障与个人保障结合起来，既能发挥国家设计、规范、管理、监督农村医疗保障的作用，又能兼顾个人责任，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还因由多方筹资，可以保障医疗资金的积累，而且可以通过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筹资比例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医疗保障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模式，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实行农民自愿参加，所以不属于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通过对外国几种医疗保障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可以得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应采取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该模式是现阶段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模式，但也应看到它仍存在诸多缺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不能期待它能独自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只能希望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它在历史使命时期内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其目标是更好的增进公民的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应当成为主导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理念。豓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应将社会公平作为其本质的价值追求。这决定了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农村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决定农村医疗保障模式的价值取向，进而指导具体制度的设计。
（二）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法律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是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不仅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而且能有效防止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培养农民的互助意识。
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而保障公民能及时有效的实现这一权利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医疗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私人产品，受益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由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缴纳一定费用并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不仅是筹集资金，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给付的需要，也是防止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有效措施。
（三）立法要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增加了农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是“看病贵”的主要成因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而患大病的农民最多也只占总人数的5%，绝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预防保健和日常疾病治疗。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创新的同时，不应放弃之前的成功经验，而是要广泛吸收和承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并使之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因此，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应该改变思路，重视预防工作，不仅保大病住院，还要保小病门诊，在更广的层面上分散风险。只要处理得当，医疗保障基金不会因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而出现支付危机，相反，对小病门诊的保障可以有效降低小病向大病转变的概率，使医疗保障基金的运行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一般群众的实际需要。
（四）在立法上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依法行政是当代行政的基本理念，也是行政机关的准则。强化政府责任，是立法要通过分配权力、权利、义务、责任来予以确认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改进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政府承担着制度设计、立法规范、财政支持、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责任，是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主要利益相关主体之一，负有法定义务，承担法定责任。强化政府责任是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五）立法确立基层卫生室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
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担负着治疗日常小病、进行基本预防保健、宣传卫生知识等工作，对方便农村居民就医，提高基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说乡镇卫生院有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来保障其运行的话，那么村卫生室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位于水湾镇牛辛店村的辛店卫生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成立于2006年，有专门的房屋，配备有4名医生，设有6张床位，覆盖周边5个村子近3000人的日常就医。卫生室每天都有医生值班，大大方便了村民就医，应该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作者对卫生室的医生进行访谈时，他们却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达了很大的不满。总结原因是，卫生室的运行成本增加了，医生的工作强度加大了，利润却比较之前相对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要求卫生室尽义务却没有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对此，国家和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村级卫生室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末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发挥着分流病人，进行初级预防保健，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的重要作用。国家必须用法律来明确村级医疗机构的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卫生室以及医生的合法利益。
（六）立法构建农民的主动参与机制
一、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的客观后果为“人身损害事故”，删除了“导致功能障碍”的限制。
将《条例》与《办法》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两相对照，最明显的改变是《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则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这种变化，显然使医疗事故的概念宽于原来《办法》的界定。按照《办法》的规定，仅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还不足以构成医疗事故，还必须具备导致功能障碍的，才具备构成医疗事故的客观后果要件。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样，对于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是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事故，现在就可以定为医疗事故。
二、不再坚持“直接”造成后果的表述，涵盖了在适当条件下导致人身伤害事故的为有因果关系。
在《办法》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特别强调“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意指医护人员的医疗活动与导致患者功能障碍的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事实上，很多问题仅仅适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确定责任的根据，并不科学。因此，学界主张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坚持行为构成损害后果发生的适当条件，即成立因果关系。在医疗事故概念界定中删除“直接”的表述，就为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创造了基础条件，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更为准确。
三、采用过错责任原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并具有主观上的过失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办法》中，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排除了医疗差错的赔偿责任，规定“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情形“不属于医疗事故”，因而不予赔偿。这种规定的不当之处最为明显，这就是在医疗事故的赔偿中，否定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即使是具有医疗差错造成损害后果也不予赔偿。为此，《条例》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突出了“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事故的表述，将凡是由于医疗过失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都认定为医疗事故，应当获得相应的赔偿。
四、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增加规定了《办法》中没有的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即“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有责性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具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但是，还应当强调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这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五、强调医疗机构是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肯定了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性质是替代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也称为转承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应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医疗赔偿；保护义务；实现义务
【正文】
21世纪00年代的最后几天里，《侵权责任法》在匆忙中通过了。这部法律开辟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第七章开章首条就明确并重申：通常情况下，对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所受到的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要“有过错”，医疗机构就应承担赔偿责任。
有过错就赔、没过错不赔，并不是《侵权责任法》的首创，在司法事务中，部分医疗赔偿案件就是如此行事的；只不过以前依据的是《民法通则》，而现在有了一个专门针对医疗赔偿领域的特别依据。但是，其他部分的医疗赔偿案件，在司法事务中是按照其他一个逻辑行事的，这个逻辑是：构成医疗事故就赔，不构成不赔。
于是，为一项医疗损害寻求赔偿，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在是否构成赔偿责任乃至赔多少等问题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常常导致背道而驰的结果。这就是医疗赔偿的“二元格局”，它在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正被誉为“公民私权保护墙”的《侵权责任法》，是否能成为一统医疗赔偿二元格局的终结者呢？
一、医疗赔偿的二元格局现象
顾名思义地说，医疗事故危害性高于一般的医疗过错，医疗事故的范围远小于医疗过错。wwW.133229.cOm但现实中却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吊诡现象：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低，而一般的医疗过错获得的赔偿高。这并不是因为法官判错了，而是因为“医疗事故—医疗过错”的二元规范格局。三项关键的不同导致了轻案高价、重案低价的悖论成为必然。
第一，责任构成不同。在医疗事故纠纷中，构成医疗事故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要件。而要构成医疗事故，至少要满足三个前提，一是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医疗过失行为，二是至少导致患者明显人身损害，三是经医学会组织人员鉴定为医疗事故。在医疗过错赔偿中，构成要件简单明了：有过错、有损失、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比医疗事故的判断要来的宽松，患者更容易通过这个渠道获得赔偿。司法实践中，医疗过错赔偿主要运用于那些没有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行为。于是，两类赔偿所所涉及的纠纷类型，表面上是泾渭分明的。
第二，责任认定程序不同。医疗事故的认定，须由指定机构作出，即由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鉴定。对于医疗过错的认定，考虑到专业知识的限制，并减少对鉴定结论可靠性的质疑，当事人或法院也会交由一定的鉴定机关进行鉴定，例如，司法鉴定中心，但并不限于唯一的机构。
第三，赔偿数额不同。医疗事故赔偿，所计算的项目和标准主要是十一个：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过错赔偿的范围，除了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项目做了更详细的列举之外，还细化规定了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致死的相关赔偿项目。从操作实践看，医疗过错赔偿项目更为宽泛，计算也更为宽松。
更严格的构成要件和认定程序，使得医疗事故的认定较之医疗过错要难，这本无可厚非；但更严格的赔偿计算使得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反而少了。当然，医疗事故责任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不少，除了赔偿，还有对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等。但对于受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赔偿更能解决问题和慰藉心灵了。为了寻求更高赔偿，只能借助较轻的责任认定，这个博弈逻辑看似荒谬，却是务实的。荒谬与务实并存，其原因在于背后的制度逻辑。
二、二元格局背后的规范冲突
二元的赔偿实践，是以二元的法律规定为根据的。医疗事故赔偿的法律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而医疗过错赔偿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1986）第106条，这是第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在这个延长线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2009）对此进一步予以明确；法院计算赔偿额的依据则是《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2003）。于是，一项医疗纠纷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获得低标赔偿还是按照医疗过错处理方式获得相对的高标赔偿之间的冲突，其背后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同《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之间的冲突。
在法规范层面，这个冲突的解决方式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在实体原理上，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的冲突，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规则。在程序上，《宪法》第67条规定，审查行政法规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项审查权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组织主动启动，也可由外部主体被动启动。《立法法》（2000）第90条规定了可以启动被动审查程序的提请主体，包括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院、最高检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以及有权提出审查审查建议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个人。2005年修改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了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可以启动主动审查程序，并对两类被动审查程序和两类主动审查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除了启动环节的不同，四类审查程序的后续审查程序基本相同，由有关专门委员会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并得出审查意见，若审查意见是撤销所涉行政法规的，经一系列内部程序后，最后须由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可见，理论上，消除医疗赔偿的二元格局的步骤是明晰的，由外部主体提请也好、由全国人大内部组织发动也好，如若审查发现抵触上位法是成立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即可。但是，迄今为止的现实表明，走完这段不算复杂的程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2003年孙志刚事件能够引发国务院自行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9年唐福珍事件将引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除，但都没能推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程序的大门。
三、规范冲突背后的现实困境
清晰明了的实体原理、有法可依的程序步骤，却撼动不了医疗赔偿二元格局，原因不在于法律规范本身，而在于其背后部门利益的较量、机关实力的消长以及国家资源的分配等盘根错节等因素。
盘根错节的因素促成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学者梁慧星说坚定地指出，侵权法一生效，条例自动废止。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则明确说，条例仍有效。这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是耐人寻味的，法工委作为全国人大法规审查工作的实际担负组织之一，其工作人员不应轻言未经审查的行政法规无效是对的，但直言争议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条例有效，同样有失谨慎；而且，言条例有效等于让侵权法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效力大打折扣，而法工委是侵权法起草工作的核心力量。这个并不符合法工委立场的表态，恰恰体现了问题的复杂性。无怪乎，出现了第三种观点，学者杨立新折衷持论地说，侵权法在这个问题上无声胜有声，什么都没说。
《侵权责任法》能使医疗纠纷中的患者获得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更多的赔偿，但作为赔偿主体的医疗机构将支付更多的赔偿成本，自然不愿意看到医疗过错赔偿方式被全面适用，但更实质性的阻力则来自于卫生行政部门。我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并不是单纯的监管机关，还同时是医疗机构的主管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医疗机构行业协会的功能，简而言之，它不是中立的第三方，还发挥着医疗机构代言人的角色；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为主的格局，更强化了卫生行政部门这种角色定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若为侵权法的相关规定所取代，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医疗纠纷中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权益、维护医疗秩序，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四、现实困境背后的解决之道
医疗赔偿责任的认定，对医疗机构以及卫生行政部门会产生如此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是医疗赔偿二元格局顽强存在的重要原因，其本身又与医疗风险分摊机制的缺位直接相关。医疗卫生是高风险行业，责任风险若无从分担，自然需要构筑一个避风港，港内港外的落差成就了医疗赔偿的二元格局。因此，推广与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立医疗风险基金，分解医疗风险，是消除二元格局的必要前提；否则，即使强行消除二元格局，个案中患者方的利益固然获得了保障，但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将使每一位就医者成为最终受害者。
一、现阶段医患纠纷案件的特点
“医患纠纷，从广义上说，是指医方与患方在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纠纷，包括单纯医疗合同引发的纠纷、因医方行为侵害患方权益引发的医疗侵权纠纷、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引发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强制性医疗合同纠纷。”狭义的医患纠纷则是指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医疗事故案件和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医方存在一定过错的医疗赔偿案件，这也是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的主体。从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来看，除了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以外，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以患者医疗机构为主
医患纠纷案件中，大多数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医疗机构要求事故赔偿或过错赔偿，仅少部分是医疗机构患者要求交纳医疗费。
2．涉诉纠纷表现形式增多
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主要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医疗过错损害赔偿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三种，近年来出现少数追索医疗费纠纷和因医用产品质量、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实务操作中，一般将追索医疗费纠纷纳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由中，将因医用产品质量引起的纠纷纳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案由中。对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不列入医患纠纷的范畴，而是作为生命权或健康权侵权纠纷案件来审理。
3．案件审理难度大
一是医疗活动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性活动，涉及手术、药剂、护理、输血、医院内感染、医疗管理等方面。而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律判断往往需要医学判断为依据，即对涉及医学专业知识的纠纷案件必须依靠鉴定才能做出法律判断，现有的鉴定包括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两种。对同一案件，医学会所作的技术鉴定与鉴定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以及不同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往往不同，甚至矛盾，法官无所适从。二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纠纷与医疗过错纠纷规定了不同的赔偿范围及标准，使得此类案件的审理在适用法律上争议很大，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
二、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观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案件，原因包括医方、患方和立法三方面的因素。
从医方来说，主要是医疗质量问题。有的是医院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没有按规定定时给患者检查，或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有的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下，造成误诊误治，或对特发病轻的治疗措施不当，造成差错事故发生；有的是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造成漏诊，或是对病历书写不规范，给患者的病历与医院持有的病历书写内容不一致，甚至随意涂改。其次是医德问题。有些医务人员对前来就医的急重危病患者漠不关心，不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治疗，一旦出现患者死亡或病残的结果，患者及其家属即怀疑是因延误了治疗时机而致病情加重或无法挽救。
从患方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其一，因医患信息不对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了解，对医疗诊疗的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其二，患方的道德素质问题，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掌握了医方不愿将事态闹大以及政府一味求稳定的心理，无理取闹。
从立法方面来说，一是依据一般的民事纠纷举证原则，患者很难提供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也无法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规定由医疗机构提供证据，患者对此则无需举证，此规定的颁布施行是医疗纠纷案件急剧上升的间接原因。二是按照《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获得的赔偿额高于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获得的赔偿额，以致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一些已经卫生主管部门或双方单位出面协调并已达成调解协议解决了的医疗事故，在患方拿到调解给付款后仍以医疗损害赔偿提讼。
三、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法院对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理，本着调解为主的原则，着重钝化矛盾，协调解决；对双方矛盾激化确实无法调解的案件判决结案。目前此类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范围问题
医疗损害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要符合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具有人身损害事实、医疗行为有过错、该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就应获得赔偿，而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是医疗损害赔偿的要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的直接影响是造成医方和法院在医疗损害赔偿范围上理解的不一致。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条规定，医疗事故包括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功能障碍及明显人身损害。而“明显”一词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务中，一些经鉴定医方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患者所受的人身损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何为“明显”，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实际上将一部分事实上遭受人身损害的患者因鉴定为损害“不明显”而得不到任何赔偿。而《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不区分“明显”与“非明显”的损害后果。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非明显”的人身损害后果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拒绝给予受害人任何赔偿，有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则和我国民事基本法律之嫌。司法界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38—处理是，对经鉴定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有过错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虽不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2009年12月通过并于2010年7月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对此问题已有明文规定，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医疗机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为法院审理医疗机构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过错的医患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就其不存在过失但确实导致患者损害的情形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也没有否定医疗机构责任的发生，以致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所适从。”
2．医疗鉴定问题
目前，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鉴定，包括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以及鉴定机构因避免矛盾而拒绝鉴定等问题。一是由于医疗事故赔偿与非医疗事故即医疗过错赔偿因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最终获赔的数额不同，刺激了医患双方不同的诉讼追求：医方为追求最低限度的赔偿，无论其医疗过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会极力主张医疗事故鉴定；而患方为追求最大限度的赔偿，即使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可能构成医疗事故，也绕开医疗事故鉴定而要求医疗过错鉴定；更有甚者，在医方以构成医疗事故进行抗辩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院经审查同意医疗事故鉴定后，患方竟不配合人体检查，以致鉴定无法进行。二是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0条的规定，医疗纠纷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医学会组织，因医学会与医院之间的特殊关系，患方对医学会能否公平公正地做出鉴定持有怀疑，在鉴定结论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对医学会的鉴定权威性不予认可，以致一次又一次地申请重新鉴定。三是在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为案由的医患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和过错的鉴定机构面临着被有严重对立情绪的患方要挟的情况，鉴定机构往往会采取拒绝鉴定的做法回避鉴定，导致因果关系及过错鉴定面临无法正常进行的尴尬局面，同样导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
3．病历真伪问题
病历资料是对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情况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检查和治疗情况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书证，在医患间就诊断及治疗发生争议时，其对于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行为起着其他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作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分为客观性病历和主观性病历资料两种，关于病历的封存，该《条例》的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其客观性病历资料，而无权要求复印或复制主观性病历资料。《条例》第16条同时规定，对于主观病历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封存。但《条例》没有对客观病历资料是否也应一并封存作规定，尤其是在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条例》第16条规定：病历“应当在患者双方在场情况下封存和启封”，从该规定中很难判定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医疗机构的义务，而医疗机构未能封存，医疗机构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封存病历程序不配合，如拒绝在场，医疗机构能否单方封存或在第三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封存，其法律效力如何？实务中，时常有患者因病历没有及时封存或医方对病历有涂改、篡改行为而对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4．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作了特别规定，此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明显低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审理此类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导致的赔偿数额也不同，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医患赔偿纠纷案件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是医患双方关注的问题，也是法院面临的问题。另外，对医疗损害的精神赔偿额问题，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司法解释，导致各地法院在审判时差距会很大。
四、防范和化解医患矛盾的对策
1．医方加强医务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加强管理，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医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是提高医疗质量、杜绝医疗事故、减少各种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的重要保证。医疗机构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医务人员要重视治疗病历和护理病历的书写，严格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的要求规范对病历的书写和修改，医疗机构加强监督，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印自己病历资料。出现医疗纠纷时，医方应积极主动解决纠纷，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不能回避矛盾，更要站在患方立场考虑，避免因病历书写质量问题让患方产生不必要的怀疑，进而引起争议。
2．患方提高法律意识，保持理性态度当出现医疗事故时，首先保存好病历等相关证据，如缴费单据、出入院证明等材料来证明自己与医院确实存在医疗关系，以及发生的医疗伤害，及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同时，患者对医疗事业保持客观理性态度和合理的认识。我国现医疗技术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仍有很多医学难题没有攻克。因此，对医生应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加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对出现的医疗事故及其他医疗损害事件，采取理性的方式处理，杜绝“医闹”甚至以武力方式与医院对峙。
第一条为了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
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公布。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
医疗卫生机构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的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等药品及其相关的废物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执行。
第四条国家推行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鼓励有关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国家对边远贫困地区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给予适当的支持。
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医疗废物处置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医疗废物管理的一般规定
第七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其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职责，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
第八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制定与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有关的规章制度和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应急方案；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防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发生。
第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对本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第十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为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防止其受到健康损害。
第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当包括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登记资料至少保存3年。
第十三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
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减少危害的紧急处理措施，对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同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通报。
第十四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
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
第十五条禁止邮寄医疗废物。
禁止通过铁路、航空运输医疗废物。
有陆路通道的，禁止通过水路运输医疗废物；没有陆路通道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的，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后，方可通过水路运输。
禁止将医疗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体上运输医疗废物。
第三章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废物的管理
第十六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应当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七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废物；医疗废物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2天。
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远离医疗区、食品加工区和人员活动区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防渗漏、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以及预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定期消毒和清洁。
第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工具，按照本单位确定的内部医疗废物运送时间、路线，将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至暂时贮存地点。
运送工具使用后应当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指定的地点及时消毒和清洁。
第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就地消毒。第二十条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消毒；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第二十一条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自行就地处置其产生的医疗废物。自行处置医疗废物的，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和容易致人损伤的医疗废物，应当消毒并作毁形处理；
（二）能够焚烧的，应当及时焚烧；
（三）不能焚烧的，消毒后集中填埋。
第四章医疗废物的集中处置
第二十二条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者设备；
（二）具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技术工人；
（三）具有负责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检测、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四）具有保证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四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贮存、处置设施，应当远离居（村）民居住区、水源保护区和交通干道，与工厂、企业等工作场所有适当的安全防护距离，并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至少每2天到医疗卫生机构收集、运送一次医疗废物，并负责医疗废物的贮存、处置。
第二十六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运送医疗废物，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用车辆。医疗废物专用车辆应当达到防渗漏、防遗撒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
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使用后，应当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场所内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
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不得运送其他物品。
第二十七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在运送医疗废物过程中应当确保安全，不得丢弃、遗撒医疗废物。
第二十八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并确保监控装置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第二十九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准、规范。
第三十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档案，每半年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一次。
第三十一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医疗卫生机构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用。
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的医疗废物处置费用，可以纳入医疗成本。
第三十二条各地区应当利用和改造现有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和其他设施，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并达到基本的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
第三十三条尚无集中处置设施或者处置能力不足的城市，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应当在1年内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县级市应当在2年内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县（旗）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建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在尚未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期间，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案，确定医疗废物收集、运送、处置方式和处置单位。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第三十七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交换监督检查和抽查结果。在监督检查或者抽查中发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存在隐患时，应当责令立即消除隐患。
第三十八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行为的举报、投诉、检举和控告后，应当及时核实，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公布。
第三十九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有关单位进行实地检查，了解情况，现场监测，调查取证；
（二）查阅或者复制医疗废物管理的有关资料，采集样品；
（三）责令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停止违法行为；
（四）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
（五）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条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疏散人员，控制现场，并根据需要责令暂停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对有关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组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或者组织制定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案的，由上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令限期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或者组织制定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案；并可以对政府主要领导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处理，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时未及时采取减少危害措施，以及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发给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经营许可证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收回违法发给的证书；并可以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四十五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二）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的；
（三）未对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的；
（四）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
（五）对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或者运送车辆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的；
（六）未及时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七）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将检测、评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第四十六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贮存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环境保护、卫生要求的；
（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三）未使用符合标准的专用车辆运送医疗废物或者使用运送医疗废物的车辆运送其他物品的；
（四）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未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
第四十七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
（二）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的；
（三）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的；
（四）对医疗废物的处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准、规范的；
（五）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排入污水处理系统的；
（六）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的。
第四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将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一条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本条例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保险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The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ofMedicalDispute
ZhangHaibin
Abstract: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hasbecamethetendencyofcivildisputeresolutioninmanycountriesforitsconvenience,economy,quickness,highspecializationandstrictconfidentiality,etc.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ourcurrentmedicaldisputeresolutionsystemwhichneedstobereformedandperfected.Infaceofthecurrentsituation,weshouldrealizethatitisagoodwaybyusingADRinmedicaldisputeresolution.TheADRofmedicaldisputemainlyincludesarbitration,mediation,negotiationandadministrativeruling.Allthefourkindsaresuitabletotheresolutionofdifferentmedicaldisputesfortheir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edicaldisputeMedicalmalpractic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
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
近年来，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原因，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快速、公正、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方和患方的共同愿望，而且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诉讼是医疗纠纷最重要的传统解决方式。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和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然而，诉讼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医疗纠纷的专门化和日常化的特点使得法院实际上无法承受为数众多的医疗纠纷带来的压力，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诉讼中角色不同所引发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互不信任，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与分类
作为一类纠纷的指称，医疗纠纷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切的法律定义，学者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纠纷。[1]实际上，医疗纠纷的存在并不以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为条件，同时，因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例如医院的治疗未能达到通常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治疗效果而引起的纠纷）也应属于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疗单位与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基于医疗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医疗纠纷是外化为当事人行为的纠纷，而不仅是一种内心的不满，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应受并且可受法律评价。
2002年4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取代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条例》颁布以前，我国学者一般根据《办法》的规定，将医疗纠纷分为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医疗过失纠纷包含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两个下位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办法》第2条）。同时，医疗事故还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办法》第5条）。医疗差错是指因医疗单位的过失而给病人造成一般损害后果的医疗事件。医疗差错又可根据其后果轻重分为一般医疗差错和严重医疗差错。一般医疗差错是指未给病人造成任何后果；严重医疗差错是指医护人员的过失给病人造成了不良后果。非医疗过失纠纷可分为无医疗过失纠纷和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无医疗过失纠纷最常见的是医疗意外和并发症。并发症和医疗意外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预见但难以防范；后者则难以预见又难以防范。所谓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语言不当或病人误解，有的是由于病人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或医师未向病人说明严重后果，有的是病人不配合诊疗或不遵守医院有关规章制度而造成的等等。[2]
相较于《办法》而言，《条例》明确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规定明确了医疗机构也属于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①，而且将所谓“医疗差错”致人身体损害的医疗过失行为也纳入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33条还就医疗事故的除外情况作出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此外，基于区分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难度较大且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实质影响等原因，《条例》废除了将医疗事故区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的不合理做法。
（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
如前所述，医疗事故以“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为前提，这也决定了医疗事故具有不同于其他医疗纠纷的性质。患者与医疗单位之间所发生的医疗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医院与患者之间就患者疾患等进行诊察、护理、治疗等医疗活动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关系。”[3]在医疗关系中，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作为对价，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疾患。如果患者支付了金钱，医院未能按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医院应该承担契约责任。如果医院及医疗人员还因为过失而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造成了患者不应有的人身损害，其在构成违约的同时，也构成对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即构成侵权。
关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存在着三种学说：一是契约责任说，该说认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与病人依合意形成契约关系，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未尽谨慎义务致使医疗事故发生，应当承担契约责任。在大陆法系某些国家的判例和解释中，此说较为盛行；二是侵权责任说，该说认为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的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英美法律国家普遍持此观点；三是请求权竞合说，该说认为受害患者因发生医疗事故既享有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享有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患者可以选择行使一请求权。美国的一些法院支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应当选择侵权责任说。原因如下：（1）根据民法原理，侵权行为人不得以其对受害人的债权与其因侵权行为所生债务相抵消。因此，即使在患者对医疗机构仍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如欠医疗费），仍应获得损害赔偿。（2）契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通常只针对财产损害。而在侵权责任中，除请求财产损害外，患者还可请求精神损害（此已为《条例》第50条所确认）。（3）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可依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追究医方的民事责任。如果依违约责任处理，则难以适用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因而对保护患者的权益不利。[4]（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在侵权责任说下一般由受害患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已经转移给了医疗机构，由此也解决了依侵权责任说在保护患者权益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
（三）医疗纠纷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纠纷而言，医疗纠纷具有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设计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必须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论是诉讼、仲裁，还是调解、和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只有与所要解决的纠纷的特点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不难理解，在当事双方激烈对抗的纠纷中，和解这一方式对医疗纠纷的解决就远不如诉讼来得有效；而在争执较为缓和的纠纷中，通过调解或者和解来解决医疗纠纷则更有利于维持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医疗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患者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与消费者纠纷相似①，医疗纠纷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在医疗关系这一契约关系中，医疗单位和患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最为明显的特点也许是，赔偿要求是由作为普通个体的患方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方提起的。[5]在医疗契约中，医方和患方在医疗纠纷领域所拥有的知识与认识能力的差别带来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还决定了“纠纷的产生容易与双方的信任关系及提供诊疗方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相关联”。在医疗关系中，患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一方面，患方与掌握专门医学知识的医疗人员相比缺乏对治疗相关情况的了解，这就使得患方在纠纷解决中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密切关联，患者方往往是在自己或者自己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基本生存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下提出赔偿请求的。保护弱者利益是现代立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三方调解或者双方和解的情况下，要注意避免因当事人双方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导致患者方权益受损，从而有效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医疗纠纷常涉及专业性问题，纠纷的解决倚赖于专家的鉴定。医疗属于高度专门的技术领域，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普通人很难对医疗纠纷的性质、事实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这在解决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医学至今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没有答案，对疾病病理的认识也不总是正确的，加之医疗过程中常出现的患者个人特异体质问题，这些因素都给解决医疗纠纷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由于医疗纠纷经常涉及专业性的问题，而对损害程度、因果关系和各方责任的认定又是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解决医疗纠纷经常需要倚赖专家鉴定。《条例》第三章专门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了规定。同《办法》相比，《条例》增加了关于鉴定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如关于回避的详细规定），因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更具有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专家鉴定并不是医疗纠纷处理的必须程序，而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如果事实清楚或者依一般常识可以作出判断，纠纷的解决并无须依赖鉴定出；对于较复杂的医疗纠纷，特别是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而言，专家鉴定有利于认定事实、分清责任，对于正确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中，专家鉴定也只是认定事实、查清是非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其他事实和证据，也可不采用鉴定结论。
第三，医疗纠纷具有日常化的特点。医疗纠纷数量的激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消费者协会1999年7月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医疗方面消费的投诉已成为热点问题。1996年，中消协受理的医疗投诉月平均数为2.64件，1997年为10.17件，1998年为11.75件，1999年前4个月升至22.25件，三年间增长近10倍。[6]医疗纠纷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医学进步使人类医疗技术涉足空前广泛的领域，医疗事故数量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战以后，医疗技术获得大幅度提高，一系列新药物、新技术广泛使用于医疗护理过程中，这也使得医疗过程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从而导致医疗事故增加。第二，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及各国法制的逐步健全。权利意识的增强促使受到医疗事故侵害的被害人据理力争，大胆地运用法律武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现行医疗管理体制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医疗纠纷的激增使得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不堪重负，难以快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医患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因此改革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势在必行。
二、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与改革
（一）医疗体制[7]
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疗卫生被定位为公益型福利事业，医疗机构以服务性、非营利性机构为主。由于单纯强调服务，不讲经济效益，许多医疗机构面临着严重危机：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纠纷大量发生。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医政不分，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行业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解决，原有的行政管理方式开始失去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体制方面的问题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起因和性质，并实质地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因此，解决医疗纠纷必须首先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
首先，医疗机构应摆脱行政管理模式，以其资产成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并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不同性质划分，实行分类管理。把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机构进行分别管理有两重含意：其一，在国有医疗卫生机构，把公益与经营分开；其二，从整个社会考虑，把非营利和营利医疗机构分开，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财税、价格政策。通过分类划分，对医疗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使其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实体，据此明确医患之间的关系以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医疗机构间的竞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医学创新水平，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其次，改革现行的医疗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转变身份，从“办医院”转向“管医院”，实行医政分开。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应起到管理、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其主要职能包括：（1）监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2）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作出认定和处理；（3）依当事人申请对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还应通过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确保全社会公共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到位，引导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公正有效地运转。
第三，尽快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在新体制下承担起协调、管理本行业内各种业务并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1960年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8]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以维护本行业的权益。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二）医疗责任保险
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借助医疗责任保险方式来降低医疗行业的风险，分担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作为一类职业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属于专家责任保险的分支。所谓专家责任，是指提供专门技能或知识服务的人员，因其服务的疏忽或过失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9]专家责任与专家从事的职业有关，是对其职业所要求的高度注意义务的违反。当专家违反注意义务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这种赔偿责任通常较为严格，一般须通过特别设计的责任保险予以分担。就医疗责任保险而言，投保人（专家）主要为与患者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
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社会、患者和医生都具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符合医方的利益。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了因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损害赔偿，从而使医疗机构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还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2）符合患者的利益。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往往使得医生倾向于使用对自己最安全的手段治疗，而非对医疗疾病最有效的手段治疗。这种避重就轻，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倾向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疑难重症患者的治愈机会。如果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医生的这种顾虑就会大大减少，从而增加了患者疾病的治愈机会。（3）符合社会利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医患矛盾的激化，维护整个社会医疗秩序的稳定，从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而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或局部项目上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1）区域性综合医疗责任保险，如深圳90年代实行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试点。（2）单位性医疗责任保险，如某些地方的部分医疗单位开展的住院病人医疗事故保险等。（3）单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如某些医疗单位开展的眼科手术风险保险、母婴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病人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等。[10]总体上看，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范围窄，险种少，赔付低，难以实现设立保险目的。在医疗行业已实行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只有依托保险，才能合理地分担风险，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加速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⒈存在的问题
医疗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因此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都可以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但从目前情况看，医疗纠纷的解决实际上只有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当事人协商这三种方式。这些方式在处理医疗纠纷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上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对诉讼过分倚重，甚至认为是唯一的途径。从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来看，在医疗纠纷解决中诉讼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这诚然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然而，由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法院在审理时更多时候只能依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的悲哀”。不仅如此，专业性过强，也使得案件的审理往往耗时耗费，造成诉讼在处理医疗纠纷上效率低下。在诉讼固有的弊端以及难以克服的压力被广泛认识的今天，是否仍然坚持全部或者主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是存在疑问的。
其次，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种类较少。尽管现代法治国家把纠纷解决集中于公权力的管辖下，并尽量限制私力救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对现有纠纷解决方式作出自由选择。在我国，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较少，当事人可选择的余地不大，一些在解决其他民事纠纷上发挥明显作用的方式（比如仲裁）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没有得到运用。因此，应增加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以便当事人根据自己意愿与判断选择最合适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第三，医疗事故责任竞合时刑事侦查、行政干预和民事纠纷解决之间衔接不够合理。在发生医疗事故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可能需要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此时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的责任竞合问题。《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行政责任，但对在医疗事故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情况下如何与刑事侦查衔接，缺乏详细的规定。同样，在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民事诉讼中，如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也没有合理的衔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来予以解决。
⒉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多元化
医疗纠纷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够根据医疗纠纷的特点而选择相适应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情况、不同特点的医疗纠纷要求不同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也是我们改革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应该坚持的方向。就目前而言，诉讼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解决医疗纠纷最主要的方式。这是由诉讼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及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裁判结果的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中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人们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现代ADR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人类不断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11]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诉讼之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因其优点和特殊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之，多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归因于医疗关系主体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而具有不同特点的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则是对这种多样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一个经验性的例子是，在医患双方激烈对抗的医疗纠纷中，彼此间信任的缺乏往往使得当事人只能寻求诉讼这一权威且具有强制力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医疗纠纷中，当事人更倾向于使用调解或和解等方式来解决纠纷，以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由于涉及行业利益和行业保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纠纷的主要解决机关，人们不免质疑其公正性；而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此类纠纷不宜以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有必要在诉讼之外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三、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
（一）ADR的概念与优点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ADR）的意译。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12]上世纪60年代以来，ADR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流行，成为非常盛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ADR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首先来自于人们对诉讼在解决纠纷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弊端的失望；其次还来自于现实主义法理学主张对社会的综合需求、审判机关的功能给予更多关注的影响。[13]事实上，ADR的发展不仅基于对诉讼过程中各种困境的反思，而且还基于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并不认为诉讼是一种最好的或必须适用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反，每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都各具特点与价值，都可适用于解决不同特点的民事纠纷。
ADR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优点可以具体概括为：（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2）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3）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4）有利于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5）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的纠纷解决程序；（6）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7）经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win-win）的结果。[14]在医疗纠纷激增的今天，发展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不失为有效、便捷地解决医疗纠纷的好方法。医疗纠纷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构建应着眼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上的互补和制度上的衔接，追求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的统一。在下文中，笔者将以几种典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为例，论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二）医疗纠纷的仲裁
⒈仲裁的概念及优势
所谓仲裁，是指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发生的争议，在事实上作出判断，在权利义务上作出裁决的一种方式。仲裁的优势来自于其程序的简易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仲裁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保证程序的相对规范化；在处理纠纷的时候，仲裁员并非只是僵化地适用法律，而是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综合的考虑，进行了适当衡平。同时，医疗专家可作为仲裁员参与纠纷处理，丰富的专业知识使其较法官在纠纷解决上更具效率。[15]这表明仲裁在解决医疗纠纷上具有特殊价值，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⒉仲裁与诉讼的异同点
仲裁与诉讼具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处理争议的都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某些规则是相同的；仲裁裁决与诉讼判决的法律效力是一致的（强制执行的效力）。尽管如此，两者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1）两者的性质不同。诉讼是司法手段。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法院以国家赋予的审判权作为后盾，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就可以运用审判权对争议进行裁判。而仲裁则被称之为“准司法手段”，属于民间司法范畴，这种手段具有志愿性。（2）组织不同。审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法院依职权确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委员会是民间的机构并备有仲裁员名册。对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双方都有权选择一名仲裁员，然后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3）主管和管辖不同。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较为广泛。对个案来说，案件的管辖法院由法律来规定，即使当事人协商确定管辖法院，也应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仲裁只能主管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同时，只有在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才能受理。（4）审级不同。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仲裁实行一裁终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⒊医疗纠纷仲裁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仲裁应坚持自愿原则和一裁终局原则。在医疗仲裁的程序设计上，有些学者主张医疗仲裁应该像劳动仲裁一样具有具有强制性，即用法律形式确定为诉讼前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当事人双方平等利用仲裁程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仲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兼具契约性与司法性。仲裁的契约性主要体现在仲裁权是基于当事人的协议而取得的，仲裁过程贯彻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司法性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契约性与司法性使得仲裁集调解与诉讼两种方式的优点于一身，成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丧失这两个特点，则仲裁不能成其为仲裁。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行的劳动仲裁并不属于仲裁，而是一种行政裁决：首先，劳动仲裁并不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劳动者可以以单方申请的方式启动仲裁，劳动仲裁庭对劳动争议的管辖权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其次，劳动仲裁不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根据我国《劳动法》第83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劳动仲裁的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也不应把医疗纠纷的仲裁设计成类似劳动仲裁的强制仲裁的形式。一般来说，一种程序简单、形式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一种程序严谨、规则严格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耗费较少而更易为人们所采用，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效力低。如果纠纷当事方选择了前者，则就应保留其对后者的二次选择权，只有这样，资源的利用才是有效率的。反之，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规范安排上差异不大的时候，纠纷的当事方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允许其对另一种保留二次选择权，则只能导致资源的无效率利用，导致浪费。[16]就医疗纠纷的解决而言，仲裁和诉讼在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大的差别，当事人通过仲裁是可以获得公平和公正的裁决的。因此，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应从制度上保证仲裁自愿原则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避免法院随意撤销仲裁裁决，以便更好地发挥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2）医疗纠纷仲裁可利用现行的仲裁制度。尽管在我国的仲裁实践中，鲜有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例子，但这并不说明医疗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对医疗纠纷而言，绝大多数是涉及与医疗活动有关的财产权益纠纷，特别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的补偿和赔偿问题。[17]同时，医疗纠纷也不属于《仲裁法》第3条所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因此，可直接依现行《仲裁法》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
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这样的观点并不可取。事实上，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的适用上，而是在于医疗行为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就我国现行仲裁体制而言，只要仲裁机构吸收部分医学专家、法医专家为仲裁员，就可以公正、快速裁决医疗纠纷，而且可以节约资源。总之，医疗纠纷仲裁可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制，不需要设立新的仲裁机构。
（二）医疗纠纷的调解
⒈调解的概念与优势
所谓调解，就是调停解决，即是指在第三者的主持劝说下，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排除争端，达成和解，改善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活动。[18]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非正式化的调解程序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19]原告表示“原谅”被告及被告接受原告的这种“谅解”对双方都有着重大意义。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⒉调解的特征
同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的特征在于：（1）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无论是调解的进行、调解协议的达成还是调解协议的履行，都需要当事人的自愿和合意。当事人的自愿是调解能否进行的基本条件。（2）调解没有严格的固定程序。调解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继续调解，可以马上终止，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3）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调解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其所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实现，主要依靠道义力量。调解实际上意味着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维护权利与权益方面相互妥协。如果双方都坚持全面保护己方的权利与权益，纠纷就不太可能通过调解而获得解决。有的学者认为，调解“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我们应大力破除一些陈腐的文化观念，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权利的诉讼保护意识，提倡诉讼，不折不扣地保护民事权利，减少调解的比重。”[20]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问题是，诉讼的运行并不总是尽如人意。民事案件可能久拖不决或在判决后难以执行，此时的权利救济仍是画中之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当事人陷入困境，不如通过调解使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意见，相对地实现权利的救济，这样或许更有利于纠纷的当事人。
⒊医疗纠纷调解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依主持者的性质，调解可以分为：行政机关的调解、民间（组织）调解、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①等。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卫生行政机关在医疗纠纷的调解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条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实践中，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关以及行业主管机关，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对医疗纠纷的调解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医疗纠纷都通过调解获得解决。实际上，调解的生命力在于第三者的居间公正裁决与调和，然而人们经常怀疑卫生行政机关在调解中能否一贯保持中立性。因此，有必要在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之外发展民间组织的调解以及法院诉讼前调解，扩大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选择范围，以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医疗纠纷。就民间组织的调解而言，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利用其熟悉专业以及相对中立的特点，中立地、公正地调解医疗纠纷。同时，鼓励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增加医疗纠纷民间组织调解的渠道。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是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一种ADR方式。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法院基于其中立性以及权威性所进行的调解往往使得当事人更容易达成协议，以解决医疗纠纷。
（2）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调解的本质属性是契约性，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都予以明确确认。即便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在启动某一个争议解决方式之前，必须进行强制性调解，所谓的强制性调解也不应被理解为侵害了调解的契约性质，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调解的契约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调解效力较弱的弊端。调解协议的履行是医疗纠纷得以解决的关键，而这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则医疗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有鉴于此，如果医疗纠纷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则应保留其对诉讼或仲裁的二次选择权，以便进一步获得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纠纷解决方案。同时，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也基于认识到最终可适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安全感而会倾向于首先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
（四）医疗纠纷的和解
和解又可称为谈判或交涉，是指在没有第三方主持的情况下，纠纷当事人就争执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的本质，是使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消除。也正因为如此，和解协议往往比通过其他方式达成的协议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21]和解的实现产生于两个基础：一是纠纷主体对相关事实和权益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二是纠纷主体、至少是主体一方利他意识及行为的形成与实施。两者或者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使纠纷主体各方对于争议权益的处置或补偿办法建立某种共识，从而使和解得以成立。[22]实践中，利他的伦理因素对于实现和解影响最大，纠纷主体得以因此放弃某些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非正当的权益要求，或者主动给予某种补偿和补救，借以消除纠纷。
同诉讼、仲裁及调解相比，和解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纠纷无须借助第三方并且具有最高的自治性。和解是一种旨在相互说服的交流与对话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是纠纷当事方之间的一种交易活动。严格来说，和解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它更像是促使当事方面对面地相互协商并达成协议的手段。形式和程序上的随意性使得和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正由于此，和解往往可以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同时使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和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在自愿情况下的一种合意，其性质相当于契约，一般说来，对当事人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
由于和解无需、甚至也无法严格坚持法律规则，和解把纠纷主体的意志置于判断纠纷主体行为合法性以及处置纠纷权益关系的法律规则之上。因此，尽管和解可以消除纠纷，但其却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这有违法治的精神。这一问题在医疗事故和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医疗事故往往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在发生竞合情况下，当事人间的和解（私了）可能就排斥了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从而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实践中，限制这种消极影响的办法是为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划定恰当的适用范围，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用和解。
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运作中的随意性使得人们对和解的公平性、合法性信心不足；和解协议效力不足也容易导致更大的风险和重复成本。因此，在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时候，一方面应鼓励医疗纠纷当事人采用要式和解协议，并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以加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应协调和解和其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一旦和解破裂就及时通过其它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和解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五）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授权，按照行政程序，审查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性质及效果上来看，行政裁决符合ADR的三个基本属性，即：非诉讼（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和纠纷解决的功能，因此行政裁决仍属于广义上的ADR。行政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程序。这种准司法性质，除表现为行为方式等方面外，更主要还体现在程序方面。行政裁决必须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客观公正地审查证据，调查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行政裁决的职权是基于法律的明确授权而产生的。非经法律明确授权，任何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裁决的职权。这里的法律特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规定时间内，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便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通过行政裁决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具有明显的优点：其一快速便捷。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能是其他纠纷解决机构所不能比拟的，这也为正确、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保障。其二节约费用。行政裁决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因而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的费用较低，甚至是免费的，据此，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其三效力较强。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行政裁决即为生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裁决内容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四易于衔接。行政机关在对医疗纠纷作出行政裁决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可及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应指出，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并不具有终局性。对民事争议的裁决属于国家司法权的范畴。法律在授权行政机关先予裁决某些种类民事案件的同时，仍保留法院对之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不服卫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的，仍可向上级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讼。是否适用行政裁决程序解决医疗纠纷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在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也可以不经行政裁决，直接采用其他ADR方式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我国，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仍面临着很大的障碍：首先，现行法律并没有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办法》曾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职权，其中，“处理”的内容包括裁决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数额。但是，《办法》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是没有权力授权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事故赔偿数额这一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的。卫生行政部门一次性经济补偿数额的裁决，使得行政处理转化成民事裁决，既超越行政职能又不能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导致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在适用法律上的冲突，引起了新的矛盾。有基于此，《条例》取消了卫生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的权力，但这同时也使得医疗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来解决。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裁决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制的公益机构。在部门保护主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的裁决能否保证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
总之，行政裁决也是解决医疗纠纷一条有效途径，应纳入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中。针对目前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所面临的障碍，一方面，可从立法上进行改革，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过失责任法》（类似于《产品质量法》）以取代目前仅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该法中明确授予卫生行政部门裁决医疗纠纷的权力；另一方面，应改革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加快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进程，淡化卫生行政部门的保护主义色彩，以保证行政裁决的公正性。
四、结语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经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事实上，ADR的发展“反映并促进着一种时念和精神的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冷战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之分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如今，当我们反思以往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和窘境，我们不难发现，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欠缺，往往阻碍着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由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经验，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就构建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有裨于解决医疗纠纷领域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①《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责任主体仅为医护人员。实践中，往往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后再向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追究责任。
①对于是否把医疗纠纷纳入消费者纠纷的范畴而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调整，各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卫生部认为，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因而医疗纠纷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事实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以调整盈利性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为限，考虑到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性所带来的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差异，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的密切关联，笔者认为，应确认患者即属消费者，并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①由于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诉讼中的调解一般不被认为是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不属于ADR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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