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 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 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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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衰退；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1-00-02
2012年2月，欧洲央行启动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共有八百多家银行及金融机构获得总额五千多亿欧元的资金。加上2011年12月第一轮三年期再融资操作提供的四千多亿欧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欧央行共计向欧元区银行提供了1万多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这样不同寻常的货币工具的实施尽管对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很大的潜在危害，但还是有效缓解了银行融资难题，成功地把货币流动性注入深陷危机的欧洲债务市场中，使全球投资者看到了希望，希望此举成为整个欧债危机的转折点。但事实证明，欧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欧债危机的长期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值得我们警觉及研究。
一、希腊政治和经济面临危机，但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要想得到欧盟对其债务危机的救助，就必须满足德国等欧元区核心成员国提出的紧缩财政的严格要求，为此希腊已经动用了所有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得到欧盟救助，渡过危机。当前围绕财政紧缩问题希腊国内争议巨大，其与欧盟核心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斗争中逐步妥协，这将导致希腊社会分裂和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加大，但是这场危机短期内难有最终结果，危机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将在煎熬中转型。
回顾希腊加入欧盟的历程，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欧债危机发生的启示。2001年希腊通过财务造假加入欧元区，搭上了欧洲统一货币联盟创造的低成本融资便车，获得了与德国几乎相同的外部融资条件（希腊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差距从1998—2000年平均3个百分点降至2001—2007年平均0.16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希腊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加入欧盟并没有促进希腊推进结构性调整，相反在国内选举政治作用下，以过度融资、透支财政为手段维持高福利水平，讨好选民，获取选票成为政客的惯用手段。与此同时，希腊的经济发展在欧盟大的分工体系下去工业化现象逐步显现，出口以低端产品和服务为主，旅游业渐渐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整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争取欧盟的外部救援，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这进一步导致国民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从而引发国内政治动荡。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欧债危机发生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和经济原因。
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不完全取决于希腊，这是整个欧盟政治与经济博弈的结果。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讲是个艰难的抉择。理论上，退出欧元区将使希腊重新掌握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本国货币快速贬值，改善加入欧元区后的货币币值被动高估，可以使本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重现价格吸引力，从而增加出口，获取外汇，以解燃眉之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希腊退出欧元区不仅无助于治愈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的痼疾，而且贬值导致的对外债务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上升，将使希腊经济和社会面临更大的负面冲击。希腊社会各界深知此害，反对财政紧缩，否定降低中低阶层保障水平，但不等于支持退出欧元区，更多的是社会各界对政府不满的宣泄。支持财政紧缩的中间右翼上台要求与欧盟重谈援助条件，最终是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希腊不可能退出欧元区，欧盟也不会让这样的先例发生，从而葬送半个世纪以来欧盟所取得的发展成果。
二、欧债危机将逐步缓解，但欧洲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
欧元经济区是欧洲各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成果，也是欧洲各国在当今世界经济新秩序演进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原因，所以欧盟各国不会轻易放弃欧元。单就财政状况整体而言，欧元区要好于美国和日本，2011年，欧元区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为4.1%和87.2%，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别为9.6%和10.1%，债务率分别为102.9%和229.8%，因此，如果单纯只是希腊的经济和债务危机，欧盟是完全有能力解决的，但目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先后卷入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债务规模太大，也有资本流动性和社会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希望欧元区解体，因此一定会全力阻止危机的蔓延，从2010年第一次援助希腊到今天欧元区各种金融防火墙的产生可以看出，欧盟一直在积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是欧元区的核心成员国从本国利益最优化的角度一直在讨价还价，但欧债危机终将逐步缓解。
改善债务危机国的经济状况，降低社会保障对财政的严重依赖，打破财政紧缩的恶性循环是解决危机的关键，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整个欧元区长期的努力。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在法、德两国的左右下出台了一系列救助危机的措施，其主要是基于德国主张的债务危机国必须首先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主张紧缩财政，但紧缩必定造成经济增长乏力、银行坏账、政府支出、财政恶化的恶性循环，无法通过改善经济来解决危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保持政策灵活，促进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增长中解决问题。近来欧洲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仿佛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财政紧缩的立场有所松动，甚至提出欧洲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种积极现象，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各类金融防火墙也在不断夯实，但欧债危机源于欧元区的南北结构性差异，暴露了缺乏财政联盟有效约束和保障的货币联盟的内在不稳定性，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期的大背景下，欧洲经济正在陷入衰退之中，何时能走出困境，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欧洲正处在解决危机的正确道路上，但是任何认为这场危机可以在一两年内解决的人是错误的，这场危机至少会持续五年以上。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欧洲可能将陷入经济的长期衰退。
三、我国应对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的策略
1.对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轻视、不恐慌
欧债危机的发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不能因此恐慌，更不能轻视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实体经济层面，我国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市场的波动无法再向30年前那样不受干扰地保持自我发展，外部冲击使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2%）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2011年来自欧盟的FDI占比为5.5%），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对我国经济具有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所以当前情况下国家一定要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快速转型，以内需替代出口，缓解出口额快速下滑的压力。在金融层面，我国银行业对欧洲的直接融资总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英、德、法三国，即使欧元区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蔓延到法、德这样的欧元区核心国，潜在损失也有限且可以承受。但是涉及实体经济的贸易融资、跨境贷款等对欧洲的间接敞口，由于分布面广、差异性大，在欧洲银行业加速去杠杆化进程中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我国要借世界经济调整之机加快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2.积极扩大内需，加快发展实体经济
当前欧债危机在经过一系列的救助之后，欧债危机正逐步缓解，在本次亚欧首脑会议上，各方都充分肯定了欧洲在债务危机中所做出的努力，使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少，相信欧洲有能力和意志解决危机。坚持冷静观察、认真分析，避免过于悲观而过早、过度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加重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为经济将来高质量的发展埋下隐患。俗话说危中有机，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各种外部冲击。实践表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危机、实现发展的根本出路。当前正是我国借助欧债危机时期，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我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秩序调整的大背景下逐步稳固。
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我国应对欧债危机冲击的根本所在。改革不能靠等待时机，应着眼长远抢抓机遇，不因一时的风险而停滞。应继续坚持调结构、扩内需，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加快形成自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在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前提下，灵活实施必要、有限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缓解经济大幅下行压力。
3.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步伐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进入到瓶颈阶段，降低资源的集中度，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一些行业领域，是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加速经济转型的重要策略。同时改革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避免民间资本去实业化，大量涌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尽快减少资本、不动产领域的资产泡沫，降低过度投资而积聚的风险。尽快出台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增强我国经济自身免疫力的重要途径。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国家参与救助的金融机构最终都收回了成本并实现盈利，救助没有“打水漂”。因此，应审慎把握当前欧债危机中的机遇，既不能盲目援助、抄底和接盘，也不能固步不前。应抓住当前欧洲和国际社会对我有利的时机，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中积极申明、维护和实现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做好谋篇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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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本松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反思[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4）：1.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危机信息管理；管理机制
一、引言
2009年3月31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了《全国供销合作社2008年基本情况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组织农民兴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35787个，在各类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18671个，养殖业9550个。这些专业合作社在搞活农产品流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须要面对各种危机事件的发生。那么，中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如何利用组织优势和各种资源，来建立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有效管理机制，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同时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寻找机遇，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
从国内外大量的危机管理实践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始终是与危机管理相伴而行的，危机管理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危机信息的采集、加工、传递、分析、利用、公开、反馈过程。国外危机信息管理研究主要侧重在以下四个方面：危机信息管理与决策；危机信息传播与利用；危机信息系统建设；危机管理人员素质与教育(王伟，2007)。国内学者的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的一般性理论，包括界定其概念、阐述其作用、分析存在的问题等；二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过程，尝试从危机信息活动的特点和机理中找出有效的危机管理办法；三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系统问题，强调通过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危机(章钢等，2006)。从研究内容看，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和企业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专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管理展开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将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来研究适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为其更好地应对危机、解决危机提供借鉴。
二、危机信息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的来源
1 危机与危机信息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组织环境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遇到一系列对组织声誉、形象和生存产生威胁的事件。如2003年的"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都给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很大影响。类似事件会形成农产品的价格危机、产品生产危机、组织信誉危机等。这些危机会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人财物造成损失，损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象，但同时也可能蕴藏着发展的机遇。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危机出现具有不确定性、突然性、连续性等特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面临危机、应对危机、解决危机。
危机信息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狭义的危机信息即为表征危机即将出现的各种信息，而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在危机潜伏、爆发、持续、解决等一系列过程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吕斌等，2009)。从危机管理目的这个角度看，危机信息就是危机管理所涉及到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其中包括面向危机决策者的信息、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内容。危机信息管理包括信息感知、信息识别、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四项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广义的危机信息，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体制。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的来源
从危机发生的源头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危机既可能直接来自组织内部，也可能由组织外部环境变化而引起。危机信息具有隐性程度高、高度不确定性和出现频率低的特点。危机信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渠道在组织内外传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组织成员、制度、资金等因素都可能给组织带来危机。这种危机影响的范围有时仅局限于组织内部，有时会影响到产业链上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甚至波及到公共领域。调查显示，安徽广德县凤桥乡板栗股份合作协会从轰轰烈烈成立到名存实亡，其原因是：协会章程被虚置；领导干部不得力；政府一手包办；只有少数人员参与协会工作；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原则等。内蒙武川县、哈乐县马铃薯协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权与收益分配界定不明晰，会员缺乏承担责任的意识，会员参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都在影响协会的可持续发展(韩俊，2007)。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多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些产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2008年8月，笔者在安徽省长丰县调查草莓协会发展情况时发现，年初的雪灾给当地的草莓种植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些农户的幼苗由于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死亡。草莓协会虽然提供了技术上的指导，但由于资金问题，一些有效的方法无法实施。四川省井研县周坡镇的柑橘协会想发展柠檬种植和獭兔养殖业，但由于资金没有保障，协会拓展业务非常困难。
这些原因和问题都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产生危机的根源所在，而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来予以支持。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相关者及其信息环境
1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
图1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示意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相关利益者是指组织当中的每位成员。外部相关利益者根据其与组织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图1。中的A部分是直接利益相关者，B部分是间接利益相关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成员间及组织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各种信息的交换，这些信息也包括危机信息。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功能的发挥与组织内外的各种环境密切相关。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应该能够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危机信息的管理水平。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息环境
图1中的c部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信息环境的四个基本要素。信息人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这些成员可以分为组织的决策者、专业人员、普通农户三类。在危机信息管理过程中，专业人员主要是完成危机信息的收集、识别和处理等工作；决策者主要是根据各种危机信息来进行决策，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普通农户一般是危机信息的接收和传播者。信息资源是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组织发展相关的各类传统或数字化信息，它往往是危机信息识别的来源之一。信息基础设施是指信息收集、处理、传递等过程中必要的硬件设施，如电话、电脑、网络等，它们是实现危机信息管理的基本条件。信息管理制度是指组织为了实现对组织内人、财、物、信息等相关要素在信息管理活动中的合理使用和组织信息管理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障信息在组织内外合理流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组织外部的信息环境也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信息社会环境，如国家信息政策、信息法律和社会信息伦理等；二是信息资源环境，如信息资源支撑体系完备程度、科技支撑体系、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等；三是信息技术环境，如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四是信息人文环境，如信息文化、信息素养等(王伟，2007)。
组织内外各种信息环境因素作用于危机信息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信息流的双向流动，使危机信息管理体系能够高效运行。通过危机信息管理体系中的内外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不同来源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给危机管理与决策者，发挥危机信息管理对危机管理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的三维结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指组织预防和应对危机的全过程中，危机信息管理方面的制度和各种方法的总称。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一个三维结构。从危机的生命周期出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具体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危机信息管理三个部分(如图2)。从危机信息管理的流程来看，每个部分的危机信息管理活动都涉及到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利用、控制和反馈六个环节(覃小旅等，2005)。但由于每个部分的危机信息管理目标和任务不同，危机信息管理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从危机信息传播的过程看，涉及到组织成员、政府部门、合作伙伴等多个利益相关者。
1 事前危机信息管理
尽管危机的预防和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由无患”。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危机的发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征兆。事前危机信息管理就是在危机爆发前，通过各种方式来捕捉这些征兆，并通过对这些征兆进行分析和处理，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为组织的决策者制定应急方案提供信息支持(莫利拉等，2007)。
首先，要做好制度建设，制度中应该明确专职人员、危机信息处理的流程、资金投入、应急预案的编制等内容。其次，加强组织危机信息预警系统的建设，它既是制度部分内容的落实，也是进行各种危机信息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再次，确定组织内外可能形成危机信息的采集点，并由专门人员定期收集资金流、产品销售状况、客户反应、竞争对手等各类信息，然后对其进行识别，找出危机相关的信息。最后，由于大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息化水平较低，组织既要调动组织成员参与到信息的收集和识别工作当中，还要善于利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领域专家、信息服务机构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来做好事前的危机信息管理活动。
中国奶业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经历了高速成长的“黄金十年”。但随着“三聚氰胺事件”的集中爆发，这种全球奶业内少见的高速成长骤然间被划上一个句号。十年间，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在整个奶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有一些危机发生的征兆。如果能够及时地收集和识别各方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那么全行业的损失就可能降低，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德国农民协会(DBV)的施密德博士认为，德国的牛奶合作社不仅仅保障了奶农的权益不受到加工厂的侵蚀，更重要的是为整条产业链建立了一个利益共容的产业环境，促进整个行业按照产业规律自然成长，这一点很值得国内乳业合作社借鉴(彭韧，2009)。
2 事中危机信息管理
事中危机信息管理是指危机爆发之后的信息管理活动。这个阶段主要是要收集危机发生之后的各类信息，既要给危机决策者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同时还要做好危机信息的传播工作。
随着危机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建立应对不同危机的应急方案。当危机发生后，首先要启动应急方案，积极应对。其次，要加强危机信息管理的组织工作，增加人员，加强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合作伙伴等机构的信息沟通，利用各种渠道收集与危机有关的信息。最后，要及时对各方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正确的危机信息通过恰当的渠道传递给组织成员，稳定成员的情绪，增强大家战胜危机的信心。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文化素质较低、专业知识比较缺乏，组织应该把权威机构或专业人士对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以成员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如“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奶业合作社要及时把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向组织成员通报，还要把政府和行业组织对事件的处理和应对策略及时告知农户。同时，还要把组织如何来面对危机、解决危机的举措及时让组织成员了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3 事后危机信息管理
思维能力作为学习能力的核心，包括理解、分析、综合、比较、概括、抽象、推理、论证等能力，并可层垒的划分为常规思维、质疑思维和创新思维三个层次。常规思维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按现成的方案和程序直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惰性思维。质疑思维则是对已有观点不盲目相信，进行积极思维，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正如苏格拉底所说，“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在质疑思维的基础上，创新思维才能形成。创新思维不依常规、寻求变异，是一种开拓思维。而新课程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训练学生的开拓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那么，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将问题式教学和学生思维层次结合起来，并以此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呢。笔者想以课堂教学的真实过程，呈现我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笔者在上到人教版历史必修二《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课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作了这样的教学设计：
此处我预设的学生回答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课堂上，按设计进行的环节在快结束时，却被一个学生的突然发问打乱了：老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了呢？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匆忙间，我只能回答到：我们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呀，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呢？学生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课下，笔者不禁思考，我真的解决了学生的疑问吗？此处问题式教学的设计，只有常规的“提问―思考―回答”模式，没有处理好课堂生成，只是考察学生的常规思维，没有处理好学生的质疑思维。所以，不能只有教师的设问，而没有学生的质疑，教师应该欢迎学生的质疑思维，哪怕不能当堂解决问题，也不能忽视不见。所以在二次备课时，我加入这个同学的问题，在另一个班上到同处时抛了出来，学生很快形成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依据：导致经济危机的很多因素中国都有，如私有制、贫富差距、分期付款和银行贷款带来的虚假繁荣、股市投机；中国市场已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如果其他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中国又怎能独善其身……
第二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依据：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以就算有一些经济问题，也不会发生经济危机……
在激烈讨论、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生的质疑思维得到了释放和锻炼，问题式教学才真正显出了其意义和价值。为继续解决这个问题，我又出示了如下材料：
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对哪一种观点更正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意见难以统一。笔者在提问的基础上，归纳学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看法，罗列于此：
学生甲：“经济危机”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并非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学生乙：邓小平说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样的道理，经济危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不应该打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学生丙：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的某些问题，尽管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表面上很相似，本质上却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而中国的某些经济问题源于市场体系的不够完善。所以，就算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经济危机”，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学生的这些回答在质疑思维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断，实现了思维能力的升华――创新思维。他们学会了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深化了对经济危机原因的理解；他们使用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提出在同样表象下可能存在的不同实质；他们跳出了教材知识的局限，提出了自己的概念认知：“经济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创新了思维的方法，创新了概念的认知，创新了丰富的观点，这不正是创新思维吗？他们的答案或许并不是完美的、正确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答案透出积极思维的火花、创新思维的灵光。这也让我有了对问题式教学和学生思维层次的一些认识。
一、教师在备课时，要注意备各种课堂生成，预设学生的质疑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查阅更多的资料，对知识点理解透彻，对学生可能提出哪些疑问做出多一些假设。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发言，多提问，不正是新课程理念的要求吗？学生只有多发言，多提问，才能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就算学生提出的质疑不在老师的备课预设中，老师也不能一笔带过，也要认真对待，当堂或课后予以解决。
二、教师备课时预设的问题，必须根据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知识特点作有层次的设计，不能只有考察常规思维的问题，而缺乏锻炼创新思维的问题
如果只有常规问题，那只能是低效课堂。比如在本课的教学中，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去想象：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你希望手上有股票还是钞票呢？民主的氛围，热烈的讨论永远会推动智慧火花的碰撞。
三、在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但不可缺少教师的积极参与和指导
在本课的教学中，有些基础概念教师必须解释清楚，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相对过剩”，否则，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讨论就无从谈起，更难以提出质疑和实现创新。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也要随时指导，参与探讨，总结升华，否则所谓的讨论就只能是一盘散沙，难出成果。
总之，在我们使用问题式教学法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学生思维的层次性，并应该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郝文武.问题式教学的价值和方式[J].课程教材教法，2009（9）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
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
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
〔论文摘要〕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考查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体脸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的应对方式;乡村生源地的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和职业决定困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随着2008年9月开始的信贷市场危机，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逐渐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和全国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大学生就业问题已凸显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巫待解决。在本来渊良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目前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大学生面临着重重心理问题:一方面，大学生踌躇满志，在数年的高等教育学习后渴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规划和想象，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使得恐慌焦虑、悲观绝望、盲目屈就等各种不良心态并存于其内心世界里，往往使他们失去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对就业准备不足导致就业的失败，失败后又一味地自责、幻想或寻找托辞。有研究表明，同一性问题是青年人格发展的核心。大学阶段是青年人格确定和社会角色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大学生在人格发展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的内在根源来自于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大学生同一性危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正确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和心理困境，因此，我们决定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考查研究。同时，引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变量来反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的方法和手段。
(一)自我同一性及其危机
自我同一性是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自己对自我同一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是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致与连续。尽管青年在身心各方面都表现出独立的倾向，但在确立自我同一性之前仍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时青年可以一时合法地延缓在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被称为“心理的延缓期”( psychological moratori-um)。在中国社会，这个延缓期主要体现在大学阶段，大学生有着充裕的时间去探求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滩哑观等一系列涉及自我的问题，因此，大学阶段是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探索遇到困难最多的时期，是真正感受到“同一性危机”的时期。所谓“自我同一性危机”，就是指自我否定了原有的、未分化的、朦胧不清的、非成熟的自我，但又尚未找到新的自我，是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一切都变成是不确定的，是自我在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的不连续。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时间观念对时间混淆”、“自我确信对自我疑虑”、“角色尝试对角色固着”、“职业意愿对工作不力”、“性别分化对性别混淆”、“主从分际对权威混淆”、“价值定向对价值混淆”。
(二)应对及应对方式
应对(coping)，又名应付，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对方式是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应对方式可以根据其表现的形式分类，如接受、忍耐、自责等具体的形式。
学者对应对方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一是认为个体面对应激时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更多地依赖于清境需求，即情境特异性应对方式，二是认为个体在不同的应激情境中存在着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应对方式，即人格倾向性应对。在本研究中，我们倾向于把应对方式与人格层面的意义结合起来，认为大学生的一般应对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一贯的、带有倾向性的模式。在应激情境下，大学生这种一般的应对方式将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程度、应激情境的改变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参考肖计划的研究，将应对方式按照应对的具体表现来分类，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个方面，来探究经济危机这种应激情境下大学生的人格倾向性应又寸方式。
(三)职业决策困难
职业决策困难主要是指大所数人在职业生涯发展中而对职业选择时面临的各种问题。knumboltz认为，职业决策困难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的一种状态，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运用一套做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gati和osipow在职业决策未定向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概念，指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gati和osipow依据标准化职业决策理论，发展出一个理想的职业决策者模型。模型将职业决策困难分为三个维度十个方面:(1)缺乏准备，包括缺乏动机、犹豫不决、错误的信念;(2)缺乏信息，包括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3)不一致的信息，包括不可靠的信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gait等对大量的职业辅导工作者与来访者进行访谈和调查，编制出((职业决策困难问卷》( career decision - 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简称cddq)，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从人口学变量上讨论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并用相关分析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查。根据查阅的文献，我们假设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与职业决策困难大部分维度显著正相关;采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的学生同一性危机低、职业决策困难小，采用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的学生的同一性危机高、职业决策困难大;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正向预测作用，并有可能是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间的中介变量，旨在探究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文科学生较之理科学生的不适应状况
研究发现，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等方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尤其是自我确信了解、权威混淆方面的危机。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尤其是在对自我认识不足、不知如何取得资料、缺乏动机上的困难。文科学生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是矛盾的应对方式。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在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不同的思维模式培养下，文科生更偏重于规范性的主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可能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理科生则更偏重于实证性的客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能找出相对唯一的判断标准。因此，文科生在主观多重标准的思考模式下，更容易造成自我认知的不确定和混乱，导致自我不确信、权威混淆，更多地感受到自我同一性的危机。相关调查显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对文科生的就业岗位呈现更大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科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就业尝试所经历的挫折更多。自身和外界的双重消极作用使得文科生感受到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更多地采用一些如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就业。
(二)乡村生源地的学生遇到更多的耳处业探索困难
本研究表明，乡村生源的学生较大城市生源的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不清楚决定的步骤和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大城市生源地的学生在城市较为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相对于来源于乡村的学生接受的信息更丰富广泛，见识更为宽广，更能发现自己在职业决策上的多种选择、综合决策，因此在决定的步骤上更加明了成熟。由于乡村的学生文化相对保守、从小就较多地承担起家庭的担子，对家庭有着更强的责任心，面临职业选择时势必会多为家庭考虑，因而家人的健康、家庭的经济状况、国家的政策都会使他权衡机会与家庭，从而造成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
(三)经济危机形势下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聊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
自我同一性危机大部分维度与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除求助外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即愈成熟的应对方式(问题解决)与愈低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是关联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应对方式的特点来描述这一危机的表现，如“‘角色固着’，即过分地封闭自己，僵化自己的角色，产生不良适应，引起消极性的认同和退缩的情感行为”，即用了退避的应对方式来解释了角色固着这一危机层面，因此二者的相关也就不难理解。自我同一性危机各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间绝大部分显著正相关，由于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自己感受到的一种难以确定的状态，而且很多维度都涉及到对自我的探索认知、对自己内心发展的感知，因此，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多层回归也显示出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正向的预测作用，且有着非常大的解释率(36. 6%一41. 5%)，这也和李文道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得分及各维度平均分上大致呈现出同一性地位越高，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低的趋势}9j。除求助外的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都有着广泛反的相关，进一步层次回归分析表明除求助外的应对力.式对取七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解决问题是正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是负向预测作用，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四)自我同一性危机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是贯穿于整个青年期的课题，因此，同一性危机将在这个阶段持续到同一性的达成，同一性危机则是这个时期个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部因素。本研究所采纳的观点是应对方式的特质说，即应对方式是一个人一贯的应激反应行为，但是，这个变量又不完全是个体内在的特质，较之同一性危机则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机制，通过中介作用考察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自我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除求助外)和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说明应对方式(除求助外)需要通过自我同一性危机来对职业探索困难起作用，这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现如今的经济危机形势下，为了减少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单纯的应对方式指导或是个人的应对方式改善效果可能还不够好，如果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而减少同一性危机，则能达到更好且明显的效果。
针对研究结果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我们主要从政府决策、高校引导、家庭教育和个人调适这四个方面提出应对和解决的建议:
1.政府决策方面的建议
政府应注意以下三方面决策的制定和倾斜:(1)加强在地方上的信息普及和硬件设施的建立健全，改善农村生源地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对信息的掌握和了解比城市学生缺乏很多的差距;(2)政府应当控制高中文理分科的规模，通过对高校文科专业招生人数的控制，进而提升高中文科生的升学率，提升高校文科生的就业率;(3)政府应当全力加大对文科专业的重视和发展，加强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和投人，增加文科专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升文科专业的地位和研究水平，从根本上改变重理轻文的社会现状。
2.学校引导方面的建议
学校是学生们赖以获得信息和成长的最主要场所，学校的引导对他们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经济危机下，帮助学生应对日益凸显的同一性危机、消极应对方式和决策困难，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包括就业指导中心等相关部门对学生就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扩充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学校可以开展日常的就业宣传活动如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发放求职技巧宣传手册，安排就业指导咨询师等权威专家为学生就业问题答疑解惑，及早提升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危机意识;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增加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实习的机会，在鼓励同学们“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把就业的机会和公司“请进来”;引导学生对就业择业合理性的认识，建立心理辅导网络，引导学生们对就业受挫等问题进行正确归因，学会正确、成熟地应对压力，通过心理咨询中心、辅导员等方式帮助同学们应对心理问题。
3.家庭教育方面的建议
家庭教育作为人才培育的第一站，父母的教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帮助子女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悦纳，应该让子女从小就接受自身的不完美，鼓励他们通过全面地认识自己，对自身的特质和优缺点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发展，以树立子女的独立自信人格和积极心态，增强子女的理性分析和应对危机能力。
4.个人调适方面的建议
作为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和选择的大学生，要想从容面对激烈的就业压力和就业竞争，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多方面的。通过研究，我们建议当代大学生理性地面对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形势，学会正确归因，在自主应对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学会合理求助;及早确定生涯发展方向，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及早为未来做准备，多掌握求职和面试的技巧和知识;主动搜寻信息，发掘信息获取渠道，关注政府、高校关于就业指导方面的政策和信息。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矛盾的应对方式。
2.乡村生源地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
3.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欧洲领导人的初衷可能是在稳定市场信心，但实际上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债务是过去透支未来形成的，还债或者说债务问题的解决却正要伤害（债务人/债权人）现在与未来的经济。因此我们强调对于实体经济，更可能是《危机过后，痛苦开始》。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同样的，欧债危机最终真正的解决，无论是经济收缩/去杠杆化，还是货币贬值，对于中国出口都是真正伤害的开始。
从希腊的案例来看，伤害（尤其是债务人）未来的经济往往不能稳定市场对于债务偿还的担忧。看一看过去一年救援希腊（同时要求财政紧缩）的成绩单吧：希腊10年二季度负增长3.5，到四季度负增长6.6，而今年二季度是负增长7.3。一年过去了，市场更加确信希腊会违约。
日前，欧洲领导人提出解决银行业流动性危机的方案：提高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比重达到9%以上）。根据可考依据，这个标准对一些欧洲大银行来说尚且不易，法国农业信贷与法兴银行只是刚高于这个标准，德意志银行低于9%。欧盟提出达标需要各家银行自己融资。如果完不成，则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向EFSF求助。EFSF一共只有4400亿欧元！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欧央行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银行看上去还是需要本国政府救赎，这可能使得债务危机蔓延。
显然，这不是解决当前银行流动性危机的方案。正如之前我们向大家揭示的，银行要满足现在的监管要求，只能继续抛售欧猪五国债券等资产，这样也就加剧债务危机升级，正中投机资本设局。不能想象，银行会在当前0.6倍PB的股票市场融资，如果这样做二级市场将更加抛弃银行。欧洲领导人每次提出“解决方案”时市场都反映积极，可是冷静回想才发觉，这是解决方案吗：在经济衰退时要求财政紧缩？在流动性危机时提高监管要求？
欧洲银行去杠杆化的手段将不是补充资本金，而是收缩资产负债表。这才是人们担心银行流动性危机的原因：银行收缩信贷导致实体经济萧条。欧洲企业相比美国严重依赖间接融资，欧洲80%vs美国30%。
欧盟方案中当然也有一些积极信息，但是瑜不掩瑕。欧盟建议用来替代临时性的EFSF的永久稳定机制ESM应当在2012年7月启动，而不是原计划的2013年年中。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实质是谁出钱，而不在名称与形式。
9月FOMC会议纪要显示有五位成员（一共12位）表示倾向于加大资产购买等刺激政策。当时的预期无疑处于最悲观阶段，实际上最近美国一系列数据表明衰退风险很小，这也验证了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美国下半年经济会好于上半年，三季度GDP能达到2%左右的水平的判断。因此在11月美联储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可能仅限于降低存准利息之类。但如果未来欧债危机演化到实体萧条，那么对美国经济将产生实质影响。届时我们认为美联储除了推出争议较大的QE3外，还有可能推行的政策工具有：
1）明确长期国债上限：如维持十年期国债上限2%至201X年。
2）购买机构债/私人部门证券（间接贷款给私人机构）。
3）用私营部门商业票据担保，提供零息贷款给商业银行。
国际社会对欧盟未能尽快解决其债务危机表示不满。2012年6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与会者要求欧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早日解决债务危机。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极为不满。他在G20峰会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来这里不是听你们教我们如何发展民主、如何管理经济的，因为欧盟拥有一个我们引以为豪的模式。”
鉴于欧洲债务危机已与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演化为更难对付的“孪生危机”，因此，2012年看来仍然难以见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欧债危机难以尽快得到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欧盟内部讲，“传染效应”导致危机波及面广，迅速由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个小国迅速传递到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和第四大国西班牙，甚至还使法国和塞浦路斯等国受累；欧盟未能抓住将希腊债务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最佳时机，其最初制定的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反危机战略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银行业陷入了严重的不良境地。
从政治环境讲，在一些国家，各党派在反危机措施上的不同立场导致政府出现更迭或提前举行大选。有些党派将危机视为攻击对手的良机，有些政党则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使解决债务危机的政治条件变得异常脆弱。此外，德国未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诚然，德国为各种纾困计划提供了资金，并时刻呼吁“更多的欧洲”（即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德国的作用和实际行动委实令人失望。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可能是对德国的立场最反感的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他说：“我希望德国帮助欧元区逃过这一难，并取得繁荣发展，这既是为了德国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其他各方都无力做到这一点。我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波兰外交部长，但我仍然要说：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你们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
从外部环境看，除信用评级公司的“乌鸦嘴”效应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是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优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与世界经济复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遭遇的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已掣肘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也使世界经济长期陷于不景气状态，从而使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换言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固然是事实，但难以彻底扭转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一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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