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发展；挑战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4-02
马克思是最早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危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了我们系统研究当代经济危机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的科学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的。”[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很多学者重视，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观点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萌芽时期
一般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时期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描述。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整个周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四个阶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循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结论。”[2]同时，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危机发生的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2.产生时期
19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李嘉图批判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断促使资本突破既有藩篱，需求自由获利而不顾结果。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当矛盾不能缓解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爆发。
3.创立时期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创立时期，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他进一步指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危机的爆发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都必须实现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过程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性。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来自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任何商品都必须通过交换实现从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过渡，否则商品就无意义。由于货币职能的扩展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的交换由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组成，他们的生产和交换行为组成一个庞大的支付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产交换的过渡就会出现中断，危机就可能产生。但是，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只具有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才可能促使危机的真正爆发。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无非是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生产的供给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需求，资本的积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正是由于存在资本积累制度，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就不会停止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当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时，这一矛盾就会采取暴力爆发的形式使社会走向危机。
3.信用制度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杠杆，在信用制度下，经济受到资本的抑制和推动，经济活动的紧缩与扩张随之产生，危机和复苏等波动受信用的影响程度很大。“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虚拟资本成为投机的对象，导致了虚拟资本的膨胀。”[3]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与交换矛盾的暴力的爆发，所以，无论是货币金融危机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都是信用制度下逐利资本从生产到交换运动的结果。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马克思认为，危机永远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暂时解决，当这一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经济危机就以强制的方式暴力的加以解决，强制恢复失衡的比例关系，使资本主义的文明得以延续。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所以危机解决矛盾永远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在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周期中循环往复、周期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系统的介绍。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布伦纳进一步从生产过剩的角度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处在危机爆发期，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处在长期下滑期，其根源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4]布伦纳理论扩展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大多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1977年，赖特划分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四种类型，它们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消费的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利润受到挤压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政府支出的限制引起的经济危机。1987年，奥康纳提出一种新的危机理论分类，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他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划分了三个类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它们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理论、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有关的危机理论。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5]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遇到的挑战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与宏观调控，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措施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回应经济危机，即依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机选择来实现需求管理，进而促进特定的经济体从经济萧条状态尽快转入经济复苏阶段。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
（二）当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6大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革命无疑会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这些现象是超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范围的。”[6]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诚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的阐述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解析对象。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一度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在2005年就出现水泥、电解铝、钢铁、等五大行业生产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现实挑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在中国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显然，经济危机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引致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也并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四、结论
我们认为，与形形的其他思潮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无疑是我们正确解读国际各种经济危机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顽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就无法根本消除。资本家再狡猾，再会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但他最终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制裁和惩罚。从一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整体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不单是由经济因素影响的，经济始终与政治、文化的表现缠绕在一起。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也远非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其深层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的危机，以及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危机。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与思考也要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170.
[2] 汤伦，潘金刚.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2（9）.
[3] 张静静.浅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J].科教导刊，2015，（8）.
[4] 强飙.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12.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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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结构性矛盾；启动国内需求；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3-02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显示，一季度GDP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美国商务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1.7%，这是美国经济连续第3个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数据表明，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和应对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英国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经济学，用来概括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内容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如何认识当期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三、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次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四、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二）从供给因素方面，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走出“结构性怪圈”， 需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虽然能显著地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但具有短期效应，同时会拖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时间，使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创新驱动方面，熊彼特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它认为创新浪潮在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新的创新浪潮出现时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关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和引导，确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保持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群体诞生、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创新、支持创造的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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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这个时候，学术界更多的对市场经济采取批评的态度，对计划经济采取赞扬的态度。但是，核心的问题在于，必须要找出危机发生的实质性原因，对发生原因都不了解，更别谈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了。经过探讨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目前的供给，也无法准确的定义供给的价格，随着这种情况的加重，最终导致了全面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系列的空洞探讨，同时政府一般也会想办法挽救市场，但是这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当面临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应对危机。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深入探索危机发生的本质，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危机，绝不是空洞的探讨和盲目的政府干预，危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供需关系不再平衡的一种外在表现，是通货膨胀泡沫破灭的表现。在市场好的时候，企业在不断的盈利，如果企业不能够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而是盲目的增加自己的产量，到达危险的临界点以后，会发生产能过剩的现象，从而给企业的财政带来负担。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存在规律性的，应该顺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政府不应该盲目的去干扰经济市场的运转，而是应该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尽量的保持供需的平衡关系来度过经济危机。
二、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在现有的经济学下，学者没有对危机做出合理的解释，更不用谈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危机的指导意义了，这就表明了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巨大的挑战，具体有下面这几点：没能明确经济增长的目的。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活动，这个问题看着很简单，其实这才是经济最本质的问题，已经很少有学者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了。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都是消费，但是现在消费的目的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方向也错误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活动与消费脱节的越来越远，看似好像与消费失去了联系一样，传统的经济学在危机面前的表现越来越差；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争论使危机的理解变淡。在经济学发展的这几百年以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这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但是争论都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他们的本质。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计划和市场也不是完全的对立作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完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政府过多干预的计划经济更不能，必须要在最本质上加强两种经济方式的协同发展；国际宏观经济学非常落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金融危机的国际性也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脱离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却非常的不对称，国际性的干预基本上起不了作用，这也就突出了相关经济理论的落后性，当前的经济理论大部分还都是停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但是站在全球角度上有效的经济理论很少见，如果不能够深入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情况，就会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已经被多次的经济危机体现出来了，没有有效的阻止危机的方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学术界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危机的产生，有的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而已，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都忙于两种经济方式的争论，没有深入的去讨论危机，并且对危机本身的认识也不够深刻。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危机是很难避免的，但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或者最大限度的减少危机的伤害，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并没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回归本原的经济学
在经济危机中，暴露了经济学理论方面存在的不足，相关的专家学者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本质上来讲，就是回归本原的经济学，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经济和消费的一致性。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不能忽略了消费这个主旨，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应该在充分尊重微观主体的前提下，使主体的活动和人类满足消费的目的一致；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方式的统一。纵观经济学理论，不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有的过分的强调了国家的干预，有的过分的强调了市场的完全自由发展，这两种想法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利于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进行有显著成效的干预，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研究国家的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经越来越快，做任何经济方面的决策，都应该基于整个世界的大形势下，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科学、快速发展，正确的在全球范围内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发生问题通过计划经济来弥补，一旦预测到可能会发生危机，这时候政府干预就会对危机的防治有重要的作用，这样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四、结论
关键词：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 马克思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的标志和经济环境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公共危机 非公有制经济 舆论引导
公共危机是威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正常运转秩序的紧急状态。公共危机的出现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因此能否及时、妥善地处理危机已经成为考验政府管理能力和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在现代民主社会，舆论引导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时必须依赖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舆论引导越发成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建设的重点。而在未来一段时期里，要提高我国政府舆论引导的整体水平，就必须注意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舆论引导。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口多。据统计,到2006年底，我国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84.0%。①假使非公有制领域的从业者能够在危机发生之时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无疑有利于局势的稳定。其次，非公有制企业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处于分散状态的公众，在信息接收的时候注意力不够专注，且容易受周围干扰性因素的影响，舆论引导很难对他们发挥足够的作用。如果公众处于一种有组织的状态，由于受到纪律的约束，氛围的感染，就比较容易接受引导，树立正确的观点。非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正处于一种有组织的状态。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蕴藏着巨大的活动能量。经过了多年的经营建设，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在我国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就占据了中国GDP总量的1/3。②社会危机出现之后，如果非公有制企业能够在舆论引导下，积极投入到危机救助中去，将会对降低损失、及早恢复常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最后，非公有制企业向来是危机事件爆发频率较高的领域。据统计，2004年全国非公有制工矿企业共发生事故8713起，死亡9708人，事故数量与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国工矿企业的65%和66%。③同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共发生火灾19705起，死亡329人，受伤741人，直接财产损失48051.4万元。④因此，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危机舆论引导，就等于抓住了危机管理的重点。
危机状态分为潜伏、爆发和修复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危机管理的重点不同，舆论引导的任务也存在差异。
一、危机潜伏期的舆论引导
危机潜伏期是指促成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在逐渐聚集、成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由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即将产生的破坏性尚属未知，因此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舆论引导主要围绕着危机防范、化解展开。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经营者、管理者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
现代社会是多种矛盾相纠结的时代，因此要绝对地避免危机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管理科学，绝大多数危机又是可测、可防的。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除了少数大型民企之外，多数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都没有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很少考虑可能到来的危险，一旦遭遇危机，往往因缺少思想准备而手足无措。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组织专家讲座、开设企业家沙龙、举办培训班、编辑印发宣传材料等方式来培养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经营者、管理者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
2、建设危机预警平台，及时通报各种危险信号
危机虽然很难精确预测，却不等于完全不能预测。只不过这种预测结论的获得需要有大量的财力、人力投入。这些绝不是某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所能完成的。但是，如果由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力量，联合出资组建一个专家团队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及各行业发展状况进行科学的调研、分析，然后通过危机预警平台出去，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预警平台对于实现危机管理的科学化有着多重作用。仅从舆论引导的角度看，客观的分析报告，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经营者、管理者对企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威胁保持适度敏感，从而自觉接受政府的危机舆论引导。
3、建立便捷、开放的危机案例库
在案例库建设的时候，要注意两点。一是案例的选择一定要具有贴近性和实用性。贴近性是指案例中的涉及的地域、行业、人物与案例浏览者具有的相似度、重合度。案例的贴近性越强对人所产生的心理触动就越大，案例所要传达的观念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实用性是指案例中的经验、教训的可资借鉴程度。如果案例的实用性强，就会对非公有制企业人士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促其形成主动学习、主动研究的兴趣。二是案例库要具有开放性和便捷性。案例库不仅是作为政府宣传工作者的资料库，还是私营业主们的信息源。因此，一定要面向他们无偿开放。考虑到信息检索和维护成本问题，危机事件案例库最好是以网站的形式存在。
二、公共危机爆发期的舆论引导
危机爆发期是指引发危机的种种因素已经成熟，社会的常态暂时终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无法维持，人们的生命、财产正面临危险和考验的时期。在危机爆发期，政府针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舆论引导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激发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
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后，企业主能够为社会提供的主要帮助有四：其一、发挥企业的组织功能，传达政府精神，稳定员工情绪。其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主动承担起舆论引导的职责，向外界传达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纠正外商以及其他舆论领袖认识上的偏差。其三、当企业本身的经营因危机而遭遇困难的时候，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裁员或降低裁员的幅度。其四、向危机的受害者提供支援。但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本是企业主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企业花费的人力、物力都被计入成本之列，期待着将来有效益的产生。企业主的上述行为无疑与之发生冲突。因此，政府就必须针对这种冲突展开舆论宣传，激发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在企业利益最大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2、协调劳资矛盾，避免危机膨胀
一旦公共危机爆发，正常的舆论生成机制发生蜕变，很可能会导致隐藏的社会矛盾突然爆发出来，加重政府的工作负担、延缓危机解决的速度。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的劳资矛盾就是最危险的社会隐患之一。据统计，2002年，全国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非国有部门占了72.9%。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中，非国有部门占了67.3%，劳动报酬争议案件中，非国有部门占了80.3%。⑤当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劳资双方尚能保持克制，尽量寻找合理、合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在公共危机爆发、不良舆论蔓延的情况下，对峙的双方很可能采取非理智的做法。因此，在公共危机爆发期，工会、非公有制企业中基层党组织以及行业协会要为劳资双方搭建沟通的平台，对于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促其及时解决，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帮助双方认清形势，作出暂时的妥协，等待危机结束之后，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彻底结束纠纷。
三、公共危机修复期的舆论引导
危机修复期是指危机爆发之后，它的直接破坏作用已经终止，但是由前期破坏所引发的秩序混乱、心理创伤、舆论恐慌等还没有完全结束。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而言，一轮危机结束之后，有待于舆论引导去完成的任务有三：
1、稳定社会各界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信任度
在很多由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引发的危机发生之后，政府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发现了制度漏洞，必然要制定新的政策、法规，完善对这一领域的管理。但是，在新制度制定和颁布的过程中，有人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在发生转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动摇。对此，政府以及媒体对此类现象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早发现、早沟通，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2、重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从业者的信心
当公共危机爆发后，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可能会出现生存困难，部分实力较弱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难以为继。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每当危机事件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政府都会出台扶植政策，以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政府中负责舆论引导工作的人员，一定要尽快将新政策传达出去，以求稳定人心。与此同时，要将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精英组织起来，以典型报道、艺术形象、创业者的奋斗故事去启发人、感染人，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社会氛围，以抵御低迷情绪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3、推动危机向机遇转化
危机并不单纯地等于危险，其中还蕴含着发展进步的机遇。当然，危机向机遇的转化不是自动发生的。政府需要借助宣传教育，使企业经营者认识到危机所产生的破坏作用，固然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但它也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薄弱环节以及国家政策、法规方面的漏洞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巨大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无疑会使改革的步伐加大。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各领域人员应当群策群力、反思自省，将发现到的自身问题尽快解决，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出来，以促进宏观环境的改善。
【本文为2011年沈阳市统战部课题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欣欣，《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指标比重大增》，《望新闻周刊》，2007（40）
②夏小林等，《“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0（19）
③毕元贵，《试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与管理――由“广东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引出的思考》，《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④沈维良，《非公有制企业消防安全现状与对策》，《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06（6）
⑤夏小林，《2003年非国有经济年度报告》.
摘要：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由于各种因素诱发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经济金融领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目前，金融领域几乎积淀了中国改革的全部成本，国有银行庞大的不良资产，使金融成为一个最易断裂的链条。能够及时地对金融风险进行识别、估计、处理和化解，稳定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尝试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机遇的把握
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扰动、紊乱、崩溃，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的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配置到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中。
一、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在经济方面尤为明显。
近来的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30％。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深刻的说明了金融危机带给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经济倒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对银行信用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及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称之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是对立的，靠的是国家金融竞争力、国家的金融系统抵御能力、国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如何使经济的发展减少影响或者拉升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面对的必然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机遇
危机，从经济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一种特殊现象。经济结构的进步完善中，寻找机遇并抓住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在金融危机下，本文从经济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1.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下银行、企业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这些行业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妨可以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比例，如农业、小商品、轻工业等。根据金融危机的危机空白时段拉升这些行业，存储资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常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失业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事情，然而这时也正是我们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机遇，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是一大问题。在金融危机时，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便保障生存，这样也就给危机时的人才质量带来了很大的保证，当金融危机度过后，优秀的人力资源带给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3.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都能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在金融危机时，一切和金融有关的行业都可能崩溃，但技术却是一个例外，任何时刻先进的技术都会给经济发展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促进经济的提高。
4.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先以农业为主要部门转为以工业为主，进而转为以贸易及服务等产业部门为主。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金融危机下的过渡时期不把视线转入区域经济，投入区域经济，带动区域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三、金融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资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
例：2003年，爆发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发性、预知性很低、求援依赖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国人民度过了“五一”长假，然而因为SARS，银行闭门休假、企业调整等给金融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SARS人们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费、旅游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评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发，把人类逼到了危机的面前。这里的危机就是指具有严重威胁，并具有不确定性和有紧迫感的情绪。危机是几乎来不及反应的，在这次SARS疫情中，对我国的金融也有很大影响，银行的闭门休假每天将产生的不便、人们出行的不便、社会各行业的结构等紊乱同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SARS看金融危机，当信息混乱、事态扩大、特别是用来弥补和恢复危机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只有当人们有了明确、真实的信息，看到解决危机的资源供应充足，才会感到危机的规模在缩小，个人和社会的危机恢复力就会增强。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有消极的心理，经济发展就需要从不同位置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并购都会对金融危机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开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公司企业的发展，危险和机遇并存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可以带给我们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经济中灵敏的把握住机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欧永生: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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