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个人学经历背景
笔者的观察认为欧盟内部行政事务涵盖层面广泛，谈及是否录取者须具备特定工作与学术背景的问题。各领域的人力皆有招收的需求。以欧洲议会为例，其第一阶段的制式履历中，即有一栏提供秘书处各总署(Directorate-Gener列表并要求申请者列出其中三个希望进入服务的总署。笔者即依自己的所学以及兴趣依序选择了对外政策(DGExternalPolici资讯(DGInformat及议程业务总署(DGPresid非常幸运地，最后笔者如愿进入第一选择。其次，笔者认为语言能力绝对是影响申请实习的一大变项，英法文的程度是申请者在制式履历上必须提供的资讯。而在实际工作上，欧洲议会内部流通的文件都至少以英法两种语言编写与准备。
并未有过类似的工作经历，笔者在此次实习之前。但论及笔者的录取资格与该份实习工作最直接的关连性，或许是笔者曾就读於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组，以及甫自日内瓦国际研究高等学院(InstitutdeHautEtudeInternationalGenève毕业的这两项背景。然而就工作经历而言，笔者曾在就读台大新闻研究所期间担任过国科会计划研究助理，之后也曾在赴日内瓦前在中央研究院的欧美研究所担任过短期的研究助理。研究助理的工作当予笔者最受用的训练在於不断与学术研究保持接触，并且从中学习如何系统化表达自我观点的能力。研究助理的工作之余，笔者也持续加强英法语。
而笔者的学校则与许多著名的国际组织毗邻而居，促成笔者申请该项实习最主要的因素是笔者在日内瓦的学业生活。日内瓦是国际组织汇集的大城市。学校里的同学平日对申请支薪或不支薪的实习的工作皆十分主动积极，笔者在环境使然的影响下，并因为毕业论文题目为研究欧盟对台政策的演进，故决定除了向日内瓦当地的国际组织提出实习申请之外，也向欧盟的实习部门投石问路。
欧洲议会秘书处实习生招收简介
各重要的欧盟机构都有独立的网页详列实习申请资讯与公告，欧盟的实习生招收制度相当成熟与系统化。主要招收的单位为行政单位而非以私人名义零星招收，故绝大多数都为支薪实习并且能给予实习生尚算健全的员工福利。尽管各欧盟机构招收实习生的运作乃各自为阵，但招收时间及实习期间约略一致:分为一年两期，每期5个月;第一期从3月至7月，第二期则从10月到隔年2月。就学历门槛而言，各欧盟机构大多要求申请者须至少持硕士以上的学历。
各欧盟机构的招收程序各有不同，如同前述。但在第一阶段时皆采线上寄发履历的方式进行，收件截止日约为实习开始日的半年前。申请者的履历格式由各机构给定，申请者须按次填写。此外，第一阶段申请除了制式的履历外，申请者无须寄送任何参考或证明文件。履历寄送后，申请者等待回音的合理时间约为三至四个月不等，有时或因某些被录取者临时放弃机会的缘故，递补者也可能迟至实习前半个月甚至实习开始后才收到通知。以笔者所申请的欧洲议会为例，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后，申请者必须寄发身份证件(如护照或成员国身份证一类)文凭影本，个人作品及推荐信一封。实习事务单位在确定录取名单并确认文件无误之后将寄发工作契约及实习须知。若以欧盟执委会(EuropeanCommiss而言，该机构的实习事务单位将会视录取单位的需要通知入选者至布鲁塞尔面试。
对外政策总署实习工作内容
笔者所进入的对外政策总署乃处理欧洲议会对外关系的主要单位，该总署又分为两个子署:委员会暨多边团体(CommitteesandMultilateralBodies)，以及议会联会代表团暨政策发展(Inter-parliamentaryDelegationsandPolicyDevelopment)。笔者服务的子署为后者，并直属於政策发展此部门之下。该单位主要的角色类似於议会自有的智库，但规模与预算远较民间智库来得小;其服务对象则可概分为议长，议事委员会及议会联会代表团三类。
政策发展部平日运作的方式主要为:若上述的服务对象有其所关切的特定议题，又或有出访及招待外宾的需要时，政策发展部须依这些需求在事前准备书面简报，又或者是时事分析，以利议长及议员们掌握议题重点或各国政情，并从而协助议会建立对欧盟对外政策的政治立场。
该部门的业务又再依地区性及主题性两大原则分为两类:地区性业务主要依地理区分类且有各自的办公室负责，笔者的工作即属此类。笔者平日的工作即为协助与亚洲地区相关的议题简报与政情分析。主题性业务则涵盖有人权，安全与国防及发展议题等等。
在实习过程中，另值得一提的是前往位於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见习的体验。欧洲议会在成立之初，为突显欧洲整合所蕴含的和解意义，特将会址设於位於法德边境的史堡。然而，主导欧盟发展的欧盟执委会及欧盟理事会(CouncilofEuropeanUnion)却将总部设於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为求积极参与欧盟决策过程，欧洲议会稍后也将大部份的活动移至布鲁塞尔进行，惟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在法国坚持下仍须常设，最后演变为议会每月都排有一周的议程须在史特拉斯堡进行，该周被惯称为「史特拉斯堡周。鉴於此，欧洲议会秘书处设有经费供实习生在五个月的实习期间可前往史堡一次，希望藉此让实习生参与议会的完整运作。对笔者而言，虽然议会的经费仅供每位实习生在史堡停留两个工作天，但前往史堡见习的经验的确让笔者对欧洲议会在欧盟体系中的政治角色及其偏重社交的内部文化有更深切的体认。
【关键词】历史教学；问题意识；探究；创新
《历史课程标准》提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也曾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因此，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本文以《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为例，谈谈一些具体做法与思考。
一、增强学生话语权 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
历史教学中，教师是教育者和组织者，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教师的出发点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学生的学习认知活动不能被教师代替。但长期以来，教师处于霸权地位，学生只是被动接受问题、思考问题，主体作用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其实，学生对历史问题有许多独特的想法，但如何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疑问呢？这就要求我们教师积极增强学生的话语权，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提问。
积极增强学生的话语权就是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留足时间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心中疑问。在本课学习前有学习小组通过课前的先学先做，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不结盟运动是否绝对的不结盟？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围绕学生提出的问题，结合书本阅读理解不结盟运动的概念，进行问题探究。不结盟其实是不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盟，而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而结成一种联盟。而中国为何没有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呢？针对这一问题，引导学生回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不难得出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与苏联结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在此期间，中国不能加入这一组织。因此，很多时候，不是学生没有问题，而是学生没有话语权；不是没有创新，而是缺乏思维碰撞的火花。
新课程改革注重课堂的生成性，这个生成性不像传统教学中那样，仅仅表现为教师的一种教育机智，表现为善于捕捉和处理课堂的突发事件。因此，课堂上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学习权和创造性，充分尊重学生独立思考、个性化理解、自由表达的权利。针对历史课堂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要迅速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然后把有价值的信息和问题转化为教学问题，纳入教学内容，成为教学的闪光点。
二、巧设问题情境 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探究相结合
教师为学生创设问题情景，提供诸多信息，才能让学生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选择信息，提出问题，从而通过自主、合作探究解决这些问题。而问题一般存在于新知识的生长处、新旧知识的连接处，教师要巧设问题情景，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探究创新能力。在本课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探究内容：
问题情境设计：失能与蓄能，多个力量中心挑战两极格局
问题情境设计一：多视角解读美国失能，两极格局受到挑战
材料一：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一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最后一轮表决前，尼克松给布什打电话说：“我们要赢，我们要赢！”最终，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一：图片反馈什么历史事件？说明美国在什么方面受到挑战？为什么？
材料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家集团）经济发展简表 1974年出任欧共体执行主席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说：“在我们商谈有关政治行动、组织机构和自己前途的每一张谈判桌上，我们不能保证都有美国的座位。
问题二：从材料二可以看出当时经济格局有怎样的特点？说明美国在什么方面受到挑战？
材料三：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越战是中美国共计派遣了二百五十多万人到越南，死了五万八千多人，伤了十多万人，美国人被打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过度高估了自己……
问题三：材料三反映了哪些历史事件？说明美国在什么方面受到挑战？
学生通过对三则情景材料的阅读分析、自主合作探究问题，学生很容易得出在政治外交上“美国人不行了”，在经济领域“美国人不能了”，在军事上“美国人不横了”。学生也更深刻的理解了在那一时期，两极格局受到了挑战。
也有学生提出：“这些挑战都来源于哪？”结合这一问题设计了下列问题情境：
问题情境二：几个力量中心：多边蓄能，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结合书本知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完成三张图片分表代表Who？When？What？学生分组展示自主、合作探究的成果；Who？欧共体（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When？20世纪60、70年代；What？
西欧的联合（主题）―经济联合 政治诉求：独立自主 政治联合；日本的兴起（主题）―经济兴起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第三世界的壮大（主题）―政治团结 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解答问题性习题――思维的复现性和创造性相结合
教学过程中，设计问题性习题，学生通过解答问题性的认知习题，把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地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并在熟悉的环境中发现新的问题，以此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创新能力。如在本课知识迁移环节设计了如下问题性认知习题：
【理解】马克思说：“历史的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对此你如何理解？
【运用】有人说，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不是多极化趋势的重要一极（一个中心）。尼克松在1971年说：“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当然还有日本。”所以他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是多极化趋势的重要一极（一个中心）。
这是一对“矛盾的陈述”，请你从这一对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的事实”。
【也就是说，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算不算一个中心？你的观点是什么（历史的事实是什么）？亮出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关键词] 欧洲联盟 里斯本战略《欧洲宪法条约》 欧洲新模式 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056-05
2007年3月25日，是《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纪念日，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在庆祝50年来欧洲一体化成就的同时，探讨在21世纪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巨大困难与挑战。为了挽救濒于失败的《欧洲宪法条约》，欧盟领导人通过了主题为“欧洲未来希望”的《柏林宣言》。本文从欧洲一体化50年历程、当前里斯本战略和《欧洲宪法条约》的困境、欧洲新模式和欧盟改革前景等方面，探讨欧洲联盟2l世纪发展前景。
《罗马条约》签署以来的
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一体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时西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西欧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是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当达资本主义的密集地区。1957年，西欧六个主要国家签署了《罗马条约》，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冷战对峙和冷战结束后欧洲版图重组的两大时期。欧洲一体化可以以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由于冷战对峙，主要表现为西欧通过经济一体化来联合自强。这期间先后建立起关税联盟、共同农业市场、共同体基金和共同体财政。该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一体化推动了西欧经济联合自强，重新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密集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德国统一和原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为标志，世界经济与政治进入冷战后时期。欧洲经济面临着来自北美和东亚的激烈竞争，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在这种新形势下，欧洲一体化开始向内涵和外延加快发展。1987年7月生效的《欧洲一体化文件》，规定到1992年建成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在经货联盟的第一阶段(1990年7月至1993年12月)，初步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协调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结构基金改革；第二阶段建立欧洲货币局，开始从技术、法律上为货币联盟作准备。1991年签署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法律上保障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以及进入第三阶段的成员国必须达到五项经济“趋同标准”。1995年欧洲共同体改称为欧洲联盟。1999年初，欧元在世界惊疑声中准时启动。从2002年初起，经过兑换，成员国货币自行消失，欧元成为欧元区法定的唯一流通货币。目前欧元区已包括12个成员国。在政治方面，《马约》同时规定欧共体开始从经济联合体向政治联盟过渡。1997年10月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决定要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建设。2000年12月通过的《尼斯条约》决定进行机构和决策机制改革。2004年10月29日签署的《欧洲宪法条约》，整合归并了欧盟有关法律文件并对欧盟机构改革和欧洲未来发展前景作了重要规划。
在外延扩大方面，欧盟迄今经历了五次扩大。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三国加入；1981和1986年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分别加入；1995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2004年5月，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十个东、中、南欧国家加入；2007年1月起罗马利亚、保加利亚加入。目前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4.8亿人口，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92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超过了美国的12.438万亿和日本的4.799万亿美元。当前欧盟约90％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欧盟内部消费。
欧盟成立50年来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相应分为两个阶段：前35年欧洲一体化成就显著，欧共体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世界经济，几乎超过美国生产率的增速，欧共体失业率长期低于美国。但是，近15年来欧盟经济增长滞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世界经济的优等生退居为跛足者。欧盟经济增长由2000年的3.9％降至2002年的1.2％，2004年2.3％，2005年1.7％。欧盟失业率多年来超过8％，1900万的总失业人数使欧盟难以承受。
里斯本战略与《欧洲宪法条约》
受挫的原因和影响
欧盟为了应对欧洲经济低速增长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早在2000年就通过了雄心勃勃的“里斯本战略”，它与内部市场计划和货币联盟相互补充。欧盟的目标是到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富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空间”。这样一种经济空间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重要的是将经济、社会、环境保护方面紧密联系起来。现代经济、社会凝聚力、就业促进和生态持久性应使未来平衡发展并相互发挥作用。里斯本战略的目标是：欧盟经济增长率年均3％；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10年不低于年均3％；一般就业率达到70％，其中妇女就业率60％，老人就业率50％。此外，年轻人在校辍学率减半，儿童入托率明显提高等。
到2004年，里斯本战略实施时间已经过半，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按此速度已无法实现2010年的规定目标。原因首先是各成员国缺乏责任约束；其次是对未达标者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第三是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僵化解释。公约要求成员国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迫切需要的对未来的投资。此外，居于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阵营只是选择性地利用里斯本战略，而在推进再调整计划的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却停滞不前。
在《欧洲宪法条约》方面，在2004年6月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第一部宪法条约草案获得通过。欧盟宪法草案分为欧盟宪法、欧盟公民基本权利、欧盟的政策和欧盟条约基本规定四部分。从宪法内容来看，它实质上并不是为欧盟创立一部宪法，而是根据欧盟发展的新情况，对其基础条约进行重新整理归并，并改革原有部分内容。而且，这些新规定主要是为适应欧盟扩大与发展的需要，并不是改变欧盟现有性质。创新性内容包括：赋予欧盟以法律人格、设立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设立欧盟外交部长、设立新的欧盟理事会表决机制、改革欧盟委员会现行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明确规定欧盟公
民的基本权利、明确规定欧盟法的优先效力等。《欧盟宪法条约》的最终实施需要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的规定予以批准。在2006年法国和荷兰进行的全民公决中，由于未能获得通过而不得不暂时搁浅。
里斯本战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是欧盟21世纪初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挫折，而《欧洲宪法条约》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未能通过则是欧盟在政治一体化过程中的更严重挫折。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挫折使21世纪初的欧盟一体化战略雪上加霜，促使欧洲政治家对欧盟一体化战略认真反思。21世纪初的欧盟一体化战略又一次陷入危机并处于历史性转折时刻。如果欧盟宪法被拒绝，欧盟就可能分裂成“核心”、“”、“经济联合体”、“军事合作体”等多重集团，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将出现重大转折，其影响难以预测。
《欧盟宪法条约》原本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尽管已有2/3的欧盟成员国签署批准了宪法条约，其余成员国鉴于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否定决定暂缓公决。传统上对欧洲宪法持怀疑态度的成员国认为欧洲宪法已经死亡，散布着对欧洲未来怀疑的情绪。在这期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波兰政府认为宪法条约已经胎死腹中，欧盟仅需要通过一个新的基础条约。原瑞典首相佩尔松认为宪法仍具有生命力，而法国总统希拉克赞成接受宪法中的具体成分使其在现有的条约框架中生效。希拉克认为不排除在核心欧洲方案中找出解决危机的可行道路，具有一体化意愿的成员国达成更紧密的合作。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项目欧洲”以及“结果欧洲”的概念，目的是使宪法条约倒退。通过辩论，目前较易接受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妥协方案，即认为在一体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在具体成员国之间合作中允许时间上或部门间采取灵活形式。与此相关的是再次提出核心欧洲的建议，这使得在宪法条约的基础上的政治一体化能够加深并发挥先锋作用。但是，尽管各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差异，至少共识是必须克服现存危机。特别是2004年以来扩大的新成员国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而提高它们的行动能力。
从2006年下半年起，对欧洲未来乐观的情绪重新上升。2006年1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泛议会论坛上，来自各国的议员明确表达了签署新宪法条约的愿望。在《欧洲宪法条约》中包括要求进行制度性改革，如保护所有联盟公民的基本权利等。只有通过《欧洲宪法条约》，欧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解决宪法危机困境的方案，一方面是保留宪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必须对宪法文本进行补充修改，以消除欧盟民众的疑虑。只有通过宪法条约才能使欧盟更好地发挥作用，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例如，荷兰担心宪法条约将损害民族的认同性。法国民众认为宪法条约冗长复杂，严重，而且缺乏民主。因此有必要在宪法前言部分对欧盟政治多层次制度作出解释。此外，文本语言应通俗易懂和简洁。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党派、媒体和公民社团都负有联系沟通的责任，为什么必须通过宪法，通过宪法将带来哪些变化，拒绝宪法的后果有哪些。从而使欧盟民众相信，通过宪法将使所有人从中获益。新的《欧洲宪法条约》应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前通过。
欧盟新模式与在全球化条件下
的转型与改革
1.北欧模式
虽然许多分析指出，欧洲增长疲弱的原因在于全面的社会保护网、高工资、国家的强大影响以及严格的环境保护，但是，社会保护网比较纯经济方式仍有其优越性。它使得社会安定、高消费、乐于学习，减少了贫困和失业。篱笆、安全设施、监狱、刑事犯罪等同样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的经济活力、就业、生产率近十年来明显低于美国。欧洲的高福利模式与美国相比究竟有无竞争力?对欧洲模式抑制经济增长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近年来传统的北欧高福利国家如瑞典、芬兰、丹麦等不仅具有高社会福利，而且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虽然北欧国家总的税收负担重：瑞典占GDP的51％，丹麦占48.8％，芬兰占44.3％，而德国38.7％的水平甚至低于欧盟平均数的39.3％。但北欧国家很高的再分配水平显然并未对其经济造成不利影响。2005年德国经济仅增0.9％，而欧盟经济平均增长1.7％，其中丹麦为3％，瑞典为2.7％，芬兰为2.9％。恰恰是上述国家在近10～15年中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较高的就业率、预算略有盈余，在高科技等部门同样有竞争力。因此，全球化对北欧高福利国家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北欧国家的优异成绩之所以引起广泛兴趣，因为诸如瑞典这样的国家也是在摆脱长期危机、货币贬值、人均收入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之后取得成就的。
北欧模式具有五个鲜明特点：
(1)平衡的、可控制的灵活性。公司为适应新的技术、市场和需求的波动需要灵活性，劳工需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以及在消费和生活质量方面得到某种安全保障。近年来在北欧国家有一个流行词“灵活安全”(Flexicurity)。例如，丹麦公司可以轻易解雇劳工，劳工被解雇时可以得到较高的补偿率，有效的新职业介绍和技能再培训。
(2)有效的劳动奖励和职业培训。即使较低技能的劳5252资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可以通过减少毛工资和净工资之间的差距得以维持。训练和职业继续教育对于失业者和临时工是随时开放的，通过提供社会福利保障鼓励自主就业。劳动市场介绍具有强制性、有效性和较高的信誉保证。
(3)国家财政的纪律和质量。通过控制支出达到预算平衡，上述北欧三国都实现了中期预算盈余。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支出部分占GDP比重较高，但是与历史上高点相比仍降低了，例如，瑞典、芬兰的政府支出占15％，丹麦占10％左右。虽然原则上实行高税收，但对雇主(通过二元税收体系)和低收入者而言税收负担仍相对低。对高收入者实行高税，对财产和资源使用征税。支出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未来投资(革新、教育、培训)倾斜。
(4)强调技术和教育的优先。研究所占比重高。同样，教育和培训的数量和质量领先。在新技术开发中达到或争取达到领先地位。在教育、研究、新技术开发等领域的未来投资支出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50％，已经超过里斯本战略规定的目标，或者达到美国的水平。
(5)坚定的、全民一致的和长期的战略。战略通过政府、社会团体和专家共同起草并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得到长期遵行，很少发生因政府更替而改变。生态和社会的目标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2.欧洲新的改革了的福利国家模式
引进欧元后要求高赤字国家减少债务，大国必须维护货币的信誉，但欧盟至今仍难以突破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约束。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为重新统一承受了特别重的负担。德国的教育制度陈旧，高工资导致对高技术部门投资严重不足。内部市场计划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虽然长
期看有助于增长就业，短期内却减少工作岗位。因此，只有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卢森堡峰会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稳定条约有所松动，服务业自由化再次进行了调整，“积极发展战略”开始在各国的“里斯本计划”中得到反映。但是，自此以来延误了改革时间，用于革新的支出没有明显增加，教育培训体系改革甚微。与美国相比，欧洲不可能也不必复制美国的模式。欧洲应当学习美国通过灵活经济创造工作岗位，迅速引进现代技术，实现对未来的投资。在欧盟内部，欧洲大陆应当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学习。改进福利国家模式，使其足够灵活，从而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新的欧洲模式应当区别于旧模式，主要有三个特征：有效性、社会性和生态性。这种改革后的欧洲福利国家新模式应当勇于承担改革成本、奖励效果最大化、以增长为导向，从而实现提高收入、社会安全、生态平衡的目标。欧盟及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推动经济增长，当前2％的平均增长率不足以降低失业率和提高竞争力。现代经济增长只有当供需两方面战略得以贯彻、并通过灵活性和安全性战略得以补充才能实现。欧洲经济和欧盟新模式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不至于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而成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
因此，欧盟经济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对研究开发的促进和网络化(共同的研究空间、研究成果转化和劳动岗位增加)；完善内部市场(金融服务、能源一体化等)；制定“知识型”增长战略(环境友好技术的应用、创造未来安全的工作岗位)；对劳工合理的灵活性安排和就业的社会保障(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更有成效的宏观经济协调(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时序调整，欧盟委员会、议会、社会团体、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紧密合作)。简而言之，里斯本战略必须更加民主、更有目标性、更有成效。欧盟需要在就业、社会凝聚力、环境保护、研究、革新等方面锐意改革，制定和谐的发展战略，确保欧洲的全球竞争力。
3.欧盟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转型与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继续发生着冷战结束以来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成为21世纪初期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趋势。在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总体和平，但局部战争频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地区冲突热点增加；在世界经济总体平稳增长和不确定因素增多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欧盟经济停滞，中美经济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增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等，正在打破国际现有秩序的相对均衡和力量对比，成为2l世纪初期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中东欧 俄罗斯 贸易关系 态度测评
中图分类号：D83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50－58
中东欧自身政治结构转型和前苏联意外解体几乎同时发生，导致冷战后世界版图中的政治、经济联盟崩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二十年来，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分别按照自身的选择进行了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其安全战略、对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重大调整。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俄罗斯与中东欧同家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质的变化。随着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对中东欧的外交政策虽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由于受到中东欧和俄罗斯与西方三角关系、特别是某些历史积淀偏见的存在和现实因素变化，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已不可能恢复类似以前那样的结盟关系；而新型关系的建立将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文将重点从中东欧国家与俄岁斯近年来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双边贸易发展切人进行研究，结合中东欧国家公民态度测评，以期从实证角度探究双方关系发展的现实情况，并给出基于客观事实的评价。
一、冷战后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关系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两种意识彤态全面对抗的终结，而且在结果上表现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前苏联)的衰落及其全球控制力的迅速下降，这种范例在近代历史上国际权力的变化中并不多见。那么冷战结束后，中东欧与俄罗斯关系出现了哪些显性变化?其因在原因又是什么?
(一)中东欧国家地缘结构的根本演化
由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特别是冷战历史缘故构建的名词“东欧”，转化为普通地理概念和经济区域概念，包括历史文明继承的“中东欧”。但它并不意味着简单概念认同上的“历史回归”，而是揭示了这些同家群体地缘政治结构与经济联系上发生的质的变化。从冷战的历史来看，“东欧”概念的形成与其现实构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按当时的国际权力体系平衡和战争传统瓜分的历史产物。在冷战时期的几十年里，前苏联通过“华约”和“经互会”这两个军事和经济组织机构，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都丧失了部分乃至全部政治，在成为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战略缓冲区的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这些人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制度设计，隔断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历史传承和经济天然纽带联系，也是这些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主要原因。1989年世界政治格局剧变，中东欧国家开始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并将“回归与融入欧洲”作为其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首要战略目标。当代杰出的欧洲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总结中东欧和平转向和回归欧洲时写道，“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现了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之上……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代表着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中东欧国家在完成西化转型上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以合法身份“回归欧洲”的梦想已经逐步实现。欧洲身份的逐步确认使得中东欧国家的意识、民族意识大为强化，其要求以平等、对话、互利的基础来处理各种对外关系，包括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这种从附庸到平等的关系转变同时又要求来自俄罗斯的认同与承认。
(二)冷战后中东欧与俄罗斯“双转向”中的背离与对立
然而在冷战结束初期，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双转向”的情况下，二者的关系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冻期。
一方面，苏联解体后的自顾不暇，给中东欧国家彻底摆脱被苏联控制的命运带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民众支持“回归欧洲”的浪潮中，中东欧国家全部选择脱离苏联集团。脱离的动力既可以解释为文化传统回归，也可以理解为被经济落差所吸引，当然西方民主阶段性、压倒性胜利的格局也引发了政治价值观在中东欧国家出现一边倒的格局。但究其内在的核心因素，则是中东欧国家希望以“传统、正常欧洲国家身份”彻底摆脱被俄罗斯控制的局面。
另一方面，解体后的俄罗斯也过分强调与西方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全力追随西方，力求全面融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而作为传统东西方斗争前沿的中东欧，失去了原有的地缘战略缓冲价值，而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地理意义与区域经济意义上的中东欧国家也不再与俄罗斯有紧密联系。在无能为力情况下，俄罗斯不再把中东欧作为战略方向上的优先考虑，因而在有意疏远和无意忽视中均疏远了与中东欧的关系。
在这种双方都主动或被动疏远对方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经历了一段低潮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是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向西方“双转向”情况下出现的。理论上看，在双方同样追随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同时，有着历史渊源的俄罗斯与中东欧关系出现冷却并不十分正常，以意识形态为界线的国家对立关系是二十世纪冷战结束前的常态，而失去意识形态冲突基础的俄罗斯与中东欧关系突然“降温”，只能归咎于冷战历史上双方原本的不正常关系在新环境下出现的极度扭曲。
跨进新世纪后，在中东欧国家的国家地位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中东欧许多国家发现可以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以平等的国家地位，从互惠的角度出发，现实地考虑对俄罗斯的关系，发展对俄的经贸往来，而不是一味地防范和疏远。另一方面，在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也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在爱恨交织的心态下，其在外交努力上也务实地改善了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二、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的低潮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逐步恢复了正常关系，双方经贸往来也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俄与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额达到170亿美元，但是绝对贸易量增加是否能说明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入?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双方的对外贸易中究竟占据怎样地位?其贸易融合究竟在什么水平?下面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实证数据来进一步分析。
(一)俄罗斯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首先，研究选取1995－2008年这一段时间区域以及特定一组国家来考察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情况，特别是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比重情况。从出口角度看，在所选取的目标国家中以乌克兰(Ukraine)和德国(Germany)所占比重居首，而捷克(Czech)、波兰(Poland)、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Hungary)、保加利亚(Bulgaria)等中东欧国家则占据很少的份额；而进口情况亦大致相同。这说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俄罗斯的贸易重点是欧洲，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只占据很少的份额。
在1995年至2008年的十几年间，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都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使得原本就很微小的份额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如图表1所示。而在俄罗斯进口贸易中，捷克所占比重下降得非常明显，而中国则一跃成为俄罗斯的进口大国(如图表2所示)。
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乌克兰(12％)、德国(16％)继续维持与俄罗斯出口贸易大国的地位，而英国(7％)、法国(6％)、美国(7％)以及中国(11％)也成为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国家，中东欧国家中除波兰(10％)异军突起外，其它国家仍然占据很小的比重(如图表3)。俄罗斯对波兰贸易的大幅增加是由于2007年大选后，波兰政府有意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而俄罗斯也相应取消了对两国之间肉类贸易的限制，但是2008年俄格冲突后，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开始恶化。在2008年俄罗斯的进口贸易中，中国、德国在选取的国家样本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英、美、法，中东欧国家的比重仍居于最低(如图表4所示)。
(二)波兰、捷克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如果说俄罗斯对外贸易数据的变化仅提供了俄罗斯转型十多年对外贸易的结构变迁，那么中东欧国家对俄和其它国家的贸易又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呢?
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捷克由于其工业化历史悠久，二战前就位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行列，这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东欧国家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普遍性。
我们把选取的波兰、捷克中央统计局的每5年一次的历史统计数据与2009最新统计资料分析对比可以看到，以波兰为例，在1980年波兰进出口贸易伙伴贸易份额的排名前三位的排名是苏联进口33.1％，出口31.2％位列第一；联邦德国进口6.7％，出口8.1％位列第二；民主德国出口6，6％，进口6，9％位列第三。而转折点是发生在1990年，由于“两德”统一，中东欧自身转型，当年，德国一跃成为波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以对波兰进口20.1％，出口25.1％顶替苏联位列波兰贸易份额第一；排名第二的苏联份额则下降到出口19.8％，进口15.3％；排名第三的分别是意大利进口7.5％，英国进口7.1％。如果说在1990年苏联占波兰贸易还有一定的比重的话，那么2009年最新数据显示，在2008年，波兰前几位的贸易伙伴是：对德国进口23.6％、出口25.1％位列第一，对俄罗斯进口9.9％，法国出口6.3％位列第二，而对中国进口7.3％，意大利出口6％位列第三。且在与俄罗斯的贸易中，能源产品占90％左右的份额。
2008年，德国仍然是波兰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而波兰对俄罗斯的出口份额只相当于德国的1／5，少于捷克、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如图表5所示)；而进口贸易中，俄罗斯占据了10％的比重，最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取消了对波兰出口肉类的限制。因此使得俄罗斯在波兰的进口贸易中比重上升(如图表6所示)。
再以捷克为例，可以进一步验证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中的贸易地位。1999－2008年历史数据显示，就捷克的出口结构构成而言，其对德国的出口一直稳定在30％左右，而对欧盟其他国家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四国合计比例在35％，而俄罗斯的份额仅与遥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相当，从未超过5％以上。同样，进口的数据也惊人地表现出相同的结构，所以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非常微弱，其地位也无法与德国等欧盟国家相提并论。
在总结中东欧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波兰、捷克的贸易数据时不难看出，与欧洲国家、而非俄罗斯的贸易深入融入是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而缺乏以贸易为基础的物质交流，也在根本上冻结了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的空间。
三、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测量分析
从贸易实证数据分析中已经得出，目前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地位已经远不如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不仅较历史有巨大的疏远，而且其在外交关系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改进程度也堪称有限。而如果说贸易融入情况仅提供了冷冰冰的数据，那么下面我们将从公民态度测量的数据分析，探究一下内在阻碍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本质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根据欧洲晴雨表、各个国家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及调查报告，不难发现中东欧国家的被访者更倾向于认同其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在不断改善，而较为消极地评价其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下面将以波兰和捷克为例具体说明。
自2000年以来，在国民认知态度上，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都不容乐观，大多数波兰人认为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很糟糕。2007年大选后，波兰政府有意改善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也相应取消了对肉类贸易的限制，此后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2008年俄格冲突后，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又重新恶化。
俄格冲突后，波兰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对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做了一项调查，并汇总了近几年的相关数据。如图表9所示，对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持较高评价的被访者比例一直较低，并且变化幅度不大，都在20％以下；而持消极评价的被访者比例变化幅度较大，并有上升的趋势。
而在俄格冲突是否进一步加剧了波兰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的态度认知上，多达66％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的影响，认为影响有限的占18％，不能确定比例占10％，而认为没有影响的仅占6％。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2009年欧盟官方也对欧盟各成员国做了民意调查。与过去两年相比，波兰人民对自己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积极态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在受访者中，63％认为波兰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与欧盟的平均水平53％相比，波兰人民更多地表现出他们加入欧盟的积极性。
调查数据同时显示超过2/3的波兰人认为他们国家从欧盟中获益。民众持赞成态度比例为74％，与往年一样，这一比例仍高出其他大多数国家。而与欧盟平均水平56％相比，2／3这个比例也已经相当高了。再者，在欧盟的平均水平中，反对自己国家从欧盟中获益的受访者约占31％，而波兰的反对者低于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14％。在同一样本调查中，近2／3的波兰人认为，他们国家在欧盟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近五年来，这一比例一直位于62％－68％之间，显示了高度的稳定性。从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作为新成员国的公民，波兰人似乎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了解欧盟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样，捷克的调查数据与波兰有类似的情况。仅是在变化趋势上和对于加入欧盟的评价上，持中立态度的捷克被访者较波兰居多，波兰积极评价显著高于捷克14个百分点。
如果说波兰、捷克的态度测评数据仅仅是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公民对俄罗斯和对欧盟截然不同的态度的话，那么不妨看看俄罗斯公民又是如何看待中东欧国家的。从2006年底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FOM)组织的一项大样本态度测评看，在被访的俄罗斯公民中，其对中东欧代表国波兰的态度评价非常低。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波兰对俄罗斯的态度上，38.1％的被访
者认为是“不友好”，不回答31.8％，而认为友好的仅占30.1％；而当问及俄罗斯与波兰两国关系将向何方向发展时，回答“不会改变”比例为31，7％，回答“关系变坏”占29.1％，不予回答的比例32.8％，而仅有6.3％的被访者认为两国关系会改善。来自同样研究基础的态度测评数据表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公民的相互敌视态度是对等的。而从国际交往理论和实践看，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稳定关系的培育和发展，均离不开以公民认知态度为基础的文化潜意识认同。缺乏相互认同的态度评价，仅靠高层政治领袖的外交努力，其关系维持纽带是脆弱的。
四、研究结果分析
尽管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加入了欧盟。前文的两项数据分析也证实了在对外贸易领域和民意评价领域，中东欧国家都逐渐疏远俄罗斯，而更偏向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在判定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上，我们不能仅凭贸易和民意测量这两个因素进行全面结论性判断，因为从逻辑关系角度而言，贸易关系本身构成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良好关系之间的必要条件，民意态度测量结果构成两者关系之间的充要条件，这两者仅是构成结论的一个组成因素，从影响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其它充分必要条件看，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以下核心因素将不同程度地长久影响着中东欧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国家互信的深化。
(一)历史沉积化解
就近代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交往来看，中东欧国家始终缺乏与俄平等的国家地位，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掠夺与被侵略的对象。因此，中东欧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恐惧似乎是天然的，是民族历史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些中东欧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反复站位的历史，包括对俄敌对的历史，也影响着俄罗斯人对中东欧人的怀疑和仇恨。而冷战期间，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来自记忆中的镇压给中东欧人民留下了“血”的回忆，仍然让人挥之不去。历史可以随时间远去，但随历史积淀下来的基本偏见和民族隔阂却不会轻易消失。中东欧国家对俄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除了俄罗斯内在的、传统的“大国沙文”态度外，冷战期间，其在大党、领导党、老子党意识下处理中东欧共产党同盟的态度，不仅无益于中东欧左派，同时还给中东欧中左与右翼一直以攻击的口实。这既是造成中东欧国家疏远俄罗斯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阻碍双方发展关系的本质障碍，这一点在中东欧公民态度测量数据上显示得非常明显，因此，如何客观化解历史沉积是摆在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面前的难题。
(二)安全阀角色变更因素
中东欧地区是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这一地区不仅是各个时代帝国和不同文化、宗教交汇与冲突的场所，同时一直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必争之地。谁是谁的安全阀这一问题事实上一直是冷战中，包括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争夺战略的焦点，而自愿成为西方的安全阀却是中东欧国家给出的现实回答。站在中东欧国家角度看，为了寻求安全保障，防止冲突的发生，中东欧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加入北约，寻找到安全庇护和精神价值回归场所。而对俄罗斯来说，北约向中东欧地区东扩，则打压了俄的战略缓冲空间，因此俄对北约东扩怀有持久性的警惕态度。除了中东欧战略冲突安全阀角色的变化外，在经济与社会融入方面，西方又实施积极的欧盟东扩战略，力图以经济为纽带，以社会结构接轨为基础，全面将中东欧国家纳入西方体系。而中东欧国家这种战略安全、经济联系、社会结构安全阀功能的彻底转换，虽然是中东欧国家的主动选择，但这种彻底背向转化对于俄罗斯而言，似乎并不在其潜意识战略预判之中，反而滋生了俄罗斯精英与民众的普遍怀疑、敌视中东欧情绪。而如何正确对待中东欧作为传统意义上俄罗斯“安全阀”角色的转换，对于俄罗斯而言不仅意味着战略调整，同时也是一个心理适应问题。
(三)经贸不平衡关系的自然缺陷
中国人还没有进入农历虎年,欧洲债务危机就由希腊开始发生了,并使欧元步步走低。《世界知识》从今年第5期开始,不断刊登有关欧债危机的文章,这是因为危机在蔓延扩大,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威胁有时会让人很是揪心,比如,是否会引发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
多年来,我们在编辑有关欧洲的稿件时时常会感到是在“隔着一层纱”看欧洲,有扑朔迷离之感。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我们对欧洲人和欧洲问题的理解上有一定困难和偏差。就这次欧债危机和欧元大跌而言,很多文章都谈到了其发生的原因――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欧元区加入标准的过于宽松、《稳定与增长公约》没有被严格执行,等等。但似乎也给人一种感觉:一些明摆着是“陷阱”、绝对不能那么做的事情,欧洲人却真的那么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欧洲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否也有难言之隐?
1997年时任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来华访问时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去了现场。当时欧元正被全球热议。我问普罗迪欧洲准备怎样来化解欧元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他情绪略有激动地说:你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欧元的问题不放?要知道,我们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洲能早一天联合起来,就不会打仗。我本是问了一个有关货币的问题,但这位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却给了我如此一个回答。当时我就觉得欧洲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我们是不同的。今天请到的几位专家都有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欧洲,读懂欧洲。
这次的欧债危机,大体上涉及三方面的问题――“浪漫”的欧洲、纠结的欧洲、瘦身的欧洲。讲“浪漫”的欧洲,准确说应该是享乐的欧洲,南欧几个国家最具代表性。“浪漫”的希腊是欧债危机的起始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这几个南欧国家是重灾区,可谓“风从南方来,祸由南欧起”。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怎么成了今天这副样子?说到纠结的欧洲,这是理解欧洲的关键所在,也许正是在诸多方面的纠结才导致了欧洲今天如此之局面。请几位专家给我们讲讲欧洲人到底在哪些方面纠结着。至于瘦身的欧洲,就是想谈一下目前欧洲国家紧缩财政开支的影响以及欧洲的未来。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同一个问题,欧洲的问题可能被夸大了
廖先旺: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由于文化、制度背景差异,西方媒体的常态就是在维护相关利益的前提下“披露”和“揭短”,媒体整天都在找问题、找毛病,谁上台都会有媒体找他的毛病。太平盛世时找问题,危机时期更要找问题,而相关法律体系也赋予并保证媒体合法完成这一社会职能。他们的媒体没有“讲面子”、“打人不打脸”之类的顾忌,而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问题时更是扮演着一种预警体系的角色。所以,我们在看西方媒体的热点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
在他们媒体看来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没什么大不了的。希腊债务危机、欧元问题也是这样,尽管政客和媒体整天讨论、争论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经济比重或者实际情况来说,并非一个太大的问题,对欧洲人现实生活影响也不大。已经积累的社会财富不会流失殆尽,他们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社会政治法律体系依旧。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和上世纪50年代的“煤钢联营”。从那时开始,各种危机、争吵从未断过,很多次的首脑会议都险些开不成,但欧洲联合不还是在一点一点地前进吗?因为欧盟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政治组织,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带有试验性的地区联盟,别看它又有“外长”又有“总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往往是,大家觉得欧洲联合应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一步,应该后退的时候就后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而在进与退之间,还有由和平与更大整体利益揭示的无数个可能选择。看欧洲问题要注意它的历史连续性,不要截一段历史中的问题来推论全部过程,更不要仅依赖专爱揭短的西方媒体披露的问题来看欧盟的发展前景。说来有趣,如果将这些揭短的问题报道集合在一起,欧共体(欧盟)早已死过好几回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样,我们的媒体在转述或借用他人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习惯是“坏事传万里,好事不用提”。
从另一方面来说,欧盟内部虽然争论激烈,但在涉及对外问题时他们往往会一致对外,如在中国问题上、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问题上等,都是如此。即使有时成员国私下说起来似有不同看法,但也可能这种不同角色分工并不妨碍更好地保持对外一致的立场。
欧盟之父让•莫内曾说,他的梦想不是经济的欧洲,而是文化的欧洲。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风从南方来,祸由南欧起。“浪漫”的欧洲吃到了苦果
张 敏:欧洲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大家看欧洲就像雾里看花一样看不清。
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历史上都曾经辉煌过,拥有过大量殖民地。他们的老祖宗有冒险精神,曾靠掠夺积累资产,皇亲贵族和在拉美的一些殖民者拿掠夺的资产到英国买奢侈品,先天就是消费至上,物质至上,形成了比较懒惰的习惯。
除了意大利北部很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外,西班牙、葡萄牙在20世纪初还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很少。经过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才开始民主化进程,才开始追赶欧洲的先进国家。南欧国家的地理位置很好,面临地中海,气候宜人,可以靠发展旅游业来支撑经济。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旦有危机发生,内需和外需下降,这些国家就很容易受到冲击。
浪漫,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刘 超:欧洲人总体上来说都是“浪漫”的,南欧人更“浪漫”。目前国内有钱人也不一定有度假意识,没钱人就更没有了。但对欧洲人来说,度假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度假符合人性,不让休假是扼杀他们的天性。在每年8月份度假的黄金期,你想到他们的办公室找个人,很难。
再说加班。对咱们来说加班很正常,他们则不一样。我们和欧洲人开会,到了下班的时候还没谈完,秘书跟老板打个招呼就走,老板也只能点点头。他们的这种理念已深入人心了,日常生活就是围绕着人怎么舒服来安排,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挣到一定的钱之后就要花出去。欧委会的官员工资很高,我问他们钱用来干什么,他们说旅游、度假。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表示要去做环球旅行。我认识一个西班牙小伙子,钱赚得差不多了,就真的领着女朋友去环球旅游了,每到一个地方还给我发个邮件。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能看出欧洲人遗传了祖先的浪漫基因,如蜡烛的消费。对咱们来说蜡烛是停电了才用的,但他们一提蜡烛就是浪漫。我在一个欧委会朋友家里过圣诞节的时候,满屋子都点着蜡烛,可不是普通的蜡烛,而是工艺蜡烛,像艺术品一样,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些“浪漫”的蜡烛都是中国生产的,但中国人却很少消费。当蜡烛被欧盟提起反倾销调查时,当时我告诉欧委会官员:你们要是对中国的蜡烛采取反倾销措施,那你们浪漫的成本可就要提高了。他们想想觉得有道理。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在当时众多的案件中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的蜡烛现在还可以卖到欧盟。
我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假时,住的地方不供应早餐。我说早餐可以有嘛,他们说早餐真没有,还教育我说:你来度假干嘛还起这么早,我们平时都不起这么早。晚点起,直接吃午餐不就行了。当然,比较大的国际性酒店还是供应早餐的。在希腊,晚饭一般是在8点左右开始,夜生活能持续到凌晨1点,所以人们第二天早上经常睡懒觉,搞得我们经商处的同志都适应不了,被迫调整工作时间以适应他们的生活节奏。
南欧人这种慵懒、浪漫有其必然性,因为老祖宗确实给他们留下了不少的财富――当然有些财富的来源不太光彩,再加上欧洲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可以说是上帝特殊照顾的好地方,欧洲人具备浪漫的实力。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的实力也来自于对财富的继承和珍惜,这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建筑物几百年都不推倒重建,所以他们的财富一旦有了之后,就在那儿放着了,不像我们盖栋大楼,没过几年就推倒重盖,就相当于原来的财富没有了。他们的财富要从历史的长度来考虑。如此,他们能把钱用来度假,用来浪漫。
在欧委会里面,27个成员国的官员都有,这使得我有机会与这些来自不同成员国的官员打交道,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欧洲不同地域的人们浪漫等级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南欧为最,其次为西欧、中欧,北欧再次之,东欧位列其尾。当然,这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
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的残酷现实,北欧人、德国人都能适应,法国人稍微差点,至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确实已经跟不上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了。应当承认,他们的工业技术水平依然很高,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的制鞋技术,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缺乏具有良好技术和耐性的工人,做不了那个活儿,不像咱们皮鞋厂的工人。这些国家的人来中国温州参观皮鞋厂后非常惊讶,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工人的效率更令他们咋舌。他们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到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对其造成了冲击,这种恐惧感驱使他们要求欧盟采取措施制裁中国产品。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案件里面,原告基本上都集中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法国。英国、德国和北欧国家也有制鞋业,但他们比较聪明,早已悄悄地转移到了中国,比南欧人早走了一步。北欧国家――芬兰、挪威、瑞典,加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他们一般是反对南欧国家对中国皮鞋搞反倾销的。
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我们能感觉到南欧国家的竞争力确实是在下降,他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得很慢。低端产业他们不愿意干;高端一点的虽然有,但也已经渐渐地被中国赶上了,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工人去做了,只能把这部分往东欧转移,或者往中国转移,因此他们的失业率也在逐渐上升。现在这些国家也在呼吁资本家回去,在自己的家乡建厂子,但是资本家是跟着利润走的。
所以,讲到南欧的浪漫,是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的,这或许也是造成其竞争力下降的一个因素。人们不受限于工作,又要浪漫生活,那政府的福利开支就得加大,财政赤字就会上升,而政府只能多发债,这就是债务危机的诱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勤劳、严谨、不浪漫的民族――像德国那样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就像一个人,是有其个性的。
浪漫,也有法律上的原因
廖先旺:欧洲人的浪漫,我觉得也可从他们的法律体系中去找原因。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存钱?因为你担心养老、看病和下一代的教育,因为我们的全民社会保障刚开始建立,平衡社会分配、财富继承的法律体系还不很健全。但欧洲,如法国人没有这些担心。一是全民享受社会保障。二是相关税收政策力求减少社会的食利阶层和财富过度集中,他们的房产税、遗产税、巨富税等都起着平衡社会分配的作用。第三,这也是一种消费至上的税收体系。比如在法国,遗产税甚至达到了50%以上。法国有很多城堡,但是有很多人在继承城堡的时候会选择放弃,因为相关税收令他无法维持。还有些小业主,比如开面包店的,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一算,发现养老已经没问题了,那就把店关了或者卖了,自己开始周游世界,安享晚年。因为如果他继续开下去的话,挣的钱到最后传承时可能得以遗产税的名义交出去。他们也不会存房产,很多人甚至没有自已所有的房产。
所以,别看欧盟内部争吵得很厉害,如果法律没有修改那就没什么变化;但修改法律,就得通过投票。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到现在还在用,妇女没有投票权这条直到1958年才改过来,可见其法律体系相当稳固,改变很难。
在纠结的欧洲,讲原则是幼稚的,妥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张敏:欧洲由于深受破坏,战后单个国家很难较快发展起来。所以欧洲人希望能够有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先把能源问题解决了,以后再慢慢发展其他。这些都是各国精英推动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很难。当时政治联合是不现实的,只能从经济角度入手。今天,表面看来欧盟是政治一体化的产物,实际上是政治精英想用一个强大的欧洲来同美国抗衡。欧盟形成过程中不停地有问题出现,但是又总能够往前走――这就是精英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欧盟解体,就要重新回到单个民族国家,就很难在世界上形成目前这样的一个极。
入盟标准为什么会降低
欧盟面对的问题,一个是扩大带来的问题,一个是深化带来的问题。扩大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个过程是个博弈的过程。2004年十个东欧国家的加入是问题最大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加入欧盟是放低了标准的,因为欧盟必须要把原来苏联的势力范围纳入欧盟的掌控中,这是最关键的,其他的标准也就降低了,没被严格执行。但扩大后出现了问题,比如移民问题。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很多人都移到英国去了,老成员认为新成员挤占了劳动力市场,老新成员之间的矛盾不断。所以融合是一个问题。
南欧几国原本是受益国,欧盟很多资金是要投在南欧的。但欧盟东扩之后,很多资金给了东欧几国,这就使南欧国家很不乐意。欧盟成员国在考虑一体化时是要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的。
债务危机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其实希腊本身没有很多债务,但欧盟成员国之间首先就在救与不救上产生分歧:英国不想救,德法认为要凝聚欧盟力量就必须救。其次就是自己救还是依靠外界来救,争论也很大。这就使欧元区的声誉受到很大打击。
《里斯本条约》已经生效,它本身就是要进一步协调欧元区的经济治理。协调本身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欧盟还没有一个超国家机构来协调不同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现在这个层面上已经有考虑了。欧盟的能源50%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如果出现问题,会很麻烦。但政策协调起来问题很多,如财政权力、就业政策等这些成员国是不会让渡的,因为它还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以,欧盟全部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民族国家到底能让渡多少权力,欧盟理事会到底能不能代表欧洲行使权力。
“民主过多”的缺陷
欧洲的公民意识非常强。这次在希腊,财政紧缩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于是就进行罢工游行。让•莫内提出的“欧洲合众国”是要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邦,但在文化上我觉得欧洲是很难统一的,也是不应该统一的,各国都应该保护自己的特性。欧洲人追求文化多样性,尽管他们希望东欧国家尽可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又希望欧洲的文化是多元的。语言文字上也是如此。欧盟运转的成本很高,所有文本都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开会时会有很多翻译。如何处理好各国政府之间、各国政府与欧盟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纠结的。既要体现民族国家的利益,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给欧盟权力,使其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出手救助,而不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这次在救希腊问题上就是讨论太多了,不光是政府,社会团体、智库都参与其中,都可以发表言论。政府从自己的支持率出发,决策时各方面的意见都得考虑。这也是“民主过多”的一个缺陷吧,目前很难解决。
结构上完善了,但效率也下降了
刘超:纠结就是矛盾、复杂、理不清,这个词套用在欧洲身上很形象。很多人都说欧盟本身就是个怪物,想做成一件事情很难。我曾给欧盟的人讲“非典”时我们用一个星期就建了一座医院,他们根本不相信,如果给他们一个星期,只能说是刚提出这件事。
从历史上看,战争把欧洲打得七零八落,经过了战争的欧洲人比较自卑。战后,欧洲开始寻找其在世界上的位置,想找回曾经的辉煌,但如果单个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相抗衡,根本不可能。我们有时候和德国人、英国人开玩笑说:你们就是依仗着欧盟,如果是“单打”,你们根本不行。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聪明,我们有欧盟。他们战后搞的是“联合图强”。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内部不能再打起来,如果再打起来永远都强不了。为了不让内部打起来就得把武器控制住,那就得把钢铁和煤统管起来,因为这是制造武器最重要的两个原料。这就是煤钢共同体最初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念。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有27个国家加入的欧盟,还选出来自己的“总统”和“外长”,结构上是越来越完善了,但同时效率也是越来越低了。
就像一个家庭,两口子的时候讨论问题相对简单一些;如果双方父母在的话,那解决矛盾就稍微难一些;如果子女再参与进来支持这个支持那个,那就更复杂了;要是这时候表哥表姐再出现,那就更没完没了。欧盟实际上也是这么个状态,他们内心里都知道彼此都需要欧盟,但就像家庭一样,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就相当于27个人组成一个领导班子,但这27个人又各自有一个家庭在背后,这27个人在开会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他们背后的人、尤其是选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从它成立到现在,争吵实际上是常态,很难发现有哪一次议案是顺利通过的。再加上还有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但他们聪明之处就在于,不管怎么吵,最终都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妥协是常态
必须承认,每个成员国国内的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但令欧洲人纠结的是,到了欧盟层面,他们的法治底线一次次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是他们不愿看到但又被迫面对的事情。所以,在欧盟里面,原则虽然很重要,但妥协更重要,也是常态。他们也有原则,制订了一大堆法律,多到一般人都看不过来,甚至有时候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这些法律。欧盟的一个司长在谈判的时候曾私下里对我说,你们总是指责我这块做得不对那块做得不对,其实我是有很多委屈的。你让我坚持原则和法律,我无法坚持,因为成员国都给我施加压力,不同的协会也给我施加压力,我的领导和同僚也给我施加压力。我要按照原则去做的话基本上就没法干活了。后来这位司长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在我们欧盟,谁要是讲原则,谁就是幼稚”。所以,包括欧元的问题、财政赤字等问题,他们基本上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糊弄糊弄就过去了,虽然在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地批评,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有时候会发现他们领导人说话不算数,今天说的时候义正词严,过了两天政策就变了。但也只有这样,欧盟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否则早就分崩离析了。就像刚才说的,南欧国家要求欧盟更多地对中国产品采取措施,北欧国家就气得够呛,因为欧盟一采取措施,北欧的消费者就得多付钱。但最终各成员国还是要妥协,要找到一个各方勉强能接受的解决途径。
这样一来,欧洲确实很纠结,欧洲也没法不纠结。政客要拉拢选民,无外乎两件事――涨工资和减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国家和政府越来越没有钱。怎么办?只能不停地发行债券,不管后果,反正过几年就下台了,有的没过几天就下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高福利、老龄化的国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张敏:谈欧洲的纠结可能还有一个角度。北欧国家、南欧国家以及欧洲中部的国家,实行的是不同的经济模式――北欧是高福利高税收,在经济增长上追求科技创新,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行高福利;而在南欧这些国家,一些高科技企业经常会招不到工人,它的教育体制有问题。这些国家的人偏好历史、文化、古迹修复等,对自己的文化很自豪。就像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感觉他们不是懒散,而是刻意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南欧人普遍都不喜欢谈论工作,他们的谈话内容以休闲为主。德国实行的则是既有竞争又有均衡的莱茵模式,还有就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这些不同模式下,各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科技的内容和含量是不同的,这也是理解欧洲纠结的一个视角。
刘超:欧洲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和外界相比,比如中国的发展让他们产生失落感, 现实让他们很惭愧。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如何与一个失落的欧洲打交道。
欧洲确实要瘦身,但是这个过程会很长
刘超:现在政府得省着花钱了,但政府不敢得罪选民,所以就先找公务员开刀。这么一来,再加上前面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想要增长是很困难的。现在是进退两难――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就必须紧缩;而一紧缩经济又没法继续增长。
希腊的经济总量在欧盟连2%都不到,即使加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大约在6%左右,整个影响不是很大。但就怕蝴蝶效应,而且这个效应现在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了,就是对欧元的冲击。
欧盟不可能散伙,就像一个建筑物一样,他们已经为其付出了极大代价,外面都已经盖好,里面开始精装修了,要推倒是不太可能的。这取决于政客精英和成员国老百姓对欧盟的认同。但目前的救助能否起到效果还不知道,一开始宣布7500亿欧元救助的时候,市场反应很好,但最近又回落了,因为这种救助相当于只是打了一剂麻醉针,延后了痛苦而已。
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离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一步欧盟必须要建立有力、高效的决策群体和灵活、务实的决策程序,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但这又不是短时间内能干成的,也不排除中途经过一段时间的分裂之后再回来讨论。所以,欧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但我觉得这个痛苦他们能够接受,也是一个经济体向政治体迈进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或许现在痛苦对他们来说是好事,毕竟欧盟还处于初级阶段,还能够有时间有空间来救它。欧洲确实要瘦身,但是这个过程会很长。
张敏:欧洲未来的发展,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改变,但这个也比较难,时间会长些。有一次巴罗佐到我们那儿演讲,我问他:为什么欧洲的经济增长率总是上不去?他说在目前这种福利制度以及老龄化的社会环境下,能保持1.2%的增长率已是很不错的了。其实,欧洲追求的是一种均衡的增长模式,要兼顾企业效率和公民的福利,永远都是在寻找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均衡点。
欧洲现在采取的结构改革政策、社会福利方面改革的尝试,都不是那么成功,所以在寻找第三条道路,就是发展绿色经济,利用低碳的、节能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提出的“欧洲2020”,就是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增强科技竞争力,实现欧洲未来的三个增长――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在改革中,欧洲社会经济模式不会改变。
我不同意说欧盟是个怪胎,它是在做尝试,没有先例可参考。欧洲人其实非常聪明,从《罗马条约》一直到现在的《里斯本条约》,并非这些条约里的有些标准没被执行,而是这些条约本身就是有弹性的,是规定了例外情况的,他们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绝对硬性的规定。
廖先旺:欧盟做决定之前,总是在做各种民意测验,围着老百姓转。一项政策要想争取老百姓的同意,他们一般不会去说:为了团结,为了欧盟的存在,请大家举手同意吧!而是会这样说:你们看,欧盟帮你们获得了这些利益,如果不举手,这份利益下次可能就没有了。
欧盟几个重要成员国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起着欧盟的支柱作用,这就是最初的六个创始成员国。这些创始成员,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要保证这六个国家不垮,其他国家都好办、好商量。希腊的债务危机对整个欧盟来讲,可能是件好事,因为欧盟领导层可以拿这件事让希腊及新加入的成员国更加守规矩,在将来的某些事情上,欧盟也因此可以省去其他的账单。
张敏:欧洲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的意愿要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德国巴登州黑森林地区,如想砍一棵树,都得一定区域所有居民同意。所以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会有一种感受:这里怎么一直都不变呢?因为变起来太难了,做任何改变都要征求那么多人的同意。
这也就是欧洲总是走得那么慢的原因之一。《里斯本条约》生效后,从理论上讲,现在欧盟在决策上更加效率一些了,原来是一致通过原则,现在是多数通过。以前希腊那几个国家经常搞“一票否决”,很多决议执行不了,现在改成了多数票通过,磨合成本就要低一些。但“大社会”这方面,很难改变。
资料
纠结的欧洲和欧盟机构
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 成立于1949年,目前成员国已扩大到整个欧洲范围,共有40多个成员国、五个部长委员会观察员国(梵蒂冈、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墨西哥)以及三个议会观察员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以色列)。其宗旨是保护欧洲人权、议会民主和权利的优先性;在欧洲范围内达成协议以协调各国社会和法律行为;等等。欧洲委员会不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其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是部长委员会,由各成员国的一名部长组成,部长委员会主席由成员国代表轮流担任。欧洲委员会与欧盟关系密切,两组织的议会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欧盟 内部共有五个主要机构: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其他重要机构还有欧盟审计院、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欧洲警察局和欧洲军备局等。
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即欧盟首脑会议,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根据《里斯本条约》,2009年欧盟选举时任比利时首相范龙佩为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并选举英国的阿什顿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职务分别被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
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构,由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组成。前者负责确定大政方针;后者则由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组成,负责日常决策,制订欧盟法律、法规,负责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内政等方面的政府间合作与协调事务,任命欧盟主要机构的负责人并对其进行监督等。
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是欧盟的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实施欧盟条约和理事会决定,向理事会提出立法动议,监督欧盟法规的实施,代表欧盟对外联系及经贸谈判,对外派驻使团。主席一职由欧盟成员国元首组成的理事会提出并由欧洲议会批准通过,委员由各国政府推荐并由欧洲议会通过。现任主席是巴罗佐。
一、基础历史知识点教学应兼顾学生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
1.基础历史知识点教学不能忽视学生学习思维能力的培养
农村中学九年级的世界史教学，时间紧任务重，教学很大程度上是为考试服务的，因此在教学中容易过多地关注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直奔历史知识点，让学生读读背背往往比有系统地讲授历史知识效果要好得多，实惠得多。通过读和背，学生记住了知识，考试成绩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长此以往，历史教学只重视知识与技能，忽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应付得了平时的考试，应付不了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提升；关注历史知识点的背诵，忽略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学生考试成绩的提高，忽略学生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
对“过程与方法”的关注是课程改革以来的重要理念突破。沿着“感知历史现象—形成历史概念—理解和判断历史事实—探究、分析、评价历史—交流历史研究的心得”的思路进行，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感性到理性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思维的发展过程。如在教学《两大军事对抗集团的形成》一课时，我打乱这一课的学习顺序：先让学生说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哪两大军事集团，学生很容易找出是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然后探究、分析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很多学生都一脸茫然，但当我提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说出它们实力的变化，追根溯源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不同表现，从而得出两大军事对抗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2.历史课堂教学中要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反思初三历史课堂教学，每一节历史课上我都做到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在于我没有树立这种教育意识。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但是，《凡尔赛和约》却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使学生感到愤慨，明白“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从而树立要热爱祖国、建设一个富强新中国的愿望。
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用价值引领服务学生的人生。历史教学中最有利于学生形成价值观教育的是有关历史人物的教学部分。在世界历史知识的教学中，杰出的历史人物灿若群星，比比皆是。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身残志坚，颇有远见，对遭受1929-1933年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的美国，他勇于担当责任，实行新政，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供范例，领导美国参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等等。学生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提高自身素质修养。要让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历史教师就要在课堂教学中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使学生感动，与学生的心灵产生共鸣。
二、历史课堂教学应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在一堂历史课的教学中，常常会出现教学重点并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的情况，而且几乎每个知识点都会有要求学生掌握的情况。这时，历史教学就会像流水账一样，每个大问题所用的时间差不多，分不出哪是重点，哪是难点。加上农村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务比较重，基本上都是担任五六个班级的历史科目教学，有些教师缺乏对课堂教学的仔细研究与精心设计。历史课堂教学没有精彩之处，整堂课下来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的美感。
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没有认真钻研教材，没有用心备课。一堂课应该是一个整体，教师备课时，心中便要有一个总体布局。45分钟绝不能匀速前进。重点与难点务必要详略有致，错落有致，呈现出课堂结构中的节奏感与韵律美。一堂课只能有一两处重点或高潮，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
以《中古时代的欧洲》一课为例，教学重点有：封建等级制度；教会的统治。难点是：西欧城市的兴起。这一课一共四个大标题：封建等级制度；教会的统治；西欧城市的兴起；拜占庭帝国的败落。重难点就有三个标题的内容。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模式，采用不同的学习活动展现层次感。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目，可以出示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示意图，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内容思考：（1）这种制度最先形成于哪个国家？（2）这一制度是通过哪一历史事件形成的？这种制度以什么为纽带？分为哪几个等级？（3）西欧封建社会初期，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是谁？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第二目教会的统治，则可以情景激疑，以矮子丕平人物图像引入，小组学习教皇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再通过“迁移应用”练习巩固所学知识。
三、历史课堂教学应达到有效性。
凡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活动，都可称之为“有效教学”。在农村初级中学，学生真正用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时间主要是课堂45分钟，所以，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应该着力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有效教学是通过教师良好的教学品质、教学行为和教学技能及恰当的教学策略实现的。历史课堂教学实现高效的关键是认真备课，只有认真备课才能上出高质量的历史课，历史课堂教学才会实现有效性。教师课背得好，学生才能学得轻松，学有所成。历史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教法，更要了解学生，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合所任教学生发展的备课模式和教学模式。“深入才能浅出”。
欧盟民主制度的缺陷
简单地说，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以“人民论”为根本宗旨，即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其职责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并得到人民的认可。为了保障这一点，公民通过政党选举等渠道选择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要求整个决策过程公正和透明。这样，民主又成为一种制度。自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经由几百年的发展而臻于成熟，而在西欧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共体和欧盟，必然也存在着一个如何建设民主制度的问题。
1979年，当欧洲议会第一次进行公民选举时，人们曾预言泛欧洲政党将会形成。然而，新的政党联盟到80年代仍在为生存而斗争，这种乐观主义破灭了。在《马约》的“政党条款”提出之后，90年代的泛欧洲政党活动趋于活跃，社会党、基督教、自由党和绿党联盟采用了更加一体化的新章程，开始重视欧洲议会的选举。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对欧盟的财政预算有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权，并获得了任命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以及通过弹劾迫使其辞职的权力。
然而，从传统议会民主制的角度来看，欧盟还存在着明显的“民主赤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决策机构得到公民的认可和支持方面，欧盟与成员国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作为欧盟体制中唯一的民选机构，欧洲议会并不具有国家议会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立法权。欧洲议会也缺少足够的监督权，它对在立法决策机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欧洲理事会只有提出书面和口头质询的权力。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指派的代表组成，成员国政府参与决策并对政策负责，各国公民很难看到和行使自己的职责，欧盟缺少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党对欧洲议会的选举不像对国家议会选举那样重视，民主“输入”明显不足。
其次，决策机构缺乏透明度而不受公民监督。欧洲理事会的构成和性质，决定它是各成员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的场所，其议事过程在几近封闭的状态中进行，除了最后的成文决议以外，其余一概秘而不宣。这种决策机构难以直接反映民意，民主在“输出”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从整个体制上看，欧盟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既有正式的制度，也有非正式的决策议程。它没有像民族国家那样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而对政策结果负责，决策过程以网络的形式相互连锁，也不具备传统的那种垂直特征。因此，欧盟在决策本身、决策时机的选择以及政策范围的确定和磋商准备等方面都不够清晰。这一点使一般人对欧盟的体制很难有足够的了解，在反映社会各种利益方面主要依赖于游说集团和专家的意见，其结果有利于反映政治精英的意愿和保护欧盟成员国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欧盟层面上的公众尚未形成，欧盟民主缺少直接实施的条件。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主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正是当一个民族感到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在并认识到自身的文化特征之后，才有可能要选择一个政府管理整个民族与国家。所以，民族认同是民主的基础，公众的存在是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欧盟各国走向一体化，与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以一种核心力量为基础，而是多个国家共同地走向一起；它不是依赖于武力，而是依靠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来完成。所以，从理论上讲，各成员国还有退出欧盟的可能性。虽然《马约》在政治上对欧盟的公民作了界定，但在目前欧盟各国人民可以感到的只是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正像乔·肖所说的，尽管法律结构确实在欧盟的政府机构与欧盟各国公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关系，但是我们无法从中设想在这些公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水平的关系(诸如文化特征、民族地位和公民义务)，而正是这种关系才能够把他们约束在一起。(注：JoShaw,“InterpretingtheConceptofEuropeanUnionCitizenship”,WorkingPaper2/99,on
http:/www:leeds.ac.uk/law.)各成员国的公众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对欧盟的认同感，整体上的欧盟公众尚未出现，所以，欧盟范围的政党和团体缺少一种坚实的基础。
欧美学者对欧盟民主问题的认识
欧共体/欧盟的民主问题早就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卡尔·凯瑟在1971年就指出，跨国家政治总是通过加强技术统治专家联合的方式削弱民主所承担的责任。在跨国家和跨政府网络中的多层治理，似乎削弱了地方、地区和国家层次上民主团体控制欧洲化过程的能力。各级治理的执行人员、专家群体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其地位似乎得到了加强。(注：KarlKaiser,“TransnationalRelationsasaTreattotheDemocraticProcess”,inR.O.Keohaneand
J.S.Nye,TransnationalRelationsandWorldPolit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pp.356—370.)
1982年，马丁·斯拉特发表“政治精英、公众的冷漠及欧共体的建设”一文，着重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精英和公众对欧共体建设的作用。他发现，60年代以后公众对欧共体冷漠的态度开始改变，但只是帮助代表成员国政府的理事会在欧共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80年代初欧共体的体制结构，不会使欧洲议会引起公众真正的兴趣和大规模的支持。所以，欧共体机构和制度的改变，仍应当寄希望于成员国政府本身。然而，在民主普遍要求分权的情况下，欧共体应当认真对待人民大众的意愿。(注：MartinSlater,“PoliticalElites,PopularIndifferenceandCommunityBuilding”,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21(1),1982,pp.69—87.)马丁·斯拉特的这篇文章，较早地谈到了公众对欧共体发展的重要性。不过，他所指的只是各成员国的公民，尚未涉及到欧共体层面上的公民问题。
90年代初丹麦第一次公决否决了《马约》之后，公众与欧盟的关系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一些学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论述欧盟，都会涉及它的民主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欧盟的国际组织性质，使其民主无关紧要。政府间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德鲁·摩勒夫塞克在1993年提出，欧共体的“民主赤字”也许是它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这是因为，成员国政府可以利用欧共体的存在使自己在提出政策的主动性方面得到国内更多的首肯和支持，在国内政策议程安排方面也享有更大的权力，从而比较容易在国内进行政策的协调；同时，成员国政府之间的讨论和投票都在秘密中进行，各国议会和公众一般很少有合法的机会批准欧共体的协议，从而帮助成员国领导人削弱了国内潜在的反对势力，增加了成员国政府之间达成一致的能力。(注：AndrewMoravcsik,“PreferencesandPowerintheEuropeanCommunity:ALiberal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31(4),1993,p.516.)政府间主义倾向于把欧盟看作是一个国际组织而非一种政体，强调成员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所以，摩勒夫塞克认为民众对欧盟支持与否并不重要。
——民主与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而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就等于削弱了民主，民主与一体化相互矛盾，所以不能在民族国家之上即欧盟层次上实行民主。目前欧盟的存在依赖于自由市场提供的合法力量，而向着更紧密的联盟方向发展必然使其更加缺少民主合法性，因此，应当保护或恢复民族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注：参见O.Gerstenberg,“DenationalizationandtheVeryIdeaofDemocraticConstitutionalism:TheCaseof
theEuropeanCommunity”,RatioJuris,14(3),2001,pp.298—325.)
——欧盟多文化的特征，使之无法实行民主。民族的文化统一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甚至一个国家实行多元文化主义也会对民主造成威胁。因此，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和民众的认同，欧盟即使实行了联邦制也不会为社会稳定提供一个基本的资源。所以，欧盟应当是一个政府间主义之上的国家联盟组织。如果它向联邦方向发展，必将导致暴政的出现。(注：参见AgustínJoséMenéndez,“AnotherViewoftheDemocraticDeficit: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Arena
WorkingPapers19/2000,Jurist,onhttp:/fd.unl.pt.)
——欧盟的决策特征有不利于民主的一面，但也有弥补民主缺陷的一面。1995年，约翰·佩特森提出，欧盟决策方式的网络性质使利益集团不会像在民族国家内部容易控制政府那样控制欧盟的决策议程，所以从民主理论的角度看，这种网络不利于民主。不过，政策网络又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通过允许有关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政策的阐明而使政策结果合法化。他还提出，政策网络有助于把多样性与共同利益和共同的要求协调一致，使欧盟不会出现类似美国联邦制的那种过分强大的公共权力。(注：JohanPeterson,“Decision-MakingintheEuropeanUnion:TowardsaFrameworkforAnalysis”,Journalof
EuropeanPublicPolicy,2(1),March1995,p.59.)
然而，更多的学者感到了欧盟民主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它必须、并且也能够得到解决。
1996年，托马斯·里斯—凯本发表“探索生物的本性：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策分析与欧盟研究”一文，其中探讨了如何在欧盟政策网络的复杂结构中实行民主的问题。他认为，成员国政府越容易控制创议权、制度、信息和思想，就越容易对民主造成损害。“为了减轻民主‘赤字’可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但忽视这个问题的结局将会是灾难性的。”(注：ThomasRisse-Kappen,“ExploringtheNatureoftheBeast: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Comparative
PolicyAnalysisMeettheEuropeanUnion”,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34(1),1996,p.75.)迪米特利斯·克里斯丘1997年在“对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挑战：理论建设的含义”一文中指出，加拿大等联邦国家从一开始就依靠宪法的形式，在代表区域和代表选民之间制造平衡。与之不同的是，欧盟过分注意保障成员国政府在制度上的权力，从而限制了欧盟跨国家民主的发展。他认为，“现在正是欧盟强调其公民在各个一体化过程中作用的时候，公民的作用最可能是消除多种‘民主赤字’的良药。在这方面缺少任何努力将会导致主要由精英所操纵的又一个妥协结构的出现，并有害于欧洲各民族这个唯一真正的跨国家权力的利益。”(注：DimitrisN.Chryssochoou,“NewChallengestotheStudyofEuropeanIntegration:ImplicationforTheories-Building”,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35(4),1997,p.538.)
可见，两人都是从传统的议会民主模式出发，认为成员国政府是实施欧盟层次民主的一个障碍，欧盟公民是其民主的主要推动力。而寇特莱珀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他认为，尽管议会模式被广泛认为是评价欧盟民主的一个有效的依据，但它与欧盟的超国家背景和性质并不相关。而美国政府结构那种强调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主义模式，为欧盟超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较为合适的根据。(注：J.Coultrap,“FromParliamentarianismtoPluralism:ModelsofDemocracyandtheEuropeanUnion''''s`DemocraticDeficit''''”,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alPolitics,11(1),1999,pp.107—135.)
还有学者批驳了前述把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与国家民主对立起来的观点。格斯顿伯格认为，民主能够在民族国家之上建立起来。迪特·戴科则具体论述说，德国300万伊斯兰教徒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选举等民主活动，这表明坚持把文化统一视为成功建立欧盟联邦制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注：DieterDettke,“Europe''''sDemocraticDeficit:HowTrulyDemocraticisourDemocracy?”PaperfortheAtlanticConferenceoftheBritishCouncil“TheCitizenandtheStateinanEraofGlobalChange”,October26—28,2001,Chantilly,Virginia,onhttp:/.)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权力将逐渐缩小，欧盟的不断扩大也会为它带来更多的民族与文化。这种因素可能会使欧盟在实施传统民主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但不会从根本上妨碍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此外，在欧盟民主问题上还存在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不应当基于传统的民主理论对欧盟的“民主赤字”提出批评，而应当转向新的民主理论概念。2001年，皮特·范·汉姆出版《欧洲一体化与后现代的条件》一书，试图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看待欧盟和西方国家。在民主问题上，他认为欧盟正处在人类发展的“后现代”阶段，随着国家不再作为权力的中心和国家特征的逐渐消失，欧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民族特征和价值观念，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用传统的民主观念看待和要求欧盟。因此，欧盟层面上的民主的精确含义，指的是开放、相互尊重和承认，平等对待，以知识和利益为基础的代表制和普遍的代表制度，它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所习惯的那种民主定义。他说，应当承认欧盟正在向着一个新的民主跃进，使之更适合迎接今天的挑战，和管理更大和更多元化的政治空间。(注：PetervanHam,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PostmodernCondition,London:Routledge,
2001,p.171.)
上述学者的见解虽不相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正像希伯特在对欧盟未来的体制结构进行思考时指出的那样，不管欧盟向着一个共同的体制发展，还是成员国政府同意把国家交给欧盟，都必须消除其“民主赤字”。(注：H.Siebert,“Europe-QuoVadis?ReflectionsontheFutureInstitutionalFrameworkoftheEuropeanUnion”,TheWorld
Economy,25(1),2002,pp.1—32.)
消除欧盟民主缺陷的几种方案
在认识到欧盟的民主缺陷之后，欧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民主建设方案。其中，多数学者基于传统的民主理论，少数人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的主张采取多数主义，有的主张与之相对的共识主义。有的学者探讨了如何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的问题，还有人对如何解决欧盟代表公众利益和代表成员国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进行了研究。
多数主义以在决策中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特征。这种方法利于迅速决策，但政策结果会导致社会资源再分配，使选举或投票中获胜的多数派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一原则广泛运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表现为依赖于政党的选举竞争、议会代表制和公众对决策的控制等因素。一些学者用它来观察和解决欧盟的民主问题，托马斯·里斯—凯本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提出，为了有效防止对民主造成的损害，应当采取三项措施：“首先，加强从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到城市议会参与欧洲事务的能力。政府多层治理的制度意味着扩大所有治理层次上的议会的作用。……其次，在各政策部门里系统地加强公民参加欧盟政策准备和贯彻的网络活动。为此，应当把社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组织和其它的团体包括在这些网络中，并加强它们与诸如欧共体委员会的超国家机构之间的联系。而且，应当利用工商业者与工会就环境等问题在欧盟层次上展开对话的模式。最后，加强宣传。成员国的公众应讨论欧盟事务，使跨国家和跨政府专家联合做出的技术性决定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注：ThomasRisse-Kappen,op.cit.,p.74.)
与多数主义相对的共识主义，要求各政治派别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它的特点是在决策中采取一致通过或各方相互协商的原则，因此往往不利于新的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但是，共识主义不会导致对利益重新分配，其政策结果会使各方都能受益，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少数派的利益。一些学者认为，欧盟体制不同于民族国家，它缺少整体上的民众，因而建立民主制度不能以多数主义为基础，而应当采取共识主义的模式。把欧盟体制界定为“新治理”模式的一些学者就持这种观点。
所谓新治理模式，即认为欧盟治理不仅是由成员国来引导、而且是包容了所有控制或管理社会的政治和行政角色的活动；治理的关键职能是控制社会政治风险，而不是重新分配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及其民众之所以构成了民主制度中接受多数主义原则的条件，是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少数派会接受多数派的决策而使之具备合法性。而目前欧盟中有十几个分离的民族身份，因此在欧盟层面上的多数派的决策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公众，因而是不合法的。
他们还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委员由成员国政府选择，候选人或团体不会在选举中遭到淘汰，这一点使欧盟缺少民主基础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与此同时，政党对赢得成员国政府比赢得欧盟机构更感兴趣。这一切都决定着在民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模式不会轻易地转化到欧盟中去。所以，目前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民主模式建设欧盟民主，唯一的方案是采取一种独特的代表制和责任模式。
对此，斯密特提出了在参与模式方面把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到职能选区、在决策模式上把投票的权力分配到三个分离的机构的设想。约瑟夫·威勒建议把整个欧盟的决策进程展示在互连网上，以便选民了解和监督。赛蒙·希克斯提出，把管理权力委托给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机构，并要求它们采取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通过媒体监督、议会的严格审查等措施保障该机构的高效和透明，做到“没有人控制机构，但机构处于控制之中”。他认为，这种机构采取的政策将会产生最佳结果，使各方都会受益，合法性将因此得到保障。(注：SimonHix,“TheStudyoftheEuropeanUnionⅡ:The`NewGovernance''''AgendaandItsRival”,
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5(1),March1998,p.55.)
总之，新治理方案认为，解决欧盟“民主赤字”应当注重的是解决问题、奉行共识主义和决策机构的透明和独立，而不是依赖于竞争、采取多数主义和决策机构由党派选举产生而受其控制。
关于欧盟公民的身份，《马约》虽然作了规定，但欧盟公民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加之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够清晰，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设欧盟公民?这种公民与成员国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欧美学者就如何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欧盟将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未来共和性质的欧洲民族主义将通过吸收各民族文化而形成一个单一的大众文化，欧洲公民将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还有观点认为，公民的认同和民主只能在民族的浓厚的历史文化社区中形成，在欧盟层面上加强欧盟公民的权利不会塑造欧洲公民，只会削弱各国的民主而导致欧盟虚假的合法性，因为它增加的是不对民主负责的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所以，欧盟的发展应当限定在目前的阶段上。第三种观点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所谓“欧盟爱国主义”，由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92年提出。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公民可以在不具有共同特征的情况下忠于宪法的原则，在欧盟内部存在众多民族特征的情况下，只有非民族的政治认同概念才具有吸引力而被大家所接受，“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新的公民身份。(注：参见RainerBaub@①ck,“CitizenshipsandNationalIdentitiesinEuropeanUnion”,Jurist,onhttp:/fd.unl.pt.)普林特力斯则更明确地提出，应当探讨建立在新的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所设想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之上的欧盟特征的潜力和动力。(注：N.Prentoulis,“OntheTechnologyofCollectiveIdentity:NormativeReconstructionsoftheConcept
ofEUCitizenship”,EuropeanLawJournal,7(2),2001,pp.196—218.)还有人建议，欧盟公民的地位应当在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以传统的民族或种族关系为基础。
皮特·范·汉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考察了欧盟公民的问题。他说，在传统民主制度中，公民身份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公民概念以种族文化为基础，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领域。而欧盟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破坏了传统的公共领域的确定性和统一性，所以应当重新界定公民身份。新的公民不再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公民概念不应当产生于种族或文化群体中，而应当在广泛的民主程序中界定。他赞成于尔根·哈贝马斯“爱国主义”的公民概念，希望这种新的公民将排除欧盟向着一个欧洲超级国家发展的倾向，从而避免这种国家带来欧洲民族主义的一切愚昧。(注：PetervanHam,op.cit.,p.176.)
如何塑造欧盟公民?马丁·斯拉特在1982年虽然没有探讨欧共体层面上的公民，但指出各国公民对一体化事业的支持，需要精英做出努力并在制度上加以保障。迪米特利斯·克里斯丘在强调公民对欧盟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制度对保障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他说，使成员国公民感到自己作为欧洲公民而共同生存，“需要把传统上欧盟决策者与政策接受者的角色颠倒过来。然而只有在跨国家的公共领域出现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尽可能地留出民主参与的空间。”(注：DimitrisN.Chryssochoou,op.cit.,p.538.)
赛蒙·希克斯对如何塑造欧盟公民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认为，选举中的竞争在重新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对民主进程的参与，相互竞争的观点得以合法地表达和对抗，多数派取得的成功会被各方所接受。所以，失利一方和胜利一方都会赋予竞争的结果以合法性，新的民主认同将随之产生。所以，那种以为在一个类似欧盟的多民族的政体中失利的少数派不会接受多数派合法性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在他看来，公民可以通过民主的实践而得到塑造，一部欧洲宪法缔造的政治制度将会诱导欧洲公民认同的形成。
他进一步提出，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立法和委任委员会主席方面增加欧洲议会的权力，为了使欧洲议会的选举变为真正的竞争，还需要由泛欧政党选择欧洲议员的候选人。但这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近期应当选择其他两种方法：在欧洲事务上举行欧洲范围的全民公决；由每个成员国至少一个政党提名候选人，直接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后一种方法既能确保每个成员国的一个精英集团成为获胜群体的一部分，而不会使一个民族国家集体失利，又能给予欧洲公民淘汰某人的权利，使他们在挑选行政官员方面不必完全依赖于欧洲议会政党。
皮特·范·汉姆对塑造新型公民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方法，但从其主张利用互联网等先进的通讯工具探索公民参与民主的新形式上看，他也是在强调民主实践对欧盟公民形成的重要性。
关于公民及其认同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民主理论中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前提条件，一种认为后者造就前者。可以认为，具有统一认同的欧盟公民是欧盟民主制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民主实践对欧盟公民的形成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公民与民主相辅相成，互相促动。
在任何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中央机构代表区域利益与代表全体公民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欧盟也不例外。一些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迪米特利斯·克里斯丘指出，为了使欧盟各成员国公民意识到他们作为具有独特性的政治实体而独立存在，同时又感到自己作为欧洲公众而共同生存，必须处理好欧盟代表区域(国家)利益与代表跨国家公众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借鉴斯布拉加的研究成果，认为可以从德国联邦模式中得到启发。德国的联邦模式代表着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汇合点”，属于其“中心”没有完全独立于选举单位的那种共同体，它的基础是州行政部门和联邦公众。这样，在德国联邦模式中，区域体制、政党结构与由宪法划分而属于联邦政府的任务同时存在。当然，德国州政府部分地参与联邦决策过程使单个公民很难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各州议会往往发现自己仅仅被要求批准政府讨论的结果。所以，按照这种模式，无法按照传统的民主标准对转移到一个共同机构手中的决策权实施控制。然而，克里斯丘认为，正是通过州、联邦两级政府的“参与性治理”的体制，德国的政体已经脱离了传统民主观念中“中心机构”代表公众的原则。这个体制从根本上对公众负责，但同时也能保护区域的利益。
所以，迪米特利斯·克里斯丘认为，不管欧盟成员国政府是否有一天会在职能上与德国州政府相同，德国的这种安排为欧盟两院制的议会和合作式联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模式。它有可能使欧盟体制在没有传统观念中那种“中心机构”的情况下运转，同时也能够解决民主问题。
几点思考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使目前的欧盟在体制方面具备了国家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其国际组织的特性也非常明显，尤其是类似于那种不以一个国家为核心而建立的国际组织。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界定欧盟的特性，探讨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从而在如何认识和解决欧盟的民主问题上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纵观欧美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态在各国并不是整齐划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封建主义传统的英国，在保留君主制的情况下实行责任内阁制，而从殖民地时代就具有许多民主因素的美国则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度。及至现代，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由于行政权力随着社会复杂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而日益膨胀，国家权力重心又开始从立法机构向行政机构转移。诸如此类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欧盟将会出现一种建立在新的民主理念之上的新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不会是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的民主，而是与西欧国家已有的政治体制息息相关。作为西方民主国家，欧共体各成员国在为走向联合而设置超国家机构的过程中，无疑要移植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而设立了欧共体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目前共同决策的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将构成欧盟立法机构的两院，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借鉴德国现行的联邦制模式，则有助于解决未来欧盟代表其全体公众与代表国家(区域)利益之间的矛盾。
然而，欧盟毕竟不是、也不会发展成一个民族国家，这一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模式实行民主，而必须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寻求突破和创新。实际上，今天的欧盟能够以其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重性质保持正常运转，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一个创新。因此，它必将能够完成在新的条件下建设民主制度的任务。就民主模式而言，新治理模式所主张的共识主义，在保障各成员国利益和维持欧盟内部稳定方面切实可行，“爱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民主理念也提供了各有价值的思路。当然，过分强调这些构想而忽视传统民主的经验是不足取的。单独奉行共识主义会使欧盟重新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状态，而在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方面，仅仅强调政治观念而不考虑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也不会取得成功。这里，如何把传统的民主经验与新的理论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民主建设方面找到一种适合欧盟实际特性的方案，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几年，推理小说渐已成为大陆读者追捧的类型文学。谈及大陆推理小说的兴起，“午夜文库”功不可没，而其背后的策划统筹者――不到三十岁的“午夜文库”副主编褚盟更是重要推手。
以推理为终生事业，俟机
褚盟自高中时期便对历史和推理小说尤为钟意，到大学时更是广泛阅读各类推理小说，甚至开始研究推理小说。据说，他精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二十余次，能从中找出近百个情节漏洞。“我喜欢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对于经典，我不满足只是‘读一下’或‘喜欢’的程度――我的‘喜欢’是要研究出一点自己的东西出来。”和其他推理小说迷单纯地喜欢不同，褚盟从那时开始爬梳推理小说的历史演变，分析作家作品的特质，从中做思考研究，并立志做与推理出版相关的工作，只是并不知道机遇何时会降临。
为了等待这个机遇，2006年，大学毕业后的褚盟选择在家待业，每日阅读推理小说，撰写相关研究文章。“那时把工作想得太理想化太简单了，对报酬等等条件都没什么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当作终身的兴趣和追求。不是有人说，‘一旦找到真正喜爱的工作，从此之后你再也不用工作了。’”这种理想状态――将推理小说作为终身职业，于褚盟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对于大陆当时的文学界和出版界来说，推理小说颇为冷门。“如果我的兴趣在纯文学、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可能后顾之忧还小一点，毕竟市场大一些，有更多的关注，也有更多的机会学以致用。但是我研究的是类型文学，而且是侦探文学。”彼时，中国大陆的推理小说出版几乎一片空白。说起那时的压力，褚盟说，“看书、做研究的时候还好，等到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来想一想，压力来自于一个更原则性的问题――你阅读和研究的事情，不确定有用，或者确定有用但不知道怎么用。”所幸，正当褚盟快要支撑不下去时，遇到了新星出版社的社长谢刚。那是2008年3月，褚盟等待这场机遇足有一年半。
这段人生最灰暗的经历，如今回头看，带给褚盟极为深刻丰富的体验，为“午夜文库”的策划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也磨砺了他的心态。家里也将这一坚持和决定作为“标志性事件”，不再将他当作孩子看待，更多地尊重他的意愿。
编辑的直觉，打造“午夜文库”
谢刚自身也是一个推理小说迷，在筹备新星出版社时，便将推理小说的出版归入计划。新星出版社成立的第二年（2006年）推出了“午夜文库”，出版《八百万种死法》、《恶魔预知死亡》等欧美推理小说。2008年，为精心打造“午夜文库”，谢刚决意延揽人才。褚盟发表的许多关于推理小说的文章，引起了谢刚的注意，谢刚打电话给褚盟邀约面谈。三个小时的谈话后，两人一拍即合，褚盟出任“午夜文库”副主编。
虽然兴趣上的热情及积累的专业知识为褚盟带来许多优势，但是编辑经验的缺乏也给初入出版行业的他带来不少的困扰。褚盟说，从内文错别字、装帧制作、到封面设计、腰封文案等等，他把一个编辑能犯的错误基本上都犯了一遍。“编辑是不能重来的一项工作。任何一本书，当下很满意，但推到市场后，再过一段时间去看它，仍会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可惜已经不能重新来过。总会留有遗憾，但2008年所做的书，不只是遗憾。虽然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各个方面比较糟糕。”经过半年的磨合，褚盟逐渐如鱼得水。
褚盟统筹“午夜文库”之后，“午夜文库”有了两大变化，从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开始，装帧设计出现差异化，打破原先统一的红色精装的设计风格。虽然精装本改变了以往推理小说带给读者的粗糙印象，但是这种“红壳书”出到三四十本的时候，有供货商跟他们反映，“你们新星出版社只出过一本书”，“这证明市场识别度比较低，不占优势。我当时想，推理类图书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现在推广推理文化，需要直观地让读者接受。”平装、差异化的装帧设计，使得“午夜文库”争取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此外，从2008年年终开始，在原有的欧美推理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日本推理小说。如今，日本推理小说的比重已占文库的七成。
问及为何会引进日本小说，褚盟说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判断”。“从内容和风格上来说，日本推理小说在2000年之后呈现多元化，欧美推理小说在‘二战’后，创作模式比较固定，与大陆的读者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反映的思想是基本读者群体会不到的（推理小说的基本读者群年龄结构为18～30岁，欧美推理小说更适合35岁以上有阅历的读者阅读）。而且，近三十年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远超欧美，成为世界推理文化的重心。”这当中，自然也有褚盟的个人偏好。除了埃勒里・奎因等西方推理作家，褚盟对江户川乱步、岛田庄司、横沟正史、高木彬光、道尾秀介、东野圭吾等日本作家尤为偏爱，这些作家一一被“午夜文库”视为珍宝，重点打造。
除了如东野圭吾等个别作家，其实在日本、台湾销量很高的作品，在大陆销售并不见得好，于是是否能以出版的形式来译介、推广这些作品，取决于“出版人的直觉”。“比如在日本和台湾卖得很好的宫部美雪、伊坂幸太郎的作品在大陆的销售则非常惨淡，这跟阅读的偏好和市场的成熟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更多的需要靠编辑的直觉来判断。”去年在推出日本推理小说鼻祖江户川乱步作品时，褚盟在征求意见中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原因是觉得时代太久远，且版本太多，但褚盟的直觉是“中国的推理小说的阅读处于起步阶段，乱步的鼻祖地位是客观的，是无可否认的经典。可能在日本和台湾觉得老的，抛去阅读上的时差来说，可能对大陆来说刚刚好。当然，在装帧会上用心一些。”《D坂杀人事件》、《阴兽》、《两分铜币》三本江户川乱步作品推出之后，相继又推出《人间椅子》、《孤岛之鬼》、《蜘蛛男》共7部作品，平均销量均在2万册左右。
如今的“午夜文库”分为大师系列、经典系列、日系系列和国内原创系列――国内原创的并不多，近一年多的时间，只推出文泽尔《荒野猎人》、《穷举颜色的讲义》等作品。此外不定期推出Mook和《镜子外的福尔摩斯》等传记、理论类书籍。目前，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两三本推理小说，“午夜文库”数量已达300余种。其在新星出版社的比重也始终是最大的。
版权的获得，最不易
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斜屋犯罪》是褚盟的转折点（褚盟第一次自己真正策划、编辑、出版的书），亦是“午夜文库”的转折点，从这两本书开始，“午夜文库”从不为人知的丛书，成长为中国推动推理小说最好的出版平台。
而当初，获得岛田庄司的作品的版权实为不易。岛田的著作版权授权之难，业内多有耳闻。岛田从未将同一系列作品的版权售给同一个国家的同一家出版社，唯独“午夜文库”。新星出版社在激烈的版权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为拿到岛田庄司的版权，有近半年的时间，褚盟穿梭于北京各版权公司，跟日本的出版社接洽，甚至到最后直接同岛田联络。最后岛田一个系列的16部小说的版权全部授予新星出版社，而褚盟也有幸成为岛田的忘年之交，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一次，许是长期的压抑，褚盟惟一一次喝醉了酒。褚盟坦诚自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而流失一本好书，他必定会痛苦好几天。
以“午夜文库”为首，大陆各出版公司也纷纷出版推理小说，呈现出一番荣景。但褚盟说，“2008年之后，有相当多的出版社/文化公司进来又退出了。出了三四本书，却发现跟预想的不一样，造成大量的版权烂尾，给外国的出版社造成不好的影响，也造成了版税的高升。以前，假设图书销量到一万册的时候可以实现赢利，但现在比如东野圭吾的作品，如果定价30元，七万册是无法保证赢利的。而另外的角度，不超出五家公司可以将东野圭吾的作品销量到七万册――多数公司很难做好这件事情，便造成泡沫的现象。”
不过，新星出版社早已预料到当下这番版权竞争，以较低的成本收购了一些版权，足以支撑两三年的出版周期，同时，也同欧美、日本的出版社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使得在当下激烈的竞争中能保持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普及推理小说的概念
褚盟回想起当年统筹“午夜文库”，因为想改变对“红壳书”早先“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的读者群的定位，将其推向更为大众化的年轻读者市场，与谢刚发生分歧，甚至和谢刚“拍桌子”。“那是‘午夜文库’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午夜文库’这么大的出版计划在立项之初，可以想见它不会特别顺利。我们不是出版韩寒、郭敬明的作品，没有坚实的读者基础。‘午夜文库’完全是从无到有的工作。中国人是没有推理文化的，没有读推理小说习惯的，更没有把推理小说当作高档读物阅读的习惯，新星出版社从这几方面竭尽了努力。”谢刚事后也颇欣赏褚盟的责任心，而褚盟也感谢谢刚的开明和知遇之恩，笑说如果换做其他领导，“很可能直接把东西放在书包里走人，也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目前，“午夜文库”每一本的稳定销售量是一至二万本，相比当年的5000～8000册，有很大的突破。纵观‘午夜文库’五年之变化，也可一窥大陆推理小说的发展。褚盟说，相比现在，当时的普及性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即使是一个只有两三人的活动也用心去做，去扩大目标读者。只有正视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现状，才能明确应该做什么。
“1841年第一本推理小说（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出版，代表了科学的进步、推理学的完善和法庭程序的合理化，它是一个文明的产物。在文学史的角度，是一个新的文学门派。而推理作家的地位也丝毫不逊于纯文学、严肃文学的作家。但在中国有一个‘误会’，在西方所谓的新产物来到中国之后被归入‘鸳鸯蝴蝶派’，被划分为旧文化；之后又被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打倒。一直到现在，推理小说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尚未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的定位。‘午夜文库’试图还给推理文学一个公正的评判。而且，大陆仍未有一个专业、公正的推理文学奖项来推动推理文学的发展。”
对于近年来大陆推理小说的出版热，褚盟说，“这两年发展很快，但是有很多泡沫在里面，更多的是很多出版社的跟风现象。现在的繁荣是从外部加热而成的繁荣，并不是内部进化那么多的能量。过了这段阶段，我们会回归一个比较理智的阶段。跟日本相比，我们还差五十年。西方和日本的推理小说均经由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类型，发展成冷硬派、法庭程序、间谍等多元化小说的漫长过程。表面上看，目前大陆推理小说的阅读比较多元，但这种表象背后是迷惘和概念的模糊，尚没有专一化的概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读一本类似于好玩的小说而已。初级阶段，读者需要被灌输和巩固概念。”
关键词 苏联解体 民族问题 欧、美学界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在这项研究中，欧、美学者运用不 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诚然，部分欧、美学者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对苏联解体原 因的研究具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的许多评论也未必切中要害，甚至有违客观的历史 事实，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借鉴。
本文将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归纳为八个方面：民族政策失 误与苏联解体；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与苏联解体；联邦制变形与苏联解体；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与 苏联解体；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苏联解体；波罗的海三国 的独立运动与苏联解体；外部因素的推动和民族问题的激化与苏联解体。前七个方面是苏联 民族问题产生的内在因素，最后一个方面是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外在因素。大多数欧、美学者 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及苏联解体是多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民族问题产生及苏联解体的内在因素
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内在因素时，欧、美学者分别论述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民 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联邦制的变形、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人口迁移政策的失误、俄罗斯联邦的离 心倾向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并且强调了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欧、美学者把民族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沙俄帝国的侵略 扩张政策及民族压迫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的“基因”。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Gregory Clesson)等认为，沙俄帝国在数百年间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统治、疯狂的迫害与掠夺，沙 俄帝国被形象地喻为“各族人民的监狱”。二是苏俄时期民族政策的失误及民族问题的滥 觞。美国学者S・佩特(S．Pate)、L・特罗特斯基(LTrotsky)指出，列宁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 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也曾有过很多过失，如把“格鲁吉亚事件”的影响扩大化等，致使苏俄 时期遗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这也是苏联时期民族问题十分尖锐、复杂的原因之 一。三是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美国学者乔格・利博(JorgeLibo)认为，在20世纪 20年代末之后，苏联的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失误和错误，这是苏联境内民族矛盾长期 存在的直接原因。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并未 制定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本已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后期阶段愈 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些欧、美学者特别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 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失误而导致了苏联解体。其具体错误是：
第一，忽视苏联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美国学者马 克，R・贝辛格(MarkR．Beissinger)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不仅缺乏民 族工作的经验，而且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味颂扬苏联民族工作的影响，对苏联的民族关 系状况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美国学者沃尔特・A・肯普(WalterA．Kemp)认为，戈尔巴乔夫 在上任之初，不仅对当时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而且忽视了潜在的民族关系危 机；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他认为苏联在民族关系方 面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二，崇尚“公开性”，致使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泛滥。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 巴乔夫视“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改革的灵魂和动力”，提倡在评价苏联过去的事情时“不留 历史空白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公开性”将使苏联享有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多元主义”，在 苏共领导下的多元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争论将会成为苏联的“财富”。英国学者马丁・玛 利亚(MartinMalia)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大谈“不留历史空白点”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提 法会引发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对苏联民族工作的全盘否定，助长了极 端民族主义；“公开性的逻辑无可挽回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因此而导致民族分离 主义涨潮”。
第三，实行“民主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夺权提供了机会。美国 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民主化的实行不仅使苏共丧失了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 的领导地位，其他反对派政党纷纷建立，也给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膨胀提供了条件。英国学 者卡瑟琳・丹克斯也认为，实行“民主化”的结果有违戈氏的初衷，“民主化已经远远不是培育 人们支持改革的共识，它揭示的是，在苏联内部存在着对苏联和苏共的权威与合法性形成挑战 的日益增长的观念的多元化”。
第四，实行国家联盟，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美国学者罗伯特・斯 特雷耶(RobenStrayer)、雷切尔・登伯(RachelDenber)以及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 尔巴乔夫在对高度集权的中央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时，遇到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 国领导人向中央夺取更多权力以及分裂统一国家的强大压力。关于联盟中央与苏联各加盟共 和国之间的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原来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 国”，而叶利钦却提出“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在1989年9月通过的苏共 民族政策纲领中把这两个提法并列在一起，即：“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 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实际上，这是一种折中的提法，它仅仅说出了二者之间 的辩证关系，却没有指出强大的苏维埃联盟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这种提法在客观上为苏联各 加盟共和国争夺、把各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在 于步步退让，致使联盟中央丧失了领导权。
英国学者史蒂芬，怀特(StephenWhite)反对过分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苏联民族关系造 成的影响及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 须对苏联的解体负责”，但还不能“将苏联解体的责任全归到他一个人身上”，“戈尔巴乔夫在 任时期苏联政府制定的所有民族政策都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批准”，“他和助手们都对处理民族 问题没有经验”。
关于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有如下观点：
其一，关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美国学者格特鲁德・E・施罗德、约翰，B・邓 洛普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70多年，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随着现代化经济、科 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因而其民族自我 意识日益增强。此外，由于苏联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比较广泛，社会比较开放，受到“改革”潮流 和“民族复兴热’’的影响，各民族的自我意识迅速膨胀。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 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政策，更加诱发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 我意识的膨胀，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其二，关于“民族精英”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美国学者乔格・利博认为，苏联民族经 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还造就了一批具有本民族社 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民族精英”，他们强烈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并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逐 步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意大利学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对苏联来说，这些“非俄罗 斯民族精英分子的越轨行为”造成的危险，大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以至于在苏联 解体后，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仍一再重复说，他对苏联解体一点都不感到遗 憾，并为自己对苏联解体一事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说：“就这样乌 克兰结束了俄罗斯长达300年的统治。”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格雷戈里・格利森认 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实行，诱发了 “民族精英”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学者伊 恩・布雷默(1anBremmer)认为，由于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及其实践中的一系列错误和失误， 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增 强，有些民族知识分子甚至成为支持民众脱离联盟的领导者，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 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苏共的 “上层民族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后做出的决策。在他们看来，占据着苏联党政机 关重要领导岗位的“上层民族精英”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领 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苏联解体。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库尔伯格(Judith S．Kullberg)认为，大量事实证明，当时苏联的大多 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对记录在案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苏共 “精英”中，只有9．6％的人赞成共产主义；12．3％的人赞成民主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并希望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而在1990年前后进行的一 次民意调查中，只有5％－20％左右的人支持实行资本主义，80％以上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 义。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学者还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而 支持资本主义，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感觉可以得到物质上的私人利益。197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1975年以后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屡遭失败，可能会使一些 “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 有那么多的苏联“党政精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做过比较。美国学者保 罗・库比克和英国学者艾瑞・寇根、罗伯特・V・丹尼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持与大卫・科 兹、弗雷德・威尔相似或相近的观点。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最后使得戈尔巴 乔夫改革派实验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的，正是由各个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出于个人利益而加以 运用的民族主义。”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了与“自上而下的革命”相反的观点，他认 为，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 体。美国学者布扎西斯基等强烈反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在导致苏联解体方面的作用。他们 认为知识分子在促使苏联解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很小，因为苏联建立了严密的国家 安全制度和警察制度，使知识分子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或只是在私下里议论，根本无法对戈 尔巴乔夫的政权形成挑战。还有一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如美国学者库克萨斯、 R・缪勒等认为，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市民社会并得以发展，民众的 民主意识得以提高，这对共产主义的权威形成了挑战，但并未对国家政权产生强大的冲击。
其三，宗教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美国学者R・博赫丹(R．Bohdan)指出，实践证 明，苏联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从现象上看，在一定时期内，教堂被关闭了， 大批神职人员被监禁，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一些公开的宗教活动也沉寂了。但实际上，宗 教组织和宗教活动都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还与民族感情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 内聚力与强大的抗压力，“这就为日后政治上的对立和民族间的分裂准备了条件”。因此，进 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出现以后，“宗教组织就把另一种社 会目标神圣化”，把“宗教热”推向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
其四，民族文化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语言问题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英国学者 亨利・R・赫滕巴(HenryR．Huttenbach)认为，在苏联，许多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和文化不受 重视的状况颇为不满，这种不满又与苏联整个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的导火 线之一。美国学者S・恩德斯・威姆布什认为，苏联政府有意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与历 史，贬低少数民族为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却夸大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引起了 民族矛盾。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反对过分强调苏联政府着意压制民族语言和文化对 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 以民族为基础的地区中，“民族语言和文化受到鼓励，在某些例子中得到重建。本土化直到20 世纪30年代都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它鼓励使用当地语言与习俗，实施‘防止种族歧视与性别 歧视的行为’，在共和国的国家和党的机器中采取亲少数民族的招募和升迁政策，并促进土生 土长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共和国的组织中发展。虽然这些政策在集体化时代遭到反民族主义 者的反对，但在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期又再度抬头”。
在谈到被扭曲的联邦制损害了民族关系而导致苏联解体时，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两点： 一是苏联国家结构的变形伤及民族关系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 为，民族主义及联邦关系的混乱所引发的问题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在改革进程中失去控制 力，从而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政治因素。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认为，苏联在用联 邦制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充分地体现了领导者们的主观意愿。在他们看来，联邦制不过是 体现苏联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种手段，一旦国内的民族问题得以解决，联邦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 的价值，社会就可以向更加集中的单一体制转化。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指导下，联邦制不可能得 到真正的实践。二是苏联宪法中有关“民族自由分离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提供 了借口。美国学者阿拉斯泰尔・麦考利(AlastairMcAuley)认为，“民族自由分离权”的相关法 律条文不完善以及该权力在实践中被严重侵犯，强烈地刺激了民族分离主义，客观上为20世 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创造了可资利用的条件。美国学者S．A・雷姆特(S．A．Ramet)则 认为，民族分离主义者虽然借用了苏联宪法中“民族自由分离权”及“人盟自愿”、“退盟自由” 等原则的规定，但“决定他们使用这些规定的还有苏联其他民族政策和实践出了问题，如移民 问题、语言问题、民族意识问题等，而不仅仅在于这些规定及其实践本身”。
关于民族经济利益的冲突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集权式管 理模式及其后果。美国学者雷切尔・登伯认为，斯大林时期全面集体化的强制推行、高度集权 的中央体制的迅速建立，剥夺了各加盟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严重损害了 它们的民族利益，由此引起它们对此体制和联盟中央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积淀下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恶化，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 增。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施普尔伯认为，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的初期，人们普遍将苏联长 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现象日益加剧视为可以纠正的缺陷，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两种缺陷看成党、政全包体制下的不治之症。二是联盟中央与各加盟 共和国经济利益的冲突。英国学者M・卢因(M．Lewin)认为，苏联政府曾以“区域分工”和 “经济专业化”的名义限制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迫使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造 成民族地区经济部门残缺不全、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不能独立，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 的依附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民族地 区成为俄罗斯联邦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三是经济改革的失误 及其影响。美国学者卢伯迈・哈杰达(Lubomyr Hajda)、马克，R・贝辛格等认为，从20世纪 60年代初期到联盟崩溃近30年的情况来看，苏联的国民经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 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主要是由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对上述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戈尔巴乔 夫执政以后并未认真研究和吸取以往的教训，他虽然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却没有解决 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并且忽视原本就很复杂的民族问题，很快就把苏联推进了政治斗争和民 族纠纷的旋涡。美国学者M，蒂特玛(M．Titma)反对过分强调经济改革失败对苏联解体的 作用。她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就积累了很多民族问题”，并非仅仅“因戈尔巴 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民众和民族情绪的变化”，“叶利钦等一批民族精英引导民族分离 主义肢解了苏联”。
关于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20世纪 30--50年代的民族迁移政策及其危害。美国学者格哈德・西蒙(GerhardSimon)认为，20世纪 3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苏联当局曾以各种名义强制迁移了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由此给那 些背井离乡的人们造成的伤害及给苏联带来的危害，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仍能感觉得到。美 国学者R・康奎斯特(R．Conquest)认为，不能把20世纪30 50年代的民族迁移行动看成仅 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把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与其整个民族等量齐观，主要是表现了苏联政 府和斯大林本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俄罗斯人在战争中也有叛徒，却并未把整个俄罗斯民族迁 移”。二是民族聚居区内俄罗斯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美国学者艾豪・卡门埃特斯基(1hor Kamenetsky)认为，苏联政府对各民族实行利益捆绑的政策，它在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 强制性迁移的同时，又将大量“占心”的俄罗斯人迁往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些俄罗斯 人得到苏联政府的庇护，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常常以“主人”的身份自居，由此而导致 民族间的种种矛盾。美国学者K・裴波斯认为，因俄罗斯人迁人和苏联政府的相关政策而给 少数民族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在有些地 方已经导致了反抗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的暴烈行动，1957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暴乱和 1972年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的自焚事件可谓典型例证。三是驱逐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 人、梅斯赫特人等民族出境事件及其影响。美国学者乔纳森・埃伊尔认为，20世纪30--50年 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以叛国罪等名义将日耳曼人、鞑靼人、犹太人、梅斯 赫特人等驱逐出境，使这些民族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驱逐事件’’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 补的心理创伤，使他们产生了对当局的愤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的民众。法国 学者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eleneCarrereD'encausse，又译埃莱娜・唐科斯)认为，泪别国 土的人们――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的情况表明：摧残民族权利不利于苏联民族一 体化，这种摧残不但未能使少数民族屈从，反而导致了民族反抗。英国学者布雷斯・马什 (BraceMarsh)反对过分强调“驱逐事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相对于苏联的总人口 来说，驱逐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往往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即使有联系，联系的方式 也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态度不会对国内的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说 这些人对苏联解体起了多大的作用。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术界有如下观点：一是俄罗斯人 民族本位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 克・E・巴洪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境内泛起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俄罗斯人 的民族本位主义，这种思潮强烈要求维护俄罗斯人的民族利益，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和整个联 盟做无谓的牺牲，这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俄罗斯人的“悲情’’意识 加剧了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倾向。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在经济上，俄罗斯人认为自 己“吃了大亏”。在苏联，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与所谓的“俄罗斯帝国精神’’背道而驰：在与各加 盟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中，俄罗斯联邦是输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三是积极 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当联盟中央试图以武力镇压立 陶宛的独立运动时，俄罗斯联邦发表声明谴责联盟中央的镇压政策，并号召其他加盟共和国联 合起来，共同制止联盟中央的极端行为，从而给予立陶宛独立力量以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 驻苏联前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认为，当1991年8月20、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 宣告独立时，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强大支持使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潮流无 以阻挡；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功不可没。四是俄罗斯人对联盟的态 度。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亲资本主义联盟―― 坚决要求苏联解体，这使苏联的崩溃不可避免。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尽 管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反对分裂联盟，但仍有一股推动联盟 瓦解的强大力量在起作用。事实上，此时已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叶利钦，及以其为代 表的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已经下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实现俄罗斯的独 立。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认为，历史常常说明，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决 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往往是一些手握重权并能娴熟运用政治技巧的王公、权臣，而非一般民众。 而苏联最后阶段在其心脏地区俄罗斯，恰恰失去了“上层民族精英”集团的支持，苏联的解体 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叶利钦本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或特殊作 用。关于叶利钦对联盟解体的推动作用，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一是他极力推进俄罗斯联邦的 民族分离。“无数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被政治家用作其政治斗争的工具”。英国学 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领袖，他号召俄罗斯人民脱离苏联， 把自己解放出来，以奉行“俄罗斯优先”的政策，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国家，最终导致俄罗斯联邦 脱离苏联而独立。二是他积极支持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行为。美国学者格韦茨 曼・伯纳德(GwertzmanBernard)、迈克尔・T・考夫曼(MichaelT．Kaufman)等学者认为，如果 不是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采取行动，那么苏联仍将会存在。它的崩溃不是军事失败所致，如像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俄罗斯与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殖民帝国也不 同，它并非不愿放弃代价高昂的同要求独立的抵抗运动的斗争。如果当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 主席叶利钦不采取保护波罗的海国家的措施，那么戈尔巴乔夫要想控制它们就不会有什么困 难。叶利钦首先表达团结的愿望，接着在1991年1月呼吁俄罗斯官兵不要参与镇压，最后在 1991年2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英国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V．Daniels)反对 过分强调叶利钦本人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叶利钦是上层民族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阶 层)中的重要一员，他在利用民族主义解散苏联方面功勋卓越，但他只是民族精英中的重要一 员”，“如果不是精英阶层倒向西方变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苏联是否解体还很难预料”。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一是波罗的海三 国独立的历史和波罗的海人的民族性格决定了这三个国家重新走向独立。美国学者罗兰・伊 文思、罗伯特・诺瓦克认为，某些政治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其 他加盟共和国混为一谈，但根据历史和国际法，这样极不公平。这三个国家不同于1940 年以前的苏联其他地区，就像当时每个欧洲国家一样，它们是完全独立的，而且都是国际 联盟的成员国。“波罗的海人教养有素，但是秉性坚韧、外柔内刚、喜怒不形于色。他们 对希望的象征不是激动挥舞的手臂，而是燃烧不息的蜡烛”。这种民族性格也决定了波 罗的海三国必然会再次走上民族独立之路。二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和冲突 促使它们走向独立。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雷・塔拉斯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在1940年加入 苏联，是在面临法西斯德国的入侵与苏联的“保护”之间所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这三 国入盟苏联并非出于自愿。三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起 了导向作用。美国学者雷切尔・登博认为，自并入苏联几十年来，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向往实现 国家独立、不甘于俯首听命的强烈民族意识始终没有泯灭。这种独立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政局剧变的条件下，终于进发并迅猛发展，这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 的独立起了导向作用。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克(WMterLaquer)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 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整个联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立陶宛的决定不仅影响了那个共和国 本身的利益和命运，而且也影响了苏联人民和全国的根本利益和命运”。英国学者盖 尔・W・拉皮德斯(GailW．Lapidus)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讲，由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所引起的互 动关系远远超出了本地区，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它的影 响。美国学者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dGngorSuny)反对过分强调波罗的海三国的 分离运动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联邦及其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立陶宛 的独立很可能就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了”，其实，到20世纪90年代末诸多共和国已有了分离 的打算，“即使立陶宛不宣布独立，也会有另外几个‘立陶宛’站出来宣布脱离苏联”。还有一 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美国学者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认为，一些加盟共和国， 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受到波罗的海三国分离运动的影响，而另一些加盟共和国则没有受到 影响。当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时，“其他共和国并不想要完全独立，却发现独立不知怎么回 事就硬塞给了他们”。
二、民族问题产生及苏联解体的外在因素
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外在因素时，一些欧、美学者分别论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 的演变、德国的统一、阿富汗战争的震荡、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全 球化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冲击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在谈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演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时，美国学者沃尔特・A・肯普认 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精神被苏联占主导 的联盟(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概念所掩盖，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取代了 民族主义，对苏联模式及俄罗斯文化的认同取代了对本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认同。由此可见，苏 联的压力和干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是抑制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外在因素。英国学者 伊恩・布雷默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4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1956年的波兰 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1982年的“波兰危机”等，均可被视为具有 反苏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认为，这些“革命”虽然大多 受到了挫折，但却给由此而得到启发的波罗的海诸国、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共和国 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分析德国统一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时，美国学者安杰拉・E・斯滕特(Angela E．Stent)认 为，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是苏联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进入世界事务的“助产婆”，而1990年德 国的统一又决定了“苏联帝国”的最终瓦解，它敲响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统治及自身最终解体 的丧钟。她指出，二战后，为了阻止德国再次入侵，苏联策划并建立了民主德国(东德)，但到 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领导人却做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判断，即认为东德能够与西德保持睦 邻友好关系，这个判断给东德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与西德缓和关系导致了东德 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其实，在这之前苏联早已决定缓和与西德的紧张关系，但事与愿违，苏联 的这项“缓和”政策不仅使东德社会内部，而且使整个东欧集团出现了不稳定，进而影响到苏 联本身的稳定。一些加盟共和国国内原本被压抑的民族情绪开始显现和膨胀，有些地方出现 了民族骚乱和冲突，到20世纪80年代时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一旦苏联决定不再使用武 力维护其“帝国”的东欧一翼，苏联集团，包括苏联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了。德国学 者H・诺伊贝尔教授也认为，东、西德的合并不是一种解放或成功的壮举，而是社会主义阵营 的失败，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Dallin)反 对过分强调东欧地区前期所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 为，尽管“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受到了东欧地区出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影响”，但 这种影响并不大，主要是苏联政府“制定、实施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多过错，也没有比较成熟的 民族理论来指导解决民族问题”，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 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民族关系也开始出现骚动，以至在90年代末出现了民族动乱， 这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影响”。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震荡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法国学者亚历山大・贝尼格桑、亚历山大・本 尼森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战争，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未达到控 制阿富汗政权的目的，反而促进了中亚穆斯林与阿富汗穆斯林的团结和交往，推动了中亚伊斯 兰教的复兴。美国学者安东尼・阿莫尔德(AnthonyAmold)认为，随着苏联境内民族分离主 义浪潮的兴起，激进的、带有明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复兴党也趁机成立并开展活 动，对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反对强调伊斯兰 势力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尽管中亚诸伊斯兰共和国有它们强烈的民族／种族特性， 它们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堡垒，只是在此过程即将结束之时才转向独立之路。这是因为 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受到联盟中央直接的保护，而它们的资源消耗高度依赖苏维埃 国家体制内以政治动员为目的的重新分配过程。”
关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为了瓦解 苏联，美国多年来一直拨出巨款(仅1991年就达150亿美元)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扶 持“民主”势力；“美国之声”、“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舆论工具用俄语等数十种 语言进行宣传，给苏联民族主义势力以精神上的支持；西方国家支持苏联侨民(如在美国有 150万人左右的乌克兰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与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另 外，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也波及到了苏 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意引导这两种势力与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结合，共同促进 苏联向“民主、人道的国家演变”。
关于东、西方的竞争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德国学者埃克・考普夫认为，苏维埃时期国外反 动势力从经济封锁到武装进攻的猖獗活动及二战后的军备竞赛使苏联遭到了损害。日本学 者宫川彰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普遍下降，为 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西方国家竭力防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外“扩张”，于是它们加大 了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直至把它们压垮。有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异。 如美国学者R・C・苏涅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积极努力的结果，因为苏 联长期处于混乱、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状态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从华盛顿的观 点看，苏联的解体就并不可取”；“美国经受不起发生以下情况的打击――苏联彻底解体，眼下 已显示出其特征是黎巴嫩化，再发展下去更不得了，或者等待着让一个新的、残暴的中央权威 接管苏联，不论它是由军队发动的还是由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法西斯发动的，总之它将是一个由 苏联后帝国通过武力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要“设计一种鼓励苏联继续坚持公开性和民主化，但保留最低限度的中央国家权威的政 策，在替代苏维埃联盟上，美国可以利用其一切可利用的影响，来促进建立一个松散的国 家联邦(应为邦联――编者注)，以自愿的方式将各共和国联系在一起，那样至少可以提供一 种中央权威负责防务和核武器；也可以作为互相竞争的共和国之间的第三者――调解人；也可 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仲裁者”。与东、西方对抗加剧苏联解体进程的观点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有的学者谈到了“东、西方缓和”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如德国学者恩斯特―奥 托・岑皮尔认为，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极大地减少在欧洲的东、西方安全竞赛及实现国内政治 体系自由化来获得使用西方技术的权力，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维护苏联在全球的利益。 但这个方法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缓和战略与政治自由化使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民 族主义力量得以释放，造成苏联四分五裂。美国学者罗纳多・斯托尔(RonadoStair)反对过 分强调“东、西方缓和”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并不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苏联、东欧 的民族主义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对苏联来说，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政治、经济形 势的恶化导致民心涣散，给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机遇”。
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对苏联解体的作用，英国学者巴里・阿克斯福 德(BarrieAxford)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俄罗斯民族产生的影响完全 不同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除了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的特点以外，在影响范围和内容上也主要 不是大多数非西方主要国家所遇到的经济上的受益不对称和政治上的受侵蚀的问题，而 是“它使苏联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进而造成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泛 滥，促使苏联最终解体”。
三、民族问题视角下欧、美学术界的主要分析方法
欧、美学者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如总体分析法、个 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等，是值得注意和借鉴的。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总体分析法主要是指对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意识形态、个人因素、外部原因等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综合性 的结论，如美国学者格哈德・西蒙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因这种方法得出 的结论与苏联的客观实际情况较为接近，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比较全面，它可以使我们从宏 观上把握民族问题在导致苏联解体方面所起作用的全过程。但由于这种方法试图把导致苏联 解体的诸因素尽可能地都考虑在内，似乎所有的因素都是有影响的，因此就无法判断究竟是哪 一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个案分析法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 的特点是只研究某个国际事件或某个外部因素或某个人在某一时期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如法 国学者亚历山大・贝尼格桑、亚历山大・本尼森关于入侵阿富汗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的研 究，美国学者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对导致苏联崩溃 的作用的研究，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关于“上层民族精英”的自决论对导 致苏联解体的作用的研究等。运用个案分析法的优点是可以把全部研究力量集中于某个研 究对象，就该研究对象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得出比较深刻和具体的认识；缺点是所得出的结论有 可能以偏概全，所总结的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回顾总结出 一些经验，“以史为鉴”来阐述苏联解体的原因。如美国学者多米尼克・理温(Dominic Lieven)、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Pipes)、格雷戈里・格利森、罗伯特・A・帕斯特等认为，苏 联的民族问题并非始于联盟建立之后，而是根源于沙俄时期。在沙俄存在的三百多年间，其凭 借武力兼并了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邻国土地，统治着一百多个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并对这 些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迫，这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基因”，学者们对这一 根源做了历史追溯和探析。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还对自己所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进 行了解释。他认为，运用历史分析法的优点是，因历史事实具有既定的特性，所以以历史为据 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缺点是，因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历史的传 统和经验可能不适合用来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比较研究法主要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进 行对比研究，如美国学者卢伯迈・哈杰达、马克・R・贝辛格对俄罗斯联邦、中亚地区、波罗的 海三国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夏夫丹・辛格・查汉(Shivdan Singh Charhan)对苏联和美国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通过探讨，他们总结出苏联政府制定、实施民 族政策的错误与失误，认为这是苏联最后阶段民族问题大爆发进而导致联盟崩溃的重要原因 之一。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使我们从求同研究中把握苏联与他国之间、苏联不同地区之间民 族问题的共性；从求异研究中揭示出苏联与他国之间、苏联不同地区之间民族问题的差异性， 因各种民族问题的积累、爆发而导致苏联解体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欧、美学界从民 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比较研究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也可能导致肤浅、片面 乃至错误的结论。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心理分析法主要是指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大致有早期经验心理分析、避免被伤害的心理分析、 权力欲望的心理分析、复仇欲望的心理分析等，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莱斯利・霍尔 梅斯(LeslieHolemes)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心理活动分析。无疑，随着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相互渗透的日益增强，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正在从心 理学领域中汲取越来越多的“养分”。
四、结 论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