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确定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最具总括性、涵盖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律发展问题无疑最有资格称作这种主题。法律发展问题因当代中国的两个基本现实而突显其意义的重要性和解决的迫切性：一方面，10年“”几乎摧毁了建国之初建立起来的本来就很不坚实的法制基础，另一方面，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社会改革又急需与之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法律发展问题当然也就成了正在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中国法学所深为关注并大量研究的实践主题。本文无意于分析当代中国法学在法律发展问题上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只打算探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本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来指称人们思考和研究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所谓范式，一般是指某一科学家群体或学派所共同持有或使用的一整套信念、规则、方法及相应的理论。范式中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是人们所信奉的世界观或共同信念，也有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假定”；其次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或信念的支配下所运用的一套研究思路、分析方法或推理规则；最后是人们运用这些思路、方法和规则而获得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即范式最终要产生一种或多或少自成一体的理论。范式对科学研究具有双重深刻影响，一方面它为科学研究的开始和进行提供了认知基础和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又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定向和限制作用。本文分析了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发展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的范式，本文分别称之为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这两种范式如何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存在这样两种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一种长期支配人们的法律思维的范式，也是绝大部分学者所奉守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以强调中国的法律发展就是法律现代化为基本观点，故称之为现代化范式。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早在60年代我们就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80年代以来我们进一步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虽然法律现代化这一概念直到90年代初才明确提出与系统论证，但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价值追求，早在70年代末法学研究恢复之时就开始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绝大部分法学学者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学界开展的具有思想解放运动意义的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讨论，反映出法学界力图在中国恢复现代法制之基本原则的强烈愿望。法制观念与法学理论方面进行的其他拨乱反正工作，同样也是法学界试图纠正以往的错误观念、确立现代法制观念的努力。
在现代化范式盛行一时的时候，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和研究中国的法律发展问题，批判了现代化范式及其理论，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学术声音和话语。90年代以来，这一声音和话语越来越强烈，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法学思潮，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以强调法律发展主要依靠本土资源为主要特色，故称其为本土化范式。从思想渊源上看，这一范式深受当今颇为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本文从七个方面对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作了比较分析。
二、法律的定义：一元论—多元论
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观上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界定上。现代化范式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坚持一元论的法律观。而本土化范式则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指国家法，还包括民间通行的规则（民间法），因而持多元论的法律观。
现代化论者的法律一元论完全建立在对现代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无论是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陆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法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不同方面。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制定、适用和执行法律的政治权力体系，将反映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社会规则确认为国家法律，并以组织化的国家权力保证其实施。另一方面，现代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运作规则，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及其功能。统一的、普遍的、理性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或规则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取代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权威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并以国家为中心来观察法律现象，认为法律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
这种一元论法律观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国家法或正式法。他们所关心的法律发展问题主要是国家法或正式法的发展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国家的政治法律体制、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问题。这种一元论法律观也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理论思维必然是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论者往往以国家或国家法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法律发展问题。在现代化范式看来，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是旧的、落后的，必将为新的、先进的、现代的规则所取代。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的过程，法治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国家法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而国家法在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犯罪，往往被归结为旧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自上而下地在全社会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弘扬现代民主法治精神，使人们抛弃传统的思想观念，转而接受国家法所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
本土化范式所坚持的法律多元论(又称法律多元主义)观念始于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西方人类学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中部落、乡村的文化和法律的考察。这些人类学家逐渐发现，在殖民地社会存在着多种文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法律体系共存的状态，即所谓法律多元的状态。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现代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并未完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和法律，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情况下，他们仍习惯于按本地法行事。后来，法律人类学者、法律社会学者进一步发现，法律多元的状况不仅仅在殖民地社会存在，而是在所有社会、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普遍存在。显然，法律多元主义是从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理解法，认为真正的法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并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与秩序，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仅仅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构成。因此，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扩大了法的概念的范围。
本土化论者非常重视法律多元论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认为这一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法律观念和世界单线进化的观念，并以此来研究中国的二元法律格局，论证法律二元格局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那样主张以现代的方面去取代传统的一面，以实现法律的一元格局。当然，他们所谈的法律二元格局与现代化论者的角度略有不同，即他们主要不是谈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关系，而是谈更多包含传统因素的民间法与更多包含外来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国家制定法的关系。“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中国当代国家制定法的基本框架以及许多细节，更多的是依据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进（原文为“近”，似为打印错误）来的观念，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的法制模式；但在中国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们所惯以借助的民间法更多是传统的，尽管这种状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必定会发生冲突。但作为一种短期内已无法消除的现实，这两者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本土化论者更为强调民间法的意义，并强调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适当妥协、合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页。)
从法律多元论出发，本土化范式对国家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变形、法律规避及违法犯罪的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化范式的解释。本土化论者指出，民众规避乃至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行为，并不简单是民众愚昧无知或不懂法所致，而可能主要是中国社会中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法律多元格局所致。国家正式法建立在一种本土之外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所代表的是一套中国民众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中国社会生活的逻辑并不一致，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民间习俗办事，而不管是否合法。民间的规范和秩序并不因为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无益的和不合理的，相反，它们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使得社区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人们之所以尊奉这些长期存在的规范，是因为它们具有根植于社区生活的合理性，为社区成员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其害处。法律规避完全有可能是当事人作出的合乎民间情理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在明知国家所提供的正式法律保护或制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本土化论者更强调后者，强调前者向后者的适当妥协。他们指出，法治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我们即使承认制定法及其相伴随的国家机构活动是现代社会之必须，也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不能不考虑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的正式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虽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无法形成和发展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也缺乏自我再生产、扩展和自我调整的强大动力。(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8-10页。)
三、法律的功能：积极论——消极论
在如何看待法律功能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法律仅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还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现代化范式认为，法律不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本文称之为法律功能问题上的积极论。本土化范式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不在于变革。本文称之为法律功能问题上的消极论。
在现代化论者看来，现代法与传统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传统法来自于历史、传统与习俗，而现代法是立法者有意识地制定的理性的规则，是立法者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现代法的作用不仅是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塑造和建构理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现代法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手段，具有积极地、能动地变革社会秩序的功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社会的精英集团往往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与发展的目标。下列三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积极论法律功能观：一是法律先导论，即主张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应当以法律为先导。这种观点认为，在法治社会中，社会的变革始终以法律为先导，社会变革的要求、观念首先通过法律的途径转换为社会现实，法律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着排头兵的作用。(参见蒋立山：《法官•法律•社会》，《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正是基于这种思路，相当多的人都主张，由国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设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从而指导人们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深刻的变革。国家的立法应具有超前性，至少要与改革同步，以引导、保障和推进改革?br> 二是法律干预论，即强调以法律为手段干预或解决社会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寄望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而不管法律干预是否适当和有效。在学者的著作、文章中，在人大、政协和党政机关的提案、意见中，建议或呼吁立法之声此起彼伏。似乎只要某某法一制定，并且执行得力，合法的利益就能得到有效保护，非法的行为就能得到有力遏制，社会就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有序状态。
三是法律主导论，即强调法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社会是由法律主治的社会，现代社会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的一元化的社会秩序。以这种观点去透视、解读现代社会生活，必然得出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必须法制化或法治化的结论。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法制）经济，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法制）政治，甚至于现代精神文明也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精神文明。这样，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的引导、保障和推动。
本土化论者反对法学界盛行的这种积极论法律功能观，主张重新理解法律的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大致可以确定的行为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法律总是同秩序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现代化范式将法律视为是建立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工具，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按照某种意志随意塑造。
在本土化范式看来，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即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一些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却获得了成功。对于社会来说，频繁的变法不仅会打乱旧的秩序，甚至会打乱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正在形成和生长着的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使社会生活无法形成秩序；对于个人来说，频繁的变法会破坏人们基于对昨天的记忆而建立起来的预期，使人们感到不安和急躁。“对于生活在变革时期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限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往往是，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秩序，而往往是在破坏秩序；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法治，而是在摧毁法治。”(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四、法律发展的历史观：现代化-平面化
法律将按照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发展，这无疑是法律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法律的发展史观与社会的发展史观又是密切联系的。解释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流行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认为法律发展的过程就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化的过程。而本土化范式则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观，而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
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与现代社会阶段，并将世界的近现展史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或转型的历史，认为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又合理的趋势。根据这种历史观，现代化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或变迁乃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变的历史嬗变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法制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法制也同样发生了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历史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公丕祥先生对这种现代化历史观有过反复的阐述，并对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作了具体的解释，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构架》，《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
现代化论者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为依据，确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之划分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论证这种划分的合理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一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然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商品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三是“自由个性”阶段，产品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现代化论者认为，从第一种形态向第二种形态的过渡转变，就构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历史跃进的基本图像。(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经济上的特征就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法制上的特征就是由人治型法制向法治型法制的转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人治与法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分别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法制结构的基本内容。(参见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按照上述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两种异质的、甚至对立的社会类型，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亦是异质的、甚至对立的法制类型。虽然现代化论者从历史连续性观点出发一般都承认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一定联系，但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判然有别的或格格不入的。如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相互排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法律心理和经验。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而现代化的法制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的社会构架之上的，它以规范的严格化、体系的完整和谐化、司法过程的程序化和法律实现的效益化为自己的模式特征，它以确证法律的权威性、确信法律能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此，传统型法制与现代型法制是判然有别的。”(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四大矛盾》，《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3期，第3页。)虽然现代化论者强化的历史遗产，但他们从整体上对传统法律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因此至少从整体上说是必须抛弃的、不能继承的，能借鉴和继承的只能是某些具体的、个别的做法和观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两种文化的联系固然存在，但彼此的差别更为明显和重要。”(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5页。)
在这种传统—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现代化论者不断设定乃至制造出传统法与现代法对立的各种具体形式。譬如，有的学者从法的价值取向角度，将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差异概括为11对方式变项：人治与法治，强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特权与平等，义务与权利，一元与多元，依附与独立，集权与分权，社会与个体，他律与自律，封闭与开放。(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有些学者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至上，权力支配法律，法律是权力的工具；现代法治社会是法律至上，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来源于、受制于法律。(蔡定剑：《论法律支配权力》，《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有些学者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的法是义务本位法，现代社会的法是权利本位法。有些学者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本位社会，权力支配权利，现代社会是权利本位社会，权利制约权力。有些学者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公法优位主义，现代社会是私法优位主义，(梁慧星：《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座谈会发言摘要》，《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或认为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公法文化，现代桑??上执??即从?法文?向私法文?的嬗变?程?周永坤：《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的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有些学者从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公式出发，把社会区分为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认为从身分到契约就是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团体（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从人治到法治。(邱本等：《从身分到契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有的学者从法律与伦理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其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其民族精神是法理精神。(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角度，认为传统的人治社会是国家优位主义的社会，现代法治社会是社会优位主义的社会。(周永坤：《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有的学者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认为传统的自然经济是集体本位，现代市场经济是个人本位。(张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的个人权利本位》，《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诸如此类分析与论述不一而足。
现代化论者承认当前中国的法律现实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法律格局，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利的状态，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态，实现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彻底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二元结构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现实，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那么，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这种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不应当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而应当通过法制改革来促进人治型统治体系向法治型统治体系的尽快转化，避免和减少二元法律秩序结构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第11页。)因此，他们对待二元法律格局的基本立场是，以现代的方面同化或取代传统的方面，实现现代法一统天下的一元法律格局。
后现代主义反对因果化、时代化的历史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历史观把历史设想为按照某种模式或规律单线发展的过程，设想为由某些连续递进的时代构成的统一整体。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构造，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也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分析工具的古代、近代、现代之时代划分。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历史并不存在着一种必然性、整体性和终极目的。本土化论者正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反对“传统与现代”的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传统与现代往往是平面化的交错共存。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并非都生活于或即将生活于同样的“现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91页。)因此，不同的知识、思想、制度需要的是互相理解、沟通与共存，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他们也反对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传统的东西并不一定就落后，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非“现代性”的简单对立物，相反，它们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人们所见的中国历史不是与“现代社会”截然对立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孕育了新社会萌芽的温床。农村经济改革中的许多“创新”与“创举”（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国家的能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因此，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简单地在价值上评判谁优谁劣，或在时序上断言谁将取代谁。法律的发展并非简就是现代法取代传统法，而往往是传统法与现代法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平面化的交错共存。
五、法律发展的途径：建构论-进化论
在社会发展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主张以人的理性认识为基础，摧毁旧事物、旧秩序，建构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破旧立新。持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一种是进化论，即主张从旧事物、旧秩序中演化出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推陈出新。持有历史主义-保守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在法律发展的途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建构论，本土化范式倾向于进化论。
伴随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表现出强烈的建构论倾向。理性主义者高度肯定与推崇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相信，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凭借这些理性认识建构一个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理想社会。因此，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是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传统是旧的东西，是建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因此，在社会发展途径问题上，他们往往主张进行激进的改革乃至革命，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创造新制度、新秩序。与理性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则坚持进化论的立场。保守主义者并不否定人类理性的力量，但他们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是有局限的，也是有缺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或是把握终极真理。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不是由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演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反对按照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理论或理想进行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或激进的革命，而主张从传统的制度和秩序中演化出新制度和新秩序。保守主义者极为强调传统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性、智慧和经验的历史积累，比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和抽象的推理基础之上的事物更具可靠性、可行性。
现代化范式深受理性主义的建构论的影响。在现代化论者看来，古代所形成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障碍，顶多也只是一个在建构理想的法治大厦时可以利用的废旧物品储存库。现代化论者在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同时，热衷于设计理想的法治国家。什么是法治或法治国家，中国怎样建设法治国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法治的解释和对法治模式的设计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基本观点大同小异。这些设计完全基于理性人-抽去了历史、民族、文化属性而只考虑功利的人-的立场，力图描绘出一幅最合理的法治图景，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而没有充分尊重与体现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他们往往强调法制的变革与创新。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无法转化或生长出能够与现代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全球性国际交往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制。因此，他们主张通过移植等方式，创立一个全新的、完善的现代法律体系。
本土化范式承袭了保守主义的进化论立场。本土化论者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现代法治的形成及其运作都需要大量的、近乎无限的知识，包括具体的、地方性知识。试图以人的有限理性来规划构造这样一个法治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法治建设的规划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事实上不可能有先验确定的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的互动中（即相互调整和适应）逐步形成一套与他们的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本土化论者反对理性的建构与规划，而较为强调传统的转换、再生与再造。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比如，营形式，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满足农村商业需求的集市贸易，以家族联系为纽带的合作方式，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和转包，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和民间借贷等，都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改革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形式，如家户经营等，并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复归，而已经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六、法律的知识论：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分析，法律制度、法律观念均可视作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某一特定社会中所形成的法律知识，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同时也是普适性知识，这是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知识论问题上的分歧之所在。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知识具有普适性，而本土化范式则强调法律知识具有地方性。
现代化论者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认为世界法律文明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原则和精神。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并且会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适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或地区，但具有人之为人的诸多共同属性与特质，同时又面临着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诸多共同问题。这样，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之间必然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可以相互吸取和移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法律越来越相互融汇和接近。 有人称这一发展趋势为“法律趋同”。(参见李双元等：《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现代化论者强调我们可以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来推动中国法学的发展，可以大量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来加快中国法律的发展。针对现代化范式的观点，本土化论者强调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这里所说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说法律总是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人群、一定文化中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由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基于不同的看法、想象、信仰、好恶和偏见而创造出来的，表达了不同的文化选择和意向。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这样，从认识上说，只有从地方化的语境或文化背景中，我们才能获得对法律之意义的深刻而真实的理解。从实践上说，不同民族、地域的法律相互移植和借鉴的可能性与意义极为有限。本土化论者指责现代化论者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把西方的法律概念、理论当作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西方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视为世界普遍适用的通则。前者试图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变成某一种或某几种西方理论的注脚，后者试图把中国社会推上西方法制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七、法律发展的主体：政府推进论—民众主导论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化的二元社会格局下，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追求私人利益的民众无疑是法律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何种力量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现代化范式从法律一元论和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本土化范式则从法律多元论和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民众在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现代化论者希冀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主张权威主义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他们认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演进型或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中国属于后一种类型。诚然，不断成长、日益壮大的现代市民社会能够为现代法制的形成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但是，仅仅依靠市民社会的自发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法律生长的现实需要。拥有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是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尤其在东方）迅速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第11页。)根据现代化论者的分析，政府在法制现代四个方面：一是观念启蒙作用，即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法律启蒙教育和法律知识普及工作，通过大力宏扬和传播现代的民主法治精神与价值观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更新全民族的法律意识；二是总体设计作用，即对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和实施方略作出宏观决策和总体设计，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法制现代化运动；三是法制创新作用，即通过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大量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创设一个现代化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全创新；四是实施保障作用，即通过改革行政与司法体制，加强法制队伍建设等措施，保障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过程研究》，《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期。)
本土化论者对政府推进论指提出批评，指出现代化论者希冀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通过加强立法来人为地、有计划地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已经与国家权力不可分离，但法治不可能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创造出来。知识是地方性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法制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也无法对社会中变动不居的现象作出有效的反应。无论立法者有何等的智慧或者法律专家有何等渊博的知识，也不论他们可能是怎样地不讲私利，他们都不可能对中国这个特定社会中的秩序的形成、构成要件及复杂的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并且预先的了解。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只能是历史上或外国的已经或多或少一般化了的知识，而不可能成为完全适合于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操作指南。依靠国家权力变法，推进现代化，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强化国家权力，使法律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约束国家权力。
本土化论者提出了“民众主导”的法律发展模式。人类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是人们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秩序的真正形成是整个民族的事业，必须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通??反复博弈?发?的合作中???因此?必定是一个?史的演??程。强调民众的主导作用?也就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我们切不可在赞美民主的?时又鄙视、轻视中?民众以?们的实??体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可高歌平等的?时又把中??包括古人)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视为糟粕。”(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从实践来看，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那些比较成功的法律大都不过是对这种创新的承认、概括和总结。相反，一些精心策划、设计的立法或复制外国的立法很少获得重大成功，一些曾被某些法学家寄予厚望的立法甚至还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就不得不重新修改。
八、法律发展的资源：外来资源论—本土资源论
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总是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这样，本国或他国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源。在法律发展的资源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虽然都认为对本国的制度资源和外国的制度资源都应利用，但二者所强调的制度资源并不一样。现代化范式更为强调外来资源，即强调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而本土化范式则更为强调本土资源，即强调利用本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现代化论者从功能主义的逻辑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和宗法家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可能为发展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法制提供充分的制度资源。 从法律普适论的立场出发，现代化论者主张借鉴或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外来资源，解决本土资源不足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无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中国的法制史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无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今的中国立法不是对传统与现实习惯法的总结与提炼，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化’过程。理性建构的内容或来源于立法主体的创造，或来源于他国经验的摹仿，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往往是微小的，摹仿则是主要的，日本、台湾、新加坡及韩国的历史皆是如此。”(王涌：《社会法学与当代中国法的理念与实践》，《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第15页。)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国家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因此我们移植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的法律制度。“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都必定要包含的市场经济、民法、民法观念（自由、平等、权利神圣）三大要素，它们是由西方民族率先确立的，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移植西方法律也应势所必然。”(见郝铁川：《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法学》1993年第9期，第4页。)现代化论者还从多方面为进行法律移植或者说利用外来资源作了具体论证。首先，法律移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一条在论证法律移植之必要性时被使用得最多、也被认为最有力的理由。市场经济具有同构性。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的规律是相同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诚信原则等也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建构自己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而且有可能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另见刘少荣、操敬德：《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移植之思考》，《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16页。)“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载《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其次，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趋势。“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其三，法律移植有助于加快法制现代化进程。对于法律制度仍处于传统型和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加速法制现代化进程，必须大量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对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需要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要大胆吸纳，切莫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做起，或者故意另起炉灶，那只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爬行，只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本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其四，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需要。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就必然要使国内法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律和惯例接轨。(以上观点参见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另外，法律移植有实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出现法律滞后的现象，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及各国普遍作法，避免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参见吕志强等：《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第6页。)本土化论者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知识论立场出发，指出外来资源的有限意义，强调本土资源的主导地位。他们指出，外国的法治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但这种启示和帮助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知识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达外国法治经验，却又都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其试图作真实描述的东西。他们还从法律多元角度指出，在中国社会，特别在农村中，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正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和秩序是不可能仅仅以一套书本上的、外来的理念化的法条所能代替的。除非移植的法律能与这些本土规范相容，或提供某种功能上的替代品，否则，无论一个移植的法律在理论上是如何之好，都可能只是外生物而不能被接受。本土化论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只能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何谓“本土资源”？在他们看来，一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即活生生的、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观念以及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二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如各种本土的习惯、惯例，这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除了因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之外，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出法治的重要性还在于，与外来的法律制度相比，从本土资源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更易于贯彻实施，因而有利于减少国家强制力，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预期。
【关键词】 “善治”;法治文化;文化建设
当前，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积淀。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国家制度法制规范化的直接表达，是最能检验国家文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标杆。在“善治”视野下探讨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诉求。
一、“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的概念重构
法治如果缺乏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衬托，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内化到社会生活当中。法治文化中的“文化”多指一种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当前学界对“法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治体系的构成结构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表层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有深层的法律心理、意识，即法治文化是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2、从法治彰显的价值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原则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方式。立法的人性化、司法的文明化、执法的程序化等，都是法治文化理论应当研究的问题。[1]
3、从社会形态属性来理解
法治文化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也是自觉遵法守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文化现象和法治进步状态。[2]
本文认为，法治文化是文化观基于“法治”所涵盖的制度、观念、行为而表现出的体现社会主体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关系。法律的制度结构（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建构法治文化的基础要件，法律的观念结构（法律心理、意识、思想）体现法治文化的精神力量，法律的行为模式（立法、执法、司法）表征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善治”视野下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人类基本价值，为法治化道路的实施提供观念支撑，塑造法治新形象。
二、“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
无论是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还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抑或是以“公共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都强调治理主体间要建立一种新颖关系，通过彼此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1、凭借法治文化建设塑造法治形象，调适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封建集权传统使得“人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治因素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公民意识以及法治文化的发展相当残缺。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文化的能动支撑，重塑法治新形象。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与社会风俗的融合，调适不合法治化要求的因素，为法治内化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增强法治公信力，树立执行有力的法治新形象，引领社会风尚。
2、为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认同
实现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挑战众多，二者参与主体广泛，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触及原有社会秩序。在法治化道路上，需要面对完善法律体系，培养法治思维，深化法治宣传等困难。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种价值认同，即法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长期的观念濡化过程，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增强法治社会的向心力与认同度。
3、标识社会文明程度，再建社会精神秩序
法治化程度是标识社会文明理性的关键要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具备高度发达的法治精神的国家。推进法治要有一个内在动力，即法治精神。现代法治文化对于塑造法治精神具有基础意义，一个全面、规范的法治文化建设过程必定会体现治理的基本诉求，也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理性程度。法治文化的培育有助于克服法治化过程中的硬性约束，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性”，带动社会文明发展。
三、“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法治”作为实现“善治”的基础要件，必须要体现善治的基本诉求。丁宇认为“善治”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3]因此，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从这几点入手。
1、体现善治目标的法治性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用法律的观念结构支撑法治文化建设，用法律的制度结构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的行为模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融入治理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法善治”。
2、彰显善治目标的民主性
法治社会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积极带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法治，打造可信赖的法治文化，使多元主体能自觉遵守法治的要求，积极参与治理过程。法治文化也要充分体现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种回应型的法治文化，使民主理念与责任理念内化于法治文化当中。
3、反映善治目标的合作性
法治文化建设要多方参与，协商民主，要充分彰显公共利益，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要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培育起高效规范，认同度高的法治文化，为实现“善治”目标提供信念支撑。
总之，法治是法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法治文化是法治的内在需求。在“善治”视野下，我们不仅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吸收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要不断克服法治进程中的种种障碍，消解困惑，在个体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法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注 释】
[1] 刘斌.当代法治文化理论构想[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2] 李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2.
[3] 丁宇.论善治的基本诉求[J].江汉论坛，2009.10.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善治与幸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1.2.
[2] 蔡文成，赵洪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15.3.
[3] 龚廷泰.法治文化认同的机理与路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
[4] 梁莹，肖其明.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J].社会主义研究，2005.5.
[5] 单颖华.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5.
在2009年度，外国学者对我国法理学的介绍和议论明显增加，法理学的国际交流也进一步扩大。如日本学者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拉德布鲁赫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研究与“新仁学”寄予了良好的祝愿。[82]有多篇中国法理学者的论文被翻译成外文发表，有的外国翻译者以“题解”等方式对我国学者的观点予以了中肯的评价。[83] 总之，2009年的法理学研究表明，法理学在整个法学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法理学的“全球化”趋势也有所增强。 孙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序1-6页。 张清：《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 张文显、黄文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王莉君：《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当代比较法学》，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1页。 张文显：《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之精髓》，《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朱力宇、徐宏亮：《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328页。 吕世伦、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李燕萍、李秋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源流考》，《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 刘曰明：《法的神话学及其末路——论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王平：《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当代中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孙国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几点看法》，《中国大学教育》2009年第5期。 杨昌宇：《当代俄罗斯法治国家构建的文化探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张俊杰：《俄罗斯转型时期法学理论的根本性变化与法治国家定位》，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205页。 张俊杰：《俄罗斯转型时期法学理论的根本转向》，《法学家》2009年第3期。 陈根发：《论日本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及其科学性》，载《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78页。 [12] 公丕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3-663页。 [13] 周世中：《法的合理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2页。 [14] 王干、王浩：《什么才是法治的本土资源——兼对苏力本土资源理论的考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15] 张云：《苏格拉底的法律信仰对我们的启示——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4期。 [16] 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7] 许传玺主编：《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18] 朱力宇主编：《依法治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19] 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3页 。 [20] 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9页。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04-02
传统文化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文化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结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正确的原则为指导，在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在操作上，应当借鉴他国的经验，区分不同层面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把传统文化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首先，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实践原则。所谓坚持实践原则，就是从当前的社会实践需要出发，使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能够起到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具有当代社会实践价值。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需要是衡量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得失的客观标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和保持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也不是为了使传统文化具有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的有用性，或者符合现代某种理论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当代社会实践需要，是为了解决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内容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有可能起到推动现代社会实践发展的作用。
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统文化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保留，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其结果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使传统文化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素，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规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任务，体现其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外来搞传统文化现代化。
其次，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原则。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实现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和现论结合，以现代的理论话语和理论模式来重新组合、诠释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虽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但是，也不是在现代化的理论之外去建构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然后再把传统文化整合到新的理论框架中，实现理论上的双重超越，既超越传统文化理论，又超越所有的现论，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
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开始于近代。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理论传入我国，我国的传统文化面临全面挑战，开始了与西方现论相结合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和所有的西方理论不同，它传入中国之后，就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论的论争中，也显示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和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了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不断被中国化的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最伟大的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创造和民族精神。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论，具备现代的理论形式和科学的内容，而且它具有其他现论所不具有的优势，它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并经过了实践的多次检验。马克思主义具有联结理论和实践，现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且其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因此，最有资格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我们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实践和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最大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排斥用现代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的尝试。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如黑格尔哲学、新康德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等，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重组、整合的多种尝试，并产生一些理论成果，如“新理学”“新心学”，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实践中确立的，同样也要在实践中得到巩固。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既关系到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只有坚持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科学地甄别、选择、更新和转化，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
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保证。学术界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主张运用超越、整合的方法，有人主张运用分解、重构的方法，也有人主张运用综合创新的方法，不一而足。采用什么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传统文化本身的特点；其二，是我们所选取的现论框架。
我们认为运用辩证的方法，既符合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也符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从传统文化本身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尽管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处于朴素的发展阶段，但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换符合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论指向。传统文化的成分复杂，学派众多，积极的和消极的并存，良莠混杂。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关于自然的，又有关于社会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从时间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有古代的传统文化，近代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传统文化。从学派上看，有在先秦时期就产生的儒、墨、道、法、阴阳、名、兵、农等诸子百家，也有上述学派在发展中经过彼此会通、融合和衍化而形成的新道家、新法家、新儒学及佛、道宗教文化，等。从哲学派别和方法的角度来看，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和唯心主义的传统，有辩证法的传统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等。从文化层面上看，有哲学的、道德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等不同层面。只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才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现代转换，把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当代价值融入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实践中有效地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最高阶段，其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我们所说的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转换的方法论基础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为现论框架来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则辩证法，从传统文化本身的辩证特点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完整系统、具体深入地进行分析研究，既不能把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成分等量齐观，也不能主观地夸大某些文化成分，更不可以偏概全。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内容、作用等多方面进行挖掘、整理、阐释、转化，以实现传统文化形式的现代化、内容的现代化和作用的现代化，从而使传统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形式转换是传统文化在表达方式的转换，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概念、范畴转换为现代的语言、概念和范畴。传统文化中的有些语言、概念和范畴，现在已经不用的，变成了死的东西，有些仍被使用，还有生命力。传统文化的形式转换，首先要分出传统文化中的哪些语言、概念、范畴是死的，哪些是活的，区分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今天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否符合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的要求。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命题、观点、理论进行新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富有新的内涵和意义。传统文化的一些命题、观点和理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古典理论形式的制约，内容陈腐，落后于时代，有些内容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但是，通过我们把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时代精神注入这些命题、观点和理论中，仍然可以为今天所用，并且继续体现和保持文化的民族传统。对于传统文化中体现和表达民族精神和惩恶扬善，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的伦理精神和奉献家庭和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念等内容可以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传统文化的作用转换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形式和内容的系统转换，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吸取其经验教训，为解决当代的重要社会问题，提供思想方法、历史借鉴，用来补充与丰富我们解决现实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经验、理论和智慧。换言之，也就是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经过新的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之后，在现实社会中重放异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所创造的经验。传统文化现代化不但对于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共同的课题，而且对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解决所遇到的社会问题，推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这些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教训，反过来给正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上，我国不能搞关门主义。这与体现和保持中国特色并不矛盾。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是建立在对世界文化的学习、借鉴、融合、创造基础上的特色，而不是闭目塞听、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吹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关键词】法律文化 法治文化 中国法治现代化
现代化通常是指现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现象，法治与现代化的结合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建立，社会经济变革而产生的，法治现代化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实现法治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统一的法律体系，而后正确、有效地实施法律。①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法律文化都起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作用，是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有法律并非就有法治，而法治必须依赖法律。因此关于法律文化创新问题的研究对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法律文化、法治文化与法治现代化三者关系
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关系。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存在隶属关系，法治文化属于先进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良好的法治文化之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例如具有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宗法文化的影响，导致刑事法制的发达，这样的法律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法即刑罚和法即不平等的观念；再如违反法治平等原则的法律文化，历史上就有一种种姓法律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两者皆是非法治文化。总之，法律文化是法治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而法治文化则是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②
法律文化、法治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关系。法律文化对法治现代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一种是先进法律文化带来的正面推动作用，另一种是落后法律文化导致的负面阻碍作用。先进的法律文化，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落后的法律文化，主要是受到几千年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响，如今在中国也普遍存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法治建设进程中，随处可见封建法律文化阻挠的影子。
法治文化的构建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基石，是突破法律悖论的精神依据和推动法律进步的重要支撑。通过法治文化的建构可以树立良好的法治理念，为立法、执法、守法等的实施提供指导和保障。③而法治文化的发展以法律文化为基础，只有对落后的法律文化进行创新才能构建良好的法治文化。另外，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方向和发展具有主导性作用，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等提供某种背景意义的保障。④因此，只有不断创新法律文化，从而构建文明的、先进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才有望真正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
法律文化的滞后性阻碍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并不是在其社会机体中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外力影响的一种必然而无奈的结果。中国社会真正有意义的法治化进程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此短暂的几十年，要想改造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谈何容易；况且当下推进法治进程的法学理论界受到中国学术体制管理量化模式的束缚，造成学术腐败以及知识断层，法律文化的滞后性为我们实现法治现代化带来了重重困境。
法律文化滞后的内在因素—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目前存在种种社会问题，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在于制度，实质在于文化。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人治”的法律文化，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统法律文化形式上表现为工具主义。中国旧社会中“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纲常礼教”等儒家思想盛行。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根据，人们将儒家伦理的“礼”作为约束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将法律视为次要品，只起到辅助作用。法律成为社会伦理和国家行政的附属品，缺乏其独有的个性和功能。
第二，传统法律文化实用上主张和合主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否认了墨家的“尚同”主张，发扬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周易》“尚中”的观念。面对充满矛盾、复杂多变的世界，主张“执两用中”的观点，讲求中庸之道，反对极端的做法。一方面，承认万事万物皆存在差异，认识到世界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对待矛盾持调和态度，主张和为贵，讲忠恕，讲仁爱，倡导息事宁人，反对冲突，反对争斗。⑥
第三，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上强调集体主义。以家族本位为精神原则的传统法律文化倡导“宗族集体主义”观念，中国传统社会隆礼重德、重农抑商、任公而不任私。韦伯认为，“宗族集体主义体现了一种与近性法律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亦即强调适应现世而淡化对现世的理性改造，注重宗法秩序而忽视个体自由，注重实质公道而排斥形式法原则”。⑦以上归结并不能涵盖所有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仅仅是从思维模式以及法律的社会文化基础等方面加以阐述。
法律文化滞后的外在因素—学术体制的间接阻碍。法治的进步和法律文化的创新取决于法学界的理论推进。所以一个健全的学术机制对于推进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欠缺健全的学术机制不可避免会导致学术贡献上的混乱，主要体现在：
第一，法学教育目的的功利性。现行法学教育的目的很明确，要么为培养职业法律工作者服务，大力提倡报考司法考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法学教育就是为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而设置；要么为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服务，当然也存在职业法律工作者同时兼任法学理论研究者的个案。以上两类人才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宗旨所在。即使法学教育设置的初衷不为此，但实际上却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其结果要么导致了人才的官僚化，要么导致了人才的学院化，而真正深入民间去推进法治发展的案例稀少，社会现状与理论研究脱节，公共知识分子都离开了公众，进入了政府机关、单位或者高校，开始其官场的应酬或者高深莫测的理论研究，不再深入社会做实地调查和为民众呐喊。
第二，学术评估量化管理的失策。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科研行政部门通常会根据量的多少来评定职称，或是决定奖金的发放，因为量化管理具有标准清晰、可操作性强等特点。⑧诚然，评估要有一定的依据，学术的行政管理部门对研究者每年必须在何种“等级”的期刊，发表多少篇合乎要求的文章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还与评定职称、津贴、奖金等方面挂钩，为了不影响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和身份，研究者只能一味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能不以“量”为指标，通过种种办法发表毫无创新之处或新意无多的重复性著述。⑨这种现象在法学研究领域亦随处可见。
第三，法学界内部研究的断层与不和谐。法学界内部研究的断层与不和谐表现在很多方面：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脱节；部门法研究与法理学相脱节；各个部门法之间的研究关联甚少；西方化研究与本土化研究势不两立等等。诸多不良研究现象都为法学理论正确指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重重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找到正确出路，成为当下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学术体制的不健全致使法学理论界失去生机，法律文化得不到改进，一方面相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得不到改进，另一方面先进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也得不到传承，间接地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
实现法律文化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
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克服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制约因素。此外，法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频繁出现的“两化”争斗现象，而应该把焦点放在如何实现法律界的理论推进，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上。
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接，构建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创新法律文化，构建先进的、文明的法治文化提供历史根据。
第一，打开封建思想枷锁，摒弃落后传统法律文化。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掌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是实现民主法治的基石。⑩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主奴意识在人们思想中已根深蒂固，我们要从根本上铲除它，让人们享有平等，还原一个独立的、主动性的“人”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平等、正义等等。要实现法治现代化首先必须明确现代法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从社会契约理论可以看出，人们出于各自目的赋予国家权利和义务，法律亦是为契约服务，现代法治的本质特征即“契约型政治”。由此，我们要明确“政治权威源自人们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的契约精神，剔除所谓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二，传播现代法律思想，培养民众现代法律意识。要想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要靠我们耐心地向国人一点一点地传播民主、平等、契约、权利的思想，培养国人拥戴法律、相信法律的意识，依靠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消解“人治”思想在民众心目中所占比重。与此同时，通过现代法律制度的建构可以让中国法治精神逐步成长，发展市民社会，鼓励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到现代法治的诉求活动中去，使法治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寻求的目标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其和契约精神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契约精神必将在全社会市民社会的培育、发展中萌芽。我们应该壮大并利用中产阶级队伍在全社会普及培植契约精神。
第三，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从根本上培植国人的法治思想。只有通过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否则移植再先进的理念制度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法律不被信仰终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形同虚设，等同死法，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要想树立对法律的信仰，不仅法的制定应严格立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民主、程序、科学的要求，而且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监督机制，否则很难激起对法律的信仰。
健全学术机制，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第一，制止法学界内不和谐现象，法律的推进应体现正义。改变法学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促进法学教育目的向社会转型。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应该更多地深入社会实践，知识分子应该还原其源初的公共性，回到民间。不仅法学教育要改变其功利性，法律工作者亦应树立正确的功利观，要把解决社会问题、体现社会正义当作衡量自己利弊得失的基点。
改变学术评估量化管理的僵局，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估机制。基于学术评估量化管理的失策，在难以改变现行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应该科学发展民间学术生产机制，使学术成果与评定职称、津贴、奖金等方面脱钩，还知识分子一个自由的研究空间，减少频繁出现的学术简单重复现象，重学术质量而非数量。学者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优秀学术传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一名真正做学问的人。当代中国法律思想的创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优秀的法律理论是法律思想积淀的土壤，法学理论中公平、公正、社会风气等元素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优秀品质。
第二，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成果，体现正义的价值追求。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追求，西方的正义理论为中国通向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法治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其制度构建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内因与外因双重因素的影响，在注重本土文化的同时，敢于大胆汲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法治成果。在对法治模式的陈述中，韦伯的现代法治影响最为深远，其虽然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产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作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目标取向，对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克服发展的先天缺陷有着重要参考作用。西方诸多先进的法治理念，如何在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一点一点地播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如何能够恰当地同化移植，使其不出现排异反映，这是我国法学界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
结语
面对中国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阻碍和法学理论界停滞不前这两重困境，中国法治现代化难以推进，更不用说在国际社会中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仅需要内在性转化，也需要对其批判性重构。另一方面，应该还法学界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不应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退步。此外，我们要借鉴与吸收西方优秀的法治观念，并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以此不断丰富我国的法治文化，这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及法治实践的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只有不断地创新出先进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才会为中国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注入新的能量。中国的法治之路还非常遥远、漫长，充满艰辛，希望通过国家对法治进程所遇困境的重视，并采取相关补救措施，以期待迎来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公丕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司法理念与机制”，《人民司法》，2012年第15期，第62页。
②陈仲：“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辨析”，《社科纵横》，2009年第9期，第80页。
③严励：“法治建设的基石—构建法治文化与提高公民素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7页。
④蒋德海：“论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主导作用”，《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第145页。
⑤许纪霖在华中科技大学第1326期人文讲座上的发言，题为“如何重建公共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选择”，2007年12月。
⑥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2页。
⑦唐晓林：“法治现代化和市民社会的促成”，《行政与法》，2006年第6期，第43页。
⑧卢萌：“科研量化管理体系研究”，《中国高校科技》，2011年第12期，第20页。
⑨邓正来：《中国书评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⑩罗耀培：《民主法治的反思与展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1页。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2页。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倾听着时代的呼声、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法学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不仅推动了在执政党的核心政策层面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架构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了我国的治国方略,而且也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和相应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具有特殊的地域性而且也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实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法学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实践的思想阐释和理论研究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成熟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特别地给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从法学来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已有的法学理论研宄成果,全面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本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具体内容来看,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军事、科教、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所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归纳、提炼、深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所依凭和展现的法律思想与法学理论成就并将其体系化,将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学术研究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基本标志。如何把当代中国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智慧整合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法学界必须完成的重大学术任务。通过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梳理、升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的法治思想与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和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必要的理论论证与学术准备。
再次,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程。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攻坚阶段,也是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面对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因而需要更加切实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括的诸多法律思想和理论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系统地梳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理念,并在合理地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国外法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各项重大理论,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提供更多富有时代价值和操作意义的思想理论资源。
最后,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民族的特色则显得不够,对世界法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强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理论开掘,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将承续这一理论努力,致力于总结出一批真正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理论成果,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的理论贡献,提升中国法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资源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界在法的本质、法与经济、法与阶级、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法与权利义务等问题上,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共识。这部分研究成果,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学家在有关法律的技术性原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从而打破了法学理论上的僵化和机械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努力。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上,中国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律思想的总体性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方面法律思想的研究,例如,对马克思的法本质的思想、法律发展思想、人权思想、立法思想、司法独立思想、国际法思想、法经济学思想、法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对列宁的法律革命思想、党与法关系思想、法律监督思想、司法思想的研究。?第二部分,对毛泽东、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法律思想以法制与社会发展及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研究。
①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及其基本样态。
①第一,对于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建设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既体现为大量的学术论文,又体现为众多的专题着作;既包括法学理论界的学者的成果,又包括法律史学界的学者的成果以及部门法学界学者的成果。这些成果立足于历史的真实,在相应的制度层面的描述基础上,对支撑这样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并认真研判了这些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及其在当时这种总结性研究从重大理论争论的梳理、标志性学术成果的遴选、重要理论创新的概括等方面入手,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就进行了高度浓缩的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从而为我们系统地梳理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了很好的前期研究工作。
②第二,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说,这部分研究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科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也是对中国法学本身的发展的自觉思考。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命题后,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本质属性、基本内容、落实措施、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当然,中国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相关主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出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中国法学界在上述这些方面对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仅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前提和铺垫,是我们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与理论素材,但这些成果而并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我们有必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学术梳理、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努力清晰地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出理论贡献。
而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限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深入批判和解构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并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意义或借鉴意义的法律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本身仍属于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有兴趣,对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道路及其实践非常有兴趣,因而也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的政治报告给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的历史重任。中国的法学学者在这样的历史与现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理当承担起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归纳、概括、提炼出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内在思想主旨和理论内涵的逻辑真正一致的,确实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既然是一种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就不能是个别的、单独的、碎片化的那些属于中国、也比较独特的法学理论的侧面与碎片,而是一个全面的、成型的整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大模样。显然,这就必须、也必然地同时要思考并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如何在分析总结出来该理论体系的各个个别化的片段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片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发掘和整理,建立起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整体。换一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清晰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两个核心问题。
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就是要把零碎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那些成分与片段,按照完整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内在逻辑顺序及其结构加以组合,从而建构起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时代成果与现时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彼此关联、也体现出尊重和吸收人类基本价值共识和文明成就与中国独特法律文化传统水乳交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样式。
因此,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首先着眼于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与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思想养成和理论支撑的角度,历史地、纵向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传承与方法论原则;其次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影响角度,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文明)”元素或者说“本土资源”,从而构成其‘‘中国特色”之基本内涵之一;再次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归纳、概括和挖掘其所蕴涵和依凭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特殊质素;最后还要从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入手,从包括各个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体法学角度,全面总结、归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就不能不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条件的探宄。理论体系的建构既是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为现实基础的。深入考察当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诸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考察当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学术、实践等方面的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中国法学界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理论元素。
第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的研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理论性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和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有哪些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和世界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能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而方法论问题所主要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学术界和法律实践界在实质上所创造出来的众多思想理论成果整合并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只有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效的建构方法,才能确立起一个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学理论体系。在方法论原则问题上,主要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包括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如何借鉴西方法学理论、如何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等问题。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上,主要讨论如何提炼出支撑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纲领、哪些理论成果可以纳入到法学理论体系、众多的法学理论成果以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或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等问题。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或者说理论模型的总结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一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重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全部法律,即从实体性法律到程序性法律、从纯粹国内法律到国际性法律,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体现出来的用以支撑的理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事实上也是宏观的和一般性的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与微观的具体的部门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有机结合。与任何别的理论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也是由众多理论元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次序组合而成的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理论构成或者说基本模型而言,其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实质内容之所在,而它本身又是、也理应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在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以及在部门法学的具体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全球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也随着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要依据总结、归纳、概括出来而在事实上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指称的中国特色的法律及其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和道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来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促其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总结、归纳和概括发展和进步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所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新的法学理论质素与成分,不断地更新、补充、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点
从理论逻辑的完整性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要真正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要真正能够客观真实地总结、归纳、概括和抽象出基于独特的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的‘‘中国模式”的“法学理论”的‘‘中国模式”就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点来展开思考:
第一,有必要在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交汇、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节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总结、归纳、概括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内在逻辑和具体内涵上,就既展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又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和世界上不同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有益的经验;既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又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现实发展与进步; 同时,这也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孕育和催生了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成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特别地集中于展现该理论及其体系的在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质内涵上具有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典型特征,而不能是作为外在的标签和符号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直接宣示;法制与社会发展同时,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是世界法治建设中的一种独特的模式,那它就不能只是纯粹的‘‘中国”的特殊性的东西,而应该是把“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特别的约束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作为世界法治理论的一种理论模型理应具有任何理论模式在其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都具备的“普遍真理”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揭示出这一点来。
第三,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与微观架构方面,特别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一方面要体现出其宏观样式层面的理论成就对于其微观架构的引领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出其微观架构层面的进步对于其宏观样式的形成的支撑与丰富作用,从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法学理论学科层面和各个部门法学学科层面所具有的具体与抽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针对这些问题点,我们要综合运用知识谱系分析、范畴分析、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历史考察、逻辑分析、调查访问等研究手段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开展系统的研究。知识谱系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各种思想理论渊源之间历史联系的研究;范畴分析主要用于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法学范畴体系的研究;文献分析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重要思想文献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重要学术文献的研究;比较研究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古今中外其他法学理论体系间异同的分析;历史考察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逻辑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分析;调查访问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或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情况的实地考察。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宄,意在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具体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的真实传承状况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以西方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成果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法律文明成果的吸纳中,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基于本国国情而进行的制度与组织创新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进步中,客观地总结、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从而在理论内在逻辑重整的意义上建构出作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的思想与精神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模型。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达到如下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渊源上如何体现了中国空间的法律文化与传统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国情的时代精神的结合,应该展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创新,应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识的自觉接受与消化融通。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既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法学理论层面上系统地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又在各个具体的部门法学层面分别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从而建构起逻辑一致、结构完整而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宏观样式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权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法律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理念与国际法治理论等基本理论。从微观架构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理论等部门法学理论。
但长时间以来，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人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
[关键词]文化;和谐社会;行为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社会管理会计
一、文化的概述
㈠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沉积与传承。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政治与经济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文化也影响着政治与经济。我国《辞海》对它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总的来说，文化是一种传承，起源于过去，影响着现在，指导着未来。它若无形的空气一样，生活中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它却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㈡中国和谐社会文化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文化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文化是以和谐内涵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包括与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二、文化对会计的一般影响
㈠文化与会计的联系
霍弗斯特德1980年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IBM公司的员工进行调查得出具有四维度的文化价值观：权力距离、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
葛雷教授利用文化论法，在霍弗斯特德文化价值观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基于会计实务的四维度会计亚文化价值观：职业导向与法律监管、灵活性与统一性、乐观与保守、透明与保密。
劳秦汉在葛雷教授研究结果下，增加决策有用性与客观性。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分析得出基于会计理论研究的五维度会计亚文化价值观：创造性与传统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多元性与一致性，实证性与规范性，应用性与纯理论性。
㈡文化对中国会计的影响
西方按照文化生成的地域将文化分为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陆地因其自身封闭性等特点导致其具有保守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文化;海洋因其流动性等特点导致其具有冒险的特点，是一种传统的商业文化，因此基于劳秦汉的观点：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下在会计实务处理角度下分别表现为法律监管、统一性、保守、保密、客观性;职业导向、灵活性、乐观、透明、决策有用性。会计理论研究角度下分别表现为传统性、求同性、一致性、规范性、纯理论性;创造性、求异性、多元性、实证性、应用性。我国的会计亚文化价值与大陆文化下特点相同。
三、中国和谐社会文化观对中国会计的影响
我国的会计亚文化具有大陆文化特点，这也正体现着我国会计的现状与问题。然而文化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当下的创造，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助力又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营造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倡导与贯彻，也必将影响会计发展方向，甚至是会计亚文化价值。基于中国和谐文化观，我们应着重发展行为会计、环境管理会计与社会管理会计。
㈠与人和谐――行为会计
与人和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重视人的作用，关注人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行为会计理论产生，它是由财务会计学、心理学与社会性构成的边缘学科。人是在“经济人”与“社会人”结合体，具有有限理性。它就是建立在有限理性下的会计系统。行为会计学的理论根源为认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认识心理学认为会计会基于如锚定调整等主观心理策略进行会计行为。这使得人的行为受主观意识驱动。社会心理学则认为会计会受会计亚文化价值等影响。近年来，如獐子岛事件等的财务造假事件频生，这主要是“人”的原因，关注会计主体的行为，才能最终遏制会计恶性事件的发生。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我国会计人员的行为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这使得我国更应该加快行为会计发展，合理分析会计主体的行为，促进会计人员改善现阶段的消极行为，进而发展当下的会计亚文化，达到真正的与人和谐。
㈡与自然和谐――环境管理会计
与自然和谐，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就率先提出环境管理会计概念。它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产生的。我国经济发展是目前以过度消耗资源换取的，企业只关注如GDP等量化指标，而没考虑环境负担问题。张亚连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知环境管理的实施与否对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这表明企业并没有从长远视角，考虑环境资源价值等问题。如今雾霾橙色警报也是给企业的危机警报。企业需要承担生态环境信息披露等责任。我们应该从根源上节约资源，关注影响环境的决策、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最终企业在与环境和谐的大环境下，实现经济最大化。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会计的思维是局限在狭隘的财务方面，并受法律制度限制，因此更应该在上层角度关注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制定强制规定，让环境管理观念逐步渗入现有会计系统中。
㈢与社会和谐――社会管理会计
与社会和谐，就是把眼光投放在社会中的各方面，使它们可以和谐相处。社会管理会计是从一般的管理会计原理或是企业管理会计原理延伸到社会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预测分析企业经济活动可能对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向管理层提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决策信息。我国现阶段对社会管理会计关注度不高。如果会计只关注自身的经济活动，不考虑社会中如企业产品责任等因素，那么在当下的竞争环境中就不易获得核心竞争力，终究会被市场淘汰，因此率先引进此概念的企业必将获得超额回报。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会计主体不愿接受新观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发展理论，对会计主体进行理论宣传，以理论促文化价值观的进步。
我国目前的会计亚文化观限制了会计理论的发展，我们现阶段应该做的是突破现有文化的枷锁，积极发展相关理论，再形成更适应发展的文化。最终使中国会计完善自我体系，并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形成的助燃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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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科学，人文，宪法学
法学是一门科学，宪法学则是法律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论断在通用宪法教科书中普遍流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与“科学”的语词使用问题。它表明，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信条。我国宪法学走向成熟，不仅要创新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 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的方法分野
广泛渗透于社会人文学科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由近代物理学开创的分析-还原法。［1］在“整体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的假定前提下，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和还原两个步骤来认识事物。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孤立并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中加以观察；还原就是把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总括起来，作为对整体的知识。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和积零成整，自然科学不仅极大地简约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孕育了社会人文学科中严谨精密的实证科学。但正因为认识过程被简化，科学只能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简单明了、确定不移并机械重复的规律。因此，宪法学既要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迷信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我国宪政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已经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干扰：
第一，科学是通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来认识的。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更强调掌权者服从法律，在上级与下级关系方面更注重法律对上级权力的约束。其根本立足点则在于最高掌权者须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经把依法治国分解成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等等，最终的逻辑结果就是“依法治人”，这就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了。第二，科学的任务就是捍卫真理，清除谬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极“左”思潮是息息相通的。但社会问题的逻辑并非简单的两极对峙关系，采用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办法通常是有害无益的。市场交易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妥 协。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法律结构。第三，科学分析是为了实行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单方向的，它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2］按照科学主义的逻辑，客观事物是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可以通过技术规则来控制；人也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可以运用法律规则来控制。如果政府运用法律控制个人就像工程师运用技术控制物质世界那样，公民与国家间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就无从建立了。可见，科学分析方法入主宪法学，就意味着把支配个人命运的无限权力交给那些因认识了“客观规律”而拥有“绝对真理”的少数社会精英，从而为专制、极权大开方便之门。
人文主义认定“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人以及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全面认识它。科学只是关于可言喻事物的知识，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对部分的认识的加总，不可能还原成对整体的系统的知识。在整体面前，人们越是频繁地挥舞科学的解剖刀，世界就越是把它的奥秘深深地埋藏起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虽为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应当承认并尊重我们尚未自觉认识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发秩序，而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它们，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并试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试图创造出全新的规则来改造社会、改造人，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社会生活与自然过程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觉而能动的参与，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独立于个人选择之外的纯粹的客观规律，无论掌权者、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宣告绝对真理或者强制推行客观规律的特权。
人文精神并不排斥科学，但它把科学分析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内，尊重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强调将部分置于整体的环境中、放在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考察。因此，规范分析即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人文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人文精神主导的宪法学承认人的主体性，注重公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强调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按照这种精神，仅仅要求国家决策科学化是不够的，任何重大政治决策都应当人文化，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宪法学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找到适宜的制度空间，从而把宪政建设引向成熟。
二、 失败与成功：科学与人文的实践绩效
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人为的“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内生的自发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与耕地数量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当人口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时，土地价值必然上涨，建立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饥荒、温疫与战乱接踵而来，就会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变得稀缺，价格不断上升。在劳动者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时，人权与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3］科学主义把科技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发明者权利的专利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或原因。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为内在精神，以权利界定和保护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法制的确立，才是欧洲现代化的真正持久的推动力。
在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殖民战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其商业影响，许多落后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科技副产品的科学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指导现代进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分析方法不理解西欧现代化的人文渊源，只注重其经济增长的功效，看不到以法制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的统摄意义，只能提出军事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等低层次的现代化目标。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要求叠加起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科学方法的分割性简约性南辕北辙，现代化战略在这些国家屡遭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出现的诱致性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内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下，人们力求找到某种能够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救国方案，这就使现代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技术功利色彩，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的口号曾一度极为流行。但所有这些片面救国方案与前述片面现代化方案一样，都失败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沧桑历程表明，科学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繁荣昌盛，从科学主义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向人文主义整体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是现代化通向成功之路。整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受政企分开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制度文明特别是法制现代化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法制现代化，国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产生间接的然而却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方法论转变，要求我们抛弃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把法制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把宪政建设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那种用经济立法冲击民事法律，用经济行政法替代宪法，排斥或者轻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作法，对法制现代化甚至经济现代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 从分析到综合：宪法学通往成熟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主义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传统全面清算的时候，科学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就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中结成同盟，并主宰了萌芽中的宪法学。90年代初，虽然也有学者对法学是科学的命题提出过疑问，至今仍然没有触动宪法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学的晚近发展中，有学者以“社会权利分析”打破了沉闷已久的局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从方法上看，社会权利学说依然以分析、分解、加总和还原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突破科学主义的思路。［4］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面临着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法学或者纯粹宪法学，而是综合宪法学。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综合，已经成为变革时代的先声。他们虽然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派别的理论间的综合，但对我们仍不无启发。我国17世纪的科学家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长远看，中国宪法学要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贯通古今、中西和文理，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就近期来说，宪法学要走向初步成熟，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综合：
一是宪法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大综合。在科学壁垒面前，僵化、贫乏的宪法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共有过三次修宪，宪法学家除在1982年第一次大修宪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以外，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都是由经济学家参与设计的。因此，必须破除科学主义在宪法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人为设定的疆界，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语言等诸多社会现象的相关性，形成由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宪法伦理学、宪法语言学等各个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科群。
二是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小综合。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法之根本，是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法制统一于宪法，其权威也来自于宪法。阐明宪法所体现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有无违宪现象，是宪法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宪法学才具有理论上的最终发言权。目前我国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重叠、彼此冲突，法律权威受到损害，与宪法学理论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要突破部门法学之间僵化的界限，把宪法纳入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从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的效力层次以及根本法、公法、私法的法制结构等方面阐释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宪法学的重大课题就是从其他法律部门中探寻和提炼宪法精神，并把宪法的民主、法治、人权和限制政府原则输送到各个法律部门中去。
三是宪法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理论的实践效用不应当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理论成熟的自然结果。不应过多地指责理论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低水平的理论，成熟的宪法学理论自然能够引导、建设和批评宪政实践。因为学者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时代向他们提出了理论问题。宪法法学只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不会脱离实践。造成宪法学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原因不是宪法学理论水平过高，而是它的理论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与宪政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分工，自觉摆脱理论与实践低层次的统一，大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宪法学本身，把理论的系统化与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结合起来；研究宪法基本理论，实现宪法的多层次属性、多元价值与多种存在形态的综合；研究宪法的基本问题，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互动中考察，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理解，把法制现代化和宪政发展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相关性中来探讨。
注释：
［1］参见吴国盛：《生命的漂逝》，《读书》1997年第8期。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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