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长久以来，关于《红楼梦》之评论研究，有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作者考证派……在纷繁多样的重围中，王国维与鲁迅的见解独具价值。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论文联盟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在《红楼梦》艺术价值问题上，王、鲁二人的立足点迥异。王国维把《红楼梦》的价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的土壤中，他认为《红楼梦》的最大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意义——“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进而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所认为的第三种悲剧相连洽，“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同时，他又创造性地认为《红楼梦》在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同的，“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与艺术的巧妙关系。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局限，“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小说思维来探讨《红楼梦》价值的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对《红楼梦》价值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侧重于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横向探求，一个着眼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纵向比较，虽不可否认二者的观点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其各自创新之观念也着实为红学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关键词：胡适；新红学；实验主义；索引派
红学与敦煌学、甲骨学并称为上世纪初的三大显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旋即流行。五四之前以新、旧红学论争为前导，开启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里程，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风气渐浓，到晚清的光绪年间，已有“红学”一词出现。《京都竹枝词》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如果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红学，那么这旧红学可划分为三派：一是评点派，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陈其泰、姚燮等人；二是题咏派，如明义、叶崇仑、沈赤然、潘德舆、唤明等人；三是索隐派，如周春、徐时栋、舒墩、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等人。此外，还有如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来评价《红楼梦》这样的特例。但若说五四时期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旧红学派与新红学派，那么前者是特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后者是特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批判
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从1920年至1933年，胡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在北大，发表一系列明清小说考证文字，其中关于《红楼梦》的5篇，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总的来看，胡适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实验主义，又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正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著作广为流行的时候。《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胡适就将这种“附会的红学”分作三派予以评介：
第一派即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第二派即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第三派是乾隆年间就开始流行的“明珠家事”说，以贾宝玉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胡适对这三派一一作了批评之后，便“忠告”“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索隐《红楼梦》的“本事”始于乾隆时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有多种说法，如说是金陵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以及顺治与董小宛等事。这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蔡元培的说法。蔡元培在1915年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所“本”的是康熙太子胤祁及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等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的索隐较此前的所有索隐都周详、审慎，鲁迅说是“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红学派为什么要索隐？其中当然有学术外之因素存在，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但《红楼梦》开篇就说书中有“真事隐”，因而试图揭发它所“本”何事，无可厚非，甚至实属必要。只不过旧红学派的索隐，尤其是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绝大多数是些臆测附会，有害于学术发展，所以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代要批驳他们的谬误，理所当然。
二、胡适“新红学”的建立
摘要：《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她的文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自《红楼梦》成书以来，对她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不管是考据、版本，还是在思想、文化等层面都取得骄人的成就。而从汉语史的角度看，《红楼梦》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汉语的开端，代表了现代汉语的早期形态。因此，《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红楼梦》中被字句研究的重要性，对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关于《红楼梦》中句子语用层面的研究还为数甚少，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
关键词：《红楼梦》；被字句；语用意义；语用价值；主题；述题
中图分类号：I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0）11-0000-01
一、综述
1.关于语料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出现的一部古典长篇小说，在经过长期的历史筛选，约定俗成的被推上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荣耀地位，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作为“十年辛苦，血泪凝成”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勿庸质疑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反封建的思想意义，《红楼梦》是公认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两百多年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众所周知，这两百多年的红学研究史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新时期，在新的思想的引导下，红学以前所未有的饱满姿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管是考据、版本，还是在思想、文化等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唯独在《红楼梦》的语言方面，我们现今能够参考的成就却不多。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红楼梦》诞生于两百多年前的清代，其语言虽有少量的南京一带的方言，但大部分是地道的北京话。《红楼梦》以高超的语言运用把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艺术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其词汇的运用称得上是全方位、千姿百态的。从汉语史的角度看，《红楼梦》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汉语的开端，代表了现代汉语的早期形态。因此，《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红楼梦》中被字句研究的重要性，对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2.关于语用平面
所谓句子的语用分析就是对句子的语用结构进行分析。关于语用分析的文章数量相当的可观，但是针对于《红楼梦》这样的语料而言的作品就很少了，特别是在被字句这个方向的研究。语用分析主要着眼于句子和外部语境关系的分析，注重考察各类句子在实际运用中所传达的主要交际信息以及它们在各种语境中的出现频率。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从被字句的语用意义、被字句的主题和述题、被字句的语用价值三方面来进行考察。
二、《红楼梦》中被字句语用平面分析
1.被字句的语用意义
在讨论任何一种句型的语用意义时，我们都要讨论在文中为何要使用这一句型的原因，实际上，说到一个句子的语用意义很大一部分主要就是谈及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何要使用这种句型。
说到被字句的语用意义，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对于受事者而言，被字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不如意或不希望发生的事，如收到欺骗、遭受灾祸、蒙受损失等。例如：
1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2）
2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4）
3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病，被冯魂追索已死。（4）
这些被字句表示的事情，不管对于“邪气”“他”“薛蟠”都是不利的，不希望发生的，这可以看做是一种语用意义，但是有些被字句却不能用这一语用意义来解释，如：
1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28)
2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来请出去了。 (35)
这些句子既不表示不如意、不希望发生的事也不表示如意的、希望发生的事，只是对客观事件的陈述，范晓先生认为这类句子的共同特点就是“说话人以表示受事的词语作为主题展开叙述，都是说明主题事物被动作施行所发生的情状的” ，但是这些句子都具有被动的意义，总体说来，被字句最重要的语用意义就是强调事件发生的被动性，表示被动的意义。
2．被字句的主题和述题
被字句句首的主语在语用平面上就是句子的主题，后边说明主题的句子就是述题，如：我们被人欺负了（9）“我们”是主题，后边“被人欺负了”是用来说明主题怎么样了的述题。被字句的述题一般是叙述受事在施事的动作行为的影响或作用下产生、出现某种结果和情状。有时候，同样的意思却可以表现为两种主题和述题。如：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赖了（73）同样的意思可以这样表达：这媳妇的真病被探春说出，也无可赖了。意思虽然一样，但是在从语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前句的主题是“这媳妇”，后句的主题是“这媳妇的真病”，主题是不一样的，但是表示被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
3.被字句的语用价值
前面说到同样的句义可以用不同的语用结构来表达，同样，同样的语义结构也可以由很多不同的句式来表达，当然其语用价值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如：
1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47)
2雨可冲坏了他没有。
3雨把他可冲坏了没有。
4他被冲坏了。
第一句为原文中的句式，后三句为原句的变式，从语用价值的角度来解读，例2和例3是主动性的叙述句，以施事“雨”为主题，而例1和例4是被动性的叙述句，以受事“他”为主题，可见被字句的语用价值就表现在他的被动意义上，是其他主动句无法具备的。
三、结语
通过对《红楼梦》中被字句语用平面的分析，我们对被字句在文中的用法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以三个平面理论作为方法论，从语用的角度入手，得出了结论，总结了一部分规律，在前面综合分析中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希望这些结论能对以后的研究者有帮助。
注释：
{1}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16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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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曹雪芹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伟大的遗产。他创造的《红楼梦》如同一块和氏璧，等待着历史和读者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对于曹雪芹的重新发现。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开拓者胡适，到周汝昌等这些以曹雪芹和《红楼梦》为毕生志业的学者，都在《红楼梦》作者的确立和曹雪芹的生平研究等方面倾注了心血。
曹雪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生平事迹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他坎坷的一生中只有一些节点为我们所了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家世的考证，是“红学”的一个分支——“曹学”研究的对象。他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身份也曾屡受质疑。但这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一个表征。
在传统社会中，小说的文化等级很低，小说既无法给作者带来社会声誉，也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因此，小说的著作权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没有意义。“作者”的概念，在福柯看来其实是一个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之中的所有权紧密相关的概念。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除了少数有清晰记载之外，其他都是在现当代通过深入的研究才确立的。而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其作者为谁，到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但曹雪芹却是一个类似莎士比亚一样的象征性人物，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作家，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集大成的符号。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有传统的殿军，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曹雪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而《红楼梦》谜一般的诸多神秘现象，诸如未完成的状况，人物的命运和归宿所留下的诸多的线索和暗示等等，都赋予了作品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
张爱玲的晚年隐居美国，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红楼梦》版本的考据和研究之中，而像王蒙、刘心武这样的当代作家，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进入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谈“红”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和传统最直接的交汇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是对于古典知识的认识和分析，而是始终“活”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的现实存在的阐发，是当代性的展开。《红楼梦》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些作品都是以古典文化经典的形象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但《红楼梦》却仿佛是一部现代的文化经典，是古典跨入现代，介入现代的标志。曹雪芹的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他本人好像始终活在今天。于是通过探佚发掘未完成的部分，也还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如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就用了探佚的成果作为故事的结尾，而抛弃了高鹗的续书。此后，为这部书写续书的尝试也层出不穷，这也为这部著作的当代性提供了有趣的例证。
论文摘要：徐复观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学方法与台湾的红学界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派走向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进而，徐复观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读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研究混淆了丈学与历史的界线。他认为，丈学是想像的产物，不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
新儒家的学者徐复观以思想史研究而成名，但同时他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用力甚勤，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美学的发明甚巨，影响很大。与此相应，他对中国文学研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学术研究很少有像红学研究这样引起大众广泛兴趣，风靡一时的。百年红学研究曾经有过多次的论争，新儒家的学者徐复观虽不是专门的红学家，却以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和良好的文学理论素质，对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红学的论争。①论战的起因是徐复观对香港中文大学赵冈的《红楼梦新探》一书提出了批评，除了对该书的具体红学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批评之外，他对赵冈在红学研究中运用的考据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走向了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他说:“每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这即是一般所说的学术的自律性。目前之所以不能出现一部像样点的(中国文学史》，就我的了解，只因为大家不肯进人到中国文学的世界中去，而仅在此一世界的外面绕圈子。有的人，对于一个问题搜集了许多周边的材料，却不肯对基本材料—作者的作品—用力。有的人，对基本材料做了若干文献上的工作，却不肯进一步向文学自身去用力。以在这类文章中，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谈无关乎谈的文献学，而不是谈文学，不是谈文学史。在某一文献本身有问题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在没有文献问题的典籍中去大谈而特谈其文献学，便只有把文学驱逐得更远了。”
他认为红楼梦考据派最大的误区在于忽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胡适一开始便把小说作品当作自传的史学作品，于是从这一错误前提出发的考证’，。川他这样批评胡适所倡导的红学考据:“自胡适起，《红楼梦》考证这一巨大的派系在《红楼梦》的研究中，似乎都忽视了上述的常识，挂出‘科学考证’的招牌，非把《红楼梦》贬成私小说不可。并且把由阅者所引起的僻、共感而来批语，一概认为非批者亲身经历过便不能写出而加以夸大，作为自传或合传的证明，这便把《红楼梦》的感染力也抹煞了。以这样大的人力，费了几十年之久的红学家的工作，站在文学的立场，几可称为《红楼梦》的大劫”。徐复观认为，从作品里面去考证身世，是很荒唐的，这是将文学作品的虚构当作真实的历史依据，它完全无视红楼梦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的红楼梦就一定要需要有想像的虚构。即使是现实(写实)主义的小说也必须有虚构，写实并不是对现实社会的记录，这样的小说毋宁说是社会的文件记录而不是小说。他指出，胡适的科学的考据实际变成了最不科学，最不严肃的学术研究，它导致红楼梦研究走人一种猜谜式的田地。究其因就在于考据派红学研究忽视了文学作为想像不同于历史的根本特点，忽视文学乃是想像的产物。他指出，即使是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也决不是对现实的照搬，否则“这就是历史，而不是小说。”那种从小说的文学叙述来考据作者身世的做法，无疑是混淆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线，将小说的想像虚构当作历史的真相予以考证。其结果就是:“至于考证性的‘红学’，则完全变成了满足少数人的考据癖的对象，早使《红楼梦》本身与文学及一般青年，两无干涉了。
他指出“对《红楼梦》背景的研究属于史学的范围，此一工作也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文学研究应该集中在文学欣赏本身，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他的价值在审美。用历史的真实来考证小说，无异于是南辕北辙，如此不但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离小说的艺术也越来越远。从文学理论角度，亚里士多德大概是最早对历史与文学进行比较和区分的人，他在其《诗学》中对诗的概念规定，在现在并不完全适用，但他还是较好地区分了历史作为真实事件记录，诗作为虚构想象的本质特点。正如徐复观所说:“我们今日可以批评亚氏对诗的界定，实际失之于太偏，站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立场，尤其是如此。但想像在文学创造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无可争论的。徐复观将亚里士多德对诗的定义扩大到整个文学，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对历史与诗的界定是:历史是叙述已经实现的事物，而诗则是叙述尚未实现的事物。文学中的许多分野，大体上是诗发展出来的。所以亚氏对诗的界定，也可适于其他重要的文学分野。由亚氏的界定，立即可使人明了，文学乃生活于想像(Imagination)世界之中的。”川对文学叙述与历史叙述的区分，是徐复观对红学考据派的文学研究批评的文学理论基点。
他认为，红楼梦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具有感动人的魅力，在于其艺术性。文学的艺术性的标志就是想象。将红楼梦当作作者自传的研究者总希望通过对作品情节内容的考证，挖出作者的身世以及情节的本事，将虚构的情节坐实为历史事件。他指出，“在小说中所流注的感情，并非必须由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才可以发生。不过成功的小说中，一定有作者个人的背景，及由此种背景所引起的深厚感情。但若作者只能顺着自己个人的背景感情写成一部作品，这种作品，日本有一个特定名词，称为‘私小说’，写得再好的私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也不高。”只涉及个人身世的小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说，它只是私小说，这样的小说并没有太大价值，因为局限于个人的情感领域而不能升华到对整个社会人生的境界，这种文学因此缺乏相应的感染力。真正的文学不但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它从个人扩展到了社会，个人的心灵史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而这是私小说所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显然超过这种私小说，它并不局限于对个人琐碎情感的描写，它进入了一种超越的审美境界，而红楼梦史学化的做法，则是用红楼梦的史学考据遮蔽了红楼梦的文学视野，忽视了红楼梦作为文学的价值，喧宾夺主。直至近来，走出考据泥潭的红学研究才真正挖掘出了红楼梦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比如，刘再复从存在论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则是从‘存在’的层面的提问。它的哲学问题是:世人都认定为‘好’并去追逐的一切是否具有实在性?到底是这一切(色)为世界本体还是‘空’为世界本体?在一个沉酒于色并为色奔波、为色而亡、为色你争我夺的泥浊世界里，爱是否可能?诗意生命的存在是否可能?在这个有限空间中活着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超时代、超政治、超历史的哲学问题。这种红学研究的所关注的问题就从根本上将《红楼梦》的研究方向扭转过来，使得《红楼梦》获得一种超越于具体历史与个人的永久的审美魅力。
不过，徐复观将文学本质定位在想像并不是否定文学存在真实，反而在他看来，文学的真实就是由想像构成。文学的想像之所以区别于空想，就在于文学的想像构成一种情感的真实。他说，“当我们要求把想像与空想加以区分时，乃是因为‘文学所以表现生命的真实’，因此，对‘科学之真’而言，也应当强调文学之真。而空想则不是真的。若想像与空想混而不分，则所请文学之真便不容易成立。但就三种想像的自身来说，怎样也不容易把它与空想加以区别。我的看法，由感情所推动的想像，与感情融和在一起的想像，这才值得称为文学的想像。不是由感情所推动，不是与感情融和在一起的，这便不是想像而是空想。文学之真，指的是在想像中的感情，及由想像所赋予于感情的力量;感情是人生之真，所以与感情融合在一起，并对感情的表出给与以莫大助力的想像，便也是真的。若从想像中抽掉了感情，也就等于从想像中抽掉了真实，于是我们便应当称之为空想。由空想所构成的作品，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有如推理小说、武侠小说之类，或者也可以称为文学;但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三流以下的文学。
文学的真实与想像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想像是一种心灵的真实，想象是一种主观真实，它表达了主体的真实体验这说明文学的想像首先在于它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文学的想像浸透了作者的切身情感，来自情感的推动。徐复观认为:“有了某种感情，便常自然而然地要求某种想像来与以满足。因为感情的郁勃只有在想像中方可加以抒发而且是满足。例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后面四句，全系想像。但后面四句的想像，乃是由‘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感情所推荡出来;而‘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感情，只有在后面四句的想像中才可得到满足”。
其次，文学的魅力来自艺术形象，塑造艺术形象是文学的第一要务，而艺术形象是想像的产物，所谓文学就是通过将虚无缥缈的感情转化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的过程，否则无所谓文学。徐复观认为:“感情是幽暗漂荡，无从把握的东西。感情的发抒，即是感情由幽暗而趋于明朗，由漂荡而归于凝定。要达到这一步，最好是不要诉之于概念性的陈述;因为若是如此，便可能进人到哲学或其他学问的范围，而渐脱离了感情的本质。感情发抒的艺术性常常是感情的形象化。而感情的形象化，只有凭想像之力而不能凭概念之力。在凭想像之力而赋予某种感情以适当的形象时，此时的感情即随形象而明朗，而凝定，而得到发抒的效果，他用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例子，这首诗是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为主题而作的，“长恨”即是此一主题的“题眼”。此诗从“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起，一直到“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止，凡二十句，都是长恨的“恨”的发展。但上面的发展，主要是用景物来烘托，而没有直接从明皇自身加以描写，则恨的高峰还没有表现出来，“于是白居易便通过自己的想像，写出‘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的四句，把一个因长恨而彻夜不眠的明皇的形象，显露出来了，这便成为‘恨’的发展的高峰。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的四句。曾引起过一个关于考证的插话。宋邵博《闻见后录》一九，对“孤灯挑尽”的想像，不以为然，而谓:“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亲自挑灯者乎?书生之见可笑。”以后许多研究者被邵博这一说法迷惑了。陈寅倍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就说这是因为《长恨歌》系在白居易未任翰林学士以前所写的，不明白宫禁夜班是烧烛的情状。针对此一说法，徐复观说:“殊不知当时的富贵人家及游乐之地，已多是烧烛或挑灯，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即其证明。白居易作《长恨歌》时，早成进士，岂有连宫禁中烧烛的情形，也不知道。问题是在:明皇到底是烧烛或挑灯，不是考证上的问题，而是何者适于反映出明皇凄凉寂寞的情景间题。李白心中的愁，要求他说出‘白发三千丈’，他便说出‘白发三千丈’。在白居易对明皇因长恨而不能人睡的想像中，要求的是挑灯，他便说是挑灯。rr [ 131因为，从本质上说，文学“想像的合理性，不应当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而是要由想像中所含融的感情，与想像出来的情景，是否能够匀称得天衣无缝，来加以衡量的。何况今人在上床睡觉时，常喜光线强的电灯转换为红绿色的微弱灯光。何以见得明皇睡在床上时，不会不愿用强光的烧烛，而偏要用光线较弱的油灯呢?
徐复观准确地抓握到文学中情感与艺术想像和真实的关系。强调艺术的核心在于人的感情，而感情之为感情是飘渺的，它是抽象的，往往难以用语言表述。感情只能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倾注了主体的感情，艺术形象诞生于艺术家的想像，艺术形象是想象的产物。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是想像，“科学地真实，是由科学家的发明而见;文学地真实，是由文学家的‘发见’而得。而发见的最大工具便是想像”。文学的创造离不开想像，虽然文学必须反映真实，但是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心灵的真实，想像的真实，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徐复观以为对文学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把握住此一点。对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其艺术性，有关作者以及背景的考据应属于历史背景的研究，它对文学研究有所帮助，但并不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正如钱钟书所说:“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要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适这个意义上，我例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历史来得高明”。
文学与历史当然存在互补关系，尤其中国文学中本来就有诗史的观念，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悟《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对“诗史互证”的运用炉火纯青。事实上，徐复观对陈寅惜的史学成就十分钦佩，对同时代的学者，他在文章中很少有赞扬的，陈寅悟仿佛是一个例外。他说，“我常把我读《元白诗笺证稿》的经验告诉我的学生，鼓励他们去读，但没有一个学生能领悟到”。因为他在读该著作时，“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却能看出问题;而且一经他道破，便感到的确是有问题。经他把问题提出后，又觉得‘人海茫茫’，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解决这问题的线索?但看来与问题并无关连的材料，经他一番分析、疏导后，居然引出了解答问题的线索，终于得出可以承认的结论。这对我的启发性太大了”。可见他承认陈寅格诗史互证具有很强学术价值的方法。
但是他认为在此陈寅惜“诗史互证”的过渡阐释无意之中将历史与文学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之间有必然的界线，文学毕竟是来自虚构。即使是再写实的诗人如白居易，他的诗歌中也还是有想像，不能句句落实在历史的考据之中。诗史互证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真实性在文学中常常有所反映，文学研究中的事实考据有助于了解历史处境中人物的真实情感，从而对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真实有所帮助。中国古代文学中将诗歌与事实联系，所谓的本事诗早在《诗经》中就开始。《诗经》里面有很多是历史的记录，可以充当历史的文献材料。后来的很多诗话作品中，常常会附会和杜撰出诗歌本事，这表明中国古人习惯将诗歌看作不但是“缘情而发”，还是“缘事而发”，而这个事与情总是相关联的。对于一首抒情诗人们也倾向于把它落实在一个具体发生的故事当中，而不认为它是纯粹的一种抽象的情感。诗歌的感情总是来自一个具体事情的激荡，然后再把这个具体的事情抽象化升华，使得诗歌的感情又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如钱钟书所说:“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虽然我们不能忽视文学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史实，文学在历史时空当中建构了历史的世界，但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徐复观与钱钟书一样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表明了文学中的历史记录可以充当历史的鲜活材料，从而为历史研究带来一条新的路子;也说明了作为个体情感表达的诗歌与社会全体记录的历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中国诗歌的想像往往是一种建立在实际生活上的想像，因此其想像比较的具体，总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关联，是由具体的事情推动的想像。这类诗歌也有较强的历史意味。但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另一方面历史史实的考据对于艺术研究本身来说具有局限性，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得到文学性，在于对作品的艺术性作出的审美判断。人们从艺术中获取的是情感和思想的力量。文学研究不能被知识化的旨趣完全地占据，文学的知识化并不是将文学研究的目的。文学史研究必然要求其从考据进人审美与思想的内在根本，考据在文学史研究中虽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考据本身并不是文学和历史本事，更不是其目的。“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便把考据来代替欣赏。这需要我们适度地把握文学的想像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界线，将文学的想像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对历史而言是不恰当的，对文学而言也是如此，这二者之间必须留有一定的界限。
徐复观通过与《红楼梦》考据派的论战与对“诗史互证”的批评，强调了文学的本质在于想像，并对文学的想像作了研究，进而由《史记》他研究了文学想像与历史想像的区别，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别，从历史的文学性他高度评价了史记。这说明从根本上说，文学与历史都不能离开研究者的想像，这种想像来自自身的生命体验，这植根于它们都是表现人性的特性上。想像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历史也离不开想像。如果说在文学中真实与想像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那么历史中的事实与想像就很容易区分。《左传》宣公二年所记录的一个历史事件，大概是我国历史叙述中运用想像最早的一个例子: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锄魔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魔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后人对上面叙述难免发生怀疑。因为锄霓行刺时所说的话，因为他当时已经死了，又有谁人能听到，而被史臣所记载呢?可见，锄魔的话是来自史臣的想像。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想像是对历史的虚构。徐复观说:“锄霓受君命去杀赵宣子，何以有刺杀的机会，却自己触槐而死呢?当时的史学家感到对此应加以心理上的解释，便通过自己的想像而加以解释”。这是由想像而来的解释，“此种解释的真实性，决定于所能解释的程度。如果解释得天衣无缝，使读者所挟的疑团，涣然冰释于不知不觉，也是发现了一般人所不能发现的真实”。对历史来说，真实性就是一切，但历史叙述也需要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和情感心灵的感通能力。
徐复观因此认为像文学一样，历史也离不开想像。“想像，不仅应用到文学里面，有时也应用到科学，尤其是史学里面。相对来说，历史的想像是一种客观的想像，它必须依赖客观的历史本身。历史的想像是对各种零散的历史材料做重新组合，找出内在的联系，对历史作出解释，是一种解释性的想像，但不能通过想像改变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史料以及相关的考古、训沽的成果直接决定着历史想像的界限。而文学就是由想像创造构成，想像本身就是文学。历史中的想像只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必须，因为历史事件的久远，历史记录的不完备，尤其在涉及历史人物的心理和语言时候，历史的叙述只能通过想像去补充。历史想像侧重在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同情之了解，通过体验来想像，它必须受到历史时空的限制，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的限制。
正是基于此，我们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不能持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态度，尤其不能将文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也应该反省过去那种过于偏重实证倾向的文学研究，那种将文学当作历史文献材料的做法，忽视了文学是想象的产物，具有情感内涵。在对文学的理解中，想像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历史本身都离不开想像，故此，想像是现代人沟通历史的必要手段，文学与历史都是通过想像向我们展开。
徐复观看到，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想像，想像构成艺术形象。文学的想像倾注了主观的情感，它可以脱离时空的限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空。同样，文学的理解和解释不能离开想像，这种想像是与现代人自身体验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在体验的过程中，实际包含着想象，对艺术作品中作者体验的追溯也就把含着解释者的体验，徐复观说:“想像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手段，但并非是惟一的手段。想像以外，还有推理、体认、观察、观照等等。但想像经常或多或少的与上述那些手段，亲和在一起，使其得互相发挥的效用”。也就是说:
第一，艺术创作中想像与体验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联想过程中必然会渗人进‘体认’与‘洞察’的工夫和能力”。
第二，艺术中的解释依赖想像而存在，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解释，从本质上说都是想象。作为解释性的想像，徐复观认为，对于某种情境所含有的意味的解释。哲学家对意味的解释是通过思辨;文学家则常常是通过描写，以使某种意味成为人们容易感受到的具体形相。科举的意味，是由《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具体形相而得以表现出来的。把不易捉摸的意味加以形相化，只有通过想像才有其可能。这样，“所要表现的意味若是真实，则为了解释这种意味所成立的想像也是真实的。”
摘 要:将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两种视角加以整合,将《红楼梦》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照,多方位地审视与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作者心态、文本内涵、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特质;并由此反观学界在以往红学研究中,由于囿于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而造成某些问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以期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
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大多是从汉族文化这个视角展开的。近一二十年来,可以偶见海内外的学者撰文探讨《红楼梦》中所涉及的满族文化因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尽管目前在满学界,各类通史及工具书之撰写,都试图将曹雪芹定为满族作家,将《红楼梦》划归为满族文学,但是也没有真正从满族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曹雪芹汉族血统和满洲包衣的双重身份,使得学界对其民族归属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将《红楼梦》纳入民族文学范畴加以研究,不能取得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同;二是《红楼梦》本身避免“旗化”的写法,使得不熟悉满族文化的学者,在研究中很难形成以满族文化作为背景参照的自觉;三是受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反满”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不敢正视曹雪芹及《红楼梦》所具有的满族文化意识。以上原因,造成长期以来红学研究中满族文化视角之缺失。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周汝昌先生就将“红学”与“满学”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1}这种看法是颇中肯綮的,但此后的红学研究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在此期间,虽然也有学者对《红楼梦》所蕴涵的满族文化因素投以关注,但绝大多数研究是集中在民俗学、语言学以及等方面,基本不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尽管不能否认此类研究对于深化红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学界并没有将此成果作为进一步深入开掘《红楼梦》文本内在意蕴的有利前提,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困扰。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的遮蔽造成的,因为人们往往更习惯于从自己现有的知识背景中去寻求问题解决的答案。这种思维定势对红学研究是十分不利的。解读《红楼梦》这部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出自于旗籍作家之手的特殊作品,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显然是不够的,有时难免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将两种文化视角加以整合。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如果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论断更具有说服力。《红楼梦》是满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是两个民族文化激荡出的一朵绚丽奇葩。本文试将《红楼梦》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照,多方位地审视与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作者心态、文本内涵、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特质;并由此反观学界在以往红学研究中,由于囿于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而造成某些问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以期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
从满汉文化交融的视野下观照《红楼梦》,首先需要对《红楼梦》产生的文化背景作进一步的界定。
研究《红楼梦》首先应研究清代文化,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文化。清代是由满族入主中原与汉族地主联合共同缔造的封建王朝,这决定了清代文化有别于历代文化的特殊性质。清代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性质,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又融入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一方面对汉族文化广泛吸纳,另一方面又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渗透到汉族文化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文化之建构,既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同时又是以满族文化为重要导向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往往是相互性的。以往人们习惯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以及清史的基本走势,这并不符合清代满汉民族交往的实际情况,已为多数学者所否认。从学术表述中“同化”、“融合”、“交融”几个概念术语的依次转换,便可看出学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渐深化。
在清初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京旗文化。京旗文化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杰出典范。京旗文化是北京的旗人将自己固有的满族文化传统,杂糅进部分汉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满汉文化交融的缓冲渐进过程中,虽然“京旗文化”与“北京文化”这两个概念有渐趋重合的趋势,但是在康、雍、乾时期,京旗文化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北京八旗居住区域的划分,使生活在八旗圈内的满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与外界不同的景观,进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八旗文化圈。八旗文化圈的存在,不仅使入关后的满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本民族的个性,同时也为清代文化打上了区别于以往历代文化的鲜明印记。以往学界在研究《红楼梦》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往往习惯从一个相对宽泛的角度去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哲学思潮,而忽略了清代文化由于满族文化的介入而具有的特殊性质,忽略了八旗文化存在的独特意义。
京旗文化是《红楼梦》产生的最直接的文化背景。京旗文化是以八旗贵族生活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清代的八旗贵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优待与经济上的优养,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一种高雅精致的文化生活。这种以高雅和有闲为特征的贵族文化,既在价值取向上,与历史悠久的士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又在文化品位上,与新兴的市民文化存在雅、俗之分野。京旗文化从多个层面作用于《红楼梦》创作。首先,它为《红楼梦》提供了最基本的创作素材。《红楼梦》中贾府的贵族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材于清代的八旗贵族。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精神风貌,在《红楼梦》中都有最逼真的再现。而八旗子弟的日益腐化堕落,又为《红楼梦》批判社会现实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依据。其次,从文化品位上看,《红楼梦》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以及整体风格上的贵族气息;同时还表现在它表达了贵族知论文联盟识分子式的人生反思和终极关怀。曹家在八旗社会中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贵族,但是达官显贵的身份,难免会使其对贵族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眷顾。《红楼梦》问世之初,首先在满洲贵族中引起共鸣,这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文化方面的认同。再次,京旗文化还为《红楼梦》创作提供了富有特色的京味语言。曹雪芹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许多近代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旗人的语言天赋与成就,老舍认为旗人至少“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3}。我们都知道,老一代北京人中满人的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悦耳。其实,说话咬文嚼字、讲究辞令、注意声腔语势,这是清代八旗贵族形成的传统。另外,《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也与京旗文化发生直接联系。《红楼梦》的早期传播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读者的身份多为宗室子弟及其姻亲。《红楼梦》后来能够迅速得到广泛传播,也与最初八旗文人对它的推重激赏分不开。乾隆年间子弟书说唱艺术兴起,红楼梦子弟书又成为这种曲艺中流行最广泛的辞书。经过这种通俗曲艺的改编,使《红楼梦》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
三
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是学界长期以来相持不下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纷争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有时还会将学术研究引向意气之争。今天所谓“满族”与“汉族”,并非当时的历史概念。清代之八旗,是一个以满洲为主体,融入汉、蒙古、高丽、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八旗内部分设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长期的共同生活,八旗内部民族意识渐趋淡化,八旗整体意识逐渐增强。以至清末北京有“不分满汉,但问民旗”{4}的说法,老舍先生还径直将旗籍人称为“旗族”。但是,旗、民间的界限是判若分明的。旗民分治,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旗民不同刑,使当时旗人成为居于“民”之上的特殊群体。曹家为正白旗满洲包衣人,属于八旗内满洲旗分之汉姓人,在当时被称为“旗人”,这是曹家在清代社会的身份标识。民族是历史的范畴,以今天的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去界定当时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欠缺一定的科学性。按照现在的民族政策,曹雪芹的后人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或加入“满族”,或加入“汉族”。因此,在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上,这种“正名”式的纷争并无多少实际价值。无论将其归入“满族”还是“汉族”,都改变不了《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我们莫不如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曹雪芹双重身份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显然,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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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满汉兼容的文化意识,除了时代的原因外,更与作者的家世背景有直接联系。作为内务府包衣世家,由于和满洲关系密切、历年久远,必然要受满族文化、风俗的影响以及各种强制满化措施的约束,因此满化程度较深。这是考察曹雪芹家世背景时应突出注意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曹家外任江南六十余年,这本身又是对汉文化的一次回归。曹寅既效忠于康熙皇帝,又酷嗜汉族文化,《楝亭集》掩饰不住其思想深处潜伏的汉民族意识。这些都对曹雪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日后在穷困潦倒之余逐渐产生汉族认同感种下了根苗。这是曹雪芹特殊家世中的又一特殊点。以往学界多强调曹家的兴衰际遇对曹雪芹思想及创作的影响,而对其内务府包衣身份本身的意义并不甚瞩意。曹家这种既是奴仆又是显贵的双重身份,既卑贱又显赫的矛盾心理,以及主仆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纠结,对曹雪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否则我们将难以理解为何《红楼梦》整部作品的创作气息始终处在感情的羁绊之中;也难以理解作者透过贾宝玉所表现出的对其所属阶层既反抗又依恋的矛盾心理;更难以解释为何《红楼梦》处处可见批判之锋芒,而每每落到皇权的问题笔锋却显得十分脆弱。诸多问题的解答,都可以通过考察曹雪芹的包衣身份寻找新的突破口。曹雪芹本身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经典个案,曹雪芹的特殊身份将成为解读《红楼梦》这部特殊作品的一柄珍贵钥匙。
四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再来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文本意蕴。有些问题虽然在汉族文化传统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合理的解释,但是远不如在八旗文化中解释得明快。以下仅就几个突出问题作简要分析。
许多研究者倾向于把《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看作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典型,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宽泛和笼统。事实上,《红楼梦》中的贾府只有放到当时的八旗贵族家庭中才具有典型意义,它是康乾盛世时期深受汉文化浸染的八旗贵族家庭的缩影。从文化的外部特征来看,贾府有着八旗贵族家庭的显著特征:世袭爵位、庄园经济、家奴制度、骑射文化和满洲风俗;从文化内在传统来说,贾府并不是传统士文化的承载者,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读书人家,走的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些都明显区别于当时的汉族官僚家庭。《红楼梦》问世之初,首先在满族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以及随之而来人们对小说“本事”的种种猜测,都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这一事实。《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康乾时期八旗贵族家庭的真实写照。贵族子弟的腐化堕落、落后的庄园经济、严酷的家奴制度、衰弱的八旗武事,不仅预示了贾府行将衰败的命运,也形象地揭示出潜藏在康乾盛世背后的重重危机。八旗贵族的衰败,事实上也意味着清王朝开始走向败落。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过去人们常以“反封建”、“叛逆者”来形容,并且多以他“不喜读书”作为依据。实际上,贾宝玉身上的许多气质和行径都可以在八旗文化中找到根据。贾宝玉在小说中被称为“富贵闲人”,是京旗文化中的特殊产儿,杂糅出满汉兼济的多元文化气质,集中体现了那些兼有满人优势地位与汉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八旗贵族子弟的精神和气韵。贾宝玉的“有闲”是由多重内容组成的。首先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他可以与贾赦、贾珍等人一样,过安富尊荣的有闲生活。他不止一次地表明对这种生活的肯定和依恋。其次,贾宝玉的“有闲”生活,还体现为对传统仕途经济的否定。追求高雅闲适的文化生活,而淡薄封建功利,这是包括曹雪芹在内当时许多八旗文人的常见特色。从中原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贾宝玉的某些特征是反传统的;但是从八旗文化的角度看,贾宝玉则是对其所属文化的自觉皈依。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文化反思意义的作品。其最突出的两个亮点,一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二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也必须整合两种文化视角。
曹雪芹的反礼思想直接来源于八旗社会的礼法压力。满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与汉族礼法相结合,造成八旗上层社会高度的礼教化。“满族人规矩多”、“旗人礼大”,这是汉族礼法在满族人中得到严格执行的结果。可以说,清代旗人在运用汉族礼法约束自己方面,比同时代的汉族人更加规范。但是八旗社会这种谨严的礼法秩序,不仅成为戕害人性和压抑个性的工具,而且最终导向了礼节的极端繁缛和礼教的高度虚伪化。曹雪芹生活在礼法严酷的八旗世家,对礼的沉重压力感受得最为直接和深刻,这是曹雪芹产生反礼思想的直接动因。
学界在谈到曹雪芹的反礼教思想时,经常将他与同时代的戴震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曹雪芹与戴震在思想上并无直接牵涉,他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各有其渊源所自,尽管有暗合之处,但其出发点和批判的对象却大不相同的。简言之,戴震批判的直接目标是程朱理学,重点在“理欲之辨”,是从儒学内部批判正统理学。但戴震对于“礼”却是相当维护的,蔡尚思把戴震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反理学不反礼教的情感主义”{5}。那么曹雪芹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又如何呢?《红楼梦》第二回中,他把理学家周、程、朱、张归入“大仁”之列;并受理学家的影响,以先天所秉之气来解释复杂的人性,可见他并非把矛头直接指向程朱理学。然而由于“礼”与“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辩证关系,“礼”和“理”都有束缚人欲、压抑个性的一面,更由于曹雪芹和戴震都是立足于“情”来反理(礼)的,因而两人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最终殊途而同归。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曹雪芹对待君权的态度。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曹雪芹具有反君权思想,并且认为这种思想来源于清初的启蒙思潮,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生活于八旗文化圈的曹雪芹,对于黄宗羲等人的学术思想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接触是很值得怀疑的。其次,学者们征引的用来证明曹雪芹反君权的具体例证,实际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一个被经常引用的例子是贾宝玉关于“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但是贾宝玉批评文臣武将“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其出发点仍然是忠君谋国,维护君臣大义。另一个是元妃省亲的例子,作者通过元春之口揭露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笔者以为,在这里作者仅是着眼于对不近人情的皇家礼法的批判,并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相反,作者在几个重大关节处都表示出对皇权的维护。在大观园题对额时,宝玉强调“这是第一处行幸处,必须颂圣方可”;元妃省亲时的那个晚上,黛玉替宝玉作的应制诗中也有明显的颂圣思想;在《??O词》中歌颂林四娘,嘲讽昏官庸吏,也是完全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曹雪芹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忠君思想,既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来自汉代完整定型的三纲五常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具有满族的对长上特别是对君王绝对忠诚的特色。在八旗社会,所有的八旗军民士庶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而称皇帝为主子。太田辰夫曾将八旗精神的中心概括为是对清朝廷的忠诚{6}。曹雪芹的忠君思想,只有从他的八旗世家的特殊背景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解释。
《红楼爱梦》亲子共读感
我和妈妈曾经一同阅读过《红楼梦》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红楼梦》被称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高峰，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高度的思想性，更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24—1764），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籍河北省丰润县。清初，入满洲正白旗籍。他本人生于南京。本书以作者的家庭经历为蓝本，进行艺术加工的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反应旧时包办婚姻的黑暗。以贾府由圣至衰的转变过程为副线揭漏就是封建贵族的腐朽。《红》一书以歌颂女性为全书宗旨，从封建制度塔尖的贾母到女戏子们，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女子进行细致刻画。写出无论何种身份的女子的结局都十分悲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以小见大，写旧时社会女子的悲惨命运。又通过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互相勾结一损皆损的境地，讲述封建末世的内幕。以贾王薛史四姓暗含“家亡血史”之一，警告读者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真理。文学史上的大作，与西方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文学价值相抗衡。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贾宝玉，幼号绛洞花主，原籍金陵，荣府贾政次子，自幼深得祖母宠爱。林黛玉，字颦卿，别号潇湘妃子。原藉姑苏，贾母心爱的外孙女。薜宝钗，别号蘅芜君，与宝玉原系姨表姊弟。王熙凤，小名凤姐儿，浑号凤辣子，贾琏之妻。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原藉金陵。秦可卿，金陵十二钗之一，贾蓉之妻。妙玉，自称槛外人，有时亦称畸人。贾迎春，别号菱州。贾巧姐，小名巧姐儿，又名大姐儿。贾惜春，别号藕榭，贾珍之妹，排行第四。和孩子在一起静下心来看书，内心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平常是孩子写读后感，写作文什么的，通过这次亲子共读感，觉得还不如孩子呢！还是得不断学习啊！我想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的跋涉痕迹成为我们每个人一生唯一的轨迹，此路不能选择重新再来。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见的风景是有限的，而书籍将会让我们看得更远、更多、更清晰。《红楼梦》一书让我时而高兴时而忧伤，时而愤怒时而感慨万千，也让我想了很多，或许吧，事事不能完美，而人也如此。《红
初一:龙胜莉
关键词：红楼梦；重新拍摄；经典；连续剧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连续剧《红楼梦》成了中国电视史上迄今最风行的电视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投巨资准备重新拍摄《红楼梦》时，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无论世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重拍的准备活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一、重拍红楼梦的意义
（一）展现新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虽是一部爱情小说，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其爱情的悲剧影射了晚清社会的衰落趋势，有很高的历史厚度。其创作手法、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特别是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成功拍摄，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研究“红学”的热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因为人们的认识水平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每一次重拍，就是对这个作品一次新的认知，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红楼梦的又有新的认识，加上观念，环境的改变，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为重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的条件。
（二）再现经典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被改编过不下一百遍，每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问世，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平庸，却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观众了解了这部传世之作。
《红楼梦》也一样，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重拍多少遍都不为过，它们会各有各的美，尤其是红楼梦没有结尾，更引起人们对它的结尾充满遐想。红楼梦原本就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重拍，这就如百花齐放一般，各个版本的红楼也会姹紫嫣红的。曹雪芹的原著见证了不同时代对它的理解和演绎，再糟糕的版本也糟蹋不了它，再完美的诠释也取代不了它。
（三）弥补曾经的缺憾
1944年，著名导演卜万仓将《红楼梦》拍成电影，动用了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周璇扮演林黛玉，袁美云反串贾宝玉，凤扮演薛宝钗。1960年内地越剧版《红楼梦》由著名的越剧搭档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留下很多动听的唱段，也成为两位艺术家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人生转折点。在内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之前，还有一些版本的《红楼梦》留给我们的已经不是作品本身的成败，而是一些复杂的记忆。
对于观众熟悉并视为经典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结尾部分电视剧抛开流传很广的高鹗续作，根据红学界的研究结果重新编写了一个结尾。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稍微有点直觉的人都能看出来，87的最后几集实在太仓促了，台词跟前面有明显的差距，就连部分角色的配音都不统一，给人的感觉是草草收场。重拍红楼梦可以弥补曾经剧中的缺憾，并且可以有所进取、努力超越。
（四）吸引新观众，激发青少年关注传统文化
经调查发现，87版《红楼梦》对于80后的吸引并不大，有些80后和90后甚至表示从没有看过这部经典电视连续剧，而且也不太理解父辈对这部连续剧的追捧和喜爱。而20年后的今天，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将实行“年龄稍大角色请明星加盟，年轻角色全部通过全球华人海选用新人”的选角原则，不排除邀请日、韩明星的可能。尤其是“宝黛钗”的演员立刻采用当前最时尚的做法“全球海选”角色扮演者。对于刚才提到的新观众来说，戏未开拍，已被吸引了。那么《红楼梦》的重拍也会带动广泛的红楼热，激发了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五）增加就业机会
经过20多年的岁月洗礼有人再次提出重拍《红楼梦》并且迅速聚集到上亿元的资金，工作启动之后，今天的重拍，从投资者，到编导人选，再到演员选秀等一系列现象来看，显然更像是在把这《红楼梦》当作一种商业运作，一种时尚运动，一种市场运营。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会带动部分经济发展，正如一位红学家在评论87版《红楼梦》时开头的一句话：千古一部《红楼梦》，养活今世多少人！
二、重拍红楼梦的优势
（一）导演经验丰富
87版《红楼梦》给人的印象深刻，王扶林导演功不可没，然而重拍《红楼梦》的胡枚也是实力雄厚，她是国家一级导演，曾执导《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乔家大院》等多部比较成功的作品。胡玫有着浓厚的大历史情结，她把握时代人物和政治事件游刃有余，相信在红楼梦的拍摄中也能呈现出这部名著的精神实质。
（二）投资巨大
87版《红楼梦》的投资仅为680万元，而新版的投资高达上亿，十多倍的投资会大部分用在制作上，号称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视连续剧，由北京电视台、中影集团、华录百纳、鑫宝源等共同参与，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韩三平介绍，“新版会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纺织艺术、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原著中的诗词歌赋也都会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演员的选择面广
二十年前那部《红楼梦》的演员其实也是副导演全国各地海选而来，基本没什么经验，但经过培训，都表现得很好。新版《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选定，工作组显得比较慎重，光是海选时间就接近一年。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想必能够选出好的演员。海选从2006年8月一直持续到2007年6月，而且选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谓面面俱到。
（四）商业价值大
目前尚不能完全评估新版《红楼梦》的商业价值，然而仅是前期的海选工作完全可以捞足第一桶金。另外，根据老版的相关数据，也可以推算出新版《红楼梦》的其它商业价值无限。比如，重拍《红楼梦》的消息后，老版《红楼梦》的收视率已经从最初的2．7点上升到了7点，翻了三番。广告费也上升了，以30秒的广告为例，从40000元到46000元不等。还有为旧版《红楼梦》而搭建的北京大观园，近几个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在网上输入“新版《红楼梦》”，打开“谷歌”搜索引擎，就有767000项网页；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就有459000篇网页。
三、重拍红楼梦的难点
老版红楼梦先入为主，在百姓心中唯美的记忆，这个是无法改变的。很多人强调那是因为在过去电视生活非常单调，红楼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现在重新拍红楼梦不可能超越老版所带来的高度和震撼。
（一）时间太短暂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1981年11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编问题。1983年2月成立筹备组，5月成立编剧组，8月成立顾问委员会。1983年12月完成剧本初稿。用了约两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一百多名演员。1984年春夏在北京圆明园先后举办了两期红剧演员学习班。让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自己的情趣，最后确定角色。为拍摄的需要，在北京市宣武区按照原著的描绘，设计建造了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建造了宁国府、荣国府和宁荣街。1984年2月9日试拍，9月10日正式开机，在安徽黄山拍下了第一组镜头，至1987年上半年完成，先后到10个省市的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共拍摄了近一万个镜头。老版《红楼梦》最初是1个月拍1集，后面是1个月拍1.5集，直到快结束时才1个月拍2集。
据媒体报道，新版《红楼梦》的选秀活动将从今年10月到明年6月结束，几乎选秀活动一结束，马上就投入拍摄，学习、培训，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该剧计划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就与观众见面。87版花了三年，而新版最多预计花三个月，这样的“神速”，使那些本来就在浮躁的商业活动中“胜出”的选手们，怎么能够有时间去领悟原著精神呢？
（二）著作中的精髓表现难度大
冯其庸说，《红楼梦》确实很难拍，《水浒》、《三国演义》的故事都是摆在面上的。而《红楼梦》的语言背后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比如书中说到元妃省亲，元妃在省亲别墅里看到张灯结彩、豪华得不得了，就说：“你们太奢华了，太靡费了，下次我再来千万不能这样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埋藏了作者对现实的批评。一部电视剧《红楼梦》，要把书中多层含义拍出来很难，但一定要拍得有深度，把《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拍出来，让观众看起来是尊重原著的。与此同时，还要有新见解、新视角，不能照搬，这样，重拍的难度又加大了十分。
（三）人物角色把握难度大
向来，不同的人对宝黛钗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站在作者的角度理解，贾宝玉是一种叛逆的性格，林黛玉也是叛逆的性格，他们对封建的政治、考试制度、礼教都不赞成，特别是婚姻问题上主张自己选择。薛宝钗则是完全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一个女性。很多人不喜欢林黛玉，觉得她脾气大，喜欢薛宝钗的随和。但薛宝钗的随和完全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红楼梦》里有一句描写薛宝钗的话很重要，“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看上去挺好，其实这句要倒过来才符合薛宝钗的性格，就是“任是动人也无情”――不管她怎么热情、怎么随和，但是到头来她是无情的。作者对这三个人物是有倾向性的。《红楼梦》这部书有它特殊的进步意义，只有准确地理解它，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四）音乐难突破
87版《红楼梦》中的《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等系列歌曲，都是作曲家王立平历时四年，潜心研读原著，倾其所有创作出来的，都可堪称传世经典。虽然，新版投资方宣布，将邀请谭盾加盟，为电视剧谱曲。谭盾毋庸置疑是当今最有才华的音乐大家，他为《卧虎藏龙》创作的电影音乐曾获得奥斯卡奖的肯定。但电影音乐毕竟不同于电视音乐，后者更看重歌曲的流行性。首度参与电视剧音乐创作的谭盾是延续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现在还难下断语。
（五）结尾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难点
《红楼梦》是一部残缺的艺术品，而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又该何去何从。老版抛弃了高鄂的后四十回，但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支持，增添很多的硬伤。但若要按照高鄂续书拍，确实又心不甘情不愿，很对不起前八十回的精彩。结尾又是让人担忧的一个难点。
（六）对于不同文化层次观众众口难调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的观众看《红楼梦》是看剧情，有的看内涵。比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与李杜的诗歌不相上下，有些观众不一定爱看，而正因为有这些才更添《红楼梦》的神奇魅力，如何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也是新版红楼梦所要仔细推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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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宗强.中国文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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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盾.红楼梦新评[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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