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路文化资源与产业；影视动漫开发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11-04
一、丝绸之路新起点的争夺与发展趋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推行的一项重大国际战略决策。丝绸之路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之路，也是推进丝绸之路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同中亚、东欧各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着力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以宏大的国际视野确定了中国多维、多极、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以及向欧亚内陆全面开放的文化战略新态势。
自2013年秋季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亚峰会上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地区共同开发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积极论证与定位各自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所处的地位与角色。陕西省西安市过去被公认为横贯亚、欧、非洲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近年对此定论似乎有所怀疑。有学者相继提出河南洛阳或南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福建泉州，江苏扬州，浙江杭州、宁波，山东烟台，广西合浦等，以及澳门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始发港。
20世纪末，横贯东亚、中亚、东欧、北欧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建成。21世纪初，又有江苏连云港、广东广州、以及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声称是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如今，全国丝绸之路沿途各行政区域又在火热争夺诸如经济与文化中心、高地、桥头堡的署名权。在此形势之下，陕西西安的传统名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仅西北五省来说，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做文章，而且动作都比较大。诸如青海省提出打造“新唐蕃古道”或“新丝绸之路”；宁夏回族自治区提出要建成中国与世界穆斯林经济文化交流的“新丝路”；甘肃省借助丝绸之路在境内最长距离的区域优势，高调唱响进一步打造“丝绸之路黄金段”的新理念；有着全国最长边境线和诸多边防口岸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不甘示弱，屡次亮出“丝绸之路桥头堡”的国际品牌。
从整个中国西部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省、市、自治区都在闻风而动，频繁使用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文化产业高地”、“经济文化重镇”等新名称。因为特殊的地缘优势，如云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拟以“西南丝绸之路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而扬名海内外。
在历史与现实面前，到底谁能把握天赐良机得以长足发展，谁能借助于国家大政方针，名副其实地担当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建设的“排头兵”、“领军者”。归根到底，这都要靠各自所拥有的丝绸之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资源财富多少与所创造的经济、文化产业价值高低来向世人证实。
丝绸之路形成于中国秦汉以前，又称“玉石之路”或“陶瓷之路”。汉代奠定丝绸之路基本走向，以西北沙漠、绿洲为主干道，是贯通欧亚内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经陕西关中盆地、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达地中海东岸，全长7000多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全长4000多公里，约为全程的1/2强。
新丝绸之路即1992年全线开通的由中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港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我国境内穿越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六个省区，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七国。这条新的国际大通道全长10800公里，在我国境内为4131公里，其中穿越西北地区的陆桥总长为3300公里。
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部，居于黄河中游，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东南与湖北、河南相接，南邻四川省，西接甘肃省，西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毗邻，北界内蒙古自治区。全省面积20.56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如果按古丝绸之路与新丝绸之路实际距离算，自西安经咸阳至宝鸡的距离仅有177公里。应该说，在此丝绸之路自然地理空间非常有限，所占份额比较小。
不过，若论及地缘优势，西安居于中国的中心地理位置，为贯通东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又是对世界历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封建社会十三朝古都。古都长安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方面积淀很厚，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与权威性。但是，自汉唐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经历数千年的变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迁移，陕西省的历史地位有所下降，成为目前中国36个行政区之一，西安也只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省会城市。
那么，如何恢复昔日陕西西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祥地、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历史地位，怎样借助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良好历史机遇，大力挖掘陕西境内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促进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二、陕西境内丝绸之路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
陕西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闻名遐迩，传统文化资源雄厚，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和时间最长的省份。古代建都长安有13个朝代，先后有79个帝王在此执政，时间跨度长达1180多年，为中国七大古都之首。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给陕西省西安市恢复历史的荣耀，推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文化资源与产业开发的长足进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多样。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现有各类文物点3.58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浏览陕西这座“天然历史博物馆”，随处可看到古代城阙遗址、宫殿遗址、古寺庙、古陵墓、古建筑等，其中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根据有关资料所显示，陕西最佳历史遗迹如西安古城、秦始皇陵、黄帝陵、法门寺、古汉台、宝塔山等，多与省内丝绸之路文化有关。西安景区中主要有西安城墙、西安碑林博物馆、钟楼、鼓楼、大清真寺、城隍庙、八仙庵、关中书院、湘子庙、大雁塔、小雁塔、曲江遗址、唐代艺术馆、秦阿房宫、汉长安城遗址、大兴善寺、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唐长安遗址等，也同样体现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根据马耀峰、宋保平、赵振斌等著《陕西旅游资源评价研究》对陕西旅游区划文化资源统计：陕西省现有旅游资源9972项，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类型，其中地文景观380项，水域风光129项，生物景观22项，天象与气候景观5项，遗址遗迹2190项，建筑与设施1864项，旅游商品533项，人文活动1204项。人事记录分为人物、事件，艺术分为艺术团体、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现代节庆。①按其自然与人文类划分，包含众多的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在内。
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涉及丝绸之路文化路段与建筑，主要集中在路、关、驿、亭、津、桥等方面。如乾县漠谷道、淳化秦直道、长安子午关和临皋驿、凤翔大和关、宝鸡大散关和汉栈道、陇县安戎关和大震关、眉县凤泉驿、咸阳杜邮亭和陶化驿、兴平县马嵬驿和望苑驿、岐山龙尾驿、永寿麻亭驿、长安西渭桥等。唐代诗人温庭筠《题望苑驿》诗曰：“东有马嵬驿，西有相思树。”《元和郡县图志》“清水县”条记： “分水驿，行人歌曰： 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唐代诗人杜甫《兵车行》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宋代诗人陆游的《书愤》云：“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均散溢着浓厚的丝绸之路文化意蕴。
在陕西省境内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关系密切的名胜古迹很多。如西安有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灞桥、大兴善寺、卧龙寺、青龙寺遗址、大雁塔、小雁塔、曲江池、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碑林、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城隍庙、广仁寺等，咸阳有周陵、秦都咸阳遗址、六国宫殿遗址、长陵、汉陵、中渭桥遗址、李墓、顺陵、千佛铁塔等，宝鸡有北首岭遗址、陈仓故城、金台观、鸡峰山等。
自古迄今，陕西籍的丝路历史名人很多，如云游西域昆仑的西周第五代君主周穆王，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汉中城固人张骞，东汉初年保据河西、奉戴汉室的扶风平陵人窦融，奉命南征任陇西太守的扶风茂陵人马援，东汉明帝时开拓西域的军事统帅扶风平陵人窦固，“投笔从戎”、奉命率吏士36人赴西域的扶风人班超及其子西域长史班勇，亲历西北边塞战场创作了许多边塞诗的京兆万年人王昌龄，随高仙芝参与怛罗斯之战、失败被俘后著有《经行记》的唐代旅行家杜环，遍历印度河上游的京兆云阳唐朝僧人悟空，全面反映了唐末社会动荡图景的文学家京兆杜陵人韦庄，创立“关学”的北宋凤翔府横渠人张载，以元朝陕西行省员外郎身份出使河湟洮岷地区的长安人许允德，遍历西域各地、与陈诚合著《西域行程记》及《西域番国志》的明户部左侍郎长安人李暹等。
客居陕西长安等地与丝绸之路文化发生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如西汉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远嫁匈奴的王昭君，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出使东罗马的东汉使节甘英，汉魏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东晋僧人、旅行家法显，古代高僧、著名学者、翻译家鸠摩罗什，隋唐名臣裴矩，唐高宗时名将裴行俭，唐代远赴吐蕃和亲的文成公主，唐大将薛仁贵，唐代僧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义净，唐代大佛学家、旅行家玄奘，唐名将、高丽人高仙芝，唐朝著名边将封常清，唐朝天宝年间的名将西突厥后裔哥舒翰， 西凉国王李九世孙、唐代大诗人李白，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唐代边塞诗代表诗人岑参，唐新罗僧人慧超，唐日本僧人空海，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唐代著名边塞诗人李益，宋代著名使节王延德等。
古都长安出现的反映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传世典籍，如西汉刘歆撰《西京杂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晋潘岳撰《关中记》，孙星衍序断为汉末人撰《三辅黄图》，北魏僧官宋云撰《宋云行纪》，东晋沙门法显撰《佛国记》，隋裴矩撰《西域图记》，唐王名远撰《西域图记》，唐杜环撰《经行记》，唐韦述撰《两京新记》，唐玄奘、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唐慧立、彦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日本释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高僧鉴真撰《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唐崔令钦撰《教坊记》，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唐南卓撰《羯鼓录》，唐郑处诲撰《明皇杂录》，唐苏鹗撰《杜阳杂编》，后晋高居诲撰《使于阗记》，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北宋供奉官王延德撰《西州使程记》，北宋沈括撰《梦溪笔谈》，清徐松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
如今，与众多丝绸之路人物和经典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陕西省在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上明显不足，在近万项文化资源中官方制定的旅游区划丝绸之路历史人物资源与古代文献资源却是寥寥无几 。其中公布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收入36项，文学作品8项，即《长恨歌》、《赞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法师》、《大禹治水》、《创业史》、《打钱歌》、《集路行歌》、《胡笳十八拍》、《人面桃花》等。艺术作品收录绘画、剪纸、农民画、制陶、制钱5项。而且，上述绝大多数与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无直接联系。
根据对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旅游资源的调查可以发现，虽然陕西境内丝绸之路路线不多、不长，辐射的区域不广，但是由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品位高乘，文字记载周详，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对中外历史的发展影响长远。因此，对于陕西省内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富矿藏、贫可采、少利用的开发利用窘境必须高度关注，并设法尽快改变。
三、陕西丝绸之路演艺文化产业发展与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中载：“陕西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其文化积累之丰厚，文化形态之多样，文化哲学之深刻，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②在陕西众多的文化资源与产业之中，如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动漫、网络媒体、广告、艺术品、会展、节庆、教育、体育等产业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尤其是影视剧演艺与文化出版产业一直受到国内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南宇在《西北丝绸之路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一书中指出：“西安作为与罗马、雅典、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无论是作为硬件的城市基础设施，还是作为软件的城市形象方面都得到了提高与完善。”但是，在丝绸之路文化品牌产业发展方面，陕西与国内先进省市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不足。南宇还分析了甘肃省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之处：“利用世界遗产的知名度在文化产业内部培育出有市场号召力的文化品牌，然后将此品牌扩展到其他产业中，最大化实现品牌价值。例如，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的创作及市场化运作，就是以名震中外的世界遗产甘肃敦煌莫高窟为创作背景，成功地运用了世界遗产品牌战略。兰州歌舞剧院看到了得天独厚的敦煌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等特有民族文化，打造文艺精品的市场前景。”③
尽管陕西省内丝绸之路文化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现为人们所知的相关演艺文化成果，诸如交响诗《天山》、《兵马俑幻想曲》，钢琴三重奏《玉门散》，民乐合奏《音诗一骊山吟》，琵琶独奏《新翻羽调绿腰》、《阳关曲》，民乐合奏《长安社火》，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管弦乐《秦韵》、《香山射鼓》，歌舞《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舞剧《长恨歌》、《秦俑魂》，歌剧《帕丽扎特》、《张骞》，歌舞《梦回长安》、《梦回大唐》等，其中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仅有歌剧《张骞》、大型景观舞剧《长恨歌》等几部舞台演艺作品。
陕西省本土所产影视动漫作品只有《大明宫》、《贞观之治》、《大明宫词》、《大秦帝国》等十数部。但是涉及陕西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影视作品如《秦颂》、《汉武大帝》、《张骞出使西域》、《解忧》、《王昭君》、《昭君和番》、《昭君出塞》、《司马迁》、《大汉天子》、《班超西征》、《法显》、《蔡文姬》、《唐玄奘》、《文成公主》、《薛仁贵》、《西游记》等大都是在其他省份或港台地区拍摄。至于《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丝路》、《丝绸之路上的美食》等反映丝绸之路的影视品牌更是被外省、市、自治区甚至国外影视界争相拍摄。
论及丝绸之路文化出版业，在国内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路文化丛书共五部，即《丝路文化・海上卷》、《丝路文化・西南卷》、《丝路文化・沙漠卷》、《丝路文化・吐蕃卷》、《丝路文化・草原卷》。自20世纪末至今，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组织出版发行丝绸之路研究系列书籍达30多种。兰州大学出版社在推出《丝绸之路文献叙录》之后，近年出版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收录了与丝绸之路文化相关的研究专著、译著、知识性丛书数十种。另外，在国内陆续出版多种《丝绸之路大辞典》、《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等工具书，为研究丝绸之路之路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溯历史，陕西省虽然也倡导秦汉文化、唐文化、长安文化等专题文化研究，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有“隋唐两京丛考”、“长安史迹丛刊”、“古长安丛书”、“古都西安丛书”、“大长安书系”等，但是多限于古籍文化整理的层面，很少与中外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直接挂钩，介绍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著述为数不多。在丝绸之路工具书方面，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省丝绸之路文化出版业发展情况与古代长安是丝绸之路起点身份有所不符。
不可否认，陕西省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整体上比较薄弱，过去学术界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故尚无系统完整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略加搜集，陕西省出版机构也陆续、零散推出的一些有关丝绸之路文化的著作，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并总结经验，有效推广，以支持、引导与拓展其发展态势。
如20世纪末出版的武复兴著《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王德温、王煌彦著《丝绸之路漫记・陕西分册》，李健超著《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变迁》，武伯纶著《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霍本田编《幻游“丝绸之路”》，康志祥、李毓泰著《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 周伟洲、王欣主编《奥地利莎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等。
21世纪陆续出版的有许序雅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茶马古道》编著部编《茶马古道》，姚怀亮著《商於道：“诗歌之路”》，孟昭勋、李树民主编《新世纪丝绸之路旅游》，李强著《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李健超著《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胡戟、齐茂椿著《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张燕著《古都西安：长安与丝绸之路》，王蓬著《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绸之路全程探行纪实》，武原主编《让丝绸之路重现辉煌：利用亚欧大陆桥发展陕西经济》等，亦不足以构成陕西省丝绸之路文化高地及学术研究集团之优势。
根据在报刊与新闻媒介上查询的结果，陕西省与西安市高校及科研单位相关人员所发表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文，在数量与质量上比起北京、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相差许多，此种学术现状与陕西争取成为丝绸之路桥头堡与新起点的理想相距甚远。对此落后的学术研究局面，需要努力尽快改变。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已经不只涵盖西北传统丝绸之路，还有不断扩展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针对全国诸省、市如广州、上海、宁波、烟台、北海、洛阳等都在设法获取丝绸之路新起点的名分。陕西省应该加大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科研力度，规律性地召开各种国际性会议，组织大范围学术考察，承担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出版各种有助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文化出版物与文学艺术作品，努力在全国乃至亚洲地区起到学术表率作用。
自从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陕西文化资源协同创新中心”之后，其下属 “陕西丝绸之路旅游文化资源与开发”分支课题组，陆续编选了《陕西丝绸之路研究著述》与《陕西旅游文化资源》两本资料集。陕西省拥有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资源需要整理与研究，但遗憾的是受传统观念、客观条件、主观努力等因素的制约，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充实。我们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又多次组织丝绸之路文化考察，准备陆续编选《陕西丝绸之路考察纪实》与《陕西丝绸之路文学文献》等书籍，力图对陕西境内的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查与研究，论证其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与改进措施。
长期以来，有关丝绸之路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价值的研究取得较大的成绩。陕西省西安市作为丝绸之路的策源地，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巨量丝绸之路文献，我们应该将其置入中国乃至世界大视野中予以审视，结合中央制定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政策，立体、网络、全面地进行研究。通过不断开拓具备国际视野的新丝绸之路文化空间，不断加强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与产业文化的调查，以求促进丝绸之路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注 释]
①马耀峰、宋保平、赵振斌：《陕西旅游资源评价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丝绸之路；区域博物馆；合作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105-04
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从事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为民众提供教育休闲服务。其使用的是社会公共资源，利用国家和社会募集的资金。目前，国内博物馆从体制上看大都由政府投资，是为社会提供收藏、展示和教育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2008年1月23日，、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除遗址类博物馆外，省级博物馆必须在2008年免费开放，其他级别博物馆2009年全部免费开放。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3415个，其中，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国有博物馆2384个，非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行业性国有博物馆575个，民办博物馆456个。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1800余个。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后，政府财政供给也相应大幅提高，绝大多数博物馆一改过去的“门庭冷落”，2008~2009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共计接待观众8.2亿人次，平均每个馆观众量比免费开放前增长了80％，仅甘肃省博物馆观众参观量就从免费开放前的年均2万人次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70万人次，数量增长近35倍。免费开放后，在参观人数倍增的同时，观众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观众职业和群体构成看，原来以机关、部队、学校、旅游团队为主，现在以社区居民、散客为主，其中低收入群体、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和残疾人等观众群体明显增加；从地域构成看，多数博物馆的本地观众比例大幅增长；从年龄构成看，正在逐渐向高龄和低龄两个方向延伸。
博物馆免费开放扩大了观众覆盖面，让更广泛的公众以观赏、体验等博物馆特有的教育方式认知祖国历史、直观地感受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使博物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能够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地区、行业、层级间以及体制上的分割，我国博物馆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每一个博物馆都还是一个个零散的点，还没有连成线、形成面，相关的合作更多地局限于馆与馆之间，没有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的层级和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博物馆联盟。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丝路专委会”）的成立和近期举措，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方向。
一、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的缘起和《兰州共识》
丝绸之路是沟通古代东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通路，更是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而中国，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丝绸之路经过的最重要路段。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高山峡谷丝绸之路，四条线路及其分支道路涉及今天中国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河南、内蒙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区）。丝路沿线遍布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遗迹和遗物，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共通性。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专家学者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成立一个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由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各博物馆以及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学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团体自愿结合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为了各相关博物馆及文博工作者的共同期望。
2010年9月4日，由甘肃省博物馆发起，经中国博物馆协会批准，来自全国52家各级各类博物馆（文博单位）的107名代表共同参加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兰州召开的成立大会。大会按照规定程序选举出专委会组织构成人员，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章程》以及《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工作规划》，明确了今后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责任与义务。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合作与发展”高峰论坛。在近3个小时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针对各自所在博物馆的具体情况，对新成立的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经过讨论，代表们就丝绸之路沿线各博物馆通过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达到共同发展达成广泛共识，形成了《兰州共识》。其主要内容是：
进一步创新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事业发展理念和管理体制，推进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博物馆事业科学发展。坚持公益性、教育性、服务性，不断优化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的组织结构，不断提高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运行效率、不断改善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服务手段，使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事业进入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进一步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之间的广泛合作与交流，促进共同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各博物馆间要在文物资源共享、展览项目共同策划、科研项目共同协作、人力资源共同整合等方面进行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进一步促进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全面繁荣。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通过合作与交流，共同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物质文化的互通有无等诸多学术研究上共同协作，为丝绸之路文化品牌知名度的全面提升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
进一步开创丝绸之路国际合作的新局面。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各项优势的全面整合，以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为平台，利用丝绸之路多国联合申遗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同全世界的丝绸之路相关博物馆及各研究机构广泛交流，促使丝绸之路研究成为国际性学术研究热点。
自丝路专委会成立的近两年时间内，各成员单位多次召开相关协调会议，共同商定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近三年的工作规划，包括：建立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网站，搭建专委会成员之间学术和业务活动交流的便利平台；积极推介“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览，合理安排其在国内的巡展和到国家博物馆进行展出的交涉工作，并向海外（重点是美国、日本）进行推介工作；确定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大纲的编写工作和进入具体实施；积极扩大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宣传工作，把专委会办成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力争发展海外会员单位；组织力量进行包括陆路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四条线路的“大丝绸之路展”展览大纲文本的编写和展览设计工作；组织专家和学者赴中亚或日本进行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交流活动；积极配合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争取吸纳中亚等地区的博物馆团体会员，把专委会办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团体；召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二、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探索博物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创新是现今社会的主题，惟有创新，才能求得发展。创新也是博物馆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高低的体现。博物馆文化创新，核心是理论的创新，关键是体制创新，主体是文化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博物馆工作者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体现博物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责任。
2010年8月底，在丝路专委会成立之初，由西北五省区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大型联合展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该展览系西北五省区省级综合博物馆首次整合馆藏资源，旨在通过汇集各省区具有代表性的丝路器物或遗存，多维度地展示以这五个地区在时空上构架汉唐丝绸之路的动态过程。展览展出西北五省区22家文博单位多年来出土的丝绸之路文物精品241件（组），时代上起春秋战国时期，下至宋元明清。展品包括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镏金银壶瓶、琉璃碗两件国宝级文物，新疆伊犁昭苏波马古墓出土的金器、青海都兰热水出土的丝绸、甘肃省庆城出土的胡人俑、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的陀罗尼经咒、宁夏西夏王陵出土的迦陵频伽等144件（组）一级精美文物。展览按照时代顺序分为：“丝路萌芽”（春秋战国时期）、“丝路开启”（两汉时期）、“丝路畅通”（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繁荣”（隋唐五代时期）和“丝路余晖”（宋元时期）五个部分。展览展示丝路兴衰的全貌，揭示了西北地区与丝绸之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映了西北五省区丝路文物资源的互补性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感、现场感与整体感的有机结合。各部分展览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联系，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西北地区自春秋战国时期至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和丝路文化。
西北五省区地缘相连、文化相近，历史上陆地丝绸之路由西安出发，跨越五省区架起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沟通和物资贸易往来的桥梁，在该地区留下许多相同相近的珍贵文化遗产。借助丝路专委会成立的东风，西北地区博物馆之间进一步加强了交流和合作，共同促进该地区博物馆之间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陈列、社会教育等方面水平的全面提升。
这一展览先后在西安、杭州、沈阳、大连等地巡展至今，取得巨大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一致好评，在四个省市展览近一年时间，观众已达到300万人次，借展经费200万元，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博物馆界大力倡导区域交流与合作的今天，西北五省区跨地域协作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览，反映一个区域的历史文明进程，这在国内首开先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一尝试的成功也创造了新的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区域博物馆联合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的具体组织运作模式如下：
（一）项目的缘起
丝绸之路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普通观众喜爱的历史主题。甘肃省博物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多年来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巡回展览，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专家的普遍关注，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弥补“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仅反映丝绸之路甘肃段的不足，配合丝路申遗工作，也为了尝试区域博物馆资源整合、共谋发展的战略目标，甘肃省博物馆萌生了与西北其他省份共同举办有关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想法，首先提出了举办西北五个省区丝绸之路联合展览的构想，西北五省区六馆馆长积极响应，表示全力支持。
2009年12月由甘肃省博物馆牵头，在兰州召开西北五省区博物馆馆长座谈会，商讨联合举办展览的相关事宜，包括确定主题、内容、大纲框架及各省内容设计人员名单等，陕西历史博物馆率先提出前期组织工作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承担，具体承担展览文物的初选、展览大纲的编写。
2010年初，西北五省区六馆的主要业务人员汇集西安，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起草的陈列大纲和办展协议基础上就展品选择、运输、人员往来和展览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商讨。
（二）项目执行组织
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六馆成立展览组委会领导小组，组委会由各方馆长组成，组委会主任由展出地馆长担任，组委会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展览组织、协调、展出事宜。
组委会下设项目组，项目组由各方熟悉本省（区）文物的业务骨干，包括陈列部、研究部或保管部负责人、内容和形式设计人员组成，负责各方相关内容的撰写、文字图片等资料和宣传材料的提供，各方展品的组织与提供，各方筹展期间的布展工作。陈列大纲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容设计人员初步拟定、总纂，六方共同讨论和完善。
由项目组根据展览计划和洽谈情况提出策划意向，在获得展品基础材料、目录和图片后，对展览进行评估，在得到评估报告后，再由西北五省（区）六馆馆长联席会议进行决策。此后，对展览的场地和时间进行规划和确定，进入正式的展览筹备阶段。
项目组对展览大纲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在展览大纲的组织上，语言的运用上以及辅助展品的选择上，如何将本地域文化变成其他地域民众所能接受的知识，如何让观众从中找到文化之间兴趣点和知识点，六馆之间的专业工作人员从史料的驾驭能力到与各馆间专业人员的学术沟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召开展览大纲讨论会议，最终形成系统、完善的展览大纲文本，并确定展览名称为“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 区域博物馆联合办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素质较高的专业化队伍是难以完成的。
（三）项目执行情况
最初确定“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览在西北五省（区）六馆作巡回展出，首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再依次到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展出，然后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展，扩大影响。但展览于2010年8月16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全国各地博物馆及部分海外博物馆也纷纷要求巡回展出，自此展开了该展览的精彩旅程。到现在展览依然在外省展出，明年已确定在深圳、广西等地展出。
在陕西首展前通过媒体新闻宣传报道，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为观众诠释展览内容。《文博》2010年第3期组织专刊，由各馆专业人员围绕丝绸之路主题发表专业研究文章18篇，深入解读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内涵。同时，各承办单位先后出版了三本“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制作精美的图录及宣传彩页、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等形式，进行了多元化的宣传推广活动。
展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达到了预期目的。在陕西、浙江、辽宁、大连四省市展出一年时间，参观人数已达到300万人次以上，借展经费达近200万元。许多观众参观展览后，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该展览展品新颖精美，结构宏大，表现出了西北五省（区）在丝绸之路起源和演变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其次，大密度、多方位的宣传教育和学术推广活动赢得了各层次观众的好评。很多观众在留言中纷纷表达了对祖国悠久文明和精巧器物的自豪与赞叹。
（四）文物运输安全、点交方式、展厅环境和相关要求
其一，文物运输及安全责任。文物运输途中的安全，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运输方负责，其他省（区）博物馆出具委托书；文物在展出地展出期间的安全，由展出方负责。展出期间，展出方应按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采取必要的文物保护措施。
其二，文物点交方式和方法。文物展品包装由提供方各自负责，展品到达接展地点后，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牵头，其他省（区）博物馆各派一人到现场后方可打开包装箱，进行点交签字确认。文物的点交方式和方法由提供方填写详细的文物完残情况表，非常仔细地将展品现状进行图像和文字记录，图像包括照片和录像。残损状态需要局部特写。在展品描述方面，使用通用的标准化词汇，展出方签字确认。
其三，展览设备和设施的完善。项目组在办展前派专人到接展方查看展览场地。除了基础的安防条件外，对于展厅的面积、高度、承重、温湿度条件、防火防盗应急条件等问题，要求有详细的调查并由接展方在协议书中填写具有法律效力的满足展览要求的展馆设施设备有关条款。
其四，展览方与接展方签订联合举办展览协议书。各省（区）参展文物由各个博物馆分别报送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新形势下，博物馆如何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也是我们关注的热点。“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就是以文物为载体，展示古老的西北地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丝路专委会成员单位精诚合作，不断实践，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为探索区域博物馆合作办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的成功举办，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长效、规范地使丝绸之路专委会的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和各地的行政主管部门，要给专委会工作以更务实的指导、管理、协调，专委会也要制定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规划，积极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小博物馆的帮扶力度，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博物馆的帮扶力度，要在选择文物、经费拨付上向中小博物馆倾斜。这也是中国博物馆区域合作和发展上需要重视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充分发挥专委会的组织协调功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作用
丝绸之路是古代联结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纽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对话之路”。随着丝绸之路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它开通早，使用久，范围广，涉及我国的省份有7个之多。这些省区之间地缘相连，文化相近，有着可以系统展示历史内蕴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存，奠定了省际之间多样化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丝路专委会第一次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制定的诸多工作规划中，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展览的筹备工作即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和展示的题中之义。2011年5月10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牵头，福建博物院承办，在福州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陈列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相关博物馆10个省份的42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集中讨论了“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大型专题陈列的组织及展开模式，从陆路丝绸之路联合陈展组织运行模式借鉴经验，对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陈列开展的主旨及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达成建设性共识：陆上丝绸之路做得好，海上丝绸之路要跟上；认真观摩取经，精心策划陈列展览；收纳范围要大，选取文物要精；联合陈列展览以申遗为支撑和目标，打造文化精品；多赢合作共谋图发展。2011年7月16日，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1年工作年会期间，特别组织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筹展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陈列由福建博物院组织牵头，开展时间定为2013年。根据两次会议精神，福建博物院目前已经完成了相关材料搜集工作，草拟了陈列大纲框架体例和合作方式的初步构想，并组织馆内或省内专家进行了论证。拟定12月初在厦门召开海上丝绸之路 联展第三次联席会议，将草拟大纲送交各参展省份，请求修改并补充详细内容及提交参展文物清单。我们相信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博物馆的共同努力下，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展览必将求同存异，集新、集精、集美、集大成，并取得圆满成功。
［关键词］古丝绸之路华夏文明传播
Abstract:AncientSilkRoadhasbecomeahistory,butthecollisionsoftheorientalcivilizationwithoccidentalcivilizationitkickedoffhavepromotedthedevelopmentofhumanhistorybylearningandabsorbingthenutrition,beneficialtotheirownculturaldevelopmentfromeachother.
Bymeansofmediaanalysis,controlanalysis,contentanalysisandeffectanalysis,thisarticletriestodemonstratethesplendidpicturethat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wasdisseminateddownthroughtheSilkRoadandtheconclusiondrawnisthatcivilizationgrowsinthecourseofdisseminating.
Also,itisinferredfromthearticlethat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willberevitalizedontheancientSilkRoadintheprocessofwesterndevelopment.
Keywords:ancientSilkRoad；Chinesecivilization；dissemination
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种技术而不是单一层面上的途径，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传播途径中“丝绸之路”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讯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其他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其他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
因此，“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文试图澄示华夏文明沿着丝绸古路传播的图景。传播主体是华夏文明，更具体的，向外传播的华夏文明。
一、媒介分析
媒介分析更侧重的是“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一种高度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实现的现实途径和渠道。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
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使节
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移民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战争的领袖和士兵
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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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
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器物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技术的传播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至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技术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
3.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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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汉唐；宏观历史；丝绸之路；解析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15-03
据大量中外考古文献资料显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中原地区与西方以及中亚就已经有贸易商的往来。我国科考家曾在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胡人形象、和田玉器物，并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金属器物和丝织品，这为我国与中原和西方的早期商业往来提供了佐证。丝绸之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洲，实现了东西方社会的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中西方的路上交通得到迅速的发展，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丝绸之路将古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跨越时空界限连接在一起，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融合及发展，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
一、丝绸之路巩固汉唐政治文明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与汉唐政府的政治文明紧密相连。丝绸之路周围各国的政治局势十分动荡，每有商业活动或军事行为，各国必会加强运输和管理力度。想要快速有效地汇聚全国的财力和物力，统治者必须增强政治才略和个人威信，并加强政府中央集权制度。因此，许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资料均为政府保存的官方史料，反映国家政权的政治内涵，得到当时王朝的认可，是折射国家建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
（一）西汉王朝完成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丝绸之路是在一次找寻军事同盟的外交行动中开拓的。汉朝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经“文景之治”奠定了丰厚的财力基础，国力逐渐强盛，朝廷不再受限于取悦匈奴的和亲政策，欲以武力攻打匈奴。受西北边境上匈奴的长期扰袭，汉王朝受压已久，欲凭借其军事实力，拓展西北。为了打击匈奴，汉武帝刘彻计划联合西域诸国，于公元前130年，派遣张骞率领使团前往西域，寻找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匈奴宿敌大月氏。尽管这个外交理想最终因大月氏的政治顾虑而化为泡影，但张骞的西行之路见识到了西域的丰富物产，他推断从蜀地有路可通往大夏。张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记录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使汉武帝意识到想要提高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实现帝国拓展的战略，必须联合西域诸国。然而，匈奴垄断了前往西域的贸易通道，并在北部及西北部形成一个扇形的包围圈将西汉王朝禁锢其中，阻碍了西汉王朝向外发展，这与汉武帝的扩疆计划相冲突。因此，由张骞首次打通的丝绸之路，凿通了从中国通往西方的陆路通道，被称为“凿空之旅”，对西汉王朝及中国古代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实现扩张疆域的目的，汉武帝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与外交行动，以巩固西汉王朝政治基础。首先，汉武帝试图避开匈奴，从西南地区开辟一条与乌浒河流域相通的路线，但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边疆蛮族的抵挡而未能实现。汉王朝转向打通由匈奴占据的通往塔里木盆地一带的通道，为重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败匈奴，于公元前121年和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敦煌、酒泉、武威和张掖四郡，巩固了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在祁连山地区设立了五个属国，自此，至西域的陆路交通已可全面通行。此后，西汉王朝开始了与匈奴长达数十年的激战，于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基本从西域撤退，西域各国纷纷归附于汉王朝[2]。接着，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机构，总管西域事务，直至西汉末年，时局动乱，丝绸之路多次被阻断。直到公元73年，东汉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抵御匈奴，摆脱了匈奴的控制，东汉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才重新开通了隔绝58年的西域丝绸之路，加强了西域与中国的联系。
（二）大唐王朝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随着大唐王朝的繁荣发展，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唐代初期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禁止百姓出关经商，遏制中西交通发展。《新唐书》和《旧唐书》均记载了唐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军事及外交行动。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朝政府击破了突厥的防线，突厥正式归附于唐王朝，唐朝的领土逐渐扩张至咸海周围。唐朝军队平乱高昌后设立了安西四镇，作为唐朝政府控制西域的政权机构。同时新修唐玉门关，进行移民屯垦，并设置了国家监牧区，不仅发展了地方经济，还能供应沿途商旅需要。唐朝的外交活动和政治势力拓展到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也比汉代繁荣[3]。
从汉唐的宏观历史发展可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蕴藏着军事利益和政治势力，为了自己的野心和利益，各代统治者都在这个地区大肆活动。作为大唐王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丝绸之路沿着戈壁沙漠的边沿，穿过唐朝的西北部，直通撒马尔罕、叙利亚和波斯。丝绸之路的中断时期，一度造成商旅往来不通，物资囤积严重，信息往来受阻，给唐朝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丝绸之路促进汉唐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不言而喻，在这条长达七千公里的路上，丝绸贸易称为强盛文明的象征。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经丝绸之路销往西方国家，而阿富汗的青金也从这条道路流入亚欧各国，促进了亚欧商贸交流的发展。汉唐时期，阿拉伯地区在丝绸之路上利用单峰骆驼进行商旅运输，双峰骆驼则运用于商贸旅行，而亚欧大陆腹地有丰富的草原资源和肥沃的土地，商旅运输和游牧民族的牲畜可以安定在此，往来交流的频繁，促进了汉唐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汉朝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地而获得较大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后，统治者的心理越来越强大，他们在西域地区的用心经营使丝绸之路通畅无碍，受到了沿路各国的支持和认同。很多商人带着实物，跟随着驼队踏上了漫漫的丝路之旅，还有的人在本地接待外来的商人，西域的特色产品和伶人艺妓也随之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促进了沿途各国经济商贸的发展。
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激发了汉唐国民的消费欲望，商贸往来不仅能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满足，还可以刺激人们因各地域商品所带来的思想差异。丝绸之路的各种商贸活动成为汉唐商旅大户的消费对象，尤其是唐朝。唐朝盛世为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流通资金，有足够的资本能力去追求消费的他们在家吃胡食、穿胡服、饮胡酒、用胡器、骑胡马，丝绸之路上发达的商贸活动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许多有钱人不仅购买奇珍异宝，而且在家里蓄养奴妓和宠物，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4]。不仅如此，许多普通百姓也能享受到丝绸之路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体会到开放的都市和西域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便利。许多民间的工匠利用陶瓷器模仿外来的宝玉器和金银器，用本土的布料仿照西域的奇异服饰，再卖给穿戴不起金银和丝绸的普通百姓，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丝绸之路增进汉唐文化繁荣
汉唐文化位列世界之巅，丝绸之路似一条传输纽带，将汉唐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至西方；与此同时，将沿途的物产、文化、习俗和宗教带入了都城长安，为汉唐文化增添了许多的新鲜元素，影响着汉唐民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西方国家的动植物、幻术、乐器等随着商人或各国使者积聚长安，使汉唐都城更加华灯璀璨。这种繁华的文化包容与汉唐开明的统治者和生活闲适的臣子是分不开的，统治阶层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十分重要[5]。他们既是外来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规模行动的参与者。统治阶级对外来的器物有强大的追求欲望。在丝绸之路运行的两千多年间，各朝君主一直不停地寻觅波斯马，西域王国也经常奉送波斯马给中国。汉朝派遣军队在西域发展农业，将坎儿井技术和井区技术带入西域，并发展到更远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凿和发展，中国的印刷品技术沿着丝路传入西域地区，印刷术的西传为西方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中西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汉唐文化的繁荣。
（一）汉唐胡人文化
汉唐朝对胡人采取平等、友好的政策，繁华富庶的国家吸引着胡人往来，加之唐朝政府任用很多胡人官员，长安城里胡化之风盛极一时。胡人文化对唐朝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服饰、饮食、绘画、乐舞等方面，而且还改变了唐朝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支持与鼓励，使都城长安胡人云集，胡店、胡服、胡戏、胡音等热闹荟萃，促使长安城在开宗时期胡风盛行。这种井然有序的文化碰撞影响汉唐政府利用外来物品拓宽本国的社会经济体系。
（二）汉唐宗教文化
唐朝政府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丝绸之路的凿通和发展反映了西域宗教的兴起和传播的需要，佛教、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随着丝绸之路穿过政治疆界汇聚到中国，取得很多中国人的信仰。其中，拜火教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是当时波斯的国教。唐朝政府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趋势，将拜火教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中，其宗教风俗被维吾尔族保留，成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风俗。而景教在唐朝初期得到统治者的好感，在中国顺利地发展了一百多年，直到会昌法难才逐渐走向衰落。宗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对汉唐朝经济文化圈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汉唐乐舞文化
近年来，西域乐舞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他们普遍认为西域乐舞对中国汉唐时期的传统乐舞影响巨大，典型的有胡旋、胡腾舞、柘枝等。唐玄宗对外国歌舞具有极高的热情和创造力，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唐朝的法曲精品，由唐玄宗作曲，于安史之乱后失传。此外，一些竞技活动也由西域传入中国。如马球曾在中国境内风靡一时，深受皇帝及群臣百姓的喜爱，许多皇帝和朝廷官员都是马球高手。不仅如此，马球还成为一种外交礼仪手段，中国常与突厥队举行马球比赛，加深了两国文化的交流。
四、结束语
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的兴衰影响着汉唐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塑造了汉唐朝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大地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选择性地采撷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融合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里，展现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渗透及相互包容。丝绸之路使跨国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促使汉唐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形成，也使汉唐统治者“华裔一家”的治国理念与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君主们的世界理想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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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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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文脉与跨境文脉文脉的概念源于语言学范畴，原意指语言环境中的前后逻辑关系，有时也指事物发生的条件和背景环境[6]。在汉语词典中，文脉是非规范用语，词典中未见此词条。而按照汉语的解释，文脉应该是“文”和“脉”的组合，“文”指文化、文明，“脉”指脉络、气脉。风水学中，“文脉”是指龙脉的一种，属文曲昌兴之象。英语中，文脉与“context”对应，它可指语境和文章的上下文，也可指事物的来龙去脉。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在我国，对文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中后期。陈传康（1996）将文脉引入旅游开发中，认为旅游开发、景区规划要重视和顺应地方文脉[7]。他认为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三维时空组合。陈南江（2001）则认为，一个地区的文脉有主有次，旅游项目开发要紧紧抓住主要文脉，而且不要与已有的旅游项目相冲突，如果有冲突，则要在特色设计、区位条件和市场定位上下功夫[8]。赵荣等（2002）提出景观文脉的概念，认为景观文脉是指旅游目的地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联系，文脉整合可以彰显区域特色和景观内聚力[9]。王铮等（2004）认为旅游区文脉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文脉是一种传承的文化表现；其二，文脉是一种历史遗产的现代继承；其三，文脉来自对地理背景的现代美学提炼[10]。可见，关于文脉的概念，学界见仁见智，并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文脉是指一种文化的脉络，它是特定空间中的历史范畴。目前，文脉的研究与应用多见于建筑和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等领域，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的应用还很少。这里借鉴文脉的思想内涵，提出“跨境文脉”的概念。我们认为，跨境文脉是跨多个行政区域，具有同一历史文化事件渊源、或同一民族文化传承、或同一文化元素和历史记忆的特定相邻文化空间，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基于跨境文脉，多个相邻行政区域之间就能搭建起一个天然的合作平台，形成文化产业走廊或文化产业圈，实现区域合作和协同创新。利用跨境文脉实施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跨境文脉的运用不同于旅游规划中的文脉运用，它是多个区域的文化纽带，能成为区域文化经济协同的基础，在区域之间实施资源共享、促进要素流动和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基于旅游开发中文脉的运用，又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文脉的内涵；其二是跨境文脉的运用不同于经济区域划分，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记忆和传承功能的客观存在，它不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在协调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稳定而持续的作用。2013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发展总体规划》的出台拉开了我国西部跨区域文化经济合作的序幕，但它在本质上不属于跨境文脉的概念，而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经济范畴。其三是跨境文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空间和历史记忆，它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是多个行政区域共有共享的“公共产品”。因此，以跨境文脉为纽带实施区域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既符合现代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赢”的时代趋势，也是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天然实验场。
（二）理论基础：区域文化产业经济系统中的耗散结构根据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不管是化学、物理的系统，还是经济系统，一个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持续不断交换能量和物质的过程中，如果系统内部的一些变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沌状态变成一种在空间上、时间上以及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非平衡的、非线性的，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的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structure)。该模型为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力图构建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耗散结构模型。式子N2－M＋1的特性是决定耗散结构能否形成的重要依据。当N2－M＋1＜0时，（X，Y）趋近于不动点，定态解增量收敛且极限为0，即系统经过运动之后又回到原始均衡态。这表明区域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系统维持原状，没有发展根本变化。当N2－M＋1＞0时，定态解不稳定，在此情况下，X与Y保持不稳定状态，耗散结构系统可能出现，如果系统内部的非线性运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系统是开放的，能量物质流是非线性的，不断有能量注入且相互作用。那么系统会向更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发展，这就是耗散结构的形成。以区域文化产业系统为例，区域系统与区域外的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等发生物质能量交流，各主体差异性较大且保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涨落”现象。此外，区域文化产业系统是无序变动的，改革与创新活动频繁，改革者思想活跃。区域文化产业系统就有可能从区域外获取负熵，输出正熵，达到耗散结构状态，如图1所示。但是文化产业创新系统的建设是面临风险的。其一，如果系统通过与外部开放交流以及内部的“涨落”实现了负熵的生产，由无序混沌走向了有序或是由低级的有序走向了高级的有序，即各协同创新主体在组织、协同过程中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并萌发了一系列新的创意和成果，而且这种态势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了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耗散结构状态。其二，由于该系统消化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区域外不良因素的注入，导致正熵增加，系统走向混沌无序状态，甚至崩溃状态[12]。
二、西部地区典型的跨境文脉及其跨区协同创新模式探析
（一）丝绸之路与文化产业走廊“丝绸之路”是指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它是一条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据历史记载，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每一段又分为南中北三线。其中东段指从西安出发，再到玉门关、阳关，开辟于西汉时期；中段指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开辟于西汉时期；西段指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开辟于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在史学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古代商贸往来之路，其间伴随着文化、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交流与传播。“丝绸之路”沉淀了20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第一是军旅文化资源。旌旗号角、长城烽燧、联营军帐、关城文碟等是丝绸路上重要的文化元素，至今还有很多遗址遗存保留下来；第二是边塞文学资源。边塞文学意境悠远、情真意切、词句铿锵、流传久远，而且与自然景观环境融为一体，为“丝绸之路”增添了韵味与厚重；第三是商旅驿站文化资源。《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700多年以前我国繁荣的商业城市、方便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有效地拉近了西方世界与神秘东方的时空和心理距离。“丝绸之路”驿站众多，它承载着我国古代“住宿”和“交通”等历史文化印记，使人向往。第四是宗教文化资源。“丝绸之路”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众多宗教共生共荣的地区，尤其是佛教东传、解经、演化之路；第五是民族文化资源。“丝绸之路”是众多少数民族相互交融之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是其基本特征，民族风情、民族习俗丰富多彩。这些文化资源现已成为该区域旅游开发的宝藏，同时也为其他类型文化产业发展的提供了基础和平台。“丝绸之路”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跨境文脉”，相关的旅游规划早已出台，但在推动“丝绸之路”旅游品牌建设方面作用仍不明显。如能借助现有的基础，通过“跨境文脉”整合区域资源，走协同创新之路，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产业走廊，势必对我国西北地区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是要整合资源，打造“丝绸之路”品牌。对所经区域的各种资源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整合，整体策划，形成“丝绸之路”统一形象，各地区在“丝绸之路”品牌建设上要充分协商协调，做到“和”；在文化产品设计、旅游景区规划上保持差异性，做到“不同”。其二是要挖掘文化。“丝绸之路”是多重文化的重叠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商旅文化是“丝绸之路”的源起，它与宗教文化、民族文化构成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三宝”。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理顺“丝绸之路”的各种文化的开发价值，规划好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好特色文化产品，突显“丝绸之路”的文化灵魂。其三是要重视产品设计。“丝绸之路”文化产业走廊主打文化旅游，包括丝路考察修学之旅、丝路探险之旅、马可波罗之旅、重游玄奘取经之路、“丝绸之路”气候体验游、“丝绸之路”民俗之旅、“丝绸之路”生活体验之旅等。此外，可以举办“丝绸之路”物产交易会、古钱币收藏展、民俗摄影展、剪纸作品展等提高知名度。开办“丝绸之路”美食节、狂欢节、文化旅游节、酒文化节以及“丝绸之路”商业节等提高参与度。利用“丝绸之路”上的传奇人物故事拍摄影视，制作动漫等文化产品。只有设计出好的文化产品，才能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二）长征路线与红色文化产业走廊长征线路是我国最大的跨境“红色文脉”，具有跨区域合作开发的良好基础。“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11省市自治区，行军25000里，击溃了敌军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最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万里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远征的历史事件引起了国外学者和记者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后期，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红军长征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考察了长征线路，撰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在欧洲、美国、日本引起了重大反响，无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军事奇迹。红军万里长征途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人物历史故事和革命遗址遗存，这些资源对于今天的所在地而言，它既是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更是难得的经济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一些地区借助红色资源零零星星地开发了一些旅游景区和旅游项目，但是基本上属于单打独斗，缺乏区域合作，同时在开发方式上较为单调，主要以旅游门票收入为主导。红军万里长征线路是一条具有明确时空特征的“红色之旅”，在红色记忆上具有同一“文脉”属性。因此，在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西部可跨区域合作打造一条“红色文化产业走廊”。在实施过程中，首先是要提高认识。长征途径地区的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齐心协力，加强合作，合力打造“长征”品牌。其次是要做好充分调查。收集长征途中经历的人物历史故事、重要遗址遗迹等，并选择8-10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址作为重要节点，以“点”促“带”发展。再次是合理设计文化产品，依靠已有的红色旅游景点，加强“长征之旅”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的设计；“减量提质”设计红色纪念品、手工艺品等文化产品，努力将红色遗址遗迹的参观与历史故事深度融合起来，复原历史场景，吸引消费者；借助现代科技开发“长征”画册、“长征”动漫、网络影视等现代文化产品。最后是加强宣传。三分资源，七分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宣传，让“长征”的文化符号不断冲击消费者的眼球，用优质的文化产品和特色服务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三）茶马古道与文化产业走廊“茶马古道”主要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易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历史上，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线路，即川藏道和滇藏道，学界也有3条线路的说法，即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13]。“茶马古道”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物流运输的交通功能，但是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产业开发的角度，它具有多重性资源的特点。其一是它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茶马古道”上既有热带雨林独特景观，也有雪域风光和高山草原，既有美妙的雪山冰川,还有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石林和三江并流。同时它是我国水文资源富集地区。岷江、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6条大江纵横交错，形成了世界上极为罕见的高山峡谷地貌。其二是它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是一条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走廊地带，汉族、藏区、傣族、白族、纳西族等多民族聚居交汇，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交相辉映，“茶马古道”是原生态民族文化长廊。由于特殊的区位，“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大陆联结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桥梁，是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连接的窗口。其三是它具有多元的宗教文化。“茶马古道”所经区域民族众多，也各不相同,汉族主要信仰汉传佛教、藏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其他民族如布朗族、傣族、德昂族等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回族则信仰伊斯兰教，纳西族主要信仰东巴教以及藏传佛教,彝族仍然保留自然崇拜或是信仰原始宗教。虽然各民族有所差异，但却能和谐相处，和睦共生。目前，“茶马古道”资源有零星开发，开发方式主要是文化旅游，其中开发较为成功的有云南大理、丽江等地区，但是区域之间合作较少，缺乏统一品牌。“茶马古道”涉及到云南、、四川、陕西、青海等多个省区，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丰富异常，各级政府应加强合作和协商，联合打造“茶马古道文化走廊”。其一是在国家层面加大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出台总体规划，各利益相关地区努力做好专题规划，做到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地区之间走合作之路。其二是以文化旅游为基础，拓展其他文化产业类型，比如设计系列“茶马古道”手工艺品，拍摄相关的影视节目。2011年，电视剧《茶马古道》的播出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茶马古道”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解和熟悉，因此，应以此为契机，开展衍生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其三是以“茶马古道”文化为元素，利用现代科技设计现代文化产品，如动漫动画、网络小说、网络音乐等。
（四）盐油古道与文化产业走廊历史上黔地无盐，川、渝与贵州之间自古存在着多条食盐运输通道。而黔地盛产桐油、药材等土特产。桐油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它用途十分广泛，既是天然油漆，也是照明燃料，黔地的药材种类丰富，药材的品质较高。这些物质资源依托这些古老的运输通道在川、渝、湘、黔4地之间频繁的流动，牵系着乌江流域的千载兴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历史记载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输往黔中的川盐主要依托4条线路进入贵州，它们分别是涪岸、綦岸、仁岸、永岸。涪岸指的是如今的荣县、富顺、郁山等地所产盐巴，运抵重庆涪陵（原属四川）后进行转运，沿乌江而上，经彭水、龚滩、盘滩到沿河，经新滩，然后转运至德江，再换船抵达思南。部分盐巴甚至经过四次转运，经乌江支流的龙川河，然后运往石阡。綦岸是指从重庆境内的江津（原属于四川）出发，水运至綦江，然后转陆运至遵义、湄潭、正安、都匀、独山、瓮安、荔波等地区。仁岸指的是以四川合江县作为出发点，经水路到贵州赤水，然后转陆运到达贵阳、清镇、福泉、织金、平坝等地。永岸以四川的叙永县为起始点，经大方县至安顺地区。另一条通道是经毕节至威宁、水城、兴义、盘县等地区。其中涪岸主要沿乌江水道，沿江运输，对整个贵州地区的物质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是历史上乌江中下游地区最为重要的通道。乌江流域盐油古道的运输功能现今基本上被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所代替。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遗存，具有很好的文化开发价值。它类似于云南的“茶马古道”，但又不同于“茶马古道”。目前，重庆彭水，贵州思南、沿河等地已经意识到开发盐油古道文化的重要价值，其中思南县正在打造“贵州思南乌江盐运博物馆”以及“乌江盐油古道沿线重要码头和景区建设”等项目。重庆彭水县也在开展乌江流域盐油古道文化的深层挖掘和乌江盐油古道项目规划前期工作。如果能整合历史上盐油古道上的这些重要站点和地区，联合打造“盐油古道文化产业走廊”，通过设计文化旅游线路、打造盐油古道影视产品等方式树立盐油古道文化品牌，其效果不会比云南的“茶马古道”逊色。除上述“跨境文脉”之外，还有巴国古都、夜郎古国等历史文化脉络也具备“跨境文脉”的特点，它们同样可以通过挖掘，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圈，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掌握汉朝与西亚的经济交往;东汉与大秦的政治交往。
4、丝绸之路
掌握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通的条件、路线和意义;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意义。
重点和难点精析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西传而得名。
(2)开通的历史条件：①秦汉的统一，中原王朝实力的积聚。②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③西汉丝织业的发展。④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3)开通和维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③西汉末年，中原与西域关系一度中断。④东汉班超经营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4)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它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作物，罗马的玻璃器皿、中亚的服饰、饮食等物产，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产品由此传人中国。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海上丝绸之路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a.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b.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2)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线与经过地区：a.阅读课本插图《海上丝绸之路》;
b.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
(3)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a.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b.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3、两汉时期中外关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③与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交流频繁，对东方文化影响大，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④中国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人欧洲。⑤中国开始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⑥汉代文明先进，对世界影响深远。
原因：①国家统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②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③丝织、冶铁等技术领先世界;④张骞沟通西域后，开通了丝绸之路;⑤交通发达，两汉政府保护交通的畅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辉煌;⑦统治阶级比较重视。
师生探究
例1.西汉与西亚欧洲通商关系发展起来的主要条件是()
A.西汉丝织业的发展
B.张骞沟通了与西城的联系
C.甘英到达了波斯湾
D.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解析本题答案是B。西汉同西亚和欧洲通商关承发展的前提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丝绸之路是在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之后形成的。此题中的A项只是作为对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现，而C、D两项都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出现的。
例2.汉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输出的主要是()
A.应用性技术B.农作物良种
C.手工业产品D.书画艺术品
解析本题答案是A。汉代在中外交往中输出的主要是应用性技术，例如中国的铁制生产工具输出到朝鲜，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传到越南并推广，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等。
例3.秦汉时期，中国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现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
B.丝绸等技术传播到中亚和欧洲地区
C.甘英出使大秦，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D.中国与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否定式选择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A、B、C三项符合史实，D项表述有误，因为秦汉时期中国只与欧亚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与非洲国家直接开始贸易交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板块小结
民族关系是指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对外关系是指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
民族关系
从民族关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重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灭六国，南平越族，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国疆域的基础。两汉时期，民族交往频繁。西汉的“和亲”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的联系。边疆各族对开发边疆地区，缔造中华民族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意：各民族间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贸易、战争、和亲、迁徙、招抚、设置特别机构等，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相融、认同，一直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主要动力。
对外关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关系；周边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005-11
收稿日期：2014-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SH007）
作者简介：李琪，女，河北衡水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历史地理的枢纽，“丝绸之路”的要冲。在这里，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众多民族生息融合，各种宗教碰撞传承。从地缘战略理论的角度讲，在从里海以东延至中国边境，面积40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地域范围，历史上曾是政治地理的古战场；旗色斑斓的王朝政权在这里勃兴欺衰。现如今，中亚则是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世界经济的“资源富集区”，欧亚大陆桥从这里向西延伸，成为大国和各种势力博弈的舞台。
中亚与我国山水相连，彼此之间有34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一些同源跨界民族语言相通、信仰相同、习俗相近。伴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局日益复杂，中亚五国独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艰难曲折、极具挑战性的转型过程。各国独立之初的盲目自豪感和“内向式”经济战略，逐渐被日益浓厚的合作取向所替代。他们更加明确，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在国际合作的环境中才能得以保障；而与中亚共处“丝绸之路”核心路段的中国，是“经过历史考验、可信赖的、最真诚的合作伙伴和伟大邻邦”，在合作上“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条件”，是“最为稳定可靠和可预测的”战略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利益依存和根本战略关切上的共同点，表达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基本共识。构建适应新时期发展特点的新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合作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构的历史要素与时代内涵
二千多年前，东起古代中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达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既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重要经济动脉，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友好通途。千百年来，不同国度和种族的无数商人、僧侣、道士、使臣、探险家在这里留下足迹。人们通过蜿蜒的“丝绸之路”进行物贸和文化交流。这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多元文化荟萃、众多民族迁徙交融的国际通道。它将世界最伟大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等相连接而交流，相比较而共存，相碰撞而发展。19世纪下半叶，当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后，这个名称不仅为世界各国接受，而且使得“丝绸之路”交流、合作的根本精神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和时代的更新，“丝绸之路”的内涵更加丰富，含义也更为扩展。
回溯中国中亚之交通历史，早在远古时期，中亚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之一阿尔泰草原已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区，也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大批的中国北方部落来到阿尔泰草原，把中国的文明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丝织和蚕桑文化传到欧亚草原，促进了中亚等地与中国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我国远古社会鼎盛时期的周朝即与葱岭以西诸族来往，与渠搜（费尔干纳）和康国（撒马尔罕）等保持一定联系。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十三年（公元前989年），西周第五代君主穆王率六师西巡，出河西、渡流沙、抵昆仑，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西汉时期，匈奴南侵汉边，丝路受阻。中亚诸国倚为生计的贸易往来无法进行。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陕西汉中人张骞两次肩膺使命出使西域，重新凿通了“丝绸之路”。自此，我国与中亚建立了直接的官方联系。中国历朝历代官修史志、古籍文献均有与中亚交往之记载。“自鄯善跄葱岭出西域诸国，有两道。”“南道西腧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北道西腧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沿丝绸之路南北两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商旅往来不绝”，“使者相望于道”。各种典籍关于中亚诸国土物人情之描述更为详实丰富。“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气序和畅，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此为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途径“丝绸之路”中亚路段时对飒秣建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物产风貌、灿烂文化的精彩描述。
历代中央王朝交通邻国，贸易互市旨在“东向而朝天子”，“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疆胜”。“丝绸之路”的开通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慎其四境”、“与我和平”、“中国治安”的地缘战略思想；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周边诸邦利益亦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引入、输出将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的利益紧紧连接在一起，这一历史趋势延续至今。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在中亚访问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期间提出了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旨在建设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轴的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其谋略思路是以“古丝路”之概念为传承基础，既体现厚重的历史积淀，又赋予新的涵义，即以我国西部的陕西省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新疆所辐射的中国西北经济板块，及其与之毗连的中亚经济板块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物质流、信息流、人脉流、资金流，产业和交通等一体化的带状经济区域或经济走廊；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连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构成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与古代“丝绸之路”概念相比所具有的时代新意，是解读创新合作模式的在中国汉朝通罗马帝国“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通道。关键。史载，“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骞始开通西域道”，“从月氏至大夏”，“厚赂乌孙”，“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可见，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动因，历史上中央王朝与中亚关系之取向主要在于政治利益，双方间的贡赐贸易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彼此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和自行发展是政治关系演进的结果。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商贸路”，是以商贾通过驿道驿站接力和绿洲城镇中转，进行远方贩运贸易所行经的陆上通商线路为特征。而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涵则是以经济为杠杆加强睦邻友好，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创新合作模式，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正如中亚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所云，“深信中国的这一战略不是以军事学说为立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咱勺提出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目标，而不带有任何政治扩张目的”。以史为鉴，从中解读，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创新合作模式颇有裨益。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地缘战略环境总体需求的重大抉择
地缘环境是指以地理因素为基点，由各种对外关系构成的战略环境。对地缘环境的客观评估和科学分析，是国家正确制定和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地缘战略的前提。就战略选择而言，中国的外交战略历来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基本方针。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都在进行战略关系的调整。“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选择正是基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总体需求与时代机遇而提出来的。中国与中亚的地缘关系、历史联系和时代变化特征成为我国西向周边外交政策的立论依据。
首先，周边环境变化的现实考量。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国东有争端，东南有南海争端，东北有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唯西北部邻国关系处于一个极好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缘关系特点的背景之下，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思考和构建中国周边政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构筑一个友好、合作、互信、互利的安全屏障、发展平台和利益共同体作为周边战略依托，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课题。从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对外战略追求出发，将中亚国家作为我国周边外交优先发展方向之一，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符合我国战略利益的正确选择。西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南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构成我国全方位周边战略重心和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其次，大国在中亚博弈的严峻挑战。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2011年美国提出绕开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一个由大中东和大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整合中亚和南亚两个地缘板块，主要着眼于2014年国际联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的亚洲利益。自中亚五国独立之始，日本就提出“丝绸之路外交”之策，而后又提出“丝绸之路能源计划”。2004年以后日本多次对此进行调整并加紧谋划，提出“中亚+日本”的“丝绸之路中亚攻略”，旨在于能源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同时配合美国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2013年11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韩国期间提出“钢铁铸就的丝绸之路计划”，以铁路运输为基础，覆盖亚欧大型贸易。质言之，有些国家是藉“丝绸之路”为利用资源，以经济手段为契入点，进行地缘政治的博弈。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在2013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主席指出：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再次阐明了以和平、发展、合作为理念的中国周边战略思想。
再次，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升级给予动力和条件。中国和中亚国家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01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关系分别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不仅与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富民计划”、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一新丝绸之路”和“2050年发展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的“福利与繁荣规划”、塔吉克斯坦的“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吉尔吉斯斯坦的“2013-2017年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的未来发展目标对接，“使中亚发展和繁荣起来”，而且对于沿线邻国俄罗斯、蒙古国、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来说都是最为“理想的发展模式”。
世界向东，中国向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不仅需要我国制定全球外交大战略，而且需要进行国别、区域和周边外交战略调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则是中国外交战略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周边战略的重大举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不仅在于其地缘经济意义，而且在于其地缘政治意义和地缘文化意义。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不仅要着重建设交通运输走廊，而且要不断加深沿线区域的经贸合作；不仅要提升能源领域的合作，而且要加强非能源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仅要强化安全领域的合作，而且要注重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拓宽民间和社会沟通的渠道，促进人民的相互理解，使彼此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三、以地缘经济关系为基点，推进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
区域经济（Regional Economy）是以地理概念为基本要素，特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基本要素，即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国家政策等内部因素影响，以及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反映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除了国家内部的区域性合理规划和产业布局外，也包括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从地理角度选择临近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从地域上连接并产生相应的经济联系，进而形成跨国性区域经济关系。地缘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实现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
伟大的“丝绸之路”曾经将世界不同地点分布的许多人类集团和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经济中心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这条互利合作之路在历史上就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丝绸之路”的国际属性决定了其运行过程、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会对所有沿线民族和国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道者富，弃道者弱，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地理区位毗连、彼此交通便捷、人文特点相同，共处古“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这一区域东接中国中东部，西联欧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体现出沿线各国贸易的互补性。早在上古，中国就“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凭借丝绸、瓷器、茶叶和无与匹敌的制造业与外国进行着顺差贸易。汉唐之时，通过“丝马贸易”、“茶马贸易”，引进了“竹劈双耳峻，风人四蹄轻”的大宛胡马。盛唐之季，“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除此而外，中亚的锁子铠、水晶杯、玛瑙瓶、鸵鸟蛋以及胡旋舞、柘枝曲等亦人中原；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市往来，这一历史地理区域更加繁荣。历史证明，无论是地理环境、文化元素，还是人们心理定位都对该区域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演进，“丝绸之路”的解读不断提出新的议题。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国际政治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亚因其地缘优势及资源丰富，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迄今为止，虽然它们立国已将近1/4的世纪，但是由于苏联在经济领域对中亚五国的不合理分工，其工业仍然不很发达，在经济体系中轻工业是薄弱环节。这一领域的诸多产品，特别是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大都需要从国外进口。2010年哈萨克斯坦出台了《轻工业发展规划》并规定，2014年底之前，本国轻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必须达到30%。而现实是其国内轻工业仍然处于“危机状态”。据统计，近三年，其国内轻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达不到10%-20%。纺织品服装的生产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8%；鞋业只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1%。吉尔吉斯斯坦80%的日用品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因轻工业很发达，质高、物美、价廉的轻工业产品在中亚占有很大的市场。除此而外，我国与中亚国家在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食品、家电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丰富，但是各国的“高效利用能源”、“不可再生资源安全”和节能意识不断提升。2013年9月10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大力推广替代能源，使用和支持以绿色科技为核心的替代能源项目，在2020年之前哈国能源消耗每年至少降低2.5%；2020-2030年期间每年降低3.5%，到2050年替代能源将占哈能源总量的50%；并下令成立哈国清洁能源发展署及支持替代能源发展基金。在这一领域，哈萨克斯坦希望吸引国外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同时促进能源优化利用、知识交流、研究和技术开发，并学习其他国家促进经济现代化的科研手段和经验。
目前，在全球经济危机阴影尚未消退、外部风险较大的环境下，中亚五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向好，保持积极稳健的发展势头，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五个国家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市场经济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改革滞后是中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状态。有些国家，因经济基础薄弱，既缺资金又缺技术，经济运行隐患颇多，发展处于低迷状态。与我国接壤的塔吉克斯坦是山地之国，曾是苏联最贫穷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总量在中亚五国中居吉尔吉斯共和国之前排第四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反观之，该国与其他国之间的差距也表明它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塔吉克斯坦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占中亚水资源的60%，但目前的利用率只有5%，在水电开发和建设方面需要合作与融资。塔国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其本国既没有开发能力，也没有深加工技术。因此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是其重要的方向。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农产品大都是“绿色原生态”。柠檬、石榴、蜂蜜等纯天然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但是存在运输能力、深加工和包装等问题。中国与之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中亚地区经济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拥有丰富的资源基础，为有效的经贸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初，双方的贸易额仅为4.6亿美元，而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459.4亿美元，增长近100倍。2013年，中国同中亚五国双边经贸总额超过46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哈贸易额达286亿美元，增幅为11.3%。哈萨克斯坦从中国主要进口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运输设备等。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署公布的资料表明，2013年哈国向中国出口143.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从中国进口81.93亿美元，同比增长9.3%。哈国向中国出口商品以石油和矿产品为主。截止2012年底，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投资达14亿美元，其中12亿集中在能源领域；乌兹别克斯坦已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20个基础建设项目的6亿多美元无息贷款。
经济合作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着力点。我国西北省区陕西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新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甘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都在根据本省（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及其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提出一些具体项目跟进与落实，加快本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以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发挥着引进中亚能源和向西输出中国产品的通道作用。2013年11月28日，陕西省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开通了从西安至中亚地区的首列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这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往中亚最便捷的铁路货运方式。运输时间比公路运输减少了20多天，资金成本也比公路运输降低30%左右。2011年6月28日，中国银行在新疆正式推出人民币兑换坚戈（哈萨克斯坦货币单位）现钞汇率及挂牌交易，并成功办理同业中直接汇率项下的坚戈现钞兑换业务。综上所述，这些均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的成功典型。
“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依托沿线国家地理区位、环境条件和现代化交通运输干线等要素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城市为节点，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构建若干独具特色、不同层级的经济单元或次经济区的有机结合，形成多元性、动态性、稳定性、开放性、多层次性和相对合理的带状形态的地域经济区。“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30亿人口、60多个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城市具有鲜明的交通枢纽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和商贸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科技中心、信息交流中心等特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经济高地和增长极。2013年9月27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加强合作协议书》和《西安宣言》。沿线国家城市之间贸易和产业体系的互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共事务等领域的相互支持、互通有无与务实合作，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安全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其发展趋势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延伸至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安全问题也日益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综合性与跨国性。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制毒贩毒、武器走私、网络安全等已经突破了以国家为边界的地域空间。在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无疆界”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从更广泛、更综合、多层次、多视角去思考和重新认识国家安全问题，调整国家的安全战略；与此同时也提升了各国安全利益对国际安全情势的依赖程度，强化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中亚国家包括与之毗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周边环境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关注的重点地区。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地理形势、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地缘因素、资源价值和人文环境的综合给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和博弈创造了空间。一些热点国家和地区输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犯罪、武器走私、利用民族和宗教因素制造突发事件，破坏国家、地区安全的潜在危害较之以往呈上升趋势，其外溢不可避免影响到中亚国家和我国西北边疆。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情势引人关注。
中亚地区人口约6500万，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与阿富汗有2087公里的漫长边界；彼此之间有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跨界而居。随着2014年国际联军撤离阿富汗，中亚的“通道作用”日益凸显。阿富汗问题面临新的复杂形势，有可能卷土重来，有可能死灰复燃，地区的安全稳定充满诸多变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驻中亚代表预测，北约反恐联军撤出阿富汗以后，有6000阿富汗人准备越境离阿，向周边国家迁移。据联合国犯罪办公室报告，目前阿富汗的海洛因已占到中国市场的1/4，经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和中国与中亚边界流入。阿富汗局势的恶化及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安全，也关涉我国与中亚一南亚的经贸合作和投资环境。
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安全形势与中亚一南亚地缘环境的扩散效应直接相关，与中东事态的恶性发展密切互联。目前中亚地区存在着四大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且呈现出扩散态势。“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从费尔干纳谷地向阿富汗北部转移。哈萨克斯坦的“哈里发斗士”接连发动针对国家政权和平民的恐怖袭击。“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自“阿拉伯之春”后在中东和中亚国家进一步拓展。中亚地区的第三大恐怖组织――2008年脱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建立训练营地。他们还将全长1224公里的中巴边境喀喇昆仑公路作为越境新疆的常规化路线，试图将“圣战”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推进到中国境内，针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这四大组织的共同特征是，都将自己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纳入“全球圣战”，大都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区作为针对世俗化国家政权实施恐怖活动的“策源地”和“支撑平台”。他们利用互联网作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传、招募、培训和实施活动的载体。据统计，独联体范围具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性质的网站达两千多个。2013年仅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就关闭了596个宣扬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网站。近年来“东突”的各类“圣战”视频逐年增加。在2011年以来的中东“阿拉伯之春”中有持中亚不同国籍护照的宗教极端分子和“东突”武装成员参与叙利亚等国的内战。2012年新疆发生近200起案，2013年4月以来在喀什地区的巴楚、莎车，哈密地区的鄯善，阿克苏地区的乌什、新和以及和田、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连续发生案件。以上地方都是曾经的古“丝绸之路”重镇或咽喉要道，地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承外启内的枢纽地区和城市群覆盖区。当前，对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稳定危害最大的“伊吉拉特”以“圣战迁徙”模式，由西北边疆向内地乃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移动，尤其是向人口密集和流动人口集中城市、旅游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城市和边境城市渗透。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和2014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案凸显出内地和全国性防范恐怖主义的紧迫性。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事件频率的上升状态不是孤立的，是在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全球化，极端主义思潮处于活跃期，诸多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受中亚一南亚和中东“不稳定之弧”影响而促发的。一些国际性和本土化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成员对宗教极端主义认同意识高于民族认同，抗拒世俗化的国家认同。其思想意识、采用手段和活动形式呈现国际性、关联性、模仿性、突发性与本地化、分散化和碎片化等相结合的特征，表现出更加尖锐、复杂的发展态势，使地区的社会安全风险水平短期内难以降低。一些具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因经济能力所限，无法前往热点地区参与“实战”锻炼，转而进行本地化演练。现实中出现的低龄化、女性化趋势是宗教极端主义进行虚拟化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说到底，是全球化背景下，宗教极端主义与世俗国家政权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心灵争夺战”。中亚一南亚及我国西部边疆安全形势面临新的严峻挑战。2014年1月23日，吉尔吉斯共和国边防军在伊塞克湖州击毙11名“东突”，再次显示“东突”恐怖势力在中亚地区趋于活跃的迹象。
没有地区安全，就没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稳定发展。目前中亚一南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扩散的条件，政治腐败、社会贫困、经济失衡、教育缺失、高失业率、国家间领土与水资源纠纷、民族宗教冲突、国内政治斗争、新旧政权更替等因素，致使地区安全质量脆弱。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稳定发展，而且干扰破坏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对中亚-中国油气管道的安全、中亚-南亚-中国的空中和陆地交通、运输以及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员工安全都会形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反恐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相结合，是确保民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五、合力传承“丝绸之路”文明，构建多元人文交流形式
“丝绸之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互鉴之路，作为人类进行长时期、长距离交通、贸易、文化、技术以及民族交流融合之线路的杰出范例，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相互激荡、渗透通融，并向远方传播。漫长的历史岁月没有抹去人类留在这一广袤地域上的足迹，那些传诸后世的各种典籍和珍贵古迹遗存依然透露着过去的信息。丝绸之路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见证了古代亚欧大陆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多元文化特征。今天我们重温历史，不仅有益于教育人民认识祖先构建这条和平之路的光荣过去和憧憬美好的未来，而且有益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创造人类的进步、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伟大事业，无疑有助于我们抢救、挖掘、清理、保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诸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恢复它们的真实面貌，弘扬它们的优秀传统；对于加强沿途国家共同利用和继承“丝绸之路”承载的历史文化资源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目前，我国西北各省区正在展示独特的历史人文魅力，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的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正在蓬勃发展。
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对于加强“经济带”沿途国家共同利用、保护和联合申报文化遗产，对于传承“丝绸之路”文明、促进民心相通发挥巨大的作用。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棚关。“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路段是世界文化最多元的区域。中国与中亚五国将“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为世界遗产，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遗产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改善遗产所在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而且可以拉动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当地群众的就业；为促进沿线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交流融合，实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和谐共处，提供了新的、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契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途径。
旅游业以其产业关联度高、收入弹性大、就业范围广、带动能力强和市场前景广阔，且蓄势待发等独特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备受重视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中国境内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有西安古城、敦煌、龙门、法门寺、麦积山、塔尔寺、青海湖、嘉峪关、吐鲁番、天山和喀纳斯等世界级或国内一流旅游资源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的构建为双边和多边的旅游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周边环境。我国西北地区的医疗水平和硬件设施领先中亚15年以上。我国传统中医广受国外游客推崇。新疆以创新思维，面向中亚开拓了“医疗+旅游”市场，旅游者数量逐年递增。但是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旅游合作规模仍然不尽如人意。据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尔兰・叶尔默科巴耶夫提供的数字，2013年赴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为400万人，仅2013年上半年中国赴泰国的游客有320万，而同年赴哈萨克斯坦旅行的中国游客仅2004人，哈萨克斯坦赴中国的游客39.4万人。哈萨克斯坦希望能与中国开展更大规模的“历史文化游”、“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游”，而最具吸引力的则是“健康保健游”，“这将为哈萨克斯坦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五通”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在多元中尊重彼此差异，协调彼此立场，巩固深化彼此关系，互利互信，开展务实合作的前提和基石。没有文化的沟通作为坚实的民意基础，就无从谈及其他领域的成功合作与持续发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人文交流，包括开展青少年、文化艺术、体育等交流活动，将使各国关系发展达到更高水平，对消解周边国家“中国”的错误观念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在我们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中，对方国家均提出，希望与中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在学历教育、教师培训、学术研讨、信息互换、互派留学生、高科技（农业技术、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旅游项目的论证及专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我国进一步拓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渠道，提升人文合作层次和科研水平，拓展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市场，对创新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化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平台。
我国西北地区既有对外开放的地缘经济优势，也有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地缘文化优势，一些民族与周边国家的同源跨界（跨国）民族具有语言优势、文化共性、亲缘关系，构成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人文特点之一。彼此之间在心理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联系将产生“特殊效应”，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资源，这一因素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多元合作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变得更为宽广通达，给沿途国家和人民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对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实践层面面临的难点、问题及协调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开展务实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资源和财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基于历史、面对现实、规划未来的战略坐标。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具体目标”。以“五通”为指标系统检验以往的实践，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虽然取得了成果，但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具体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故此也面临不少难点和问题，需要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务实合作，切实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持续增长和互利共赢。
1.在政策沟通方面，我国应跟踪分析、综合判断中亚投资、税收等政策法规
加强政策沟通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的前提。目前一些沿线国家存在海关、投资、税收、货币等政策措施的多变性，法律仲裁的随意性，相关政策很多内容从温和演化为强制，办理工作签证制度复杂、费用高、限制多和周期长等因素，增加了合作项目的成本，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对各方企业实体的交流与合作造成滞碍。
由于在中亚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外资企业比重增加，中亚国家开始注重工业产业的当地化，提高本国员工在外资企业的就业比重，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哈萨克斯坦的《资源法》《劳动法典》等都规定“执行合同过程中雇用本地不同等级员工与外国员工的比例”，外企中本地员工比率不低于95%，并对引进外国劳务提出受教育水平、工龄和工作经验等要求，且劳务许可证审批手续繁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我国在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中方企业在当地的劳动用工、投资经营等问题逐渐凸现。最为突出的是，受对方制约，中方企业难以保证全员在岗，一般在岗率多则50%，少则1%-2%，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
中亚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和“稳定外国投资及保护外国资产”的政策法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以各种借口对外国投资者予以限制和施加压力。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海关和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变化，对外资的进人、投资的范围、股权的持有、外国劳动力许可限额等都提出了限制规定。这是影响外企投资经营的主要障碍。近年来，哈萨克斯坦颁布了《新税法》，将超额利润税税率由原来的4%-30%提高到15%-60%，取消了原石油合同税收稳定条款，石油公司综合税负由49%提高到62%（国际油价按60%测算），造成石油公司经济效益的大幅下滑。由于政策制度的经常性变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的稳定性，投资风险较大。因此我国企业在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能源等多领域的合作中，必须对其投资、税收等相关政策法规密切关注，作动态的跟踪分析和综合判断。
2.在道路联通方面，我国应及时与中亚国家协商和解决技术标准差异带来的困扰
加强道路联通，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形成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就目前现实而言，在道路联通方面，交通通讯的地区网络建设尚未完成；一些正在推进的交通项目迟迟没有实现，阻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便利化的实践和落实。
中-吉-乌铁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修建不仅将改变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交通格局，还将构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道，形成东亚通往中亚、西亚和南欧新的便捷通道。这一项目提出已有10多年，但延宕至今未能顺利实施。2013年5月和12月，俄罗斯提出并与中亚国家讨论撇开中国的“俄罗斯一哈萨克斯坦一吉尔吉斯斯坦一塔吉克斯坦”铁路项目。于是，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项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然而，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外，吉尔吉斯斯坦放弃“资源换铁路”的融资计划和铁路轨距的技术标准问题也是借口之一。中国铁路轨距采用的是国际标准，与欧洲大多数国家、土耳其、伊朗、朝鲜半岛国家相同。中一吉一乌铁路方案的轨距是1435毫米，与国际标准相同，而中亚国家的铁路轨距则仍然沿用苏联1520毫米的宽轨。虽然各方已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基本达成一致，为开辟从连云港到圣彼得堡的欧亚交通运输大通道，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是这一技术问题阻碍了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影响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道路联通计划的实施。我国与中亚国家相关部门的技术标准和计量标准不同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彼此合作的顺利进行，抓紧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合作方之间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质量等问题的出现，需要各方专家会诊、共同协商和及时解决。
3.在贸易畅通方面，我国与中亚国家需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
加强贸易畅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沿线国家在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简化手续，降低关税和投资成本，消除贸易壁垒，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合作、互利共赢和投资便利化的相对路径。目前，在推进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建立和发展经贸投资的信息空间不顺畅；因受软环境因素的制约，经贸领域的合作与成就低于预期。虽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互补性特点突出，但是这种互补优势没有被充分发掘利用。在中亚地区，投资环境有待改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关于市场变化的信息交换渠道不畅等，都是我们面临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我国与中亚国家，特别是与哈萨克斯坦等接壤国家的贸易合作主要是边境贸易。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建立以后对外实行统一进口关税，采取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为此，哈萨克斯坦上调了5044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涉及我国诸多对哈出口商品，包括纺织服装、轻工商品和机电产品等。哈萨克斯坦还取消了原来对边境贸易的简化清关制度，提高了计税标准。这样一来，不仅使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壁垒，而且致使两国之间缔结的一些边境贸易协议发生了变化，对中哈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有些国家海关不依国际惯例以货值征收关税，而采用包税制收取“清关费”，即按每辆货车、客车征收固定关税，随后税务部门又频繁查抄以“灰色通关”方式出口的货物，给中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再者，一些国家在很多方面不按国际惯例规范化机制操作，增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风险。这是长期以来我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难点。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服务体系，包括投资、财税、通关等保障机制以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法律合作机制尚待有效建立或完善。
4.在货币流通方面，各方亟待推进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
由于国情不同，利益不同，各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同，对金融合作的具体诉求亦各不相同，故此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合作都会有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壁垒。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差异导致金融合作难以扩大，影响投资合作。加强货币流通，降低经贸合作流转成本，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新合作模式，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各国利益共赢的重要环节。
目前的问题是中亚国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存在不同程度银行结算方式不规范，出口信用保险运行原则诚信度低等弊端。一些国家换汇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银行不能及时进行跨境本币兑换或结算，以支付货款和利润，影响了企业利益。从2014年4月1日起，乌兹别克斯坦提高了对国际汇款机构的要求。自此，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汇款业务的机构必须具有国际评估机构的认定等级或提供能以证实其信誉可靠性和稳定性的银行担保，抑或在合作银行存人保证金。这样一来，有可能导致汇款服务费用提高和货款业务利润下降。上述因素对投资建设项目企业、单位的利益、融资渠道，对基础建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的相应贷款、各国间货币的直接流通产生了障碍性影响。这就需要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的建设，建立统一的规范，建立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合作领域交流的平台，要坚持平等、互惠、互利原则。
5.在民心相通方面，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奠定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宏观上说是国家间行为，微观上则以双方和多方的企业为主体。企业是各类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建设者和运营者。中亚五国属于新兴市场，随着中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加强，我国许多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在中亚国家投资的中方企业中，以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居多。目前在中亚国家因人们对中国还不甚了解，所以不同程度存在着“中国”的认识。中方在中亚落地企业如何树立中国形象，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顺利实施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经营和生存中将面临不同文化挑战和社会政治环境。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尊重当地各族人民的习俗，赢得当地公众支持，这是中国企业在境外立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境外中国企业形象如何是关系到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能否取得突破的要素之一。有鉴于此，境外中方企业应从自身治理人手，注重提高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我国驻外使领馆、主管单位和海外商会应充分发挥和切实加强指导和监督作用。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消除负面影响，是对外宣传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有力的“现身说法”和民心相通的关键之一。
6.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作用，保证沿线国家的合作安全
1引言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打通了中国通往西域的陆路，学界称之为“凿空西域”[1]。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东汉洛阳），经陇右，入河西，出敦煌，分南、北、中三路绵延向西，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大月氏、大宛、安息、大秦等。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随着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融合和频繁交流，在这5000公里的古道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入到西方，西方的几大文明如埃及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由这条陆路传入到中国，经过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明交相辉映，源远流长。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条闻名于世的陆上通道由此而衰落。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绵延万里，几番兴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人类不可多得的文明。丝绸之路虽为商贸之路，但由于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西方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故这条路又被世人称之为“文化之路”、“宗教之路”和“文明之路”。1877年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此路命名为“丝绸之路”[2]。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尤为重要。就丝绸之路中国段而言，这里保存着众多的中西方文化的印迹，它们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弘扬丝绸之路文化，推动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奠定了基石。2014年，在执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过程中，我们对丝绸之路中国段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解决在广袤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上分布散、数量多、区域跨度大的文化遗产，突破时空、地域的限制，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展现给观众，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文化旅游特色的展示与体验的创新服务模式，如数字敦煌展示项目。
2丝绸之路文化价值挖掘
丝绸之路中国段是整个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在这条古道上形成了多元异构的文化体系和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就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而言，根据文物属性可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经调研梳理可知，不可移动文物大致又可分为石窟、古遗址、寺庙和墓葬等。例如以新疆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为代表的大型石窟群，以交河故城遗址、玉门关遗址、未央宫遗址、崤函古道遗址等为代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古遗址，以洛阳白马寺、西安大慈恩寺、张掖大佛寺等为代表的古刹名寺，以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酒泉丁家闸魏晋墓、乾县乾陵等为代表的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古墓葬。可移动文物，例如波斯银币、马踏飞燕、铜车马、唐三彩、绢绣织品等重点文物，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式独特，材质多样，工艺精湛，揭示了古代社会多彩的文化生活和高超的技术水平。这些举不胜举的文化遗存，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当中交相辉映，构筑了独特的丝绸之路文化体系，见证了千年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非常珍贵的文明资源。基于丝绸之路中国段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的整体规划，结合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特点和多种需求，利用现有的数字化成熟技术，按照文化遗产种类和特性，项目组制定了各种文物数字化实施方案，集成研发了数字化专有装备，历时三个月，行程万余里，沿丝绸之路中国段实地采集可移动文物52件、不可移动文化遗产82处的信息，并进行了后期的数据处理，构建了可视的丝绸之路数字文化资源。
3文化旅游展示与体验创新概念
丝绸之路中国段区域跨度大，历史悠久，绵延万里，文化遗产数量多，分布广，部分文化遗产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等，给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旅游开放造成了许多困难和不便，尤其使众多游客因无法亲临现场参观体验而倍感遗憾。如何让观众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通过数字技术的多媒体手段，构建虚拟与现实场景，满足不同观众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精湛艺术等诸方面的沉浸体验和逼真感受的需求，这是本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及文化旅游服务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2012BAH43F06）着重探索与实施的一项重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经过技术处理、艺术加工、文学描述策划制作适合不同观众需求的数字化作品与节目，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主题电影与球幕节目；在文化遗产地之外举办的“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通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等多种手段的展示，客观地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满足了观众了解和体验遗产本体以外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需求，解决了许多观众不能亲临现场参观游览的困惑和遗憾，达到了寓教于乐、传播文化价值的目的。
4创新模式的实现
通过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目前已获取了大量和丰富的图像、视频、虚拟漫游[3]、三维重建[4]等不同种类的数据。尤其针对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佛教艺术代表性的石窟寺完成了深入、全面的数字化工程。丝绸之路著名的石窟有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龟兹石窟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如何将莫高窟的文化精髓高度提炼，使之走出敦煌，汇聚于一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在较好的体验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文化价值，利用已获得的数字化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形成可视化的数字化成果，展陈方式与内容需要整体的顶层设计、精心的组织、合理的安排、主题的突显、完美的策划、巧妙的构思、整体的布局与数字技术的全面支撑，使得展示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而相得益彰。
（1）石窟高保真原型复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获取精准的洞窟三维空间结构数据，在计算中逆向重建洞窟的原尺寸虚拟模型，搭建1∶1原大的实体模型；将已有的数据经过处理加工，输出二维的高保真壁画复制品，分布有序地装裱在实体模型之中，最终完成洞窟的整体复制。复制的洞窟忠实于原作，使观众步入窟中，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中复制了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和元代第3窟。同时利用图像识别、二维码等技术，通过移动终端设备获取洞窟更多的文化内涵，灵活定制个人的文化体验。如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胡旋舞、乐队等场景利用视频的方式进行深入解读。
（2）彩塑的真实再现。敦煌彩塑是敦煌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数字化探索，获取了一种石窟雕塑三维重建的方法。对莫高窟第332窟佛与菩萨、第259窟禅定佛造像等彩塑三维重建，经过严谨的数据后期处理，利用先进的3D打印技术按等比例的原型输出作品，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莫高窟北魏与唐代造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魅力。
（3）虚拟体验。通过360°全景虚拟漫游技术，集成视频、音频和高精度图像，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编辑，制作成丰富多彩的虚拟漫游节目，现场制作了敦煌莫高窟每个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共10个，观众可以自行点击交互体验与交互式问答，使观众在虚拟的世界中畅游丝绸之路。
（4）实景远程传输。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文化遗产地的自然景观、保存现状、景区特征、天气状况等信息传输至展区，并形成多种角度的直观画面，让观众在特定的场景中得到很好的体验和感受。例如敦煌莫高窟与瓜州榆林窟景区的天气及旅游状况等。
（5）石窟的沉浸式展示。敦煌莫高窟建筑形制大都属于覆斗形藻井，依据这种特点，基于洞窟建筑形制特征搭建覆斗形窟顶模型，利用计算机控制技术、背投影形式、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段，将莫高窟不同时代的精美窟顶与藻井有机编程、分时呈现。例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第407窟、第329窟等，置于其中，使观众深切感受到高科技技术支撑下的佛教艺术独特魅力。“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展览通过沉浸式展示、洞窟高保真原型复制、虚拟交互体验、实景远程传输、彩塑真实再现等科技与艺术，以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深层次、多视角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艺术和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形成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旅游展示与体验的示范点。
5展望
产品生命周期原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产品从投入市场到被淘汰退出市场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该理论被引入到旅游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被学者们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Bulter.R.W.提出的。Bulter根据产品周期的概念,提出旅游地的演化经过6个阶段: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1993年保继刚等在《旅游地理学》教材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Bulter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思想。1995年保继刚、彭华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广东丹霞山的拓展开发中,新景区的开发对老景区的复苏起到较为显着的效果。1995年谢彦君发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控制与调整》一文应用Bulter的理论,试图从需求、效应和环境这三个因素入手,分析对生命周期进行控制和调整的途径。
2002年赵西萍等编着的《旅游市场营销学》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投放、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在投放阶段,旅游产品还未被广大消费者所认识,产品在旅游市场上知名度较低;通过修建旅游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加强宣传促销,市场逐步打开,游客增幅较快,从而进入到成长阶段;在成熟阶段,游客增长速度趋于平稳,对旅游的投入已开始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旅游产品的特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其吸引力会逐渐减弱,游客人数达到峰值后开始出现缓慢下降趋势。旅游企业或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改善旅游设施,开发新旅游项目,扩大接待规模;在衰退阶段,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和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由于市场竞争和新的旅游产品的吸引,加上环境和社会问题,游客人数会明显回落,特别是长线的团队游客下降,一些旅游设施闲置或挪作他用,这一阶段可采取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策略或更新策略。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一客观规律。任何一项旅游产品的吸引力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市场需求也会发生变化,都有一个发现与开发、成长与巩固、衰退与复苏(淘汰)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只有了解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措施,才可能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2.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的内涵
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主要指依托历史上着名的丝绸古道甘肃段所涵盖的厚重历史遗存、文化内涵、大漠戈壁、雪山草原等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整合出的各类观光、休闲、科考、健身、体育等旅游产品。历史上丝绸之路甘肃段包括陇右段和河西段两部分。陇右段又分为三条道,即回中道、陇关道(也称大震关道)和秦陇南道,从秦陇南道便可进入走廊道。走廊道即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这些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几乎占甘肃全境总面积的4/5,分布着甘肃省85%以上的旅游资源。由于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世界交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享有的高知名度,丝绸之路甘肃段以敦煌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为龙头成为甘肃旅游的招牌,也是全国旅游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囿于观念、区位条件、资金和人力资本供应不足等多元因素制约,与国际、国内旅游的高速发展相比,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发展缓慢,基本处于投入期和成长期,影响和制约着甘肃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为更好地发展甘肃旅游业,有必要利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做深入探讨和研究。
3.制约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成长的主要因素
3.1区位条件限制
丝绸之路甘肃段是一个东西长1655公里的狭长地理空间,主要处在温带季风气候带,景点分散,旅游费用较高,产品销售淡旺季明显,产品综合效益较低。因此,很多旅游产品的开发项目都得不到以寻求投入产出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3.2观念落后制约
从政府到民间尚未普便树立起旅游产业是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备乘数效应的先导产业的理念,更没有形成“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发展旅游业的扶持政策和产业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产业规模和效益的全面提高,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意识较差,无法完成与国际旅游活动中由大众产品需求向特殊性、趣味性和有益于健康和环保的个性化消费转移的对接和互动。
3.3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低
旅游资源不等于旅游产品。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固然是一个旅游资源富集地区,但并不等于这些独特、优秀的资源已经是旅游成品,其间的转化须具备可进入性强,设施配置齐全等条件。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中涉及的相当一部分景区景点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设施配置条件差,管理、服务和接待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的需要。一味地销售这种资源型产品和低开发程度的产品,不仅影响旅游产品的整体形象和可持续发展后劲,也必然导致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未成长起来就被那些具备规划前瞻性、开发高品位、保护性建设、动态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众多产品替代而“未老先衰”。
3.4缺乏按照市场运作模式的产品营销方式
与其他省份相比,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宣传投入和力度远远不够。云南、陕西、宁夏等省份近年来在旅游目的地形象和产品的广告宣传上都进行了较大投入,利用中央电视台各个频道收视覆盖率高、传播范围广、信誉指数高等特点,频繁播出旅游目的地产品广告,打开了较大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增加了市场份额,也促进其产品进入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用于促销宣传的费用严重不足,营销手段和营销组合较为单一,成为产品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5甘肃的各类旅游企业缺乏竞争力
甘肃各类旅游企业普遍规模小,管理体制较为落后,服务质量不高,竞争意识不强,竞争手段以“价格战”为主。他们缺乏与国际、国内发达地区旅游企业竞争的实力,所以,其产品研发、价格策略、销售渠道、促销方法等均无法使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快速成长为“明星型”和“奶牛型”的成熟期产品。
4.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进入成熟期及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对策
4.1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观念
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必须依靠政府主导,重视市场研究,正确认识市场、自身条件优势,提高发展旅游业的信心,制定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优先、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宣传力度,为发展旅游业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吸引客源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涌入。由于丝绸之路与整个西北地区资源的高度关联性,故在做好本省工作的基础上,需要树立区域共同发展的观念,应加强与西北各省区的联合协作,确定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区域联动方案,围绕丝绸之路共同举办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实现旅游业发展的区域良性互动和共赢格局。
4.2可持续发展策略
4.2.1在世界遗产组织的指导下制定具有突出丝绸之路主题文化特色的、长远的、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规划中应坚持对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开发与保护并举,突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化,突出对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的保护性开发。
4.2.2在开发方式上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拥有众多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资源吸引力强、同一资源的跨行政区管理等因素,易造成盲目开发、掠夺性使用资源的短期行为及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旅游开发应尊重现实,放眼未来,立足于现有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遵循有序开发、重点开发的原则,加快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开发向精品质量型开发转变,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发展旅游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和粗放型增长方式,重视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确保产品质量及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和经济效益,建立起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的集约化和质量效益型经济体系。
4.2.3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增加旅游吸引物的使用寿命,减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减少各类设施报废后的处置工作,从而延缓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增加旅游产品的使用寿命,延长其生命周期。
4.3产品整合策略
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根本途径是使其根据市场上不断涌现出的新需求,做好旅游产品拓展开发工作,动态地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针对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资源的特点、现状,可以从产品的性质、主题、质量、功能和形态等方面进行产品整合。通过深度发掘景区内涵,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内涵,改进旅游设施设备,提高景区的品位与档次,增加新的参与性、探险性和运动、娱乐性等旅游服务项目,开辟新的旅游景观、景点等形式,刺激新的旅游消费增长点,满足日益变化的旅游市场新需求,从而使旅游产品的成熟阶段早日到来并使产品生命周期得以延续。
4.4旅游市场拓展策略
既要寻找新的客源,开发新的市场,又是对老客户进行再开发。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发展旅游产品的新用途,即在原产品功能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功能,使老产品焕发新的生命力,如嘉峪关关城文化景区在原观光型产品基础上,新开辟探险、娱乐、体验等为主题的长城第一墩景区旅游项目,
与原景区形成互补,使产品具备新的功能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二是开辟新市场,即为原有的旅游产品寻找新的使用者,使产品进入新的细分市场,如敦煌原来以日本为第一客源市场主营入境旅游产品,随着国内游的迅速发展,他们调整市场宣传方向和经营策略,开辟了较大的以华南、华东和东北地区为国内新客源市场。
4.5旅游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对产品、促销、渠道和定价这四个营销要素的组合加以合理的改进和重组,以刺激销售量的回升,如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改变分销渠道,增加直销,增加广告,确定出、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产品各异的营销组合策略,或在价格上加以调整等,以刺激销售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近两年针对国内客源市场组织的丝绸之路旅游大篷车促销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6广铸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策略
文化是人类旅行活动中主动探询和感知的永恒主题,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和十大石窟之一炳灵寺石窟等宗教朝觐旅游资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旅游资源,有保安、裕固、东乡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有西部黄土高原民居、民风特色文化和大地湾、马家窑等人类早期文化遗址等,体现了甘肃丝绸之路古老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面貌。应充分发掘这些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只要打破常规的求同产品开发模式,铸造特色文化旅游精品,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一定会焕发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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