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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 评价指标； 陕西省； 对策建议。
“ 低碳经济” 的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 2003 年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 － 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即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响应，积极制定本国、本地区“低碳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如英国政府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 ，到 205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 1990 年削减 60% ，并于 2020 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英国创建为低碳经济国； 日本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 到 2050 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 60% 至80% ; 2007 年 11 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009 年7 月8 日，G8 峰会提出，到2050 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 1990 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 80% 以上，到 2050 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0%。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 2050 年的 40 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 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分析。
陕西省属于西部落后省份，从资源禀赋看，陕北地区不但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自 80 年代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陕西省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以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等多种模式构成的能源生产体系，因此，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艰巨。同时，陕西也是全国用煤大省之一，自 1978 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 70%以上。根据统计资料，2007 年全省工业原煤消费 7400 万吨，保守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1. 66 亿吨，人均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 1. 6 倍。
按照陕西省目前的煤炭工业规划，到 2020 年全省原煤生产将超过 5 亿吨，其中煤化工超过 2 亿吨，每生产一吨甲醇要排放约 2 吨二氧化碳。如果规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全部上马，年排放二氧化碳至少 4 亿吨。
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 78. 1%，2005 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83. 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8 个百分点。年耗标煤 5000 吨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 565 家，实现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74. 5%，而消耗的能源所占比重则高达 97. 8%。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陕西经济增长依然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遵循“资源消耗 － 产品工业 － 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每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数值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能源利用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逆转，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现状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即给陕西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9 年 12 月 7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当天，“ 应对气候变化与陕西可持续发展” 论坛在西安举行。此后不久，陕西出台《陕西省新能源发展规划》，在能源化工产业已成为陕西省支柱产业的时候，陕西省意图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培育新型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随后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0 年，要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理念。陕西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环保产业。而节能减排也有了明确目标： 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 5% 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同比削减 3% 以上。
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我国国内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利用层次分析法把所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的高低排名（ UNDP）［1］； 另一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提出的驱动力 － 状态 － 响应（ Driving Force － Status － Response，DSR） 模型［2］。张亚欣（ 2011）［3］采用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四项指标，评估比较了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和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朱守先（ 2010）［4］选取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项指标评价了吉林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付加锋（ 2010）［5］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 朱有志（ 2009）［6］等基于层析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碳排放、碳源控制、碳汇建设、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合作在内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有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文中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对比分析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为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经验支持。
2. 1 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 付加锋，2010; 潘家华，2004）［5，7］，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核心在于考核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是否达到低碳化。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各国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所作的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文中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由五个方面构成，即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 表 1） 。
2. 1. 1 低碳产出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包括三个具体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即碳生产力，表示排放一单位碳的经济产出； 单位能源产出衡量消费一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低碳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加工转化率则是衡量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的先进与否，是衡量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其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一国在货币资产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和保障。
2. 1. 2 低碳排放指标。
低碳排放指标包括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直观指标，其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绝对量指标； 人均碳排放衡量按总人口分摊的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与消费模式有关，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碳排放越少，消费模式越节约； 能源碳排放系数即碳强度，衡量消费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能源种类不同，碳排放系数相差很大。能源强度反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越小，相应的碳排放量也越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衡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 1. 3 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消费指标从消费方面衡量碳排放水平，包括三个具体评价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是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 政府消费碳排放反映政府部门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社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人均零碳资源消费量的大小衡量人均清洁能源消费状况，也从侧面衡量零碳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潜力。
2. 1. 4 低碳资源指标。
低碳资源指标衡量低碳资源开发现状，包括三个具体指标。零碳能源作为低碳资源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中零碳能源所占比重来衡量； 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缓冲器和碳储存库，森林碳汇投入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也越强； 城市绿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民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林的覆盖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越高，城市碳汇水平越高，对城市碳源的拟制作用越强。
2. 1. 5 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选取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来衡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逐步降低，进而实现生活方式的低碳化。
2. 2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以上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计算了 2008 年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代表我国总体.
2. 2. 1 碳排放产出水平.
评价碳排放产出水平即碳生产率，表示每单位碳排放的经济效应。陕西省 2008 年单位碳排放产出为 0.4873 万元 / 吨碳，全国平均水平为 0. 5668 万元 / 吨碳，每吨碳排放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0795 万元，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从单位能源投入的产出看，2008 年陕西省为 0. 9208 万元/吨标准煤，全国平均水平为 1. 0550 万元/吨标准煤，陕西省消耗一吨标准煤的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342 万元。
从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看，陕西省为 69. 23%，全国为 71. 55%，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3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陕西省碳产出水平与全国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2. 2. 2 碳排放水平评价。
社会活动的最终表现即为现实或未来的消费活动，因此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等从根本上受各种消费活动的驱动。2008 年陕西省人均碳排放量为 3. 7373 吨碳/人，低于全国（ 3. 9945 吨碳/人） 平均水平 0.
2572 吨碳 / 人。平均能源碳排放系数 1. 8896 吨碳 / 吨标准煤，接近全国（ 1. 8613 吨碳 / 吨标准煤） 平均水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 1. 0860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为 0. 947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产出的能源消耗高于全国平均 0. 1381 吨标准煤。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2. 01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 2. 1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国 0. 18 吨标准煤。从碳排放水平的对比看，陕西省目前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于降低单位能源投入的碳排放，进而减少碳排放量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2. 2. 3 低碳消费水平评价。
由于各国（ 或地区） 居民消费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的不同，会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较大的差异。2008 年陕西省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为 3. 6076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4. 3794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11. 3917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12. 7055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零碳能源消费量陕西省为 0. 0178 吨碳/人，全国平均为 0. 1910 吨碳/人，陕西省平均每人零碳能源消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732 吨，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 3%，距离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值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目前的关键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零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人均零碳能源消费水平。
2. 2. 4 低碳资源水平评价。
低碳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碳汇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物质基础。2008 年陕西省零碳能源比重为0. 90%，全国平均为8. 9%，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 0 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 1%。
森林植被作为地球上最有效的碳汇资源，森林低碳投资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陕西省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37. 3%，全国平均为 20. 36%，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城市绿化覆盖率对城市碳源减排具有重要的拟制作用，目前陕西省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38. 8%，全国平均为 38. 2%，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低碳资源的总体评价结果看，目前的关键是大力开发零碳能源资源，如水能、风能、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 2. 5 人民生活。
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理想状态是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2008 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3136 元，全国平均为 4761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625 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第 27 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858 元，全国平均为 1578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923 元，在全国排名第 22 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结果看，提高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3 研究结论及建议。
文中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评价了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所有评价指标中，有七项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七项指标分别是： 人均碳排放量、居民消费碳排放、政府消费碳排放、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面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能源碳排放系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项指标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正确认识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对于制定科学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1） 陕西省产业结构、产业能源消费和产业碳排放均呈现“二三一”的特征，且低碳产出的三项评价指标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实现“二产”的低碳化。对于那些单位产值能耗大、碳排放多的产业，应限制其发展； 鼓励能耗小、碳排放少的产业的发展； 逐步建立以新型能源、航空航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和食品等为主体的新型工业结构，有选择的淘汰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高碳排放产业。同时，依靠政策引导，利用自身科技优势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低碳产业。
（ 2） 陕西省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能耗和零碳能源消费与全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一是由于陕西省独特的资源优势所致，二是由于能源的利用低效。虽然陕西省短期内依赖化石能源消费的现状难以改变，但可以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资源。同时，陕西省的邻省内蒙又是我国最大的风电生产基地，陕西省可以利用地理邻接的优势，争取利用内蒙古的风电资源，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在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调整困难的情况下，除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资源外，更为可行的减碳途径是发展清洁煤炭技术，将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为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实施清洁生产，清洁利用。
（ 3） 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消费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如向居民普及低碳常识，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灯等节能家用电器，倡导居民空间装饰的低碳化，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应该有重点、有力度的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低碳化，如最大幅度地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采用秸秆还田、气化等方式综合利用秸秆资源； 以生物或自然的方式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如开发沼气获得生物质能，在陕北太阳能丰富的地区推广发展太阳能的使用等。
（ 4） 植树种草，继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化面积，扩大碳汇。陕西省自 1998 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以来，2008 年森林覆盖率提提高到 37. 3%，城市绿化面积已达到 38. 8%，但可开发提高的空间较大。首先，在陕北地区继续推进并扩大退耕还草工程，扩大草地种植和保护面积； 在关中地区推行平原绿化工程，重视城市屋顶、路边草地、休闲旅游地的绿化； 加强三北防护林建设，以及秦岭南北麓、渭北山地、黄河湿地的保护和建设工作；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建设一批生态园林城市群和生态区，如关中生态园林城市群、西安浐灞生态区等，也不失为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省份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UNDP.2007/2008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
［2］CSD.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nd Methodologies（ Third Edition） ［M］。 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7.
［3］张亚欣，张平宇。 吉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25（ 6） : 43 －47.
［4］朱守先，庄贵阳。 基于低碳化视角的东北地区振兴 － 以吉林市为例［J］。 资源科学，2010，32（ 2） : 230 －233.
［5］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 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 8） : 38 －43.
［6］朱有志，周少华，袁男优。 发展低碳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 － 低碳经济及其评价和指标［J］。 中国国情国力，2009（ 12） : 4 －6.
关键词：辽宁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00503
0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是指在某一时期和地区范围内，一些区域比另一些区域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致使空间上呈现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见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一不平衡发展阶段，适度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空间升级转移和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则会给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大体分为政策因素、地理位置因素、资源禀赋因素、人力与科技因素等原因。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首先提出增长极概念，认为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再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经济发展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区域开始的，条件较好地区的快速发展拉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65年威廉姆森提出倒“U”型学说，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之后随着经济增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成长差异将渐趋缩小，最后倾向均衡增长。20世纪60年代初，弗里德曼提出中心区发展条件优越，而区发展条件较差，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生产要素从向中心区转移。弗农认为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行业、新产品和新技术都会由高梯度向地梯度传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专家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大多是从区域差异理论、不同级别区域差异和差异原因三个方面进行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研究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的。
进入21世纪，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辽宁省内部各市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综合竞争力水平，更影响着不同区域内的居民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对于辽宁省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对辽宁省14个地级市近20年经济发展差异变化进行研究分析，为促进辽宁省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提升提供借鉴。
11993～2012年辽宁省经济差异总体水平的动态变化特征
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测度，各项指标的选取如果仅仅从总量着手，区间可比性将大大降低，而带有人均性质的指标可以排除区域范围和人口多少的差异，可以比较直观的反应经济差异的本质，所以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时都以人均GDP作为主要指标，本文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各年人均GDP为主要研究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年辽宁省统计年鉴，其中考虑到数据的差异和更好的反应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整个区域的人均GDP我们没有直接采用省级数据，而取的是14个地级市的算术平均。
区域经济差异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有从动态和静态方面研究的，也有从纵向和横向研究的，还有从绝对量和相对量研究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单指标差异量度法和多指标综合测算法两种。单指标差异量度法主要通过极差、标准差、离差、极差系数、标准差系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系数、比率等方法来测度区域差异。多指标综合测算法是通过分别计算区域内各单元的多个指标得分进而综合反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常用的度量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测算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两种。本文主要采用标准差、标准差系数以及偏态系数来测算辽宁省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
2区域经济差异的时序变化特征
本文将辽宁全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选择1993-2012年为研究时段，从产出角度以人均GDP（数据处理均按当年价格计算）作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指标，用标准差（St）和标准差系数（Vt）和变异系数（Ct）测算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即
St=（Yti-Yt）2/N（1）
Vt=St/Yt（2）
Ct=（Yti/Yt）3/（N・Y3t・V3t）（3）
式中：Yti为第t年第i个地域单元的人均GDP；N为地域单元个数；Yt为第t年全省地域单元的人均GDP的均值，其值的取值计算使用公式：Yt=Yti/N；Ct为偏态系数。Ct=0称为正态分配，Ct>0称为正偏分配，Ct
标准差表示绝对差异，标准差系数表示相对差异，二者各有侧重，因此测定区域差异时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需同时考虑。根据公式（1）和（2）计算1993～2012年各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1993年以来辽宁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变化总体上是扩大的，其中绝对差异逐年扩大，增速比较均匀，以2003年为分水岭，2003年以前增速相对较缓，2003年以后增速相对较快。相对差异的变化呈先上升后下降，以2000年为分水岭，2000年以前相对差异的变化逐年增加，2000年以后相对差异的变化逐年减小。
图11993～2012年辽宁省区域经济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的《辽宁省统计年鉴》计算，标准差单位为万元。通过计算各地级市人均GDP的标准差、标准差系数和偏态系数，对全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3-2012年全省各市人均GDP的标准差年均递增率为121%，说明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但是仔细研究发现辽宁省区域经济差异呈长期缓慢扩大特征，没有出现短期局部的区域经济差异快速扩大，说明辽宁省各市的经济保持相对的稳定增长，由于各地历史基数的不同，经过长期积累导致省内各市经济发展差距增大。
进一步探讨各市人均GDP的频率密度分配的对称（或偏态）情况。通过公式（3）计算偏态系数Ct，其计算结果（见图1），各年Ct均大于0，说明它是正偏分配，且整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反映出辽宁省各市GDP的频率密度分配逐渐向正态分布靠拢，也就是说，多数城市发展趋于均衡，特别发达和特别落后的城市数量在减少，这是造成全省局部经济发展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
3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
3.1各市相对发展速度的差异
多数学者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采用GDP或者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表面上看增长率相差不大，但由于不同地区基数不同，在增长率相同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反映各地实际发展情况。为此，我们引入另一个相对发展率指标，用Nich表示，来测度各地区在某一时期内人均GDP相对整个区域的变化关系，用以反映各地区的相对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4）：
Nich=（Y2i-Y1i）/（Y2-Y1）（4）
式中：Y2i，Y1i分别表示i区域在两个时间1和2的人均GDP；Y2，Y1分别代表整个区域在两个时间1和2内的人均GDP。这里的各小区域指辽宁省各地级市，大区域指辽宁全省，时间选取1993年和2012年，其计算结果如表1。Nich值大于1，说明该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反之说明该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全省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表1辽宁省各市人均GDP与全省平均水平
的比率及Nich值
地区11994120121Nich沈阳11.02311.45011.505大连11.13411.85411.947鞍山11.351 11.247 11.234 抚顺10.786 11.054 11.089 本溪10.892 11.161 11.196 丹东10.585 10.760 10.782 锦州10.597 10.721 10.737 营口10.551 11.019 11.080 阜新10.382 10.559 10.582 辽阳10.771 10.971 10.996 盘锦11.602 11.570 11.566 铁岭10.461 10.579 10.594 朝阳10.357 10.554 10.580 葫 芦 岛10.493 10.499 10.500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的《辽宁省统计年鉴》计算。
通过计算得出1993～2012年辽宁省各市人均GDP的Nich值，对比各市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比值，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从表1可见，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辽阳和盘锦这7个市的Nich值较高，这些城市都位于辽中和辽南地区。1993年最高的盘锦市，其比率为1.602，最低的朝阳市，为0.357，两者相差1.245；而2012年最高的大连市为1.854，最低的葫芦岛市为0499，两者相差1.335，差距在扩大。从表中还可看出鞍山、锦州、辽阳、盘锦和葫芦岛等5个市的比率在减少。其余各市比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以大连、营口、本溪和阜新市增长较快。从图表中还可以看出，沈阳、大连、鞍山和盘锦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全省平均状况，而阜新、铁岭、朝阳和葫芦岛则一直低于全省平均状况。从1993年到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明显增多，其原因是近几十年辽宁省各市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尤其是得到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之后，辽宁省各市经济发展速度要明显快于以前，各市经济发展都在原有基础上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市的相对发展率相差很大，最大的大连市与最小的葫芦岛市相差将近4倍。Nich值大于1的地区有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和盘锦，即这些地区人均GDP的增量大于全省人均GDP的增量，其中沈阳、大连和盘锦三个地区发展速度较快。部分城市发展快，部分城市发展慢，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扩大区域差异。
3.2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格局的动态分析
为了度量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本文引入区位熵这一指标，区位熵常被用以衡量某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反映某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等，本文用区位熵度量辽宁省各市相对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的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Qi=Si/Pi（5）
式中：Qi为i区域的经济区位熵；Si和Pi分别为i区域GDP和人口数占全省的比重。Q值越大，说明i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i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假设Q表示各区域经济区位熵的平均值，则当Qi>Q时，i区域为经济发达区；当1
依据表2分析得出：（1）1993-2012年，沈阳、大连、鞍山和盘锦历年区位熵指数都大于全省的平均值且大于1，一直以来都是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其中，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国家交通和信息枢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大连位于辽宁省最南端，作为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鞍山地处环渤海经济区腹地，沈阳经济区和大连经济区的连接点，东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28.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74901元，同比增长9.8%。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以油气开采为龙头，以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和装备制造等为主的工业体系，主要石化及精细化工、石油装备、新材料、船舶及海洋工程、农产品加工五大产业。（2）抚顺、本溪和辽阳的经济发展呈现波动变化，区位熵整体看围绕全省均值上下波动；（3）阜新、铁岭、朝阳和葫芦岛地区的区位熵几乎都低于0.5，始终是经济不发达区。
4结论与建议
自1993年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各市经济发展差异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速度的实证研究来测度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利用区位熵这一指数对辽宁省各市区域差异进行动态分析，发现辽宁省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经济带和以大连为中心得辽南经济带是辽宁省发展较快地区，位于这些区域的各市区位熵指数几乎都接近或者高于全省平均值，而辽西和辽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等因素存在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缓，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落后于辽中和辽南地区。
解决辽宁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辽西、辽北与辽中和辽西经济发展差异，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辽西和辽北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完善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重点发展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经济带，发挥中部地区的轴带和辐射作用。第三，加快全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着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保持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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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外贸发展水平；贡献率；比较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3－0067－06
一、引言
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随着安徽省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步伐的不断加快，安徽省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额增长迅速。但是，与临近的江苏省相比，安徽省的外贸发展水平以及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等还存在很大差距。究竟安徽省与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大差距?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有多大?外贸发展水平存在多大差距?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庞英(2004)运用1992－2002年的数据，对内蒙古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内蒙古对外贸易对推动其经济功不可没，但是与全国相比，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还存在很大差距。王滨(2006)根据1993--2004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分析表明，在最近lO年中，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挤出国内投资。吕立才、黄祖辉(2006)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和食品进口、出口和总贸易量与FDI之间皆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具有互补性。吴一丁、毛克贞(2006)研究表明，我国出口贸易通过不同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较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限、对市场化进程及技术进步有一定的作用；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进(2007)根据1981--2006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福建省FDI流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福建省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出口和进口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从短期看，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产生了偏离，但偏离误差修正的速度较快。康赞亮、张必松(2006)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我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且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姚远(2007)运用GMM估计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各区域，发现东部地区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钟晓兵(2007)在对黑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和省内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等检验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协整的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单项的因果关系和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安徽省和江苏省1997－200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比较了两省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水平。
三、安徽省与江苏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部地区经济特别是临近江苏省的安徽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临近的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可以明显发现两省的差距非常大。
1.GDP的比较。安徽省GDP从1997年的2669.95亿元增至2007年的7 364.18亿元，增长了约2.76倍，年均GDP增长率约12.45％；而且GDP增长率波动较大，从1997年的14.14％跌至1999年的3.68％，然后又增至2007年的20.11％。江苏省GDP从1997年的6680亿元增加到25 741.15亿元，增长了约3.85倍，年均GDP增长率约13.83％。另外，江苏省与安徽省GDP的差距由1997年的2.5倍扩大到2007年的3.5倍(见表1)。
2.进出口贸易额的比较。安徽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97年的31.16亿美元增至159.31亿美元，增长了约5.11倍，其中出口贸易额从1997年的20.05亿美元增至88.21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年均增长率为21.61％；江苏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97年的238.77亿美元增至3 496.71亿美元，增长了约15.90倍，其中出口贸易额从1997年的152.18亿美元增至2 037.33亿美元，增长了13.38倍，年均增长率为33％。而且，江苏省与安徽省的差距由1997年的7.66倍扩大到2007年的12.79倍(见表1)。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较。安徽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997年的687.3亿元增至2007年的5 093.68亿元；江苏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997年的2 203.09亿元增至2007年的12 268.07亿元(见表1)，江苏省与安徽省的差距由1997年的1 516.6亿元扩大到7 174.39亿元。
4。FDI的比较。安徽省FDI由1997年的3.85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35.71亿美元；江苏省FDI由1997年的92.71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527.07亿美元(见表1)，江苏省与安徽省的差距由1997年的88.86亿美元扩大到491.36亿美元。
四、安徽省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
就地区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由出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总额、FDI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反映。因此，笔者运用OLS法，采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1997－2007年安徽省和江苏省GDP指标与出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总额、FDI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R2和调整的R2都在0.9以上，说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高；相关系
数R都在0.95以上，说明自变量都与GDP呈正相关关系。另外，F统计量、T统计量均通过了α为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回归方程的可信度高。
(一)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对GDP作用的差异分析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见表2)，R都在0,99以上，表明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与GDP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就自变量系数而言，安徽省增加1个单位出口贸易可以使GDP增加4.6个单位；而江苏省增加1个单位出口贸易可以使GDP增加1.26个单位；安徽省增加1个单位进出口贸易可以使GDP增加4.6个单位；而江苏省增加1个单位进出口贸易可以使GDP增加0.71个单位。这表明安徽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远大于江苏省，这主要是因为与江苏省相比，安徽省经济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安徽省要提升GDP总量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应该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
(二)FDI对GDP贡献率的比较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R都在0.95以上，表明FDI与GDP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就自变量系数而言，安徽省增加1个单位FDI可以带动GDP增加19.4个单位；而江苏省增加1个单位FDI仅使GDP增加4.5个单位。这说明安徽省FDI对GDP的带动作用远大于江苏省，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的促进作用潜力巨大。因此，未来安徽省应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带动作用的比较分析
从回归结果看(见表2)，相关系数都在0.98以上，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就自变量系数而言，安徽省增加1个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带动GDP增加1.08个单位；而江苏省增加1个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使GDP增加1.8个单位。说明安徽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带动作用略小于江苏省，主要是由于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效益不够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以及投资体制问题较多，民间投资不活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应改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活跃民间投资，尽力发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安徽省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认清安徽省和江苏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笔者结合以上基础指标(见表1)，并运用与其相关联的衍生指标作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如下：
(一)指标及计算方法说明
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本文主要是借鉴庞英(2004)的测算方法，主要指标包括：出口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对外开放度、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直接利用外资能力，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出口依存度＝当年出口额÷当年GDP
外贸依存度＝当年进出口贸易额÷当年GDP
外资依存度＝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GDP
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年出口额一上一年出口额)÷(当年GDP－32一年GDP)
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直接利用外资能力＝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对比分析
笔者运用以上公式，分别计算了安徽省和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具体度量指标，计算结果见表3。利用表3的数据，运用Evlews5.0软件作图，分别对两省11年来出口依存度、对外开放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和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走势进行了比较(见图1、图2、图3、图4、图5)。
1.出口依存度的比较。据统计资料显示(见表1)，安徽省1997年以来出口贸易和GDP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出口从1997年的166.4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679.22亿元人民币，GDP从1997年的2669.9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7 364.18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4.08倍和2.76倍。1997年以来安徽省的出口依存度有所提高，但增长很缓慢，11年间的年均值仅为0.07。江苏省1997年以来出口贸易和GDP都有了飞速发展，出口从1997年的1263.1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15687.44亿元人民币，CDP从1997年的66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25741.15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12.42倍和3.85倍。1997年以来江苏省的出口依存度提高迅速，11年间的年均值为0.36。就变化趋势而言(见图1)，江苏省的出口依存度在逐年上升，呈不断增长态势，安徽省与江苏省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安徽省应加快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圈”的步伐，不断挖掘出口贸易的自身潜力，充分利用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促进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2.对外开放度的比较。根据表3计算出，1997－2007年安徽省对外开放度的年平均值为0.13，其中外贸依存度为0.11和外资依存度为0.02；而同期江苏省对外开放度的年平均值为0.79，其中外贸依存度为0.65和外资依存度为0.14，就对外开放度而言，安徽省比江苏省低66％，表明安徽省进出口规模较小和吸引外资能力弱。
从11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图2)，代表安徽省对外开放度的曲线相对平缓，说明从1997－2007年安徽省的对外开放度增长缓慢；而代表江苏省对外开放度的曲线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在1997－1999年与安徽省对外开放度曲线的距离不大，但是1999年以后两曲线的距离越来越大，表明江苏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相反则表明安徽省对外资和国外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严重不足。
3.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较。据表3数据计算得，1997－2007年安徽省和江苏省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年均值分别为0.08和0.61，安徽省比江苏省低53％，表明安徽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远不及江苏省。从趋势上看(见图3)，两条曲线变化趋势基本同步，但是安徽省的趋势线波动较大，由于出口的不稳定使得1999年的出口额减去1998年的出口额后所得的出口增加额为负数，以致1999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值。另外，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很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说明安徽省和江苏省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呈不断拉大之势。
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的比较。从趋势图上看(见图4)，安徽省的曲线较平缓而江苏省的曲线变化较大且上升幅度很大，两条曲线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且1999年由于安徽省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值，导致其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负值。另外，从数值上来看(见表3)，11年间安徽省和江苏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的年均值分别为
1％和8％，江苏省比安徽省高7个百分点；而且2005年江苏省和安徽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14％和2％，相差12个百分点，达到期间最高水平，表明安徽省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弱。因此，安徽省应借鉴江苏省的成功经验，改善出口结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5.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比较。利用表3的数据计算出1997－2007年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年平均值，安徽省和江苏省分别为0.05和0.36，江苏省是安徽省的7倍多；而且2003年直接利用外资能力江苏省为0.48而安徽省仅为0.06，相差42个百分点，是11年中差距最大的。另外，从趋势图上看(见图5)，代表安徽省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曲线很平缓，表明其直接利用外资能力提升缓慢；代表江苏省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曲线高悬于代表安徽省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的曲线之上，而且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2003年以后虽有所缩短，但总体而言两者之间的间距还是很大，表明与江苏省相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安徽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FDI所占比重较小，而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R)都在0.99以上(见表2)。因此，安徽省应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外资形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不足。
六、简要结论
本文通过将安徽省与江苏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做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就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安徽省GDP从1997年的2669.95亿元增至2007年的7364.18亿元，增长了约2.76倍，且GDP增长率波动较大；江苏省GDP从1997年的6680亿元增加到25 741.15亿元，增长了约3.85倍。江苏省与安徽省进出口贸易额的差距由1997年的7.66倍扩大到2007年的12.7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差距由1997年的1516.6亿元扩大到7174.39亿元。FDI的差距由1997年的88.86亿美元扩大到491.36亿美元。
关键词:第三产业;地区差异;因子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the third industry of forty districts in Chongqing in 2006，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level of the third industry in these districts using the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not onl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industry exist among the three economic circles in Chongqing in 2006， but also the differences exist within the three economic circles. The imbal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industry in these districts affect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third industry in Chongq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brief suggestion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vel of the third industry.
Key words:the third industry; regional differences; factor analysis
重庆直辖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综合经济实力正不断增强。直辖前的1996年，重庆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35.9%;直辖后的2006年，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44.8%。由此可见，重庆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日益上升，经济地位也得到了迅速提高。然而，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位居12位(曾国平，2006)，与处于前列的上海、北京相比，其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还有一段差距，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1]。
总的来看，影响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重庆市整体经济、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区域间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协调的因素。考虑到重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圈”(以主城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区)与“两翼”(三峡库区镇群和渝东南镇群)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会影响重庆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本文从地区间发展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影响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因素，运用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重庆市40个区县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找出影响我市第三产业发展地区差异的因素，并对如何协调发展区县第三产业提出相关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指标
(一)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处理降维的一种统计方法，它是将具有错综复杂的变量或样品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和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可以对变量或样品进行分类。因子分析实质上是对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发展，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或样品的相关系数矩阵(对样品是相似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或样品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或样品之间的相关或相似关系。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预测的，通常成为因子。这几个因子能有效地代表数据的基本结构，并反映所需信息的主要特征[10]。
在本研究的实施过程中，将运用SPSS15.0对选取的经济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具体步骤是:选取所需变量，计算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提取因子，进行斜交旋转，得出因子得分，计算各个区县的综合得分并排序，最后利用因子分析结果比较重庆市各个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对协调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研究指标
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反映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日趋增大，不同的学者根据其研究的不同角度选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和本着内容全面性、实用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选取如下指标: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经济发展水平;x2: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元)—发展规模;x3:第三产业产值(万元)—总量规模;x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万人);x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产业高级度;x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化程度;x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x8: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生产效率;x9:城市化率(%)。以上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7)》。
二、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本文以2006年数据为例说明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过程。利用软件处理首先得到上述9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以及相应的碎石图。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是否过小，一般情况下，当KMO大于0.9时效果最佳，小于0.5不适宜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用于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是单位阵，如果结论是不拒绝该原假设，则表示各个变量是各自独立的。本文KMO检验结果是0.705，表示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0.000，表示拒绝原假设。
接着进行因子旋转使因子结构变得更简单，更容易解释各个因子的实际意义。由于斜交旋转后允许因子之间存在相关，因此，本文选择斜交旋转的因子旋转法，得到旋转后主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由此而提取的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118%，即这两个因子累计解释了原始数据85.118%的信息。因此，这两个因子能够科学的反映重庆市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还得到了斜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阵。
由因子负荷阵可知，主因子F1在人均地区生产产值(X1)、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X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7)、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X8)、城市化率(X9)这几个指标上有较高的负荷。这些变量包含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综合性较强。说明主因子F1与代表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变量高度相关，因而将主因子F1定义为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主因子F2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X6)有较高的负荷，说明主因子F2对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而可以将主因子F2定义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也说明了工业化发展程度是与第三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同时，通过运用软件处理可以得到各个区县在两个主因子上的得分，从而以各因子的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求和，得到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并以综合得分进行排名。 (二)评价分析
1.处在不同类的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从“一圈”到“两翼”地区呈现明显的层级性、差异性。从排名上看，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排在前10位的区县都集中在“一圈”地区，其综合得分均为正，说明这些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市平均发展水平之上。由于这些地区属于重庆市的主城区范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其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运用比较集中，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发达都为这些区县的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优势。所以，这些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名列全市前茅。其次，处于中间水平的区县除了少数几个“两翼”地区的区县外都集中在“一圈”地区。这些地区的综合得分逐渐由正变负，说明处于中间水平的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最后，排在后10位的区县都集中在“两翼”地区。这些地区的综合得分均为负，且负值较大，说明这些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其中“两翼”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对处在三峡库区的渝东北地区的重视较多，因此渝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稍高于渝东南地区。
2.处在同一类的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同样显著。本文根据综合得分，将重庆市40个区县划分为5类，代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5种水平。
第一，“一圈”地区中的主城9区之间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有处在高等水平的渝中区、九龙坡区和江北区，也有处于一般水平的北碚区和巴南区。分析得知渝中区是商业金融中心，该地区已基本实现全面城市化;九龙坡区的工业发展比较发达，其工业化程度较高;江北地区作为重庆市的新兴开发地区，集中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优势资源。因此，这三个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主城区的其它地区。相比起来，北碚区的地理位置较其它主城区较远，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而且主要是发展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三产业发展。同样，巴南区的区位优势较其它主城区也较弱，其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偏慢，这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以，这两个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主城区的其它地区。
第二，主城9区之外的“一圈”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有处于中高水平的永川区、合川区和涪陵区，也有处于中低等水平的南川区、潼南县、铜梁县和荣昌县。这些区县之间第三产业发展的差异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发展优势所决定的。
第三，“两翼”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在渝东北地区，只有万州区处于一般水平，其余区县处于中低等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三峡库区建设和投入的核心地在万州，因此万州区也因政策因素而发展了本地的经济，从而提高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在渝东南地区，由于集中了欠发达的自治区和自治县，因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劣势，使其第三产业发展普遍较低。除了黔江区和武隆县外，其它四个自治区和自治县都处于低等水平。
3.重庆市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正的区县有15个，它们都处于“一圈”地区，而且这15个地区在主因子得分上呈现出一定的特征，表现在这些地区在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因子F1上的得分均为正，说明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较重庆市的其它区县发达，特别是城市化率普遍比较高，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水平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然而这些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势水平F2上的得分存在差异。除了大渡口区、南岸区、北碚区、巴南区、双桥区在F2上的得分为负外，其余区县在F2上的得分均为正。这说明这几个区县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重庆市有25个区县的综合得分都为负，在主因子得分上也显示了一些特点。“一圈”地区:万盛区、南川区、铜梁县和荣昌县在主因子F1和F2上都为负，说明这些区县在经济综合实力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还存在不足，从而降低了它们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的综合排名;綦江县、潼南县和大足县则是因为在其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足而减少了综合得分;而壁山县和长寿县则因F2得分偏低，即产业结构调整不够而影响了它们的综合得分。“两翼”地区:近一半的区县同时在F1和F2上的得分为负而使其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的排名靠后;也有一半的区县是由于在主因子F1上的得分过于偏低而制约了其综合得分。综合起来，衡量区县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因子F1对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排名情况。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重庆市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论是:(1)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表现出“一圈”与“两翼”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一圈”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两翼”地区。(2)在“一圈”与“两翼”地区内部同样存在差异，表现出个别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同类地区的个别区县的特点，即高低层次落差明显。(3)从因子分析过程来看，重庆市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其区县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经济社会基础发展较好的地区，为第三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度更强，因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往往比较高。
为了缩小区县内部及区县之间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距，现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依据区县特点，合理布局各区县第三产业。通过以上对重庆市各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的比较分析，将重庆市40个区县按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划分成了五类。
第一类地区属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类地区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和江北区。这类地区的特点是要么是城市化进程较快、工业化程度较高，要么是第三产业发展的资源比较集中。因此，这些地区进一步的目标应不断完善第三产业优化发展条件，重点培育新兴第三产业，提高这类地区第三产业内部层次水平，并带动其它区县发展第三产业。
第二类地区属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主要有沙坪坝区、南岸区、渝北区、大渡口区、永川区、合川区和涪陵区。这类地区的特点是总体经济基础较强，但传统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因此，这类地区应调整第三产业发展内部结构以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重点培育具有区县特色的第三产业。比如，沙坪坝区可根据其历史文化积垫发展文化旅游服务业，以及利用教育优势发展高科技工业园区服务业;南岸区可利用其优越的会展条件发展新兴会展服务业，以及通过南滨路的地理条件发展南滨餐饮服务业。
第三类地区是属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略高于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这类地区有万州区、北碚区、长寿区、壁山县、綦江县等。除了万州区外，其余区县都处于一小时经济圈内。它们的特点是第三产业所需的综合经济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所以，这些地区应利用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条件，学习优势区县第三产业发展经验，并开发具有本区域特色的第三产业以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第四类和第五类地区属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它们归类于整体经济水平欠发达的“两翼”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地处偏远地带，交通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对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视和规划不够。因此，这些区县应挖掘其地区的优势资源，比如说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等，做好地区产业规划和布局。不仅依靠“两翼”外地区的带动，还应借助“两翼”内核心地区(万州区、黔江区)的经济带动力，最终提高“两翼”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2.立足区县实情，优化第三产业区域发展规划。由重庆市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特征可知，要提高重庆市整体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就必须做好第三产业区域空间规划。总结起来，重庆市第三产业区域发展规划应采取区域增长极与点轴式发展相结合的模式[11]。
第三产业区域增长极模式规划:第一，“一圈”地区以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等9大主城区组成的发达都市经济区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总增长极，通过次级中心区(9大主城区以外的“一圈”地区)将总增长极的经济辐射力传递到欠发达“两翼”地区。第二，渝东北地区以万州区、忠县、开县等为次级增长极带动该类地区其它区县的第三产业发展。第三，渝东南地区以黔江区、武隆县为等级次级增长极促进该类地区其它自治区和自治县的第三产业发展。
第三产业区域点轴模式规划:点轴式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交通枢纽，发挥都市经济区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和扩散作用，以点成线，由线到面地带动整个重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就重庆而言，第三产业点轴式的模式是以主城9区为中心点和以万州区、黔江区为次级中心点，再以各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为轴，将“一圈”与“两翼”地区连成一个辐射网。既达到中心点第三产业发展对周围区县“带”的作用，又达到次级中心点反作用于中心点的“动”的作用，从而形成中心城市、次级中心城市与小城镇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12]。
3.明确区县目标，突出区县政府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引导。一是提高第三产业开放发展意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领导重视力度，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各种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作用，以及采用培训学习的方式大力营造第三产业发展氛围，为本市发展第三产业奠定思想基础。二是协调市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工作，提高政府指导效率。市政府的总指导要顺畅地传达到各个区县，就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只有这样，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才能落到实处，各个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才会协调进行。三是增加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步伐。财政支持方面主要采取第三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的直接财政投资、转移支付等方式;金融方面主要是为欠发达“两翼”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项目资金担保，以及鼓励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加大对第三产业低等水平地区的金融扶持。
综上所述，要实现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不断进步的目标，就必须关注各个区县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从而依据差异影响因素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并协调区县间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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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灵知，张明举，邓炜.重庆市区县社会经济现状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4(5).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发展曲线；比较静态；聚类分析
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09KJ
CX05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经济效应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和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还对节约土地、保护环境和低碳化发展道路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总的来说，东部好于西部、沿海好于内地，导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呈现同样的特征。自然条件优越、国家政策倾斜、市场趋利导向好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城镇化率也比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就比较低，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因此，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潜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何推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研究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对全面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二、基本思路、指标介绍与具体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主要有两类：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主要指标法是为了便于测度区域城镇化水平，选择对城镇化表征意义最强又便于统计的个别指标，主要有人口比重指标、土地利用指标和产业发展指标。复合指标为了弥补单一指标在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方面的不足，选用与城镇化有关的多种指标进行分析和测度，但由于很难给出一套令人信服的指标体系，因而通用性较差。本文认为，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主要由城镇的人口、经济、地域、社会、环境和城市开放度等因素反映，但城市经济发展是驱动力，城市人口增长是载体。因此，本文主要依据主要指标法中的人口和经济指标对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发展进行综合测量，涉及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聚类分析方法是研究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全国区域经济综合评价的重要方法，基本思想是在样本之间定义距离，在变量之间定义相似系数，距离或相似系数代表样本或变量之间的相似程度。按相似程度的大小，将样本或变量逐一归类，关系密切的类聚集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然后逐步扩大，使得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所有的样品或变量都聚集完毕，形成一个表示亲疏关系的谱系图，依次按照某些要求对样品或变量进行分类。
三、2008年各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根据2008年各省城镇人口比重、人均GDP、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进行聚类分析，将31个省区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地区：北京、上海、天津；
第二类地区：江苏、广东、山东、浙江；
第三类地区：广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
第四类地区：青海、宁夏、黑龙江、陕西、吉林、重庆、内蒙、贵州、甘肃、新疆、、辽宁、福建、山西；
第五类地区：海南。
聚类的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天津属于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三大直辖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城镇人口占比、人均GDP、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优势十分明显，这类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类地区的产业结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三、二、一”产业格局比较稳固（天津属于工业中心，仍然处于“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就业结构也与之相适应。第二，这些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比也远远超过其他省区，已经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第三，由于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大、产业高度集中，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如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等方面压力较大。
属于第二类地区的有江苏、广东、山东、浙江。这类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发展都比较均衡，绝大多数指标处于上游或中上游水平，城镇化水平基本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主要特征是：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四省区的人均GDP指标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经济发育程度高而且具有规模特征；第二，四省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发达，但仍然呈现“二、三、一”结构，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三，这类地区从城镇化率提高趋势和目前的城镇人口占比来看，发展比较迅速，属于全国前列。
属于第三类地区的省份有广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该类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一般，各方面指标处于全国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主要特点有：第一，这类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比和人均GDP都相对偏低，但又相对平衡；第二，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特征，但第一产业相对其他地区偏高，第一产业吸纳了较多的社会劳动力。
属于第四类地区的省份有青海、宁夏、黑龙江、陕西、吉林、重庆、内蒙、贵州、甘肃、新疆、、辽宁、福建、山西，这类地区各方面指标处于全国中等或较低水平，城镇化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海南是第五类唯一的省份，情况更为特殊，究其原因，海南三大产业比例依次为30%、29.8%和40.2%，经济结构呈现出仅有的“三、一、二”格局。典型的是，在工业化发育不足的基础上强行推进第三产业，反而适得其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单独一类。
总的来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东部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个别省份发展异常，城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
四、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建议
1、在第一、二类地区中构建以大都市区为主体的城镇体系。第一、二类地区具有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北京、上海，均已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所以未来城镇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潜力并不大，而更主要的是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城市发展方面，在已有的城市圈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区已成为这类地区的必然选择。这类地区的特征是，核心区与周围地区存在极为密切的产业联系及合理的空间结构：核心区的作用突出表现为服务业高地的功能，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和人才聚集地，也是公司总部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而周围地区则体现为制造业基地的功能；空间上表现为由高速通道连接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庞大城市群。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并开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这正是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区、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重要举措。在城镇化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有必要建立大都市区，通过建立卫星城形成多层次经济增长极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在第三、四类地区中因地制宜地建设新型城市群。第三、四类地区中的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将成为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弱，城镇化水平不高，需要结合本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城市群落。一是要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规划和协调。打破原有的行政框架，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规划协调机制，协调各地政府行为，这是推进新型城市群假设的前提；二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保险机制，解决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新一代农民工长期定居城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农民工居住、就业、就医和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扩大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三是产业调整与升级要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农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更是国家富强的主导力量，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分别发展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不断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和加强工业自主创新，政府在新兴产业空间配置、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四是要大规模建设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部的高速交通设施网络，加快发展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使之成为保障全国各城市群高效运行的基础条件；五是要严格遏制城市粗放式扩张蔓延发展，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保障城市空气质量、水源，合理解决城市扩张的同时带来的交通堵塞、住宅拥挤问题，在现有经验和条件下建设宜居型的新型绿色城市。
3、对城镇化发展过度“滞后”的地区，国家要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学术界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只有北京、上海两地区没有滞后现象，说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但这种滞后既是现实问题又是过程问题，是一种正常现象，大多可以依靠内生的力量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但是，对于经济总量非常低、经济结构极度不合理、城镇化严重滞后的地区，特别是城镇化率还没有超过30%的省份，政府有必要给予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持，包括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这些省份尽快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
4、关于城镇化发展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规模基础之上的讨论。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离不开工业化，在工业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服务业的繁荣也将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具备工业化条件，即达到一定的工业规模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一环，但由于第三产业运作成本较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少，也能拉动城镇化发展，于是有些地区开始探索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即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依靠第三产业繁荣区域经济，如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但对海南城镇化发展分析的结果表明，海南在这种跳跃路径下发展的确相对滞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在第一产业仍然占相当比重、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基础上依靠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城镇化，经济是不是就一定增长缓慢，是不是只有当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占比水平相对较低时，才能依靠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发展第三产业，循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几乎在同时期，在中国广大的乡镇地区，相继提出过这种模式，但结果大多没有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一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依靠实体经济立命的地区则较快地发展起来。但就此得出跳跃式发展模式行不通的论断却过于草率，还需要对国民整体的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城镇化发展阶段、本地区与外部经济发展的联系等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严谨的结论。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关键词:休闲产业;城市化;半岛城市群;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休闲产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对于休闲产业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众多学者肯定了休闲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但是采用较为翔实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还较为鲜见。
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休闲产业与城市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山东半岛城市群休闲产业发展现状
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东营八个设区城市,是山东省经济和城镇发展的重心所在,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城市群之一。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等密切相关的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一般包括国家公园、博物馆、体育、影视、交通、旅游、餐饮、社区服务以及由此连带的产业群[1]。接下来分别从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以及休闲体育业等方面对半岛城市群的休闲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介绍。
(一)旅游业发展现状
山东半岛是山东省旅游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全省70%以上的旅游景区和资源都集中在半岛地区。半岛城市群拥有3000多公里海岸线和299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占全省总数的87.5%。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半岛城市群成为国内游客的最佳旅游观光度假目的地之一和全省旅游的密集区。据统计,2006年半岛城市群8市的国内旅游收入为571.53亿元,入境旅游收入43023.39万美元、旅游总收入610.75亿元,分别占全省的73.54%、91.06%和74.67%。
(二)文化娱乐业发展现状
文化娱乐业是包括影视业、音像制品业、报刊图书业、教育培训业、艺术表演业等在内的以满足人们获取知识、休闲、娱乐等精神需求为主的产业。据统计,2006年底,半岛城市群拥有公共图书馆69个,艺术表演团体51个,艺术表演场所36个,文化馆68个,文化站855个,博物馆45个。除此之外,半岛城市群的民间娱乐项目精彩纷呈,近年来各沿海城市又兴建了许多现代化的海洋水族馆和戏水项目,极大地满足了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
(三)休闲体育业的发展现状
休闲体育业主要指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如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文化休闲业等。在休闲体育业方面,半岛城市群的高尔夫产业特别值得一提。进入21世纪以后,半岛的高尔夫球场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建成开放的标准球场12座,正在建设的有8座,其环境一流,设施先进,各具特色和魅力。拥有海滨型、湖畔型、山地型、园林型、依山傍海的综合型等多种类型的高尔夫球场。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化建设现状
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不同的学科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因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即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100%。2006年,半岛城市群城市化率为47.5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从全国来看,截至2006年底,全国城市化水平已达43.9%,上海城市化率已达88.7%,北京和天津则分别达到84.3%和75.7%。可见,与发达城市相比较,半岛的城市化还处于较低水平。从半岛城市群城市化的地域结构来看,青岛61.14%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在半岛地区,即使在全省地区也是最高的;省会城市济南,城市化率达到56.12%,屈居第二;日照在半岛城市群内的城市化水平最低,仅为32.97%。
三、休闲产业对半岛城市化建设影响的实证分析
众多学者指出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还能够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2]。另外,休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其对资源的消耗较低,因而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比较轻微,休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人们生活质量往往也比较高。接下对休闲产业的发展对于半岛城市化建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均根据历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一)休闲产业对于半岛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休闲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兴起能够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本文首先研究休闲产业的发展对于半岛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从国内比较流行的休闲产业的定义出发,并结合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从旅游业、文化事业以及餐饮业三个方面对半岛休闲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测度。这样,休闲产业采用三个测度指标:文化事业费占GDP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餐饮业销售额占GDP比重(%)。另外,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又纳入了人均实际GDP(元)指标,各地区的人均GDP均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从而消除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
与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较好地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等。因而,本文采用2000-2006年8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在模型一中,只考虑了两个指标:餐饮业销售额占GDP比重(%)和人均实际GDP(元)。实证结果表明餐饮业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半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实际GDP变量的符号也为正,并且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会相应提高。
在模型二中,加入了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变量,其系数值为4.5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餐饮业变量和人均GDP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并且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只是系数值略有变化而已。
在模型三中,又加入了文化事业费占GDP比重(%)变量,其符号为负,说明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过,这一影响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够显著。其余三个变量的表现均与模型二相似,这说明餐饮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的。
虽然实证结果表明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一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餐饮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这说明就总体而言,休闲产业的发展对于半岛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休闲产业对半岛产业结构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第二、三产业比重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接下来,对休闲产业的发展对于半岛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仍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模型一只包含了餐饮业销售额占GDP比重(%)和人均实际GDP(元)两个变量。其中,餐饮业变量的符号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大力发展餐饮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人均GDP变量的符号为负,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反而趋向于恶化。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从2000年至2003年期间,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半岛城市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半岛城市群在这一期间的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的,因而,各级政府应积极转变思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改善。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变量,该变量符号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对产业结构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餐饮业变量和人均GDP变量的表现均与模型一相同,不再赘述。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又加入文化事业费占GDP比重(‰)变量,这一变量的符号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改善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餐饮业变量和旅游变量的符号依然为正,人均GDP变量的符号依然为负,并且这三个变量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只是系数值略有变化而已,说明这三个变量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稳健的。
实证分析表明,餐饮业、旅游业以及文化娱乐业等对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均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影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某些年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甚至出现了下降的现象,虽然这一趋势在2004年以后有所改观,其比重开始上升,但是各级政府仍然要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改善。
四、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的相关对策
实证分析证明,发展休闲产业对于促进半岛城市化进程及产业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且稳健的积极影响。为了大力发展休闲产业,进一步推进半岛城市化建设,建议采取以下相关措施:
(一)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休闲产业的宏观管理
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通过改革现有户籍制度,积极引导农民有序进入第三产业来转移农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加快半岛城市群各城市间的旅游合作,均可为半岛城市群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
(二)开展休闲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休闲观
从整体而言,半岛城市群的休闲娱乐水平较低,休闲方式单一。因此,半岛城市群各级政府一方面应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休闲观;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城市休闲娱乐设施,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
(三)加强旅游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质量
政府应在加大旅游建设投资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旅游地区的配套措施,如景区道路、住宿、厕所等设施的建设[3]。另外,随着外地游客的增多,导游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知识,而且要精于沟通,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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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开放大学，江苏 武进 213149）
摘 要：以无锡市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现状为依据，对无锡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展开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无锡市19个主要行业因素作为公共因素，将行业综合因子与招生比例依据行业因素进行排序，客观的构建出基于无锡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专业设置评价体系。体系能客观的分析无锡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方案，解决无锡在经济发展中对专业人才需求和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
关键词 ：因子分析；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58-03
基金项目：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立项课题（13SEW-Y-028）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保持高吻合度，才能形成适应区域产业结构的高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本文以无锡为例，构建基于无锡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职专业设置评价体系。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全市总面积4788平方公里，濒临太湖，距离上海只有120多公里，属于沿海经济开发城市。2013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无锡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稳步增长，三次产业比例为1.8：52.2：46.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基本相当。[1]近几年，无锡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包括物联网与云计算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工业设计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增长明显，全年实现总产值（营业收入）8073.73亿元。
1 无锡市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估
依据2013年度无锡市统计年鉴数据资料，分别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能源消费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指标作为反映无锡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设为X1、X2、X3、X4和X5.以教育部2004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专业大类为准，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无锡市19个主要行业。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无锡市经济社会发展与行业相关情况进行分析。首先，利用统计软件spss11.5对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对数据进行适宜性检验，得出KMO=0.812，该值高于通常情况下规定的临界值0.8，说明变量间相关性强，具有较好的效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次采用方差极大法进行因子旋转，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主成分，最终选取两个主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90.320%，高于85% 的临界值，包含了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1.表1中，第一主因子在X1、X2和X4等3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方差贡献率为80.270%，主要反映社会生产和经济方面的内容，称为生产因子。第二主因子多包含能源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内容，称为消费因子。然后对公因子做回归分析，确定因子得分矩阵和线性方程，求得经济社会发展评估函数：F（X）= 0.71383F1+0.15564F2，如表2所示。最后将19个主要行业标准化后的数据代入函数计算，得出各行业的生产因子、消费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结果如表3.无锡主要行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制造业以综合因子得分1.184位于榜首，排在末尾的是公安，得分为-2.124（这里的负数仅代表影响水平在平均值以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值）。从因子得分值的分段来看，得分为正的仅有11个，仅占总行业的61.1%，其中，除城市支柱的制造行业和基础的农林牧渔业，文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旅游、材料与能源等行业的综合因子得分已达到了平均发展水平以上，对无锡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7个得分为负的行业中，资源开发与测绘、环保、气象与安全等综合因子得分也在水平轴附近振荡，这类新兴产业对无锡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2 无锡市高职专业设置现状
对照教育部2004年公布的《目录》，对无锡市11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及招生情况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2]无锡市现有高职院校11所，2013年总计划招生13572人。11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覆盖指导性专业目录所有一级19个专业大类的14个，覆盖率为73.68%；531个子目录专业中开设专业数为117个，占总专业数的22.03%，开设专业平均比率为23.48%。其中，电子信息、财经、艺术设计传媒等大类，每个学校都有所侧重的开设了子专业；制造、土建、文化教育等涉及民生的行业开设专业也相对集中；相较而言，生化与药品、医药卫生、公共事业等大类只有个别学校开设。如，针对医药卫生行业仅有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眼视光技术专业，当年计划招生41人，实际录取20人，仅占招生计划的48.78%。而农林牧渔、资源开发与测绘、公安和法律等专业11所学校都没有开设相关专业。在2013年高职院校招生计划中，制造业仍然位居榜首，达到总招生比例的26.6%，其次是电子信息、艺术设计传媒和财经类，比例都超过了10%。值得一提的是艺术设计与传媒专业发展势头迅猛，这与无锡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很大关系，各大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也做了很多探索，相继开出的子专业达到了28个，招生比例也从2010年的9.63%上升至15.7%，上升速度明显，从侧面也反映了无锡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招生数量上，环保、气象与安全、医药卫生、生化与药品等所谓的冷门专业只有个别学校开设，人数也都在50人左右。
3 基于无锡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专业设置评价体系构建
综合分析表3、表4，表3中行业名称与表4中一级目录名称一一对应。表3中行业综合因子得分高低及排序反映了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得分越高，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表4中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主要依据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从侧门反映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招生比例越高，该专业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越好。表4中专业招生比例的高低及排序反映了行业经济发展水平或未来发展前景。
依据行业名称与一级目录名称的一一对应关系，将行业综合因子与招生比例排序集于一张综合表中，即可客观的构建出基于无锡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专业设置评价体系。将2013年度无锡市各行业的综合因子得分及排名情况与2013年度无锡市11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及招生比例排序情况有机整合，见表5.可以发现，无锡市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吻合度有一定的差异，这与无锡市现状基本保持一致。无锡的制造业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排名第一位，各大高职院校专业开设比率达到68.75%；2013年，制造类专业计划招生人数达到3614人，数量上已基本满足了社会对高职层次人才的需求，但从学校的就业率和用人单位对录用高职学生的情况反馈来看，专业设置的有效性不明显，企业真正能用的人才缺口很大。在行业综合因子排名中，无锡的农林牧渔业排名位居第二，而目前在高职专业设置中针对该产业已连续八年没有开设相关专业，仅有个别中职学校开设了园林技术专业，专业设置单一。无锡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和自然优势，水产养殖、畜牧兽医类高级技能人才奇缺，阻碍了无锡现代农业的发展，应适当增设水产养殖技术、观光农业和畜牧兽医等专业。随着无锡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无锡已借助长江三角洲的区位优势实现海陆空的全方位衔接。2013年高职院校交通运输大类计划招生294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等三所学校新开设了航空服务、高速铁路动车乘务等专业，占该类招生比例的32.65%，未来几年包括上述学校在内的高职院校可结合学校特色开设城市轨道等相关专业已满足高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业的要求。公共事业涵盖的内容很广，未来无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问题将日益突出，目前仅有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开设了涉外事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两门课程，实际招生76人。事实上，包括很多本科类院校都纷纷开设了该类专业，但因跟风追求市场效益，缺乏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学生真正能学到的东西很少，就业竞争力差。要满足公共事业发展的要求，保证无锡城市现代化的全面铺开，必须注重对该专业的优化设置。近几年，无锡动漫、艺术设计产业发展前景良好，11所高职院校都纷纷瞄准市场开设相关专业，招生人数也由2006年的1300人增加到2013年的2131人，增长了1.64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业形势严峻，相关毕业生平均工资水平下降。所以在专业设置上，不应批量生产画图的流水工人，而是要培养具有专业特长，能在该领域有所创新、独当一面的高级人才。另外，电子信息类专业尤其值得关注，行业综合因子排名降幅最大，而招生人数不减，高职学生毕业后真正能胜任电子信息类工作的聊聊无几。高职院校一定要以此为警示，结合企业实际设置专业课程，教学环节更讲求实效，注重运用。
高职院校只有保持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高度一致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专业技术人才不相匹配的问题。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客观的分析无锡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方案，解决无锡在经济发展中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长株潭；新农村建设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驶入“深水区”，城镇化已经成为扩大内需、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对湖南城镇化水平、存在问题及发展路径进行研究。
一、湖南城镇化水平的比较分析
判断城镇化水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奎因于1975年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提出了城市化与工业化比较的模型，成为研究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参考。下面结合钱纳里模型，分析湖南城镇化发展的水平。
1.与同一收入水平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
钱纳里模型提出了常态发展状况的城市化水平，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平均城市化水平。表1将湖南的数据与模型进行比较的情况，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NP的增长，湖南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的偏差逐年扩大。如2002年湖南的人均GNP达到813.58美元，而城镇化率仅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1%。可见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湖南的城镇化水平是明显偏低的。
注：湖南人均GN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换算汇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城镇化率与工业化水平进行比较
表2采用工业份额的方法衡量工业化水平，将相同人均GNP下钱纳里模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与湖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湖南城镇化水平长期以来低于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偏差值呈下降趋势，在人均GNP超过800美元后二者之间的偏差开始转正。如果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湖南的偏差值仍然大大低于模型的偏差值。相对于国外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湖南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还比较滞后。
3.城镇化率与非农化水平进行比较
表3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列出了湖南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工业化与非农化关系的比较结果。表中N/U值是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的主要指标，N/U的标准值为1.2，如果过大表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可以发现，每个阶段湖南的N/U值明显大于钱纳里发展模型数据，而且大于标准值。这进一步表明，相对于非农就业比率，湖南城镇化水平是比较滞后的。
4.与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比较
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长期以来以农业人口为主。近年来尽管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相对于我国发展较快地区处于落后的地位。如图2所示，湖南城镇化发展长期以来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差距有所拉近，但仍然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距离。
二、湖南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湖南城镇化水平总体上是滞后的。这种滞后表现在滞后于省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滞后于国内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同时湖南在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中心城市不强，城镇发展不平衡
在城镇地区分布上，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区位条件的制约，湖南省在城镇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中心城市不强、各地区之间发展十分不平衡。首先是中心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极其有限。如湖南首位中心城市-长沙，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近30%，但是吸纳的人口只有全省的10.72%，即使长株潭三市加起来人口总数也只占全省的20.78%。其次是地区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长株潭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41.07%，湘南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只全省的13.16%，“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四市（不包括常德石门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的11.92%。尤其是邵阳市人口占全省10.76%，地区生产总值却只占4.45%。
2.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产业布局不合理
与全国40.09%的工业化率水平，湖南（39.31%）是偏低的。特别是很多地区的工业产业层次低，工艺装备水平低，对加快城镇化进程缺乏强有力的带动和支撑。目前湖南四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和六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全部位于“3+5”城市群。在全省77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中，长株潭工业园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省的55.74%。钢铁、有色、化工为主体的传统重化产业在全省经济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经济总量值高；轻工、纺织等产业实力较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在2010年实现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达到13%。
3.城镇化质量与管理的问题
与全国城市发展情况相比（见表4），湖南在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人公共厕所和人均均居住面积等指标均低全国水平。城镇基础设施条件比较落后，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城中村”现象，城镇危房改造任务艰巨。城市的教育设施、环境状况、邮电通讯状况、园林绿化及防灾减灾等都难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要求，城镇就业、生活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注：表中数据来自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全国人均居住面积是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不含集体户）。
4.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的问题
现有的城镇化还没有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协调发展存在不足。一方面城镇化水平整体滞后制约湖南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城镇化动力基础薄弱。湖南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拉动作用低，缺乏有影响力的知名农产品品牌，农业生产企业化、工业化程度低，总体上产业化程度不高。
三、湖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根据湖南城镇化发展的现水平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1.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区域规划
需要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结合自身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优化区域规划：第一，加速长株潭一体化进程，提高长沙作为湖南唯一特大城市在全省的首位度、人口吸纳能力和区域影响力；第二，进一步完善立体化交通网络，支持省内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打造一批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第三，政府规划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支持有特色的经济圈发展，包括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等；第四，在土地节约和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促进中小城市和镇的发展，与大城市、特大城市组成合理的城市群结构。
2.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园区布局
一方面当前湖南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工业化仍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选，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可持续发展和“四化两型”的战略下湖南发展必须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因此淘汰落后产能，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突出的位置，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需要调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全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此同时，需要完善产业园区的布局，结合各地实际，兴建和壮大一批产业园区，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3.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城镇质量
在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加强城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政府服务职能，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妥善安置拆迁户，解决“城中村”和危房改造问题；加强生态保护，搞好园林绿化，为城镇居民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完善教育设施，解决城镇就业、生活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此外，湖南还应该改革和完善户籍制，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4.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全面发展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助推器，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文化、人口、生态等要素上的交融、协同发展的过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要强调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增强城镇对农业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强调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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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饮食习惯;饮行为;乳制品;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G 479 R 15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7-0582-03
中学生的饮食行为包括不健康饮食行为(主要指可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包括喝软饮料、吃甜点和西式快餐)和健康饮食行为(主要包括喝牛奶和吃早餐)[1]。中学生不健康饮食行为过多而健康饮食行为过少的形势不仅在发达国家流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也不少见[2]。这种变化随我国经济增长和都市化速度加快,已引发城市中学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3],如超重与肥胖、营养缺乏症、不良饮食习惯[3-5]等。近年来,我国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6],本文对北京市和河北省城市中学生的饮食行为进行比较,探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差别,为制订相应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2005年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在北京市及河北省分别分层随机整群抽取共18 259名城市中学生,不记名自填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主要指标包括不健康饮食行为(喝软饮料、吃甜点心、进出西式快餐店的频次)、健康饮食行为(喝牛奶、吃早餐的频次)、社会人口学指标(性别、年级、母亲文化程度等)。其中北京10 233人,河北8 026人;母亲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的分别为1 592,4 762,7 597,4 193人。
用EpiData 3.0录入数据,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X2检验分析计数资料。
2 结果
2.1 中学生饮食行为比较 见表1,2。
北京中学生每天喝饮料1次以上、每天吃甜点1次以上、每周吃快餐1次以上不健康饮食行为和每天喝牛奶1次以上的报告率都高于河北城市中学生(P值均
2.2 母亲文化程度对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 母亲教育程度不同,中学生各种饮食行为报告率也不同(P
3 讨论
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河北省,但在地理-生态环境、饮食习惯等方面两地差别不大。对比研究北京市和河北省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状况,可大致了解我国北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提示,北京市中学生早餐行为与河北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他饮食行为报告率北京均高于河北。这与发达国家研究结果相反,与其他经济转型期国家一致。国外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中学生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不健康饮食行为少,健康饮食行为多[7]。在经济转型期国家,发达地区无论不健康饮食行为还是健康饮食行为发生率都高于欠发达地区[8],这种差异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9]。在发达国家,市场化商品生产链使得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食物都很丰富,价格相对较低,易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泛滥[8]。这种情况下,健康饮食意识对人们的饮食行为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人们饮食行为的制约作用更为直接。西式快餐、牛奶等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起来的食物价格相对当地收入仍较高,各种饮食行为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常见[10]。虽然这部分人群各种食物的总体摄入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但增幅很快,尤其是易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更为明显。但与此同时,健康意识没有同步提高,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不健康饮食行为不断增加的同时每天吃早餐等健康饮食行为却没有得到强化。社会优势群体的这些行为通过榜样作用对欠发达地区人群产生影响[11],使不良饮食行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向更多的人群蔓延。这种形势下,在转型期国家全社会开展健康饮食干预,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工作非常迫切;否则,不健康饮食行为的泛滥将影响人们的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文化程度越高,中学生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饮食行为也越多。按母亲文化程度分层,北京中学生各种饮食行为报告率高于河北(早餐除外)。这与发达国家研究结果不同,但与其他转型期国家一致[12]。母亲文化程度对孩子饮食行为的正面影响作用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证实[7],在发达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如在哥斯达黎加,母亲文化程度越高,中学生健康饮食行为越多[13]。但是在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学生群体中,母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力变小,甜点、软饮料等饮食行为普遍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中学生多,健康饮食行为少[12]。母亲高文化水平与高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关联,但母亲文化程度对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不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大[12]。这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单纯针对中学生或家庭的饮食干预是不够的;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防止随社会经济发展而致的不健康饮食行为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的饮食干预应结合目标人群的特征进行,目标人群为中学生的干预措施尤其如此。研究提示,初高中生不健康饮食行为比较普遍,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不同地区,重点干预的对象应有所不同。在河北,城市初中男生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饮食行为都比高中常见;初中女生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报告率高于高中。河北城市初中生比高中生更应引起重视。北京的情况则不然,男生很多饮食行为都不存在初、高中之间的差别,女生不健康饮食行为也没有显著年级倾向性。北京初高中生饮食行为都应重点干预。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在不同社会环境影响下,社会化进程不同[14],而体现于不同的饮食行为。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学生不健康饮食行为增加,但健康饮食行为没有强化。在转型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对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大于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应该尤其注意加强对人们饮食健康知识的宣教工作,具体干预措施应结合目标人群的特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相应措施,以提高全民健康饮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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