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棉花这种植物从古代起就为西域绿洲的居民所熟悉，他们又是从其近东的邻居那里获得这一切的。棉花丝毫未引起古代汉人的注意，他们的衣着方式受丝与麻这一对基本对衬物支配。丝绸这种珍贵的织物出自蚕对桑叶的加工，当时就已经被比定为一种植物产品。它仅限于供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穿戴，从而确保了它的一种特殊地位。与生产或制造丝线有关的所有技术操作(养蚕、采摘供幼虫食用的桑叶、缫丝、纺纱和织绸布)均属于“女红”的范畴。从仪礼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明确的。纺织丝绸是于座落在封闭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对绸匹要实施非常严格的质量监控。平民百姓只能仅满足于比较粗糙的纤维织物，诸如线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纺织相反却属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农”或“工”的劳动范畴。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纤维属于一种不受法规条律控制的农村手工业之范畴。这些织物并不被计算在由古代社会稽核家们制订的“标准预算”之中，因为这些稽核们首先将农民视为谷物种植者。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很早就进入了商品流通系统，这种特征便意味着纤维植物是做为“经济作物”而种植的，以供应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活动。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到了一件被断代为后汉的文书，其中提到了商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这些商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来并于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相反，我们只掌握很少一点有关使用动物原料做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资料，诸如褐布和毛皮等。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部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多年来，数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证明了棉花的手工产品(土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磨损的产品，从而导致史学家们思考这种生产模式的有效性。据此认为，中国于南京条约签订的翌日，遂向西方贸易开放，可能会引起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并促使农村社会的解体，于是便加速了该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在18世纪时，中国仍以先进的经济强国的面目出现，既出口其侈奢手工业的成品(丝绸、瓷器、漆器和细棉织品)，又出口它几乎拥有垄断权的物品(如茶叶或生丝)。它同时又仅仅进口有限数量的“异国”舶来品，以进口白银而结算其外贸。中国在20世纪时，在其移民地区的范围内失去了贸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有关棉花的研究导致我们使这种景象变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广州的商人从18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进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运输费用的价格差。通过海路进口外国纤维，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赣江逆流而上地运输中国棉花更为便宜一些。毫无疑问，在国门开放之后，商业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反向流动。因为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们早在1830年就生产普通的棉织品，其效益要比中国的手工业主们好得多，所以他们自认为以其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陈钟毅和赵冈提出的论证的话，那么其演变实际上要更为复杂得多。与英国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国在数十年中继续进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织品，这种形势仅仅从1880年起才开始颠倒过来。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现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趋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点是棉花纤维生产过剩、出口原棉等与进口棉纱和棉纺品的重大发展相联系，从而弥补了当地棉纺品生产的逆差。这种新的局面却仅仅持续了20一30年。从20世纪的转折时期起，更具体地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期间)，中国利用国内外资本而取得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至于该国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棉花进口国和棉纱出口国，而外国棉纺品的进口商业都崩溃了。
《中国纤检》记者在这份由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和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联合完成的《2010年全国棉农植棉意向调查（2010年12月）》中看到，在2010年全年棉花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棉农的收益明显提高，种植意向要好于去年。
中国棉花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10年全国的植棉面积预计为7700万亩，同比下降1%；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665万吨，同比下降2.1%。
回顾2010年全年的棉花市场形势，虽然在天气的影响下，棉花单产并不高，但由于价格上涨，棉农的收益都不错。
2010年以来，国内棉花价格“扶摇直上”，其涨幅远高于其他农产品。在长江流域，棉花价格最高达到了14元/公斤；在黄河流域，棉花价格则最高达到了15元/公斤左右，新疆的棉花价格也接近15元/公斤的水平。
然而，2011年最终的棉花种植面积还有一些变数，主要是2010年11月以来的棉价波动导致不少棉农的观望徘徊情绪加重，想等待今年开春的价格再作最后决定。
去年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不少棉区在棉花结铃吐絮的关键时期遭受了洪涝、阴雨寡照等恶劣天气，导致棉花产量下降，个别棉农甚至绝收，损失惨重。因此，对于今年的棉花种植，不少棉农都表示，如果今年开春的棉花价格低于12元/公斤，将不种棉花，直接改种大蒜、辣椒等经济作物。
主要产棉区生产形势
“近几年来，我省的棉花面积大幅萎缩。1992年为1872万亩，去年仅为700万亩，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河南省十一届人大代表、虞城县木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认为，河南要大力发展棉花生产，实现棉花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升值，带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
王健指出，河南省的棉纺产能正在逐年增长，全省规模以上的纺织企业达到950家左右，棉纺织企业760家左右，棉纱产量居全国第3位。“棉花缺口加大，纺织原料吃紧，使得河南的纺织企业需要从新疆、甘肃采购或从国外大量进口，增加了经营成本。”
“应将扩大棉花生产作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建立棉花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实行籽棉最低收购保护价。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力度，减少棉花病虫害，减少植棉用工，开展好技物结合服务。”他建议。
2010年12月10日，在山东省棉花生产形势研讨会上，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王培泉要求山东的植棉面积必须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以确保种棉大省的地位。
“要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提高来提高棉花单产。面积增加有难度，产量增加有潜力，如果都能达到高产创建地块的产量，以现有面积，产量就能翻番，因此产量增加的潜力巨大。”王培泉提出，要积极组织好高产创建活动，通过高产创建平台把技术组装配套运用到生产上，建立机械化摘拾棉花试点，推广适合机械化的品种和技术，逐步实现棉花收获的机械化。
据本刊记者了解，2010年山东省棉花面积为1149.6万亩，亩产62.49公斤，总产71.84万吨，单产和总产比去年减产幅度分别为18.5%和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在2011年的《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到2015年新疆棉花产量要达到300万吨，到2020年新疆棉花产量达到350万吨。
新疆发展棉花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1亿多亩耕地中，棉花种植面积就可达2400多万亩。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发展，新疆棉花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提升农业机械化进程，新疆将在25个县市建立50万亩棉花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同时巩固提升棉花产业。以建设阿克苏市、石河子市纺织工业基地为轴心，着重规划建设喀什地区至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棉花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棉花产业带。
今年全球植棉面积将上升
中国棉花研究所近期的报告指出，在高价位的拉动下，2011年全球棉花种植面积将上升，不过新年度棉花生产还将受天气影响，这将为未来棉花市场增添更多不确定性。倘若棉价“硬着陆”，将重压甚至淘汰一批纺织企业，棉价软着陆则需要资源供应量足够，以及合适的货币政策环境等因素的配合。
在美国，随着近期棉花期货价格的持续上涨，2011年棉农的种植积极性高企将无疑。美国全国棉花协会公布了最新一期棉花种植意向调查，预估全美将达到1250万英亩的种植面积，比上年度增加14%。其中，陆地棉将达到1230万英亩，提高14%；长绒棉25.1万英亩，大幅提升23%。
在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植棉面积的增长工作。“要重点挖掘西北内陆棉区生产潜力，力争明年棉花种植面积恢复到8000万亩。”2010年12月23日，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种植业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指出。
据记者了解，在供需矛盾加剧的情况下，2010年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对进口棉的需求大为增加。
有关资料显示，为了满足纺企不断增长的棉花原料需求，2010年国家有关部门累计发放进口配额360万吨。截至2010年底，国内实际进口棉花284万吨，同比增长86%。而在此期间，全球棉花价格的走势是大幅上涨，全年平均进口价格达到1993美元/吨，同比去年上涨43.9%。
棉花“保护价”应出台
部分棉农对记者表示，虽然2010年种棉的经济效益较好，但2011年还是不想过多地增加棉花种植面积，列出的有三大理由：政府补贴少、种棉成本高、棉价不稳定。
植棉补贴对稳定棉花种植面积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棉花生产实施了良种补贴，对棉农的减本增效、稳定棉花种植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真正计算下来，棉农得到的实惠很少，大头却被连年大幅上涨的棉种价格套去了。不少棉农认为，国家应该加强对种子生产的监管和价格的调控，并改进补贴方式。
众所周知，在国家现行的惠农政策中，常规性的经济作物得到的补贴较少。由于棉花在传统上一直被归类为经济作物，因此其享受到的国家优惠政策较少。然而，随着中国农业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经济作物不再是收益较高的项目。
从2010年起，江苏省更明确取消了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使得棉花与粮食相比获得的补贴项目更少。
与此同时，农资价格涨幅过大已成为令许多棉农头疼的问题。在此影响下，棉农的平均植棉成本要上涨10%到50%不等。尤其是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棉花价格大幅下滑，严重影响了种棉的积极性。
在棉花大省湖北，“卖棉难”在许多地方都有出现，其中随州、黄梅以及天门等地的棉农减收在50%左右。众多负面因素交织产生影响，导致这些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一再减少。
预计产量比上年有所减少
据地方农业部门初步统计,今年新疆、山东、河北三省区棉花种植面积4238万亩,比上年减1.4%;总产量408万吨,比上年减2.7%。其中,新疆面积2178万亩,增3.5%;总产量270万吨,增1.8%。山东省面积1150万亩,减9.1%;总产量80万吨,减14.3%。河北省面积910万亩,减2.2%;总产量58万吨,减5%。受持续低温阴雨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今年棉花质量明显下降。
籽棉价格“高开高走”
山东省高唐县农业局反映,9月初棉花开秤价每斤为3.8元左右,随后持续上涨,目前每斤为5.8元,比开秤初期涨52.6%。新疆自治区玛纳斯县、昌吉市籽棉收购价从上市初的每斤4.5元左右涨至目前的5.5元左右,创出历史最高价。受籽棉价格持续走高影响,皮棉价格涨势强劲。截止10月14日,山东省皮棉价格每吨为20000元左右,比上市初期涨20.4%,同比涨50.3%。
收购进度缓慢
目前三省区新棉采摘已经过半,部分地区已经超过70%。但由于籽棉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经营风险加大,棉花企业收购谨慎,进度明显慢于去年,市场观望气氛浓厚。河北省辛集市天苑粮棉有限公司介绍,截止10月15日,已收70万斤籽棉,同比减少65%。由于籽棉价高量少,近期暂不准备大量收购籽棉,已加工的皮棉也不急于出售。山东高唐县和河北南宫市棉花收购进度分别为总量的30%和20%,远低于去年同期。
多因素支撑棉花价格持续走强
一是产需缺口扩大。受世界经济回升及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拉动影响,我国纺织品需求较旺,带动棉花需求增长。但是,国内棉花供应却较为紧缺,供需缺口仍较大。2009/10年度,中国、世界棉花产量双双下降。今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7400万亩左右,同比持平。由于受灾害性天气影响,预计总产将略减。二是成本增加。由于人工成本上升和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今年植棉成本继续增加。山东省反映,2010年每亩棉花总成本1032元,同比增14.5%。而且,近年人工成本上升已成为植棉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新疆玛纳斯市了解到,每亩棉田人工成本已达500-600元,同比增长15%,占棉花生产总成本的1/3以上,且经常雇不着工。三是棉农惜售。受新棉上市、籽棉涨价影响,多数棉农看好后市,普遍捂棉惜售,期望价格进一步上涨。据河北省南宫市凤岗办事处齐家屯高凤林反映,在本村230户棉农中,仅有5.6%的农户卖了棉花。当前棉花收购陷入“棉农不愿卖、棉企不敢收”的僵局。四是国际棉花价格高位运行。受全球经济持续好转、纺织行业需求复苏、世界棉花产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棉花供应偏紧,国际棉花价格持续上涨。9月份,Cotlook A指数104.73美分,比1月份上涨35.3%,创下2003年以来的最高点。由于我国棉花需求和消费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棉价上涨传导到国内市场,进而影响国内棉价走势。
对当前棉花价格上涨的几点认识
从长期看国内棉价上涨具有必然性。棉花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受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影响,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2000-2008年,我国棉花生产成本从625元/亩上涨到1080元/亩,涨72.8%。其中,人工成本从299元/亩增加到527元/亩,增76%。
今年新棉上市以来，各地认真贯彻国务院棉花政策，采取坚决措施整顿棉花流通秩序，棉花收购大局是稳定的。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单位和个人置国家政策和法纪于不顾，私自收购棉花，公然扰乱棉花流通秩序，经核查，国务院决定予以通报。
一、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办轧花厂非法从事棉花收购、加工、经营活动。 安徽省涡阳县曹市镇政府自办轧花厂，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仍然明文规定，严禁将棉花卖给镇政府以外的经济单位，对将棉花卖给供销社的不算交售任务，否则，镇政府要一律没收。 江西省万年县珠山乡政府自办轧花厂……（略）
二、有的棉纺厂非法收购棉花，扰乱棉花收购秩序。 河南省辉县太阳石棉纺厂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仍高价抢购棉花。在有关部门对该厂进行检查处理的过程中，该厂负责人拒绝检查，实击组织倒运藏匿，并私自动用封存的棉花。 河南省太康县棉纺厂以解决生产用棉为由，要求每个职工必须向厂里交售“爱厂棉”，通过职工非法高价收购的棉花。
三、有的国营农场扰乱正常的购销秩序，高价抢购，非法经营棉花。（略）
四、有的县政府支持非棉花经营部门假借良种棉加工厂名义非法收购棉花。（略）
五、个体棉贩非法收购、加工棉花，扰乱市场秩序。（略） 对上述违反国家棉花购销政策的问题，有关省人民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已责成市、县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查处纠正。但从了解的情况看，有的市、县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纠正，有的尚未处理。请有关省人民政府按国务院 [1994] 52号文件精神继续严肃查处，将结果报国务院。同时，各地都要引以为戒，要毫不放松地加强对棉花市场的管理，密切注视收购动态，严肃查处棉花购销活动中的违法违纪案件。各地凡是过去制定的与国务院文件不符的规定或政策应一律纠正，要坚决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国务院制定的棉花政策，维护正常的棉花流通秩序，确保今年棉花购销工作顺利进行。
例文一 表扬性通报
××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各部门： “九五”计划期间，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认真贯彻省计划生育条例，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完成了省下达的“九五”人口计划和各项计划生育指标任务。二0XX年度，全市人口出生率降到5%，平均生育率为0.87，低于全国、全省水平。这是全市各级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者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市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县等三十五个单位“全市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光荣称号，授予×××等四十五位同志“全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为我市计划生育工作向深层次、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0x年，是“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切实加强领导，坚持按《条例》规定依法管理，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力争我市“十五”期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5%以内，为本世纪末实现我市人口控制在四百万以下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附：××市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单。（略）
××市人民政府（盖章）
200x年二月五日
例文二 批评性通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省××市××县
擅自停课组织中小学生参加迎送活动的通报
1999年12月5日，××省××市××县举行××高速公路在本县通车仪式，××县主要领导擅自决定，让本县部分中、小学校停课参加通车仪式，近千名中小学生在风雪天等候长达二小时，致使部分中小学生生病，学生家长和群众极为愤慨，致信中央要求坚决制止此类现象。 中小学校依照国家规定建立有严格的教育教学秩序，这是教育教学质量的保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随意破坏。现在一些地方的个别领导利用自己的权力，动辄调用中小学生为各种会议、考察、参观、访问甚至商业性典礼搞迎送或礼仪活动，有些地方还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故，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县发生的问题，已不只是一般的形式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此类不良风气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增强群众观念，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安排，要有利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今后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规和规定，不得擅自停课或随意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各种迎送或“礼仪”活动，如确有必要组织的，须报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 （盖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例文三 情况通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违反国家棉花购销政策的通报
国办发 [1994] 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今年新棉上市以来，各地认真贯彻国务院棉花政策，采取坚决措施整顿棉花流通秩序，棉花收购大局是稳定的。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单位和个人置国家政策和法纪于不顾，私自收购棉花，公然扰乱棉花流通秩序，经核查，国务院决定予以通报。
一、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办轧花厂非法从事棉花收购、加工、经营活动。 安徽省涡阳县曹市镇政府自办轧花厂，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仍然明文规定，严禁将棉花卖给镇政府以外的经济单位，对将棉花卖给供销社的不算交售任务，否则，镇政府要一律没收。 江西省万年县珠山乡政府自办轧花厂……（略）
二、有的棉纺厂非法收购棉花，扰乱棉花收购秩序。 河南省辉县太阳石棉纺厂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仍高价抢购棉花。在有关部门对该厂进行检查处理的过程中，该厂负责人拒绝检查，实击组织倒运藏匿，并私自动用封存的棉花。 河南省太康县棉纺厂以解决生产用棉为由，要求每个职工必须向厂里交售“爱厂棉”，通过职工非法高价收购的棉花。
三、有的国营农场扰乱正常的购销秩序，高价抢购，非法经营棉花。（略）
四、有的县政府支持非棉花经营部门假借良种棉加工厂名义非法收购棉花。（略）
五、个体棉贩非法收购、加工棉花，扰乱市场秩序。（略） 对上述违反国家棉花购销政策的问题，有关省人民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已责成市、县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查处纠正。但从了解的情况看，有的市、县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纠正，有的尚未处理。请有关省人民政府按国务院 [1994] 52号文件精神继续严肃查处，将结果报国务院。同时，各地都要引以为戒，要毫不放松地加强对棉花市场的管理，密切注视收购动态，严肃查处棉花购销活动中的违法违纪案件。各地凡是过去制定的与国务院文件不符的规定或政策应一律纠正，要坚决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国务院制定的棉花政策，维护正常的棉花流通秩序，确保今年棉花购销工作顺利进行。
[关键词]日本；华北棉花；增产
引言
抗战期间，日本为维持长期侵华战争，在中国沦陷区推行了“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其中在华北沦陷区掠夺棉花就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满足掠夺大量华北棉花的需要，日本在华北推行了所谓的“棉花增产运动”。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1）但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论述战时日本实施华北棉花增产的原因、采取的增产措施及效果。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并进而深刻理解战时日本推行“棉花增产运动“的罪恶本质。
一、战时日本实施华北棉花增产原因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北是中国棉花的主产区，抗战爆发前夕，根据中国棉产统计推算，1920年华北五省植棉面积占全国植棉总面积的27%，1923年为42%，1926年为百分之42%，1929年为25%，1932年为47%，1935年为45%。（2）华北棉花在全国棉花所占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因此，战前华北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的原料供应地。青岛和天津是华北地区的棉花加工中心。华北输往天津的棉花有68%出口，其中的绝大多数输往日本。（3）另据天津1937年7月2日申报报道：“华北经济势力，日方独占已”。由此可见，在抗战爆发前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对华北棉花资源的垄断。抗战爆发后，为维持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加强了对华北棉花的掠夺，其中日本开始在华北推行的棉花增产措施就是日本掠夺华北棉花的重要内容。具体原因表现如下：
第一，维持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棉纺织业一直是日本重要的产业支柱，但由于日本国内领土狭小，国内棉花产量十分有限，日本国内所产棉花远远不能满足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棉花不仅是重要的经济物资，而且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棉花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是日军的被服供应，从而关系到日军的后勤保障。对日本而言，只有大量掠夺华北棉花，才能保证日军的被服供应，从而达到维持其长期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
尤其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沦陷，从1938年开始华北棉花开始大量减产，据资料统计，华北皮棉收获面积比上年减少了50%，皮棉产量减少了51%，各省减产情况各有不同，减产数据如下：单位（千亩 千担 %）
1939年，华北棉产继续下降。河北省棉田收获面积仅有257万亩，比上年减少了59%，皮棉产额为654000市担，比上年减少了61%； 山东省棉田收获面积为1761933亩，比1938年减少了37%，皮棉产额为463580担，更比上年减少43%； 河南省棉田收获面积为919390亩，比上年又减少64%，皮棉产额246421担，比1938年减少55%； 1938年减产最重的山西省，1939年进一步减产，棉田收获面积仅有362100亩，比上年减少21%，皮棉产额为69752 担，比上年减产45%。华北四省平均，棉田面积比上年减少53%，皮棉产额比1938年减少55%。（4）由此看出，华北棉花减产的趋势更加恶化。华北棉花的大量减产无疑会减少日本对棉花的掠夺量，因此，只有通过实施棉花增产才能满足日本战争和国内的需要。
第二，满足日本对棉花的需求。1936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已经超过英国，跃居居世界第一位，纺织业成为了日本国内重要的轻工业。当年日本工业用棉量高达12亿斤（5），但是日本国内棉花产量有限，据日本商工省、农林省、大藏省等部门对1935年至1937年日本国内生产及主要物资消耗量的调查统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国内棉花的自给率仅为棉花3%。根据陈燕山的统计数据（6）可知，日本纺织业的棉花原料，35.1% 来自美国，44.1% 来自印度，6.2% 来自巴西，4% 来自埃及，6% 来自中国不包括。
1941年12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于美国贸易中断，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也被盟军切断，日本法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得到棉花，而日本占领的洲国和许多地区由于气候原因，棉花产量较少，同时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重点是进行粮食生产，以满足日本在战争当中的军粮供给。
此时华北成为了日本棉花的主要供应地。日本其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1942 年9 月编成的一份文件中称：“华北的棉花，由于从第三国输入棉花的途径已被完全断绝，它成了日本纺织业所必需的重要来源。另外，由南方各地购进必要物资需以棉纱布匹等交换，因此，对华北棉花的需要就越发增大了”。（7）但是战后日本唯一棉花来源的华北，棉花大量减产。为此，日本也迫切需要在华北推行棉花增产，以满足国内棉纺织业的棉花供应。
二、华北日伪政权棉花增产措施
为了实现棉花增产，日本设立了华北棉产改进会，该会成立于1939年2月6日，其总会设在北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设立了分会，各省分会在植棉较多的地区设指导区办事处及采种圃。为了实现在1939 至1946 年的八年内使华北产量至1000万担（8）的增产计划，华北棉产改进会制定了许多增产措施，日伪当局全力配合其棉花增产措施的实施。
1.培养棉花技术员，普及科学的棉花种植与管理知识。华北棉产改进会通过合作教育的形式培养棉花种植技术员。华北棉产改进会特设植棉技术人员训练班，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合作培训植棉技术人员。1939年5月15-16日，首次在北京、济南、石家庄举行招生考试，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15名。经过八个月的教学与实习，于1940年1月训练期满后，派赴该会所属各省指导区及采种圃工作。（9）1941年又招考培训技术指导员50名。华北农事试验场农业技术训练部1940-1942年，每年皆招收农业技术练习生250名，学习两年，然后分发各地农村服务。（10）此外，伪河北当局也设立训练所，分别于1940、1941年各招考、训练40名与26名农业指导员。（11）据有关统计资料披露，截止1942年度，整个华北已养成中方“技术员七百名，日籍技术员六百名”。1943年度又进行“中方初级技术员六百名之养成，日籍技术员二百名之再教育”，而且，这一活动此后一直在“继续进行”。（12）华北农事试验场所设的技术训练部也于1940-1942年每年招收练习生250名，学习2年分派各地农村。为了推动棉花增产计划的实施，日伪华北当局还采取多种措施，培养懂现代棉花科技知识的农业专业人才，并且把他们分配到各地，指导华北各地的棉花生产。技术人才，分发各地指导农业生产。
山东日伪政权为实施农作物增产计划，于1941-1942年将日本技术人员委任为特务机关嘱托，分别派往各重点县，担任增产运动的指导工作；同时省公署、华北农事试验场、棉产改进会、棉花增产实行委员会、小麦协会以及新民会中的相关技术人员也均在动员之列，以扩展和促进技术推广工作。（13）华北棉产改进会还向棉农普及科学的棉花种植知识。它选派专门人员，担任讲解员，分京汉线、津浦线两组，分赴各地合作社，召集合作社社员，给予短期培训，并令受训期满的社员回社后，训练其他社员。同时举办棉花展览会及品评会，编纂印制植棉及病虫害等项浅说、宣传品多种，分配各会区转发农民。仅1939 年发放的宣传读物即有： 《植棉图画浅说》、《植棉标语八种》、《棉蚜的防治法》、《红蜘蛛的防治法》、《劝棉农商鼓词》、《种植美棉浅说》、《选择植棉的方法》，计有七种之多。
2.设置棉护村。华北棉产改进会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普遍设置棉护村，以推广棉花种植，增加棉花产量。它制定了棉护村纲要：每户棉田在5亩以上、全村总面积在500亩以上；村内有精明能干的负责人； 村内曾有人凿井； 将来有望植棉。被定为棉护村会得到奖励和物资配给：每村配给棉4000斤； 配给肥料；补助合作社170 元；发放春耕贷款、凿井贷款，大井每眼为300元，小井为150 元；举办棉作展览会及生产奖励会； 配给防治病虫害器具与药剂，每村配给器具10具，发防虫剂200罐。日伪河北省公署为了满足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对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强迫某县或某县的某村种植一种农作物，进行集中生产、指导与监督。在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河北省公署曾一度设置小麦、棉花、朵谷、水稻等重点县五十四县。
3.凿井，用地下水灌溉。华北棉产改进会以贷放凿井资金方式，于1940年度凿大小井2627眼。1941年度凿2750眼。同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拨款40万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凿成大小井各617眼。（14）1942年，为实施食粮紧急增产计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还采取“每井无价配给煤二吨，并贷予无息资金五十元”的办法，计划自这年2月至1943年3月，在北京、天津、保定、石门、邯郸、山东、开封、山西等地“凿井二十万眼”（15）。在日伪统治八年中，华北究竟凿了多少井，今已无可稽。据当时人调查，截止1940年度，华北各省市总计凿井457422眼，计河北省220754眼，山东省190950眼，山西省19590眼，河南省18043眼，北京市2124眼，天津市22眼，青岛市5939眼。（16）
4.培育优良棉种。为繁殖优良棉种，华北棉产改进会刚刚成立，就设立自营采种圃四处，其中河北南苑1000亩，通县公庄96亩，保定55亩，山东分会所辖之辛庄90余亩。除通县公庄繁殖金字棉种外，其余皆繁殖斯字棉种。它还在各指导区内，选择适宜地点，委托农民繁殖优良棉种，称为“委托采种圃”。仅1939年度就在宛平、通县、天津、保定、东光、邯郸等指导区设立委托采种圃总计18506185亩，山东分会所属德县指导区设立上岛寺等六委托采种圃622亩。（17）1940年自营采种圃增至5600余亩，委托采种圃增至15192余万亩。1941年虽为便于管理，略有减少，但自营采种圃仍达2600余亩，委托采种圃仍达4194余万亩，共贷放种籽1510余万斤。而1942年，各省设立的自营采种圃又增至八处，计2900余亩，委托采种圃增至25处，计5. 1余万亩。而华北农事试验场也在“河北省设立各项作物原种圃六处，山东省七处，山西省一处，河南省二处，北京二处，青岛一处，共计十九处，面积一万一千亩”（18）。
5.发放农业贷款。为了确保棉花等农作物的增产，华北日伪当局每年春天都要举办春耕贷款。有案可查的就有： 1939年50万元（19）。1940年390万元，计河北140万元，山东180万元，山西40万元，河南30万元。1941年600万元，计河北220万元，山东200万元（包括江苏北部20万元），山西100万元，河南80万元。（20）1942年1200万元，计河北460万元，山东370万元，山西20115万元，河南12815万元，苏北40万元。（21）此外，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也时不时单独贷款，仅1942年就贷出春耕凿井费3596余万元。（22）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更以农业贷款为业务，仅1944年8月就“对山西省之晋城县农民放出三百五十万元，高平三百万元，阳城五十万元，共计七百万元”。（23）
二、华北日伪政权棉花增产措施实施的结果
日伪当局为实现棉花增产。投入了人力与财力，其结果见下面这两个统计表：
表1说明日本对华北棉花的需求很迫切，亟望1941年的棉产量就能接近或达到事变前的最高水平，再过5年就要翻一番，总产量达到1200万担，平均亩产达到35斤。但是，事与愿违。由表2可知，1939年的棉产量不到132万担，不及增产计划的30%。1940年179余万担，1941年303余万担，均未达到增产预定目标。与前一年相比，虽有上升趋势，但与事变前相比，即使1941年的303余万担也只是1936年的623余万担的一半而已。1943年后无完整统计材料，然而综合当时的调查统计和后人的研究，可以确定农作物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量均不及战前。据伪山东省公署工作报告所载，在为实施增产措施的1940年，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生产水平大大低于战前。另据1943年出版的《北支年鉴》载，1941年山东等地小麦及11种农作物耕地面积减少16%，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及烟草等减产50%以上。（24）战争期间的棉花生产，尽管采取了种种增产措施，也未能恢复至战前水平。
华北棉花增产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战争的破坏造成棉花增产受到严重干扰。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导致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日军还修建无人区、公路网、据点、以及军用设施。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25），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劳动力的缺乏，导致棉花增产缺乏人手。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华北平民伤亡，而且日本在抗战后期大量掳掠奴役华北劳动力，造成华北农村劳动力缺乏。据统计，抗战八年期间，日本从华北奴役掠夺的劳工700余万人以及伴随家属200万人。（26）
第三，日本的棉花增产根本目的与华北棉农的切身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前所述，日本推行棉花增产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其长期侵华战争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日本对棉花实行统制政策，控制棉花价格，并且利用各种形式对棉农进行盘剥。而华北广大棉农无利可图，大量转产或者破产。导致华北棉花种植面积并没有增加，棉花减产在所难免，者也是日本棉花增产运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结语
华北地区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以及维持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推行了所谓的“棉花增产运动“，并采取了一系列增产措施。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战时日本及华北日伪推行的华北”棉花增产运动“根本目的并不是促进华北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为了日本的棉花需求，以此满足其长期侵华战争的需要。由于日本的棉花增产根本目的与华北人民的切身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日本的棉花增产计划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注释：
（1）主要研究成果有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仕花《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清华大学报》，2008年第5期）等，文章虽然分析了战时日本掠夺华北棉花的原因、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等问题，给笔者极大的启示。
（2）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09-213。
（3）方显廷.天津棉花运销状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242。
（4）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3（64）：67。
（5）王钧.华北棉产问题之今后与前瞻.中国公论，第2 卷第5 期，1940 年2 月1日。
（6）陈燕山.世界各国棉产之概况.华北棉产报，第2 卷第1 期，1940 年1 月15 日。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14-119。
（8）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989。
（9）陈燕山.华北棉产之改进（10）.华北棉产报，3（11-12）：1941年12月15日。
（10）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2。
（1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河北省公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3。
（12）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9（1-6），1945年6月。
（13）松崎雄二郎，著.舒怡上，译.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济南山东新报社，1947：35-38。
（14）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 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2。
（15）赵君实.华北食粮紧急增产与物价紧急对策.东亚经济，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15日。
（16）赵君实.华北食粮增产问题之探讨.东亚经济，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5日。
（17）陈燕山，谈在唐，著.华北棉产之改进（10）.华北棉产报，第3卷，第11-12期，1941年12月15日。
（18）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3：1-2。
（19）本年度春耕贷款办法.中联银行月刊，第1卷第3期，1941，3。
（20）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财务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13。
（21）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财务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3：11。
（22）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第9卷第1-6期合刊，1945年6月。
（23）三十三年度华北经济年史，第三章第一节“华北农业概况”部分.中联银行月刊，第9卷第1-6期合刊，1945年6月。
（24）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鸿福印书馆，1945：33-34。
（25）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63-64。
（26）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24。
参考文献：
[1]方显廷.天津棉花运销状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3（64）.
[3]王钧.华北棉产问题之今后与前瞻.中国公论，第2 卷第5 期，1940，2，1.
[4]陈燕山.世界各国棉产之概况.华北棉产报，第2 卷第1 期，1940，1，15.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6]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实业总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
[7]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纪要・河北省公署.华北政务委员会，1942.
[8]松崎雄二郎，著.舒怡上，译.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济南山东新报社.
[9]赵君实.华北食粮紧急增产与物价紧急对策.东亚经济，第1卷第3期.
[10]本年度春耕贷款办法.中联银行月刊，第1卷第3期，1941，3.
[11]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鸿福印书馆，1945：33-34.
[12]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
关键词：棉花产业；财政支持；金融支持；建议
中图分类号：S5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1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27-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守农田的大都为老年人以及妇女儿童。而与种植粮食或者其他经济作物相比，种植棉花需要大量人工，且遇到灾年或者棉价大幅波动的年份，棉农收益很难保证，导致很多农民“弃棉从粮”。近年来，我国主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也呈现不断减少之势。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植棉积极性、保证农民的植棉收益、稳定我国的棉花种植面积？这需要财政以及金融资本的支持。
一、棉花种植面积变化情况
2008-2010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呈现递减之势，其中2010年、2009年棉花实际播种面积分别为504.55万公顷（7568.2万亩）、517.93万公顷（7768.9万亩），分别较上一年度减少13.38万公顷（200.7万亩）、61.26万公顷（918.83万亩），减幅分别为2.58%、10.58%。尽管受2010年度棉花受灾减产、棉价大幅上涨影响，2011年度棉花实际播种面积较2010年有所增加，但是短暂增加后，至2012年实际播种面积继续掉头向下，降至7178.70万亩，为2008年以来最低（数据来源：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
二、植棉面积减少的原因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我们来对比一下种植棉花和种植粮食的收益情况。
2011年德州市机耕、种子、化肥、农药等直接成本（不包括人工）480元，亩，包地费平均450元，亩，雇人拾棉亩均380元左右。按亩产籽棉237公斤、平均售价7.60元/公斤计算，亩产值1801元。若是农民种自己的土地、自己拾棉花，扣除直接种植成本后亩收益1321元，比种粮食少收入300元/亩左右。若是租地、雇人拾棉花，亩收益仅有491元。种棉不如种粮食合算，更不如种辣椒等经济作物收益高。
我国农民种植棉花获得的补贴力度不及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粮食相比，种粮有良种补贴、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2011年德州市每亩共计补贴98元；种棉政府补贴少，种棉仅有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没有种棉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而且农民植棉补贴力度更无法和美国相比，在美国，棉农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的高额补贴，补贴率高达89%，即每卖100美元棉花，补贴89美元。
目前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农田的大都以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为主，与种植粮食相比，植棉费工、费时，且不能规模化生产，不少农民选择种植相对省时省工的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利用管理间隙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加上国家对植棉的补贴力度不及种植粮食，近两年农资价格涨幅又较大，导致植棉成本不断攀升，而棉价波动和天气变化等因素存在不确定性，种种原因导致棉农最终“弃棉从粮”。
三、财政支持棉花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据了解，为支持农民和专业合作组织购买先进适用的棉花种植机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大型棉花机械予以倾斜。农机购置补贴执行不超过30%的补贴比例，单机补贴限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2010年起中央财政将大型棉花采摘机补贴限额提高到20万元，在此基础上，地方还可根据本辖区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实行累加补贴，加大了对购置棉花种植机械的支持力度。
笔者认为，随着物价的上涨，财政补贴力度可适量加大，补贴范围适当扩大。在棉花良种补贴15元/亩的基础上，增加种棉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此外，扩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棉花生产现代化、规模化。
（二）推进棉花政策性保险
棉花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大，如果在棉花成桃期和吐絮期遇到极端自然灾害，如长时间阴雨天气影响（棉花是喜旱作物），将直接影响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使棉农收益大幅减少。为了保证棉农的利益，调动棉农植棉积极性，这需要相关机构推进棉花政策性保险的实施。
据了解，2011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棉花等农作物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安排农作物（含棉花）保险保费补贴资金63.67亿元，同比增长10%。保费政策实施以来，棉花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在新疆等棉花主产区，棉花保险覆盖率超过80%。棉花保险在防范棉花生产风险，保障棉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施了棉花保险政策，比如2012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6.02万公顷（240.3万亩）棉花缴纳保险费达1.06亿元，参与保险的棉田占2012年巴州棉花种植面积的88.3%。2012年，中央财政在现行惠农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巴州党委、政府于2月制定了巴州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极大地促进了巴州农业生产保险的落实。
各主产棉区均可借鉴新疆巴州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方案，完善棉花政策性保险机制，鼓励并激励各银行或保险机构参与农业保险工作，将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并在各主产棉区积极推进，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一位棉农都参与进来，对规避棉花生产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三）利用棉花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所谓套期保值是指把期货市场当作转移价格风险的场所，利用期货合约作为将来在现货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临时替代物，对其现在买进准备以后售出商品或对将来需要买进商品的价格进行保险的交易活动。
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国和棉花出口国――美国，粮棉生产已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但即使在政府给予农场大量补贴的情况下，价格波动的风险仍旧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而期货市场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美国的农业生产者，无论大小，都习惯使用期货市场的信息，进行经营决策。美国约8%的大农场主直接参与粮食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大多数中、小农业生产者通过各种合作社在市场中实现自我保护，企业不利用期货市场避险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农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农产品价格走势的判断，与销售合作社签订远期交货、固定基差、最低卖价等不同种类的合同，合作社再进入期货市场保值，促进了该国农业产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运作方式已经变成了美国农业企业的普遍理念，整体提高了经济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让广大农民参与到棉花套期保值中，合理的利用棉花期货来规避价格波动对农民收益的影响。
（四）对于支持棉花产业发展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对于有闲散资金的企业，要正向引导，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棉花产业，比如，有充裕资金的企业可以给予农户或者农村信用社资金支持，购买棉花机械，支持棉花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需要国家不断完善“正向激励”政策，对于这些企业，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方面给予政策激励，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棉花产业发展，比如通过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为这部分企业开通绿色通道等，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这部分企业起到带头作用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起到以一带十的引导作用，使更多的企业投入到棉花产业中来。
（五）鼓励金融资本支持棉花产业发展
关键词：棉花加工企业 市场化改革 政策
一、引言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2）树立质量意识，狠抓产品质量。全面制定产品质量制度、产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配备各种质量管理人员，制定质量管理目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监督考核制度。要求全厂所有参加棉花加工的人员，人人都要有质量意识，而且人人都有产品质量标准。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质量要求，环环相扣，哪一级出了问题哪一级负责。厂质检考核小组不定期到车间一线抽查产品质量，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责令生产车间及时整改，调整各种机械性能，确保皮棉的加工质量。另外，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将和工人的工资挂钩，进行经济处罚。
（3）金融支持要与产业政策相结合。金融部门特别是基层农村信用社在对棉花加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时，不能盲目，要有选择性，对那些国家已经批准、有棉花经营许可证且管理完善、经营前景好的企业，应重点给予资金支持；相反，对那些没有取得棉花经营许可证的棉花加工企业，不予信贷支持，已经贷款的应逐步收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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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棉花产业；现状；问题；发展对策；陕西大荔
中图分类号 S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5-0075-01
棉花是大荔县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由于受宏观政策、自然灾害和大的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棉花产业又面临新的危机和问题，怎样正确看待棉花产业，在县域经济结构中如何正确定位，研究提出今后的发展思路及方向，已成为该县当前“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大县向经济县跨越的紧要课题。通过棉花生产、加工企业、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解决好出现的重大问题，才能使棉花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1 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棉花是大荔县的主要经济作物，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据考究，1578年棉花已在该县批量生产，1949年达到1.2万hm2，棉花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大荔县为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6年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第2批国家优质棉基地县，1990年成为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也是陕西省的主产棉区，棉花面积占到全省总面积的1/2。1992年随着棉铃虫的猖獗暴发，以及棉花市场供应和国家优惠政策的相继取消，产量徘徊不前，1997年全县仅种植棉花0.5万hm2，皮棉产量都在750 kg/hm2以下，难以突破750 kg/hm2大关，跌入历史最低谷。
1998年，由于抗虫棉的引种成功及棉花市场的逐步好转，棉花生产呈恢复性增长，产量稳步提高，面积迅速递增，逐步稳定在2.3万～2.7万hm2，成为全县最大的经济作物，皮棉稳定在1 125 kg/hm2左右，收入超过1.5万元/hm2，总产值2亿元以上，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2007年以来，棉花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受输入型通货膨胀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双重重压，棉花价格下滑，生产资料、用工等成本大幅上涨，棉花没有最低保护价；另外灾害性恶劣性气候频频发生，棉田病害增多，虫害严重，土壤养分比例失调；加之棉花品种多、乱、杂现象严重，导致棉农收益减少，植棉积极性受挫。2014年棉花种植面积降至533.33 hm2，棉花产业又跌入最低谷。
2 优势
综合分析大荔县棉花生产发展历程，做大做强棉花产业仍有以下优势：一是自然条件优越。大荔县是一个无山的平原农业大县，土壤肥沃，光热资源丰富，水利灌溉便利，又是国家优质棉基地县，有生产优质棉花的资源优势。二是群众植棉基础较好。大荔县棉农务棉时间长，经验丰富，科技意识较强，生产中总结出了大量抗灾夺高产的经验，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务棉“土专家”，对棉花产业发展起到较好的带动作用。三是棉花市场和加工企业规范，建有西北最大的棉花交易市场和1万t联盟物流棉花储备库。四是快速发展的棉纺企业成为棉花产业化的龙头骨干。除了育红、同鑫和农垦光华纺织厂，还拥有中小纺织厂10余家。
3 棉花产业发展
3.1 体系建设
一是随着相关单位的职能转变，过去的四级科技推广体系网逐渐断开，科学技术推广出现“一公里”问题，新技术推广受阻。二是技术服务体系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服务体系的作用，有些科学技术虽然很成熟，但受条件限制，难以普及，如轮作倒茬、深翻改土、全程化调、科学采拾等。四是棉花收购加工机构还没有与棉农结成公司+农户订单模式，棉农利益得不到保证。
3.2 生产
大荔县是产棉大县，但不是产棉强县。就农户而言，植棉规模小，均摊成本高，收益不高。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一是棉田面积迅速减少，呈现大起大落；二是产量降幅较大，近年来一直徘徊在900～1 050 kg/hm2；三是植棉效益骤降，棉价下滑跌入谷底，棉农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再度出现“卖棉难”；四是棉田常年连作，病虫为害严重，后期易早衰；五是单一施化肥，忽视有机肥，土壤养分比例严重失调；六是种植的骨干品种不突出，品种多、乱、杂现象严重。
3.3 加工纺织企业
一是私人加工企业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组织管理，直接影响了收购秩序；二是纺织企业产品竞争力差，产品销路差，市场风险增大；三是棉副产品开发待深化，副产品加工能力低，附加值低。
4 发展对策
各级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应积极宣传党中央连续第十一个一号文件精神，宣传国家棉花等相关政策，生产销售等利好消息，宣传做到村、组及农家大院，稳定棉农情绪。因地制宜调减棉田面积。对常年低产、早衰、病虫害严重的老棉田，可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一旦棉花市场回暖，可复种棉花；推广和经济作物的各种间作套种，增加复种指数，化解市场风险，增加棉农收入[1]。净化棉花种子市场和农资市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和其他生产资料，对违规给棉农造成损失的要严肃查处，赔偿棉农损失，直至追究法律责任[2]。大力推进棉花专业合作社。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主产国，都采取棉花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将棉农和棉花购销企业等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减少市场风险[3]。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订单农业；二是生产部门与棉纺企业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带动千家万户，实施标准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三是加强技术指导，推广优良品种、合理密植、简化管理、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和科学防治病虫草害等简化新技术，提高产量。棉纺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更新高新技术设备，提高产品开发档次；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面向市场，创品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商榷成立纺织公司，扩大出口创汇，提高在全国的知名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4]。
5 参考文献
[1] 王娟玲，贺学信，常继农，等.陕西关中东部棉区棉花持续高效生产的技术障碍与对策建议[J].中国棉花，2009（12）：38-40.
[2] 梅正鼎，张志刚，曾昭云.浅谈湖南省棉花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江西棉花，2006（5）：11-12.
全球和美国棉花供需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就当前宏观经济格局、棉花业与纺织业的形势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寻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论坛显示，2012年棉花播种面积下降，形势不容乐观。
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执行总裁、美国国家棉花总会NCC海外运营总监Kevin Latner认为，由于去年春天棉花的高价位，今年世界棉花的种植面积增加了2百万公顷，产量增加了140万吨，达到2680万吨。其中美国2011年棉花产量大约为340万吨，预计出口将达到250万吨。
他表示，2012年度，由于棉花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粮食价格，预计全球棉花种植面积会减少230万公顷，约7%。尽管美国棉花耕种面积预计也会减少，但由于天气条件较好，预计单产会提高，棉花产量预计将达到386万吨，同比增长约14%。综合考虑，全球棉花产量预计将减少140万吨，约5%。
在需求方面，全球的纺织业依然面临着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消化高价位时买进的棉花库存两大问题。据美国农业部预测，今年全球的棉花需求量大约在2350万吨，和全球的产量相比，340万吨的供需差距可能会导致今年全球库存量的大幅上升。
价格与需求的变化
回顾最近18个月的价格走势，棉花下游产品的进口价格峰值和棉花价格峰值之间一般有三个月的滞后期，且幅度远低于棉价的波动。而棉制品的销量则与棉价成反比地变化。需求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当价格上涨时，人们的采购量会减少。
另外，棉价的上涨也削弱了棉制品的竞争力。2011年，棉质服装进口下降13%，与此同时，人造纤维的进口却增长了8%。棉花丢失了一部分市场份额。不过，根据美国棉花公司生活方式调查（Lifestyle Monitor）对奢侈品消费新趋势的调查，2011年年收入在75000美元或以上的美国高收入人群平均花费903美元购买服饰，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平均花费975美元购买服饰，而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人群则花费1073美元购买服饰。
此外，美国高收入人群中的男性消费者平均花费780美元购买服饰，而女性消费者的花费显然高于男性，平均消费1009美元购买服饰。纵观全球，拥有可支配性收入的中国消费者数量一直不断增加。
美国棉花公司和美国国际棉花协会对中国消费者调查的数据显示，每月收入达到925美元或以上的中国高收入人群每年花费373美元购买服饰。中国高收入人群中的男性消费者平均花费329美元购买服饰，而女性消费者的花费同样高于男性，平均消费411美元购买服饰。
对于未来市场，Kevin Latner认为世界将有更多的消费者，更大的购买力，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和消费量的提高，消费者对棉花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大。
影响棉价的因素
众所周知，当库存/使用率高，棉花的市场价格就低：而当库存/使用率低，价格就高。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讲的，解决高价的方法就是高价本身，即当供需失衡时，市场就会发挥作用，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轨道。2011年的市场就见证了这一理论，当前一年的棉价涨得过高时，这一年的棉纺厂用量就下降了4%。历史的数据还显示，棉纺厂用量最大的年份都是经济增长率超过5%的年份。而我们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是3%到3.5%。
2011年度，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棉花大国的政策对于棉价市场也起到了很多的作用。中国今年存储了3百多万吨棉花，这支撑了目前中国棉花市场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水平。另外，印度的棉花的出口禁令也有利支撑了棉价。另外，能源价格不仅影响着作物的种植成本，同时也影响着人造纤维的价格。而这两者的上升都会引起棉花价格的上涨。
当然，农民可以选择种植各种作物，所以棉花之外其他作物的价格也同时左右着农民种植的热情。而美元汇率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多数棉花贸易使用美元交易，若美元走强，棉价随之被抬高，从而购买方需求被影响而减弱。
市场需求展望
一般来说，任何商品的需求都可以量化成两个值：消费者数量，及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额。
过去的10年中，全球人口增长了11%，从60亿增加到67亿。虽然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但整体看人口数量还是在不断上升。全球人均零售额增长了90%多，从人均2000美元增长到3850美元：零售店铺面积增长了200%，从4000万平米增长到1.3亿平米。
从全球商品市场看，不仅消费者数量大大增加，个人的购买能力也有很大提高。自1995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20%，而世界经济/购买能力增长了60%。
在消费支出的分布来看，发达国家消费者过去十年间在服装方面的开支一直在降低，这一趋势很可能还将在未来十年中继续。有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在服装方面的实际消费降低了7%，从3274亿美元降至3051亿美元；而到2020年，该数据将继续下降3%，降至2963亿美元。该研究中还显示，中国和印度过去十年里在服装方面的花费有明显上升，并会在下个十年中继续增长。根据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预计201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进口数额最大的国家。
到2015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70亿，2025年达到80亿。世界中产阶级数量持续高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会新增数以百万计的消费人群。全球新增的中产阶级有90%分布在亚洲，其中大多数出现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增长意味着将有更多使用棉花产品的消费者。
中国和印度的强劲增长带动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南美和澳大利亚。当这些经济体进一步发展，开始使用自己的资源，中国和印度又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地区，如非洲，推动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产生更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换言之，世界将有更多的消费者，更大的购买力，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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