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土历史教学有利于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前苏联的加里宁说过：“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也这样说道：“爱国主义并非空泛的口号，爱国必先爱家，只有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能热爱她建设她，进而热爱我们的祖国。”他也呼吁：“社会各界都要重视乡土教育。尤其是要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乡土教学，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知乡爱乡。”为了有效地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重视乡土历史的挖掘和利用。
二、乡土历史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学生对于自己的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对于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渴望了解家乡的人文历史和发展现状。在历史教学中乡土历史的挖掘必然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山西的古今名人，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汉武帝时期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西天取经第一人高僧法显、史学大家司马光、一代明吏于文龙、音乐大师师旷、文学大家王昌龄、白居易、王维、元好问、罗贯中等等。听到这些同学们熟悉的名人原来都出自家乡，我想孩子们心里面除了自豪感外就只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不懈努力的进取心了。
关键词：辍学率;民族地区;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1-0135-03
民族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条件差、教育事业落后和地理环境恶劣等特征。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教育面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务院决定从2004年起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从2005年始，对全区学生逐步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国家教育部认定广西实现“两基”目标。但是近年来，义务教育学生辍学率出现反弹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广西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问题的具体情况如何，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一）研究目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一直是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短板，调查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现状显得极为重要，研究和分析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降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率提供对策，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二）研究内容
1.调查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旨在考察小学和初中两个不同阶段的辍学率情况，探寻辍学现象与学段的关联性。
2.调查辍学学生的性别比，考察辍学现象与性别的关联性。
3.调查辍学学生的生源地，比对城市、乡镇和农村不同地域学生辍学现象。
4.调查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型，了解教育办学特色、教学质量等学校文化与辍学现象的关联性。
5.调查辍学学生去向，以劳动法规定的16岁劳动年龄为界线，考察辍学与打工劳动赚钱的关联性。
6.调查辍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父母态度，考察辍学与个人及家庭的关联性。
7.调查民族地区的民族风俗，考察民族地区学生辍学现象与民族风俗的关联性。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着眼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为研究层面进行规划研究思路，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个案设计调研方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手段深入到民族社区、学校、教育部门，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成因，研究降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的对策，以提高民族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和质量。
（二）研究方法
1.采用实地调查法，深入民族生集中的学校、村落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和采集2012年至2014年这三年的数据。
2.采用问卷与访谈法，根据研究内容设计问卷、访谈提纲，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和数据。
3.采用文献法，到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学校查阅相关资料。
课题组于2014年7月―2015年4月以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为面，调查包括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么佬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凌云县伶站瑶族乡、河池市东兰壮族自治县、八步区黄洞瑶族乡、昭平县仙h瑶族乡、钟山县两安瑶族乡、蒙山县夏宜、长坪民族乡等1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乡）。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点，深入民族村落、学校、教育部门进行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涉及瑶族、苗族、壮族、侗族、么佬族、仡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
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60份，有效率为95%。根据问卷反映的情况，课题组还对辍学学生及家长进行访谈，收集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义务教育阶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中学近3年的辍学率呈上升趋势，小学近3年的辍学率呈下降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辍学率与学段有一定关联。首先，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初中和小学辍学率分别为1.51%、0.54%;其次，小学辍学率呈下降趋势，初中辍学率呈上升趋势，小学近三年辍学率分别为0.6%、0.53%、0.48%，初中辍学率分别为1.15%、1.6%、1.79%。可见，学段低，辍学率低;学段高，辍学率也高。
通过调查，分析小学辍学率低于初中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一是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父母不需为小学生交杂费和书费。二是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为1-2个，孩子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三是国家实施优惠政策，为农村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四是家长态度转变，儿童在学校有老师管理，比辍学留在家里强。五是学校管理措施有力，教师积极进行家访做思想工作，劝辍学儿童回校读书。六是小学阶段的学业压力小，学生能顺利升学。
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经济条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影响初中辍学的主要因素。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免学生的杂费和书费，而且国家补助农村学校初中生每天3元生活费，寄宿制初中生另补助每天7元生活费。这样算来，非寄宿制农村初中生每天补助3元生活费，寄宿制农村初中生每天补助10元生活费，学校以饭票的方式发补助给学生。按照这样的免费义务教育和补助政策，农村学生的生活应该不算困难。
但是在这样的国家优惠政策下，初中辍学率仍存在，平均辍学率为1.51%，且近三年有上升趋势。学校上报给教育部门的辍学主要原因是学生厌学，表面上是由于学生自己本人不愿意学习造成的辍学，课题组更侧重于寻找学生厌学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造成厌学而辍学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学生本人、社会、学校、教师、家庭等方面的原因。
（二）义务教育阶男生辍学率高于女生，小学近3年的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小，初中近3年的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大
辍学现象与性别有一定关联。首先，男生辍学率高于女生，小学、初中阶段男生辍学率分别为0.58%、0.63%，女生辍学率分别为0.42%、0.37%;其次，小学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小;初中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大。可见，义务教育阶段男生辍学比例较高。
调查发现，小学男生辍学主要集中在5-6年级，初中男生辍学主要集中8-9年级，都集中在高年级。男生遇到的学业困境比女生大，辍学男生想更快走进社会挣钱。
（三）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乡村学生辍学率高于镇的学生
辍学率与生源地有一定关联。辍学学生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生源地来自镇和乡村的比例分别为20%和78%;乡村学生辍学率高于镇的学生，高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影响辍学率高低;教育资源越差，辍学率越高。乡村地域文化底蕴不高氛围不足、经济状况相对较低等因素也导致乡村的辍学率高。
（四）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乡村学校的辍学率高于镇的学校
辍学现象与学校类型有一定关联。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镇学校和乡村学校的辍学率分别为20%和78%;乡村学校的辍学率高于镇的学校，高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办学有特色和教育质量较好的县城民族学校或县城普通学校，学生辍学率低。这些学校校园文化氛围浓郁，教学质量高，奖励机制完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民族中学，以“自我学习、自我管理”为特色，每学年开展民族活动艺术节，每周末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大缓解了紧张枯燥的学校生活，也有效减少了寄宿制学生周末出去闲逛和上网的机率。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向同类民族学校推广。
相对于县城学校，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办学无明显特色，教育教学质量较差。这些学校除了硬件设施差，跟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之外，师资力量还很薄弱。如学科教师不均衡，图音体、地理、英语老师配备不足，教师年龄结构40岁以上的约占80%。由于学校离县城较远，待遇低，很难召到特岗教师，即使召到1-2个老师也留不住。校长没有招聘教师的人事权，人事都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有些校长无奈表示，他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养老院，很多教师都等待退休，原来有几个教学好的年轻老师很快就被抽调到县城学校。可见，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也是辍学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去向主要是外出打工，在家务农、在家闲着、随亲、结婚等去向占小部分比例
辍学现象与劳动赚钱有很大相关。学生辍学后去向主要是外出打工，占62%;在家务农、在家闲着、随亲、结婚等去向占小部分比例，总共占38%。
调查发现，辍学外出打工的学生受其往届辍学学生的影响，经亲戚、父母、同学、朋友介绍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收入大概每月2000-4000元，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他们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收入也不错。他们打工回来有的还善意嘲笑自己的老师经济收入也不比他们多。可见，社会的诱惑力和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过低，间接地影响了辍学率的高低。
（六）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大部分父母想关心孩子学习，但无暇顾及
辍学现象与家庭背景高度相关。大部分辍学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父母大多数外出打工，想关心孩子学习，但无暇顾及。
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辍学学生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无暇顾及孩子学业。等到孩子要辍学，他们的劝说也无用，只能任其发展。农村家庭父母外出打工和留守儿童的现象在中国已存在多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是影响辍学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七）义务教育阶辍学现象受民族风俗的一定影响，但关联性较小
民族地区辍学现象与民族风俗低相关。虽然民族地区较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还保留自己的民族风俗，如瑶族和苗族的婚宴风俗，但多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差异不大，汉化程度较高。
四、建议与策略
（一）新建或恢复独立教学点，方便学生入学
撤点并校是我国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应对学生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而制定的政策。经过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撤点并校政策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是造成民族地区学生辍学率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一些长期关注义务教育发展状况的学者引用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并运用辍学率计算公式进行核算后提出了“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的判断，认为上述情况是“大量撤并小学和教学点带来的严重后果”。教育部门与地方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从调研出发，放慢撤点并校的步伐，新建或恢复原有的老百姓确实需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入学。对于偏远山区和资源匮乏的教学点，需要大力投入资金建校，改变教育理念滞后、课程设置陈旧、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努力提高教学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待遇。
为何要特别关注西部农村高中建设问题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有近半初中生不能上高中,因而终生丧失了上大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高中到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从46.1%上升到83.5%,增加了37.4个百分点;而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从50.7%上升到58.3%,仅仅增加了7.6个百分点。对于西部地区初中升高中的比例,目前的估计应该在45%左右,其中农村的比例大约在35%左右。
由于进入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据调查,当前在我国城市中,有近两成高中生要交赞助费择校费,通过缴赞助费、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平均比例占到19.5%。就城乡教育竞争和不同层次的教育竞争而言,进入高中比进入大学更为激烈,如何进入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就成为考察教育公平的重要视角。
前几年国家免了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孩子上学上到初中毕业,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初中升高中。升高中的门槛比升大学的门槛还高,这一步被淘汰的比例是最高的。据新疆2004年的统计,该区初中毕业能上高中的只有38%;而高中毕业能上大学的倒有49%。另据对甘肃省的初步调查,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83.39%,而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却只有39%,如果考虑城乡差异,农村实际上不到30%,在甘肃省的个别地区,农村初中升高中的比例更低。当然了,在西部地区的初中生升高中的过程中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到职业学校读书,但是,这个比例也不高,大概只占初中生的13%左右。例如甘肃省,目前有高中生近60万人,而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有22万人。
在西部地区,近年来有大量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在城乡各地打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高中。人们到了西部的每个城镇,都可以在饭馆、酒店、修理部、货场等处看到这些农村的小青年,他们由于学问低和年龄小,没有资格与老板“谈判”,所以只能做力气活,收入很低,生活很苦,前途无望。相反,如果有高中学历条件,即便是打工情况也会好得多。既然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同时,而农村子弟中能够从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机会却越来越小,那就说明,这些年来我国所新增加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绝大部分是被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所占据了。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升学或就业这一点上,西部农村与城市之间确实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路径。对农村里的年轻人而言,最普遍的经历是,初中毕业即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完成,就是他们学校教育的终结。农村的子弟要从初中升入高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学费的昂贵、家庭对劳动力和就业收入的急需、高中学校的短缺、升入高中后就业形势的不明朗。所以,大多数的农村青年在初中毕业前后就直接进入城乡就业市场,就职于低端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中,或是留在农村务农。
西部农村标准高中建设项目的投资概算
当前是解决农村高中教育的最佳时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形势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剧变化,2008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4万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无疑为增加基础教育的项目建设投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际上,在近年来西部地区的个别省(区、市)已经开始重视高中建设问题。比如,2008年5月13日,重庆市政府就决定,在未来的两年内(2009-2010)将投资80亿元发展教育,其中18亿元将用于扩展高中教育,切实提高初中生升高中比例,力争使重庆市的初中生升入高中、大学的比例提高到50%左右。
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在近年来开始重视和加强对高中教育的投资,2007年,乌鲁木齐市扩大初中升高中推荐生、保送生规模,将普通高中一批次录取学校保送生和推荐生的比例由上年的5%提高到20%,人数达到千人左右。对于高中教育问题实际上在我国东部地区也有新的政策变化。比如,广东省今年就决定,将在3-5年内投入50亿元,建设100所示范性高中,保证办学顺利实施。该省高中基本建设投资来源是: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政府自筹解决办学费用30亿元,山区经济较落后的50多个市、县的上述办学费用20亿元。筹资结构是:45%由政府拨款解决,45%由政府给予贴息贷款政策,10%由社会捐资解决。
据统计,到2007年底,我国普通高中招生数为840万,在校生数2540万,毕业生数804万。普通高中学校数15681个,高中教师144.3万。西部地区的总人口占全国的28%,按照这个系数计算,目前西部地区大约有在校高中生约700万,其中农村大约有400万人,这400万大约占农村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在35%―40%。如果将农村升高中的初中生比例提高到70%-80%,大约仍然有400万初中生需要安置在高中。也就是说,若西部农村的初中升高中的比例由现在的35%―40%提高到70%-80%,则需要增加至少一倍于现在的高中数量。如果按照2000的学生规模来设计标准高中,那么,需要建设2000个标准高中,如果按照1000人设计,需要建设4000个标准高中。
由于我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公益事业,学生只支付25%的教育成本,所以国家必须对高中投资负担主要责任。根据测算,目前我国每个高中生的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约3000元,高中三年共计需要政府投资9000元以上。根据作者在甘肃省的调查和测算,建设一个能够容纳2000高中生的相对标准化高中,大约需要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在3000-4000万元之间,生均投资在1.5―2万元之间;需要配套教师数量在120人以上;需要增加教学设施、教学运行的管理费用每年在1000万元以上。总计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在700亿到800亿元之间。这还不考虑教师费用和运行管理费用,只是建校的基本投资问题。
对于西部农村的高中建设项目要特殊安排
从目前西部地区高中发展的现状来看,县城的高中建设已经基本饱和了,这与县城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许多贫困县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投资建设示范高中,已经将县级的财政发挥到极致,没有多少投资余地。鉴于这种情况,西部农村高中建设项目的实施建议重点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高中布局问题西部农村地域辽阔,农户普遍距离学校比较远,上学交通成本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部农村的空间上多布局高中资源是十分必要的。建议:一是西部农村的高中布局不一定要根据人口绝对规模来设置,要根据人口相对规模来设置,可以设计县城高中、建制镇高中和山区高中三种类型,学生规模也要有不同的标准;二是西部农村的高中除目前县城高中外,要争取布局到建制镇和人口大乡中去,争取每个建制镇和人口大乡都有一个标准高中,几个相近的人口小乡可以合并建设一个标准高中;三是根据西部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了降低建设成本,可以在原有的初中的基础上改建标准高中。
建设步骤问题从建设步骤来看,要有计划性和前瞻性:一是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完西部农村标准高中的建设任务,每年建设700个以上;二是先解决好县城和重点镇的问题,后解决人口大乡的问题,这是因为建制镇和人口大乡的相对经济条件比较好,建设起来比较快;三是对于改造提升初中为标准高中的情况要有调查分析,一定要选对地址和改造对象;四是民族地区和山区、特别是地震灾区的农村高中建设计划,要与灾害移民和生态移民结合起来,人口估算要有余地。
投资保证问题根据调查分析,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地方的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而且在地域分布上比较集中在民族地区、山区、林区、草原、高原和沟壑地区,交通条件非常落后。所以,这些地区农村标准高中建设的投资应该由政府保证,主要由中央财政来解决。考虑到西部多数地方财政是转移支为主,农村的高中基础建设费用就不规定必须要求地方财政配套了,如果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就有可能由于配套能力过低而无法开展这个项目建设了。
加快推进“两基”攻坚，巩固提高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 经过不懈努力，力争2010年在全国实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目标。 力争用五年时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对于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九”目标。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权威访谈】 坚定信心，打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访教育部部长助理、基础教育司司长陈小娅 记者：《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请问您对此是如何认识的？ 答：打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打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将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者：围绕如何打好西部“两基”攻坚战，教育部最近有什么新的举措？ 答：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组成“两基”攻坚联合调研组，赴西部地区调研，并正在共同研究制定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义务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就有375个，占63.3%；其中，未实现"两基"的372个县中有部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15个，占58%。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人民群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缺乏基本的教育支持能力，适龄少年儿童就学首先面临的是要解决生活困难。西部相当多的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办学形式使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低水平的教育投入难以保证基本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 我们要充分认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在发展教育、振兴西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最大的决心和最有力的措施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坚持发扬“领导苦抓、部门苦帮、群众苦干”的扶贫攻坚精神，夺取西部“两基”攻坚战的胜利。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决定》提出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总体目标要求，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即是在西部地区整体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扫除600万文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西部各省(区、市)要以省级区划为单位，分别实现各自的"两基"目标，完成攻坚任务，有条件的省(区、市)通过国家的"两基"评估验收；尚未实现"两基"的372个县和38个县级行政单位，要有300个县(县级行政单位)达到国家"两基"验收标准；其他县(县级行政单位)达到国家"普六"验收标准，初中毛入学率达到80%，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以下。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为达到上述目标，国家准备出台的具体措施吗？ 答：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采取的措施有： ——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保障“两基”攻坚县扩大义务教育规模对新增学位的需要，使确需寄宿的山区、牧区、高原和边远地区学生能进入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寄宿制学校学习。 ——西部各省(区、市)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制定本地区的“两基”规划，把“两基”攻坚和巩固提高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央已经安排的专项资金，调整省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努力做到消除现有中小学危房，办学条件基本达到规定标准，切实降低辍学率，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建立较为完善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通过“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等方式加大资助力度，力争使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得到资助，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好对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保障教职工工资发放。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使西部农村初中基本具备计算机教室，小学基本具备卫星教学收视设备和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及成套教学光盘，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 ——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每年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中城市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赴西部“两基”攻坚县任教、挂职，并帮助培训西部“两基”攻坚县中小学校长、教师。建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县(市、区)、本地大中城市对口支援“两基”攻坚县的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如期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西部“两基”攻坚的高度重视，使我们满怀信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如期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这一光荣任务。(本报记者符德新) 【局长观点】 “普九”提高 瓶颈在初中 湖北省红安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贫困山区。1999年被省政府授予“两基合格县”称号。“普九”后的6年，县小学、初中就学人口的结构和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03年秋，全县有小学生71880人，比1997年减少11043人，下降幅度为15.36%；初中生45750人，比1997年增加18724人，增长幅度为40.93%。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巩固发展“普九”成果的关键在于抓好初中。 今明两年是县初中入学的高峰期，预计后年会有所下降。为巩固“普九”完成率，保证群众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许多学校为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采取腾退教职工住房、租借单位、居民闲房，在闲置的小学教室设初中班的方式，让学生进入学校，接受初中教育。 随着小学生源的减少，过去“村村办完小”的小学布局方式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为改变这一现状，按照“村办初小或教学点，联村办完小”的思路，红安县于去年7月制定了《红安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实施方案》，提出“调整小学、稳定初中、发展高中”的调整方案，将布局调整分解到年度，分解到乡镇。目前全县已撤并村级完全小学147所，使全县村级完小由1997年时的383所降到236所。其余的改办成初小或教学点。计划再用3年的时间使村级完小撤并至100所。同时集中财力物力建设保留的完小，改善保留完小的办学条件，建设寄宿制小学。加强农村薄弱初中学校建设，改善农村初中的办学条件。采取选派优秀校长，调派优秀教师的办法，加强薄弱初中领导力量和师资建设，并组织县直学校对口帮扶，今秋已从县直学校选派60名教师到农村薄弱初中学校支教两年。 学生入学巩固直接关系到“普九”的质量，是“普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对此，我们制定了明确的责任制度。落实义务教育3项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小学毕业生由乡镇政府下达初中入学通知书，乡(镇)、村干部做好入学动员工作；落实中心校校长责任：中心校长必须督促小学校长和教师将全部小学毕业学生送入初中；落实初中校长责任：初中校长必须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落实教师责任：强化教师教好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保证学生不流失。每年将学生巩固情况与教师的年度考核、教学工作评估、评优评先挂钩，并作为项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费上采取“减、免、缓”的办法，每年全县减免贫困生费用80多万元，并动员教师和社会各界捐款援助贫困学生。 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普九”的质量。2001年～2002年，全县开展了教师课堂教学达标活动。即对全县5000多名专任教师逐人听课，现场打分，分类指导，激发了全县教师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的积极性。最近，县教育局进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择优聘用、有序流动”的教师聘用机制，以激发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今年暑期全县组织教师进行了新课程培训，使教师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先进教学方法，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县教育局每年组织两次教育教学工作大检查。县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了两轮学校办学水平督导评估，对160所学校分等分级授匾挂牌。(湖北红安县教育局局长王保山) 【记者出击】 升腾羌乡明天的希望——四川茂县实施“两基”工程纪实 茂县位于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东南部，地处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县辖23个乡镇，149个行政村，总人口104161人，羌族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9%，占全国羌族人口总数的40%左右，是全国羌族主要聚居区；1989年被列为四川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扶贫县。就是这样一个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县，经过全县上下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孜孜追求，今年的金秋时节，迎来了省州人民政府对茂县“两基”的检查验收，并经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督导评估认为，茂县“两基”工程各项指标要求均达到国家标准，“两基”工程验收基本合格。 多年来，茂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两基”的发展作为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来抓，上世纪90年代打响了“两基”攻坚战，并于1996年完成了全县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工程，通过了省、州验收，全县非文盲率为97.52%。2000年又通过了省、州的复查验收，非文盲率达到了99.2%，脱盲巩固率为96%，获得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的称号。 县委、县政府从全县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次召开全县“普九”工作会和“普九”现场会，通过宣传鼓动、政策带动、依法促动、全面推动的“四层联动” 机制，在全县上下构建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教育部门全力抓，其他部门配合抓的工作局面。县政府在县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改善全县中小学办学条件，采取“财政拨、足额征、依法集、干群捐、单位扶、银行贷、对口帮”等方式落实教育经费。 国家实施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实施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是帮助和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两基”达标的重大举措。近三年来，茂县仅土建项目投入资金就达1733万元，改扩建校舍面积达27330平方米，其中排除危房面积8807.93平方米，新增加建筑面积18522.07平方米，使20个乡镇的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改善，寄宿制学生得到了实惠，濒临失学的贫困学生也得到了救助。 为达到“两基”目标，在地方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近年来茂县共投入223万元添置各类教学仪器设备设施，配齐率小学达99.60%、初中达100%。今年县教育局还收到各单位捐赠图书10000余册，并利用全县干部职工捐资及县自筹资金新采购价值120万元的图书121451册，使小学生均图书达9.3册，初中生均图书达11.2册，基本满足了教育教学的需要。 由于茂县绝大部分群众居住分散，大都分布在高山、高半山一带，条件十分艰苦，为改善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环境，茂县教育局根据县情实际制定了《茂县中小学结构调整规划》，合并了学生不足10人的学校18所，仅3年时间拆并村级学校35所，逐步扩大了中心校的办学规模。自1981年创办寄宿制学校以来，从当年只有4所寄宿制学校，500人左右，到2003年已发展到35所(含村级寄宿制小学1所)，学生7000余人，享受寄宿制经费的学生达5800人，寄宿制学校已初具规模。(本报记者胥茜龙友旭孟成华) 【目标】 力争用五年时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目前，西部地区仍有372个县没有实现“两基”目标。这些县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两基”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到2007年，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人口覆盖率要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 已经实现“两基”目标的地区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要巩固成果、提高质量。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好“两基”巩固提高的规划和部署。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九”目标。 【任务】 要将“两基”攻坚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定工作规划，设立专项经费，精心组织实施，并每年督促检查一次，确保目标实现。 要以加强中小学校舍和初中寄宿制学校建设、扩大初中学校招生规模、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推进现代远程教育、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周密部署，狠抓落实。 中央继续安排专项经费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安排中央资金对“两基”攻坚进行重点支持。中央和地方新增扶贫资金要支持贫困乡村发展教育事业。 中部地区没有实现“两基”目标的县也要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大力提高女童和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措施】青海：全面推行“六三制” 青海省全面推行“两基”工作“六三制”。要求各地在行动上做到政府行为、经费投入和思想认识“三个到位”；在措施上加大执法、宣传和工作“三个力度”；在制度上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奖惩、责任追究“三项机制”；在战略上实现从“普六”到“普九”、从教育部门行为到政府行为、从抓局部学校到所有学校的“三个转移”；在策略上注重人口密集的乡镇重点突破、条件较好的乡镇首先突破、薄弱环节着力突破的“三个突破”；在目标上力争所有的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按时入学、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升入初中、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都不辍学的“三个所有”。
［关键词］《江西日报》 解放初期 借粮 农村新政权 确立
一、《江西日报》的创刊
《江西日报》是中共江西省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6月7日。1949年4月21日，人民发动渡江战役，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拉开了江西解放的序幕。4月23日彭泽县全境解放，成为江西全省解放最早的地区。5月22日省会南昌解放，赣东北战事基本结束。南昌解放之后，《南昌新闻》成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机关刊物，6月7日《江西日报》创刊，《南昌新闻》奉命结束。8月底，江西全省基本解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新生的政权在战争中初步巩固下来。《江西日报》作为当时全省范围内的权威报纸，及时报道了省内省外的重要新闻，宣传党的政策，对于我们了解新政权初步巩固的过程，有很高的价值。而在过去的对江西新政权建立之初的研究中，对这一重要史料的价值认识不足；同时，研究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并不着重于解放之初短短几个月间的研究，而这几个月，正是新政权巩固的重要阶段。
在《江西日报》的《发刊词》中，党提出，江西人民在短时期内必须完成五个任务：第一，协助肃清残敌，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第二，努力支援前线，筹集粮草；第三，协助迅速恢复交通；第四，恢复生产；第五，配合接管工作，“盼望各界人民遵照人民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各安其业；而反动政府机关中供职的职员们则不要自相惊扰，轻听谣言，盼各在原职位上，服从人民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的命令，迅速完成清点移交等工作，一切听命处理，不许有任何破坏。”①这五项任务，可以看成是新政权在巩固过程中，自身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党在解放初期确立农村政权的基本政策。
二、对“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作战”的报道
新建立的农村政权，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作战。省政府规定，“凡新解放区乡村之地主、富农、佃富农均得筹借，中农有余粮者必要时，亦得酌量筹借。其所借之数量按各该户粮食之总收入为标准；多者多借，少者少借，无者不借。但最高限度之借粮额：地主不超过其粮食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佃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农不超过百分之十到十五。”②借粮之时以大米为计量标准，每石谷子（一百零八斤）按照折合成大米为七十六斤计算，如果缴纳其他杂粮的，也要按照一定比例折合成大米计算。在借粮的同时，还要征集燃料，“每借大米一斤，随借烧柴一斤半，草半斤。”③粮食上交之后，政府将统一印制的借粮证发给农民，写明借粮数额，农民凭此证可以抵缴当年的新公粮；如果农户已经借粮给，并持有团级以上机关印发的正式借粮证大米票，此次借粮时可以在应借数量之内根据票证之数扣除，并向当地政府换取统一的借粮证。这次借粮（包括征集柴草）由政府主持，统一调配，部队借粮必须经过当地政府，由政府决定借粮的地区和征借的数量。省政府提出，此次借粮，决不能按照户口或田亩平均分摊，而是要仔细调查，“根据各户现有存粮及行将到来的夏季收获，并照顾其今后生活与再生产之所必需，经过人民民主评议分别确定借粮数量”④。过去的旧政权的乡村保甲人员在借粮的过程中可以继续供职，但是必须执行人民政府的各项法令，将功折罪。此次借粮的重点是地主、富农和佃富农，但是“今年之新征公粮，连同乡村中其他各种省县负担，其总额平均不超过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⑤另外，如果因人民群众举报而发现的军粮、公粮，举报人可以获得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奖励。
这种筹粮的方法是党走群众路线的一贯方法，即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发动群众，从中寻找积极分子，配合基层政权的工作。相应的，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动员，就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控制，需要足够数量的基层干部，层层相连，直到社会的最低层。但是在江西广大的刚解放地区，新政权的干部实际上还很少，有些地区在解放后的短时间内，政府工作人员都尚未到达，实际上根本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在筹粮工作上更是无法做到广泛的社会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不得不借助原有的保甲人员的体系和力量，让他们参与筹集粮草的工作。尽管本着利用旧保甲长而不是依赖旧保甲长的初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保甲长的影响还是超过了新政权的预期，许多地区出现了不少弊端。
“新建、清江地区有些工作组织召开乡保长、乡保人民代表会，不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致使征粮工作遭到阻碍。丰城桥东区把任务交给两个旧乡长，结果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甚至有的保按各户存粮多少分配，有一斗者交二升，二斗交四升，依次类推。也有的保是按钱粮数摊派，一元钱摊粮四升。这样使贫苦群众叫苦：‘负担不起！’还有的按税银分派，再加上累进，贫、中农吃亏很大。”⑥
类似问题出现之后，只要被上级发现，立刻会得到纠正。丰城市梅岗乡八保共有八甲，每二甲为一村，旧保长将借粮任务按四甲平均分摊到村，各村甲长又按照土地正税平均摊派给农民。此外，有一些地主富农故意将自己的土地分散，违反了“地主、富农多借、中农少借、贫农不借，各阶层负担大致公平合理”⑦的原则，被发现之后，各村违反政策的现象均得到了纠正，保证正税不足五元的农户不借粮⑧。工作队在临川河东乡与群众进行评议后，决定向九家农户借粮。但是五保保长王金与甲长周秀芳私自扩大到十五户，并且对这些农户进行勒索，“共勒索十三户、三十九块银元。十一元入保长私钱，其余吃喝了。”⑨这种情况被工作组发现并核实之后，二人立即被扣押，勒索款项归还原主，同时河东乡还“准备立即开群众会令其坦白悔过。并撤换这两个违法保甲长。”{10}对于抗拒借款者，如上饶市东区六保十一甲地主熊家玉，仗着自己曾经担任过政府的省参议员，在借粮运动中百般逃避自己应当缴纳的任务，“最后人民政府在群众要求下，宣布将熊家玉扣押，依法究办，以儆效尤。”{11}
三、对“废除保甲制度，建设新政权”的报道
针对一部份保甲长仍然拥有乡村基层权威的情况，南昌地委决定，废除时代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取消伪人民代表、伪乡公所的权力。对于乡村基层政权中的保长、甲长则暂时留用，“保长经审查不大坏者，可以在政府和人民的监督下分配一些任务，使其有将功赎罪的机会，但对此种人必须十分警惕。甲长有些基本群众，一般的可以使用，但仍需加强其教育与监督。继之要区别对待。伪乡所职员，经审查可吸收为我办事，但必须是在我们领导掌握下，既不能交权，更不能依靠。对个别确有悔改之心，表现有成绩者，也应适当鼓励，给以前途出路”{12}。在此之前，九江市已经宣布废除保甲制度{13}。在江西省解放区之内，保甲制度逐渐被废除，正说明人民的新政权在乡村地区在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更好的发动群众，建设新政权，省委组织了三千余名干部随军南下，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是“沿途动员群众，筹借粮草，支援前线，协助部队作战”{14}，以便早日实现全国的解放。不仅省委省政府下派了大量的随军干部，各地也加紧培养新政权自己的干部。玉山县委集中培养中学以上的失学生160名，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160名同学当即分散全县各区乡去实习工作。由于在学习中同学们认识了将来自己的出路必须是改造自己，为群众服务，下乡后，工作都非常积极。”{15}金溪县政府举办政民干部学校，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愿参加工作者政府当即根据每个人的学习成绩与志愿分别派往各区政府参加各种工作。”{16}除此之外，党还在乡村中自下而上地发现和培养农民干部。例如在借粮工作中，南昌地委要求“注意发现培养农民积极分子，有条件有步骤的建立新机构。目前可采用评议会，或支前委员会的形式，以便能逐渐的走向完全由人民自己的代表来办事。”{17}党培养的农村基层干部逐渐走上工作岗位，是新政权确立的组织保证。
尽管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借粮工作中干部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时间短，任务重，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群众尚未动员，加以青黄不接与水灾”{18}，不仅如此，“全境尚未解放，广大农村均在匪特与恶霸控制之下”{19}。但是，总体而言，全省的解放区域还是圆满完成了借粮的任务。最先解放的赣东北分区，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初，共筹粮三千万斤，其中，“运用旧人员的自报与群众密报和深入调查相结合，一个多月内清查出粮食一千零五万斤（浮梁分区未计在内）”；剩余部分则是依靠“发动群众通过评议会，自报公议，合理负担。”{20}至八月中旬，南昌分区完成借粮任务一千七百万斤，筹借面也比较合理，“借粮户数均在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下。南昌、丰城、新建等县平均是在百分之三十上下。”{21}全省其它地区的借粮任务，也陆续胜利完成。
借粮的过程实际上是党和新政权的力量向农村底层渗透的过程。一方面，新政权旧的封建半封建的地方权威，保甲长受到人民的监督，地主富农等原有的乡村精英在经济上要承受高比例的借粮，在政治上也失去了原来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新政权积极发现、培养农村的本地积极分子，及时选拔、下派党的干部，形成了新的地方权威，避免了政权交替时出现权力真空。新旧地方权威的顺利交替，显示了新政权自己的权威与力量。借粮任务的顺利完成，是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江西省在解放初期巩固新政权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证明了党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9年6月到8月，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江西省新政权在一面战斗一面建设中完成了自身的初步巩固，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控制，并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随着9月30日江西全境的解放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政权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发刊词》，《江西日报》1949年6月7日，第1版。
②③④《军区、省政府发出联合布告，颁布筹供粮食柴草办法》，《江西日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
⑤《军区、省政府发出联合布告，颁布筹供粮食柴草办法》，《江西日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
⑥《南昌地委召开县乡联席会，检查征粮端正政策，决定贯彻群众路线，月底完成任务》，《江西日报》1949年7月9日，第1版。
⑦《南昌分区胜利完成借粮任务，负担大致公平合理》，《江西日报》1949年8月24日，第2版。
⑧《丰城梅岗乡借粮中，地主富农化名捣鬼，干部发觉立即纠正》，《江西日报》1949年7月22日，第1版。
⑨{10}《临川河东乡“五保保长”等藉借粮勒索受惩罚，令其坦白悔过退还勒索款项》，《江西日报》1949年8月8日，第2版。
{11}《地主熊家玉顽冥抗借，执迷不悟扣押法办》，《江西日报》1949年7月26日，第2版。
{12}《南昌地委关于十天借粮工作的检查与继续完成今后任务的指示》，《江西日报》1949年7月13日，第1版。
{13}《九江市府召集旧保甲长，宣布取消保甲制度，保甲人员准予立功赎罪》，《江西日报》1949年7月15日，第1版。
{14}《省委为开辟新区工作，组三千干部随军南下》，《江西日报》1949年7月19日，第1版。
{15}{16}《培养干部改造青年，玉山金溪举办培训班》，《江西日报》1949年7月8日，第2版。
{17}{18}《南昌地委关于十天借粮工作的检查与继续完成今后任务的指示》，《江西日报》1949年7月13日，第1版。
{19}《南昌分区胜利完成借粮任务，负担大致公平合理》，《江西日报》1949年8月24日，第2版。
【内容提要】 梁漱溟和晏阳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本文考察和比较了他们的乡村教育理念和实践。梁漱溟从儒家的伦理思想出发，试图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在中国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晏阳初则针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的四大问题，以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试图为农民培养基本的文化素养，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现代公民。两个人都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立足中国现实，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乡村建设/平民教育/政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G40-05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3-0065-11
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诸多教育模式中，乡村平民教育无疑是一场非常引人注目的运动。晏阳初曾把乡村建设运动与太平天国、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相提并论，当做现代中国第六次救国运动，甚至可以弥补前面所有五次运动的缺陷。[1]虽然今天不会有谁同意，但这样的评价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建设的提倡者们如何定位自己的事业。大概当时很多严肃的教育家都会认为自己的事业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兴亡，但没有任何别的教育运动如此自觉地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当中，甚至成为影响不小的一个党派。
也许，晏阳初的自我评价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荒谬。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前五次运动无一不是针对上层制度的政治变革，而在国民革命之后，第六次就应该是针对中国乡村的一场社会革命，以彻底完成现代社会革命，未必不对。1949年真正可以称为第六次运动的革命，不也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吗？
和毛泽东一样，晏阳初和梁漱溟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了农村在中国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都要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建立成熟的中国现代文明。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终归失败，但这样一场独特的教育运动无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还是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分析和思考，我们所能看到的将不只是仅仅十几年的农村教育实践，而是中国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实践的可能性。
在乡村建设派中，艾恺说梁漱溟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2]。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梁漱溟严肃思考过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设想，更不意味着梁漱溟可以代表所有乡村建设派的思想倾向。晏阳初虽然不是梁漱溟那样的职业哲学学者，也没有那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但他无疑是乡村建设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定县等地的工作也是最系统、最成功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一。本文将简要对比梁漱溟和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尝试思考乡村建设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场“政（政治）教（教育）合一”运动的。
一、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判断。
梁漱溟认为，相对于“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现代西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而要维持这样一个相当理性的社会秩序，则需要以士人为主体，从教化、礼俗、自力三个要点出发。[3]当这样一个礼俗社会面对具有强大的团体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洋文明时，就会陷入散乱、消极、和平、无力的状态，只可能接二连三地失败。这就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失败。而所有这些失败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缺乏科学技术，缺乏团体组织。[4]
不过，梁漱溟并不停留在这种现象的判断上。他虽然坦承中西文化在现实中的这种差异，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失败的直接原因，却并不认为中国人应该简单地学习这两点，而是指出，现实中的短处往往来自历史上的长处。他不同意把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私、愚、贫、弱”这四大病。特别是自私这一点，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固有的特点，只是在面对西方团体精神攻势的时候，中国人因为和平惯了，不会斗争，所以变得自私起来，无法为国家的强大而奋斗。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理性传统。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进攻，中国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长处。[5]
正是因此，当社会改革者以破坏自己的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西方文明的进攻时，自救反而成了自坏，不但无法改变中国文化的被动局面，反而使自己愈加陷入崩溃的境地，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调，使得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两个特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前的自救运动总是从建立现代国家入手，但国家又总是建立不起来，于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无办法”。这是因为，第一，在重礼俗的传统中国，本来就不依靠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来维持，而是主张国家权力的消极无为，但现代国家的模式违背了历史的规律；第二，自从西洋思想进入中国之后，国人的思想变得极为复杂分歧，缺乏公共的信仰，无法统一，也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国家政权；第三，传统中国是职业分立的，因而没有阶级，但国家权力必须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没有阶级对抗，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第四，中国的社会秩序革命并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外力强迫导致的，所以社会改革的观念和社会事实严重不符；第五，因为中西文化的精神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所以无法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上。[6]
中国文化的失败和崩溃，尤其体现在乡村社会的败坏之中。为了救济乡村，帮助乡村自救，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现代文明的新社会结构，需要从乡村建设入手。一方面，要为中国文化引进它所缺乏的团体精神；但另一方面，必须依照中国文化原来的基础和逻辑进行，因此，不能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而要采取教育的方式，从农村入手，以中国文化的方式建立一套新礼俗。这是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7]
二、传统乡约的现代改造
由于对中国状况的这一判断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梁漱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乡村建设计划，即改造古代乡约，创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
中国人缺乏的是团体精神，但又不能通过西方的形式建立国家，所以就要以另外的方式培养中国的团体精神，因此就要以一种新的礼俗培养团体精神，即一种新伦理。因为中国从来都是集乡而为国的，所以要从乡村入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改造，就是传统乡约的一种现代形态。
乡约是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实现教化的重要组织形式，肇端于北宋关中学派吕大钧为首制定的《吕氏乡约》，后经朱熹、王阳明、吕坤、陆世仪等大儒不断增订重修，再加上明清两代政府的强制推行，成为中华帝国后期一种非常重要的乡村基层组织。历代乡约多有不同，特别是到清代后期，很多乡约成为军事性的自保组织。不过，总体来看，乡约的主要精神仍然体现在《吕氏乡约》最基本的四项当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了保证乡约中的内容得以执行，乡约有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要有约正，定期召集全体乡民集会，奖善罚恶，以保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两条的实现。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更多体现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乡约的核心是积极的“德业相劝”和消极的“过失相规”。与强制性的国家比起来，乡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推行一种伦理生活，因而最重要的是教育。不过如果仅仅是说教，就很容易流于空谈，难以起到实质的约束作用。因此，过失相规往往相当严厉。《吕氏乡约》规定了对各种犯错者的具体惩罚，并指出：“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正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8]朱子的《增损吕氏乡约》和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也都有相应的严厉处罚。吕坤的《乡甲约》则规定，要由州县制作竖牌，写上“不孝某人”、“不义某人”、“做贼某人”、“某人”、“光棍某人”、“兄徒某人”、“奸民某人”、“诈伪某人”、“无耻某人”、“败子某人”、“各用大字订于本犯门左，每会跪约听讲，街民不与往来”。[9]以教育为目的的乡约制度必须辅之以相当严厉的政治性手段，但没有政府的支持，这种手段是无法实行的。随着乡约愈来愈得到政府的认可，其对犯约之过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
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基层政治仍然要贯彻乡约的基本精神。乡约与当时已经在实行的地方自治法规非常不同，“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意思；地方自治法规则是等你犯了错即送官去办，送官之后，是打是罚一概不管”[10]。乡约之中虽然也不乏严厉的处罚，但其根本上是以伦理为核心的教育组织；必要的强制措施是以培养伦理为目的的；但地方自治法规则是强制性国家的一个机构，并不以教育为目的，所以二者有相当大的不同。梁漱溟所要继承的，正是乡约这种政教合一的特点；他所反对的，即那种不以教育和伦理为目的的现代国家模式。由此可以看到，梁漱溟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以教育为目的的现代政治。
他的乡学村学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每个学校划定固定的范围，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百户组成，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然后在校董中推举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而教员则是从外面聘请的，学生就是本地的所有乡民，男女老幼皆在其列。于是，这四者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校，也是一个乡村组织。换言之，整个乡村就成为一个大学校。
梁漱溟指出，这种学校与其他的乡村学校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一般的学校里，办学校的人开办一个学校，学习的人进入学校，是流动的。两部分人是分开的，因而只是教育机构，不能构成乡村组织。他特别提出，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规模浩大，但那还只是一种学校，而没有成为一种乡村组织。平民促进会也是先联络当地的地方领袖，成立“平民教育促进分会”。这和邹平的校董会很像，但邹平的校董会是学校内部的机构，而平民教育促进分会是学校外部的机构，等到学校成立了，这个平促分会往往就解散了。因此，定县的平民学校最多只能算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乡村组织。如何理解定县的问题，后文再谈，但此处可以看出，在梁漱溟这里，教育和政治组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1]
乡学村学中的校长，相当于乡约中的约长或约正，常务校董相当于乡约中的值约，学生即相当于乡约中的约众；只有教员这一项，是传统乡约里所没有的。因此，梁漱溟说，这就是现代的乡约组织。[12]
梁漱溟试图通过这种传统的乡约模式，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并通过外来的教员，向农民传授各种现代思想和科学技术。如果这项实验能够成功，则可能形成新型的现代中国伦理，也形成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模式。有如此宏大成熟的文明规划在胸中，他对定县那种办学方式自然不放在眼里，因而处处批评晏阳初等人的做法只是局部的，缺乏邹平这种全局的文化考虑。①但是，从总体的效果上看，梁漱溟的实践效果未必比晏阳初更好，甚至其影响还不及晏阳初大。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三、晏阳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经历和文化出发点非常不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很不一样，因而他们办教育的理念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晏阳初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教会学校，加入基督教，出国留学。他最早生出从事平民教育的想法，还是在法国的时候。他在1923年召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前夕谈到自己在法国颇受刺激的事情：“自1917至1918年，华工到法国服务有二十多万人，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是目不识丁的。他们在那里做出许多有失国礼的事，例如，在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法人初未见中国人的，便把这些华工当作中国人，彼此相告说：‘哦！这就是华人！’他们就是拿些未受教育的人去代表中国。”[13]正是有感于大部分中国平民处于无教育的状况，晏阳初才准备从事平民教育的事业。他最初的教育活动，就是在法国华工当中开展的。
基于这些初步的印象，晏阳初对中国的问题也有相对系统的总结：“现在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非瞎而何？不受教育的不知社会情形，所以有耳也等于无耳，非聋而何？社会弄到这样，发言的是何人，大多数是不作声的，非哑而何？别人还说我们又老，这样的国家何以能造成国家？现在的万灵丹就是在读书识字。现在的一线希望，即古风犹在，人人都承认读书是好。这是中国的救星，我们应该保存。若过十年，旧道德推翻了，则难救了。吾人若趁此时设法，那聋、瞎、哑的三种病还可愈。这个责任完全在教育界，望诸君回省，多在平民教育做工夫。”他甚至进一步说：“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14]
晏阳初并没有像梁漱溟那样作出复杂的文化分析，而是从朴素的印象出发，得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结论。不过，他还是试图给出一些文化上的解释。他为“平教总会”设计了一个会徽，就是一个“平”字，并解释说：“其涵义是最上横条代表头脑……横条下面两‘点’很像两眼：一眼代表平等，一眼代表公正。两点中间是十字架。要想成功，你必须有十字架——心，这心必须有同情怜悯受苦难的农民。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心。”[15]
身为基督徒的晏阳初并不是经常以基督教的观念来诠释平民教育，像对会徽这样的解释是相当少见的。不过，这里还是透露出了晏阳初的一个重要取向：立足现代文明，通过传播现代文化，改造落后的农民群体。所以，他强调平等和公正的观念，认为所针对的是聋、瞎、哑这样的疾病。他反复引用的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更多是为现代的平等观念作论据的。
在以后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各地之间相互交流，晏阳初对梁漱溟的思想也应当有过相当程度的研究，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接受了梁漱溟的主张。在1937年写的《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晏阳初频繁引用梁漱溟的观点。比如他也说：“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沉地长睡下去。”他还说：“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也就牵连到具体的‘人’的问题。因了文化失调的高度而陷社会结构于纷崩。”他也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乡村救济运动就成为积极的乡村建设运动，更进而有重建一新社会结构的要求，认中国问题为整个的社会结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16]
虽然如此，晏阳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并未真的被梁漱溟同化。他随后指出，定县的平民教育针对的是中国人的四大病“愚、穷、弱、私”。而上文提到，梁漱溟在谈到当时中国的问题时，非常不同意用“私、愚、贫、弱”四个字来概括。现在，措辞虽略有不同，但晏阳初所表达的，正是梁漱溟所反对的。他虽然同意梁漱溟所说的文化失调等种种说法，但在具体落实到所谓对“人”的教育时，他所强调的，恰恰是改变人的文化素质，而不是像梁漱溟那样重建一套中国式的伦理。针对这四大病实行平民教育，是晏阳初在很多文章中不断重复的基本观念。因而，他认为解决乡村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17]而且他认为，十年来各地乡村建设运动所做的正是这两点，甚至指出，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恰恰是这方面的楷模。
四、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
由于相当不同的理念，晏阳初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和梁漱溟不同。
晏阳初是在法国华工当中开始平民教育的。1918年，他为法国华工家信，逐渐萌生了教他们识字的想法，后来设立了识字班，尝试用一千多个常用汉字作识字课本。[18]他回国后，在长沙、嘉兴等地开办平民教育，到1923年成立平教总会时，也仍然以识字教育为主。[19]1927年他发表《平民教育概论》时，已经把平民运动概括为三大方面：文字教育针对民智，生计教育针对民生，公民教育针对民德。晏阳初于1926年选定在定县作乡村教育的实验，并在那里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他以后将自己在定县的工作有了个固定的概括，即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以治疗四大病。四大教育是：文艺教育，针对愚；生计教育，针对穷；健康教育，针对弱；公民教育，针对私。三大方式是：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在确定了这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并明确要以扎实的社会调查为教育的前提之后，晏阳初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教育体系，远远超出了当初编写识字课本的阶段。但所有这些都还是从识字教育开端并以识字教育（发展成四大教育中所谓的“文艺教育”）为基础形成的一个体系。
四大教育是平民教育的经，三大方式是平民教育的纬。下面即以三大方式为主线，看四大教育的计划及其在定县的实施情况。
四大教育中文艺教育是一切的基础。在三大方式中，自然也以学校式教育为第一要务。学校教育分为三个部分：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初级平民学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识字和基本的文化教育，1933年编订的教材有甲乙两种，各四册。第一册都是注音字母，是最基础的文字教育。甲种的第二、三册每册十四课，每课分为“课文”和“新词用法举例”两部分，第四册则统计初级平民学校的毕业生必读的三十册平民读物里面的所有词语，变成一册字汇。乙种课本的第二、三、四册构成一个大的单元“我们的中国”，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不分课，但分成章节，注重新词的分配，内容主要是说理。这种教材使用后，效果非常好，特别是甲种。[20]
与这些教材相配合，平教会编辑了一百多种平民读物，其中三十种为必读。这些读物都有注音，与四册教材相配合，效果也非常好。已经在初级学校毕业的农村青年，可以进入高级学校，进一步学习与四大教育相关的内容。
相应的，晏阳初还组织学者收集和研究平民文学、戏剧、歌谣等，在农民中排演话剧，训练绘画，所编写的读物很多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戏剧、演讲、歌曲等。定县甚至有了自己的广播电台。以识字为基础和起点，定县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教育体系。[21]
生计巡回学校的目的是使农民在农村中取得实用性的技能训练，按照一年中时序的变化，在研究区内分区巡回训练，学生人数以村数和村的大小为比例，巡回以一年为一单位。第一期在春季，主要训练植物生产；第二期在夏季，主要训练动物生产；第三期在冬季，主要训练农村工艺与合作。[22]
定县的社会式教育主要是组织“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其基本口号是“求团结，讲互助”。平校同学会发行周刊《农民通讯》，既增加农民的知识，也为农民提供练笔的园地。各村同学会举办了与四大教育相关的各种活动。针对文艺教育，有读书会、演讲比赛、习字比赛、家庭教学、灯笼识字、新剧等；针对生计教育，有合作社、推广波支猪、推广改良种籽、农业展览会、自助社等；针对卫生教育，有种牛痘、防疫注射、拒毒运动、武术团、越野赛跑等；针对公民教育，有息讼会、禁赌会、扫雪运动、修路、修桥、自卫、抗日运动、植树等。这种组织既培养了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团体精神，也有力地推进了四大教育的开展。
晏阳初充分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深知家庭式教育的必要。家庭教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把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例如培养卫生习惯的部分，交给家庭完成，并培养家庭关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是研究家庭中的迫切事务，如儿童教育、家务管理，以形成中国式的家政学。[23]家庭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家庭会，将全村大多数家庭联合起来。各家的成员分别有五种集会：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集会的内容还是针对不同的人实施四大教育。
五、定县的政教合一
与晏阳初早年的教育理念相比，定县工作的一个决定性变化是使教育和政治相结合。这一转折使他从识字教育和一般的文化与技能教育过渡到了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教育，从而和梁漱溟一样，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因此，我们要单独谈谈公民教育这方面的情况。
1932年，华北的乡村建设工作已经有了一定起色之时，民国内政部长甘乃光视察定县和邹平等地，并曾经和晏阳初长谈，指出：“定县实验的社会改革工作，好像一个四个腿的桌子，现在只有教育、生计、卫生；还须再有一条脚，即政治，然后这张桌子才会安稳。”[24]1933年，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各省设立县政实验研究院，晏阳初成为河北的县政实验研究院院长，他推荐平教总会同仁、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任定县实验县县长。从此，定县的平民教育也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公民教育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霍六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也很熟悉定县的情况，他对县政作了大规模的改革。县政府原来下设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四局，改设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增加政府工作效率。县长兼任保卫团大队长，同时负责全县的公民服务团。于是县长集全县的行政、社会、军事权力于一身。
县里设公民服务团，全县人民都是公民服务团成员，按照年龄分为现役、预备、后备三种。其骨干是现役的青壮年，并根据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专长分为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组，仍然是配合四大教育的。公民服务团是定县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机构。各乡镇原来的乡镇公所形同虚设，于是改设乡镇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其中设委员六到十二人，容纳年高德劭的地方精英，各乡镇的小学老师成为当然的委员。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即为乡镇长和乡镇副，委员会下设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股，与公民服务团的四组呼应。为了制衡乡镇改造委员会的权力，又有乡镇公民大会予以监督。而公民服务团一方面可以代表公民大会节制乡委会，另外也必须服从乡委会的指挥。
为了提高政令传达的效率，又选中学毕业、曾接受训练的青年作农村改造辅导员，根据具体情况设六到十二人，随时传达县政府的政令，督促和训练农村办事人员，自身也随时接受县政府的训练。
公民服务团和乡镇改造委员会本该立即成立，但人民训练或有不足，这些工作就先在二十一个村表证示范。这些村子率先举办一个月的公民训练，然后成立公民服务团，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乡镇改造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正副主席，至迟不得超过五个月。到1935年冬，各示范村都成立了乡委会。[25]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之后，定县的整个县政以教育为基础，形成了高效率、组织严密、极富创造性的一个体系。正如吴相湘所说，在实行县政改革以前，定县的平教工作是“由教育立场运用政治力量故偏重研究”，但后来则变成“由政治立场运用教育立场偏重实行”。[26]晏阳初的教育观念层层推进，由识字而发展到文化、文学教育，发展到文化、经济、卫生三大教育，再到文化、经济、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最后直接进入政权，实行教育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
六、两种乡村建设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据说，各种乡村工作组织多达700多个。[27]在如火如荼的乡建运动中，晏阳初在定县和梁漱溟在邹平的工作，无疑是最有名、也是相对最成功的两个。两地的运动既有很大的区别，又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方面。定县与邹平也相互支持，相互影响。我们在前文看到，梁漱溟和晏阳初都在一些场合提到过对方的工作。梁漱溟在谈到定县的时候，常常委婉地批评他们的工作不是全面的文化改造；而晏阳初在谈到邹平的时候，却总是赞扬邹平的工作和自己的一致，而且很成功。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晏阳初比梁漱溟心胸更宽广。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多是从一套比较成型的文化思考出发，按照儒家的文化理念来制订乡村建设的计划；但晏阳初最开始只是有感于中国平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于是从识字班开始，随着活动的开展和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而逐渐丰富，最终摸索出一套政教合一的系统的教育理念。
艾恺指出，邹平与定县的区别在于，梁漱溟采取的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乡村建设方案，而晏阳初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对西洋文化无条件崇拜，一味在中国实现科学化、现代化。按照这个理解，定县的工作之所以更红火，就是因为这更投合西方人的口味，因而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28]由于晏阳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使他的工作更能得到西方世界的理解和帮助，当然对定县的平民教育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这是事实。不过，由此说晏阳初的工作是更西化的，因而定县的成果仅仅来自西方偶然的支持，却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梁漱溟确实更深地思考过文化的问题，也更认同儒家的伦理和政治制度，因而采取改造传统乡约的方式来实行乡村建设，但以儒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儒家传统的组织制度来规划乡村建设，并不意味着真能得到儒家式改造的效果，更适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乡村状况；邹平的乡村建设中同样有很多现代化的内容，也大量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和定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反过来，晏阳初确实是基督徒，更了解、也更喜欢西方文化，他从事平民教育的初衷也是要使中国平民和西洋人相比能够不那么落后和粗俗，在整个平民教育运动期间，也有基督教团体参与其中。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就更西化，更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因而仅仅是靠外国人的资助才取得了一些成就。晏阳初虽然采取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但他教的是汉字，所编教材主要是中国的内容，充满了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如果仅从中西文化的角度，很难看出梁漱溟与晏阳初真正的异同，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工作对现代中国的真正意义。
梁漱溟和晏阳初最根本的不同，还是体现在他们的政教理念上。梁漱溟之所以要从教育入手，并实现政教合一的组织，是因为他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必须从伦理入手，以建立“团体一个人”伦理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既然要建立新伦理，就要通过教育，而不能通过暴力国家的手段。虽然他对“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归纳来自中国的历史事实，但由此认为应以乡约的方式建立团体伦理并以此统合全国政治，是他自己推出的实践结论，很难说从多大意义上代表儒家传统的现展。
而晏阳初本来的野心没有梁漱溟这么大。他从事教育本来只是希望能提高平民的文化水平，既没有从基督教的理念出发，也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明确目标。如果说这种朴素的目标背后还有什么深层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后来把卫生、经济以及公民教育也容纳进来，则是将现代化的目标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系统了。晏阳初了解了梁漱溟的想法以后，大量引用梁漱溟的说法，恰恰证明他的现代化教育是技术性的教育普及和社会改造，而没有很固定的文化假设；晏阳初后来之所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地普及平民教育，都能很成功，也是因为他是在一般地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
因为晏阳初特定的教育理念，他对于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本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观念，不像梁漱溟那样要有政教合一的乡约式组织。在平民教育运动初期，政府的支持只是使教育推进得更顺利的外在支持。在成立实验县之后，定县也出现了政教合一的模式，但这种政教合一与邹平的政教合一还是有着质的不同。哪怕在成立实验县之后，虽然县政全面掌握在平民教育者的手中，但晏阳初仍然深切地认识到，无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多么密切，无论成功的政治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教育和政治仍然不能相互等同。当然，能够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平民教育的政治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县政毕竟是“平教运动以外的事”[29，30]。这与梁漱溟所倡导的，把全县变成一个大学校、将教育和行政彻底合一的儒家式理想[31]，当然有着极大的差别。定县的政治改革，几乎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改革。这里既看不到儒家的理想主义，也见不到明显的基督教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民主政治或乌托邦的政治理念。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提高素质。
晏阳初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没有政治意义。特别是在定县成为实验县之后，定县的政治成为依托于现代平民教育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是有着相当强的理性控制力的现代政治；而定县的教育也就更体现出它在现代政治制度中的意义，服务于为现代政治培养有文化素质、公民意识以及相当程度上的经济观念和健康身体的现代公民。定县的政教合一模式，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索出的、服务于现代政治的公民教育，以及建立在现代公民教育基础上的现代政治。
对比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工作，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他们分别贴上儒家和西方的标签。大体上说，梁漱溟所推行的，是现代中国政教合一的伦理政治；晏阳初所实验的，是为现代中国国家服务的公民文化的培养。二人都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和农村现状，都力图回应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梁漱溟试图用乡约的制度来发育出现代的伦理模式，以取代现代国家的权力建设；晏阳初则要通过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以配合现代国家的政权建设。定县和邹平的工作中都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元素，但也都在努力结合现代性的内容。
晏阳初用定县的实践向梁漱溟证明，现代国家是可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国家需要更坚实的文化基础，需要素质更高的现代公民，而这正是平民教育所要完成的任务；梁漱溟在邹平的工作也向晏阳初证明，将中国的问题仅仅概括为“愚、穷、弱、私”确实是过于简单了。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这四大疾病，从而配合现代国家的建立，但并不能根本实现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中国除了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塑造有现代文化素质的公民之外，还要在根本上和中国的伦理传统相勾连。这一点晏阳初忽视了，梁漱溟意识到了，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注释：
①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更系统的讨论，参见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收入《教育与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第七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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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地理；乡土地理；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8-274-01
传统的初中地理教学，过分强调智力教育和应试教育，所以地理教学对教材的依赖性比较强，而对于乡土地理实践活动则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便有的地理教师会根据教学目标设置一定的乡土地理实践活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设计，地理实践活动的管理比较粗放，所以并没有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对此，初中地理教师要增强乡土地理实践教学的意识和能力，积极加强教材内容与乡土资源的整合，构建更具地域特色的教育内容，进而为初中地理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初中生地理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整合乡土资源优势，激发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
基于初中地理课程的学科特征以及初中生的学龄特征，初中地理教师在教学中要增强对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意识。顺德区是佛山市五个行政辖区之一，位于广东省的南部，珠江三角洲平原中部，由江河冲积而成的河口三角洲平原；广佛同城的西南边界、广佛肇经济圈的南部，是佛山市与广州市联系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地势上西北偏高，自古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文教鼎盛，是“世界美食之都”。所以说，顺德区的乡土地理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只要地理教师善于发掘、善于整理，完全都可以服务于初中地理教学的具体实践。例如，在“乡村和城市”的教学中，初中地理教师不要一味灌输理论知识，在传授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完全可以结合顺德区的城市环境和乡村实际，开展一些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也更加熟悉的乡土地理实践活动，如让学生搜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特产，表达一些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增强学生对地理课程知识的感性认识，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巩固、扩大和加深课堂所获得的地理基础知识的同时，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
二、善用乡土地图，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是地理知识的载体，更是初中地理教学和中考的重要内容。如何让学生掌握好读图、识图的能力，对初中生日后的地理学习和自主自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地图教学的具体实践中，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生在读图、识图中可能遇到的思维障碍，初中地理教师要优先让学生学会使用乡土地图，让学生结合当地的一些地理特征来掌握读图、识图的基本技能，这对学生接下来的地理学习将会大有帮助。例如，初中地理教师可以结合佛山市地图、顺德区地图讲解比例尺、地图信息获取等知识，然后让教师可以按照地图设计一些社会实践任务，如让学生利用地图判断某条河流的长度，寻找两地之间的最短路径，搞清某一地点的周边地理环境等，这些实实在在的读图任务，可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地理课程学习的真实价值和现实意义，激发出学生的地理探究意识。
三、合理利用乡土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初中地理课程科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基本的地理知识，还承担着人文教育和德育教育的重要任务，合理利用乡土教育资源开展地理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积极情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当地一些地理问题、环境问题的导入，来培养学生保护美丽家园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学生利用所学地理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例如，在“水资源”的教学中，初中地理教师就可以将顺德区的“河流纵横，水网交织”的水文特征进行讲解，点出顺德区水资源丰富的特征，但同时也可以导入顺德区西江干流、平洲水道、眉焦河、南沙河等河流的水污染问题，引出“保护水资源”这一生态课题，并在课下组织一些与“水资源保护”相关的乡土地理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结合所学知识寻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对策，这样更能实现多元化的地理教育目标。
四、结合乡土地理实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
初中《地理课程标准》指出，地理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践内容丰富，与乡土地理教学有关的实践内容就有野外观察、社会调查和乡土地理考察等。乡土地理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不仅可以实现地理教学内容的有效拓展，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还可以有效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和创造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例如，在“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的教学中，初中地理教师就可以组织“治理雾霾”的社会实践活动，先让学生就在生活周边看到的大气污染现象进行总结，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寻求大气污染和雾霾天气的应对策略，共同思考如何让顺德的空气变干净，让顺德的天空变得更蓝，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对所学地理知识的消化，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培育和树立，可谓一举多得。
总之，对于初中地理而言，积极开展乡土地理实践活动能够对初中地理教学形成有效的促进，不仅可以实现抽闲化地理知识的形象化、具体化，避免课堂教学的空洞乏味，还可以有效增强地理课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更好的激发初中生的地理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学以致用的意识，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真正提高初中地理课程的授课效果。
参考文献
[1] 韩 晶.延边地区初中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研究[D]. 延边大学， 2011.
[2] 罗 莉.研究性学习在初中乡土地理教学中的运用[J]. 文教资料， 2009（12）：133-134.
但是汉承秦制举人失当者有罪。诏书的出现使得地方各级官吏不得不对辖区内人才的关注。在西汉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官吏如何得知本辖区的人才。才不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本文主要对西汉基层政权在这方面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汉代具有十分完备的基层政权。《汉书•高帝纪》：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汉书•韩延寿传》
武帝时，戾太子受江充诬陷，不能自辩，遂矫诏捕杀江充，兵败亡匿，武帝震怒，群下忧惧无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书上，武帝为之感悟。又《汉书•京房传》：“（焦赣补小黄令）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汉成帝时，京兆尹王尊免官，“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后王尊不避危殆，亲率吏民治水，“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王尊因而受到嘉奖。
由此可见，皇帝对三老的意见十分重视。同时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西汉的基层官员和三老是如何发现人才的：
(一)孝廉，《汉书•文帝纪》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到了武帝时期，察举的科目设立了孝廉一项，并成为察举中最重要的一科。颜师古认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孝成为乡里追求的标准，也成为三老评价和向上级推荐人才的标准。西汉的重民思想使国家很重视基层政权特别是三老的意见，在乡里三老的舆论成为政府选举官吏的重要标准。所以乡里的礼俗、舆论的作用就更显得突出了。
(二)家族，西汉的乡里社会，虽然是以地缘为主，但血缘与宗族在乡里的作用也同样重要。所以在提到西汉的乡里社会组织时，往往九族与乡党并称。如郇越“分施九族州里”《王贡两龚鲍传》，朱邑“禄赐以共九族乡党”《朱邑传》，所以说西汉是地缘与血缘的共同体。因为西汉的里大抵依自然聚落而成，所以一个里往往就是一个或是数个宗族。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就任命一些强宗大姓来统治乡里。三老往往由这些强宗大姓充任，因此这些强宗大姓的子弟更容易出任官吏。
原涉：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扶风谒请为议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三)通过“社”的一些活动。秦汉时期，乡里皆有社，是乡里民众祀神祭祖的场所。
《汉书•郊祀志》：“（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随着乡里民众社会交往的增多，社内的活动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单纯的祀土神嬗变为多种庆典活动和一些娱乐性活动，男女欢腾，聚饮为乐，即使穷乡之社，也“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里社进行的集体活动，由社宰具体负责。
《汉书•陈平传》：“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
在神权笼罩的古代社会，由于人们思想意识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对天地诸灵的敬怖和笃信，因此祭祀是古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能够主持乡里民间“社”的活动，就会熟悉祭祀仪式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具备了被选任高级官吏和升迁的机会。
(四)西汉的教育体制。《文献通考•学校考》：“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皆乡学也”，一般认为夏、商的学校只限于官学。西周从孔子讲学开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樊篱，私学才渐为社会所公认。《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学校的建立，其主要职能是行教化。所谓：“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乡则行礼而视化焉。但是西汉初期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没有多大的发展。《汉书•儒林传》“未皇庠序之事”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以及“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的提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才开始在郡国范围内设立地方官学，且诏日：“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中国地方官学的教育模式在此时建立起来。至元帝时，更是“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为教，平帝时再次强调郡国遍立学官，“郡国日学，县、道、邑、侯国日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日庠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尽管西汉学校教育注重于道德教化，但是这些学校也部分承担了培养本郡所需的部分官吏和向上级输送人才的任务。
汉代选官制度尽管出自皇帝诏令，可是由于具体的操作依然集中在各级官吏手中，特别是最基层的政权已经被一些豪族所把持，因此尽管汉代察举制度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奠定了以后历代平民参政的基础，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分子参政议政的愿望，对政权的巩固，无疑有巨大影响。但正是由于这套选官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权被少数豪强地主所垄断。
参考文献：
[1]黄留珠.汉代的选廉制度.唐都学刊，1997-04-08.
[2]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04）.
[3]仝晰纲.秦汉乡官里吏考.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06）.
[4]邹水杰，岳庆平.西汉县令长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4）.
论文关键词：均衡发展，基础教育，城乡差异
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性公平，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我国政府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一直在不断努力着[1]。
1 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状况的城乡比较
西部义务教育资源不仅总体落后，而且教育资源过多集中于城市，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尤为明显[2]。
1．1 城乡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差异迥然
在初中教育阶段，城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之比为13：3，城乡生均实验室面积为8：1，城乡生均计算机数之比为7：1（均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在西部，有些城市投入上千万元建设所谓“示范性学校”的同时，西部农村不少学校却在危房里上课。按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年的数据测算，农村学校尚有危房32963503 m2。
1．2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比较
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乡差异，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也存在很大差别。如下表1 所示，2006年，城镇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人均为1021．43元，而农村家庭人均仅为47．97元。城镇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10．5%，而农村家庭该比率为1．54%。
表1 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比较
人均教育文
化性支出（元）
人均教育文化性支
出/人均消费性支出（%）
人均教育文化性支出/人均
全年可支配收入（%）
城镇
1021．43
13．61
10．50
农村
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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