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摘要】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最开始的一味热捧到冷静反思，从研究媒介融合的模式到研究媒介融合的规制，从媒介融合的现象描述到运用相关理论来作支撑，媒介融合的研究向广度深度拓展。同时，媒介融合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媒介融合研究缺乏系统多元的理论研究范式，缺乏媒介融合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随着媒介融合研究的发展，这些问题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媒介融合综述
随着媒介融合的日益发展，特别是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将媒介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国内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再次兴起。由此，可以预见到，在媒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对于媒介融合这个概念的由来，学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郭毅、于翠玲对国外的媒介融合进行研究，认为“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 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
而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学界、业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实质就是媒介形态的融合，把媒介融合的内涵聚焦在媒介形态上。如黄斐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内涵在于“建立在介质融合上的各种媒介形态的聚合”，但这种媒介形态的聚合并不是取消各媒介形态的差异。②而有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外延应该更宏观，不能只是媒介形态的融合。在首届“中国媒体融合与发展论坛”的报告中，将媒体融合的概念界定为：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一切传播信息的载体相互之间在技术、产业、组织、规制等方面的融合。③
在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理解上，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看法。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在诸方面相交融的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的融合，操作层面的融合，理念层面的融合。同时，他也认为对媒介融合的理解不能只将它理解成媒介形态和媒介业务的融合，也不能太过强调媒介融合而排斥媒介的细化和细分。④
对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内涵应该更宏观，包括媒介产业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而部分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只是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采编流程、媒介产品、传播渠道的融合。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以及外延，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二、对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认识
虽然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融合的趋势都是认同的，但对媒介融合的模式和过程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对于媒介融合的模式，陈映在充分考量媒介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后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并且至少包括技术、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这四个理论分析维度。⑤她认为，技术层面的融合体现在生产融合、网络融合以及终端融合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合可以分为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组织层面的融合主要是公司架构、媒体运作方式和媒体成员工作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融合以及法律和规制的融合两个方面。邓瑜认为，媒介融合既涵盖由技术基础的技术融合到产业高度的业务和产业融合，也可以把信息生产流通过程看作为内容加网络加终端的融合。⑥庞亮、郭之恩总结了不同国家媒介融合的策略和路径，并归为三类：服务融合、网络融合、公司融合。⑦
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学者都认同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于这个过程的看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在2010年提出，媒介融合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跨媒体产品扩张、关系再造、信息终端变革。⑧从现阶段来看，媒介融合在近5 年的发展，不论前两个阶段的变革完成得彻不彻底，至少是走到了“信息终端变革”这一步。而栾庆明、陈一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过程，他们认为，就国内媒介融合的发展来看，媒介融合最初表现为媒介集中，随着融合的发展日益走向资本、技术和产业三个层面的融合。⑨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把媒介融合分成媒体形态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合作、媒体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等几个方面，丰富了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
三、对媒介融合规制和政策的探索国内目前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学者主要是肖赞军，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媒介融合过程中的规制融合，总结了很多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媒介融合具有启发意义，并探讨了我国应该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肖赞军、李玉婷、陈子燕认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传统规制面临根本性挑战，主要是传统媒体、电信等产业日益聚合形成横向市场，而在融合性的横向市场实施传统纵向规制，必然导致很多问题。在最近的研究当中，肖赞军还对媒介融合引致的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规制的不一致性、不确定性、不合理性、不恰当性”四个方面。⑩规制不一致性主要是，相同或类似业务适用不一致的规制，造成竞争扭曲；规制不确定性主要是，同一业务可适应不同行业的规制，滋生规制套利；规制不合理主要是，已有规制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新情况，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规制不恰当主要是，原有规制虽仍需要，但施行的方法需要改变，以实现规制目标。
在传统规制面临挑战的时候，肖赞军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规制，把世界上走在媒介融合前沿国家的规制变革模式概括为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欧盟模式，日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策略，他认为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国际模式，要按照我国的情况分阶段、按步骤调整规制框架，坚持“对传输实施分离规制，对内容实施分类规制”的原则。⑾
从学界开始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问题来看，媒介融合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概念等方面的探讨上，而是越来越关注媒介融合在现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四、对媒介融合现状与问题的反思虽然大多数人对于媒介融合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分析了当前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媒介融合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早在媒介融合势头正猛的时候，就有不少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精专不被强调、个性特点趋于弱化，对传播活动的人文底蕴有所忽视”。⑿靖鸣和臧诚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反思媒介融合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和融媒的出现，使信息进一步泛滥和超载；媒介融合的结果必然是媒介市场的垄断；媒介融合助推媒介化社会加速到来，“媒介人”和“媒介依存症”现象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在媒介融合时代进一步扩张。⒀王亮则主要从市场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媒介融合，在他看来，媒介融合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新闻文化有可能被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报道质量将受到影响；媒介融合时代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使得记者的同一声音在不同媒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受到威胁；媒介融合要求记者熟悉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过于强调技术可能会削弱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⒁
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业界人士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现实问题。李燕认为中国媒介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缺位，政府职能不清晰，管理机构属性不明确，技术层面融合速度与其他要素融合速度不协调。⒂这些问题制约了媒介融合的发展。
对媒介融合的反思以及再认识，也是对媒介融合理论进行了辩证思考，总结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对媒介融合的一种深入研究。
结语
近5 年来，媒介融合研究在中国成为热点和前沿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媒介融合都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研究上，国内的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研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媒介融合的实践没有明确的理论作指导，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媒介融合的进程。
对于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的，由于媒介融合实践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并且各家媒体的具体融合路径也是各有差异，这样的媒介融合实践现状也不利于媒介融合模式研究。
在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深入了，但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关于媒介融合规制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需要根据国内目前媒介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规制研究符合国情。
对于媒介融合的反思，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郭毅、于翠玲，《国外“媒介融合”概念及相关问题综述》[J]《. 现代出版》，2013（1）
②黄斐，《试论媒介融合的认知及实践误区》[J]《. 新闻记者》,2010（8）
一、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对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从媒体发展格局看，传统媒体的受众规模不断缩小，市场份额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青年一代更是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从舆论生态变化看，新兴媒体话题设置、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可以说，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革新图存的重要关口。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刻不容缓，必须跟上时展步伐，加快融合发展进程，这是我们应当肩负起的历史责任。
媒体融合发展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在融合发展的条件下此长彼长的态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目前，很多媒体都开始了融合发展的探索，也有不少亮点。在今年全国两会宣传报道中，中央主要媒体加强互动融合，通过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立体化、互动式、全天候传播两会信息，发出主流声音，成为融合发展的一次大探索。同时也要看到，融合发展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跟不上、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规划，制定总体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在融合发展之路上走稳走快走好。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以中央主要媒体为龙头，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努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把正确导向贯穿到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使融合后的媒体继续成为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努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观念和认识
观念引领行动，认识推动实践。总的来说，我们对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滞后认识和观念偏差。有的满足现状，患得患失，担心打破原有格局，认为融合发展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不搞融合发展也还能活；有的存在畏难情绪和惰性心理，对融合发展缺乏信心，不愿试不愿闯，坐等给政策、给资金、给项目；还有的存在惯性思维，用办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待融合发展，拿出的方案、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对路。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挪动屁股、更新观念，没有跳出传统媒体的本位和思维。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形成适应融合发展的新观念新认识。
一是树立一体化发展观念。一体化发展，是媒体融合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方向。现在，传统媒体都在积极发展新媒体业务，办了新闻网站、开了法人微博、建了客户端，实现了互动发展。但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总体上还是并行的，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树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是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很重要的就是要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去改造传统媒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来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要适应新兴媒体平等交流、互动传播的特点，树立用户观念，改变过去媒体单向传播、受众被动接受的方式，注重用户体验，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要适应新兴媒体即时传播、海量传播的特点，树立抢占先机的意识，高度重视首创首发首播，充分挖掘和整合信息资源，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动、赢得优势。要适应新兴媒体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特点，树立全球视野，强化市场观念，提高市场营销和产品推介能力，做大做强自身品牌。
三是增强借力发展意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加强自主建设，提高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的今天，融合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都靠自己研发，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要打破小而全、大而全的观念，能用社会的、别人的技术要尽量用，不能关起门来搞融合，什么都自己来建。要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别人成熟的技术、平台、渠道、手段等借力推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四是发扬攻坚破难精神。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全方位的革新，也是一场新的艰苦创业征程。它不同于以往的改版扩版和栏目调整，也不是在原有框架下修修补补，如果不思进取、怕这怕那，工作就难以推进。要以浴火重生的胆识、你行我更行的气度，勇于挑起担子、把责任扛在肩上，解难题、啃骨头、往前走。要站在新兴媒体发展前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赶超、争创一流。
三、瞄准和利用最新技术推动融合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推动新闻传播从“铅与火”“光与电”走到了“数与网”。新兴媒体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网络技术和信息内容相互结合与发展的过程。技术与内容互为支撑、相互融合，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共同构成核心竞争力。现在，传统媒体在技术研发应用、升级维护方面还很滞后，网络技术的短板制约了自身的发展。融合发展要实现突破，关键是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把当今可用的技术都囊括到我们的视野中来，进入到我们的项目设计，用最好的技术，达到最好的水准，取得融合发展最佳效果。
一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新闻生产。大数据和云计算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新技术，这两种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为创新新闻生产开辟了广阔空间。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和用好这两种技术，优化媒体内容制作、存储、分发流程，提升数据处理能力，为内容生产和传播提供强大支撑。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首先要掌握海量的数据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闻媒体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把这些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建设和完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内容数据库，同时加强对各方面数据的收集整理，不断夯实融合发展的信息资源基础。要加强数据新闻生产，充分挖掘大数据背后潜藏的新闻价值，拓宽新闻来源、丰富新闻内容，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产品。
二是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弯道超车。现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很快，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已成为人们上网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手段。有人说，未来的世界是移动互联的世界。近两年，国外很多大型传媒机构都在向移动互联网布局，但总体来说，大家起步的时间、相互的差距并不大，我们在移动互联网上多下功夫，就很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从目前来看，客户端是访问移动互联网主要入口，也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应用，很多媒体都开发了移动客户端，要办出特色、办出影响。要加强手机网站建设，丰富信息内容，完善服务功能，着力打造移动互联网上的新闻门户。同时，积极利用移动通信技术平台，办好手机报，促进其规范有序发展。商业网站在移动客户端、手机浏览器、应用商店等方面技术比较成熟，要积极关注、善加利用，借助他们的技术和平台，扩大在移动终端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是利用微博微信技术拓宽社会化传播渠道。互联网社交类应用日益普及，社交网站已成为互联网新业务的服务入口和用户来源。去年底，月球车“玉兔”微博在网上亮相，用拟人化的口吻播报探月计划，并用网络语言与网友互动，吸引和感动了很多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密切关注并有选择地发展社交类应用和技术，促进社交平台与新闻传播平台有效对接，增强平台粘性，集聚更多的忠实用户。要借助商业网站的微博、微信等技术平台，建好法人账号，扩大用户规模，提升传播效果。
还要看到，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比如4G技术已开始应用和推广，可折叠电子纸、可穿戴设备、5G技术等呼之欲出，将会带来信息传播新的变革。我们必须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四、进一步增强媒体信息内容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内容永远是根本，是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应当看到，“报纸”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报”，一个是“纸”。“报”是传播的内容，融合发展就是为了使“报”适应和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方式，更好地加以生产和传播。“纸”是传播的载体，是物质的、技术的，现在就是要用新的技术来换旧的技术，用互联网技术、电子技术来换“纸”。可以说，“报”是核心，“纸”是为“报”服务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在强调技术引领和驱动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一是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方面，有着新兴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要通过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延伸和拓展到新兴媒体。要依托强大的采编力量、权威的信息渠道、规范的采编流程，进行专业化的新闻生产，着力打造优质的新闻产品，确保网上网下的报道真实准确、全面客观。要加强信息资源的挖掘和加工，深耕信息内容，推出思想性强、观点鲜明的深度报道和评论言论，进一步提升信息内容的品质。
二是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新兴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微传播，各种微内容、微信息高速流动、跨平台流动，用户随时随地能够获取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多在“微”字上做文章，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在传播中抢得先机。要用好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形成即时采集、即时发稿的报道机制，努力抢占第一落点。要加强短视频、微视频的创作生产，丰富报道方式，把报道内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
三是在服务上注重分众化互动化。现在，一般化的信息不再是稀缺资源，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倒逼内容生产必须在特色化、分众化上下功夫。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提供共性新闻产品，也要加强个性化新闻生产。要认真研究用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点对点推送到用户手中，做到量身订做、精准传播，提高新闻宣传的实效性。互动是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特征，在融合发展的进程中进行内容生产，必须将互动思维渗透到采编播各个环节。要加强媒体与用户间的互动交流，吸引用户提供新闻线索、报道素材和意见建议，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
四是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新闻生产，必须采取多媒体化的展示方式，以多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动起来、活起来。去年，互联网上有一段5分多钟的视频“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用动漫的形式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把我们的领导人以卡通人物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短短几天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社会反响很好。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图文、图表、动漫、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体验的需求。
五、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既需要进行技术升级、平台拓展、内容创新，也需要对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作出深刻的调整和完善。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的一些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融合发展的要求，束缚了新闻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形成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
一是重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媒体内部组织结构的重组是一大难点。要根据融合发展的需要，加强新兴媒体的力量，改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分立单干的状况，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要重构新闻采编生产流程，升级采编系统，建立统一指挥调度的多媒体采编平台，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要转变用人机制，建立统一的人才管理体系，加大新兴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优化人才结构、统一调配使用。要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条件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有效办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二是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传播力关系影响力。要通过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丰富传播形态和传播样式，拓展传播渠道和平台终端，使媒体传播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做到“用户在哪里，我们就覆盖到哪里”。在现行体制下，办报纸的、办通讯社的、办电台电视台的，功能不同、各有定位。要从各自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模式，科学规划传播体系基本架构，明确各自的战略方向和发展重点，构建立体化、广覆盖的传播格局。
的讲话，可以说是正式吹响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集结号”。面对这种新形势、新要求，在舆论引导中担当重任的党报该何去何从？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党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实现自我提升进而创新发展？这是党报从业人员应该思索的问题。
从当前全国党报与新媒体融合的诸多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选择的融合路径也不相同。但在这些媒体融合案例中，笔者发现，很多党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迷失自我，随波逐流”的现象，即舍弃自身固有的优势，唯新媒体马首是瞻。笔者认为，这样迷失自我、随波逐流的融合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也绝非中央所号召和期望的媒体融合发展。这样“投诚”、完全依附式的表面性融合，最后造成的恶果只能是让传统媒体更加虚弱，甚至完全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
笔者认为，党报在与新媒体的融合中，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要理性客观，在看清彼此优缺点的前提下，相互取长补短，批判地融合发展。
取长补短：党报在媒体融合中需理性自信
在媒体融合时代，需要我们从更高的高度和更多的维度来认识和思考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探究党报和新媒体的本质属性，充分认识了解党报和新媒体的优势与缺陷，以实现相互扶持相互促进。尤其重要的是，在党报与新媒体融合的大势下，党报认清自己的短板是明智的，但不能在一片唱衰中完全否定自我，进而迷失自我，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
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但其中也存在着各种缺陷与问题。比如新媒体原创新闻不够，网络新闻趋同化严重，等等。尤其在向用户提供海量资讯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谣言和假新闻。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且，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新媒体还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反观党报，尽管这些年持续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和自身的发展危机，但经过长期的发展后所具备的内在和外在优势，仍然使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主流地位不动摇。这是党报在媒体融合中自信的根本所在。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最核心、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就是内容生产。上网查看各大网站的新闻内容或者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转发的新闻产品，大部分仍然来自报纸等传统媒体。有的新媒体甚至仅仅是传统媒体内容的“搬运工”。所以从目前看来，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对传统媒体还具有很高的依赖性。这一点，对于党报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更是一个倒逼自救的过程。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依赖，倒逼传统媒体生产出更加精彩的新闻产品，再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平台，推送给更多的用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党报如今在生产好的新闻产品方面非常乏力，这需要尽快改进。如果党报的新闻产品不给力，那么不管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多么畅通，传播平台多么宽广，这一切都将与党报无关。
目前，党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在受众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较好的品牌形象。而且，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职业新闻人以及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运作机制。在多年的采编报道与经营过程中，党报与社会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积累整合了广泛的社会渠道和资源。这些都是党报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在转型、提升、融合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有效方式和资源。
尽管从当前来看，新媒体挤占了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党报拥有优于新媒体的资源、权威性以及品牌等优势，而且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政治优势”，党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难被取代。因此，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中，党报无需妄自菲薄，在认清自身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自身的优势，与新媒体在融合中相互依存、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提倡质疑：不可偏听偏信采取“拿来主义”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要有质疑精神，这是融合的前提，更是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必需。
综观当前一些党报开辟的媒体融合专版，对待新媒体上的新闻产品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偏听偏信不加核实的“拿来主义”，把新媒体上很受欢迎的内容，完全“复制粘贴”到报纸的版面上。如此简单又流于形式的所谓“融合”，与抄袭何异？笔者认为，这绝不是中央倡导的媒体融合发展的正确路径所在。姑且不谈是否有违知识产权保护法规，这种行为无疑会加剧谣言和假新闻的传播，进而损害党报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如此“融合”，不如不“融合”。
目前，网络上的谣言和虚假信息让人防不胜防，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部门，都深受其害且深恶痛绝。戳破谣言、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应该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责无旁贷的使命与责任，更是党报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中的机会与优势。这要求党报新闻从业人员在新媒体上发现一些新闻线索和素材时，要心存质疑，要认真地多方加以核实、求证。只要不采取“拿来主义”，仔细认真核实、求证，党报就可旗帜鲜明地对各种网络谣言进行抨击，还读者以真相，还舆论以清明。这样，不仅可以凸显党报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更能得到各方认可与尊重。举例来说，近些年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出现某地儿童被拐卖的谣言。党报记者就可以通过与公安局部门配合，查到这些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谁？他们的目的何在？他们最后会受到哪些法律制裁？最后再提醒读者、网友如何甄别这些谣言，等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党报的报道自然也就权威、厚实了，也就会吸引更多人关注。
除了对于新媒体的内容要有质疑精神，党报还要对活跃于新媒体上的网络流行语保持质疑。现在很多党报的融媒体版面，为了贴近受众，在版面语言上也与时俱进，采用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语。
笔者认为，像“给力”这样富有正能量的网络流行语，党报“移花接木”借用一下无可厚非。但对于像“潘俊薄“有木有”（有没有）、“造吗”（你知道吗）、“酱紫”（这样子）等网络流行语，不是文字不雅，就是令人费解、充满歧义。这样的词汇，如被党报采用并大肆传播，有损党报权威媒体的形象，更是一种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不负责任，对于青少年正确使用规范汉字词语造成误导，贻害后人。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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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媒体” 领导干部 媒体素质 培养
1.“全媒体”以及领导干部媒体素质的基本界定
1.1“全媒体”的基本内涵
由于学者们所占角度不同，对全媒体的认识也略有不同。有人从传播形态的角度来解释“全媒体”，认为“全媒体”是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和报道方式；有人则把“全媒体”理解为一种经营模式；也有人从技术层面理解认为“全媒体”是一种数字化的出版技术平台等等。也有人认为“全媒体”要包含信息的呈现形态（指文字、照片、音频、视频、图表）、信息的媒介形态（即载体和终端，比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手机这样一些传播载体或者终端）和信息的经营形态（指产品或者说业务的业态）三个方面。
现实中，笔者认为“全媒体”是指综合运用多种媒介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它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
1.2领导干部媒体素质
媒体素质是指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评判和反应能力以及运用信息的能力。主要包括对传媒规律的了解程度、与记者打交道的策略及运用媒体的能力和技巧。领导干部媒体素质是指领导干部对新闻传媒信息的综合认知、解读、评判以及驾驭、引导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主要表现为应对媒体的能力。
领导干部的媒体素质既反映领导者的能力，也体现其综合素质。在“全媒体”时代，领导干部既是受众，又是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对象，同时也是媒体的使用者和管理者。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要具有较高的媒体素质和舆论引导能力。
邓小平同志讲过舆论是社会稳定的思想中心。也曾提到舆论驾驶得好是人民之福，不好是人民之祸。而则说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共产党根本的原则。2009年同志又提出把“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纳入系统的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媒体的关注以及对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殷切希望。可见，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新闻传媒出现的新动向、新特点，直面媒体，更好的接受、使用好媒体，掌控媒体舆论的主导权，提高领导者自身的执政水平。
2.“全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
2.1新闻机构发展集团化，其终端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现象。“全媒体”时代，新闻机构不再表现为只拥有一个媒体或者一种类型的媒体终端。新闻机构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平台，在发展自身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积极涉入到新媒体领域，使其终端呈现多元化、移动化趋势。
2.2多媒体数字技术平台数字化及传输网络化。为实现新闻机构内部协调管理，形成新闻机构与用户之间深度互动，为内容生产、业务运营和决策管理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撑和保障。同时“全媒体”时代媒体、受众、流量正在向互联网倾斜，其发展趋势远远高于传统媒体。
2.3传媒要素全方位融合化。“全媒体”时代不仅是传播形态的融合。也是运营模式的融合。更是受众与生产者的融合。不是媒体间简单连接和组合，而是媒体间互补与有机结合。这种融合既是新闻领域的相关信息加以整合，同时也是传播技术、传播形式和手段、营销方式等全方位融合。
2.4“全媒体”时期各种媒体相互作用呈现系统化。“全媒体”时代媒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形式的相互融合形成一个系统，各媒体的组合是系统的，有序的，且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各种信息资源无论是还是采集都是在系统内统筹，并对各种信息资源的统一，通过统一平台，实现一次性无缝采集所有信息资源。
2.5“全媒体”时代传播形态开放性和信息碎片化。“全媒体”时代传播的最终形态必然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因为传输渠道多而繁杂，受众可以用短信、彩信报等形式获取信息，并根据受众需求进行细化处理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3.领导干部媒体素质的培养与建设
从“全媒体”内涵我们可看出，媒体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之中，无论是信息的获得与释放我们都必须借助于媒体，直面媒体，提高自身的媒体素质，已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具体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3.1认识媒体，实现媒体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领导干部常常借助媒体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帮助政府积极引导主流舆论，整合民意；媒体是政府的监督者，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因此，领导干部要认识媒体的重要作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有效利用媒体资源，使媒体的社会价值得以充分的发挥。
3.2善待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领导干部要善待媒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媒体。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同志曾经说过：“媒体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合作伙伴。”了解媒体的需求和媒体的特点，积极为媒体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以利媒体获取客观真实的信息资料，努力使彼此沟通成为相互了解、促进理解的过程，成为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过程。
3.3重视媒体，努力把握媒体传播的特点与规律。领导干部要学会了解媒介化社会的背景知识、把握传播规律与技巧，充分观察和了解媒体的行业背景和服务对象，在交流中有的放矢地发表观点，使自己的主见能够为社会群体所接受。
3.4加强沟通，提升有效把握局面的控制力。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遇到突发事件，领导干部必须判断事件性质，抢先信息，寻找传播中心，及时化解危机，从而控制局面。
3.5善管媒体，促使媒体坚持正确导向。领导干部要善于协助主管部门对媒体进行依法监管、科学监管、有效监管，规范媒体行为，把握导向，让主流意识得到顺畅的传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的张扬。同时还应当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特长，使有效信息得到及时传播，使先进经验得到及时交流，使民众的声音得到及时表达。
领导者除了要加强上述媒体素质的培养外，同时也要提高接待记者的能力、接待采访能力、接受舆论监督能力和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用好则为我们披荆斩棘开创工作新局面；反之会伤及自身及政府形象。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自身的媒体素质建设，更好地面对媒体，用好媒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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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其温.领导素质自我分析与养成[J].科技创业月刊.2012年11期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中国传媒全媒体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传播2010年2（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全面、科学地去认识互联网及其运行规律，新闻网站既要充分发挥“喉舌功能”，又要融入到互联网的“产业功能”之中。传媒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经营环境相同的情况下，认为传媒只具有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的地区和部门，传媒经济发展的就迟缓；而认为传媒同时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地区和部门，传媒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营好网络媒体，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信息量大、技术含量高、对人才素质要求高的特点，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起来，共同发展。同时，还要提高传媒决策者的市场意识，发挥市场机制对媒体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提高媒体人的自我生存能力，真正学会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网络传递的信息是多层次的，人类生活有多少层次，网络就可以有多少个层次。而这些层次，都是新闻网站进行经营活动的切入点。比如终端资源是什么?是不是只有电脑和手机?现在手机报发展的势头不错，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拓展的模式?比如在日本流行的手机小说可不可以借鉴?网络媒体一定要和其他产业进行结合。比如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比如与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相融合。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周鸿铎认为，我国新闻网站在经营上，目前正处在一个“混沌状态”，即模糊一团的状态或者对新闻网站尚无认知和认知尚少的状态。周鸿铎将“混沌状态”表现归纳为八个方面：(1)网络万能，能通吃“天下”的思想在大小网站的经营者中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2)“小生产思想”严重存在着，只想“独霸天下”，不会联合打天下；(3)网络的功能是什么?许多网络媒体经营者只想到挣钱，没有想到网络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许多网站“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4)网络媒体的经营战略不明，靠“撞大运”求网络媒体的发展；(5)官方网络媒体向国家要钱的“积极性”很高，市场意识低下或者就没有市场意识；(6)对网络媒体的管理实施过多的行政手段，缺乏有针对性的网络媒体管理手段和法规；(7)对网络媒体资源认知较少；(8)尚未寻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媒体发展模式，照抄照搬外国模式的多，有创意的少。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逐年升华，改变观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宏观来说，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联网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且个性化很强的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如果还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来管理互联网显然是不会适应的，也会造成网络投资的人为浪费，互联网管理怎样才能适应网站的规律和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许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为了做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融媒体中心成立了“巡查反馈问题领导小组”，由一把手负总责，相关部、科室负责人参与，结合存在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整改问题、整改措施及责任分工
1. 融媒体原创信息少，转载多，转载的信息内容同质现象严重，没有受众。
整改措施：一、增强对办好融媒体的认识，制定融媒体宣传计划，每周召开一次编前会，加强对融媒体原创作品的组织领导，制定奖惩措施，鼓励记者、编辑多采写、多编发原创作品。二、有计划的编制融媒体原创作品采访宣传重点，列出宣传题材，指派记者进行详细地采访，并要求记者制作出适合融媒体的原创新闻作品。三、每季度开展一次融媒体原创作品评比，对优秀的融媒体原创作品进行表彰奖励。
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责任人：**、**
责任科室：总编办、新媒体编辑部
整改时限：10月至年底
整改成果：结合**建设和脱贫攻坚，采制了一批融媒体原创作品，并被**融媒采用。
2.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水平和层次相对滞后。县级融媒体缺乏吸引力、传播力不强。
整改措施：一、对负责融媒体宣传的领导、编辑记者进行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提高对融媒体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二、组织相关人员到融媒体建设先进地区和单位进行参观学习，通过感性认识，增强提高融媒体建设的能力。
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责任人：**
责任科室：总编办
整改时限：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
整改成效：已经分三批对融媒体采编人员进行了培训，目前正在与白山广播电视台联系，准备安排新录入编辑记者分期、分批送往白山广播电视台进行培训，以期提高融媒体采编制作水平。
3. 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容生产上只是简单的将当地电视台生产新闻搬到融媒APP上进行宣传，满足不了个性化需求，难以黏住用户，受众少。在融媒APP上设置了新闻、党务政务、生活资讯、便民服务等多个功能板块，但在建设上流于形式，仅仅发挥了新闻的功能，产品缺乏吸引力。
整改措施：一、加强审核管理，制止将电视新闻原封不动搬到融媒APP上的应付行为，要求融媒体编辑对电视新闻进行再编辑、再创作。二、对电视新闻进行再编辑、再创作时要运用融媒语言，适应融媒体特点，可以对电视新闻进行阐述和解读，以方便融媒体受众阅读和观看。
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责任人：**
责任科室：新媒体编辑部
整改时限：10月中旬至11月末
整改成果：针对融媒体受众需求，在融媒体读者和用户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加强了融媒新闻、信息服务、政策质询等栏目，丰富了新媒体内容，提高新闻宣传稿件的可读性和信息的实用性。
4.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优化内部体制机制、焕发中心活力、调动员工积极性方面还不够有力，缺少高层次人才。
整改措施：一、编制融媒体队伍三年建设方案，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吸引融媒体建设高端人才，力争引进先进地区融媒体建设先进单位的优秀人才来我中心任职。二、选派我中心优秀编辑记者到省融媒体中心进行委培学习，以激发我中心编辑记者学习业务、完善自我的能力，从而适应县级融媒体建设需要。
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责任人：**、**
责任科室：总编办、综合部
整改时限：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
整改成果：通过县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经过人才引进和回流工作，成功引进和回流两名融媒体人才。
5. 在开发新媒体产品方面缺少有效思路和方法。
整改措施：融媒体开发要紧密结合城市建设和发展需求，融入县级城市发展进程，努力成为城市综合治理的核心信息平台，将交通、消防、水电、卫生等信息服务平台纳入融媒体中心，通过发掘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和本地社交功能，提升服务平台的便捷度和实用性，让新媒体产品在全面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牵头单位：**融媒体中心
责任人：**
责任科室：总编办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组织 战略弹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企业组织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其生存的客观环境，当组织处于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它需要有机的结构、创新的文化和非常规的技术的综合性组织支撑，即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媒介组织所处外部经济环境、技术环境与资源环境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不同媒介间的相互融合，在美国的媒介融合践行者布拉德里(Bradley)看来，“在新闻业推行融合更需要智慧、努力和时间。”
国内的媒介融合最初是以任务导向型的临时融合团队的形式出现的。这是组织在面临外界环境变化时率先调动最活性资源的表现，从操作过程来讲，深度的媒介融合必然带来媒介组织、技术、文化等一系列内部管理体系的调整与更新。媒介组织是否具有战略弹性将直接影响媒介融合效果。本文将从媒介组织、战略与环境的层面来谈媒介融合背景下构建媒介组织战略弹性的重要性及其建构方式。
一、媒介融合与媒介战略弹性的概念界定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提出，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化，中西方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阐释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但对“媒介融合”概念本身并没有作出清晰的有针对性的界定。综合来看，广义上的媒介融合包含了业务的融合、技术的融合、产品的融合、组织的融合以及市场融合。
弹性是来自于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战略弹性作为一种不确定管理的基本方法，“能够为企业提供改变战略的能力。”参考战略弹性的理论，本文认为，媒介战略弹性是指媒介企业动态地发挥公司战略和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功能与能力，它由媒介组织学习能力和战略管理机制相互整合而成，实际上就是媒介战略变革的能力。
二、媒介战略弹性对媒介融合的规制作用
融合媒介能否高度共享资源、节约成本，实现融合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媒介战略弹性将发挥重要的规制作用。
首先是要素规制。从媒介战略弹性的生成机制来看，媒介战略弹性的资源要素、结构要素与文化要素对媒介融合过程与效果将起到不同程度的规制作用。
资源是任何战略得以制定与实施的保障，弹性资源主要是指能够快速、低成本在不同用途中转换的资源，媒介组织中的资源弹性决定媒介融合战略的替换程度。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问的联盟，各种形态媒介的资源状况不尽相同。提升媒介资源弹性，增强现有资源的灵活性与累积性能促进不同形态媒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的共享；
环境、资源与组织结构是相互适应的，环境变化会引起组织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弹性主要是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对内外部环境改变的延展性，组织结构决定了媒介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模式，规定了媒介业务流程与从业人员的协同关系，所以结构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具有框架性作用，当它与媒介融合战略相适应的时候，会引到保护与促进的作用，反之亦然：
企业文化弹性是主要是指企业文化的重塑性，文化融合需要媒介组织的企业文化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与适应性，因此，企业文化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起到黏和剂的作用。
其次是进程规制。媒介融合代表了当前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主流趋势，但其并非是同一媒体市场上所有媒体的最佳策略，具体的媒介融合的方式也需要媒介组织根据内外部环境与产业环境进行评估与决策选择。战略弹性的进程规制体现在媒介组织进行战略认知、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的三个阶段对各形态媒介技术、条件等新知识的整合。
在战略认知阶段，由于媒介融合变革的诱因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媒介组织的能力弹性将发挥整合资源的主导性，具有能力弹性的组织能主动鉴别、分析和预测媒介宏观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受众环境的变化，能把握企业自身的优劣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准确地选择与评估媒介战略与整合方式。比如，传统媒体正是感受到来白于新兴媒体的竞争压力，才重新评测自身的优劣势，选择与新兴媒体的战略整合；
在媒介战略的制定阶段，媒介组织中的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将合力以战略形成的方式整合媒介内部融合所带来的新知识，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围绕整合的媒介产品的生产、营销而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实施媒介融合战略的过程中，资源弹性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媒介企业固有资源将改变其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用模式，与媒介整合战略相协调一致。
三、增强媒介战略弹性，促进媒介融合的途径
媒介融合背景下。可以通过增强媒介组织资源弹性与协调弹性来增强媒介组织的战略弹性。
1 增强媒介融合中的组织资源弹性
(1)培养复合型与学习型的媒介人才，增强媒介组织人力资源弹性。
对于战略更新期的媒介组织来说，业务培训只能解决技能层面的人力资源转换，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源转换时间与成本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弹性，即组织内媒介从业者的知识结构与内在能力。
弹性人才资源首先具有复合纵深的知识结构。内化的知识体系最容易进行资源的转换。在媒介融合时期，对于媒介管理者而言，它表现为对不同媒介传播特点与传播效果的把握，对于记者来说，表现为多种技术工具的综合性的运用。“背囊记者”的出现即是体现了媒介融合时期对多媒体记者的需求。“背囊记者”的特点是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工具，既能为报纸供稿，又能为广播电视，还能为网络提供报道素材。如《广州日报》滚动新闻部的背囊记者就是由传统记者转换而来，能进行全媒体采访，外出采访时要携带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和录音笔等设备，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滚动报道。
其次是敏感度。敏感度是建立在内在知识体系基础上的一种应变能力与辨别能力。他包括了对媒介发展趋势的敏感度，对信息价值判断与取向的敏感度以及对受众市场的敏感度。比如《成都商报》曾在西部报纸的市场化进程中储备了一批具有市场意识的传媒人才，在2006年成立的成都传媒集团中，《成都商报》作为集团的成员之一，其人力资源得以在集团内部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体形态间流动与调配。
(2)优化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体系，增强媒介组织新闻资源弹性。
首先是新闻信息资源。弹性的新闻信息资源即是深度开发的新闻信息资源。一般而言，新闻信息采集是传统媒体的强项，信息资源开发越深入，能使各个融合媒体利用越充分，从而更大地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
其次为受众资源。受众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可转换的资源形式，决定了媒介融合变革的方向与进程。提升受众资源
弹性即是建立认知、管理受众资源的系统，促进潜在受众向目标受众转移，促进受众细分到整合，从而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实现受众资源的调整与增值。
2 增强媒介组织中的协调弹性
组织协调弹性主要包括结构弹性、文化弹性与技术弹性。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提高组织的协调弹性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
(1)构建具有适应性的水平网络式组织结构，克服结构体系惯性，增强媒介组织的结构弹性。媒介融合时期，媒介产品内容的改变必然引起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全面的重塑，也可以是局部的调整，以期与环境的变化相互适应。具有结构弹性的媒体组织更能够适应组织结构的调整要求，快速配合媒介融合战略的实施。
首先，媒介融合体现了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传统媒介角色定位正逐步向信息管理者转变，水平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将更有利于信息集中处理的多媒体平台的运作。如美国甘奈特报业集团为了适应媒介产品生产流程的变化，在组织架构中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甘奈特信息中心取代新闻编辑室的原有部门设置(如城市、经济、体育等新闻采编部门)，而是将其分为七个功能部：数字部(以数据库为基础快速搜集新闻和信息)、公共服务部(媒介监督)、社区对话部(原评论专栏的延伸，帮助实现传－受交流和受－受交流)、本地新闻部、内容定制部(为小众市场定制专门信息)、数据部(生活类“有用”信息)以及多媒体内容制作部。
我国媒体对于融合背景下的媒体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8年9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集团的层面成立了独立的“新媒体事业部”，全面负责新媒体业务的运营和业务拓展，在权力分配上，新媒体事业部的工作由集团一把手直接分管。而在此之前，广州日报新媒体业务的主要阵地是大洋网，处于垂直管理模式下的大洋网难以协调集团资源获得自身的发展。组织的调整减少了管理层级，增加了管理幅度，推动了报业集团新媒体战略的布局与发展。
其次。采取渐进式的变革思维，克服组织结构调整中的体系惯性与路径依赖。对于大多数传统媒体而言，工作中长期密切协调的配合关系，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采编操作规范，组织中的部门、岗位设置，职责、权限分工已相对固定与成熟，撤消与合并岗位在行政操作上并不是难事，而如何克服组织成员对以往组织架构的心理惯性与思维惯性才是组织管理中的难点。
正是基于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西方研究者主流观点认为循序渐进的战略变革过程更为可取，对连续更新观的支持者来说，“繁荣到萧条之间交替循环的战略转变模式，就像尽全力用短跑速度跑完马拉松，然后站着一动不动地调匀气息，但是，优秀的短跑运动员是不会赢马拉松的。”战略弹性应该持续的调整和精致的微调。我国目前的跨媒介融合集团尚处于探索发展期，对于产权、人事、管理的企业化转制也正处于初步调整阶段，结构更新需要一个过渡适应期。
(2)建设创新型的媒介企业文化以增强文化弹性。首先企业文化具有异质性。企业成长背景的不同会培育不一样特质的企业文化。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融合过程中，异质文化间出现了排异现象，美国在线是一个年轻的互联网公司，企业文化强调操作灵活、决策迅速。而时代华纳的企业文化则强调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诚信之道。企业合并后，两种价值标准的企业文化产生碰撞冲突，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在媒介融合初期，要尽量避免各种异质文化的直接冲突，如美国坦帕新闻中心对位于同一房檐下的《坦帕论坛报》、网站Tampa Bay Online和电视台WFLA-TV这三家不同形态的媒体，新闻中心制定了如下规定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和关系：不能对不同平台的媒体新闻的标准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不允许说伤害感情的话；不允许因为报道方针的不同而迁怒他人。
其次，培育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是兼容并包、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的文化。媒体本身是创意产业的平台，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创新型企业文化能发挥更大的参与性与兼容性。因此，媒介企业要开发与保护员工的创新性的思维，并通过组织和制度将创新型企业文化落到实处，比如《广州日报》采编部门制定采编人员新媒体发稿激励机制就是通过制度鼓励采编人员了解与熟悉新媒体业务，发挥创造性思维。佛山传媒集团作为我国第一家跨多种媒体的传媒集团，从前整合期的多媒体联合到后整合期的深度融合，同样确立了打造创新型文化的集团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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