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安全；战略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5-0009-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受到国家高层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地缘经济的核心国家必须从国际化、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整个物流行业战略体系安全问题。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因素的缺失导致物流话语权乃至物流主导权旁落，严重危害到整个国家的物流行业安全乃至经济安全。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国内企业对物流渠道体系的控制力目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物流体系的战略角度来看，基于供应链整合的战略物流体系会对国家的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生产物资整体成本、生活资料消费等方面带来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并快速地传递放大风险。从物流主导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外向型拉动的国家战略，使国外物流机构大量跟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外资物流公司和海外资本在中国物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和控制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值得引起国内管理层的关注和积极干预。
从全球化战略角度上看，对国家物流战略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在国际物流体系和国际物流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问题。在现行的国际物流体系中，各个船公司、港口、航空公司、跨国公司、国际保险机构等全球性国际物流机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机构中的话语权体现一国在国际物流领域的地位。我国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地位一直受制于上述机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待提高。另外在国家战略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进程中，我国需注意在国际物流市场，特别是矿石、钢铁、石油、棉花、橡胶等大宗战略物资的物流定价权乃至关联金融的衍生品控制权是否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已经抢先推出物流行业指数等衍生品，而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些细分市场上还没有在定价权上产生影响。
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物流行业影响因子有哪些？我国战略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如何？发展的瓶颈及关键点在何处？国家监管部门该如何利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建设健全的部级战略物流保证体系，以保障经济安全的同时，促进物流行业的繁荣发展？
1 经济安全的概念、内涵及基本构成
目前，对于经济安全的概念，现有的理论尚未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解释，综合各种观点，我们的理解是：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一个国家保持其经济系统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国家经济不受分割的状态和能力。其构成主要包括资源安全、物流安全、产业安全、财政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内有关经济安全的研究始于1996年。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问题上，国内存在几种代表性观点，即国家安全说、经济说、竞争力说和抗风险说。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方面，一般认为，它主要包括物流安全、资源（如石油、粮食和人才）安全、产业安全、财政安全、信息安全等。在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影响方面，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扩展了其内涵与外延，并使得经济安全环境、经济安全态势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尽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但也加大了外部冲击，加剧了其经济、物流体系的脆弱性。
国外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科学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为经济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手段；第二阶段，把经济安全看成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部分，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第三阶段，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范围来思考经济安全问题，而是把经济安全当做是国民经济体系本身的安全。 经济安全的构成：主要有金融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等，其中产业安全体系中的战略物流体系是重要的支撑体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产业体系的主导地位与竞争力，是国家产业经济综合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中反映。
2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通过抽样调查分析和实证分析，2001—2004年、2009—2010年的安全度都为1，我国物流产业处于安全状态。2005—2008年的安全度都小于1，尤其是2005年与2007年的安全度小于0.9，2005年只有0.816，即物流产业处于非安全状态。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以中国物流业全面对外开放为标志，国外物流企业如虎添翼，依靠雄厚的资本优势以兼并重组等方式加速扩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竞争力超强的网络，使得我国的物流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008年，我国正式启动了物流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此机制的建立可以防止外资企业控制关键性的物流渠道和网络资源，对国内物流市场形成垄断态势和不公平竞争局面，攫取高额物流产业利润，并且我国物流产业也在竞争中寻求发展创新，所以经过调整我国2008—2010年物流产业处于安全状态。
2.1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建设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构成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建设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还关系到国家的完整和政治独立。经济安全、政治独立构成国家两个核心互动要素，经济安全构成国家经济，而国家经济是国家政治独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经济动荡、通货膨胀、价格体系冲击等因素而使国内的经济体系需要战略物流体系有效保障，从而避免原材料、物资供应中断或产品价格暴涨而带来的突然打击，同时也包括国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产业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以及受外部影响引发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经济安全根系于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包括较为稳固的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合理的产业结构、战略的物流综合体系等。
2.2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
现代物流业作为生产业，联结生产、建设、贸易、消费等国民经济领域，是上下游结合、一体化运作的过程，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产业。物流产业体系的安全关系着国家整体产业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也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安全。
我国物流产业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入世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物流业呈现持续快速发展态势。2001年以来，反映物流需求的社会物流总额年均增长25.2%，2012年上半年又增长了28.1%，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发展对物流需求不断增大，GDP总量与物流总额相比的物流需求系数由2001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3.1，即我国每单位GDP产出需要3.1个单位的物流总额来支持。物流业对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明显，2007年物流业实现增加值由2001年的0.7万亿元提高到2007年的1.7万亿元，年均增长14.8%，2009年上半年又增长16.1%。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2001年的16.6%提高到2012年上半年的17.6%。物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快捷通畅的物流服务，明显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的产业，成为提高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成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
2.3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发展是国家经济实力比较的基础
随着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物流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加快，产业细分更加深入，我国物流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成长性、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 虽然我国现代物流业已经形成，并且进入全面、深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发展仍然是初步的，基础还较薄弱，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与国土面积相差无几的美国相比，一是物流基础设施差距明显。我国2007年公路通车总里程数仅相当于美国2004年643.3万千米的55.7%；铁路营业里程数仅相当于美国2003年14.2万千米的 54.9%，民用载货车仅相当于美国2004年1亿万辆的10.5%；二是物流企业实力较弱。2006年，美国邮政服务公司营业额727亿美元，UPS营业额475亿美元，联邦快递公司营业额323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中国远洋集团的年营业额只有154亿美元；三是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美国目前已经普遍实行供应链管理，而我国仍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物流发展的水平；四是物流效益低下。我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为18.4%，而美国不到10%；五是抗风险能力差。面对近两年来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物流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许多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生存和发展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面对当前物流发展形势，我国物流业要在短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必须在物流领域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跨国公司先进的物流管理方式和物流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的优势，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步伐，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外资物流企业进入中国有利也有弊。但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我们要充分利用外资来发展中国的物流市场，我们也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国外先进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经验和技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但确实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物流市场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影响。我们既要始终不懈地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国际通行原则，发展我国物流业。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还较低，竞争实力还很弱的事实，必须充分利用国际通行的原则保护自己。
3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既带来机会也带来挑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把世界所有国家领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恰恰相反，它不能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予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国家既要保护、调节和控制国内市场，又要维护全球化了的民族利益，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实现国际经济合作。中国经济正处于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结构向“内向型”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国际物流体系已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海上生命线”以及远离本土的海外贸易区域的稳定。中国的国家利益与20年前相比，已变得更复杂、更多元化。作为全球第二贸易大国，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六成。所以，构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物流体系是解决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方法，同时也面临着下面的问题。
3.1 国家战略物流基础设施和基础网络建设的缺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具有重大影响
我国对外经济投资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反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所以在进行经济投资时应考虑战略物流因素：一是从全球布局考虑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比如在投资港口、航空、管道、铁路、公路时，要予以充分考虑；二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和进口生产类物资物流便捷性、安全性、成本性问题。
相反，近几年我国物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国外跨国公司快速抢滩中国物流市场，中国物流市场已经成为国外跨国公司关注的重点，投资的热点，一些跨国公司借助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优势，加紧并购国内企业，抢滩中国市场，已经完成和正在完善其在中国的网络布局。
3.2 国外企业控制产业链上游，并利用国际物流来影响国内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等行业格局
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不均匀，各国对经济运行的控制能力不平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高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国际化过程，控制着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具有在经济发展上的各种优势，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是主要的经济受益者。相应地，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等现象使处于劣势的国家控制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对所遭受的经济危害的承受能力较低。发达国家企业通过战略物流体系对非发达国家产生的利益损害不断加大，这是因为非发达国家对全球物流的控制力较弱、物流运营环境较差（例如物流基础体系不完备、相关资源相对不充足），并且对国际经济规则的承受能力较低，所以通过全球物流体系来实现对整个经济贸易控制。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商品生产的国际化，同时生产专业的分工逐步细化，这就使各专业经营经济实体之间合作程度加大，形成产业网络。其中的各产业的经济利益在整个商品生产流通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3.3 外企超国民待遇形成不平等竞争优势，影响国内物流行业的增长发展
作为发展的代价，部分外企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涉及贸易、投资、借贷、专利、版权、商标、双重征税、劳动标准、环境保护、资源的使用等。因为这些政策对于物流企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那些企业往往拥有更大的手段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导致国内物流企业不能够正常成长。
比如，国内快递企业反映的个别外资快递企业在原材料、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依据其雄厚实力，采取逆市大幅降价，低价、亏本销售的方式竞争，造成国内快递企业经营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部分内资企业亏损额大增，少数企业已被迫抛售股份，导致整个行业话语权缺失。
3.4 外资物流企业先发竞争优势明显，部分形成行业相对垄断局面
在重要的国际航运物流体系，目前我国的自有运力与进口需求并不相匹配。据悉，目前我国有近80%以上的远洋货物是由外国船东承运，其中80%～90%的原油，70%～80%的干散货及集装箱运输，都靠外国船东来承运。国内船队规模较小，原材料、能源运输过分依赖国外船队，已威胁到了我国能源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安全。同样，国家海洋战略和全球利益需要海上交通线、能源补给线，同时还可以延伸国家的影响力。
3.5 外资物流企业占据高端物流市场，不利于我国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外资物流企业的进入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物流企业的进入，推进了体制改革，加速物流业市场化进程，促进物流市场的形成；外资物流企业在输入资金、输入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物流理念、全球化的运作模式、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行业的高端市场。总的来看，外资物流企业对中国的物流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给中国物流带来了新的格局变化，促进了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但也确实对我国物流行业，特别是对于国内高端物流部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4 基于经济安全视角的国家战略物流体系建设的方法
从国家安全高度维护我国物流产业安全，是摆在我国物流业面前的重要问题，也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需要从一下几方面工作。
4.1 从宏观上战略规划，制定物流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行业相关管理部门
国家职能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加大对国家重要战略物流资源、重要物流环节的保护力度。鼓励和支持国内物流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特别是在涉及国计民生、国家战略、能源安全等层面的物流基础投资给予相应的政策引导和约束，通过合理的对外投资选择，进一步保持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争取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成绩、扩大国际影响，以有效控制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不安全因素，并有效防范和应对安全威胁以构建新型的国家物流行业经济安全防御体系。同时，大力宣传树立物流行业产业安全观念。
4.2 从中观层面产业安全入手，找准关键节点，打好物流行业战略基础
物流行业产业安全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结合我国实际，港口航运的对外投资和航空设施的对外投资对于实现我国物流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性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强，预计到21世纪中期，国内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进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要加快对国际战略物流资源投资，在海外建立物流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建立和完善配置合理的国家应急物流储备制度与体系，尤其是应对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物流体系建设。积极鼓励国内航运、航空货运业“走出去”，特别是到海外国家和地区设立中转基础节点，保障我国对外投资的更好更快地增长。
4.3 从微观层面企业入手，提高国内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发展国有控股跨国性物流公司
企业是一个国家整体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在通过对外投资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时，要从企业这一投资主体入手，战略性的规划投资力量和资源，建立企业自身的投资预警机制，从而构筑国家经济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我国物流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物流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物流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物流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4.4 加强行业监测，建立“物流行业产业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完善上报机制
物流行业范围大、跨行业管理，协调起来难度大，对外资物流企业及关联企业的进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港口航运业、机场航空、军工物流业、能源物流业、食品物流业等基础产业和特种产业物流的外资投资和并购项目有效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坚决制止和加以限制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意并购，有力限制外资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物流行业，建立了物流产业安全情况、数据受理、收集、报送机制。认真收集有关物流行业产业安全的重要信息，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上报。建立维护物流行业产业安全体系，从组织上、制度上予以保障，把维护产业安全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工作。做好物流产业损害调查的组织协调工作，以物流行业产业安全动态和产业发展情况为主要内容，多方面展示物流行业运营情况和产业损害预警信息，为关注和重视物流产业安全的各界提供了了解情况的窗口。对外资恶意并购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使外资在我国的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并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加快物流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5 结 论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从维护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物流行业必须建立起部级战略体系，既要保障我国物流行业在外国大型物流巨头的猛烈冲击下不被打倒，又要抓住机遇和挑战，引进外国先进的物流技术与物流管理方法，带动我国航空、海运、粮食、能源、矿产等重要物流产业迅速发展。
如何加强对影响国家物流产业安全的核心问题的跟踪调研，建立产业安全与产业损害工作的相关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这些问题将是我们推进部级战略物流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以后研究的重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今后的物流行业产业建设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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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国际关系语境中，“战略”更多地指的是国家战略。由于欧盟并非国家，“欧盟的安全战略”似乎并不存在。
不过，本文认为，无论是民族国家或者作为超国家与政府间合作混合体的欧盟，两者制定战略的目的、采用的手段以及相关战略出台的流程基本一样，讨论欧盟的安全战略是可行的。
欧盟安全战略同样也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界定。狭义上的欧盟安全战略指的是欧盟2003年出台的《欧盟安全战略》（“ASecureEuropeinabetterworld：EuropeanSecurityStrategy”，简称ESS），这也是迄今为止欧盟发表的唯一的安全战略。广义上的欧盟安全战略指的是欧盟所有为了保障欧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另外还包括体现在各种措施和手段背后的安全指导思想。欧盟安全战略体现在欧盟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中，也体现在欧盟的共同立场、联合声明、联合行动中。换言之，欧盟的安全战略不仅仅包括各种具体的文本政策，它同样体现在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甚至包括各种外交工具的实施规则和创立的目的等各个方面。
二、欧盟经济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
欧盟作为超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混合体，在对外经济领域两种不同性质的安全行为主体都参与了欧盟经济议题的安全化进程。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欧盟有数个机构成为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安全行为主体，但是由于欧盟本身并没有自有的经济体系，因此，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欧盟不具备经济安全议题。换言之，欧盟经济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实际上只是对众多成员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体现的是成员国对经济安全的认知，欧盟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本质上是众多成员国众多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的交集。哥本哈根学派指出，外部供给畅通与否是国家经济安全主要的存在性威胁，尽管欧盟成员国在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但是它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关注能源的供给，能源安全（主要是生化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成为当前欧盟最主要的存在性威胁。
生化能源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石油和天然气不仅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生化能源还是其它工业行业重要的原材料。生化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较远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虽然生化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可取代，世界生化能源也存在枯竭的可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生化能源成为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的根本原因。
三、欧盟的军事安全战略
现阶段，欧盟认为，地区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成了世界安全最主要的威胁。地区冲突虽然是军事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之一，但是，对于欧盟这一特定对象而言，它很难成为欧盟军事安全的存在性威胁，其根源在于它在获得欧盟这一安全复合体诸组成单元的普遍认同上存在困难：目前并不存在普遍对欧盟成员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性冲突。因此，防止WMD在欧盟周边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就成为欧盟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要课题。欧盟认为，一旦获得WMD，它们的危害性将超越以往的水平，到达国家间战争的高度。其次，欧盟认为欧盟边界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直接威胁欧盟的安全，而周边国家和地区不稳定的政治状态增加了欧盟遭受WMD攻击的可能性。再次，欧盟还认识到，邻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可能使用WMD，从而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将破坏欧盟的社会安全、环境安全。
经济制裁是欧盟实施欧盟军事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民事能力之一，也是欧盟民事危机管理中使用最多的、较为有效的工具。目前在欧盟军事安全战略中，欧盟和成员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甚至自动采取措施对破坏防WMD扩散努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制裁，中断和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中止相关的贸易协定等。在需要做出相关决议时，欧盟首先由委员会做出评估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最后由理事会在CFSP的框架下采取一致同意的方式予以表决。
关键词：产业安全；国家战略；战略产业；政府规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116-05
尽管目前我国已成为工业大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提升，但许多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一些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没有控制权，其品牌和销售渠道基本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严格来说，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属于“劳务经济”，很大程度上受发达国家“技术知识”的掌控，产业安全问题成为我国经济是否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将维护产业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在产业安全领域的防范能力和管理水平意义重大。
一、一些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做法
日本是最先关注产业安全问题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钢铁、汽车等产业在与日本竞争失利后，也对国家产业安全予以关注。此后，产业安全及发展战略问题先后受到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高度重视，成为各国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命题。总体看，一些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做法如下：
（一）将维护产业安全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从战略思维的角度看，一个国家要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结合起来制定统一的、具有战略性的规划，保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安全运行。俄罗斯是在国家层面制定产业安全战略最好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为恢复大国地位、发展本国经济，陆续出台许多维护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在1996年4月颁布《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通过修正法律，强化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以实现经济的有效运转和国家掌控。如，政府通过购买、合作等手段，加强国家对能源、原料、航空、交通等领域的参与度，避免寡头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这些政策对保护俄罗斯产业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在《总统国家安全咨文》、《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国家经济政策，经济独立性较弱，俄罗斯被固定为世界燃料和原材料供应地。同时，用出口燃料和原料换取进口高技术机器、设备和生活用品，存在较强依赖性，面临高科技生产倒退、工业技术基础无法现代化等问题。这些基本判断和较为详细的阐述为俄罗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在国家层面提出通过技术立国战略，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维护国家产业安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先后三次制定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其中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明确提出“振兴富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与人、社会的协调”等重要意见，为技术立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持。日本技术立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其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从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开发具有独创性的技术，更注意培养富有自主创新、开拓精神的技术尖子和技术基础研究人才。
（二）制定产业技术创新政策，抢占科技制高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竞争加剧，各国通过技术投资或限制技术传播来保持技术和经济优势，以维护自身的产业安全。日本是最早有意识地制定政策来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就十分重视国家产业安全战略的制定，制定出“综合安全保障”、“技术立国”、“政治大国”、“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方针。日本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需要，制定了促进本国产业技术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产业政策。在技术政策方面，对事关国家重要产业、支柱产业的技术，由政府主导实行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策略，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大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并通过进口补助金制度、外汇配额制度、税收特别措施等进行鼓励；加大对产业技术支持的投入力度，对本国企业自主开发技术，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低息贷款、研发合作等措施给予扶持。在产业组织政策方面，日本采取企业集团化与规模化的战略，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事实说明，日本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的实力非常强大，对欧美等国的相关产业形成较大威胁，日本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为羽翼的相互合作与促进的企业组织网络，增强了企业自我保护和向外拓展的能力，直接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控制力。同时，日本相继颁布《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并将“技术立国”的国策修改为“知识产权立国”，通过从战略层面创造、保护和应用知识产权，来重振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美国一直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把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的首要因素。政府采取加大科技投入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并举的措施，并设立专门部门跟踪高新技术的最新发展，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和税收政策，形成对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技术扩散等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同时，鼓励企业向高技术项目进行风险投资，政府与企业共同负担新技术开发风险和成本，制定自主研发的鼓励政策，加强产学研合作，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等措施，实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韩国通过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培养高科技人才、创造科技兴国大环境等举措，实施第二次科技兴国战略，使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安全得以维护。
（三）以贸易保护政策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是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没有提出具体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但在法律、政策方面制定的更加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美国的产业安全战略可归纳为三点：第一，通过贸易保护来维护本国的产业安全。美国在贸易保护方面是出台法律和政策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通过不正当竞争和采取非市场手段最多的国家。从《互惠贸易协议法》、《贸易扩展法》、《贸易协议法》、《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反倾销法》、《反补贴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名目繁多的立法看，美国力图从国家层面服务于国家产业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并根据国家发展及时做出调整。其中，《美国贸易法》是最主要的一项法案。在其“201条款”、“301条款”中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决定其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自主对某一国家进行调查，并决定对某一国是否采取报复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中止、撤回美国在相关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实施撤回贸易减让或优惠条件等制裁措施，迫使某国改变其“不公正”或“不公平”的做法。这不但保证本国产业利益不受损害，而且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裁量权。同时，美国推出“国家出口战略”，由政府出面对有关国家施压，减少进口以最大限度的消除对本国处于不利态势产业的冲击，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赢得回旋空间。第二，严格审查和规范外国投资。美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对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企业规定了一系列条件和管理办法，以在帮助美国企业提高国内生产率、创造财富的同时，限制、制约和规范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投资，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美国专门设有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办公室，负责外资的管理工作，对外商兼并、购买和重组美国企业的申请进行“是否有损害国家安全的危险”的跟踪和审查。对危害国家生态、环境安全、过度消耗能源的投资予以严格限制。同时，美国政府要求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劳工部统计局经常交换有关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资料，以便全面掌握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向。事实上，我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屡遭受挫，就是美国维护其国家安全的直接结果。
二、我国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国家战略、各管控平台和横向管控手段等方面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家管控体系来维护自身的产业安全。因此，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科技发展等方面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
（一）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战略思想和能力不足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就要全面审慎地思考和制定新的国家战略。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研究，依然沿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单的理论分析方法来探讨，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认识不到其内在逻辑。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较少，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力不强的，没有对当前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品牌和市场控制发展中国的产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没有认识到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为什么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战略思想和能力不足。因此，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战略应是思考如何增强自身竞争力，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体现国家意志。
（二）缺乏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知识、技术、人才、管理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并不断巩固价值链的高端，进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高风险和低效益的粗放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长期局限于劳动与资源密集的加工及原料的生产，获取较低的利润。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与“”的国际分工模式，并由此造成“发达国家主导_÷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国际产业发展格局。直接导致了风险下沉而利益上浮，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成为被侵害、被欺诈的弱势群体。同时，为应对新兴市场的竞争，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垄断优势，利用知识产权进行产业保护，滥用WTO相关规则，制造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给我国产业发展制造障碍，威胁了产业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安全运行，应把产业安全战略放在国家层面，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筹划。而我国却缺乏维护产业安全的国家战略，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结合起来制定统一的、具有战略性的规划，没有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注入产业发展中。
（三）在维护产业安全过程中，国家掌控力不够
基于物质财富创造的实体经济决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前景，产业安全比金融安全、文化安全更重要。从国家战略思维的角度看，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一个国家始终要把产业安全放在首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品牌已全部被外资所拥有，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出现的跨国公司并购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现象，严重危害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家花费大量资金扶持成长起来的行业龙头企业，如，徐工机械、西北轴承、锦西化机、威孚、大连电机等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无一幸免的被外资收购，这严重危害到国家产业安全。面对这种严重危害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状况，国家尽管加强对装备制造业领域外资并购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国家战略缺失是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实际上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安全战略，没有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只强调自由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策略，没有很清晰明确的产业安全政策，也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
三、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举措
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各产业面临新的挑战。建立完整的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重组中占据有利位置，是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根基，也是制定国家战略以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思路。
（一）重塑国家产业安全理念，突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
市场换技术的战略难以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外的高依存度已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正逐步失去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控制权。因此，要从粗放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特别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巩固民族产业，强化产业控制。产业发展必须真正解放思想，走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建立新型的战略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战略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关键技术从依赖国外向依靠自主创新转变。在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支柱产业及先导性幼稚产业上拥有自、控制权与发展权，全力维护和确保我国的产业安全。要清楚认识到，确保产业安全不能单纯由市场选择，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这是国家长远利益之所在。-6’我国政府应制定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国家战略，包括明确的发展目标、重大战略部署、强有力的组织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并在发展目标确立后，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给予持续的支持。
（二）建立专门的国家产业安全部门，制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宏观战略
国家产业安全战略是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它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多，因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部门十分复杂。目前，我国尚没有具体负责国家产业安全的部门，尽管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都有关于产业安全的部门，但都不具体负责产业安全。只有成立专门的产业安全部门，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统一指挥、科学决策，保证国家战略的顺利执行，组织管理上的连续，相关部门的有效配合。因而，我国应成立专门的国家产业安全部门，对产业安全、发展进行协调，负责推行产业发展战略。
制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宏观战略。第一，必须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从“新型市场失灵”的高度来治理产业安全问题。第二，正确处理FDI、市场结构与产业安全间的关系。防止外资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和重组方式控制我国各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控制行业的关键技术，进而妨碍国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同时，必须正确控制外资的行业分布和在市场中的地位，防止垄断定价侵蚀国民利益。第三，处理好企业利益、地方政府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防止一些行为主体为满足局部利益，主动迎合跨国公司的恶意兼并、收购和大量拍卖核心产业的龙头企业给外资。第四，培育自主创新平台，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障碍，尤其是增强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关键。
（三）强化产业政策导向
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和兼顾一般的原则，制定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振兴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保护幼稚产业，扶植民族产业，限制过剩产业，淘汰落后产业，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由单纯的赶超模式和差别化的政策手段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市场功能、提供信息和具有市场弥补功能的方向转变。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产业结构政策。通过确定产业的构成比例、相互关系和产业发展序列，选择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产业。第二，产业组织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步伐，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较好发展前景的重点企业，通过“三改一加强”及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使资源向这些优势企业集中，使之尽快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能力。同时，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加大劣势行业和劣势企业的退出力度，拓宽退出市场的通道。第三，产业技术政策。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和企业发展需要的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及其有效运行机制，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问题，提高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运用资源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第四，产业布局政策。大力培育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新型产业集群，使集群内不同产业、上中下游产业彼此间能形成高效运作的共生系统，推动产业要素的合理配置。
（四）制定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学会利用国际规则
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实行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十分必要。近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产业发展低迷问题，不少国家开始高度重视与经济安全的国家合作，力图从外部寻求支持，以期共同抵御金融风险。我国应制定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如，有选择的加入全球或区域组织，加入区域及全球经贸协调机制，参与区域或国际经贸政策的制定，拓展区域或全球市场等，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立区域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必须坚持把实现产业全球化发展与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民族产业结合起来。重视学习和系统掌握世界贸易规则，提高把握和运用世界贸易规则的能力，学会利用一切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来捍卫我国产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如，利用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制度及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国内产业在公平有序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同时，在对其他国家企业实施反倾销时，也要防止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滥用反倾销措施；在利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植民族产业成长壮大时，要防范其他国家实施报复措施。
关键词经济劝服战略 有效性 安全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54-60
在外交政策领域，使用经济手段为国家的政治或安全目标服务古已有之。特别是对大国而言，经济手段更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研究。[1] 但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经济制裁上，从经济劝服角度展开理论探讨的并不多见。[2] 鉴于经济劝服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广泛存在，本文拟在简要评介经济制裁的基础上，重点从理论角度对经济劝服战略的优势、效果及其对发起国的安全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
一、两种经济外交战略
大体上，为一国的政治或安全目标服务的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经济制裁和经济劝服。所谓经济制裁，指发起国通过限制或取消或者威胁限制或取消与目标国已有的贸易联系或金融联系，以使得目标国的政策实现有利于发起国的改变。它的同义语有经济遏制（economic containment）和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等。与此相对，经济劝服指发起国通过向目标国提供或允诺提供各种经济资源，以奖励而非制裁的方式促使目标国的相关行为发生积极转变。[3] 其近似词包括经济诱使（economic inducement）、经济刺激（economic incentives）、经济联系（economic linkage）和经济接触（economic engagement）等。
经济制裁和经济劝服所能采取的手段如表1所示。在这个表中，不仅列出了贸易手段，而且列出了通常容易被学者忽视的金融手段。贸易手段比较常见也比较公开，而金融手段则相对隐蔽。[4]
虽然经济制裁在对外战略中广泛地被使用，但经济制裁的效果一直受人质疑。[5]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经济制裁通常受下列三个因素制约。其一为国际体系因素。诺尔（Klaus Knorr）认为两极体系不利于制裁，当一个大国对某个国家进行制裁时，另一大国却会给予后者足以弥补的援助，因此抵消了制裁的效果。[6] 由此推之，如果只是单边制裁而非获得其他国家支持的多边制裁，制裁的效果就不容乐观。其二为目标国因素。比如民族主义能够促使目标国的民众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团结起来以抵抗制裁的威胁。目标国政府也因此会就势将国内生活水平的下降等问题归因为制裁，形成“团结在国旗下”的状况。此外，目标国还可以通过走私、改变其国内经济政策等调节手段降低经济制裁的影响。[7] 第三，发起国国内的抵制。当发起国国内各经济行为体无法忍受制裁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失时，它们会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以改变本国政府的决策，从而使得经济制裁失败。
二、经济劝服战略：优势及不足
在经济制裁效果令人质疑的情况下，经济劝服战略自然成为另一个替代选择。经济劝服战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条件的经济劝服，或者叫做战术性的经济联系（tactical linkage），是指根据目标国的短期表现来决定是否给予奖励。这种战略通常适用于改变目标国的某一具体政策。只有当目标国的特定行为被发起国认为是“好”的行为时，才可以获得经济奖励，如经济援助或银行信贷等。如果其表现不符合发起国的要求，那么将失去允诺的经济奖励。
另一种经济劝服战略被称为无条件的经济劝服，或者叫做战略性的经济联系（strategic linkage），表现为扩大双边经贸往来等政策与目标国的短期表现脱钩，基本没有附加条件。通常，发起国可能会因为目标国的某一政策符合其利益而给予额外奖励，但不会因为目标国的某一具体做法损害其利益而施加惩罚。发起国实行无条件经济劝服战略主要着眼于未来，希望在不断提供的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对目标国的政策最终发挥整体性的或全面性的作用，使其从对抗变为合作，从挑战变为顺从，从冲突变为和平。在该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发起国没有明晰且特定的政策诉求。比如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战略以及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国家实施的“马歇尔计划”，1969年到1991年间西德对于波兰的外贸政策也属于这种战略。虽然彼时两国处于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中，但德国政府有意扩大与波兰的经贸联系，具体措施包括给予波兰企业以信贷支持，向波兰转让某些高新技术等，最终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波兰支持东西德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经济制裁相比，经济劝服战略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本国的各经济行为体在政府对他国的经济制裁中总体福利也会受损，特别是如果制裁对象和本国原本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的话，中断两国经贸联系的损失会更大。而经济劝服通常会提升本国经济行为体的经济福利，因此更容易得到国内各经济行为体的支持。第二，制裁和胁迫通常会导致目标国民众和政府的怨恨和抵制，而奖赏和诱导会换来目标国更希望谈判的意愿，从而增加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第三，同样是试图改变目标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制裁和禁运存在着严重的副作用，如在目标国国内造成饥荒或药品短缺等人道主义灾难、降低被制裁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美国对古巴和朝鲜的制裁已经导致了这些恶果。而经济劝服战略不但不会出现类似情形，反而会增进目标国的总体经济福利，因此具有道德优势。第四，经济制裁在需要多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而经济劝服战略受第三国因素的影响较小，在单边情况下也可以发挥作用，其实施的难度要比经济制裁小。第五，经济劝服比经济制裁更具有政策弹性。如若经济劝服战略失败了，还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经济制裁；但如果经济制裁失败了，在业已对立的情绪下，则可能被迫选择成本更高的军事手段。
不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劝服战略也有其自身的不足。首先，从政府的实施成本上看，它要比经济制裁“昂贵”。经济劝服意味着发起国给予目标国更多的经济利益，这通常是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代价的。而且，经济劝服战略越成功，成本就越高昂。但经济制裁却相对“便宜”，它只是把剥夺的或威胁剥夺的利益还给目标国而已，发起国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也不花费政府预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劝服战略带有“购买”的性质。其次，该战略容易陷入道德悖论。尽管经济劝服战略体现了合作，用接触而非敌视的方式实现目标国政策的改变，但如若目标国最终并未按照发起国的意愿行事，发起国必然的政策选择之一就是取消援助。此时，经济劝服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威胁和制裁，道德优势立即化为劣势。
三、经济劝服战略何以有效？
是否有效是评价经济劝服战略的重要标准。在具体分析经济劝服战略的效果之前，必须先阐明其发挥作用的机理，亦即其如何有效。所谓有效，是指目标国至少改变了部分政策以满足发起国的要求。[8] 显然，“目标国”其实是一个虚的指称，它真正指涉的是这个“国家”里面的人，而非其他。所以，当说到劝服战略成功劝服了目标国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指目标国的特定人群被劝服了，尤其是其中的决策者及其政治支持者联盟（以下简称执政联盟）被劝服了。“政治管理是联盟管理的任务之一。每一个政权都有一组以维持其管理能力的聚合利益和联盟伙伴。”[9] 更进一步说，经济劝服战略发挥作用是因为目标国的执政联盟能够从发起国的劝服战略中获得有助于其执政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
一国执政联盟的构成和规模随着历史、社会或制度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基于分析的简约，一般可以根据外交政策取向把执政联盟分为两类：偏向自由贸易/国际主义的联盟和偏向保护贸易/民族主义的联盟。[10] 前者一般包括中产阶级、出口导向的公司、大银行和金融服务商、能从国际交流中获利的各级官僚等群体，其对政府政策的主要诉求包括：（1）重视社会福利，希望用谈判和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2）确保资本、有竞争力的行业产品能够进入他国市场，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报复措施，力争在全球实现稳定的自由贸易体系；（3）拒绝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低税收和压缩政府开支，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4）防御型的国防政策，主张以低成本的形式维护国家安全，提倡裁军和限制国际军备竞赛等。[11]
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则相反。该联盟通常由军方、军工产业、进口竞争型的行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垄断行业以及那些在经济劝服战略中利益受损的官僚等构成，其政策偏好有：（1）强调国家安全，主张用强硬和对抗的方式处理外交；（2）实行进口限制或增加关税等方法以保护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行业；（3）鼓吹政府干预市场，控制价格以及扩大公共开支；（4）要求增加军费开支，实施富有进攻性的军事战略。[12]
列出上述两大类型的联盟及其政策偏好，不是为了对此二者进行谁好或谁不好的价值判断，而是力图使经济劝服战略的方式更有针对性，从而更有效。毫无疑问，使用不同的经济劝服方式对不同的联盟有着不同的利益分配影响。如果经济劝服的好处没有被执政联盟获得，或者不是他们所需要的，甚至其利益因此而受损时，劝服战略的效果便会大打折扣。基于此，有效的经济劝服战略要求发起国合理运用贸易手段或金融手段，在确保对目标国执政联盟的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其在国内的政治实力。与此同时，为更长远地扩大对目标国的政治影响，劝服国应让目标国国内更多的精英和民众享受到劝服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培育潜在的支持者。
四、有效的一定是安全的吗？
国家的最终关切是安全，大国更不例外。[13] 考虑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劝服战略发起国难以确保目标国不会把因为劝服战略所获得的经济获益转化为军事用途，如研制武器或扩大军力等，反过来在未来严重威胁到本国的安全。在国际政治领域，“农夫与蛇”的故事并非鲜见。就此而言，有效的经济劝服战略长远观之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因此，除了短期是否有效之外，经济劝服战略的长期安全后果更是发起国必须要考虑的严肃问题。
从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和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的不同政策偏好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如表2所示的模型，从有效性和长期安全与否这两个指标对经济劝服战略进行综合衡量。之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引入战略“发起国”变量，原因在于其国内不同执政联盟的不同政策偏好也会塑造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而影响到劝服战略的后果。根据不同的情况，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经济劝服战略可以有如下四种可能性。
I：有效且安全。自由贸易联盟在目标国国内本已占据主导地位，其经济和政治实力藉由发起国经济劝服战略的获益而更为壮大，以至完全能主导目标国政府的政策偏好。而目标国国内的保护贸易联盟或者软化立场，或者转变为自由贸易者，总之其影响日见衰落。当两国的自由贸易联盟分别塑造着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基于繁荣市场和扩大贸易联系的共同意愿，两国政府将会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以维护双边贸易增长和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发起国的国家安全而言，由于目标国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盟也是自由贸易联盟，其偏好同样是重视对外贸易的增长，而非贸易保护主义或强调国家安全，所以长期发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冲突会因此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本国安全更容易得到保障。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西欧国家的“马歇尔计划”很好地说明了此种情形。通过对西欧的巨额经济援助，美国不仅能够对西欧国家施加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而且塑造了良好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有效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安全。[14]
Ⅱ：比较安全的合作。由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主导的发起国向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执政的目标国实施经济劝服战略。在目标国国内，重视国家安全的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居于弱势地位，对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缺乏有力制约。当用以劝服的利益被目标国执政联盟获得时，为维护既得利益，该执政联盟一般会考虑发起国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发起国执政联盟的保护贸易/民族主义特性导致他们对目标国提出的要求有时比较过分，或过多从本国利益出发，导致目标国不愿配合。此外，双方执政联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会对经济劝服战略的有效性造成消极影响。在对发起国的国家安全影响上，目标国执政联盟维护国际贸易体系以及扩大市场等政策偏好决定了它不会对发起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以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为例。为获得印度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持，同时对抗西方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从1955年开始，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例如，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予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予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5] 苏联对印度的劝服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印度并未谴责苏联对捷克的侵略，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也与苏联保持一致。但总的来说苏联对印度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联未能阻止印度与美国的反复接近。[16] 不过，印度没有威胁过苏联的安全利益，因此经济劝服战略是安全的。
Ⅲ：危险的劝服。自由贸易联盟主导的发起国政府力图用经济劝服战略来转化目标国的行为，但目标国的主导力量并未实现从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到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的转化。短期内，劝服战略可能产生效果，但这种情况对于发起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一方面，发起国的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控制着本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他们不希望贸易关系中断或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国政府即使意识到有必要改变既有的经济劝服政策，对目标国转而实施紧缩型的外贸战略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但由于自由贸易联盟对政府的惯性主导，政府必须付出极大的政治成本才能冲破自由贸易集团的重重阻力以扭转原有的政策路径，政府对经济行为体的动员能力也会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目标国从发起国所实施的劝服战略中获益良多，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但其国内主导的利益联盟还是保护贸易/民族主义集团，国际主义者或自由贸易者在目标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中仍然处于下风，无法和国家安全的拥护者相抗衡。由于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的政策偏好使然，长期来看，经济劝服战略无法一直有效地确保发起国对目标国施加影响。目标国政府能够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安全。此种情况下，发起国国内自由贸易联盟的经济理性超越了国家行为体的安全理性，其经济福利确实得以实现，但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安全为代价的。
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政策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在如何应对德国的扩张问题上，当时英国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希望凭借经济劝服战略转化德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通过与英国贸易，德国的银行业、出口商和有竞争力的行业获取了很多利益，在一段时间内也确保了本国政府和英国的良好关系。[17] 但在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容克（Junker）集团和重工业集团并没有被英国的劝服战略所转化，它们仍然力图维护原来的外交政策，这决定了英国经济劝服战略的失败并最终导致两国间战争的爆发。[18]
Ⅳ：不安全但能止损。在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分别控制着各自政府的情况下，当经济劝服战略短期内有利于两国的安全时，其效果会非常有效，但中长期看来这种有效性很难保证。一方面，在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的主导下，发起国将会寻求绝对的国家安全和对外影响；另一方面，目标国也对维护本国安全非常敏感，可能会拒绝发起国提出的有损于本国安全的要求。此时，经济联系对于两国间冲突的缓和作用十分有限，国家间的关系将主要按照安全的逻辑发展，对抗性的经济政策和军备竞赛将会出现。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与第三种情况相比，由于发起国仍是由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执政，所以其政府较少受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的影响，能最终果断地采取自我保护式的贸易政策，停止为目标国的实力提升继续提供资源，并及时对目标国实施强势的制衡或遏制政策。
冷战期间的中越关系体现了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止，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巨额的无偿经济援助。但越南政府后来非但没有配合中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相关政策，而且还和苏联建立了军事同盟，直接挑战和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果断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总的来说，中国对越南的经济劝服战略最后失去效用，但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是能得到保障。[19]
通过对上述四种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目标国执政联盟的构成是影响经济劝服战略安全后果的关键因素。即使劝服战略失效，由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主导的目标国通常不会威胁发起国的安全，但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控制的目标国则不同，短期内即使劝服战略成功，但长期来看，由于该联盟固有的政策偏好，目标国会威胁发起国的国家安全。
五、结论
与经济制裁相比，经济劝服战略具有诸多优点，如有利于本国国际贸易和市场份额的扩大，向其他国家展示了合作的善意以及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等。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大国往往借助经济劝服而非经济制裁实现本国的政治和安全目标。
经济劝服战略发挥效用的关键在于其如何有效地影响目标国的国内政治，外在的旨在影响目标国政策决定的行为和努力必须以能够改变目标国国内执政联盟的政治偏好为前提。经济劝服战略不仅要能给目标国的执政联盟带来经济和政治利益，还必须有效地把这种给予的利益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
在关注劝服战略有效性的同时，更要注意该战略对发起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战略的有效性不一定会必然导致战略的安全性。不断给予目标国具体的经济利益是劝服战略的一大特点，发起国必须切实防止提供给目标国的经济资源被用来威胁本国的安全。如果对目标国实施的劝服战略不是为了短期而具体的回报，而是意在长远，那么这一点要引起特别注意。短期的劝服战略实施成本较低，而且能够通过具体的事件得以验证，所以容易受控制。长期的战略则不同，未来的回报是虚幻的，而现时的投入是巨大的。单方面寄希望于目标国将来一定会受劝服战略的利益诱使或善意感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特别是目标国的执政联盟主要由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所构成时，更须注意此点。
本文虽然探讨了经济劝服战略发挥作用的根本机理和安全性，但尚未全面揭示影响该战略发挥作用的其他重要因素，如国际体系和第三方的制约等，这些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1] 参见Klaus Knorr, The Power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但最早系统研究使用经济手段作为外交战略的应该是赫契曼，参见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1945）.
[2] 参见Patricia A. Davis, The art of Economic Persuasion: Positive Incentives and German Economic Diploma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William J. Long,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 也有人使用积极的经济制裁（positive economic sanctions）一词来形容，参见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关于金融手段在一国外交战略中的使用，可参见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关于对经济制裁战略的质疑，可参见Robert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utumn 1997, pp.90-136; Gary Hufbauer, Jeffery Scott and Kimberly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6] Klaus Knorr, Power and Weal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7] 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April 1967, pp.26-48.
[8] 虽然方式不同，但衡量经济制裁或劝服战略的“有效性”标准应该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对于经济制裁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分歧颇大。有关讨论，可参见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A. Lopez, The Sanctions Decade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0, pp.46-51.
[9] John Waterbury,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John M. Nelson ed., Fragile Coalitions: The Political of Economi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9, p.39.
[10] 这种两分法在国际政治学中经常被使用，参见Etel Solingen, Regional Orders at Century’s Dawn: Glob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关于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联盟的政策偏好，可参见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21-24.
[12] 关于保护贸易/民族主义联盟的政策倾向，可参见John Lev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alph Rotte, “Economics and Peace-Theor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 in Jurgen Brauer and William Gissy eds., Economics of Conflict and Pea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13] 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m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Spring 1988, p.616.
[14] 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起源、过程和作用，可参见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 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A Documentary Study, 1947-1972,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3, p.143.
[16] 关于印度与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可参见Jyotsna Bakshi , Russia and India :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1998, New Delhi : Dev Publication, 1999.
[17]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y from 1911-1914, New York: Norton, 1975, pp.22-25.
[18] 关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可参见Alan C. Lamborn, The Price of Power: Risk and Foreign Policy in Britain, France , and Germany, Boston: Hyman, 1991.
[19] 关于中越关系，可参见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关键词 日本；能源战略；能源安全
能源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有着巨大的能源需求。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能源安全，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制定正确有效的能源战略并顺利实施，为日本解决环境问题、能源安全问题，摆脱依赖石油型的传统能源政策束缚，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使日本发展成能源多样化的国家。我们应认真研究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从建立全球能源供应体系的角度，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自身能源战略，以确保我国长治久安和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日本的能源战略
(一)高度重视石油战略储备制度。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主要依靠当时廉价的石油价格，但20世纪70年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不断提高的石油价格和石油禁运让日本吃尽苦头，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日本认识到石油储备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定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1975年，日本制定《石油储备法》，加大对建立石油储备的扶持力度。1978年，日本确立国家储备与民间储备的双重体制，通过修改《石油公团法》，规定石油公司实施国家储备。2007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涨，为规避国际市场压力及产油国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风险，日本大幅增加国家石油储备。截止2007年底，日本石油储备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商业储备4010万吨，战略储备4490万吨，合计8500万吨。如今，日本石油储备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成为稳定供求关系、平抑物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
(二)以保障石油安全为核心，通过外交分散石油进口来源，拓展石油市场，实现能源来源供应多元化。
为降低对某一地区能源的依赖性，减轻石油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鼓励日本石油公司在海外自主开发的战略。近年来日本政府更加紧拓展全球能源市场，积极开展能源外交，逐步确立了面向全球能源市场的进口多元化战略，目前其石油供应国达40多个。
(三)在国内大力发展节能经济和环保技术。
日本采取行政督导和政策法规相结合的措施，鼓励企业生产节能高效产品，大力发展节能经济。在制度保障上，日本政府建立了四级节能管理体系。包括以首相为首的节能小组、以经产省及地方经产局为主干的节能领导机关、负责节能工作的28家节能中心以及各企业定期上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并接受经产局的节能检查等，以加强节能效果。
(四)谋求能源结构多样化，努力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长期以来，日本努力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力求天然气、煤炭、核能和石油均衡使用，实现能源多样化方针，并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对石化能源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目前，日本能源构成多元化的战略已取得初步成效。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得到应用，并利用了生物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等方法，极大地缓解了日本对石油的依赖。
二、日本的能源战略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的能源现状不利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家能源安全，要建立自身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其面临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保障能源安全需要全方位措施，日本能源战略对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切实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工作。
国家“十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中，我国是唯一尚未建立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要建立多元体系的战略石油储备，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在我国，能源储备可以采取两种战略：一是把已探明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保护起来，禁止现阶段进行开采。二是对进口原油进行战略储备，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施这方面的储备，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我国的石油储备与日本9000万吨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应进一步完善和加大对石油资源的储备。
(二)通过“走出去”战略开拓新的石油供应基地。
多渠道的能源来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条件。过去我国石油进口对中东依赖程度较高，由于中东地区是各大国竞相角逐的“战场”，冲突、动荡不断，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石油安全。近几年来，通过发展和一些石油大国之间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实施石油进口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不仅“走出去”买油，而且“走出去”采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苏丹油田合作项目为例，我国政府从1970年以来，向苏丹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无偿援助、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等各类经济技术援助，为中苏双方在能源开发问题上达成共识打下良好基础，与苏丹的油田合作项目成为“走出去”战略的典型。当前，我国国家领导人也为推动石油资源多元化积极奔走。2004年2月，胡锦涛主席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加蓬三国，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非洲伙伴建立能源合作计划。
(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
节约能源被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我国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和粗放型经济紧密相连的，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创造相同价值所耗费的能源，我国是日本的11.5倍，美国的2.67倍，英国的4倍。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进行“节约”教育。为此，国家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要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方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依靠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全国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发展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切实落实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针路线。
【关键词】美国，经济战略，内在矛盾
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总体上说，它由全球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安全战略等要素组成。这些具体战略的优先次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所不同。例如，在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是为实现其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就会大大上升，成为主导因素。而且这些具体的战略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甚至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战略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的跨国公司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确定其全球市场战略，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就难以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全面认识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影响因素，正确把握和充分运用其中的矛盾，对于我们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全球经济战略内在矛盾的表现
第一，美国单极霸权目标与其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大国挑战其霸权地位。而在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主要趋势是全球化不断加速。事实上，政治单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矛盾，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为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时而一致，时而背离。美国对这些大国或区域集团设防，实际上也阻碍了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使美国本身就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同时也破坏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只要美国把它的单极霸权目标放在第一位，其全球经济战略就难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美国在理论上是全球自由市场最大的鼓吹者，但在实践中却是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最大非市场力量。在进入全球反恐战争阶段以来，美国为了安全因素而牺牲市场要素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资金、技术、信息、物流、人员等要素流动的全面监控，必然延长生产周期，降低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率。这些年来，美国对大多数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又拉又打的两手策略，事实上就是在经济、安全、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点。
第二，冷战思维模式及相应的规则机制的存在与其开放的市场体系的矛盾。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冷战时期的规则和机制，使他自身对外经济战略十分保守甚至落后。特别是在技术出口控制领域，所定标准已经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使美国难以获得与其技术优势相称的市场优势。例如，在微电子技术领域，“摩尔定律”早就揭示了集成电路性能成倍增长的“18个月周期”，但是美国对半导体技术控制的标准往往超过5年甚至10年时间。再如，核能源技术的两用性质，使美国“因噎废食”，严格限制这种技术的出口转移，以至于生产核电站成套设备的美国公司几乎关闭。再如，美国担心外国技术人员窃取其核心机密技术和情报，对于外国学者进入自身的研发部门设定了种种限制，这同样也限制了美国获得各国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发明。总之，一旦美国把经济要素和技术要素作为安全要素加以控制，就严重束缚了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事实上，一个开放的体系和一个封闭的冷战思维模式之间，是难以长期共存的。
第三，全球政治及安全战略与跨国公司发展目标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通常来说，他们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利益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市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东道国的利益相结合而本土化了。这种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只是它们的原籍在美国而已。因此，要求其跨国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安全目标和意识标准去约束其市场行为，几乎是做不到的。例如，美国政府曾要求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美国公司业务同中国的人权挂钩，事实上得不到任何美国公司的响应，此计划最终泡汤。又如，美国也考虑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拉美地区以经营美国的西半球后院，但是各种比较优势还是促使美国公司向东亚转移。在贸易制裁过程中，在目标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利益往往与制裁目标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们尽可能地规避制裁对公司经营的限制，实际上使制裁流于形式。1989年到1993年间，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双方的政治关系也跌荡起伏，但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持续的开放政策，促使美国跨国公司“顶风”继续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既使以美国本土市场为主的美国公司，也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参股甚至控股；其中不仅有欧洲、日本的资本，还有大量阿拉伯石油资本。美国打击其竞争对手，实际上也使本国公司受到巨大损失。没有美国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就难以获得长久有力的支撑基础。
第四，国内政治压力与倡导自由贸易的矛盾。美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曾将努力实现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作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条准则之一。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外贸逆差的增加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200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又使中美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之一。一些人指责中国的出口造成美国失业率增加，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三种纺织品的出口设限，并对中国彩电出口进行了反倾销，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事实上也对美国自身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矛盾背后的斗争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离，来自于这种战略与美国公司利益的悖论，来自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来自于安全战略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场的竞争力之间的难以兼容。而从更深层次讲，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矛盾后，隐藏着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素就难以透彻分析和预见美国的经济政策。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为例来说这一点，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美国经济战略的把握更加充分。
1、选举斗争往往使得对华经济政策成为牺牲品
美国采取“两党制”的政治结构，两党在对华经济战略的态度上并不一致。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较为温和，因此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采取较为合作和开放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对华态度则比较激进，倾向于采取限制性和干预性的对华经济政策。由于两党是交替执政、轮流坐庄，在政权更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对华政策的波动。此外，在两党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对华经济政策往往会成为两党互相指责的借口和拉取选票、获取支持的手段。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克林顿数次抨击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成功的”，是对中国的“过分骄纵”。克林顿上台后，共和党人反过来又指责克林顿对华采取“绥靖政策”。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是因为两党都利用对华政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往往会主要考虑政治利益而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考虑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对华经济政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国会和政府的斗争削弱政府和总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和竞争。总统不能干预国会的工作，国会也不必要听从总统的意见。由于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各自有不同的架构和部门利益以及专业知识和信息掌握的不同，所以处理问题的角度就会有所区别，甚至出现冲突和分歧。相对而言，国会在对华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态度更加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他们通常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认定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二是国会议员比总统更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消极对华舆论氛围的影响；三是国会议员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为了捞取选票而在对华问题上“做秀”，肆意攻击中国。这在那些来自保守反共选区或选区内劳工组织力量强大的国会议员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当政府采取较温和的对华政策时，国会往往会由于各种利益集团对进口冲击的抱怨而无法容忍政府对中国“不公平”的放任，从而通过机构变换、约束授权、人员任命、修改法案、否决提案等方式，削弱总统和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3、政府部门内部的斗争也成为对华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因素
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职能不同，也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造成了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态度也有较大差别。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出自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等决策部门，它们很难对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协调。而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也难以在财政部、美联储、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等经济部门之间取得共识，而且由安全部门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往往与经济部门的工作目标和程序发生矛盾。再如，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倾向于采取较温和的对华经济政策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国际贸易委员会则在反倾销问题上持有较强硬的立场，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鼓吹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实施单边行动。
4、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对华经济政策复杂化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其可行性受到很大折扣，这就可能使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变成一种短视行为，难以构成有效的长期战略。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是真正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反对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力量主要来自非商业利益集团，包括：(1)要求所谓“公平贸易”的组织，主要是劳工组织和小企业组织；(2)人权组织，经常将对华贸易政策和人权问题挂钩，干扰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3)宗教组织，他们常常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生命权利，并且时常涉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4)防止武器扩散组织，他们经常指责中国违反国际协议，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支持增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力量则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主要是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企业组织。其中又分为三类：一是从事对华出口和投资的集团，主要是美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行业中的大企业，如航空业中的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计算机业中的ibm和微软，电信业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汽车业中的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等。二是从中国进口产品或在华投资加工的集团，主要由与日常生活消费品有关的进口企业、零售企业等组成。三是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公司和企业，主要包括美国在港企业，以香港美国商会和美国公民在港协会等组织为代表。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由于受到各种非经济目标以及集团利益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表现为传统经济学所预测的自由开放的政策，而是表现为干预性、限制性的政策。
三、处于美国经济战略矛盾中的中国经济战略分析
当一个目标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依存越紧密，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对该目标国的战略分歧就越深刻，认可和执行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就越不具备。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的依存度越来越紧密，相应地，美国在对中国经济战略中的内部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内部间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必须充分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掌握主动权。
一是要正确认识美国经济战略的内在矛盾的实质。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种战略行为，对此我们并不抱有幻想。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一旦走上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美国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和安全战略的目的就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战略的内在矛盾就是它与全球化的背离，将制约其自身目标的实现。更深入地看问题，美国将为自己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是贸易制裁、汇率压力还是技术壁垒，只要它们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反映，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就必然会反制美国本身。当然，即使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观念，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实验和对话来加以改造和移植。相反，中国将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国的种种经济战略手段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从而为和平崛起开辟更大的空间。
二是必须认真研究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多大的经济约束力。中美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对等的依存关系，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安全上面临的美国威胁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现实告诉我们，美日、美欧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相互间的经济约束力很大，谁都离不开谁，哪一方都不愿失去另一方，而且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中国要想办法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使中国对美国能够形成较强的约束力，把两国经济的融合度和依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两国政治合作与战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在华拥有商业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会努力将中美可能的经济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到不正常经济关系的损害，这样客观上会起到防止美国政府制造两国经济、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
三是结合非经济战略来应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我们不能单纯地用经济眼光看待经济战略，就必须拓展我们的战略手段，结合其它非经济战略共同应对美国战略中的内在矛盾。第一，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第二，加强双边对话和交流，通过沟通、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避免更大的损失。第三，依靠wto、apec、imf等多边制度框架来解决两国经济纠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应当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两国的经济问题，维护自身权益。第四，中国也应该利用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扩大美国国内维护对华关系的利益群体，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抵消来自劳工组织、人权集团、宗教右翼组织、藏独势力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华活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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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玲,刘恒.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5),23-26
4.黄仁伟.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民办经济研究,2004(2),4-9
关键词 越南 海洋安全战略 内涵 宗旨 对策思考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提出
战略构想，简言之，即对未来谋略的一种构思与设想，是未来的想定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 而可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经武之略，在于贵谋”，即相互之间的角力不仅仅是力量的竞 赛，更是智谋的较量。罗炜.战略构想，2005:前言部分]越南的海洋安全战 略构想是在未来对南海海域的海上安全提出某种设 想和相应的谋划。在21世纪之前，越南对海洋安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我南沙海岛的侵占实 践为主，尚未形成一种属于战略构想层面的概念。
那么，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这在国内学界并无一个完全一致的 认定，这是因为越南政府曾先后出台过多项与海洋发展以及海洋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文 件和规定，从而造成了界定上的困难。但作者认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2007年1月在越 共十届四中全会上所通过的《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注：越南语的全称为：Chien lu oc Bien den nam [STBX]2020[STBZ].]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越南政府第一次十分明确地将海洋经济发 展与海洋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且在词语的表述中运用了越南语“chien luocBien”（海洋战略）的概念，而“chien luoc Bien”的词意则恰恰涵盖了“海洋发展”与 “海洋安全”（或“海上安全”）两个战略层面，因而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海洋战略。该 报告的引言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控制了海洋就占有先机。
当然，越南的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由形成走向成熟并非于一朝一夕间完成。事实上，在这个 提案提交到越共十届四会表决之前，越共中央进行了许多先期的理论准备，出台了一系列与 海洋安全有关的方针政策[注： 于向东.越南全面海洋战略.当代亚太,2008（2）]。2003 年4月，越南国防部制订了《越南2010年前的军事战略》，评估了越南当前的战争实力与潜 力，重新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其中重点提及了应对海上武装冲突的方法。2003 年底，越南“九大”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社会主义越南战略”的决议，重 点依旧放在海上。同年1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一个“南方战略计划”，谋划确保海 上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越共中央办公厅于2004年1月15日编发了一份《越南在黄沙 群岛和长沙群岛》[注：越南分别将我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称之为“长沙群岛”、“ 黄沙群岛”。]的密级专题报告，提出了“巩固、维护及进一步扩大在海上的 政策主张”，供中央领导干部进行学习掌握。
200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主席、越共十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阮富 仲[注：阮富仲于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当选新一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在越南《共产主义》杂志上撰文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石油天然气、造船业、港 口、航海、海产、旅游），尽早将我国在东南亚地区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同时将此与国防、 安全与国际合作紧密结合起来” [注：［越］阮富仲.呈交越共十大的报告草案之基本内容.［越］共产主义杂志,2005(8) ]。
2006年4月18日，越共“十大”召开，时任越共总书记的农德孟在代表越共九届中央委员会 发表报告提到海洋问题时，特别强调“建设、实现全面而有重心、有重点的海洋发展战略， 先期发展有利可图的海洋产业，以尽早将我国建设成为本地区的海上经济强国，并与保卫国 防紧密相连”。这一报告中还提到了发展海港、海上运输、开采与加工海上油气资源、发展 海洋旅游，并先行发展一批有潜力有条件的沿海区域及海岛。[注：越南共产党.第十届 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国家政治出版社，2006:93]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又制定 了“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该战略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 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把“保卫海洋领土和海洋资源”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心。至此， 有关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轮廓逐步清晰起来。
作者将上述文件中的内容与《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涉及到海洋安全的部分归纳为“越 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或称之为“海上安全战略构想”。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内涵与目标
在涉及到海洋安全的内容方面，越共纲领性文件《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明确提到“对 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必须与保卫海上国家安全、国家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文件，它对政府及军方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后 ，越南政府及军方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卫其海洋、应对南海争端的重要文件、政策， 提高海上实力，这些均可以看作是越南为海洋安全而实施的主要举措，也是该战略的核心内 容组成部分。
1战略定位与核心内涵
(1)战略定位。 根据越南军方于20世纪末所制订的一系列军事战略来判断，越南政府及军方确定的保卫海洋 的战略设想是：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已经初步打造的海上软实力和硬实力，立足于海上的防御 及防御体系的逐步形成，形成海上“积极防御”态势，以应对来自于海上的敌对势力，确保 海洋安全。因此，“积极而主动的防御”（海上积极防御）是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战略 定位。 “积极防御”又称主动防御，其精髓在于“以小敌大”、“以弱敌强”，[注：李德义.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4)]这曾是中国革命 的一大特点，如今被越南成功借鉴。 越南军方意识到，重视海上力量建设，不仅关系到国防 的巩固和领海、领土的完整，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的稳固发展。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是由越南独特的地缘特点所决定的。越南有一半领土沿海、濒临海洋，地形结构南北狭长 ，呈一个“S”形状，其中南北共长约1600千米，东西宽约600千米，最窄处仅48千米，陆地 距离海岸最远处不超过500千米。这样的地理地貌特点决定了其国土战略纵深极浅。站在地 缘战略的角度来看，一旦爆发战争极易被对方拦腰截断，分成几块而分而占之，陷入被动挨 打的状态之中。因此，越南在陆地国土的安全防御上缺乏一定纵深的有效保护。相比之下， 在沿海的海岸线过长，保卫领土安全的难度很大的不利情况下，如果能够在南海侵占尽量多 的岛礁，将防御重心前移，以“积极防御”的态势把重心放在沿海地区的近海岛礁上，就可 以在海洋上形成第一道防线，并以海岛作为天然的屏障，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梦 想 。《海防安全论》一书的作者王传友认为，“作为沿海国家而言，自从有了外来侵略，国家 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海上，沿海地区处在反对侵略的最前线”[注：王传友.海防安 全论.海军出版社，2007:133]。越南自认为共拥有3000 多大小岛屿，多数集中分布于北部湾，因此一旦充分利用，再加上海上军力的提升，将会构 成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形成海上防线，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国土防御纵深。
进入21世纪之后，海洋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和纽带。在陆地、 海洋、空中三大交通体系中，海上交通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量 的95%是由海上运输来承担的。[注：王全友.海防安全论.海军出版社，2007:138]海上运输线被誉为国际贸易的“蓝色动脉”。随着全球性 能源危机的加剧，南海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在越共“九大”召开以后，根 据新时期“积极防御”和“全民国防”的军事战略思想，越南军方改变过去战略部署上的“北重 南大中间轻”的态势，提出了“陆缩海进”新的军事发展战略，[注：陈继章.越南研究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218]这成为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 想中的指导性原则。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打响，越南立足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 ，又调整并丰富了“积极防御”的内涵。与过去相比，更加强调并注重海上战场的战略价值， 提出依靠海上防御纵深来缓和陆地防御纵深较浅的新安全思想。近年来，越南积极贯彻质量 建军方针，把海空军作为优先发展的军种，通过“向海洋要纵深、将防线往前移”的做法， 加速海空军两大军种以及大型军港的建设。
2009年12月，越南发表《越南国防政策》白皮书，再一次肯定了其“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 以及“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白皮书称，“越南一贯奉行和平和自卫 性国防政策” [注：韩乔.越南发表国防白皮书 考虑从多方采购军事装备.新华网. news.qq.c om/a/20091208/003009.htm]。 在涉及到南海海域的海洋争端时，白皮书强调，不排除以武力手段来保卫 自己的领海，这样的表述在以往的另外两份白皮书中是从来没有过的。2009年，越南政府决 定斥资24亿美元采购军火（根据越南国家统计总局数据，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7 1.19亿美元），其中主要为海军先进武器装备。 [注：落晖.越南2009年购买35亿美元俄制军火，创历史记录.环球时报,2010-03-25:4 ]因此，这次24亿美元的大采购，可视为是 “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2)核心内涵。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越南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 依靠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人均GDP于2008年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2011年1月召开的 越共“十一大”又作出决议，要在2015年人均GDP达到2200美元，并强调了到2020年实现现 代化、工业化的国家目标不动摇的决心。因此，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目标起着决定性作 用的海洋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增强国家实力，保卫其独立和国家完整，实现国强民富、 社会公平文明的战略目标，作者认为这可视为是越南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的核心宗旨。从内 涵中看，越南政府所推行的包含着海洋安全战略构想部分的海洋发展战略其本身就是一个以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上扩张并重，攫取海洋权益与形成海上防御同步，旨在打造以海洋强国为 目标的具有国家大战略性质的战略。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保卫海洋经济权益、确保海上完整既可视为是越南国家海洋安全 战略构想中的目的，也是其核心内涵，是国家安全战略在海洋、海岛和沿海的具体体现；是 国家综合力量建设和使用的目标、观念、内容和措施的统一。越南政府认定，保卫国家海洋 权益与海上的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体系，它具体包括：海洋经济战略、海洋对外战 略、保卫与发展海洋经济战略、发展科技与保护海洋环境战略等。
2战略对象与战略目的
(1)战略对象。 在本世纪由美国策动的所谓两场反恐战争爆发之后，越南政府审时度势，修订、调整了自己 的战略对象与作战目标，确定了两个目标，其中的基本作战目标为：以美国为全球范围的潜 在敌人，坚决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平演变”手段；以保卫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制 度 为基本战略目标。越军在团一级部队设有“防和平演变委员会”，所防范的正是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
长期战略对象则以“对越南构成威胁的周边大国”为地区主要作战对象，将应付海上突发事 件和局部战争作为作战重点，将作战区域局限于本国的领土领海范围内，以积极应付局部战 争和武装冲突，重点加强中部地区和越占岛屿的。
(2)战略目的。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旨在继续非法占有我国的南沙群岛，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达到永久化 非法占有的目的。具体目标旨在构建海上立体防御体系、形成海上多层防御岛链，达到扩 大国土防御纵深的目的。
通过越南政府已经对海洋安全构想所进行的实践可清晰地看出，非法占有我南沙岛屿、岛礁 、渔场及领海一直是越南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中的最主要的目的，同时也是其海洋强国梦中 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周边其它南海争端国家相比，越南对我岛屿的侵占不仅起步早、行 动早，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对策，显示出其长期的打算和坚定的决心。 与其它国家的海 洋战略所不同的是，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的每一个重要步骤，实际上都是紧紧围绕侵 占我南沙群岛、窥视西沙群岛，不断蚕食我海洋资源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并在这一主题下尽 最可能多地从我南海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围绕这一主题做好了在未来应对海上之 争的一切准备，包括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并且还设定好了未来在海上的各种假想情况与各种 可能。
越南学者刘文利在其《越南：陆地、海洋、天空》一书中的结束语中这样描述：“卫国，即 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捍卫每一寸国土和东海（越南称为“东海”即我南海）的每一处 珊瑚礁滩。” [注：［越］刘文利.越南：陆地、海洋、天空.韩裕家等译.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148 ]
为了明确这一目的，在舆论宣传上，越南政府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动员专家学者积极拼凑 所谓法理上的准备，寻找法律与历史依据，以“证明”南海海域、岛屿历来归越南所有 。在越南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媒体如《青年人报》、《劳动报》以及覆盖面 较广的网络媒体“越报网”、“越南新闻网”等半官方媒体隔三差五地以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越南渔民被中国扣押等问题进行炒作，以此激发越南国内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越 南共产党电子报》等官方媒体则以所谓“正面形象”来报道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有关的消 息，报道对所谓南沙归属史实的挖掘和发现，以形成政府与民间 的一种强烈“互动”。
另一方面，在已经占有的争议海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大做各种“文章”， 比如在岛屿划定选区、组织移民、发展通讯、种菜种树等，打造海上“软实力”。2011年4 月18日，越南组织了全国54个民族代表访问南沙群岛8个岛屿的慰问活动，如此大规模这是 越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通过上述举措，越南正在不断打造海上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尤其 是在硬实力还不足以抗衡“地区大国”的时候已经成功地打造了一系列海上“软实力”，大 大增加了我对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
确保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实现的举措
根据越南政府制订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理念，强调“不论是发生（海上）争端还是冲 突，都要依靠稳固的防御阵势，要先以当地力量坚决斗争以作自我保卫和自我保护为主，同 时使用海军的机动力量进行配合，以协助当地的力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实施战斗（战役 ）。”根据这一理念， 越南为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得以实现的方法与措施主要包括：
1以海上人民战争为基础
越南自认为自己的海域广阔，岛屿众多，所以必须建设海上全民国防，形成综合的海上防御 实力。在越南，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全民国防”正是越南引以为荣的一种全民御敌战术， 它在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中发挥了空前的历史作用。越军认为，发生海上武装冲突时的作 战样式必须以全面的人民战争为基础，当地主力部队（守岛部队、沿海部队）作战与海军机 动主力、海岛县、沿海省县防御区域和捕鱼海团中的自卫民兵作战紧密结合。在海上战场， 以海岛、沿海当地防御力量作战为主，努力坚守各岛屿和沿海海岸，为海军的作战打下扎实 的基础。在战役和战斗规模上，以各战斗舰船力量群（旅团）、海军陆战队、岸舰导弹和火 炮为主，在各场战斗和战役中形成综合力量，既消灭敌人又保存力量，为在海洋战场上打击 敌人创造条件。
越南政府和军方认为，保卫岛屿和沿海的作战对海上作战的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 求从平时开始就要在发展海洋、岛屿经济的同时，全面准备，把海岛县和沿海建设成稳固的 防御区，形成一个个各种力量的集结区，以及时打击敌人。其次，要依靠岛上、沿海防御阵 势，将岛上、沿海当地的防御力量与海军机动力量密切配合起来，有效反击敌人的空中火力 打击，能以适当的形式和规模打击向岛上、沿海登陆之敌。在历史上，为了解决海军兵力不 足，但又要完成抢占南沙群岛和海上防卫任务的问题，越南在70年代末就着手建立了部分海 上渔民武装组织，即如今的海上民兵自卫队。海上民兵自卫队的建立极具战略意义，它不仅 弥补了越南海军力量不足的缺陷，其亦兵亦民的特点也为抢占南沙群岛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 件，使未来实施海上“人民战争”成为可能。此外，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于2008年1月26日 通过了关于海上警察的法令：第03/UBTVQH/2008号法令。这一法令从2008年7月1日起正式生 效，它被称之为越南的“海岸警卫队”。一旦爆发海上冲突，海上警察部队可立即转换为海 军部队投入到作战之中。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越南海洋经济的发展离开不有效的海上安全保护，而越南政府推出的海 上“全民国防”、“全国边防”以及“人民战争”的做法已经成为其海上安全战略的重要基 础。
2以海军力量为核心
越南政府认为，越南人民军海军是保卫海洋、海岛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核心力量，必须根据其 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进行重点建设。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由“北防南攻”向“陆守海进”方 向的 转变，越南又开始打造强力海军，并构建海上综合防御力量，以适应未来“积极防御”的作 战需要。作为“积极防御”中的核心力量，越军还着重把近岸型的海军打造成现代化和远洋 化的海军，购买大批军备，近几年来分批购入了俄罗斯四艘“毒蜘蛛”级导弹艇等大型先进 的 海上装备，并自制了数艘导弹护卫舰和导弹艇。越南军方还先后从俄罗斯引进了S-300PMU1 防空导弹系统、4艘“猎豹”级护卫舰、8艘导弹巡逻艇。同时还投入38亿美元，在越南东北 部建造一座占地3000公顷、可停靠4万吨级战舰的大型现代化军港。
根据越南海洋战略中的海上安全内容，越南正在一些岛礁积极打造一种立体模式的防御体系 ，按照所占岛礁的地势、地貌和面积，按照实战要求，建立并完善了岛屿的火炮阵地、坦克 掩体、作战工事、炮楼和简易机场，并形成了南北呼应、东西兼顾的防卫岛链；为适应未来 在南沙作战的需要，越南还加强海上特工部队建设，构建水下（潜艇阻击）、水面（岛屿火 力）以及空中（巡逻监控）三位一体式的立体防御模式。空中，越南军方加强了防空空军的 雷达网系统，以监控领海和海上领空，在沿海各重要目标部署了防空火力系统；一支高质量 的空军力量（包括歼击机、战斗轰炸机等）已经形成，其中包括苏-27SK、苏-30MK2V战机， 以保卫远离本土的岛屿。
越南海军已经确定在中部的芽庄兴建第一个潜艇基地，将容纳俄罗斯于2012年开始陆续交付 的6艘击“基洛”级潜艇。 [注：吕宁思.越共十一大好像庆功宴，凤凰资讯网：越南共产党“十一大”好像庆功宴 %20_资讯频道_凤凰网.htm]潜艇基地建成之后，三位一体中的水下防御体系也宣告完成。
按照越南军方的设想，越南计划在2015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海军，届时，越南海军的远洋护 航能力和海上作战能力，将接近或达到现代化海军的要求。而最迟则在2050年前，形成独立 的远海和立体作战力量，全面实现越南海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越南海军称到2015年具备强大远洋作战能力.中国青年报,2008-01-19]可见 ，海军力量的建设将成为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积极防御”的主体，是应对海上未来冲 突的核心力量，被越南军方寄予了厚望。
3以军事、政治、外交相结合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海洋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包涵了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等内容 ，因此越南的海上安全战略构想同样离不开这些组合。在海上安全战略构想中，越南坚持国 防与外交相结合，即采用军事、政治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措施，寄希望于一方面有效阻止、 反击敌人，牢固保卫海上地盘；一方面通过斗争、协商，恢复和稳定越南周边的安全环境， 并因此而制定了政治和安全斗争计划与措施，以维护周边及其国内的稳定；强调奉行“多交 友、少树敌”的和平、务实外交路线，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 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经济和国防建设创造安全的外部环境。
4使海上争端国际化
越南认为，在东盟于2015年实现所谓防务一体化后，中越之间的领海争端有可能被纳入到东盟的多边框架中去，从而 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于中国的态势。于是，将南沙问题乃至南海诸岛问题完全国际化，便 是越南在此问题上与中国抗衡或讨价还价的最佳策略，它也是越南的大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越南大国家战略强调所谓“融入国际社会、采取均势外交”）。
2009年6月间，越南在明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向联合国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所谓“划界案”（全称为“外大陆 架划界提案”）。 企图将南海争端国际化。这也是越南对其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具体实践。
应对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对策思考
越南的海上安全战略构想由于重在打造一种海上防御体系，旨在继续非法占领我南沙群岛， 以所谓积极防御的战略态势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严重侵犯了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鉴于此，我们应全方位谋略，形成外交、经济及军事上有效配合，捍卫国土完整和国家尊重。
1外交上
在未来，面对越南为实施其海洋战略而不断在南海挑起的事端，我国应首先在外交上以有效 的手段坚决予以回应和反击，比如公布历史材料及史实、宣传我国南海问题立场等等，以示 正听。 [注：唐贤兴.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 同时以此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是在重申的原则基础上，仍在寻求“坚持以和平 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 出版社，2007:23]。
中国之所以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量：处理好位于家门口的“南海问题 ”，就是使区域外强权无法利用这一问题增加其在东南亚的存 在及影响力或作为介入干预的一种自然借口；其次，一旦将“南海问题”处理得较为稳妥， 中国与东盟国家则可进一步推动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运 行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双赢”，让相关各方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都提高，这也是“友邻 、安邻、富邻”针对周边邻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与内涵；第三，以协商、谈判等外交手段 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符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 象与影响力具有促进作用。
2经济上
作者认为，在经济上，在东盟地区推行“蝴蝶效应”十分恰当且有效；而对与中国一衣带水 、中越边境贸易发达，对中国贸易依存、依赖度极高的越南来说，“蝴蝶效应”的效果则更 加明显。它可击破越南企图将南海争端纳入到东盟框架中解决的阴谋，也可破解南海问题不 断被国际化的难题。
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的交织，东盟国家一方面继续怀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野 心，以至于所谓“中国”在东南亚仍有一定的市场； [注：葛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09（7）] 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利用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进口潜力及投资力度来发展其本国经济，以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 风车”。两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因地缘关系，东盟国家始终对中国经济有着相当大的依 赖性与依存度。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是唯一的能够稳定亚洲经济的基石。一旦遭遇新的金 融危机，解开的钥匙并不在东南亚国家自己身上，而是取决于中国这个超级稳定器的作用， 因为其中的中流砥柱是中国。
3军事上
除了外交、经济等软实力手段外，在南中国海这个棋盘上，我们同时还必须按照《2008年中 国国防白皮书》所说的，“把捍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 海 上军事准备方面，应当随时作好一切准备并适时在南海展示我军事威慑力，强化我在南海海 域的军事存在，以针锋相对地回应越南在南海经营的所谓海上安全战略构想。
虽然中国并不愿看到南海争端进一步恶化，也不希望诉诸武力，但加强中国海军建设， 特别是建设一支具有地区威慑力的现代化海军，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根本上讲，这是和平解 决南海问题的根本保证。因为军事手段是政治解决南海问题的基石和保证。
在当前，根据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的岛链防御计划，我们应大力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规模，包括举行各类海上军演、加大海上巡航的力度，逐步形成日益强大的海上威慑力。
结语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全国边防”、“全民海防”政策的指导下，依靠沿海居民的群策群力 ，越南成功地霸占了我29个南海岛屿和岛礁。在控制了海上重要通道的同时，越南还正在逐 步形成一套海上立体防御体系。它不仅对我海上重要通道构成了威胁，而且对我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增加了极 大的难度。因此，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继续非法占有我国的南沙群岛 ，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以使既得利益合法化；同时，借此扩大自己的国土防御纵 深，将国土防线大范围前移，以获得最大的安全生存空间。
[关键词] 国家安全;新安全观;厉害共同体;战略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安全是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1]“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2]但是,与以往不同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增强,并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减少;出现国际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双赢博弈越来越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3]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4]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如扩大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军事领域),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5]成为构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国家安全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逐渐扩展,如加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意义等。鉴于此,中国国际战略应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应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安全模式,强调加强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在军事战略层面,秉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军队建设上,要由数量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中国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国家利益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能否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尺。当然,随着安全综合性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国际战略的实施维护国家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途径。
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安全概念可谓无所不包,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变得多样了,当然其难度无疑也在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
建立、发展利害共同体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中国采取的积极进取、承担大国责任的战略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国际社会固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多之大国的不安、不快与应对措施,而它们的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鉴于此,我们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利害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推动下,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强,世界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速度加快,总体上把各国联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它不但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整体发育,而且使得世界各国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大为增加,世界越来越进入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政治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都将随着世界生产力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性而发展。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上,各国利益密切相
关,人口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毒品交易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而非单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怕困境,也需要各国努力解决。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呼唤各国之间的合作。就中国而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经济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信息冲击等成为战略性威胁。正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所阐明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面对现代恐怖主义、毒品威胁及其他跨国犯罪的挑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世界各国应在本地区和全世界范围内就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并做出实际贡献。”[6]
这种整体意识导致建立国际利害共同体的实践。实际上,国际利害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予以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结盟、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国家利益往往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国家间的利害关系,国际关系史就往往表现为各自利益交往、争斗、冲突的历史。由于环境保护、AIDs、有组织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灾害--它们已不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日益突显,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亦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建立利害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而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害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害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包括反恐、生态保护等)的利害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区域层面建立利害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在经济上,促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机制”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7]建立起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范畴和目标,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军事上,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概言之,中国应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即首先在东亚这一战略疆域(Strategic Territory)--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建立并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
建立蛛网式战略通道、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战略通道更为关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物资流量的巨大增加,而物资流量必须依靠战略通道。一些国家在战略通道上的让步,以确保国家领土安全和战略通道畅通为前提。例如,美国提前交还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就是在确保美国的运河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8]对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国国内资源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各类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等能源的进口逐年增加。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其他战略性生产资源的进口也在迅猛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急剧上升。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源短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变化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畅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存都是生产性库存,没有战略储备型库存,实际原油储备仅够消费7天左右。生产性库存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战略通道的重要性因此愈加突出。极言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能否拓展,端视战略通道是否畅通无阻。
从原油进口来源看,中东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1995年中东地区比重为45.4%,2000年上升为53.6%;非洲地区由10.8%上升为24.1%。近几年来,中国从中东地区石油进口均占进口总量的50%以上,中国对非洲石油的依赖也在稳步提升。这些石油资源的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其中4/5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然而,我国对这一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相当有限的[9],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越来越依赖守卫世界运输线的美国舰队。如此,中国战略通道的脆弱性可谓潜伏的经济安全危机。美、日、印等国在马六甲一带屯兵布阵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鉴于此,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仍然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应加强保障海上资源运输安全的海军力量;积极发展大型远洋运输船队;加大对中东、非洲等世界重要产油区的战略投资,通过加强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稳定能源资源来源;保持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以保证海路资源运输的安全,加强海上战略通道的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应下大功夫加紧蛛网式战略通道的建设,有效降低中国在海上石油运输被中断所导致的脆弱性,减少对西太平洋战略通道的依赖。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分析家都强调了输油管道的潜在战略利益。[10]首先,加强中国南海石油的开发,并着手建设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南中国海有石油资源235亿吨、天然气资源10亿立方米,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石油开发上的合作。其次,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建设东西伯利亚-
中国-韩国-日本的天然气管道,以及西西伯利亚-中亚-中国-日本的石油管道建设;再次,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中国对中亚和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投资,能够为中国提供避开美国海军控制的航道的石油供应线,降低中国由于中东石油供应阻碍甚至中断所造成的脆弱,而且中国的陆上军事优势将发挥积极作用。[11]
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居世界第三位,建立与之相连结的战略通道具有重大意义。建设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到中国的输油管道,可以确保中国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应积极参与远东能源开发,使得远东到中国东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不仅局限于安大线)成为连结俄罗斯与东北亚的战略纽带。与此同时,中国应促使能源合作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更加积极地促进中亚合作,与哈萨克斯坦等推进中亚战略通道的建立。2000年,中国开始实施修建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全长4000多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计划。可以说,中国西部大开发和“西气东输工程”启动为这一战略通道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条管道将中亚国家、乃至东北亚油气资源稀缺国家的利益与中国联为一起,它将是连结中亚、远东与东北亚的石油大陆桥,可以提高在世界市场和石油贸易中石油供应的稳定性,有效确保中国战略通道的安全,并突出中国在保障战略通道的主导地位。战略通道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建设蛛网式战略通道,并大幅度提高确保战略通道畅通的能力。战略通道建设将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事业,应发挥中央政府在战略通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政府投资和融资体系,在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上应重点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倾斜,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1]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tc.
[2] 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3]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即主权不受侵犯,危及主权安全的主要是外来的军事威胁。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保证资源供给和维护生存环境,也可以说维护发展和生存权,危及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是非军事威胁。参见: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期,第4-16页。
[4] 丁志刚:“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第68-71页。
[5] 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5页。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30日第6版。
[7] 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第3-14页。
[8] 王志军:“‘后领土时代’与地缘战略的嬗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第32-35页。
[9] 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11-16页。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已经到位，正在全面展开和完善。这给冷战结束以来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后，重塑了国际战略格局，中国战略安全环境面临新的情况。
从国际和国内大局上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
目前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确保中国有个安全环境的战略基点仍然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我们要练好内功。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地缘政治出诸多复杂情况：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印度提出“两线出击”新战略，菲律宾、越南也在制造摩擦……2012，我们安全吗?围绕这一话题，我们采访了战略专家彭光谦教授。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
彭光谦：判断中国当前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关键要看国际战略格局。影响今年和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大事主要有：以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席卷西亚北非的历史性政治大动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
以上“大危机、大动荡、大转移”事件分别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都与美国相关，且都与我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国家生存发展。可以说，美国是影响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各国安全的重要变量。其中，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已经到位，正在全面展开和完善。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给冷战结束以来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也是最重要的战略结构性调整。它重塑了国际战略格局，调整了有国际秩序，给我国的安全环境带来新的考验。
记者：国际舆论间有声音认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想挖中国墙角，您如何看?
彭光谦：不能简单说“美国想挖中国墙角”，但当下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确实面临新的情况。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最重要的战略结构性调整，主要表在战略发展和遏制重心东移、战略注意力重心东移、资源投放重心东移和战略部署重心东移上。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曾一度把打击恐怖主义列为主要任务，但从来没有忘记增强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与美国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希拉里国务卿公开表示，全球的战略和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美国正更加密切地关注亚太地区。将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米特・罗姆尼承诺，他当选后将增造舰艇，以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
记者：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有哪些具体表?
彭光谦：美国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同盟战略为基本策略，在参与地区纷争时拉上盟友参与，从朝鲜、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战到最近的利比亚，都显示了这点。
一是构建“空海一体战”体系。美国2010年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时指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西太平洋战区大国日益增强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2011年8月12日，美国正式组建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标志着将深化实施“空海一体战”作战理念。美国实施“空海一体战”作战理念，除了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战区随时行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图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新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已经把60％的攻击型核潜艇集中在亚太地区，并考虑从中东抽调一个航母战斗群，在新加坡建设战斗舰基地，重返菲律宾，还试图进驻越南金兰湾，以扩大美海军在东南亚的存在。同时。美国还想打造包括印度、菲律宾等在内的“亚洲小北约”，以完善“空海一体战”这一体系。
二是构建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北边，美国要把美日、美韩同盟联在一起，实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南边是澳大利亚，美国在澳大利亚安全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遇到重大安全威胁，但在达尔文港驻军，到2016年驻军将增加至2500人，其真实目的就是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
三是试图确立美国经济在亚太主导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美国加大了与越南等经济合作关系，努力重新夺回在亚洲的经济主导权。希拉里作为美国的国务卿，第一次访问缅甸，发出了与缅甸等国改善关系的信号。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国家战略安全需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存在吗?
彭光谦：从国际和国内大局上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世界力量对比日益均衡化的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走出来的，欧债危机还没有解决；伊朗的影响力日益扩展，已成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心腹之患。此外，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依然存在，西亚北非的事态发展也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新的麻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虽然我国在发展中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给我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但也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带来新的机遇，发展仍然是我们第一要务的理念成为国人的共识。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这都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条件。
记者：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
彭光谦：我们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麻木不仁，要积极应对。
要有忧患意识。一直以来，西方敌势力不愿看到中国发展起来，不愿承认中国有选择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愿承认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更不愿放弃其冷战和强权思维。对此，我们要居安思危，绝不能掉以轻心，自我麻痹。
要练好内功。目前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确保中国有个安全环境的战略基点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只要我们把自己事情办好了，上下团结、万众一心，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我们。目前，要着力注意进一步确保政治稳定，进一步确保经济稳定，进一步确保文化安全，进一步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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