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
中图分类号：K928.76.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9-09
播州是遵义的旧称，长期系贵州四大土司之一的杨氏土司世袭领地，地域范围以今遵义市为中心，最大时西北抵四川的叙永、古蔺，北至重庆的綦江、南川，东达贵州铜仁地区沿河等地，东南达贵州黔东南州的凯里、贵定，南达今黔南州的瓮安、都匀等地。播州从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设置至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结束，历时962年，而杨端家族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平南诏进入播州，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播州土司杨应龙被灭此，一共经历了724年的掌播历史，因而可以说杨氏家族和播州历史几乎相始终。杨氏掌播期间，播州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加之播州土司在贵州所有土司中军事力量最强，明万历年间土司杨应龙反叛明中央王朝，引发了著名的“平播战争”。在“平播战争”中以及平播以后，播州的各种建筑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这样，但在遵义地区，至今仍保存着杨氏土司的军事城堡遗迹―海龙屯、养马城等，而杨氏土司墓葬也有了一定数量的集中发现，其中杨粲墓还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内石刻被誉为中国西南石刻艺术宝库。对杨氏土司墓葬，学者们已做过一些研究，有的考证单个墓葬墓主身份，有的对墓内雕刻作过探讨，还有的对墓内出土的道教题材作过分析，本文想结合文献资料的考察，对已发现的杨氏土司墓葬的墓葬特征、葬俗等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古播州的一些文化面貌。
一、播州建置及杨氏领播概况
随着唐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集权政治亦日渐加强，进入“土流并治”的新阶段，边疆地区由“郡国并存”演变为“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并存”的格局。
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下设州，州领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以隋郡县地置郎州，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十一年(公元637年)废，县亦省。十三年(公元639年)，以原郎州地置播州，复置恭水六县。十四年(公元640年)，更恭水曰罗蒙、高山曰舍月、贡山曰湖江、柯盈曰带水、邪施曰罗为、释燕曰胡刀。十六年(公元642年)，更罗蒙为遵义。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以播州为都督府。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十道为十五道，逐渐演化为道、州、县三级制。播州系经制州，属江南道。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播州为播川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播州。
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应募平南诏入播。 “杨端者，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愚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子孙遂家于播”，开始了对播州长达724年的世袭统治，掌播者一共30人(表一：播州杨氏土司世系简表)。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引发了万历三大武攻之首的“平播之役”，杨氏的治播历史才宣告结束。明万历二十九年，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平越军民府隶贵州。
杨氏从唐、宋时期的封建领主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对播州实行世袭统治，这一方面使得杨氏在播州的统治势力得到不断壮大，一方面亦极大的推动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过入播之初一段时期平定内乱，政局稳定后，杨氏加强了对当地开发的力度。一是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菱角堰，“在城北三十里，周广数百步，相传杨氏筑以灌田者”；雷水堰，“在城男七十里，周三四里，前明杨氏所筑”，这些水利设施，现在仍发挥着灌溉作用。二是发展交通，修通多条通往各地的道路。端平及淳祜年间，开拓了播州至渝州的大道；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发兵千人及洞蛮开“思、播道”； 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杨粲建“普济桥”，该桥现在还是附近居民的重要通道。三是注重文教。“选始嗜读书，岁致四方贤士以十百计；轼留意艺文，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土俗大变。至粲乃教学养士；价乃以取播士请于朝，而每岁贡三人。然则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通过各方面的开发，播州成为西南地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之地，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作为贵州境内势力最强的土司，杨氏有较强大的军事武装，经常帮助中央平定叛乱。史载杨粲“……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杨文亦精通“寓兵于农”的治军之术，杨文率领的播州军曾两次入川抗蒙，合川钓鱼城即是播州人冉进、冉璞设计构筑，延缓了蒙军南下的进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现在仍保留有“播州营”的石刻碑记。
二、杨氏土司墓葬的基本特征
从1953年发现杨粲墓以来，经过考古发掘的杨氏土司墓葬共7座，经考证墓主分别为杨氏第十三代杨粲、第十五代杨文、第二十代杨升、第二十一代杨纲、第二十二代杨辉、第二十三代杨爱、第二十六代杨烈。另外在遵义市还发现8座杨氏土司及家族墓线索，只是这些墓葬有的破坏严重，有的未作发掘。我们将这些墓的基本情况列如表二。
从表中可知已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时代最早的是杨粲墓，大约是南宋理宗淳年间(公元1241-1252年)。杨文墓处于南宋末元初。杨如祖墓、杨城墓系元末明初。能明确断代的明墓共6座，时代最晚的是杨烈墓，据《遵义府志・土官》记载：“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烈卒，其子应龙袭播州宣慰使之职，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明王朝从应龙请，赐故宣慰杨烈祭葬。”其墓葬年代应该在公元1580年之前。尽管墓葬跨越时间长，但由于系同一宗族墓，所以其墓葬形制等既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又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我们从下列几个方面简要归纳其特征：
(一)墓室结构
已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墓室均用巨大的条石砌筑，石材体量大，如杨爱墓一块顶石即重约8吨。墓葬所用石材不同时期略有差别，宋元时期杨粲墓、杨文墓、杨如祖墓、杨城墓等墓葬，无论墓室结构还是墓内碑、志都是砂石质地。而明代的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杨爱墓、杨辉墓，建墓材料则用青石。墓室建筑方法是以榫铆固定，从构筑方式看，宋墓较复杂，要做成仿房屋形式的门额、柱枋和屋檐，有的还有斗拱，明墓结构相对简单，石材子母口较浅，再辅以糯米石灰浆固定，结构上 也主要是用凿刻平整的巨型条石叠砌，不再做出门窗、梁柱和屋檐等仿居室建筑。墓底用平整的长条形石板平铺，其上再置棺床。
杨氏土司墓葬几乎都是夫妻同茔合葬，有共同的封土堆，但各有独立墓室。墓室布置分两种，一种是两室共用中间墓壁，形成共同的隔墙，如杨粲墓男女墓室中间隔墙后部有过道连接男女二室；另一种是墓室分开，两墓室墓壁间有约0.50至1米宽的间隔，如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杨爱墓、杨烈墓等，墓室不相通。杨辉墓根据墓碑应该是三室合葬墓，但清理后发现封土堆里仅一个墓室，可能已被破坏。
墓室结构几乎都分墓门、前室(或甬道)、后室几个部分，墓底均铺棺床石，只是杨粲墓棺床石系四条交股的龙所承托，其余的铺于墓底。杨粲墓墓室分为墓门、前室、后室三个部分，有左右壁龛、后壁龛、前后墓顶藻井、过道、墓底腰坑等细部。杨文墓不分前后室，墓顶无藻井，前半部为平顶，后部为斜坡顶，两侧壁均设前后两个很浅的深进两层的素面壁龛，位置正好与前后两部分墓顶对称，有后壁龛，根据盗墓的线索，应该也有腰坑。到明代，前室变成了甬道，主墓室也省去了藻井、壁龛等细部，除墓门是可开合的两扇门扉外，墓室均由整快青石扣合而成，墓底腰坑保留，腰坑内放买地券等物。杨烈墓没有前后室之分。墓门外除杨粲墓外均有八字形翼墙。
(二)墓葬雕刻
播州杨氏墓葬的装饰雕刻有从宋代丰富到元明简化的过程。杨粲墓除前室外遍施精美的雕刻图案，雕刻内容丰富，有仿木构建筑、人物、动物、花卉、家俱、几何图案等；雕刻技法多样，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阳刻等。主要分布在墓门、左右壁、后壁、龛、梁、藻井、棺床等部位。仿木构建筑雕刻一般施在墓壁、墓门、梁等部位，使得整个墓室有居室般的感觉；在左右壁、后壁、藻井等部位，装饰有文官武士、侍子侍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墓壁、屏风、门的障水板等空闲位置，装饰有野鹿衔枝、狮子戏球、团花、格眼球纹等图案；左右壁龛分别饰启门欲进图、屏风图案；后壁龛内是男女墓主人像；负重力士一般承托柱子；四条交股的龙承托棺床。
杨文墓是从宋到元的过渡形式，墓内雕刻只见后壁龛的线刻连弧纹。明代墓葬雕刻保留在墓门、墓壁、墓顶的正中位置，亦只有圆日、卷云纹、花瓣纹、花卉盆景、格眼球纹、缠枝忍冬纹、几何图案浮雕等内容，除了墓门上的雕刻是满铺以外，其他部位的雕刻都很简单。
(三)出土器物
因为杨氏墓葬都破坏严重，仅在几个墓葬里发现了随葬品。但因为多已扰乱，随葬器物的摆放规律已不可寻。有几个发现对播州杨氏墓葬的发掘、研究有借鉴作用。一是明代墓葬都有腰坑、腰坑内置买地券，特别是杨子墓腰坑内随葬金龙、银虎、金朱雀、银质三头朱雀、银玄武、买地券、银钵、铜锣等器物的组合、摆放方位及摆放顺序，提供了播州杨氏墓葬买地券葬制研究的完整资料。二是明代墓葬如杨升墓、杨纲墓的墓志铭均出土于墓室外距墓门2米处的中轴线上，均由篆书志盖和楷书志文各一方组成，出土时两方铭文相对叠合，用铁皮封成十字，装在一石盒子里。三是在杨粲墓两墓主人雕像背后的填土中，发现了镇墓石。
(四)地面祭祀建筑
播州杨氏墓葬几乎都有较大的封土堆，墓碑从宋一直延续至明。此外，还有其它地面建筑的线索，如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发现了马、人等的圆雕残像和筒瓦、瓦当、水漏等建筑构件，是其地面祭祀建筑的力证，四川华蓥市安丙墓保存完好的地面建筑遗迹也是杨粲墓具有地面建筑的旁证；杨文墓前至今仍保留有石阶；根据杨爱墓《修墓题记》的内容，杨爱墓除了“石坟、石门、八字墙”外，还有“周围城”，惜已损毁不存；杨辉墓除了墓碑外，还残存一棵饰祥云飞鹤的圆形石柱；杨烈墓的地面建筑保存完好，有高大的石翁仲、墓碑、石阶等。另外，在高坪镇新村狮子湾，有一石室墓啕，三室并列，根据结构特征和规模判断，应该是杨氏家族墓葬，墓前有一对高大的石狮，一小石狮和残断的石华表被用作砌筑农田，镶嵌在墓前的田壁上，据村民回忆，小石狮共有4对，惜散失不存，可见地面建筑规模较大。
三、杨氏土司墓葬反映的丧葬习俗
通过对杨氏土司墓葬墓葬分布、墓室结构和出土器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一些丧葬习俗：
(一)以阴阳勘舆术选择茔地
宋明时期，阴阳勘舆术兴盛。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当时播州杨氏土司在宗教上主要信仰道教，因而要用道家阴阳勘舆术选择坟茔，即在墓地选择上极其讲究风水，因为好的风水宝地，既能使死者安宁又能保佑和造福后代。从已发现的杨氏墓地的地形来看，应该都是经过风水先生慎重选择的风水宝地，如杨粲墓、杨辉墓、杨烈墓等都位于三面群山拱卫，起伏连绵，前面河流萦绕，地势开阔之地。买地券直接就是风水文化的体现，杨子墓买地券文为：“大明国四川道播州居冠带官杨公子，化后权殒郊原，旨值良年，山空命利，用作未山丑向吉水，来源修砌石茔，以为安厝，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得福地以镇，安庶佳城之绵远，山水兴旺，地理呈祥，允居宅兆，用保安康，不许先来后到，百类鬼被妄行争占，女青诏书，急急如律令。”意即选该“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之“山水兴旺，地理呈祥的福地”，“以为安厝”，保“佳城之绵远，允居宅兆，用保安康”。
(二)生前即建墓室
已发现的宋明时期杨氏土司墓葬，都是结构较复杂，墓室规模巨大的大型石室墓，有的一座墓葬所用石材重达数十吨，甚至一块石材就重达数吨，墓内还要雕刻各种图案，如此宏大的工程是短期内建不起来的，因而除非常情况，一般墓主身前即建好死后居所，再者杨氏土司行夫妇同坟异室合葬，而夫妻死亡时间不同，这也需要生前即将共同使用的阴宅建好。杨粲墓女室出土的镇墓石上铭文为“皇天后主，永镇寿堂”，而寿堂即“生者之室”。
从杨氏入播历史可知，杨氏并非本地土著，系外来人员，因而它们在选择吉地建造阴宅时还要行买地等风俗，并在墓内置买地券以作为契约凭证。建墓前还要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即在墓底先挖一腰坑，坑内埋入各种物品，再在其上置巨大条石作为墓葬底板，然后再在底板上建造整个墓室，因而从大的方面讲，杨氏土司墓葬随葬品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建墓前置入墓底腰坑内的物品或置入墓底其它地方的买地券、镇墓石之类，另一部分是墓主人葬时置入墓室内的随葬品。对置入腰坑内的随葬物品，过去只在杨粲墓腰坑内出土有遵义型铜鼓，而文物部门在维修杨粲墓时，在填土的不同地点先后挖出买地券等实物，这也应是建墓前即置人的。其它杨氏土司墓葬由于腰坑被墓葬底板巨石所压，考古发掘无从清理，考古工作者无从知晓腰坑情况，只是由于近年来的基建工程将发现的宋墓整个墓葬破坏，墓底有腰坑、坑内有随葬物的宋墓丧葬习俗才显露出来，这也就引发了2002年冬盗墓贼对已发掘的播州高坪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的疯狂盗挖。
(三)家族墓地及夫妻同茔异室合葬
在已经发现的杨氏墓葬中，大多是以墓群的形式出现。如高坪杨氏墓葬群，在地瓜堡已发现的墓 主身份明确的墓就有4座，而且据当地村民回忆，因基建取材被毁的墓在5座以上，2006年在杨文墓东侧不远的山梗上又有盗墓者掘出类似的石室墓，《续遵义府志》有载：“明杨氏祖墓，在遵义县北高坪广福寺后，相传为杨氏押罪犯处，实杨氏祖墓也。”。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也是杨氏的墓地，陈怀仁《心斋随笔》也有“遵义冉家林侧，有地曰官坟嘴。……乃宣慰杨氏祖茔”的记载，这里是杨氏入播之初的统治中心，―共经历了300年历史，到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杨轸“尝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张其昀先生称这时期为“杨保前期”，杨粲墓志铭亦有“……葬于本堡”的字样，据调查，现在皇坟嘴还保留有石室墓数座。杨如祖墓所在的笔架山也是一个墓群，调查所知毁坏的墓葬不少于3座。红花岗区桃溪寺古墓群，已经发现的宋墓就有3座。杨烈墓、杨辉墓周围也发现有类似的石室墓。
从已经发现的墓葬资料可见，遵义杨氏土司墓葬几乎都是合葬墓，一个封土下的墓室以两室到四室不等。杨辉墓地面有三通墓碑，但清理时却发现一个墓室，在逻辑上解释不通，有待于更多资料的佐证。从墓碑和墓志资料可知，双室墓是夫妇合葬墓，夫室居左；三室墓一般是夫、妻、妾合葬墓，夫室居中，妻室居左，妾室居右。杨文墓左侧墓室小于其它二室，出土有小孩的残肢骨，很可能是其孩子的墓葬。杨爱墓四室，中间二室应该是杨爱及妻的墓室，两端二室墓主不明，但推断应该是其妾的墓葬。
《遵义府志・土官》转引了陈怀仁《心斋随笔》的一则资料“宣慰杨爱妻田氏墓表”，该墓表发现于“遵义冉家林侧官坟嘴”，文载“田氏名睿英，……卒于弘治三年，葬于弘治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知为爱妻者，是因为文中又有“田氏之男名斌”。根据墓表资料，爱妻田氏死得很早(弘治三年)，但到弘治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才下葬，而这个下葬的时间恰恰是高坪杨爱墓《修墓题记》所及完工时间“弘治十二年七月”之后两月，按杨氏夫妻合葬习俗，其原配夫人不可能异地而葬，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断：杨爱夫人田氏死后先葬于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在高坪杨爱墓修好后，才一起合葬，而保留在皇坟嘴的只是一空墓，以墓表铭记。
(四)道教信仰习俗
播州杨氏墓葬体现了浓厚的道教信仰习俗，主要体现在雕刻(墓主人像、文官武士、题刻、八卦)、镇墓石、买地券等几个方面。
播州杨氏墓葬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杨粲墓墓室的营造及明器的随葬就是典型例子。杨粲墓内有墓主人、文官武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狮鹿瑞兽、吉祥花草雕刻及铜鼓、镇墓石等随葬品，整个墓室以仿木构建筑为背景，饰以吉祥花草和瑞兽，两墓壁文官武士恭立、贡使风尘仆仆送贡物而来，墓主在这样的氛围里在后壁龛内的龙头靠背椅上端坐，侍从恭立两旁，完全就是他生前处理政务场景的展现，腰坑里的铜鼓在这里不仅是压胜之物，更是权力的象征。杨粲墓内的墓主人雕像，有学者认为系道教“石真”，是道教信仰的产物，保生人延年益寿。在杨粲墓两墓室的后壁外，发现了两方镇墓石，系白砂条石打制，男室的一块长47、宽16、厚6厘米，一面磨光，上端刻三星纹及符咒，往下是符录体镇墓文：太上治皇天后主，镇坟大吉。女室一块内容、形制与南室基本相同，内容是“太上治皇天后主，永保寿堂”，“皇”字上套七星纹，意在驱赶鬼魅、抵制邪恶势力，保杨粲夫妇居室平安。
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博古通今、钩沉发覆，更能于实践中吟诗唱曲、品箫弄笛。特别是他对乐律学的研究，总是能本着“手格物其物而后知至”(清人颜元语)的原则，亲自动手制作乐器。据杨先生自己回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哈佛大学曾邀请他去从事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同时研究中国音乐。尽管对方的诚意很大，所给的待遇很高，但杨先生还是拒绝了。他认为“脱离了中国音乐的实际环境就无法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和现状”。拒绝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杨先生坚持在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任教，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为了研究管律，杨先生动手制作了不少笛箫一类的管乐器。据1949年杨先生为缪天瑞《律学》一书所作的“序”所述：约当1948年问，他与查阜西先生“因了小小一句讨论国乐律制问题的话，惹起了很大的笔战风波，信来信去，相持不下半年之久”。查阜西为著名古琴家，也是当时“今虞琴社”的创始人之一，杨氏与查氏为音乐同道中人，素有交往。早在三十年代末的抗战期间，当时正在昆明的杨荫浏便因了查阜西的劝说，应陈立夫之邀去了重庆，接受了当时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聘职。然而，在这场有关国乐律制的学术问题上，二位同道中人却互不相让，争执不下。也正是在这场笔战中，杨荫浏为了弄清管的音律问题，不得不亲自动手去实验管律。这期间，他曾经考证过“荀勖笛”和“列和笛”，并按照这些笛的尺寸来进行实验制作，以至于后来能亲手制作各种不同调高、不同律制的笛箫类乐器。笔者得到的一管“十二等程律箫”(见上图)，正是杨先生在这一时期实验制作的真品遗器，颇为珍贵。
这管杨氏亲制的“十二等程律箫”承蒙吾师洪安宁先生所赠。据洪师所言，该箫原本是郑汝中先生收藏的。郑先生本是北京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廷松的弟子，擅长琵琶文曲，曾赴皖地任教，后调入甘肃“敦煌研究院”从事敦煌乐器的研究，现为知名敦煌音乐学者。约70年代末，他在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将此箫送给了时任笛子教师的洪安宁，洪师于去岁将此箫转赠与笔者。笔者本习笛出身，后转而治学古乐史，尝追寻杨老前辈的“格物致知”之精神，也曾动手制作过多种笛、箫、龠类管乐器。今得此“十二等程律箫”真是难得之缘分，赌物仰人，如亲聆杨老先生的当面点拨与教诲，更于箫体中透露出的往时学术之信息，多所获益。
杨氏“十二等程律箫”是以一管紫竹制成的，九目八节，通长约78.6厘米。箫管正面上方有阴刻铭文日：“三十七年八月试验管音作此十二等程律箫荫浏”，刻文为繁体楷书，浅绿色，“荫浏”下刻有“杨”氏姓字红色方章一枚。箫铭“三十七年”当为民国纪年，也即公元纪年的1948年。其时，杨荫浏先生正在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任教(大约一年以后，杨先生便随国立音乐院北迁去了天津、北京)，这也正是杨氏与查阜西为国乐律制问题而论争的时期。由是可知，此箫制作于南京。从选料上看，该箫管的竹料较薄，内径约1.8厘米，外径约2.6厘米。管上端有封节，开有一半圆作为吹孔的“山口”。所不同的是，该“山口”比一般洞箫的“山口”要小得多，可能是杨先生故意所为。他做此箫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试验管音的音律，而非用于实际演奏。他将管端的吹口开到了最小的程度，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口风对音高的影响(因为管乐器的吹口越大，口风对音高的控制幅度也就越大)，以期获得较为客观的管律音高。该箫的尾部背面与寻常习见的洞箫一样，开有四个后出音孔(或称“定音孔”)，用于确定箫体筒音的音高。箫身一共开设有音孔十个，正面八个音孔，背面两个音孔，分别为上下把各按五个音孔。从该箫原有的音孔设置来看，上把应为右手所持(也即“反把”，“正把”应为左手所持)，下把为左手所持(由此也可知，杨荫浏先生持箫为“反把”持法)。但需要说明的是，现存该箫的两个小指的音孔已被洪安宁先生改制过，他为了适应自己演奏的“正把”持法，遂将该箫上把的小指孔由原来的右设改为了左设；同样，下把的小指孔也由原来的左设改为了右设，甚为可惜。当然，只要稍经修复，还是完全可以还原的。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该箫的音孔设计与我们寻常习见的洞箫音孔开设略有不同，他是按照人的手形自然把持的状态来开设音孔位置的，音孔基本上都不在竹管的一个平面线上。这其实是一种很科学的开孔，因为，杨氏此箫共有十个音孔，两只手的每个手指都要按孔，若不按自然把持的手形来开孔，强将音孔开在一个平面线上，势必使手指按孔硬撇、僵化，影响运指；而事实上，笛箫的音孔不开在一个平面线上也并不影响其发音和音高。由此箫的音孔设置可见，杨先生深谙管乐之道。
该箫自铭为“十二等程律箫”，其实就是“十二平均律箫”。笔者通过对该箫的实际音响的吹奏得知，其基本音偏高约30音分左右(可能与制作时的气温较低有关)，遂以闪光校音仪调至448赫兹(室温约摄氏27℃)测之，吹奏出该箫的基本音律结构如下：全按音孔筒音为c、由下把依次开第一孔为#c、第二孔为d、第三孔为#d、第四孔为e、第五孔(背面)为f，再由上把依次开第六孔为#f、第七孔为g、第八孔为#g、第九孔为a、第十孔(背面)为b。如此，该箫自最低的筒音c至第九孔的a，均为半音关系，一孔具一律，筒音加九孔共有十律。而最上的背面第十孔却是全音开孔，似乎尚缺少一律(#a)。其实不然，该箫的背面第十孔实际上是一孔具二律的，演奏时，以大拇指半掩音孔，便可获得#a之音、全开音孔则为b音。这是吹管乐器不需加任何键即可流利获得十二个半音的必然之法，因为一孔一律，人的手指最多只能按十个音孔，加上管体的筒音，共有十一律，尚缺一律，必须有一个指控半音，该指控半音不在最下一孔，便在最上一孔。若再少开一孔，便需再增加一个指控半音。笔者曾创制过一种能像长笛那样流 利地演奏十二个半音的“九孔龠”(国家专利)，其下把比杨氏“十二等程律箫”少开一孔(即大拇指不按孔以便于演奏)，遂增加了最低音孔的指控半音(该音孔与筒音为全音关系)，上把则与杨先生开孔一样。可以说，这是我们民族管乐器不用加键即可获得十二音流利演奏的最为科学的开孔设置，笔者没有想到的是，杨荫浏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科学的开孔试验。当然，杨先生所制的此箫，并非用于实际演奏(故此下把设有拇指的按孔)，他主要是用于试验研究管音的十二平均律制问题。但有意思的是，杨先生不以“十二平均律箫”来名此箫，而以“十二等程律箫”名之，这其中，透露出有关“十二平均律”异名问题的往时之信息，颇值得一探。
有关“平均律”(即“十二平均律”)一词，早在清末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就已出现过，后来民国期间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朱载质二平均律》、缪天瑞在《律学》中以及杨荫浏自己本人在相关的文论(《平均律算律》)中，也都应用了“平均律”这一词，但杨先生当时对“十二平均律”这一名词却是持很大异议的。他在为缪天瑞《律学》一书所作的“杨序”中坚持认为，这一名词的叫法不是很妥当，其阐明的理由有二：“第一，‘平均’二字，有将若干大小不等的数目加在一起，而后用另一数目去除，求得商数之意，例如，计算学生分数时所得的‘总平均’。‘平均律’的意义却并不如此，它既不是振动数的平均，也不是长度的平均，它是由一种相等的比例所形成。因此，名词与实际不很符合。第二，在复杂而多种的律制园地中，另有其他更适于应用‘平均’二字的律制存在。看了这名词，会使人错觉地联想到它们。”杨先生的这番论述应该说还是不无道理的。的确，在当时学术界对“十二平均律”名词的运用尚未能规范统一，音乐学者们在述及这一律制时，往往因角度的不同而仁智各见，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名词，除“平均律”之外，主要还见有“等律”、“等比律”、“等差律”和“等程律”等异名，如下就这几个异名约略说之。
异名之一：“等律”。这一名词为近代刘复先生所用，他在所撰的《十二等律发明者朱载帧芬晃闹校首用了“等律”这一名词(该文见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杨荫浏先生在其早期所著《中国音乐史纲》一书的“近世期的乐律”一章中，介绍明代大乐律学家朱载址⒚鞯摹笆二平均律”时也起用了此名词。其文日：“明世子朱载值摹等律’，在他《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内篇》及《律吕精义・外篇》中，讨论得很详细……这些书都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进呈朝廷。虽当时朝廷‘未及施行’，然朱氏‘等律’的发明，在中国音乐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杨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中起用了“等律”一词而未用“平均律”一词，印证了他在《律学・杨序》中所阐发的对“平均律”名词持有异议的观点。
异名之二：“等比律”。这一名词据杨荫浏自己说，他在1942年撰写的《弦乐器定音计述略》一文中曾经用过，但后来觉得数学味太重，不很喜欢，就舍弃不用了。但缪天瑞的观点显然与杨荫浏先生完全不同，他在《律学》一书的第四章“平均律”的介绍中专门述及了这一异名：“‘平均律’亦称‘等律’或‘等比律’，我们通常称为平均律的，实际是‘十二平均律’(Twelve－tone Equal Temperament)。这一种律制，就是在一组(即八度)内分成振动数比相等的十二个半音，因为各律(各个半音)之间的振动数比相等，所以亦称‘等比律’。”而在后来《律学》一书的第三次修订版中，缪先生则更明确地将“十二平均律”说成是“十二等比律”，其文曰：“‘十二平均律’是把一个八度分成频率比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的律制，所以亦称‘十二等比律’(简称‘等比律’)。”
异名之三：“等差律”。这一名称是杨荫浏先生针对清代学者江永所主张的，将高低两个八度的两个弦长的相差距离间匀分成十二等分，作为十二律音位的一种律制所命名的。杨先生认为，这种十二等分的“等差律”其实就是真正的“十二平均律”。此外，他还认为：“现在流行的箫笛(它们与古琴、笙、琵琶相比，大多数音不能协和)的律制，是古代羌笛的律制，是七‘等差律’，这其实是七‘平均律’。”这种十二“等差律”和七“等差律”，也就是本文前引杨先生所说的，存在于复杂而多种的律制园地中的“更适于应用‘平均’二字的律制”。其实，所谓“等差律”的乐律学名词，还有另外一个略有差异的概念，在清代之前早就有过，那就是南朝何承天所创制的“新律”(《隋书》所称)。这种“新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十二“等差律”，所不同的是：南朝何氏的十二等差“新律”是以“黄钟”管长(九寸)为基础，从理论上推算出来的(管律)；而清代江永的“十二等差律”是在具体的一根弦长的实际中得出的(弦律)。何氏的这种“新律”，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中将其称之为“均差律”；而夏野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中直接将其称之为“十二等差律”，他明确地指出，何承天是“乐律学史上，第一个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十二等差律’的理论”。
关键词：《颜氏家训》；魏晋旧士族；唐代新晋士族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制兴起，门第隔阂被打破了，真正有本事者，无论士庶，均可凭真才实学进士及第；有的旧高门大族失去了世袭封爵的路途后，则走向了衰败。但士族在唐代并未消亡，甚至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就指出，唐代官吏社会成分中小姓414人，占12.3%；寒素724人，占21.5%，而士族有2233人，占官吏总数的66.2%；故得出结论：“士族仍然占官吏的三分之二弱。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唐代已有若干比例的寒素入仕，入仕的寒素中，亦有能升至士族者，所以唐代的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除了个人的上升变化之外，还包含着家族的升降。有的魏晋旧族萎缩或退出政治统治阶层，有的寒素由小姓而士族。所以在唐代官吏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的比例中，有一部分是唐代新进的士族，称之为唐代新士族。”
魏晋旧族的萎缩、唐代士族政治地位的保持和“新士族”的异军突起，实与当时部分士族重视文化传承的家族内部教育有关。山东琅玡颜氏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家族在唐代能出现像训诂大师颜师古、书法家颜真卿和忠臣颜杲卿等文化名人，保持由颜含、颜延之、颜竣等奠定的高门大族地位，跟该家族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无干系。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已有充分论述。作为中古士族的代表人物，颜之推又超越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人家族的焦虑，转而为对士族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状态的整体审视和深层思考。在中古家训的代表著作《颜氏家训》中，他或批判，或肯定，或鼓励，明确指出权势不可常保，文化却可以承传，这种重视学术文化家传的教育思想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选士制度以后，对旧士族、原来的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保持或上升都有重要影响。
一、对魏晋旧士族委顿表现的批判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部分魏晋旧士魏晋旧士族族在南北朝的种种丑行劣迹有着极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旧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格是群体性的全面下降。书中很多未具体指出姓名者如“北齐士大夫”、“梁朝贵游子弟”、“梁世士大夫”、“当今士大夫”、“梁初衣冠子孙”等实是指整个旧士族或可认为即是指魏晋门阀士族群体而言，而且之推对他们贪得无厌、慕求虚名、自作清高、道听途说、迂腐迷信、不识时务、不事学业、败名丧家等行为无一例外的持讽刺贬低态度，而全书没有一句对此群体称赞的语言，可见在作者眼中，旧士族群体正在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在全书批判的131人中，士族占了113人，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士族琅玡王氏族中有6人，陈郡谢氏有4人，此二家族在东晋权势无人可比，可是进入唐代之后，他们便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陈郡谢氏后人极少还有彪炳之才，琅玡王氏的政治地位也从第十三代开始下降。这都体现出颜之推对魏晋旧族失去文化优势后必然走向衰落命运的先见。
旧世族衰败的原因，颜之推认为在于其子弟居于先世荣耀光环之下，只凭借家族先代功绩荫资生活，不重视学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传承，不思进取，“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以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凶吉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故而失去了士族可以维持家声的文化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败。故他以这些事例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样才能避免败家之祸。之推之先见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许多士族也从《颜氏家训》中汲取了有益经验，注重对后代的教育，特别是重视家族内部文化学术的传承，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这些士族的后人凭学识入仕，重新进入到重组后的官僚集团中。
二、对魏晋旧士族优良家风、家学的肯定
颜之推在书中对承先人余绪，凭借旧有家学家风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正面例子也加以肯定。这些例子中人物的家族则又多是在隋唐通过科举入仕，有很大影响力的士族；而也正是这些士族一以贯之的在中古时期重要的地位，才保持了整个士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如书中论及河东裴氏家族中三人：“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与主无别也。”养成了良好家门风气。“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表现出裴氏子弟对礼仪的注重和重孝的风操，可见其家教之缜密。“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则赞扬了裴子野不仅正直善良，还注意对家族中人的体恤照顾。河东裴氏乃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到唐代“裴为显姓，入唐尤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据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统计，这个家族在唐代任宰相者有17人，权位极盛。
又如所论兰陵萧氏有9人，萧氏为南齐、梁宗室，家学家风优良。书中所论梁元帝生辰常设宴，但自母阮修容死后不再有饮乐之事；梁元帝好学，身患疥疮仍手不释卷；武烈世子萧方等擅长绘画等事均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文学方面尤有突出成就和丰富的家学积累，书中对此大为称颂：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荀仲举、琅玡诸葛汉以为尔。
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
兰陵萧氏中的“四萧”是著名的皇族文学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萧氏在唐代位例宰相者有十人，且多为重文学的进士第进阶。
再如清河崔氏，书中论及二人：
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
赵郡崔氏（多为清河门）任唐代宰相者有12人。赵郡李氏在书中出现的人物除上文言及之李祖仁、李蔚外，还有李构、李季节，之推所论均为对其孝悌和博学的称赞；赵郡李氏在唐任宰相者有17人。弘农杨氏在唐亦为著名士族，中唐杨凭、杨凝、杨凌兄弟时称“三杨”，“皆孝友，有文章”，“天下号文章家”，可见文学乃其家学。此家族在唐担任宰相者有11人；《颜氏家训》论及杨遵彦“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宴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弘农杨氏有如此政治才干的渊源，能在唐仍居大士族之例自不足为奇。
三、对唐代寒门庶族的鼓励
唐代寒门庶族晋为新贵士族的例子不少，史家已有明析。这些寒素之人，在以九品常流为选官制度的魏晋，限于门资，无入仕之途；但入隋唐后，随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步确定，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而庶族入仕的钥匙在于知识文化的掌握，唐代科举尤重明经与进士二科，明经须试儒学九经，要求应试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进士考试涉及经史、文章、策论三方面，要想高中，都必须通过勤学。而《颜氏家训》中《勉学》篇多次提到：
何惜数年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懒裁衣，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仗之易习而可贵者，莫过读书也。
均乃是劝诫世人向学的箴言，而且其劝诫对象，不仅使士族中人，更扩大到一般“世人”，此对寒门子弟实是极大的勉励。之推还认为人们应该读的书乃是儒家经典：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颜氏家训》又是历代家训中唯一将文学作为传家之一途写入书中的，显示出他对文学的重视，以及他认为文学亦应作为家学的一种传教子弟以期籍以扬名的远见卓识。而他提出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文艺理论，对唐代进士科策文、杂文的衡量尺度和举子应试写作又具有指导意义。“六朝时，文学之与士族仅仅是一种素质修养，而在唐代，文学则变成了士族谋求仕进的工具。”以文学作为进仕之阶是魏晋旧士族保持门第声誉的重要手段，更是无父祖荫资的寒门庶族摆脱贫贱命运的首选途径。所以阅读《颜氏家训》，对庶族子弟发奋勤学，撰写应试策文有很大的帮助。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小学，《书证》篇举注疏不当之例近五十条，《音辞》篇也例有许多注音不确的例子，世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杂艺》篇又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而唐科举考试“常贡举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书学须墨试《说文》、《字林》，算学须“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虽此二科不如明经、进士那样炙手可热，以致“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但是“书、算从九品下叙排”对寒素之人仍是摆脱贫寒命运走入官场的极好选择，寒素在唐代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新进的士族，与《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亦不无干系。
《颜氏家训》一书广泛的流传在士人群中，儒家对其大肆宣传，佛教徒也多征引该书，小学学者更多加称赏，故此书的影响面极大，不只是颜氏后人，甚至不只是士族中人，当时寒门庶族和后世百姓俱“由远及近，争相矜式”，所以明代傅太平年少时，其父亦以此书为教材，“尝援引为训，俾知向方”， 王钺《读书丛残》又称该书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张璧《〈颜氏家训〉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亦认为：“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所以，该书对唐代整个士族群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 毛汉光《中古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玡王氏》一文有细致分析，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P40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
参考文献：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P3592.
[3]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 [清]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第1065册《张燕公文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文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6]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唐]杜佑.通典·选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关键词：弯曲法；读数显微镜；SPSS线性估计；不确定度分析；杨氏模量
中图分类号：04-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126-02
杨氏模量是表征固体材料性质的重要物理量[1]，是工程技术中机械构件选材时的重要参数[2]，也是大学物理实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杨氏模量的测定是大学物理实验中的一个重要实验[3]。在传统的弯梁法[4]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实验方法[5-7]，但这些新的实验方法普遍存在着实验系统相对复杂、实验成本较高的情况，或者易受外界环境（温度、湿度、电磁）的影响。因此，高等学校实验教材中普遍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弯梁法的实验方法，但由于传统的弯梁法存在着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较为陈旧，实验结果使用的是不确定的置信概率较低的现象（68.3%的正态分布）。为此，引入SPSS[8]曲线估计功能去分析实验数据，试图减小人为因素和仪器因素带来的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提高对实验数据及实验结果分析的精度，用置信率为95%的不确定度（七分布）对实验数据及其结果进行评价，可得到更为合理的实验结果。
一、实验仪器
1.实验装置（见图1）。
2.实验安装及调试。通过底板三个角上的水平调节螺丝，用水准器观察，使底板调整到水平位置。将横梁穿入砝码铜刀口内，并安放在两立柱的正中央位置，使砝码盘下的限位杆垂直插入限位器内，防止砝码盘的过度摆动。将读数显微镜安装在显微镜架上，调节读数显微镜目镜，直到眼睛观察镜内的十字线和数字清晰，同时观察能否通过读数显微镜清楚地看到铜刀口上的基线，再转动读数旋钮使刀口的基线与读数显微镜内十字刻线的水平线吻合。调节好仪器就可以进行测量，但要注意在加减砝码时，砝码轻拿轻放，尽量不要碰到实验装置。
二、实验原理
测量原理。测量原理如图2所示，将横梁厚度为x，横梁宽度为y的铜片放在相距为l的二刀刃上，在梁上l/2处系上质量为m的砝码，使梁弯曲。挂砝码处由于外力作用而下降的位移变化量为ΔZ。在梁受力弯曲达到平衡时，根据胡克定律可推演铁片的杨氏模量，由下式[9]决定：E=■（1），考察（1）式，设各位移与重力加速度的综合量δ=■，则（1）式可简化为m=Eδ （2）。
实验中，用物理天平测定mi。用米尺测得l，螺旋测微器测得x、y，用读数显微镜读取Zi，从而可得系统各长度与重力加速度的综合量（δi）。应用SPSS的曲线估计功能，试图去分析系统的附加质量（mi）与系统各长度与重力加速度的综合量（δi）之间的线性相关性，由此标定出铁片的杨氏模量，并对其不确定度进行估算。
三、对杨氏模量的不确定度分析[10]
若直接测量为a，其不确定度可由A、B类进行评定。测量列平均值的标准偏差为：u■=■ （3）
对于A类分量，实验中测量次数为7次，此时测量结果服从t分布，tp为与一定置信概率相联系的置信因子，当p=0.95时，tp=2.45，则：u■=2.34u■ （4），（4）式中的a可以分别表示l、x、y、ΔZ。
对于B类分量，若其误差极限为Δ，kp为一定置信概率下相应分布的置信因子，Δ为仪器精度，C为相应分布的置信系数，若仪器误差服从均匀分布C=■，当p=0.95时，kp=1.96，那么u■=1.96■ （5），（5）式中的a可以分别表示l、x、y、ΔZ。
直接测量为a的合成不确定度为：
u■=■ （6）
根据（2）式u■=■，可得E的相对不确定度为：
u■=■■ （7）
四、测量数据及线性分析
1.测量数据及其结果。
2.用SPSS分析mi-δi定标曲线。
将表3实验结果输入SPSS软件中，应用SPSS中的线性估计功能，以系统附加砝码质量（mi）为因变量，以各长度和重力加速度的综合量（δi）为自变量，可得定标曲线方程为：
■ （8）
所得其定标曲线如图3所示。
五、对杨氏模量不确定度的估算
根据图3的m-δ定标曲线，在直线上适当的位置取样δ1、m1，δ2、m2，合理估算E的不确定度。由（8）式可得：
u■=■ （9）
在图3上δ1、m1，δ2、m2取值可得：E=■ （10）
由上式可得：u■=■ （11）
由图3取样点结合（9）、（10）、（11）可得杨氏模量的实验结果见下表。
从测量原理所得的（2）式可知，只要测量条件允许，理论上，系统附加砝码质量（m）与系统各长度和重力加速度的复合量（δ）应该具有线性关系，若能从实验的角度研究出mi-δi的关系曲线，必然可以证明系统附加砝码（m）与系统各长度和重力加速度的复合量（δ）存在线性关系，从而可以较为直观地标定出铁片的杨氏模量，这在弯梁法的测量原理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由表3实验数据，利用SPSS的曲线估计功能得定标方程（8）式及其图3的m-δ定标曲线图。验证了系统附加砝码（m）系统各长度与负重的复合量（δ）具有线性关系，实验所得定标方程（8）式及图3实验曲线与理论分析的（2）式具有一致性。
由表3数据，应用SPSS线性估计功能得到定标方程（8）式，得到铁片的杨氏模量为1.88×1011N・m-2，对比通过查看手册[11]所得铁片杨氏模量E=1.85×1011N・m-2，二者具有较好吻合度，表明所拟合的m-δ直线是客观的。
为了能较好的实现实验数据线性分析的合理性。应保证铜片尽量平直，实验选择最小本底为挂钩砝码10kg，负重砝码（mi）以每组20kg为标准递增（或递减），所对应的竖直方向上的位移Zi从0.658mm变化到2.054mm，可以推算出位移Zi的变化量ΔZ从0.202mm变化到1.396mm。由图3可看出表2测量的数据可靠性较高，从而使得测量结果、实验结果更为合理。
查手册的钢丝的杨氏模量为1.87×1011N・m-2，对照表4所得铁片杨氏模量的实验结果为1.88×1011N・m-2，二者吻合度较高。尤其查看表4中杨氏模量的实验结果，由该实验方案所得杨氏模量的实验值只在千分位上可疑，而以往采用的实验方案所得杨氏模量的实验值一般为十分位或百分位上可疑。表明应用SPSS的曲线分析估计标定的杨氏模量，是可以显著提高测量数据及实验结果的分析精度，且数据的处理过程及结果较为直观有效。因此，该实验方案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刘超，蒲玉萍，等.硅铝复合材料杨氏模量有限元计算研究[J].粉末冶金工业，2013，23（4）：50-53.
[2]周晓明.三种杨氏模量测量方法比较[J].实验科学与技术，2011，9（6）：97-99.
[3]金三梅，左谨平，等.基于光电传感器的金属杨氏模量的测量[J].电子测量技术，2011，（11）：51-52.
[4]张春梅.用弯曲法测杨氏模量的不确定度的评定[J].大学物理实验，2003，16（4）：46-48
[5]王新春，王昆林，等.对液压法测杨氏模量的研究[J].大学物理实验，2011，24（2）：21-24.
[6]许巧平，苏芳珍，等.用光衍射法测量杨氏模量[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2，（10）：101-102.
[7]彭涛，王新春，等.电桥法测杨氏模量的实验研究[J].大学物理实验，2011，24（1）：51-54.
[8]沈家旺，王新春，等，定标法求钢丝杨氏模量的研究[J].技术物理学，2012，20（2）：86-90.
[9]梁霄，田源，等.横梁弯曲衍射法测杨氏模量实验仪的研制[J].物理实验，2011，31（8）：31-33.
云南是在汉朝经过对西南夷的征服而纳入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的。三国时期诸葛南征，又进一步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但是随后数百年的乱世，中夏板荡，无暇理边，因此到了隋唐之时，中原地区对西南边陲的控制已经逐渐丧失了。随着六诏归于南诏，云南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开始作为一个相对于中原而独立的单元发展。南诏国曾经强盛一时，令盛唐也束手无策。然而国终有衰亡。西元902年，南诏中兴六年，重臣郑氏篡位，改国号“长和”，改元“安国”，南诏蒙氏至此灭亡。本来，西元9世纪，南诏已然衰落，如中夏有一强权，则正可兼并西南，金瓯重圆，但谁都晓得那正也是唐朝气息奄奄半死不活之时，连河北都遍布独立的藩镇，怎可能还有余力顾及边疆？因此，西南地区只能在本地区内部完成政权更替。南诏后期，国内强族林立，举其要者，有郑氏、杨氏、赵氏、董氏、高氏、段氏，凡此六姓，皆有地有民有兵，一举一动都干系政局。蒙氏既衰，英雄趁时而动，首发难者，即郑氏买嗣，其既掌国柄改号自立，遂杀蒙氏八百人。
大长和国历三世，26年，始终未能解决国内问题，而又趁中夏历五代十国之乱，举兵犯蜀，迭遭失败，以是民心丧尽。节度使杨干贞举兵而起，屠郑氏，长和亡焉。干贞初拥赵姓为国主，国号天兴，然而随即不满赵氏，又废赵而自立，天兴国仅存十月而亡。干贞改国号曰“义宁”，自以为国内无人不服，贪横暴虐，在位两年而死，弟杨昭即位，勉力维新，然民心已失矣，且性亦猜忌好杀，以是在位七年，节度使段思平反，义宁国遂灭。
自南诏而至思平，三十余年，三易国号，三易其姓，郑赵杨如走马灯，思平得国，改号大理，笼络国人，宽待杨氏，安抚滇东三十七部。六姓之中除郑氏已灭，其余四姓尽服于段。又废杨氏苛政，宽赋税。西南离乱三十载，至是乃得粗安。大理段氏以是得滇地人望，国脉历三百余载。
段氏之先，有说为西北武威或天水之氐羌，又有说为滇地土著，莫衷一是。然其在思平之前六世，已出仕南诏，为云南豪族，则无可疑。
段思平在位六年即死，然而却为段氏奠定22世之基业（如果算上元朝入云南后委段氏为大理总管，则合计34世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死在西元944年，其时中原仍在五代时期，离赵宋历史上那著名的“烛影斧声”还有数十年的时间。然而，大理国却先已预演了一出类似的好戏。段思平有一子思英（段氏取名类似于日本古代，有通字，不避先讳，绝异于汉族），然而据说此人是个极其荒淫昏庸之人，结果在位一年，就被思平弟思良伙同相国董迦罗废除，思良自代。这出“子不肖，叔来教”的戏耐人寻味。《滇史》称：“思平一子思英不肖，心欲废之，左右诸臣谏阻。及将死，谓弟思良曰：吾子非承大业，尔宜善继吾绪。思良泣受命”。这一段托孤之词，怎么看都有着赵宋后来“国当立长君”的味道。
思良既立，大理国脉就在思良一系的子孙中传接。思良时相国为董氏，且行废立有功，可见当时国中董氏较强。董氏世奉密教（阿吒力教）且为大理国师，然而后来密教势衰，董氏遂亦衰落。而昔日曾有国数月的赵氏，也已衰落。国中只有高氏和旧主杨氏势力较强。思良之后，大位在其子孙中传了七代（思聪、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贞、素兴），将近百年。其间杨高两氏激烈角逐于朝堂。至素兴时，年幼无能，听任群小，国人不满。而思平一系玄孙思廉却有人望，是时，高氏为相国，遂与诸大臣废素兴而立思廉。段氏之位又从思良系转回思平系。而高氏如昔日之董氏，以此拥立之功，一举凌驾于诸姓之上。
杨氏势衰，遂铤而走险，保安八年，杨允贤叛，高智升讨伐灭之。至是高氏益盛。思廉在位三十一年而出家，子廉义立，政柄悉委智升。大理国至是已是“段与高，共天下”矣。杨氏不服，广安四年再叛（上距允贤之乱28年），首领为杨义贞，竟杀段廉义而自立，改元德安，号“广安皇帝”。高智升命子高升泰举兵讨伐，四月而诛杨氏。
至此，进入了《天龙八部》相关的历史。
小说第八章：“原来十多年前的上德五年，大理国上德帝段廉义在位，朝中忽生大变，上德帝为奸臣杨义贞所杀，其后上德帝的侄子段寿辉得天龙寺中诸高僧及忠臣高智升之助，平灭杨义贞。段寿辉接帝位后，称为上明帝。上明帝不乐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是为保定帝。上德帝本有一个亲子，当时朝中称为延庆太子，当奸臣杨义贞谋朝篡位之际，举国大乱，延庆太子不知去向，人人都以为是给杨义贞杀了，没想到事隔多年，竟会突然出现。”
段廉义一共用过几个年号？这目前还不可考。至少有两个，即西元1076年的上德，1077至1080的广安（其即位的1075年还应该有一个，但史无载）。因此称他为“上德帝”是不大对的。而以广安四年为上德五年，说明查老失考廉义曾改元一事。
廉义无子，因此高氏拥立其侄寿辉。至于廉义是否真的还有个儿子段延庆，那就由得查老去做文章了。寿辉在位确实只有一年，仅仅用了“上明”一个年号。但他的“不乐为帝”，却是有原因的。《滇考》云：“逼于高氏，不自安”。高智升为了避嫌而退休，但却让儿子高升泰继任相国。这位高升泰在小说中以“善阐侯”的身份出现。这个爵位是高智升时候获封的。小说里这高侯是个在大理国内武功辈分都高的大臣，但也就是个平常的重臣形象而已。然而在历史上，他可不简单，是大理段氏150余年基业的掘墓人。
上明帝寿辉出家了，高氏又找来思廉的一个孙子段正明来当国王。因为各种史书都只说此人是思廉之孙，而无人说他是廉义之子，是以可以推测他是廉义的一个侄子。小说中将正明正淳兄弟和延庆兄的关系设定为堂兄弟，这大致是不错的，段誉也因此幸运的可以把他那帮妹子一锅端了……恩，跑题了。回来说历史。
正明在位十有三年，用过三个年号：保定、建安、天祐，但改元年均不详于史。但总之保定是他初期用的年号，到了小说中已经是他在位的末年，他应该被称为“天祐帝”才是。这又是查老知其一不知二三的地方。这位正明老是否如小说中一样武功卓绝是不清楚，但他的政治却大体上不错的，《滇史》云：“凡在位十二年，性谨恪尚俭素”，看来确实是宽仁之人。然而，他的避位出家，就没有小说中那么自愿了。《南诏野史》称：“明在位十三年，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群臣请立善阐侯高升泰为君，正明遂禅位为僧，而段氏中绝矣”。禅位这东西，读中国史的人都晓得是怎么回事。段正明这位爷，是大理段氏的灭国之君。而高升泰这个小说中的忠臣，实际上是比段延庆牛b许多的真正篡位成功者。
小说第八章接着写道：
“保定帝听了高升泰的话，摇头道：“皇位本来是延庆太子的。当日只因找他不着，上帝这才接位，后来又传位给我。延庆太子既然复出，我这皇位便该当还他。”转头向高升泰道：“令尊若是在世，想来也有此意。”高升泰是大功臣高智升之子，当年锄奸除逆，全仗高智升出的大力。
高升泰走上一步，伏地禀道：“先父忠君爱民。这青袍怪客号称是四恶之首，若在大理国君临万民，众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皇上让位之议，臣升泰万死不敢奉诏。”
大理段氏在正明一代灭于高氏，查老若查大理一国之史，断然不会不知，然而显然对此小国春秋无甚兴趣，因此并不选为小说素材。小说演义，本来就是不必当真的，只是在稍微了解历史的人眼中，上面两段高某人慷慨激昂的陈词未免有些怪怪的……王道版电视剧索性删掉了高升泰，恩，删的好，删的妙，删的篡位分子呱呱叫。
高升泰的爹高智升当然也不是什么忠良。根据史书，高升泰还很小的时候，高智升已经传播一些此子大贵、有异象的瞎话，显然已经开始为高氏篡位预造舆论。此时，大理天祐x年、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大辽道宗大安十年、西夏天祐民安五年、西元1094年，高氏终于大功告成。小说中这是故事开始的第一年，然而实际上与小说中涉及的其他历史事件相比，则全然无法契合。这一年，辽朝的“皇太叔之乱”（小说第27章）已经过去31年矣（事在1063），而北宋的高太后也已经在前一年归天，哲宗正开始亲政（小说第49章）。当然，这类手法在金庸小说中常见的很，是绝对不能以史实和正常逻辑去要求的。
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所以全名叫“大中国”——那个死鬼了的靠唱“咱们的大中国”起家的高枫，大家现在知道他唱这句“大中国”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想的是啥了吧？活哈），改元“上治”，大业底定，然而却也已经走到人生尽头，在位不到两年，就要西归极乐了。这时候他把儿子高泰明叫过来，说：“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今其子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结果他眼睛一闭，泰明还真的就把王位还给了段氏。立了段正明的弟弟，小说中的风流镇南王段正淳为王。史称“段氏复兴，号后理国”（南诏野史）。
这是在中土难以想象的事情。篡位了的权臣，居然把到手的帝王宝座还给了旧东家。然而，这却是云南历史上的事实。高升泰临死的话，显然不尽不实。什么“其子已长”，分明后来立的是其弟而非子。至于“不得已从之”，那恐怕更是鬼话。但他劝戒子孙还位段氏，不要学他，似乎是有些真东西在的。究其原委，自然是因为段氏仍有人心且颇有力量，高氏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的缘故。他在时，固然可以镇服，但他一死，子孙就未必如意。因此，比起中土的那些到死不悟最后祸延子孙的权臣来，高升泰老爷子真算的上是通明之人了。他这一着，表面上是失了江山，实际上，却把江山攥的更牢了。
“后理”，其实国号还是“大理”，只不过史家如此区分而已，虽然国王是段氏，但相国却由高氏世袭，而且政事全出相国。发展到后来，外国来使，先见相国，后见段王。而地方上，大理划有八府，全部由高氏子孙世守。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为高氏一门，段氏徒有虚位也。地位如同幕府之天皇、镰仓之将军、战国之足利公方。这种情况，直到元朝灭大理，才算结束。而国人在这期间，始终称高氏为“高国主”。
段正淳，我们的风流王爷，他其实并没有象小说中那么倒霉，还没在皇宫里当一天天子就挂了，历史上，他实实在在的当了十三年的大理之主，年号有四个：天授（其实改叫“高授”差不多）、开明、天正、文安。他以“中兴”自命，实际上不过是在全盘承认高氏的实际权力的前提下过过“开国之主”的瘾罢了。文安四年，正淳禅位为僧，后来也得善终，比小说中真幸福的多了。
然后就是主角登场了。段正淳之子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宋史上即如是称之）。当然金庸的fans会说实际上是段誉啦。这位在小说里有着由一大票堂妹组成的后宫的“段郎”在位长达三十九年，是大理二十二王中在位最久的，而且也非病卒于位，而是出家为僧，因此应该是得享高寿。无论在查老笔下，还是在历史长河中，这位段郎都可以算是较比有福之人了。段郎用了五个年号：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广运。据说，他“勤于政事”（滇考），“爱民用贤、思揽政权”（滇史），“故远方慕之，悉来贡献”（滇记）。在宋史中，也记载了国王段和誉臣服于宋，遣使来朝，并受宋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是大理受宋册封的开始。看起来，他果然如查老希望的那样，做了一个“好皇帝”（小说后记）。然而，他惟一不能改变的，是高氏专国的事态。《滇云历年传》云：“正严即励精图治且四十年之久，究亦不能挽回万一，盖势之所趋如水之就下，回狂障决不可得矣。”
西元1147年（段正严最后一个年号历年不详，因而不知道这是广运几年），段郎退位出家，其原因是“因诸子内争外叛，禅位为僧”。看起来，他也不免老来的家务事。如果有小说家要写天龙后传的话，倒不妨从此入手，设想某子为王语嫣所出，某子为木婉清所出，某子为钟灵所出……再让他们分别继承母亲的性格，想来定也是热闹好看的。然而这文章还没有人作。历史上，诸子之争却是由毫无情调的高氏诸势力控制，伴随着高氏集团内部的倾轧而骨肉相残，最后，高量成支持的段正兴取得胜利，登上了王位。我们的段郎，此时总也在五六十岁了吧，心力交瘁，索然归隐。每每想到此处，仿佛看着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在夕阳中默然走入山门，回身掩上柴扉，将自己的余年关闭在史家的视线深处，俺总是难以将脑海中这样的场景驱散，可又完全无法将之与查老笔下、还有现在电视中那个林小英雄演绎的中国版少年维特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天老地荒，瞬息间红颜白发。青春倜傥，又怎能抵得过这世间恶、许多愁？
让我们和段郎说声再见吧，也与天龙八部中的大理历史说声再见吧。此后的后理国，就在高氏的操纵和内讧中日渐衰落，终于灭亡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对了，也应该提一提“射雕三部曲”中那位天下五绝之一的南帝段智兴的情况。段智兴，是段正兴的儿子，也就是段郎的孙子。他在西元1172年即位，在位27年，1199年崩。他是大理历史上没有退位出家而死于王位的一人，自然也就更不会去做什么“一灯大师”了（当然，小说的拥趸会说他实际上是假死瞒名，呵呵）。不过，他在崇佛上确实是丝毫不亚于祖先们的。史称：“智兴奉佛，建兴宝寺，君相皆笃信佛教，延僧入内，朝夕焚咒，不理国事”。看起来，这个小说中仁慈宽厚和蔼可亲的长者，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很妙。
段智兴之后，大理国进入它的末期了，高氏也开始腐朽，勇于内斗而暗于治理。当西元1253年蒙元大军三路来攻时，大理国完全没有统一的部署，而仓促各自为战，除了高通在会川顽强抵挡住了蒙古东路军外，蒙古的西路和中路军轻松直入。大理末代国王段兴智和末代相国高泰祥弃都城而走。高泰祥先被俘就斩，临死长叹：“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殒首，盖其分也”。是啊，高氏让“段运不回”了一百六十年，最后如没有一位家主来殉葬，也实在是说不过去。而段兴智逃到善阐，次年春也被蒙古军攻破，束手就擒。大理国灭亡。这件事在神雕侠侣的第35回有所提及，段兴智也正如小说所言，是段智兴的曾孙。
大理国灭亡，标志着云南作为中国史一个相对独立单元的时期结束了。从晋后以降，已经有差不多9个多世纪，云南非中国所及（这里的“中国”是指的中原王朝），中间仅仅短暂的归附过。而蒙古民族以其强悍的魄力，从那遥远不可望的万里朔漠起家，却将这天南之地重归中朝版图，而且从此以后再无分疆，这真是令人神往的伟业！
摘要：遵义土司文化以其军事城堡的海龙囤，南宋雕刻艺术代表的杨粲墓，蕴含深邃土司文化的遵义老城与杨氏墓葬群，体现出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再加之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价值高、艺术观赏价值强等优势，正以其神秘感吸引着众多的人们，故应采取加强保护、突出特色、制定科学的开发与利用方案、组建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分期开发客源市场、结合其它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等旅游开发措施来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遵义古称播州，自唐贞观十二年置播州始，至明万历二十八年止，共延续了961年，于公元876年设置播州宣慰使，从而开始了遵义土的司文化时期。杨氏对播州的统辖始于杨端，止于杨应龙，长达725年。虽然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曾经实施过，土司文化也非遵义所独有，但由于播州一直是杨氏家族世袭统治，所以“播州”史亦是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历史。加之杨氏先祖杨端自中原入播，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留下了海龙囤、杨粲墓、播州城等许多特有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迹。而今，土司文化正以其稀缺性和神秘性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重新审视和挖掘这种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释放其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形成重要的旅游产品，是提升遵义旅游层次和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一、遵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
1.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部，又名龙岩囤，仅山后一线仄径可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氏先祖利用其地理，在宽约5公里的山顶上围筑土城、月城三重，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以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气势恢宏。除囤前遗址，还有囤顶朝天关、飞凤关、宋代老王宫、明代新王宫、采石场、绣花楼等遗址，囤后有环山而立的土城和月城、从高到低组成三道关口的万安关、西关、后关三座城门，此外，囤周围还有养马场、校场坝等遗址，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和关隘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
2.杨粲墓。杨粲墓位于遵义市东南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系宋代白锦堡，后为播州杨氏墓地，史称冉家林，后又因杨粲墓规模宏大为境内所未见，而被时人称之为皇坟嘴。该墓建于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是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的一座大型石室墓穴，墓室内遍雕文官武士、人物花卉、龙床龙椅，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被誉为“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有较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3.遵义老城。公元1176年，即南宋淳熙三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行政中枢(土司府衙)从穆家川南面约20华里处的白锦堡(今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后，遵义老城就开始成为了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今也有830余年历史。古老的遵义城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积淀，当年的标志性建筑有三街六巷九狮子，三街即梧桐街、杨柳街、朝天街;六巷为捞沙巷、狗头巷、尚家巷、何家巷、姚家巷、丁家巷。当时老城的建筑门口能摆有大石狮子就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土司衙门、庙宇，均有石狮相配，但老城玉皇观不知什么原因却独缺一只石狮子，所以有九狮子的说法。
4.杨氏墓葬群。高坪杨氏墓群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高坪镇鸣庄村，距210国道0.5公里，有小路直通墓地。高坪杨氏墓群即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灵魂憩息之地，分别为播州土官十五世杨文，二十一世杨升，二十二世杨纲，二十四世杨爱及其妻妾子女分室合葬墓，墓群规模宏大，雕刻精湛，经历了平播战争的烟熏火燎，也遭受过无数盗贼的洗劫，几百年地形变迁、至今古墓群石构建筑未变形走样，保存完好。杨氏墓群，除了四组墓葬外，还有许多小墓，均为播州杨氏子孙的茔冢，是贵州最大的土司墓葬。
二、遵义土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
1.自然条件优越，吸引物配套性好、品位高。贵州独有的亚热带温湿气候为遵义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休闲、娱乐、度假等旅游项目。土司文化聚居区大都位于遵义市近郊，如城东南皇坟嘴有南宋播州安抚史杨粲夫妇合葬的大型石穴墓室，北郊有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事要塞“海龙囤”，均与210国道、贵遵高等级公路和遵崇高等级公路毗邻，为省内外，国内外游客由遵义市进入土司文化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另外，土司文化大部分聚居区内都有规模宏大的古代城堡建筑群、清新秀丽的森林、险峻雄奇的高山峡谷、飞珠溅玉的溪流瀑布、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等，形成独特的彼此相邻、相对集中的难得综合景观。再加之海龙囤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粲墓，共同构成黔北旅游观光游览线，以红军长征走向胜利里程碑的娄山关战场，朝廷结束土司农奴制的海龙囤战场，集中展现播州中世纪文化的精髓和红军长征革命纪念体系的精华，构成复合值极高的古今战场游览线。
2.历史文化价值高。播州土司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的历史反映了中央王朝在这一千多年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政策，反映了土司制度从起源、形成、发展、完善到最后消亡的整个过程。虽然现存的一些土司文化遗存修建的年代大多是宋、明时期，但却折射出杨氏土司家族在播州地区的统治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其土司衙署在我国目前尚存规模较大的同类型古建筑遗址中，历史最悠久、传承历史时间最长，对研究古代播州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历史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因此，对这一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保护和开发，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3.艺术观赏价值强。尽管杨氏土司文化遗存的空间位置、建筑规模、建造时间以及艺术特点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不将自然赋予遵义的有利地形、地势利用到极致。所不同的是，海龙囤山势虽险，山顶却平整开阔，方圆10公里的地面可容数10万人居住，历经战火洗礼和400年的风雨侵蚀，部分建筑已损毁，只存遗址，但仍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而杨粲墓所在地——皇坟嘴面积不到1公里，峰高也不及海龙囤的1/10，虽不及海龙囤壮观宏伟，却以其巧妙的布局和技艺精湛的石刻艺术珍品闻名，被称之为“地下宫殿”，墓中出土的约101件精美石刻，是宋代雕刻艺术的珍贵遗存，其中不少人物肖像更是技法纯熟，在刻画技法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我国雕塑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4.科学考察价值突出。遵义土司文化是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宋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活材料。土司制度作为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不仅历史悠久，实施面广，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资料欠缺。而杨粲墓、海龙囤、杨氏的古墓群、杨氏庄园、家庙等土司文化遗存的陆续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物质生活文化资料、建筑雕刻艺术资料、战争防御军事资料。尤其是海龙囤外的《骤骑将军小谕龙岩囤严禁碑》、杨粲墓中出土的精美石雕、镇墓石、墓碑、墓志、买地券，杨氏墓葬群中出土的《杨文神道碑》等文物，对于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拥有较高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遵义海龙囤战役，曾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之中、确曾
改变了贵州版图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其遗址被专家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堡垒”，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贵州最大的“战争博物馆”，具有一定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如果配之以其他旅游设施，必将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个圣地。田、宋、安、杨四大土司的统治围绕涵盖整个贵州，时间长达数百年与1600年不等，自唐末至明末，统治播州的杨氏土司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后，西南地区落后社会制度的重要代表。所以，土司文化开发应作为贵州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遵义土司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的建议
1.加强保护是前提。对土司文化古遗迹，应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把保护放在首位，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要多向群众，特别是向领导宣传，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形成群众关心文物，领导重视文物，人人爱惜文物的社会风尚，防止一切可能毁坏行为，做好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保管室、陈列室、资料室、办公室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而组建遵义市博物馆，在博物馆内设立考古研究机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以提高对全市文物工作的考古发掘能力、提高文物鉴定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水平、古建维修设计水平，多方筹措资金，做好文物抢救维修，修新如旧，恢复原有风貌，保证文物的永续保存和永续利用。同时，建立馆(所)藏文物档案，加强文物藏品管理，做好馆藏文物的保护陈列展示工作，在大力作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永续发展。
2.突出遵义土司文化的特色。杨粲墓最大的特色是在墓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石刻装饰,雕刻技法以高、低浮雕为主，有的细部还彩绘贴金，现虽已大部剥蚀，但仍可依稀辨出当年的豪华气派。娄山关最具特色的是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海龙囤作为“平播之战”的主战场，随着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尘埃落定，失去了昔日风采。400多年来，这座堪称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司囤堡建筑，默默无闻地静卧于龙岩山上。当前，对于土司文化旅游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在保护好杨粲墓、海龙囤等历史遗迹的前提下，打造播州土司文化品牌，突出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打造其最具特色的独特性,实现遵义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唯我独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3.制定科学的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按主次轻重，统一规划，分期逐步开发、建设和发展。向土司文化开发较好省份取经，征询土司文化开发的建议及意见，组织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深度挖掘土司文化的文化内涵，打造土司文化品牌。如应充分发挥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城堡景区距遵义市中心近、交通方便、区域位置优越的优势，突出中世纪军事古城堡景观罕见的特点，以观光游览、科学考察、休闲避暑为重点，在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发风景资源，带动遵义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土特产加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力求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
4.组建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由于面对相关行业和部门间诸多因素的制约，用组建旅管委这个既协调议事，又具有半政府职能的机构去对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管理，将收到阶段性的统筹效应。当各相关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初步完成，全社会初步实现资源重组，发展旅游的社会合力初步形成，旅游业发展进入支柱型产业阶段后，管理委员会就应遵循市场规律，逐步减少行政干预，转而采用经济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5.分期开发客源市场。土司文化景区景观独特、类型丰富，有鲜明的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在国内可以独树一帜，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旅游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开发前期，可以遵义市、贵阳、重庆为第一客源市场。待景区建设逐步完善后，还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客源地组团游览，也可以通过与各大旅行社联营，组织到大西南地区的团队，到海龙囤游览开辟广西、广东、上海、成都等城市为第二客源市场。最后，还可吸引日本、韩国等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渊源很深国家的游客到海龙囤品味古代播州的历史，遗址的奇特。中国古代城堡的神秘感，战争遗址的宏大气魄和丰富内涵会产生很强的感召力，能够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游客。
6.结合其他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在对土司文化自身进行开发，做好杨粲墓、海龙囤等播州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打造播州土司文化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长征文化品牌、酒文化品牌、尹珍文化品牌、抗战文化品牌、沙滩文化牌，以及茶文化品牌等工作，发挥土司文化的特色作用，将其纳入旅游规划和旅游线路中，形成以长征文化为核心的遵义特色文化旅游圈。以此来增加旅游商品多样性和丰富性，吸引更多游客来遵义旅游，改变遵义旅游主靠门票收入的现状，增加游客的消费，解决遵义留不下客的遗留问题，使遵义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
7.加大土司文化的宣传力度，增加市场识别力。以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便成为旅游宣传的最终目标和努力方向，以人文关怀为准绳，产品质量为保证，优质服务为手段，商业获利和旅游长足发展为目标，加强宣传推介力度，采取创作土司风情系列节目、编纂土司文化读物、出版专述遵义土司文化书籍、发表土司文化专刊、绘制杨氏20任土司油画等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品牌，特别要重视对包括雕塑、宣传广告的布置要到位等为内容的城区内宣传，全面提升土司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让客人感受到遵义优秀旅游城市的氛围。比如，可强化杨粲墓雕刻艺术的宣传，其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人物、动物、花草、器物五类石刻装饰，其中的“野鹿衔芝”、“凤穿葡萄”、“双狮戏球”、“侍女启门”等浮雕均构思巧妙、雕工精美，极富生活气息，是发展地区精美雕刻艺术的写照。而仿木构建筑，门窗户壁、梁柱斗拱均为当时建筑格局的两室六座壁龛，又为现代人追求独特建筑装潢提供了极大的参考实物。
参考文献：
[1]况红玲.开发利用遵义土司文化[J].四川烹饪学院学报，2005：3-8.
[2]吕虹.遵义海龙囤军事城堡保护与开发的研究[R].贵州:贵州省图书馆，2001：41-42.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日：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日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
这段摘自范晔《后汉书》中的哀牢夷感生神话，只164个字，却传递了哀牢夷物质生产、人生礼仪、社会组织、图腾崇拜等诸多方面的民俗文化信息，是我们探索被尘封的哀牢夷历史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沙壹九隆”神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真实记录了哀牢氏族部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沙壹触木成孕”和“九隆背龙而坐，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则显得飘渺玄虚、光怪陆离，带有原始神话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以现实主义笔法为基调，又掺入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远古神话，最早见于东汉杨终《哀牢传》，后失传。范晔《后汉书》和常璩《华阳国志》都收录了这一神话故事，并保留至今。也许是传写的错误，常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稍有出入，“沙壹”变成“沙壶”、“九隆”变成“元隆”。
这一古老的边地神话，因其哀牢始祖不平凡的贞洁孕生和多为中原王朝正史所记载，而广为流传。南诏蒙氏、大理段氏和明代居于喜洲的故国遗老，他们曾是这一边陲社会的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皆攀附“九隆”，将其祖源与九隆神话嫁接，牵强拼凑整合。于是乎，元、明、清的云南地方史志中便出现了很多被有意篡改过的九隆神话。以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阮元声《南诏野史》和已失传的《白古通记》最具代表性。
《记古滇说》之九隆神话
张道宗《记古滇说》云：
“哀牢国永昌郡人蒙迦独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独捕鱼，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见一木浮来，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为九隆。后又产一子，即习农乐。”
建国一百多年后的南诏，被深陷于战祸连年、危机四伏的泥潭里。南诏国主蒙氏突然向唐叙述其家世。追溯其祖源于哀牢，认为自己是哀牢之后。“蒙舍诏姓蒙氏，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樊绰《蛮书》卷三）。南诏建国以来，曾若干次遣使朝唐，都未曾向唐讲述其族属源流。这种有失常态的作法，令人费解。我们不禁要问“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的根据何在？“献书”“自言”的动机又何来？
唐朝初年，洱海地区的蒙舍川山林茂密、土地肥腴，稻稗轮作、牛羊被野。习农乐“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正是蒙诏农牧业发达的写照。军事上，冶铁业的进步与普及，蒙诏走进“铁剑时代”。外以唐朝扶持为后盾。就这样积攒了武力征服所有“乌蛮”部落和“白蛮”村社的实力。诏主皮罗阁挟带唐朝的军事力量，“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诏德化碑》），史无前例地完成了洱海地区的统一大业。“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遗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
然而，唐朝的大民族主义和剥削压迫的阶级本性。遭遇了新兴“乌蛮”奴隶主富于扩张统治的欲望，遂与唐在东爨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引爆了“南唐矛盾”。
激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奋然拿起武器，粉碎了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连续三次对南诏的大规模侵略。第三次由将军李宓率领的二十万唐军与南诏军民会战于西洱河，“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包括李宓在内的二十万唐军，或是被杀，或是被俘。
经过天宝战争，南唐决裂。此后几十年间，南唐处于强烈对抗状态。南诏不得已暂附吐蕃。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向唐苦诉南诏隐忍吐蕃的诸多侵附、百般要挟，即“四忍”、“四难忍”。所谓“四忍”，忍受向吐蕃交付各种贡纳，忍受军队供吐蕃调动驱使，忍受神川都督府监视南诏军事、政治行动。而“四难忍”中最难忍的。便是向吐蕃称臣。以及难忍吐蕃支持原浪穹诏贵族孑遗利罗式重回故地的威胁（《新唐书・南蛮传》）。
南诏为摆脱长期挣扎于唐、蕃军事对峙的水深火热之中，也出于对大唐文化的仰慕，异牟寻每叹“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决心弃蕃归唐，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誓为汉臣。遂“效法东汉初年（公元47年）哀牢王‘遣使诣越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之例，在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说明它的民族源流，郑重表明愿归唐和好之意”（石钟健《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
“沙壹九隆”神话见于中国正史。为华夏人群所熟知。东汉初年，带有“九隆”世系血缘的哀牢王附汉。东汉王朝遂在永昌地区设置郡县，还开辟了沟通南亚、东南亚的蜀身毒道，历史上首次将滇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也是首次建立了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华夏统治集团一直为此留有美好的回忆。蒙氏欲借“沙壹九隆”的记忆来传递愿归顺大唐的美意。加之九隆数有神异，“遂共推以为王”，蒙氏正好借此宣扬君权神授，以稳固他们在边陲社会的统治地位。此意图实际上是肤浅的，决非南诏王最深沉、最欲表达之意图。贞元中，南诏之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暗藏玄机，闪耀着约1200多年前的边疆地方民族羁縻国家及其首脑的智慧光芒！
我们比较古哀牢国和南诏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两个边疆民族政权虽所处朝代不同、管辖范围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主体民族不同，但与中原王朝亲疏离叛的过程却很相似，先臣附后反叛。哀牢附汉29年，遂反叛。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便“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率众攻唐城，永昌郡太守王寻被迫退至叶榆。另有哀牢人三千多进攻博南县（《后汉书》）。蒙氏自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率军深入洱海地区招降蒙诏附唐起，至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了都督张虔陀止。蒙氏附唐102年，遂反叛。
中国文献曾记载大理又名为“鹤拓”，“南诏或日鹤拓”（《新唐书・南诏传》）。“法（隆舜）立，国号鹤拓”（《资治通鉴》乾符四年）。据方国瑜的考证，鹤拓便是“乾陀”的异写。“乾陀罗”以香而闻名，也称“妙香国”，为北天竺的一个重要城邦。至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为孔雀帝国所统一。佛教早在阿育王时代就已开始到这里布教。及至责霜国王迦腻色伽时代，这里已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乾陀罗佛教艺术，兴起以希腊艺术为形式来表现印度佛教内容的风格独特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
“鹤拓”指涉大理城邑或是国名的时间。可往前追溯到南诏中期（约公元9世纪），时值天竺高僧赞陀崛多不远万里来到有“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之誉的大理地区布教。“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南诏自劝丰时开始筑寺修塔、凿龛造像、臣民皆把信仰当成生活的首务。隆舜透过王室的力量，将国名梵化为“乾陀罗”。缅甸《琉璃宫史》中曾提到阿奴律陀到乾陀罗求取佛牙的故事，指的就是南诏国都阳苴咩城。
“阿育王入滇”、“阿育王为白国之祖”的传说，已成街谈巷语。“阿育王寺”、“轮王塔”、“鸡足山”、“巴连弗”等等难以计数的阿育王在滇遗迹见诸于明清云南方志。“《白古通》云：‘苍、洱之间，妙香城也。’”（李元阳《大理府志》卷二）“考《白古记》一书，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洞名华阴洞。”（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二）、“《白古通》载迦叶尊者繇大理点苍山入鸡足。”、“《白古通》载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首门。”（高映《鸡足山志》卷一）、“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滇略》卷四）、“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清释同揆《洱海丛谈》）、“妙香国老僧，未识名，妙香即今大理也。”（清释圆鼎《滇释记》卷一）、“妙香国，即今大理。古初国属天竺。”（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七）
这些文字参录法显《佛国记》、汉译佛典《阿育王传》等佛教文献，以乾陀罗国即今大理，苍洱之间为北天竺妙香国（城），遍布了古印度佛教遗迹。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对《白古通记》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不少人看到云南地方史志中有关阿育王遗迹的材料时，都信以为真。事实上，大理既非印度，阿育王也没有来过云南。
《南诏野史》之九隆神话
阮元声《南诏野史》云：
“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日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故诸葛为其国谱也”。（王崧本“南诏历代源流”条）
明中叶以降。大量刻有“九隆”或“九龙”字样的墓碑出现在了大理喜洲地区。这些墓主人皆为世居喜洲的九个白族大姓，分别是尹姓、杨姓、董姓、赵姓、何姓、杜姓、张姓、李姓、段姓。这些大姓称自己的祖先是九龙氏或自称为“九隆族裔”。这和以往的墓志铭都要详细描述每一世系的名字以及政治上的功业所不同的是九龙氏族只用“九隆族裔”一语带过。
“九龙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表征，华夏的英雄祖先诸葛亮所绘图谱之“神龙”乃南中人、畜的起源，强调了九龙族在边陲社会的正统地位。传说中的阿育王裔之九隆，已具有佛教意涵。同时也不离本土哀牢沙壹传说。它本身所蕴含的这三层意义。足以保护喜洲的名家。同时也满足了这些故国遗老，在面对外来政治力量，过去佛教王权以及本土社会这三股力量的冲突时。仍可以面对一个共通的历史基础。
唐将梁建方奉命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率兵入西洱河及“白水蛮”地区，进行政治招降活动。期间，撰《西洱河风土记》记录了“西部白蛮”的社会经济状况。详实可靠，史学价值极高。“松外诸蛮，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值得一特的是，这里“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与明代喜洲墓碑上自称九隆氏的杨、李、赵、董等姓相吻合，可以确定唐初“西部白蛮”就是明、清时期九龙族裔的先民。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自汉晋以降，先先后后迁入洱海地区的汉族人口。又先先后后与当地土著的叶榆蛮通婚、结亲，发展而成了数十个以华夏文化为内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为“夷”、汉混合体的名家大姓，如杨、赵、李、董。“杨、赵在晋朝时期为永昌郡大姓，其居地当在博南县（今永平县），后稍向东南扩展至洱海东南地带。李、董二姓，在汉晋时期已见于郡和建宁、晋宁二郡，大概是同时期前后，有一部分李、董家族中人西迁入洱海地区焚族中，至唐初便为了‘白蛮’”。（尤中《云南民族史》）以一姓、两姓或数姓聚族而居，形成了大大小小散落在洱海附近的西部平原的白蛮村社。段家登、高家营等等村名，经常在云南遇到，在白族地区更是常见。
九龙氏之杨、赵、李、董、尹、段等姓，有很多代表人物参与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身份地位显赫。
南诏高级官员中数杨、段、赵三姓人数最多，人才济济。杨氏共五十五人，段氏二十四人，赵氏二十三人。三大名家共一百零二人，占南诏清平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大军将的百分之四十。军将的百分之五十七，入唐使的百分之八十。清平官等四大官职，三大名家即占百分之七十，几乎全部由他们霸占。他们树大根深，因而其子孙继南诏之后而有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登上了王位。
南诏中后期。世隆宣扬“阿磋耶观音得国”。阿吒力教的形态也就在那时基本形成。大理国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术。受到王室的极力信奉和推崇。九龙族多皈依佛教为阿吒力僧，娶妻生子，与俗人生活无异，但有僧人身份，在地方上操持法事，为人祈福禳灾。王室倚重他们并授之各种尊号。他们透过佛教神力――梵僧或是有法力的国师，贯注于世系来源，其身份职业可以世代相传。董氏就以世袭阿吒力僧职传统而立于名家贵族之列的。九龙族裔天生就是政治官僚以及梵僧后裔，外以继承政治地位，内则继承教法家业，颇有汉地“书香门第”的味道。
元代，以段氏总管为代表的九龙氏名家大姓所信仰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得到了元王朝的支持。九龙族裔的杨、赵、李、董、张、王、尹、何、杜等姓的密宗大师即阿吒力可以继续传承和发展。
15世纪。对九龙族裔而言。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1382年，明军攻下大理后，设立大理府，大理路结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云南的代表人物傅、蓝、沐在对待故国统治集团中坚的九龙族裔及其统治术阿吒力教的政策上采取的是残酷的压制。未代段氏总管段名及二子苴仁、苴义俱被擒。其他大小官员头目，包括大僧侣、大巫师数百人在内都解送南京。关押了四五十年后，一部分僧巫被释放，大多数头目被杀。段氏王室受到打压，僧官制对僧侣各方面的管制。威胁了以佛教圣王为核心，自南诏大理以来所建立的社会系统。九龙氏族被迫进入较低级的官僚系统。或是介于官方和地方的中介人物。但僧职传统却“内化”成为他们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皈依了“置身事外”的“印度婆罗门族”，并宣称自己为“婆罗门僧”，表示非正式的官方认可的僧业。他们开始过着退隐的生活。保持僧职。或是从事地方性公共的宗教事业，这样可以使自我的过去，获得神圣的延续，也有利于子孙繁衍。
西洱名家在有关“始祖”以及人生来源的认识上，将人置于远古神话“九隆后裔”来解释。“九龙族”的说法。无异是大理故国遗老对明朝统治的一种妥协，以此逃避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诸多干扰。
综合中西的调和论者
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受教于家兄主持的塾馆。两度考秀才不中，18岁起做塾师数年。20岁，在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相识。21岁，入南京陆师学堂、上海爱国学社学习。22岁入《苏报》任主编，后又与张继、陈独秀等创办《国民日日报》。本书叙述章氏的学术生涯，指出：章氏24岁在日本专攻英语，26岁编纂《中等国文典》，以英语语法解析中文，颇具新义。又著小说，同住的陈独秀以诗评介。27岁游学英国，写《康德美学》长篇论文，并著文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对立治尤多有发挥。1912年，任同盟会《民立报》主编，又办《独立周报》。34岁与陈独秀、杨永泰创办《甲寅》月刊（后改日刊、周刊）。1913至1934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东北大学教授、上海法学院院长。三次旅欧，研读柏格森、倭铿、詹姆士、马克思、辟伯、弗洛伊德诸家学说，并写有论文和译介文字，如《马学杂反》、《弗洛伊德叙传》、《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情为语变之原论》等。主张“创造新知，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急切，必当同时并举”。其治学方法，多运用逻辑学与语法学规则，严谨细密；能将中国墨家、印度因明、西方逻辑熔为一炉。1923年、1945年分别担任《新闻报》、《申报》主笔。1943年出版《逻辑指要》，1971年出版《柳文指要》，是章氏的主要代表作。前者受到青睐，时人评说：此书最大贡献乃在证明中国也有逻辑；后者由支持出版，为“”中绝少的特例。章传向读者展示了章氏好学善思、综合中西的学术特色。
在政治思想领域，本书论述章氏一向提倡“调和论”，主进化，反激进，不主张进行阶级斗争。1905年，留日学生间回国之争，章氏居中调停未果，乃其“调和论”第一次尝试。1917年冬，章氏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畅谈“立说不从甲，亦不从乙”，鼓励学生当有创见独识，而又不固执己见，共求大信，培养调和精神，在此基础上相剂相质奋力前进。章主持《甲寅》，力图以中间立场讨论国事，主革新，反专制，但不主张使用暴力；抨击时政，亦批评激进派。章氏认为，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章氏欣赏西方两党政治，一度主张政党内阁制，“认反对党为合法”，才是“真正立宪国”。及政党内阁制行不通，章氏转而主张联邦制；又行不通，章氏遂主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实行农村自治，建设新村，解放农民。新文化运动兴起，章氏则提倡复古，鼓吹“新旧循环论”，力言东方文明之优，认为社会主义、联省自治等皆不合中国国情。农业立国论，乃后来乡治派的理论根基，章氏实为其奠基者。1922年，章氏由法国回国，在长沙倡言农业立国论，肆意攻击新文化运动，遭到湖南一师学生驳斥。对于章氏等人美化东方文明的言论和复古思潮，胡适批评说：西方人士尝有崇拜夸赞东方文明言论，只是一时反感现代科学文化的病态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自大狂；东方的旧势力也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章氏著文抨击代议制，主张由国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学等机构首长，轮流兼任总统，任期一年不连任；废弃选举，以抓阄方式决定谁任总统。其论怪异，无人理睬。20多年后，章氏在蒋记“行宪国大”发言，再倡农业立国和调和之论；发表《安定天下议》，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兵源和财源，而此时的南京蒋记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了。
变化多端的政客
章氏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且变化多端，左右逢源，颇具戏剧色彩。章传对此，有详尽充分的展示。1903年章氏就读的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氏与林力山率退学生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学习并参加军训。旋任《苏报》主编，高举反清义旗，倡言革命。因刊发邹容之《革命军》，又重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骂“载氵恬 小丑”那一段名文，举国震动。清廷查禁《苏报》，邹容、章太炎下狱，章士钊逃脱。复与张继、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日报》；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称孙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冬，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于长沙，章负责长江流域组织联络工作。1903年，可谓章氏投身反清革命的开端之年。翌年春，章氏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组织，章任副会长，并邀蔡元培、陈独秀、蔡锷入会，以暴力反清为宗旨。及至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章氏与黄兴、张继被捕入狱，经蔡锷营救出狱。1905年流亡日本。杨度牵手，孙中山与黄兴会晤商谈合作，章氏当时在场。同盟会成立，虽经张继等多人劝说，章氏亦未入会；谢绝孙、黄邀任《民报》主编之聘，亦不著文赞革命驳保皇。章氏到日后，思想渐变，自认革命非己所长，渐离孙中山、黄兴，不与交往，变“废学救国”而为“苦学救国”。两年后又赴英国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适孙中山途经英国。在孙鼓励下，章氏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携家眷返国，以非党人士出任同盟会《民立报》主编，兼江苏都督府顾问及国会参议员。旋因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同盟会员纷起反章，指为“保皇党”。章愤而辞《民立报》主编职，应袁世凯之约赴北京。袁招宴于其府，并赠锡拉胡同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职，章未就。袁以章之“调和论”于己有利，奉章为上宾。其时，章氏力主“政党内阁”，与黄兴、宋教仁政见一致，而与孙中山对立，时人谓为宋氏的灵魂。宋被袁刺死，章自悔由己害宋。袁禁章，章称病伺机逃往上海，加入反袁行列。奉孙中山命，劝说岑春煊、黎元洪反袁。孙委章任讨袁军秘书长，草拟讨袁宣言。事败，流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兴等拒绝加入，另组欧事研究会，章任书记，该会檄文多出章手。1915年，欧事研究会与梁启超进步党人合作在西南发起反袁称帝战争。章奉岑春煊命在东京与孙中山会商合作办法，随后与岑同日本人谈判，借得一百万日元和两师装备。护国军在肇庆成立军务院，章出任秘书长。袁世凯死，国会重开，章代岑春煊北上与黎元洪洽商善后事宜。旋赴日本，研究学术。1918年，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把持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任总裁，邀章任军政府秘书长，并以南方代表身份出席南北和会。时章在北京，南下之前晤皖系军阀段祺瑞，告以与岑为至友，却之不恭；申言当以段之“忧国至计”，对岑“恺切言之”，段欣然同意章南行。可谓南北讨好，八面玲珑。
继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近代政治的转型，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则以新文化运动开其端。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章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复古，而在政治上反对官僚政治。1920年秋，孙中山迫岑春煊下台，章亦被开除非常国会议员资格。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赴京。章建言段以“执政”名义出掌北京政府，大捧段氏。段委章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欣然受命，步入北洋军阀集团。北京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集会，章令警察禁止，学生愤而捣毁章宅。“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为执政府秘书长。章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事后执政府所发通缉令则出自章手。后人问章何以紧跟段祺瑞，章答以“人是要吃饭的！”民众声讨段、章，章被逐下台后到天津日租界续办《甲寅》周刊，自承从政失败。政亡而为文，又不忘情于政坛；“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此之谓乎？
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章氏被通缉，遂出国赴欧。两年后，受张学良之聘，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大教授月薪三百元，独章月酬八百元，足见少帅待章之厚。“九一八”事变后，章到上海，与“海上闻人”杜月笙结为至交，不久执律师业。杜聘章为法律顾问，名声日彰。杜以章为“恒社”之友，另外月供三百元生活费。两人过从甚密，吃喝玩乐，吸鸦片，听京戏，日夜厮混。1936年，章应宋哲元邀请，到北京任宋主持的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下属法制委员会主任。“七七”事变后，上海维新伪政府开场，邀章入伙被拒。章转道香港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受到接见。蒋称赞其逻辑学，嘱其到中央训练团和中央警校讲课。章60岁寿辰，蒋及政要皆送礼祝贺。日军空袭，炸毁章宅，杜月笙邀住其汪山公馆共四年，衣食鸦片悉数供应。“踏上横床忘朝暮”，两人喷云吐雾，纵论上下古今，十分相得。军阀范绍增的龙巷公馆，陪都党政军财界要员如何应钦，唐生智、张群、顾祝同、上官云相、余汉谋、贺耀祖、陈布雷、戴笠等，云集一堂，内中惟章士钊虽无权势金钱，却备受尊重，每用餐入席皆请“章先生上座”。
抗日战争胜利，日伪汉奸受审，章氏重操律师职，先后为大汉奸梁鸿志、周佛海辩护。戴笠飞机失事身死，章应其党徒之请写墓志铭，获重金酬谢。章挽戴联云：“功在国家，利在国家，平生读圣贤书，此外不求成就；谤满天下，誉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将来自有是非。”1947年，杜月笙、60寿辰，章氏分别撰送寿序。喻杜氏为“蛟龙潜藏于内，风雨孕育其中”的长江，并以“义侠”、“儒侠”称颂杜氏。
共产党人的朋友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章氏早年与陈独秀轮流主持《国民日日报》编务，共同呼吁中国国民起来争取人权，做有身份之国民而不做奴隶，出路在于拿起武器打倒专制，向西方学习。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章氏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学。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都选修此课。章又兼北大图书馆长，翌年推荐任北大图书馆长。章与李当时在北京共编《甲寅》，李兼做章家塾师，李女星华拜章夫人吴弱男为干妈，两家相处甚好。章又荐杨昌济来北大任教。章、杨原先在日本、英国共同研习学术，又是同乡。杨是之父。后来因杨的关系，也到北大图书馆做事。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南城新世界游乐园撒传单被捕，章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1922年，章由法国赴德国。此时等在欧洲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请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运德，章妥为办理。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章、陈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氏多次出庭为陈辩护，时人称“有古义士之风”。1939年夏，章氏邀困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乡下的陈独秀到重庆同住，陈未应。1941年，陈家被盗，章深以为念，作《独秀遇盗诗》记其事。章宅在日军轰炸中被毁，陈致函慰问。章以诗答谢，并以早年共同反清故事相激励。章游桂林独秀峰，作《独秀峰怀古》词，有云：“步到独秀峰前，低徊身世，想起怀宁客。……此峰千古，不须妄记年月。”陈独秀，怀宁（安庆）人也。又作《怀重庆诸友》词，有句：“谁管独秀峰高，延年魂在，读得书如故。”陈延年是独秀长子，为“”所杀。陈独秀逝世后，1943年夏，章游泸州，船过江津，有诗凭吊：“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悲惜之情，溢于诗外。
章士钊与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氏，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氏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赠款，立即以二万元付毛、蔡。毛以一部资助学生赴法，一部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1944年秋，章氏在重庆拟以杜月笙的“恒社”为基地，组建政党，以杜为魁首。杜氏不愿组党又不愿开罪章氏，遂说：章先生一定要组党，我杜某人决计第一个参加，奉章先生为党魁。至于恒社同人参不参加，任凭自决。名为自决，实为反对。章士钊以此事告，毛极表赞成。1945年，到重庆与会谈，章氏见毛。毛征求章对形势看法。章认为无和平诚意，渝州非久留之地，在手上书“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旧政协代表，先允章充任；CC派建言章必袒共，遂以主办《申报》为由，令章赴沪。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和平谈判”。章氏两次被李任为会谈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破裂后，即留京。遵嘱，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又策动杜月笙来归，未成。建国初期章以饱满热情亲苏，学习俄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长。1955、1958、1960年，章氏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大计，均未成功。1957年中共整风，章谏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章函，始得解脱。毛又为章澄清“三一八”惨案中无直接责任，使章处境好转。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困窘，章亦不免。毛对章说，1920年你捐助二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1961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送二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毛以“还钱还利”为词为章解困，否则章不会收。1963年，70岁寿辰，请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赴中南海家宴，并请各携一子女同来。毛由此识章氏养女章含之，并邀其教授英文，后调外交部任职。1965年，学术界关于《兰亭集序》真伪之辩，章氏向毛推荐高二适文章与郭沫若争鸣，使高文得以发表。争鸣展开后，毛据郭沫若的汇报，竟作出非学术性的判断：“看来，过去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章氏原先准备向报刊寄发《柳子厚之于兰亭》文，听到风声未寄。章的秘书之寄到报社的文章也索回不发。三个月后，“”序幕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出笼，一场为害巨大的劫难降临中国人头上。
“”劫难中仍不忘调和
“”开头几个月，章士钊生活未受影响。1966年8月号召破“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被视为旧者，旧即“反动”也），千百万红卫兵杀向社会，批斗、游街、抄家、体罚、焚书，到处可见。8月29日，一群北京大学红卫兵闯入章宅，批斗、抄家两个小时。当日，章写信向报告挨斗情形。9月1日，毛回信称：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九月一日
同日，指示三一医院接受章士钊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住院保护。三个月后，形势稍缓，章回家居住，读书写字，闲适度日。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春，街头出现反击“”和“打倒刘少奇”大字报，又引起章氏不安。他认为，“”如此闹下去，国家要完了。3月初，章氏致函，章在信中说，假若刘少奇有错误，望毛、刘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检讨，但切不可打倒，等等。3月10日，毛回信云：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三月十日
章致毛函同时，还写信给刘少奇，劝刘少奇认错，内中写道：
今外间之所启齿于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章士钊确实太天真了。当派人送来刘少奇的“罪状”材料给章看时，章才醒悟地说，我老了，我的意见已无用，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从此，章专心整理《柳文指要》。书成，康生挑剔书中毛病，不拟出版，赖全力支持，该书终得刊行。当时，有关古代文化学术著作只有少数准予出版。其中一部是郭沫若抑杜扬李的《李白和杜甫》，一部即章氏的《柳文指要》；“”期间，稿费废除，只好以酬谢作者辛劳为名，送一万元给章。
学术成果问世后，年过90的章士钊又想到多年努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尚未完成。1972年，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请求再赴香港，促进统一事业。经批准，章于1973年5月23日乘专机抵达香港。《明报》报道称，章氏此行，乃为国共和谈，台湾方面将由张群出面，云云。可见，章此行影响之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章氏抵港第二天即病倒，7月1日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写下最后的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章氏已逝33年，两岸统一仍是悬案，而他的种种调和努力，后人应记而勿忘。
结语
章士钊是一位奇特、复杂、多面、善变，独具思想，我行我素，有棱角而又不欠圆滑，命运多舛，而又左右逢源，史有其名的人物。
章氏的思想调和论，实主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皆可和平共处。而其政治调和论，力图在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良、正动与逆动势力之间斡旋，消除矛盾，化解纷争。他既可以与黄兴共事，也可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联手；既可以做袁世凯的座上客，也可以与岑春煊联合反袁；既可以与、杜月笙、戴笠辈把酒言欢，也可以与陈独秀、、、等友好相处。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伟人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虽备受责骂（如鲁迅之骂“落水狗”），一再翻车，却败而不馁，屡挫屡起。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赤白两道相搏，八方豪强问鼎。于是，“调人”应运而生，或为幕宾，或充谋士，以出谋献策，纵横捭阖为能事。颇类于朝秦暮楚，此倒扶彼的古代纵横家们的作为。鲁迅把章士钊同杨度、白坚武划在一个“圈子”，说他们总在“猛人”之间周旋不已，似乎不无道理。倘不以成败论英雄，则章氏一生经历政学两界共70载，总能在曲折坎坷中逢凶化吉，自保其身，实在是难得的。作者对这一特殊现象，叙事详尽，而评论稍感不足。
学术性传记，往往文字呆板枯燥，可读性差。本书作者注意于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即使写到晦涩的古文和深奥的哲理，也能浅中见深，文字干净利索，近于白描手法，偶而参以史迁余韵。其中奥秘何在？窃以为是作者为写人而写人，信笔写来，娓娓而谈，由此打动读者。
工业的欠缺，村落资源的丰富，让松阳在这全国性的乡村旅游热潮中，捕捉到发展良机，并于2013正式开始乡村旅游规划与建设。我们走访松阳多个村子，看到了这些偏远村落的独特味道，也看到了它们在这方兴未艾的热潮中的反应。
村落情况：杨家堂位于松阳县东北部的三都乡，距离县城7.5公里，海拔325米。杨家堂三面环山，是个典型的阶梯式传统村落，被称为“江南布达拉宫”，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5年获“中国最美村镇榜样奖”。村落经济来源主要以种植高山茶叶、水果为主，目前引进各方资源，改造利用老房子，开发多样运动休闲项目。
交通：从县城出发，约20分钟车程。
杨家堂|摄影家口碑中走出的小山村 1/2.昔日亮眼的白壁，在岁月的的氤氲下，脱落斑驳。黄墙黑瓦，袅袅炊烟，恍若世外桃源。（摄影/叶建武 应露婷）3.现代照明灯使得宋氏宗祠亮堂堂，但这古老的建筑却在稀稀落落的雨点中，低鸣着历史。
杨家堂藏于山坳，整体建筑坐东朝西，而村西的小山则是盛览杨家堂的最佳位置――放眼望去，20余幢建于清代、民国的建筑，从山麓蔓延至山腰，上下屋高低落差约二三米，错落有致，恰到好处。亮眼的黄墙，夹杂着斑驳稀疏的白壁，那是历史的痕迹;层叠有序的黑瓦与层层跌落的马头墙，低鸣着昔日的辉煌。走进这些老宅子，老宅均为一进式的三合院，五间两厢或七间四厢，大厅一目了然;天井用不规则的卵石拼成各式图案，如八卦纹、卷草纹等;门屏户牖和牛腿雀替上的木雕多为仙人、鸟兽、花草等吉祥纹饰，虽然朴实，却甚为精致，生动得几乎要跃出框架。
同老宅子在岁月的氤氲中，消磨了生气一样，村里也难得见上年轻人。村里的老人倒是亲切热情，如用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的宋氏老两口，老人见到我们，慈祥的笑容荡于脸庞，一边亲切地招呼我们，一边手脚利落地准备着午饭。没过多久，就像变戏法一般，十几盘菜端出来，诱惑着馋虫。平常又丰富的菜，让我们在异乡，被浓浓的乡情包围着，感动着。
而早在2000年，这座壮美的“金色布达拉宫”因以其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得奖，已在摄影圈里流传开来，自此，杨家堂引来摄影师、画家无数。而单纯新建的观景亭已无法满足络绎不断的访客，并且适逢乡村旅游规划开始落实，自此，杨家堂景区的创建，村落的维护与修缮被提上日程，民宿的开发也是蓄势待发。
杨家堂努力创设4A景区，自2013年起至今，已在村落建设上投入一千多万，目前已卓有成效。杨家堂基本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对原有的路面进行修复、拓宽及平整，引进自来水，并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而在2015年，全村的屋顶瓦片全部被翻新，夯土墙用原始工艺进行修复，并且对核心景区的两栋现代水泥砖瓦房进行改造，改平顶为坡顶，外墙喷漆以统一景观。另外，在民宿的开发上，杨家堂与松阳县建设局合作，修缮了村里最为破败的7号楼，开发为民宿样本;与此同时，引进隐居集团等社会资本，开始品牌民宿筹建。而除此之外，在运动休闲的开发上，杨家堂利用历史悠久的武松古道，举办山地竞速与自行车爬坡等项目，来访人群日益增多。待到一切开发基本完成时，杨家堂将计划与三都乡其他村落连合，规划三都乡古村落旅游环线。
樟树娘
杨家堂曾因村里的三棵交叉的樟树，故名为 “樟交堂”。樟树在杨家堂是个神圣而标志性的存在，当地世代有认樟树为“娘”的习俗。认“樟树娘”可以避免属相、八字与生母不合的新生儿与生母相克;另外，“樟树娘”又能保佑孩子好生养。每月的农历十五，村民们都会准备祭品去祭拜樟树。也许，在避难至此的杨家堂先人眼中，樟树是个凝聚众心的地方。樟树下成了公共空间，聚会、喝茶、聊天、商议大事。延至今日，在“樟树娘”面前，哪家的红白喜事，哪家的金榜题名，全当自家兄弟姐妹的事，而这正是在共同信仰面前的舒心与团结。
墙头墨书
村落凋敝的老宅子，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宅子的院墙上端，《朱子治家格言》《孝经》《孝悌力耕》及《宋氏宗谱家训》等文句被珍重地镌写在墙面上，举重若轻。这是杨家堂“勤于耕作笃于读”细无声的渗透感化。教育是杨家堂的重中之重，并于1901年创办了松阳第一所小学迪德学堂。杨家堂的老宅里，几乎每家都有学报、官报的残存。民国后，从这座小村落里，走出了46名有教授级别的人才，其中博士导师、有博士学位的就有4人，成了远近闻名的博士村。
样板民宿
由村里最为破败的7号房改造而成的“悠悠时光”民宿，是杨家堂的首家民宿，并打造成民宿样本。“悠悠时光”在古村落里显得恬淡而素雅，它的房间有着简单却又让人心灵柔和的名字――“云停”“星落”“晓白”“雨歇”“风眠”“月初”，大有纵一日闲情，舍一身凡尘，与星月同醉之境。目前，这家民宿暂由其开发者之一的松阳县建设局管理着，未来将要对外招商，由社会力量来经营。
界首村|寻找新生力量的埠头文化 1/2/3.精致的木雕，斑驳的墙头书，提醒着这个耕读世族的优良传统。4.樟树娘是杨家堂人共同的信仰，人们在樟树下，分享着欢乐与忧愁。（摄影/吴颖雯）5.简单而干净的民宿，是宋大叔宋大妈精心呵护的新生儿，他们期待能给住客提供最温馨的体验。
界首夹于万寿山与松阴溪之间的狭长地段，因地制宜，化身为停泊江畔的大船。而得益于多年积累的巨大财富与浓厚的商贾文化，界首在各个时期都得到很好的规划与维护，今日我们才有幸梦回明清――登上这艘船的船尾，映入眼帘的是连绵的白墙黑瓦，马头墙高低错落，甚是抖擞。沿街建筑的墙基由鹅卵石铺就，整齐有序，已在历史的冲刷下，益加圆润光滑。林立的店铺多铺设在老街的左侧，饭店、酒店、中药店、豆腐店，泥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前店后宅，甚是热闹。右侧是20多座鳞次栉比的豪华民宅，多为二进或三进的重檐泥木结构楼房，其稳重质朴的马头墙、五彩华丽的户牖厅堂装饰、精致多样的木雕石雕砖雕，无不气派地展示界首儒商的成就与骄傲。而街道上三道立于禹王宫与刘氏家祠间的圆拱门，楹额上浑实地镌刻着“德被苍生”“功垂奕祀”等，恰是界首先人们的缅怀与期许。
站在船的龙骨――从宋代至今的古驿道上，看着坐落两旁的古民居、祠堂、客栈、商铺，其壮丽规整，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松阴溪上游昔日著名的埠头，这个商贸中心和物流集散地，曾经聚集了多少热情的商客、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行色匆匆的旅人，而那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无奈，昔日因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又是松阳与遂昌交界之处而获得的贸易优势，在公路运输发展之际，慢慢失利，以致埠头沉寂，界首成了不得不停泊的大船。 1.古驿道上的圆拱门，楹额上浑实的字，恰是界首先人们的缅怀与期许。2 人们依旧过着寻常的日子，晾着衣服，晒着端午茶，纵使这个村落的埠头文化不似当初辉煌。
现在，乡村热给这座沉寂已久却又保存完整的古村落，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而界首也顺应潮流，蓄势待发。界首积极开展“六边三化三美”行动，集中整治村落环境，铺设排污管道，兴建公共设施，还于2016年初大范围种植天绒鹅紫薇花，打造花海工程。而自2014年开始，杨家堂投入近400万元于宗祠、古民居及古街巷道的修缮与维护，另外，还整治、改造、拆除与传统风貌建筑不相协调的建筑。除此之外，为了维护古建筑的原始风貌，村里还特地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及专业施工队进驻，开发独具古村特色的精品民宿――卓庐，现已签约与项颖颖，名为“卓庐若家”。而在村落改建的过程中，村民的积极参与是其亮丽之处。村民刘方德开设福满堂客栈，经营餐饮，又在其斜对面开设福满堂民宿;村主任经营的一亩茶茶室及村老干部负责的元庆佳苑民宿也相继开业。在文化上，村里邀请丽水太极拳研究会副会长朱力俊大师在村里办班，免费教村民练习太极拳，其夫人刘燕青开设古筝兴趣班，吸引多人前来学习。新业态的引入与培育，界首正向着集观光、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迈进。 1/2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行动不便的刘为朝老人之手，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故乡的眷念。3 精致的壁画让这个重生的一亩居，更有底蕴。4/5别致的吧台，传统的木质床具，是福满堂的用心所在。
村落情况：界首村位于松阳县城的西北部，距离县城20公里，是丽水市保存较好的古村落之一。界首地处松阳与遂昌的交界处，是进入松阳的第一个村落，故名曰“界首”。界首偎依在松阴溪畔，在狭长的山水之间，构建了船型村落，是个典型的傍水式传统村落。目前，利用界首的历史资源与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力主将界首打造成一个集文化、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宜居宜业精品村。
交通：从县城出发，25分钟左右车程。
民间高人
刚踏入居易堂，立马被一幅巨细靡遗的界首俯瞰图所吸引，上面详尽地记录着界首的历史及其建筑变迁史，一问之下，更是震惊，这画竟是出自于一名聋哑、手脚不便的老人之手。迫不及待走进房子，院落干净整洁，墙壁上挂满字画，全是刘为朝老人的作品，书法作品、刘氏祖先画像、农民耕种生产图、耕读传家图，从老人的左手泉涌而出，无一不流露着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故乡的眷念。可惜正值午休时间，我们未能拜访到老人。
往来无白丁
一亩居现为一茶室，淡雅清幽，难以想象的是，百年前竟从这里传出了琅琅的女子读书声。1906年，留日归来的刘德怀，在故乡创办了丽水第一所女子小学――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比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学堂章程》还要早。女子学堂不仅招收界首本村的适龄女子，也有外村的，学生入学一律免费，但“缠足者不许入学”。除了教授传统国学外，还有数理化等现代知识，刺绣缝纫等实用知识。在当时如此“另类”“出格”的创举，刘德怀该是面临多大的压力，排除万难而促成的！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已是界首的一大重要民风。界首先人们除了办学之外，还用多种奖励方式鼓励子辈学习，故村落里少有白丁。
新生力量
福满堂客栈隐藏在不起眼的木门之后，却是一股隐隐攒动的新生力量，给当地人树立了新的发展榜样。在福满堂前厅，朴实的木质家具与素雅的摆设，正是那寻常百姓家。步入，豁然开朗，拾掇整洁的“从前小院”映入眼帘，一花一草一树享受着春日，恬淡地生长着。脚底下有条石头铺就的小路，通向幽境。走进一看，竟别有洞天，隐藏着一个茶室――黄土墙萦绕，蓑衣陪伴，桌上茶具别致可爱，倘若雨天，坐此茶隐，听户外小雨缠绵，谈古论今，该是怎般惬意闲情。
村落情况：象溪一村位于松阳县东部的象溪镇，距离县城20公里。象溪一村建村已有1300多年，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素有“秀才村”“耕读村”等美誉。村子依傍在松阴溪旁，风景秀丽，又有十多幢明清古民居，是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丽水市首批“十大美丽乡村”。 而今象溪一村已蜕变为远近闻名的精品村。
交通：从县城出发，20分钟的车程。
象溪一村|没有完美古村落也能让人看见历史 1 高大恢宏的牌坊是象溪的一地标，借用昔日的文化辉煌，勉励着后来者。2/3传统石门，矗立在广场上，旁边伴随着别出心裁的拖拉机盆栽，另类却又异样和谐。4 农耕博物馆里的很多器具，来源于当地村民，古朴而别致。
在松阳走过那么多的村落，象溪一村算得上是独特的，新农村的建设速度很快。
走进象溪一村，一片面朝松阴溪的小洋楼映入眼帘，一层多为店面，有以当地特色溪鱼为主打的饭店，也有村民自己开的传统美味糕点屋，热闹繁华。而据象溪镇副镇长所言，这片小洋楼将会是民宿建设的最佳地址。穿过石板和石子铺就的小道，柏油路即横于眼前，矗立在大路的一端的，则是更为整齐划一的现代建筑群。这些房屋的建筑，是由于2009年实施的老村改造，在拆除老屋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楼层同高，外表相当，居民的生活环境更好了，店铺里三两老人谈笑风生。看着这些整齐干净的房屋，心里却难免有些惋惜――求同难以存异，更何况它们是以老屋拆除而换得的。
在大路的另一端，保存完好的高焕然故居、文昌阁、高氏宗祠、朱熹讲学地及10多幢明清古民居，像恭候多时一般，等待着游客的踏足。这些老建筑记录着象溪一村的历史，更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象溪一村的古意，更多的是隐秘于建筑或老器物的活用上，比如石门广场，比如由1913年高焕然创办的象溪初级小学改造的村会议室，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文化礼堂，步入这些地方，新味里含着古意，总会有意外的惊喜。
2009年象溪一村开始启动旧村改造项目，并在几年内，通过统筹整合美丽乡村、美丽宜居示范村、水韵象溪风情线等项目，先后共争取到近千万元资金，而各种规划项目也得以顺利实施。目前的象溪一村改造，已卓有成效，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完毕，建成的石门广场、进士文化区、半亩方塘等成了新的文化景观，居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科教文卫等服务设施也完善了。在此过程中，不断有村民参与进来，如村委主任高庆威于2015年开办渔家乐，以示范带动其他村民;民宿上，政府创设样板民宿，给村民自己创办的民宿提供新思路。而在接下来的规划中，体验项目的建设成了重点，如在松阴溪畔铺上沙子，建“阳光沙滩”，提供沙滩摩托体验;创建自驾游露营地，为自驾游的旅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现在的象溪一村，正激情高昂地迈着大步伐，努力着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创意的历史
象溪一村的石门广场是当地政府自己设计的村落历史博物馆，用创意记录消逝的历史。广场里展示的石门，均是在老屋拆除过程中，有意识保留下来的，一道道形状各异的石门，吞吐着这座传统村落的民居历史，更显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场上，还有个别致的“盆摘”，竟是辆拖拉机！废弃的拖拉机，在村干部的奇思妙想下，从垃圾堆里完美脱身，变身为盆栽，各色的花朵在上面肆意绽放，倒成了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石门广场的设计，虽难以如专业设计一般精致高雅，但正是由于村干部对象溪一村文化与特色的了然于胸，设计出的广场才是此般接地气，而又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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