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善译；传统译论；现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126-02
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多以经验、感想为基调。从道安至玄奘，其间的论述虽已涉及原作语言、句式与文体的处理、翻译原则、译者修养及译作的接受环境等问题，但始终停留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论述上。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善译”的理论。
一、马建忠其人
马建忠（1845-1900），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刺激了少年的马建忠，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1870年马建忠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1876年前往英、法，入法国政治学院，主修国际公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翻译。郭嵩焘离任后，马建忠又充继任公使曾纪泽的翻译。而后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继续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直至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去北京，襄助李鸿章赴马关议和。
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后，马建忠一直埋首整理《马氏文通》一书，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
1900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襄理文案，七月，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二、时代背景
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他提出设立翻译书院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当时“学习西方”之急需，“译书之不容少缓”；二是“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为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这段文字是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翻译现状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翻译人才的缺乏必然导致翻译质量的低劣，不仅误导读者，而且严重歪曲了原著。而正是由于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采用的一种较普遍的译法叫“西译中述”。即“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用；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张静庐：1957）。虽然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西译中述”的翻译方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传播西方科技和文化、为国人提供学习西方的条件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马建忠的批评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
三、“善译”
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其“善译”的论述：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提出了应对“译书之不容少缓”以及“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的具体办法，对译者提出了至高标准和奋斗目标。“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认为好的翻译应该不改变原文的信息，产生的译文能够正确引导读者，与阅读原文没有什么不同。“善译”理论是对培养合格翻译人才，改变翻译质量低劣的现实，更好地学习西方，自立自强的一项指导性原则。
（一）“善译”与“信、达、雅”
与马建忠一样，严复也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他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因此，讨论“信、达、雅”也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达”，严复认为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启迪民智、富国强民。从根本上说，严复的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雅”，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
最后“信”是建立在“达”和“雅”的基础上的，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
而从“善译”的理论来看，其条件是，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翻译的过程是“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也体现了“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与严复的“信、达、雅”相比，不仅提出的时间更早，而且更具高度的概括力，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即已经概括了传统译论一直以来争论的“直译”与“意译”，“形”与“神”，“文”与“质”的矛盾。译者“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易于实现；译者“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那么“达”也自然能够实现；而译者“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成之文”则必然能够反映“所以译者”的“雅”或“俗”，“所以译者”“雅”，则“译成之文”“雅”，“所以译者”“俗”，则“译成之文”“俗”，这也体现了“信”的意旨。
由此可以看出，马氏“善译”理论不仅论述严谨、逻辑性强，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和衡量标准，便于把握，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译论，也超越了其后来者如严复的“信、达、雅”说。
（二）“善译”与现代译论
“善译”理论采用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指出翻译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提到，“字栉句比”，“析字句之繁简”涉及句法学；“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涉及词源学；“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审……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涉及语义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则涉及音系学。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善译”理论与John C. Catford翻译理论的内涵有某些相仿之处。Catford对翻译给出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马氏说“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即是要求译文不论在语音、句法、文体、语义等“材料”方面与原文无出入，译文与原文是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躯壳。Catford根据翻译层次（levels），对翻译进行了分类。他所说的翻译的层次是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可分别对应于“字句之繁简”、“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音声之高下”。由此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末提出的“善译”理论已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现代翻译理论的高度。
四、结语
作为近代中国首先觉醒、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之一员，马建忠立足于社会现实，积极倡导并投身于社会的改良活动。对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他利用自己所专学，深入研究，提出了“善译”的翻译理论，为引介西学、启迪国民创造了条件。
“善译”理论不同于以往主观随意性强、缺乏学理基础的传统译论，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标志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理念发生了转变。它不仅是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衔接点，而且为中西译论之间的相互阐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3]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下卷） [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由于他先容了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回于虚耗,由于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关翻译新题目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特点；启发
B248；B222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高潮。据统计，自1582年至1773年，共有352种西方著作翻译到我国，其中天文学类71种，数学类20种[1]。在西学译著中，《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火攻挈要》、《远西奇器图说》等被邹振环选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有以下特点：
一、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产物。
受当时历史的影响，为了殖民地的扩张，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作为中国耶稣会士的首任会长，利玛窦了解到这种情况并发觉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后，便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巨著。1601年初他到北京朝拜神宗，贡品有报时钟、《万国图志》、天主经、西琴、珍珠镶嵌的十字架。神宗及其称赞，给予他优厚待遇。这样他建立起了教堂，开始与中国士大夫合作开始传教活动。徐光启在论及《崇祯历书》 编译工作的奏折中说：“臣等借（西洋）诸臣之理与数，（西洋）诸臣又借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倚，不可相无。”而从利玛窦记述自己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中的一段文字：“……徐太史先生来，太史既自精心，长于文笔，先生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 我们可看出《几何原本》这样的科学著作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而成。除了上述的合译方式外还存在以下一些中外人士合译方式：《同文算指》、《圜容较义》：西海利玛窦授，浙西李之藻演；《浑盖通宪图说》：利玛窦口授，浙西李之藻振之演，漳南郑怀魁辂思订。
二、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不具备翻译的专业性
众所周知，一所好的翻译机构应该具备专业的翻译人员，完善的翻译理论，广阔的翻译内容。明末清初，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翻译机构，在这里，徐光启和李子藻，李天经等人以及一些传教士共同编译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历书，图表。但受时历史的影响，首先就其翻译内容而言，虽然内容多，举凡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医学、音乐、建筑，斑驳陆离，目不暇给 [2]。但为了投帝王和官吏所爱，所翻译的核心是天文学，历法和数学，其他方面涵盖的较少；其次就翻译思想而言，主要是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以及李子藻所言的“创译”思想。尽管他们的翻译思想有其先进性，但最终却没有上升到系统翻译理论的境界；最后就翻译专业人士而言，参与这次翻译活动的人员西方主要是传教士，而东方主要是士大夫。他们在翻译之时根本就不具备现在专业翻译人员的条件：一定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经历，牢固的双语知识以及灵活的翻译策略。
三、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局限性
明清之际，虽然在“西学东渐”进行的过程中，“东学西渐”也逐渐发展。
由于明清之际的翻译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传教士引入科学文化知识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并且传入之后是在社会的上层文人学者中传播。这在知识的本身和产生的影响上都有很大局限，这种局限使已经传入的知识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只是在天文，数学和地图方面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明清这次翻译高潮并没有在全国自上而下形成气候。
四、明清科技翻译对当今MTI的启示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科学鼻祖徐光启。他是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与李子藻，杨廷筠并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他和传教士翻译了许多文献例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译作质量惊人，所译的几何原本受到梁启超美赞。徐光启是能救明朝不亡的人，修历、造炮、练兵全靠他，他去世后，明朝就没救了[3]。
徐光启的精译与他的反复推敲，好学的学习精神以及为“富国强兵”“裨益民用”的爱国精神息息相关。徐先生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对父亲有这样一段评述：“考古证今，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他强国富民的愿望使得他在农业、军事、天文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另外他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勤奋不辍紧密联系。张薄在《农政全书序》说到：“公精默好学，冬不炉，夏不扇。予在长安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半夜乃罢。”这种勤奋精神使他在几何原本里的“三角形”“对角”“直角”“钝角”等中文数学术语，不仅沿用至今，而且还影响了日本等国的相应译名。晚年编写崇祯历书时，即便卧病一个月也“力疾倚榻，长官隶属”。
徐先生的翻译思想力争“超胜”，因此徐光启当年所取翻译策略也颇值得借鉴。在1631年上奏的《历书总目表》中，他曾说：“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好一个“熔”字！它一下便把所谓的信译甩开老远。顺便提一句，即便对“盖世钜典”（the greatest textbook ever written）《几何原本》的翻译，徐先生在也没有唯原文是从，不仅改了书名，正文中也有“操控”情况，如第1卷“界说三十六则”及第5卷“界说十九则”。
译作流行的因素除了有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文字境界，原文潜质外还有受众基础，徐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声誉，也在于他翻译的选材。他选材注重实用，1612年，徐先生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这次翻译恰如他人所述：“他翻译时，是在中国原有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选择其中对当时具有实用价值，或确实属于先进方法者，经过制器和试验，才编译入书的。”
被本书誉为“巨人的一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造就了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吸取营养。当今MTI专业学生应该像徐光启先生那样，在科学技术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从事科技翻译活动。徐光启在科技翻译活动如翻译《泰西水法》和历法中本着科学，不盲目相信的态度。作为专业译者，更应该利用好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各方面知识。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和各大译作，力争通过翻译，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做一名优秀的译者，为国家、社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赵文利.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62
[3]李天纲：“西学”与上海文化，《书城》2013年11期，页38-39）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4]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千年译经运动中出现的译场制度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一、佛经译场对合作翻译形式的影响
公元383——385年，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翻译佛经。这样，佛经翻译就由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合作翻译。在前一阶段，译一部经，只有口授、传言、笔受三人，有时口授又兼传言，这样两人也可以译经。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苻坚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而且同一道手续有时又由几个人参加。到姚秦时，鸠摩罗什主持译场，参加的人数就更多了。唐代玄奘所主持的译场，与前一阶段的译场相比，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的译场制度，说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又往往由多人分担。唐代以后的译场虽然还有发展与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超越玄奘所主持的译场。译场实行合作翻译的形式，使得翻译过程有了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应用。
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形式。明末，参与翻译的除了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外．还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徐、李二氏为富国强民，毕生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西书，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他们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1606何原本》(前6卷)，使西方几何学开始在我国系统传行，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翻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徐光启结识了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后，还先后与他们合译了《泰西水法》(6卷)、《测量法义》、《简平仪说》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著作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11卷)；与葡萄牙人傅泛际合译的有《寰有铨》、《名理探》(原书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前10卷)等，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和医学等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清初，康熙帝笃信西学，倡导西译，编纂西籍，整个康熙年问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西欧科学书籍，其西学东渐之势不亚于明末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皆为外国传教士，如比利时人南怀仁和日尔曼人汤若望等。翻译形式同样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明末清初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自清雍正帝1724年禁教并驱逐西方传教士之后嘎然而止。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科技翻译才得以继续，并逐渐形成我国科技翻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本土翻译家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为代表，外来译者有艾约瑟、傅兰雅、伟列亚力等。李善兰与伟列亚力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数学家里棣么甘《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士《代微积拾级》18卷，使西方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第一次传人我国；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2o卷，第一次将牛顿三大定律等近代物理学介绍到中国。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10余种，将包括概率论在内的许多新的数学分支’理论第一次译介到中国；与金揩理合译《测候丛谈》、《御风要求》；与麦考温合译《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西书多卷，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70、80年代西方化学科学成就，并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对于当时的译书方法有所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91．j精”。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中外译者合译西书，传播西方科学的忠实记载。
合作翻译的形式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有重要影响，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林纾自己不懂外文，却在近3o年的时间内，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属小说者有163种，囊括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的作品，所译字数达12o0万，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dz是少见的。林纾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以及许多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o1)、《伊索寓言》(19o3)、《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1905)、《鲁滨逊漂流记》(1906)、《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1906)、《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o8)等，从而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天地，对于近现代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贡献。
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里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因此，谈到林纾的翻译时，不能不提与他合作的口译者。据目前所知，口译者有19人之多，主要的有王寿昌、魏易和陈家麟。王寿昌是林纾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口述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使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王寿昌是林纾走上翻译道路的引导者。虽然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不多，但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30余部，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50余部，主要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成就时，这些口译者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佛经译场对翻译理论建设的影响
译场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和翻译家进行佛经翻译。他们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译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论列举如下：
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对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的《县钵经》作出了理论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出现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所以有人认为支谦是直译论者。但细读原文，可以发现维祗难与座中众译人“好质”，主张直译，而支谦“好文”，主张意译。因此，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文”、“质”两派的一场论争。同时，文中多次提到“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文中“其传经者，当令众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已明确提出译文要“晓畅”、“顺达”；文中还提到“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之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可见，“雅”作为佛经翻译的一种标准，当时已经被人们所认同。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如《道行经序》、《革卑婆沙序》、《人本欲生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比丘大戒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等。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因为“五失本”列举了五种违失原作本来面目的情况，甚至把将胡语倒序改从汉语顺序也视为“失本”，所以多数研究者推论道安主张“直译”。至于道安时代的译文确实具有直译风格，甚至可以说是生硬。这主要是因为译经初期，梵僧不晓汉语，华僧则不谙梵文与佛义，翻译时生怕毁损佛义，所以只好“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事实上，道安的“五失本”揭示了梵、汉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失本”，即译者的变通，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
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以得补失”，这反映了翻译的辨证法思想。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道安的“三不易”则提出了翻译的主客观两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由译者本人的学问与道德修养不足造成的主观困难。总之，道安尝试对梵、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律性总结，以便摆出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
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六《僧睿传》里有一段关于鸠摩罗什校译《法华经》的故事，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则公认的译例，是论证直译与意译思想的典范。同时，罗什在中国译论史上还留下一个妙喻，即把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梁启超曾经认为这个比喻反映罗什持有“翻译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罗什仅仅是从反面设论，指出不理想的翻译的坏效果而已，但这个比喻再次说明在译文中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非常重要。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他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他的译本不仅信达兼备，而且文辞优美。他所译的《维摩洁》和《法华经》不仅在佛学界，而且在文学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道安的弟子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b-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提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即“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玄奘留给后人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五不翻”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贤哲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翻译观点。这些从译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译论涉及翻译的各个方面，虽然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议论，但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三、佛经译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这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宋高僧传》记载，嘉尚随玄奘在玉华宫译场翻译《大般若经》，充当证义、缀文之职，才能杰出，后来在后武时期又与薄尘、灵辩等人参与译场32作，充当证义，“功绩愈繁”。玄奘的高足法宝，在参加义净译场时，充当证义，“颇露头角，莫之与京”。玄奘的弟子新罗僧人圆测，在高宗末年和武后初年，又人译经馆，充任义解、证义，“众皆推挹”。
宋代，太祖赵匡胤有志于译经，并建造译经院，请印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主持译经，从而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后来，天息灾向朝廷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东来，势必使译经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1o人受业。因此，译经院也更名为传法院。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如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教授蒙古语和波斯语。其毕业生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译史或学官之职。
明代，中国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各国交往十分频繁，而口笔译人员奇缺，因此不得不设立专门学校——四夷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原为八馆，后又增添两馆，教授蒙古、西藏、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的语言。毕业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来，谈话交际，都有他们翻译。四夷馆的设立极大地满足了当n-．i’#b~x翻译的需要。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追风筝的人》
一、引言
归化与异化的应用是基于不同的语言、意识形态、文本类型、翻译意图、译者态度以及读者的要求等因素的考虑，更加上升到文化层面以完成翻译的使命。两种翻译策略共同使用，可以最大程度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进而达到传递文化又易于被读者理解的效果。
二、《追风筝的人》简介
《追风筝的人》作者是卡勒德・胡塞尼。该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富汗，12岁的主人公阿米尔的父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却感觉父亲对自己十分严厉， 让他对父亲既害怕又敬仰，相反父亲对家里仆人的儿子哈桑多加关怀。虽然哈桑与自己情同手足，但他却心感妒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令阿米尔深陷自责并与哈桑的关系僵化。为了赢得父亲的爱，他逼走了哈桑。不久后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便随父亲逃往了美国。成年之后内心的悔恨不已，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救赎之路。
《追风筝的人》于2003年出版，是美国2005年排名第3的畅销书。至2007年全球有30多个国家出版，作者也于2008年荣登全球最畅销作者宝座。
三、作者与译者
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
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因阿富汗战争随父亲前往美国居住。是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2003创作小说《追风筝的人》，由于作品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所涉及的主题，2006年胡塞尼获得了联合国首届人道主义奖。
李继宏，出生于1980年，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任职。现主要从事翻译与写作工作，译著涵盖小说、散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等领域。主要译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 《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四、归化与异化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的应用
1995年，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关于翻译策略的两个重要术语：归化和异化。对后世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兼翻译家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我认为，只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一种是把读者带向作者，保持作者不动；一种是把作者带向读者，保持读者不动。”
1.归化的定义
归化是指按照读者当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进行翻译，采用近乎于同化的方法来迎合本土的生活习惯、文化生活、政治需求等（Lawrence，Venuti， 2006）；也指用流畅、通透的翻译策略来最大程度地降低读者对原文的陌生感（Shuttleworth，Mark，1997）。因此，归化策略使译文自然、通顺、避免了生僻词语的使用，也更加符合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
2.异化的定义
异化是指不遵循读者的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Lawrence，Venuti，1995）；或指保留原著作者的本土文化，对其进行直接翻译或音译。这种翻译方法展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跨文化特征，充分利用语言的开放性、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
归化与异化的产生是基于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原作的文本类型、译者的翻译水平、译者所处的时代特征、译者所接收到的文化熏陶等。不论采用哪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只有最大限度地忠实原著才是好的译作。
3.归化与异化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的应用
近年来中国也不断有学者谈论归化与异化的话题。如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可以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1998）。郑海凌认为，译语的异化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对抗与对话（2001）。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翻译中。
李继宏对原作中出现的外来语也做出了归化与异化的不同处理。对于原作中涉及文化色彩的斜体外来词，绝大多数采用归化策略，即在汉语中找到对等词语。这样可以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使读者有效获取文中信息。而对于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等词语的斜体外来词则是采用音译并在末尾附加上注释义的异化翻译策略。这样也可以展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
如下表中实例所示。
（1）归化的应用。在阿富汗， “Kaka”“Khala”“Agha”和“ Jan”是人们日常打招呼的常用词，这些词也多次出现在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中。原文对“Kaka”“Khala”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分别为英语中“叔叔”“阿姨”的意思。因此李继宏将“Kaka”的翻译为“叔叔”，“Khala”译为“阿姨”，“Agha”译为“少爷”。同理，“Jan”是拉辛汗在亲切称呼阿米尔时所用到的，拉辛汗与阿米尔的关系十分要好，他给阿米尔在写作方面的引导甚至比爸爸还多。因此李继宏将“Jan”翻译为“亲爱的”。对这类人物关系的称呼语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便于读者清楚的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使译文简洁明朗，也无需其他解释，弱化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冲突。
“Nang”“Namons”经常并列用于原作之中，用来表示光荣、荣耀的地
位。如：And no father， especially a Pashtun
with nang andnamoos， would discuss a mojarad with his daughter（2003：159）。在阿富汗，男人的地位要比女人高很多，尤其是普什图族人，他们强调男人的“名誉”和“尊严”。李继宏用归化策略将阿富汗文化清晰的诠释给读者；反之，对于读者而言，这些外来词无法使读者了解阿富汗的民族文化，因而失去了原作者的意图。
同理，文章中还有许多外来斜体次也同样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如：“watan” 和“Pirhan-tumban”，分别译为“我们祖国”和“长袍”； “Mujahedin” “Shorawi”直接译为“圣战者组织”“俄国”，用汉语里的对等或相近词语来替换。甚至将用于评鉴学业成绩的“A”也被译者用归化策略译为“优”。
（2）异化的应用。“Babalu”是阿瑟夫（小说里的反面人物）给阿里取的外号。李继宏选取“巴巴鲁”这三个字不仅是取决于音译，还是由于这三个字源于中国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的“皮皮鲁”这一形象，“皮皮鲁”虽然是怪物但却有着善良的心地。阿里同样面色丑陋，却对主人忠心耿耿，将这二者视为一体十分贴切。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继宏的翻译在选词方面与中国文化形成了对等，将原文传达给了读者。
“囊”是中国新疆特有的一种食物，主要是由面加孜然、盐等在炉中烤制而成。“Naan”也是阿富汗特有的主食，译者在备注中标明：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其音译起来也颇像“囊”，因此李继宏将“Naan”异化翻译为“馕饼”不仅保留了当地的风俗，将食材和外形生动地展现给译文读者，还将其与新疆的“囊” 区分开来。
“Rubab strings”被直接音译成“雷巴布琴”，然后在注释中说明这是阿富汗的一种民族乐器；YaMowlah音译为《莫拉曲》。“Rubab”是阿富汗特有的民族乐器，译者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将其音译为“雷巴布”并加上个“琴”字来体现出乐器的属性，给小说带来了许多异域色彩，不仅有益于读者理解当地文化，更让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然而，对于“Qiyamat”“Zakat”以及“Baluchistan”等具有浓厚阿富汗文化色彩但无法采用音译方法翻译的词，译者则采用音译并在页脚加注释的方法呈现，这样不仅体现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又用中了进一步解释，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应用得到结论：两种策略可以相互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选择性使用，无需限定归化与异化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范围。在应用过程中应根据翻译动机，翻译者自身水平以及目标读者进行选择。而最终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是为了使读者理解，接受原作想要表达的意图，了解当地文化与时代特征。因此，不管采用什么翻译策略，只有最大限度忠于原作，并使读者感到简单易懂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李继宏先生将这两种翻译策略分别应用于同一作品中的不同语境，不仅将原著较好地再现，还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流利顺畅，易于理解。
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的重点与难点是译者不能讲原著进行简单的翻译，更要将其创作出来，即创作一个语境，创作当时的文化，创作读者能够理解的原作内容。所以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更要掌握两国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Mark Shuttleworth.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Houtlalge， 2007.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诗词翻译 三美论 意境美 许渊冲
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要能在翻译中传达出中诗中的优美意境，是很不容易的。这要求译者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并且还要有足够的艺术热情和文学创造力，才能够将古诗词的意境和味道展现在译作中。
诗词翻译的标准及相关理论。翻译大师许渊冲，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过诗歌翻译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在翻译中展现诗词的特征――通过传神的描写展现意境美、通过音韵的和谐（如押韵或叠词等）展现音韵之美以及通过工整的对仗或长短展现篇章形式之美，使得整篇译作再现原诗的美感、意境和情感等等。在许老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意美”，因为诗词意境之美是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此要先力保意境美，其次是音韵美和形式美。另外，他还提出过诸多创造性翻译的理念，如“优势论”和“竞赛论”――通过运用译语言的优势刻画诗词的意境美或者甚至译语言可以以其优势超过源语言所表达的美感，更进一步地彰显意境之美；“以创补失论”和“再创论”达到译作等于甚至胜过原作的效果。
通过译作中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塑造出古诗词优美的意境。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很难在译作中通过词句或意象来完全地表现原诗意境，因而许渊冲就借着诗歌的一大特征――音韵和形象之美，来传达原作的意境美。例如，在他翻译的柳永名作《雨霖铃》中，他用工整的对仗及和谐的音韵表现出一幅离别时的凄凉景象：
一、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Cicadas chill. Drearily shrill. We stand face to face in an evening hour，Before the pavilion， after a sudden shower.
由于中文中的“寒蝉凄切”这种声韵感和凄凉感在英文中很难有词语对应，因此译者用英语中的押韵“chill”“shrill”来表现出这种寒蝉悲鸣的凄凉气氛，营造出离别时的萧瑟气氛。
二、巧用动词、叠词等，营造原诗中的气氛和意境
锤词炼字是中国诗词学的古老传统，大凡中国诗人都非常注重炼字炼词，一首好诗或好词，常常都是通过一个传神的词语，就将整个画面、意境都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许渊冲在翻译诗词时所用的英文词语，往往都形象、传神、精炼，可称为是“诗眼”，有力地增进了诗词的意境美。例如，李白的《菩萨蛮》中：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The dusk invades the tower high， where someone sighs a longing sign.
在这首词的翻译里，许老用“invade”一词，生动地写出了傍晚时分夜色要开始降临、笼罩四周的景象，衬托出悲凉、萧瑟的气氛。
三、巧用“优化论”“竞赛论”“再创造”等翻译技巧，用创造性的翻译营造出诗词的优美意境和丰富情感
许老非常看重诗歌翻译的“三美”，尤其是意境美，常被他认为是不可缺失的。他认为意译的境界是比直译要高得多的，在“形似”与“神似”之间，他多追求“神似”，即如果创造性的翻译传达原诗的意境美的话，那么就算是成功的翻译。 “优化论”和“竞赛论”都可以归结为“在翻译中发挥译语的优势”。在翻译古诗词时，别出心裁的译者会发挥译语优势，直接在翻译中进行再创作，虽然无法完全对等原文，但是却能更生动、传神地展现原诗意境。
例如，《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落
The autumn breeze， oh！ ripples and grieves. The Dongting Lake oh！ with fallen leaves.
许译在此发挥了英语精确的优势，以两个非常准确传神的动词“ripple”“grieve”，将“秋风吹皱湖水，激起一片涟漪”的画面生动地刻画出来，还将“涟漪”拟人化，似乎带着愁容，这本身在原文中是没有的，但是作者发挥译语优势，创造性地翻译原诗，以此将原诗中难以对等的朦胧、柔和的意境美表达出来。
四、结语
许渊冲先生追求诗歌翻译的“音美、意美、形美”，他巧妙地塑造诗词翻译的“三美”――和谐的音韵、华丽的篇章形式和优美的意象。另外，许老也善用传神、精准的词语来画龙点睛，用一个词就可以点亮整篇译作。此外，他倡导“优势论”“竞赛论”等创造性的翻译手法，通过发挥译语优势，进行二次创作，将原诗的神态、意境和美感临摹到译作之中，从而使译作读者拥有与原作读者相同的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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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安军. 从李煜词的英译看意境美的再现[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6）.
[关键词]翻译实践 翻译批评 功能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65-01
近年来,随着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期盼借助于翻译批评来促使翻译实践质量的提高,使翻译实践活动走向成熟与完善。翻译批评,“说到底,就是要给翻译实践一个方向”,其所肩负的使命不可谓不重大。那么,翻译实践究竟具备何种功能,又该给整个翻译实践活动一个怎样的方向?
翻译批评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众所周知,有文学就有文学批评,有翻译就有翻译批评,那么一部作品翻译得好不好,评论界是要发言的。如果说,我们的翻译水平较之过去已有显著提高,那么取得这一提高的两个关键因素,即一定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这里我们将结合翻译批评的结构特征,简单讨论翻译批评的几种功能。
一、帮助和监督功能
我们能够认识到翻译批评担负着提高翻译质量,保证翻译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神圣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对翻译批评的最高要求,也是给予翻译批评的最高荣誉。
我认为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如果翻译批评对不好的风气、不健康的翻译道德不进行批评,那从何谈起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翻译批评能够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甚至可以帮助译者具体提高某些基本功,促进译者不断努力,译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此外,翻译批评能够监督译者工作,限制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译作,并促进他们认真负责地工作。
二、价值判断功能
这是翻译批评最直接、最基本的功能。简而言之,翻译批评就是对译文的价值判断。
我们进行翻译批评,就必然要对翻译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做出判断。这里所说的判断,并不简单地指对翻译活动的结果,例如译文的正误,好坏进行判断,而是指通过对译作本文的认真分析,提取译作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发掘译作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揭示出一部译作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分析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最终对译作的质量与翻译过程中其他诸因素的生动的、有机的相互关系做出判断。因此,也明确能够认识到翻译批评是对原文和译文的比较深刻的判断和研究。
三、阐释功能
这一功能是由翻译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我们进行翻译,当然离不开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这承载着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进入该语境的因素提供解释,并形成意义。任何异文化进入这个语境同样必须经过这个语境的解释,方能产生作用。因此,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本身对进入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原文本便具有阐释功能。而翻译批评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名家名作和名家名译”,则必须首先对原作进行描述和说明,如它属于什么创作流派,反映了怎样的创作思潮,作者在文坛的地位怎样,读者和批评家对其有何反应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译作在传达原作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诸方面的情况加以阐释说明,即对译作所做出的阐释进行再阐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翻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描写译学的登堂入室,翻译批评的价值判断功能在翻译批评中的地位有所削弱,而其阐释的功能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开始通过对某一译作或某一翻译理论的阐述来证实自己的真知灼见,高扬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不是充当手握真理的法官对译作或译论进行非此即彼、是非分明的判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翻译学建设中,翻译批评的阐释功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协调功能
翻译批评在翻译活动中,一方面起着协调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起着矫正、推动实践和丰富、完善乃至修正理论的作用,而这正是翻译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关系中,丰富多彩的翻译实践活动是翻译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而作为翻译实践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的翻译理论,其建构和发展又需要翻译批评这一中介。翻译批评依据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翻译实践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在分析、判断和评价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本身也受到翻译实践的检验,并得到及时地调整和匡正。同时,动态变化着的翻译实践为翻译批评不断提供新的对象和内容,使翻译批评不断发现和揭示其中的规律,这无疑又会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同时也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
[2]周仪,罗平.翻译与翻译批评.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文化差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31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电影是娱乐、传播文化以及增进国际交流的一种大众化、方便快捷的重要渠道。电影名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因而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显得至关重要。
在各学报和《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及其他刊物上有多篇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论文。近几年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硕士论文也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但目前学术界对影片名的翻译研究多局限于目的论、功能对等、文本类型的角度研究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即：直译、意译、音译和创译等；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理论存在误读的情况，甚至把直译意译简单地等同于异化和归化；散见的论文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和整齐，大多集中在片名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方面的研究，而忽略片名翻译的文化性及多层面性；影片名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存在误译；同部影片存在多个译名，译名繁多，译名不统一，针对这一现状，何跃敏(1997)曾《当前西片译名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学术论文中中英文影片混杂、分类不清；所举的分析案例局限于少数几部电影片名，重复多，缺乏新意。
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翻译策略、翻译伦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归化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的翻译，将电影片名的翻译置于文化领域中，主要以奥斯卡最佳影片和中国部分著名的获奖影片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因子的传递和文化差异的处理。
二、电影片名翻译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中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较早见于外语类核心刊物的是吴敏于1995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第五期上的论文《浅谈英语片名的翻译》。在吴的论文中着重探讨了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的三种译法：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参见吴敏,1995）。此后，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具体的片名译法（贺莺,2001;毛发生,2002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把片名翻译置于文化大环境中去考察（参见卢志君,龚献静,2003;,2009等）。郑玉琪，王晓冬从英汉翻译原则的角度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进行过研究，在论文中提出“电影片名翻译时应该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郑玉琪,王晓冬,2006/2008(2009))。张广法则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研究中文影片的英译,并提出“异化翻译策略可以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确立其文化身份，促进多元文化健康发展”(张广法,2009:105)。
归化异化与电影片名翻译的结合也大多探讨的是关于片名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中究竟是主归化还是主异化的问题。林婷婷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文化翻译策略”(林婷婷,2004:104)。文红认为“异化翻译手法是翻译中应采取的主要趋势”(文红,2007:177)。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究竟采取何种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在对英汉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朱婉莹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归化能够创新”(朱婉莹,2008)。王伶伶和贾立莹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前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王伶伶,2009:159)，后者认为“归化理论仍将在英汉翻译中长久占主导地位”(贾立莹,2009:29)。而大多数的学者则认为“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吴爽,2005:56)。李鑫、李瑞、赵利娟等也基本持相同观点，认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参见李鑫,2007;李瑞,2007;赵利娟,2009)。徐建国、吴远等则提醒译者应“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徐建国,2007:30;吴远,2007:55)。
三、归化异化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于1986年在Criticism 28(Spring)杂志上发表名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隐形)的论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参见Robinson,2007:97)。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再次明确提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并认为施莱尔马赫“坚持译者只能在两种翻译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异域文本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一种是异化法，即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派送出国”(Venuti,2004:20)。自此，韦努蒂明确提出并沿用“归化”“异化”这一对术语，并在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完善自己的归化异化理论，尤其是其“彰显”异质(otherness)的“差异性”异化理论(参见Venuti2008.4.14日给张景华博士的复信，转引自张景华,2009:123)。
归化异化不仅仅是翻译策略更是一种道德态度。韦努蒂认为“异化……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不仅是策略，还有词语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郭建中,2008:43)。关于此，郭建中教授评论说“他（韦努蒂）是要强调异化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至于涉及到翻译策略的问题，也是指选择某种策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重点还是指道德态度”(郭建中,2009:35)。因此，郭教授专门撰文澄清翻译界对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的误解。他指出“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同上:34)。
归化具体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中是指运用通顺的话语策略正确地传达原片名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选用目的语观众熟知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意象来传播异域文化。而影片名翻译中的异化是指运用抵抗式翻译策略(resistancy translation strategies)或采用偏离主流价值观的陌生的表达方式来保留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涉及到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不同的道德态度，因此，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是有方向性的，涉及到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弘扬本民族（汉）文化，争取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立。
在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有很多归化的经典译名，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浮生如梦》）、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Marty（《君子好逑》）、My Fair Lady（《窈窕淑女》）、Rebecca（《蝴蝶梦》）、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影片的汉译中都借用中国耳熟能详的诗词和典故，采用归化式翻译，很好地加入了中国元素，巧妙地运用中国的诗词典故替换拗口的英文人名和地名/建筑名等。既文雅含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能激起中国观众的观看欲望，获得受众的强烈共鸣。这也正是造就经典译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蝴蝶梦》和《魂断蓝桥》等经典译名成功地对原片名进行了文化意象的重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诗词和民间传说等中国元素移植到对原片名的文化解读中。
电影《Lolita》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与14岁少女洛丽塔之间的爱情故事。影片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典自宋代文学家坡调侃友人张先的诗句：“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清朝刘廷玑也有类似佳句“二八佳人七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帏里，一树梨花压海棠。”可见，诗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是老夫少妻的文雅说法，和原片名的故事内容很吻合。该译名妙就妙在恰到好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用经典诗句重构了原作的文化意象并富有文学气息。另外，电影《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典自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个民间传说“蓝桥会”。蓝桥会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相识于蓝井边，双双死于蓝桥下，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巧的是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主人公相识和阴阳相隔的地点都是滑铁卢桥。民间传说和电影故事开始的地点和结束的地点都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从凄美的结局还是内容上讲，译名都完全符合电影的主题，并且将电影的文化意象重构为“蓝桥会”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传说。可谓是又一经典译名成就了电影界一部经典力作。
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不乏成功的异化翻译译名，如：The Seven Year Itch（《七年之痒》）、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Rain Man（《雨人》）、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等。这些都是较典型的经典的异化翻译电影片名译名，其中“七年之痒”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词，随着该电影的知名度提升，“七年之痒”已经成为婚姻和职场的流行语。由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可以丰富本族语并影响受众的思想。“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杜文，2008:53）。而影片《The Sound of Music》译为《音乐之声》，《Rain Man》译为《雨人》，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严式翻译，运用直译法取得了异化的效果，尤其是译名“雨人”更激起了观众想一睹为快的观看欲望。而《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则是采用音译法而保留了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从而达到异化的效果。在此之前，该影片曾有一个高度归化的译名“北非谍影”，但是观众们记住了“卡萨布兰卡”而近乎遗忘了“北非谍影”。成功的异化译名使名不见经传的达尔贝达市因更名为卡萨布兰卡市而名声大噪成为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同名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也使得该部影片受到更多更广泛的关注而永久地被定格为奥斯卡经典影片。从《北非谍影》到《卡萨布兰卡》表明了同一个影片名的翻译既可以归化也可以异化，也体现了从归化向异化发展的趋势。
在汉英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体现出了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New Romeo And Juliet，《开国大典》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霸王别姬》译为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 等则属于归化译法，《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花木兰》译为Mulan等则属于异化译法。New Romeo And Juliet从文化上对原片名进行了归化，将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绝唱重构成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文化意象的重构使国外观众更容易理解电影故事内容，不失为一个佳作。《开国大典》、《霸王别姬》则是从语言上对原片名进行归化，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分别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和 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从而准确地传达一些有别于西方的说法和语言信息（如：“开国”和“姬”），达到便于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弘扬中国文化，将外国文化请进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卧虎藏龙》、《花木兰》等影片名的翻译则分别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达到异化翻译的效果，将中华龙的文化和花木兰等英雄人物传播到外国。长久以来“龙”在中西方的形象都是差异很大的，在中国，“龙”代表正义和吉祥，而在西方则代表邪恶和祸祟。通过正确的片名翻译有利于改变西方对于龙的误解，有助于外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国。龙文化渐渐地得到了西方的认可，有影片为证：《李小龙传》在引入中国以前，原英文片名为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其中就选用了Dragon一词，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喜爱以及对中华龙的认可。因此，“为了达到最充分准确的文化交流，对电影片名的翻译不能简单地偏向于完全采用归化或者完全采用异化的单一翻译策略，而应该根据不同电影片名特点。两种策略相结合，既最大限度地遵循目标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满足译入语观众的心理与文化需求。又尽量考虑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李妍妍,2009:59)。“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该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进而引发深层次文化上的反省”(吴爽,2005:56-60)。
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策略要运用适度。“电影文化意象的翻译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结合观众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电影翻译既受原名文本约束又富于创造性,翻译时应充分认识语言文化差异,正确把握观众的接受能力,确定归化和异化的策略”(张瑞,2008:79)。如：Forrest Gump 译为《阿甘正传》就优于《福雷斯特•冈普》， Amadeus译为《莫扎特（传）》好于《阿玛迪斯》。对于拗口的外国人名等过于音译则使译名显得过于异化，也使观众感到过于陌生，不知所云。尤其是Amadeus，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莫扎特，而非专业人士很少知道莫扎特全名是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所以译成《阿玛迪斯》等于是无效译名，显得过于异化反而达不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影片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在台湾被译成《飞越杜鹃窝》，也是过于直译而造成的误译，相比之下大陆和香港的译名《飞越疯人院》则与电影的主题相符显得更合理些。
四、结语
“电影片名是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有机体，它应能提示影片主要内容，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卢志君 龚献静, 2003:47)。一个好的电影片名翻译不仅要传递原片名的语言信息而且要正确地传递其足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并处理好文化差异。此外，还应从波兰和爱尔兰过度异化翻译，导致本族语言文化缺失的发展困境的案例中得出启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重视本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正如杜文指出“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西方经济实力上的强大使其文化也变得强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时的情况。这时如果一味盲目采用异化翻译理论，那么导致的则不是对强势文化霸权的抵抗，而是对自身文化规范的颠覆，会使目的语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文化他者的意识，反而加快了文化入侵的进程，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杜文，2008:53）。
葛校琴也提醒国内学者“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异化的策略作为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的手段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葛校琴,2002:35;2008:294)。
在国际交流中，英语是强势文化而汉语则相对属于弱势文化。因此，在我国，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根据翻译的方向不同以及译出语和译入语的强弱势来区别对待归化和异化。在译入外来影片时宜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译出本国影片时宜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加入中国元素，弘扬本族文化。在影片名的翻译中使归化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期译出高质量的电影片名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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