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期刊亟待改革

学术期刊其价值构成具有多重性，既有精神价值又有物质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其销售与价值（包括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实现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由于学术期刊使用价值的特性——层次性、互依性和共享性，因此，在实现学术期刊劳动价值、经济价值的基础之上，更要注重学术期刊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于中国的学术期刊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所有制的产物，它并没有被推向知识的学术市场，不必受学术市场的自然筛选，也没有相应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因此学术期刊数量上的扩张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学术内涵稀薄化的危险。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就是在这样的漏洞中滋长出来的。学术期刊的弊端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性问题。由于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使得其本来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中的流通、筛选和评价功能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近年来，各方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政府部门对优秀学术期刊的表彰以及推出的“名刊工程”等，加强了对学术期刊建设的引导；一些民间与半民间的机构每年推出期刊的转载率、被引用率的排行榜，把激励与竞争机制引入学术期刊建设；各级期刊的主办、主管单位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期刊的资源投入，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办刊条件；对于学术期刊自身来说，也有一定的变化，如在出刊周期、开本、纸张、印刷、装帧、封面设计等等方面都作出适时的调整，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学术期刊界的努力和决心，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的总体状况，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因此学术期刊的改革，必须把观念的更新提到第一位的高度。

二、学术期刊首先是学术生产，其次才是平台交流

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学院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都已经充分地建制化。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部分，学术期刊的产生和发展，就像物质性的商品一样有着它自身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动式的链条和体系。因此，要对当前中国学术期刊进行反思，就必须把学术期刊放在中国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中来进行考量和权衡，才能把握学术期刊在这一体制中所承担的功能。简而言之，学术期刊的功能主要是知识的传播功能和评价功能。学术知识必须借助相应的学术刊物，才能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因此，学术期刊的繁荣是与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建制息息相关的。可以这样说，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体制中处于轴心的位置。各种类型、各种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存在，使得专业知识通过印刷品的形式而进行广泛地传播，从而使知识迅速地科学化、专业化和公共化。今天的学术态势是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在弱化，而学术期刊的学术鉴定功能却在不断被提升。由于学术期刊除了发表专题性的学术论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发表学术评论和书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对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进行“学术鉴定”，通过专业的讨论，判断其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制度的迅速强化，给期刊数量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各级学术单位、各种学术考评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作品只有经过学术期刊的发表才能转化为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于是在学者们的眼里，学术期刊的发表功能重于交流功能，追求学术作品的发表，特别是在全国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几乎成为今天学者们的共同愿望。于是在“平台”的机制与体制下，学术交流与争鸣只能是虚有其表，“平台”意识实际是把学术期刊划在学术圈子之外，不把它当作学术生产中的一员，弱化、淡化以至沦丧了它的学术主体自觉性。这不仅因为当今立体化的交流渠道，人们可以在学术期刊之外获得更直接、快捷、便利的交流与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台意识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交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先导的信息全球化浪潮，使新闻出版、广播、音像等行业日趋发展壮大，编辑活动在这些行业日趋活跃。而编辑过程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编辑工具和编辑能力开始现代化和科技化，编辑关系和编辑活动也逐步扩大和社会化。现代出版业所展示的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对传统出版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编辑活动已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同时文化载体的多样化和符号系统的丰富性，对现代出版业的编辑水平、编辑素质和编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平台意识下，学术期刊不需要学人办刊，编辑只能是杂家，而不是专家，更不是一流专家。杂家式的编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深入到研究的最前沿，捕捉最富原创意味的公共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学术生涯也得服从市场法则，但是学术毕竟不是普通商品，在具有交换价值以外应该有学术自身的尊严。从以上可以看到，“平台”意识被夸大，虚构了学术期刊的功能，以至于对学术期刊作了不恰当的定位。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关于学术期刊的理念上出了问题。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不尽如人意，表面看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与理念上出了问题有必然的联系。探索中国学术期刊的当念是今天办好学术期刊的当务之急。

三、改革的方向是学术期刊体制的改革

面对一时难以改变的现状，学术期刊无疑要更专业化地把好稿子的质量关。面对每年激增的大量稿件，编辑部如何加强鉴别能力，从选题、观点、论证方法、材料、表达等方面着手，在学术史与当代学术前沿背景上对稿件加以取舍。这对学术期刊来说，将面临新的考验：不但“杂家”不能适应现状，编辑的专业素质也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而且整个办刊理念都将大大超越“平台”意识的局限。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唯有寄希望于学术期刊乃至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有以下三方面：把学术期刊看作学术生产的部门，首先要求学术期刊必须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档次，要有强烈的学术生产意识与高水准的鉴别能力，能在大量的来稿中分清合格产品与不合格产品；在合格产品中发现优品与极品。为此，学术期刊的编辑都应该是专家，甚至是一流的专家，而不是杂家；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同时要坚持学人办刊、名家办刊的方针。当前出现的一大批以书代刊的学术期刊，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优势就是学人办刊。其次，在中国由于长期受到以单位为核心的国家意志的支配，中国学术始终无法形成民间和自主性的学术空间。那种以单位行政级别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学术期刊分层制，极大地妨碍了学术期刊的自由竞争、发展和学术的公信力。对于国家学术管理部门来说，应该把学术期刊管理纳入到学术生产管理的视野中来，要在机制与体制上确定学术期刊的学术档次。

学术期刊还需要大量匿名评审专家来呼应与支持它的工作。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用稿基本都采取专家匿名评审制。学术产品的最终命运如何，并不取决于作者的自我炒作，而是通过建立完善的同行评价机制来保障学术生产的秩序和质量。学术刊物背后往往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经常有自己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行规，体现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而中国许多学术刊物至今实行的，依然不是以同行为核心的专家匿名评审，而是以主编为核心的编辑主审制。作为学术评价机制的学术期刊，要做到其权威性，既不是来自作为某种具有终级判断标准的话语或意识形态，也不是来自某一个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独有的话语权，而是同行、专家的公共讨论，通过公开的、理性的学术争鸣，才能形成公共的学术评价机制，推进知识的进步。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建立正确的学术评价机制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唯有如此，中国的学术期刊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繁荣，推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