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统 周恩来 哲学文化 外交思想
周恩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周恩来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周恩来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周恩来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周恩来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五、启示
【关键词】曾纪泽；局限性；原因
曾纪泽（1839一1890），字劼刚，号梦瞻，双峰荷叶塘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长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出使西方八年，先后担任驻英、法、俄国公使，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来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多集中在卓越的外交成就上，对其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研究尚为不足，本文试着探析此问题。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权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主权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 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主权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 “‘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 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 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13}邓李赟.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
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1.外交要通过首脑外交和专门的外交机构来具体实施,但外交政策的效果必须充分体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或少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末,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403页。)。而国家利益的真正内涵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根本归属,就是人民大众关键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满足,因此对外政策的目标,对外政策的形式,对外政策的结果,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相一致,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等于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党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时刻地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总体上执行了一个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上的失误也较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党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方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到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了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3.外交政策的运作,应该有极高的透明度,人民应该有外交的知情权。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大众对外交的知情权的动力和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知情能够更好地推动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必须牢牢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也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其国家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注:Samucl.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crest",Foreign Affairs,Scp,10ct,1998.P35.),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注: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2002年1-2月号,参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36页。)。只是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难以达到罢了。事实上,在一切外交理念比较健康的国家中,外交的大众化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国民参加型的民主主义”(注:“韩国新政权国际志向新太阳政策2003年0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社论。见),这
其中就有外交政策的大众化的概念。各国NGO即非政府组织广泛地介入外交决策和活动,实际上不少都是大众直接参与外交的证明。只有各种层次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积极参与,才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外交决策的水平和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外交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外交的人民性的特点,大众化的外交和外交的大众化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注:外交政策大众化的概念早已有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奥尔森等在其论着中就提到过此概念:“我们熟知罗马人对他们的帝国及公民地位感到骄傲。当时或许只有在高层比较狭小的圈子里才会有这种感情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参见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77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着力打造“学习品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办好中国特色外交，需要外交人员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学新知识、长新本领。部党委高度重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弘扬优良学风，健全学习制度，整合学习资源，构建起形式多样、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学习平台，营造出浓厚的机关学习氛围。
办好“外交部大学堂”，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外交部大学堂”是唯一全部性学习平台，在树立学习风气上处于“领头雁”地位。创立以来，“大学堂”坚持自身高定位，倡导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倡导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国情和国内形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做内外兼修、文武双全、中外贯通的外交人;倡导深入学习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谋划解决外交热点和难点问题。截至2015年底，“大学堂”已举办各类报告会、讲座近百场，逾30000人次参与，有力带动了各基层党组织的学习热度。
着眼外交未来，构建青年干部学习平台。部党委主动适应外交队伍年龄结构变化的新形势，注重培养外交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形成了全国青年国际问题研讨会、外交部读书节、青年文化系列讲座、青年国际问题午餐论坛和青年处长论坛等五大精品项目，月月有活动、场场有亮点。部内部属各单位、驻外使领馆分会结合各自特点开展活动，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成为青年干部成长、成材的重要阵地。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务实学风，开展“外交部青年互访交流活动”，组织青年走出机关大门，走进企业、乡村、学术研究机构，考察国情社情，接受人文历史熏陶，使青年干部的胸怀视野不断开阔，忧患使命意识不断增强。
精心打造“政务品牌”，建立积极、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入脑入心，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部党委从及时准确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入手，畅通沟通渠道，探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效果不断彰显。
建立“干部思想状态调查平台”，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依托部明网系统建立了新一代网络问卷平台，2014年在部机关和160余个驻外使领馆的1200余名党员干部中开展思想状况摸底调查，取得了大量真实、有效的基础性数据，较为清晰地摸清了干部所思所想所愿。形成的报告提交当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参阅，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部党委有针对性加强理想信念、纪律作风教育工作部署的有力依据。
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新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强化阵地意识，不断整合完善“外交党建网”。网站下设各司局、机关党校、工青妇等子网站30余个，开设理论园地、使领馆动态、榜样在身边等栏目20余个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多个党建活动专栏，已成为传达中央精神、党建信息、党务政务公开、学习教育的权威性综合平台。
畅通言论渠道，进一步打造“明网交流社区（论坛）”。论坛开设了在线访谈、常驻热线、青年园地、生活空间等多个板块，允许干部职工非实名注册发帖。主管部门及时加强正面引导，主动通报情况，及时答疑解惑，在与群众保持经常性顺畅互动中唱响了主旋律，树立了主心骨。
传播政策理念，开设“党建快评”栏目，以“短小、亲切、务实、言之有物”的文风，积极传递解读中央、部党委政策及重大外交活动精神。出版反映我重大外交事件的报告文学《国家》、拍摄反映我驻外使领馆坚守精神的《选择》《为祖国坚守》等纪录片，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喜闻乐见，润物无声。与知名词曲作家合作，打出歌曲《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凝练新时代外交队伍的精神气质，抒发外交人的真挚爱国情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部歌”。
构建网络平台，积极利用新媒体，在腾讯微信、新浪微博平台同步开通“青春外交”公众号“小青椒”，用贴近青年的方式和语言传递外交党建、团建正能量。
倾情打造“服务品牌”，充分体现部党委人文关怀
随着事业发展、工作压力增大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部党委深入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把解决干部职工思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
建设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精心打造“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机制”，传播心理知识，传递快乐能量。建立“驻外远程咨询服务机制”，不定期邀请专家提供咨询服务，在驻艰苦地区55个使领馆进行了成功试点，效果良好。举办心理健康“大篷车”服务，首期即为30个司局293名干部职工提供现场咨询，大大提高了干部职工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度。积极建设心理健康“四机制一平台（ 4+1）”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开放式集中培训机制” “不同群体主题服务机制” “心理指导员机制” “动态调研和跟踪服务机制”和搭建“心理加油平台”，努力扩大心理健康服务覆盖面，不断提高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意识和心理调适能力，为外交队伍保持饱满精神状态提供有力支持。
关心干部婚姻和家庭，着力解决生活后顾之忧。与部外单位定期联合举办的“外交部单身青年联谊”已开展27场，1000余人次参加，成为单身青年拓展“朋友圈”，寻找“另一半”的重要渠道。针对青年干部“网络化生存”特点，着力打造我部“缘分天空”社交平台，让部机关和常驻在外单身同志不受时空限制，自由交流互动。连续9年举办“青年集体婚礼”，邀请部领导出席仪式，将思想政治工作浸润于简朴隆重的活动之中，增强青年干部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及其家人对外交工作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每年寒暑假举办外交部子女“假期托管班”等特色服务，有效解决了干部职工后顾之忧。
用心打造“文化品牌”，倡导“爱外交、会生活”理念
外交队伍的精神面貌，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进程。部党委通过一系列机制化安排，大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培养高尚爱好，自觉抵制庸俗和颓废，不断丰富陶冶自己的情操，实现外交事业和个人生活有机统一，协调共进。
关键词：湖湘文化；外交思想；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曾纪泽作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生活习惯无不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爱国主义与务实外交观，正是完全脱胎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将进行深入探讨！
一、 爱国主义的传承与发扬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比比皆是。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但这种为国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牺牲精神确是惊人的一致。“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这一点，体现曾纪泽身上，尤为明显。
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亲曾国藩的严格教育，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在曾国藩的身上找到。曾国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为重”的理学思想的熏陶，而“曾国藩始终以宋代大儒为师，毕生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为圭臬。他将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孟的道统，而这个道统是不容改变的。” [2]曾国藩这种信奉理学，以理学为重的思想对曾纪泽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纪泽自幼就在曾国藩的监督下，熟读了儒家经典著作，在理学思想和曾国藩的双重影响下，曾纪泽意识到：“仁着至大，而义者至高。” [3]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在曾纪泽的头脑里生根发芽，而当他接触社会后，看到列强入侵、清政府扶摇欲坠的统治，更激起了曾纪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纪泽后来之所以放弃在国内做官的机会而选择出使国外，当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外交官，这同他希望改变中国处于劣势的外交地位是分不开的。
提到了曾国藩，就不能不提邵阳人魏源，他在1842底写成的《海国图志》，开篇就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的就是惊醒世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应该抛开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洋务运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先是“自强”，后是“求富”，开辟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魏源的这种爱国和危机思想也影响到了曾纪泽，曾纪泽阅读了魏源《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篇》、《海国图志》等经世名篇，这些书籍有助于曾纪泽对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对于曾纪泽危机意识的产生以及爱国主义的激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立志出洋，到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列强据理力争，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曾纪泽身兼的责任重大和背负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抱着要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强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国强权，坚决捍卫民族权益。” [4]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纪泽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纪泽继承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将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外交观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的！
二、 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
经世致用，通俗地讲，就是读书要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种优良学风，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战国时的屈原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开山鼻祖，他《离骚》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最好明证。西汉时，贾谊受到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另一方面，他关心现实政治，积极为汉朝统治者建言献策，他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论，成为西汉两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因为改革失败，被贬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和讽刺小品，更写了关心百姓和批评时政的论文，如《断刑论》和《封建论》等。龚抗云教授说：“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将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入了湖南。” [6]这是不虚之论。
湖湘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胡宏、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为世所称，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学风卓然独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并为后来的湖湘学者不断地发扬光大。” [7]湖湘学派的先驱者是胡安国，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国的小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通经和致用的关系做了理论说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明体’，或者称之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致知就是为着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没有目的性地治学，或者学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种空谈，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强调‘致用’不是去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小用，而是为治国安邦利民的大用。” [8]从这段话，我们基本上能得出经世致用学风的精髓所在：读书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读死书，还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湖湘学派另一个创始人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则强调办学宗旨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治学宗旨上，他也强调力行，“贵实用而耻空言” [9]，“天下之理，惟实为贵。” [10]胡宏和张通经致用的理论对其弟子和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扎根于湖南这片土壤，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兴起。所谓“实学”，顾炎武称之为“修己治人”之学，是运用“六经之旨”于“当时之务”之学，这与空谈玄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是根本对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实学思潮，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种实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之所以会在明朝沉寂，是因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之徒宣扬的“废实学，崇空疏”的学风，有违于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时受到抵制的还有佛教和老庄哲学宣扬的空、无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作用，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这对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虚的学风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对虚伪说教；第四，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反对拘泥不化，一成不变，“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历史和时代在发生变化，那么治事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赞成社会变革的。第五，主张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气节，这与王船山的坚决反清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近代湖南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给出很高的评价：“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到他的影响。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更是传其衣钵，将其实学思潮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综观考虑，做到事必躬亲，这种实际考究的态度，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延续。
三、结论
曾纪泽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和他正确的外交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头，则是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纪泽所从事的外交事业，既是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是在将这种优秀成果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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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最终，科斯把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加以对照。在他看来，在遵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上，这两个市场不应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背景下，美国的思想市场比商品市场更少政府管制。
科斯教授质疑，两种市场的这种不一致必定意味着其中有一个市场的状况是错的。或者是商品市场的管制是错的，或者是思想市场缺乏管制，或者有某种中间状态（科斯，“产品市场与思想市场”，《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2010年）。
我们揣测，科斯教授这种温和的质疑，实际上是在肯定思想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对商品市场中的管制提出批评。但是如果按字面理解，我们还是要先证明，思想市场会不会失灵。
市场失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交易会带来负外部经济，使得社会成本大于个体成本。如一个企业生产时污染了周边环境。另一类是具有正外部经济的交易无法实现，使得实际的社会收益少于潜在的社会收益。如在没有专利法时，技术创新不足。
对于第二种情形，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创立政府。这种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科斯在评论《国富论》时说，“当斯密说‘公正的法律’时，表明他看到了设立政府――即我们所说的产权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对除此之外的政府行为并不赞成。”实际上，解决这类“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作法不是管制，而是“促进”。产权制度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的有效制度。专利法不过是把物质领域的产权制度推广到了精神领域。
涉及政府管制的，是第一种情形。所谓“管制”是政府直接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具体表现为对交易的数量和价格进行限制。这可做广义理解。限制数量，最严厉的可以是数量为零，即禁止某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如。限制价格，可以是直接管制价格，如对自然垄断领域的价格管制；可以是征税，如对污染制造者的所谓“庇古税”；可以是增加成本，如对污染处理的强制性要求。即使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科斯教授也认为不一定要施加政府管制。例如对于污染，科斯建议用污染权的交易替代“庇古税”。
那么，思想市场呢？ 思想市场具有基础性质
思想市场是对商品市场的比拟。在其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教义，是思想市场中的不同的思想产品，可以被比拟为商品市场中的商品。学者、思想者、宗教创立者、传承者和传播者等等，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思想市场中的“消费者”，就是各种思想的接受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思想产品“消费”。
在思想市场的自由交易和竞争中，“好的思想产品”被选择出来。所谓“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规范人们行为从而有利于人的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
总而言之，“消费”“好的”思想产品可以使人们改善自己的境况，增加自己的合法财富，提升自己的精神价值。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对利害的判断选择“好的思想产品”。因此可以说，自由的、不受干预的思想市场具有选择出好的思想产品的功能。
关于思想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思想产品的看法，很早就植根于美国。这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先贤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重要条件，如果言论遭到限制，思想就会枯萎。
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言论自由的理念，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思想市场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寻求真理，最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
不言而喻，这隐含着一个推理，即坏的思想产品会在思想市场中被淘汰。因为 “当思想在市场上竞争时，充分和自由地讨论能揭露和孤立虚假”。
反过来，一旦思想市场遭到破坏，产生和形成“正确的思想”的机制就遭到破坏，“正确的思想”也就很难出现；相反，不正确的思想却可能大行其道。而“正确的思想”是一个社会赖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
所以，维护言论自由，保证思想市场不被破坏，就成为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原则。而唯一能够破坏思想市场的主体，就是政府，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所以，要想保卫思想市场，就要限制政府。这被科斯教授表述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背景。
无论是西方现代的民主社会，还是中国传统中的有儒家框架的君主制，统治者，或者说政府，其实也是言论自由的受益者。只是在人民概念下的政治实体，更像一个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统治者，它唯恐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产品，它必须在各种思想产品中保持中立。甚至在形成“正统”思想以后，那些远远偏离甚至反对正统的思想，也是使“正统”保持“正确”的重要条件。
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1939-1975）认为，“充分和自由地讨论甚至为美国所痛恨的思想，也是鼓励检验美国自己的偏见。”
言论自由对统治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及时了解下层民众和少数族群的不满，甚至让这种不满得到发泄，以舒缓社会的紧张。这在缺少直接民间表达机制的传统中国更为重要。
早在周朝，政府就设立“风官”职位，其职责是搜集民间讥讽朝政的诗歌，以为执政者发现执政的不足。在大多数成功的朝代，言路通畅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而“阻塞言路”则是大罪。这在美国更是如此。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让思想得到传播，能使本来可能具有破坏性质的压力得以宣泄。”
所以，当谈到管制思想市场时，思想市场的基础性质，思想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不应受到压制的优先性质，小心翼翼地保证思想市场不受政府干预的破坏，是一个基本前提。而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不管我们证明是否需要，都是次一级的问题。 思想市场如何增加供给
如果我们要讨论思想市场的管制，就要首先证明，思想市场会否失灵。我们用思想市场比照商品市场，看看思想市场是否会失灵。首先，思想市场似乎也存在“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这表现为思想产品还不够丰富，尤其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供给不足。例如，詹姆斯・布坎南最终承认，利己的经济人没有动力写一部宪法。然而，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不一定需要政府。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克服思想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首先是，有些人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倾向，如布坎南所说，写宪法的人要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这种倾向可能是天生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后天学习和修身所致。这样的人会形成一个文化精英群体，除了一些物质依托外，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加强对物质利益的超越。如具有意义的儒家文化原则的供给，是孔子个人在儒家文化精英群体中实现的。
第二种方法是家庭。一些富裕的家庭为其子弟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其可以不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也能过着体面生活，从而可以在精神领域探索。例如达尔文就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这不仅使他的教育没有维持生计的压力，而且可以提供他搭乘小猎犬号军舰的费用。正是这次航行考察，为他提供了形成进化论的重要经验基础。
在中国，“家庭”的概念就更大一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家”“养士”的传统，如“战国四君子”各养士三千。当然这个“家”一般是指卿大夫的家，是一个家族概念。
第三种方法是企业和市场。一些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支持一些发明家进行研究。如在瓦特穷困潦倒之际，一个企业家对他进行了资助，最后完成了蒸汽机的改进。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指出，只要市场足够大，新的发明是可以获得足够报偿的。不过，应该指出，这种思想产品具有较强的私人物品性质，企业家个人的支持可以获得直接的和较快的回报。
应该承认，即使具有私人物品性质，思想产品的供给仍然不足。这是因为思想产品具有可低成本模仿和复制的特点。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多少是自发生成又经政府加强的产权制度推广到精神领域，即创立专利法。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专利法后，技术发明突飞猛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爱迪生。
那些多少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显然就更加供给不足。在这方面，政府也扮演着促进的作用。例如1714年，在英国商人和水手的请愿下，英国议会同意设立“经度奖金”，促进了精确定位经度技术的发展，最终奖金由制造出精密钟表的约翰・哈里森及其他人获得。
实际上，由政府出资支持具有公共性质的思想产品，很早就有较成熟的形式。如在中国，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设立了稷下学宫，这是一个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唐代开始设立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西方世界也在十七八世纪先后创建了国家科学院。
当然，应对具有公共性质的思想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不见得要由政府出手解决，民间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在中国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民间书院。例如在宋代，至少有71%的书院是民间书院；很多官办书院也是在民办书院的基础上创立的，如岳麓书院。那些大儒，如朱熹，就是依托民间书院而发动了有着深远文化影响的儒学革命的。在国外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诺贝尔奖。这个奖项虽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但是由一个个人设立的。再如大量的民间基金会对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支持。
总之，即使存在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政府的作用一般只是“促进”和“推动”，而不是“管制”。 思想市场一般不需要管制
若想证明，思想市场是不需要管制的，就要首先证明，思想市场不存在导致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其次要证明，如果存在这种市场失灵，也不需要政府管制。
所谓“导致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一般包括垄断、外部侵害和有毒产品。垄断带来的负外部性就是通过垄断定价或垄断的其他交易条件，将本来由交易对手获得的利益转为己有，并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在思想市场中，并不存在导致自然垄断甚至寡头垄断的条件。首先因为，思想产品的生产规模非常小，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思想产品的消费者却是成千上万。所以不存在生产规模过大而导致垄断的情形。
比较接近垄断的情况，是在思想产品的推广和“销售”领域。有些思想产品，如宗教，可以大规模地提供，从而有可能形成垄断。如目前信众超10亿的宗教就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垄断的表现主要应包括，向信众索要垄断高价（即偏高的宗教服务费用），提供较次的精神产品（即扭曲的道德标准），或要信众支付较高的交易费用。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这几点似乎都不存在。目前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服务的支付是自愿的。既然是自愿的，就谈不上有垄断价格的问题；反过来倒是对宗教服务的供给者产生压力，使他们不敢懈怠。
而在历史中，却曾经出现过强制性地交纳宗教服务费用的现象。如6世纪后西欧基督教诸国强制性地征收什一税；而在哈里发国家时代，穆斯林的天课是由国家征收。不交天课的地区，则要受到哈里发的征伐。
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与宗教垄断行为相近的现象，即用强制手段阻止宗教间的竞争。如禁止本宗教信众改宗，强迫其他宗教信众改宗，禁止竞争性宗教的传播，对异教徒采取歧视性政策，甚至迫害致死等等。
这种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政府干预导致的失灵，所以解决的办法是限制政府与宗教的结合。但涉及对政府的限制，就不在政府管制的范围了，而是一种原则。对这种原则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如西欧基督教国家在18世纪到19世纪以后逐渐废除了什一税；近代以来，穆斯林交纳天课也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更有一些国家，在其成文宪法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又如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的“神道指令”说道，“本指令之目的，在于将宗教从国家分离。”后来这一原则体现在了日本宪法中。
第二方面，在思想市场中是否有与外部侵害相类似的情形呢？粗略划分，外部侵害也有两种。一种是可以直接和清楚地辨认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一种是不能直接和清楚地辨认侵害者和被侵害者。前一种如牛吃邻人的麦苗；后一种如二氧化碳排放。
在思想市场中，相似于第一种外部侵害的情形可能是那些对别人产生直接损害的言论，如人身攻击、造谣、诽谤和对企业正当声誉的损坏等。到现在为止，如何衡量言论所带来的损害，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般而言，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如果出现这种言论的外部侵害，可以采取司法手段，无需行政部门管制。判断言论损害的程度和数量，也以可衡量的物质损害为准。
然而，一般公民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之间的言论外部侵害问题，就复杂得多，因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政府官员更有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将公众的批评说成是诽谤或造谣。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要做的，就是要限制和避免行政部门夸张言论的外部侵害。限制的底线，就是让政府部门至少像一般公民一样，向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对自己的言论的外部侵害，而不能利用公权力直接将批评者定罪。即使在相关诉讼中，较之民间的诉讼，对于民众的标准也应更为宽松。因为公众对政府的批评更多地涉及公共领域，对官员个人或行政部门的“损害”可能有助于改进公共服务，且在这一领域更难辨别言论外部侵害所带来的物质损害。总体而言，只要公民批评者的言论不涉及行动，就不能判断其造成了损害。
思想市场中类似于第二种外部侵害的情形，也许就是在公共场合的一些引起公共损害的言论。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在电影院中高叫“起火了”。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小范围的言论外部侵害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城市散布马上就要地震了的谣言；再进一步，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某一虚假的欺骗性的广告。范围越大，侵害与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越不直接和不明显，受害者越难知道言论的外部侵害者是谁，受害者越不会在一种很紧迫的情况下作出选择，越有可能依赖于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虚假的言论也越有可能被驳斥和揭穿，所以越难以确定言论的外部侵害性质。
所以，确定言论是否具有第二种外部侵害性质，仍需由大量有关侵害行为对受害者产生的影响的证据，以及受损害程度的判断。甚至在判断该言论有害后，也要判断政府管制是否有必要，是否可以有其他的言论加以平衡。
反过来，一个社会很难判断，一个传闻是否是谣言。经常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些与公众利害相关的信息被相关政府部门隐瞒，如三鹿奶粉事件所揭示的那样，当地政府隐瞒了三鹿奶粉中掺有三聚氰胺的真相，导致了大量的外部侵害。在某些时候，相关的行政部门甚至反诬揭露真相者是造谣。
然而，一般而言，隐瞒信息并没有被认定为一种犯罪，而其所带来的损害与在公共场合造谣惑众是同等的。如果只惩罚后者而不惩罚前者，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因隐瞒信息而带来的损害。所以，从总体而言，除了在电影院中高叫“起火了”这种非常直接的言论外部侵害，一个社会应该慎重地对待那些很难有直接损害的证据的言论，更要考虑如何惩罚隐瞒与公众利害相关的信息的行为。 “坏思想”的功能与价值
最后，就是所谓如一样的思想产品。在时代，这被称为“毒草”。在现实中，也有公认的“坏”的思想产品，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问题是，“坏的产品”需要政府管制吗？在商品市场中，一个特例就是；在历史中，还有酒。然而，对于政府禁毒和禁酒历来都有争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和酒的管制比这两种“坏产品”本身的负面作用还大。政府管制，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高企，就会刺激人们走私或私酿，更容易导致犯罪。由于是非法交易，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消费者受到损害也无法通过司法体系获得赔偿。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扩张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给寻租和腐败创造了空间。
一般而言，人们很容易辨别“好的思想产品”和“坏的思想产品”。正如科斯教授所引弥尔顿之言：“让真理和谬误争斗；谁曾听说在自由和公开的冲撞中，真理会处于劣势。”所谓“坏的思想产品”，归根结底是对消费者自身不利，如鼓励“仇恨”和“暴力”的思想产品会导致其消费者在实际交往中受损。类似于“”和“酒”一样的思想产品，可能当下在表面上看对消费者有利，但从长远看是不利的，如“民粹主义”。然而，这种思想产品更不可能通过政府管制加以禁止。
思想产生于人的头脑，传播成本更是很低。政府要管制“坏的思想产品”，就要管制人的思想，管制传播手段，这就可能为行政部门的思想控制提供借口，破坏思想市场的有效功用。
实际上，坏产品也有其“功用”，就是与好产品共同构成一个竞争的市场，并作为好产品的对比，使人们更能感受好产品的价值。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这体现为不同思想产品之间的争论。科斯教授指出，“更重要的，或许是公众通常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比对真理本身更感兴趣，对作家和演说家所提供服务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争论，而为了争论的存在，真理就必然不应该独立于不败之地。”而对思想产品进行管制，使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自由地进行传播和交易，人们就很难判断，胜出的思想产品是否是最好的。
并且，对“坏的思想产品”的管制，使人们不能公开地对之进行辩论，反而使他们不能理解它们为什么“坏”，以致要受到管制。其实思想产品的优劣最终要在展开的历史中得到评价。也许对“坏的思想产品”最好的限制，就是将其本身和对它的评价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他们自由选择。否则，即使假设在某一时期受到政府的管制，也会因政治发生变化而重新出现。
说到交通设计单位内部组织的理论学习，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政工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学习内容容易确定，但是组织职工学习就相对困难。所以，好多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的内容无非就是读读文件、念念报纸。长此以往，不仅工作收效甚微，也使员工失去了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当前的大中型企业内部都有许多政工师，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理论学习当中对大众起到引导的作用。但许多企业让政工师忙于做事务性的工作，而忽略了本身的职能与职责，对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相对忽视。而事实上，企业当中的政工师有着很高的文化与理论上的素养，也有着很强大的力量。
二、企业政工师在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加强观念创新。让交通建设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得到更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要有平等的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教育活动，政工工作者对受教育的职工有主动进行教育、塑造和引导的一种权威，而职工是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受众，一般只是服从与接受教育。这是长期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中地位上的差别，也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想要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改变这种局面；再有就是服务的观念。无论侧重于理论还是侧重于实际的政工工作者，都不能就问题谈问题，一定要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单位工作的开展。2.确立目标宗旨。交通设计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员工对自身三观正确树立，协助单位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和健康的企业形象。打造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从而实现和谐发展。所以，只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的思想一定要尽快做到转变，工作中只说不做的现象要彻底杜绝。对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难点与薄弱点，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分析并及时解决。3.坚持科学的理论。交通设计单位的工作性质使其重视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注重科学性，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新的时期，还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作为工作当中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正确的改革下，促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发展，提高企业的实力与经济效益。把单位的先进文化建设起来，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坚定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激发单位的活力。4.体现以人为本。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代表广大职工的要求。一是，要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这是交通设计单位开展工作的基础。作为单位的思想政治组织，一切工作都要从职工的意愿出发，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二是，从广大职工的意愿出发，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组织的作风建设，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从各个方面始终保证党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的代表。单位所有领导者与党员干部一定要让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正确处理多种利益之间的关系。5.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活动载体。要善于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目标和单位职工的切身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发展新的活动形式，组建工会等合法组织并开展活动，拓展工作的渠道。工会有着关心、服务职工并提高职工凝聚力的作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开展，就一定要依靠工会组织并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以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与切入点。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单位上下共同努力、团结拼搏，促进单位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使员工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活动的内容上，要以单位员工为中心，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平面宣传和标语上，要进一步的落实到行动中。以笔者公司为例，因公司外地员工较多，2015年中秋节笔者曾组织外地员工搞过中秋活动，2016年组织了首届职工运动会，每年三八妇女节组织女职工进行活动、建党日组织党员红色旅游，以及年终的联欢会，这些活动都根据员工和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增加了新员工及外地员工的归属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三、结语
政工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切实围绕广大员工进行开展，这就使政工师的工作拥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但其自身理论素养与自身的觉悟要不断提高，工作过程中的方法和态度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对职工的真实想法和心理诉求要及时了解，开展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实际工作，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不断提高，做一个优秀的政工师。
作者:杨路 单位:江苏交科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王春山.浅谈政工师在油田科研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J].科技与企业,2010(4).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微博的应用给大学生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微博的广泛应用让大学生的生活更加多元化。微博的交流不需要面对面，不受时间、空间和载体的限制，有助于大学生进行健康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可以在情感上满足大学生享受娱乐、文化交流的需要，并能使他们在群体中感受到被尊重和被爱的需要。
但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交流是一种虚拟的、开放性很强的交往，这种交往使得大学生的社会道德感减弱，长时间使用新媒体容易使大学生放纵自己的行为。部分大学生过分沉迷于网络上的虚拟交往，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感到无所适从，长此以往，大学生便会产生人际交往障碍。在网络上，他们是交际的高手，可以以风趣幽默的方式和很多人交往；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却内向寡言，很害怕和人们沟通交流。这样会导致大学生心理压抑苦闷，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的学习产生的影响。网络媒体将大学生的学习扩展到课堂之外，大学生可以在论坛或者博客上和任何人进行探讨和交流，新媒体可以帮助大学生迅速获得学习需要的信息，这对于他们的自主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掌握了学习的真谛。大学生在思想、经验和知识上存在局限性，他们在面对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信息时，缺乏鉴别力和批判力，看问题时还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引导。另外，大学生长期在网上搜索资料完成作业，研究能力必然降低，还会养成惰性，这就使大学学术培养的目的难以实现。医学系的学生在研究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要求上要更加严格，医学是博大精深的一门科学，如果学生只会在网络上下载、粘贴文章，那么自己的学术能力必然难以提高，将来也难以适应岗位的要求。
此外，像微博、MSN、QQ这样的交流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传播脱离了学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掌控，微博话语权的阅众分享让大学生成为了新的意见阶层，微博使大学生的思想不再是小范围的自娱自乐，而是影响了广大民众的思想和意识，但是鉴于大学生思想不完善、世界观不成熟，这种过早和过分的“言论自由”会让他们丧失信仰，找不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新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提供及时和丰富的信息，大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他们养成关注时事、关注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新媒体环境也给大学生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和媒介，可以适当地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疑惑；新媒体缩短了学生和世界的距离，能够开拓他们的视野和思路，使得大学生在思考时具有世界眼光。
但是，新媒体快捷、简便的新闻报道往往缺乏深度，大学生经常阅读这样的新闻报道容易受到蛊惑和洗脑，导致他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网络信息浩如烟海同时也良莠不齐，大学生如果没有分辨信息优劣的能力，很容易在信息洪流中迷失自我，难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医学院的学生在思想水平的要求上要高于普通的高校生，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医护工作者，无论在职业道德上还是在社会公德心上，他们都需要有救死扶伤、舍己救人的精神和信念，所以，要加强他们对于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时刻保持他们思想的纯洁性。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依托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创新。首先要提高大众传媒人员的综合素质，传播者决定着传播内容的取舍，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控制和主动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一定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向导，保证起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能够发挥积极和正面的角色作用，只有大众传媒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在渠道上保持高效和畅通。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也需要提高和培训，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者要走专家型道路，他们要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随时学习传播学的最新知识，保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能够做到灵活、积极、游刃有余。最后，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掌握各种传媒的优势，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让传媒的综合效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依托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创新。作为大学教学的一门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途径，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之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创新教学，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具实效。教师在课堂上要注重课堂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双向交流。教师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可以应用把文字、图像和声音融合在一起的优势，把新媒体充分应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实践之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校园BBS成为大学生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大学生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在BBS上可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所以高校BBS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一个重要据点。学校要利用BBS建立一个网络上的情绪疏导机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阵地要转移到网络上来。通过BBS学校可以了解到学生目前关注的焦点，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校迅速处理后要和学生做好沟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学校要用积极健康的思想去占领学生的主要网络交流地。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国家方针政策、破坏社会和谐的帖子，学校要及时了解文章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和性质，向学生解释、说明和反驳，要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避免事态严重激化。
（作者单位：昆明医科大学；甘建骏系本文通讯作者）
[1]蒋 宏，徐 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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