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目标管理项目管理
一、目标管理过程
目标管理的实质是绩效价值导向,目标管理让整个项目经理部、各个部门、每个人事先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事中有检查考评,事后有奖罚兑现。倡导质量第一,同时把降低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作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项目经理部各部门岗位职责、项目管理办法等进行全面细化。建立一套完整的目标管理体系,具体应包括以下四个环节:一是确定组织目标。组织总目标是组织共同意愿、宗旨和使命的某一阶段欲达成的状态或结果。二是进一步制定和实行项目管理目标责任制,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估和预算分割,测算出目标责任成本,强化项目部人员的成本意识。每月进行目标考核,管理人员一律实行与目标挂钩的考核工资。
二、组织目标层次体系
1.预算合同科。负责编制月度项目预算,根据预算监控项目成本,协助做好成本分析,准确理解合同条款,管理项目各类合同,协议,变更通知单,业务联系单,签认单等;主办项目变更索赔工作,按合同条款或变更单及时填写索赔申请单,负责合同结算和中间已完工作量的计算工作;正确统计已完成工作量,按项目成本预算编制已完成工程项目预算成本,为成本预算提供工程结算收入预算资料。
2.财务主管科。负责项目成本预算,及时归集成本费用,并按预算控制成本支出,编制与成本预算结构相一致的成本报;负责项目资金收付款管理工作,根据项目月度成本预算编制月度资金预算,经审批后具体监控实施;负责成本分析工作,提供成本分析报告。
3.施工管理科。编制施工进度计划,材料耗用计划,设备,劳务使用计划,经审批后实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程,控制结构材料用量,降低工程施工成本,严格审核分包单位已完工程量结算单,控制分包成本。
4.质量科。参加施工组织设计的优化和具体实施计划编排,严格执行工程质量规范,确保工程质量,负责落实项目经理降低施工成本,确保工程质量的技术。
5.人事科。负责项目人工资成本供职工作,参照预算编制人工费使用计划,提出项目部分配方案,对内部劳务组按完工证和合同或内部价格计算劳务人工费,建立人工费通知台帐,编制上报有关,对人工费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要求配合项目经理合理控制人员数量,严格执行人员定量标准。其次是控制工时标准,奖励职工降低工时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
6.材料设备管理科。负责编制项目材料采购计划,机械调配,租赁,修理计划,确保施工顺利进行;搜集整理物资,设备价格资料,负责项目部权限内的材料,设备租赁采购工作,负责或协助已签订的大宗采购合同具体实施,实行限额料,控制材料消耗,做好周转材料,机械设备的管理,建立物资,设备各类台帐,上报统计报表。
三、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
1.进度控制
建设项目是在动态条件下实施的,因此进度控制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它包括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在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进度计划和进度计划的跟踪检查与调整。为了实现进度目标,进度控制的过程也就是随着项目的进展,进度计划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进度计划控制中,一般是利用网络计划的方法对进度计划的执行进行纠偏调整,较为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工期—成本”优化原理,当发现施工进度滞后于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压缩成本和工期压缩可能性后,有计划地逐次压缩费用最低的关键工作,最终达到控制工期和控制费用的目的,保证项目顺利进行。进度控制的目的是要按照承包合同规定的进度和时间要求完成工程建设任务。进度控制的内容应该包括:进度计划的制定、实施、检查、调整。施工进度计划是表示施工项目中各单位、各工种在施工中的衔接与配合、劳动力安排和各种施工物资材料的供应时间,确定各分部、分项工程按计划的要求进行施工。必要时,为保证在合同工期内竣工,必须对进度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施工进度计划的控制和其他管理活动一样,也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即编制进度计划、执行进度计划、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最后是采取措施纠正和调整偏差,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循环。
2.质量控制
工程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发展。目前“质量第一”的重要性已经在建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要做到“质量第一”,确实搞好质量的管理和控制,应该充分了解质量管理的内涵,以及质量管理体系中的每一个步骤。根据人、机、料、法、环五大要素的管理理论和对工程施工全过程进行一般性的分析,明确项目质量控制的内容。
(1)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工程所用建筑材料是形成工程实体的原料,也是工程质量形成的基本要素。保证建筑材料按质、按量的供应和使用是项目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对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应坚持“三把关”的制度,即材料供应人员把关、技术质量检验人员把关、操作使用人员把关。
(2)施工工序的质量控制。施工工序的质量控制是质量控制最基本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发现偏差和分析影响工序质量的制约因素,并消除制约因素,使工序质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每道工序的质量。建筑工程施工工程量大、同步操作人员多以及交叉作业的存在,使建筑施工的工序具有连续的相互搭接的特征,控制好工序质量,就要求做到对每道工序、每个工作面都实施监督,操作检验把关、预防和检测检验相结合的管理控制方法。
(3)成品保护的质量控制。施工周期长和多工种交叉作业的存在,决定了建筑工程施工成品保护的重要性。人是决定性的因素。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及操作人员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工程质量的优劣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员素质高低对工程质量影响的表现形式就是工作的质量,因此首先必须对工作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以工作质量促工程质量,加强文明施工,确保安全生产和文明作业。
参考文献:
[1]李振明.浅谈施工项目管理[J].山西建筑,2006,32(6).
[2]李宇楠.论加强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的重点[J].建筑经济,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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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同时如何在实现“激励相容“的同时，降低其实施成本，尤其是确保提高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自从管理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把如何提高效率作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来探讨研究，并从不同的假设前提、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包括科学管理时期的外部规则控制和经济刺激；行为主义时期的参与和民主化管理；系统论时期的权变思想等等。本文在继承了关于“效率“是管理核心问题的观点同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1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尽管“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义为“假定论及的目标和现实世界不变，那么，只要行动得以正确地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这种行动就是理性的。“1如果说“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2；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其“社会性“，“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那么，各种组织何以存在？一般认为，除了人类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种组织（包括工厂、公司、俱乐部、政党乃至政府、国家）之所以要建立起来，乃是因为人们仅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某些任务、实现某些目标，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们结成了团体或集团。可见，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但是，“正如可以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3。无论组织寻求何种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必然要求组织、组织成员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成本如何分摊？产品和服务如何分配？这些无疑会影响组织成员行为前对行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只有在符合个人理性的情况下，寻求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为才会发生，才会实现集体理性。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广义的“经济理性人“假设，那么驱使每个组织成员行动的则将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组织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产生出一对相互对立的命题：命题一：驱使组织成员行动的是共同利益（集体理性）；命题二：驱使组织的成员行动的是个人利益（个人理性）。因此，无论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其焦点问题就变成：如何使这两个命题协调起来？如何减少、克服“搭便车“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组织即使成立也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可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管理的核心问题现在转化为内协调问题，即如何协调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目标、利益，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去努力，也就是在组织中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当然，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不仅有矛盾与背离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否则集体就不会存在。不同学者对其一致性与矛盾性的不同强调，就形成了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例如，在亚当·斯密那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并行不悖的，这集中地反映在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即如果人人都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行动，那么他们便会受到代表强大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或驱使，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繁荣，即集体理性的实现。这种观点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几个世纪以后，逐渐受到人们的批判，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来自公共选择学派的乔治·布凯南和曼瑟尔·奥尔森。在他们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交通堵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好例证。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外部效应及公共物品的存在而产生的成本分摊、收益分割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为我们探讨内协调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必要性。
那么，个人理性与哪些条件共同构成了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说，怎样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呢？根据奥尔森的回答，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着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个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成为可能。这样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成为在多次博弈中的计算对象，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身的行为的同时，也使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行为进而最终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当然，人数具体少到多少，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具体数字，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人数越少，组织的行动力越强，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况下，才有自动采取集体行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可能。当然，随着现代技术的迅捷发展，这一可以实现相互监督、进而自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小团体的规模也存在相应扩大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并不是这种小团体。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后，在人们之间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上述的相互监督就成为不可能，个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模糊甚至丧失，此时每个成员从个人理性出发，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少甚至中止集体行动的产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减少、甚至无法形成，即组织效率的下降、集体理性的缺失。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管理者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对成员进行激励与控制，即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组织目标达成的贡献程度，有选择地对其进行激励或行使强制性措施，以实现内协调，保证通过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私人组织的管理，如私营企业，还是各种公共组织的管理，如军队、国立大学等，甚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都面临着如何通过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来影响行为者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从而实现集体理性的任务。
2资源获取与激励、控制的制度选择
关于激励，从马斯洛、麦克利兰、赫茨伯格到弗鲁姆再到亚当斯已经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方法。然而，有一点却为他们所共同忽略，即在遵循各种原则、采用各种方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之前，首先必须获取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组织要发展，管理者要激励成员都必须以拥有一定的激励资源为前提。我们看到，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恰恰是与财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相辅相成的，社会抽取能力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它为国家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组织进行激励与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早在考察国家起源时就已经指出，为了维持国家的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4。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除包括财政资源的抽取外，还包括人力资源的抽取，如兵役、公务人员的选拔等，以获取公众的支持。此外，抽象地从社会价值观中创造性地提取精神性的资源，如荣誉等价值符号，也是国家抽取激励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对于国家激励与控制整个社会的意义在今天几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在90年代进行的包括税制改革、反腐败、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强化社会抽取能力的努力。国家如此，一般的组织也是如此。曼瑟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也曾鲜明地论及这个问题，认为当集团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除非它拥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否则它不会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说不能实现组织目标），它们包括“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5。奥尔森的论述也说明了获取、创造激励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尤为体现了公共管理的独特性。
如果说从宏观上而言，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的目标--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本组织利益最大化、外部环境--垄断与竞争、及权力基础--国家强制力与经济诱导力等方面，那么从微观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实践的角度而言，二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所拥有的激励资源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大多数公共组织，尤其是公共行政组织不能合法地保留其获取的收入--无论获取的途径如何--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每位成员从中获取的份额，即没有对“物质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权力；同时，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建立与推行，公共组织在确保用人规范性的同时，也使组织中的管理者又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激励资源--对组织成员的处置权。这些都使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属下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往往缺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实质性的手段。因此，如何“艺术地“创造激励资源成为公共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艺术地创造“即包括通过“寻租“为本部门获取非法定的资源，也包括充分运用领导艺术，去创造诸如“尊重“、“社交“、“自我实现“等精神性资源。与此同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激励资源，即如何科学地设计、安排激励结构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这一点也正是下面分析的重点。
在既定的“激励资源“下如何设计安排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以最好地实现“激励相容“6？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这首先包括明确界定各方的权力与义务，其次包括确定各组织成员分享由财富、权力、名望和机会等资源共同构成的价值资源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分享的机会与比例及组织的目标三者具高度的相关性，即实现“激励相容“。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影响行为者行动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行为者的意愿；二是行为者的能力。因此引导、改变其行为的途径也有两个：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其行为能力；二是通过改变其对特定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来改变其行为的意愿，而组织内部的制度与规则恰恰是影响特定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国家在抽取一定的资源之后，一个首要的职能就在于界定并实施的有效率的产权，同时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引导社会不同集团的行为以获取各种社会价值。并且这种激励结构最终将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这正如伊斯顿所说政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7。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普遍把一国的经济发展看作该国政府行为的函数。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安排制度化的“激励结构“时，时刻提醒自己遵循一些激励理论提出的原则是有益的。包括：针对人的未满足的需要进行激励；设置多重的激励目标以满足人的多样化的需求；保持激励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实现激励相容等。此外，考虑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保持“满足“的相对稀缺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者来说尤其如此，否则管理者很快就会陷入激励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无法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管理中的控制职能主要从事对处于“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中的组织成员业绩的进行衡量与校正，从而在为激励提供依据的同时确保组织的目标得以实现。可见激励与控制是不可分的。完整的激励结构必须通过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才能得以实现，当监督成本过大时，换句话说，当设计的激励结构实施成本过大时，激励结构便形同虚设。林毅夫在分析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制度(激励结构)何以失败时，也提到这一问题。“监督成为保持劳动激励和合作社生产率水平的关键“8，因此1961年在生产队作为生产管理与核算单位、收入分配方式(激励结构)恢复到高级社阶段的工分制以后，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激励结构根据社员对公社贡献程度的代表--工分的多少，决定社员的收入分配，从而是完整有效的，但是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的困难，工分并不能真正代表社员贡献的大小，从而使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其关键在于在家庭责任制下，集体还原为个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消解了。从而使监督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可见，监督成本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设计“激励结构“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般而言，监督成本的大小与工作的分散程度、周期长短，工作过程的可观察性、结果的可比性等因素有关，管理者应针对本组织的特点来调整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指标，提高其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降低监督的成本。例如，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可以观察而“结果“却不可观察的“程序型“组织来说，如学校（教师）、机关（公务员）等往往以“主要的行为是否遵循正确的规程“来作为控制的标的；而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不可观察，“结果“可以观察的“工艺型“组织来说，如巡警、工程设计人员，则往往以“目标“为控制标的。其次，在确定控制标准上还须保证标准与组织目标的高度相关性，谨防发生“目标置换“现象。第三，要使控制客观有效就必须保证控制主体有获得有关控制客体行为业绩信息的渠道，以及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这一点在公共行政的控制中尤其重要。例如，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监督与控制网络，但实际的运行效果并不甚理想，关键就在于大量的控制主体，如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甚至是审计、监察部门要么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要么缺乏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
3小结
上文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人理性“中的“个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这样，通过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角度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可以搭起一座沟通微观与宏观、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桥梁；同时也是行为研究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趋向在管理学尤其是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尝试。
通过这样一种尝试性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1、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与背离构成了各种组织管理中的关键所在。
2、在小型组织中，往往可以从个人理性自动实现集体理性；而在大中型组织中，则需要管理者运用激励与控制手段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实现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有效地解决各种公共问题。
3、创造与获取一定的激励资源是进行激励与控制的前提条件。这也构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挑战之一。
摘要:专项支出在公共支出中所占比例甚高,专项支出使用管理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将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整体效率和效益起到重要影响。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资金管理
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发生转换,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有新的进展,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部门预算、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政资金使用及全过程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专项资金及其管理环节
1.专项资金基本理解
为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会对国家资金实施合理化运作,专项资金即是其中一项确保资金正确运用的有效手段。从定义上将,专项资金即为完成特定工作或达到某一事业发展目标而给出专门用途的资金;从预算管理角度将,专项资金主要是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向行政事业单位拨付,并用于某一专项工作或工程,同时需单独报账结算的资金项目。由概念分析,专项资金具备三大特点,即源自财政或上级单位及单位自筹部门,专用于特定事项,且须单独核算。
2.专项资金具体管理环节
根据资金使用的差异,专项资金主要包括发展性专项和事业性专项,其资金规模大、使用影响范围广,适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和部门预算的普遍实行,资金使用单位在对专项资金管理上,具体的规范环节应分为:专项资金预算环节,如将专项资金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取得财政拨款;未被纳入预算的突发项目,须经追加申请后争取财政专项;专项资金使用环节,如资金近授权审批、支付金额、支付方式等;专项结束后的项目决算,如结余资金管理、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分析等;资金使用效果的绩效评价和跟踪调查。
二、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非税收入使用不合理
根据相关规定,非税收入中专项收入和基金收入均应专款专用,单位内部财政对其不能加以统筹。近几年来,财政预算体系改革不断深入,行政事业单位一些收入明显增加,单纯的专款专用模式已显得不合时宜,其不仅容易造成单位内部突击安排项目,使得项目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还极易致使资金大量结余,甚至使诸多政府急需安排的项目缺少可用资金,降低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如此一来,非税收入使用不尽合理,公共财政功能相对难以充分发挥。
2.制度约束不够有力
目前,较多行政事业单位对专项资金管理缺乏力度,许多专项资金管理部门未明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造成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对专项资金支出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强,当那些不合理、超预算的支出行为发生时,领导予以姑息,相关办事人员难以实施强有力的监督,最终使制度流于形式,制度约束欠佳。
3.专项资金预算准备工作不到位
预算是资金管理的基础,对专项资金管理而言尤为如此。从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对专项资金预算的处理可以看出,专项资金预算工作中前期准备工作十分不充分、不详细,制定预算方案时不够认真、严谨,所制定预算并未细化到具体项目。作为非税收入的征收主体,行政事业单位仍然是专项工作的组织单位,也是专项预算的申报单位,由于其负有日常行政事务性工作,则行政事业单位仍然要实施严格的申请立项、专家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等一系列的工作程序。在上述资金预算前期准备工作中,往往需要中介机构和专项实施单位的介入,但此类机构和单位又难免对专项资金预算的意义和重要性把握不足,结果导致责任主体缺位、专项资金预算不到位。
4.绩效评价体系及跟踪机制缺位
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是专项资金有效使用的客观保证。但一些专项资金管理单位抱持“花完钱才算完成任务”的观念,对绩效评价体系完全忽略,使得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不合理列支现象严重。此外,专项资金使用方向管理上缺少跟踪机制,资金流向何处、使用在哪个环节、项目实施中哪些地方更需要资金、项目实施仍缺少多少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资金管理单位均无法跟踪了解,对某些领导政绩做足表面文章的负面行为亦无法及时掌握,项目正常运行受到极大影响。
5.过程管理及专项成果管理缺失从现有情况下,较多专项资金管理部门并非对应的资金使用部门,专项资金经上级单位申请后,往往还须按照业务所需拨付给下级单位,从账务核算到资金管理,上级单位均无法对资金使用状况做出精确的反映,若下级单位又未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至上级单位,则容易形成信息交流不畅、挤占乃至挪用专项资金、滋生腐败等不良现象。在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财务人员应具备过程管理和监督管理意识,但较多财务人员均对专项支出过程管理和专项成果管理甚为忽略,导致超预算、不合理项目列支等恶屡屡发生。加上上下级单位间信息交流不畅,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难以一致,则上级单位专项资金则长期滞留,下级单位项目无法开工,即项目资金与项目进展脱节,专项资金管理失控,或者当上级单位其他工作任务紧张时,下级单位项目实施进度将被一再延误,项目开始陷入超期状态。
三、完善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的有效举措
1.建立健全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及管理体系
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管理体系,增强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执行的规范性。首先,应针对行政事业单位项目支出预算状况,以标准项目文本方式,实施恰当管理,即通过项目申报、项目审核、项目核定和组织实施、项目监督和考核等四个具体阶段,对项目支出预算实行全过程管理,并组织专家组对其做出可行性研究和评审,根据研究报告和评审结果,在一定规定程序下,申报项目支出。然后,要建立部门项目库,积极采取事前论证、过程监督和事后审计,不断规范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执行,保证预决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加强财务职能和财务人员角色定位
财务职能应定位为全面参与资金使用及运转过程的决策与控制。一项专项预算批复后,财务管理将在专项资金运作中起到监督和控制作用,整个资金流将对行政事业单位所有业务的开展、工作实践进度等产生重要影响。这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应提高对财务部门、财务工作以及财务人员的重视程度,一则合理规范财务部门分工和岗位职责,保证财务职能有效实现;二则财务人员正确树立角色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关注资金管理的全过程,尤其要对资金流向进行统筹规划,促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3.促进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化建设
思想上重视财务管理对专项资金运转的作用仅仅是一个方面,在具体实践中,还应完善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促使资金管理者、使用者、财务人员对资金申请、下拨、使用、报销结算等全过程均十分了解,任何人员均不得违规办事。从财务管理角度分析,应建立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和评价制度,建立科目设置、结转等规范化财务管理制度,并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将专项资金会计核算纳入“拨入专款”、“专款支出”科目中核算,同时规定“专款支出”的结转时间定在项目完成后,由有关部门单独列报,年终“拨入专款”余额须向拨款单位单独报账且获得核准项目时,方可予以结转。通过对专项资金的有效管理和监控,专项资金完整性与安全性才得以实现。
4.强化绩效评价对专项资金支出的控制
行政事业单位应集中专项资金之财力办大事、要事,这促使资金管理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控制,以保证专项资金存在的意义。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践,则是对专项资金使用最优的监控手段,比如先由各级主管部门通过绩效评价机制,充分调动专项资金使用单位节约资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后区分不同项目的不同特点,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以科学的方法评价和奖惩专项资金使用状况,最后根据考评结果审批年度专项资金,使财政拨付资金和事业开展项目尽可能保持进度上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刘欣.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的思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第28卷(1).
一、夯实基础，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看，无论是材料新颖的选择题，还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富有创意的主观题，稍加分析，其答案绝大部分就在教材中，就在大家所学过的基础知识中。同学们丢分的原因，尤其是选择题的失分，往往是基本概念不清、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技能不熟练造成的。因此，在政治总复习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夯实基础，熟练掌握高中学段三个学科(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烂熟于心"，犹如电脑一般，鼠标一点，"记"上心来。要达到这一点，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畴、原理的基础上去强化记忆，而且要学会同遗忘作斗争，运用心理学规律来巩固和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二要适当增加看教材的遍数，同时必须不断提高看书学习的速度，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三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知识，使基础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网络化、图表化。考生在总复习过程中，应当自觉做到章章有归纳，节节有提炼，课课有总结，自我建构每一门学科的立体知识体系，以备需要时随"点"随"到"。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动手建构有关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三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学会从总体上驾驭知识，提高从整体上去思考问题的自觉性。当然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整理，不过一定要自己动手，切不可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否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印象深刻和融会贯通了。
二、把握重点，凸现理论联系实际
如何来识别和断定考试的重点呢？我们认为：第一，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就是高考政治全面复习的重点。因为这些知识是基础的基础，也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而且反复强调的东西。比如说物质概念就是哲学大厦的基础，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这一概念，对整个哲学的复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当年国内外重大时政的热点与焦点问题是政治高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点。考生在全面复习过程中，必须关注一年来发生的重大时政，注重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学会将当年的时政热点材料与教材中的相关理论挂钩，实行"对号入座"，既要抓住热点与知识点的显性联系，又要善于发掘热点与知识点的隐性联系。对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保、卫生等热点问题，既要熟悉其时代背景、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引发的事件和导致的后果等，还要思考可以从哪些角度、哪些侧面去设计问题，进而把握命题的切入点。第三，当年高考考试说明中必考点和新增加的考点是政治总复习的又一个重点。考试说明是每年高考命题的依据，而且每年都使用加减法。仔细分析这些考点，参照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高考试题涉及的频率，区分高考内容的必考点、选考点和盲点。对于必考点，应作为重点抓住不放，花大力气从多层次多角度全面地进行复习；对于选考点特别是当年新增加的考点必须倍加重视，并且要与当年时政热点(焦点)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作为政治总复习的重中之重。第四，针对各自的弱项加大复习的力度，通过强化复习和适度的练习，重点把握其内涵与要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明确方向，不断提高解题能力
一、“小题”引路的必要性。
目前，对于复习课开头的10分钟，大多数教师推崇的做法都是归纳成条文或罗列成图表来概括这一节课要复习的知识点。例如，一位教师复习“比和比例”这个知识点时，是这样引入的：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比和比例”这一章节，知识点提要是：
1.比的意义（略。下同），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
2.求比值；
3.比与除法、分数之间的关系；
4.比例的意义，比例的基本性质；
5.按比例分配；
6.正、反比例的判断；
7.正、反比例的应用；
……
然后告诫学生：这里要弄懂，那里应记清；这里要留意，那里要当心。这种做法往往表现为教师津津乐道，学生则犹如在听一场乏味的“报告”，漫不经心，昏昏欲睡，使之对知识点的复习显得枯燥、机械、呆板。如若顺应学生心理需要，就可以采用“小题”训练。上课伊始，教师可出示一组预先编拟好了的覆盖知识点的一组“小题”：
（一）正确、迅速地解答下列各题（10分钟完成）。
①8÷4＝():4＝():1＝16/()＝()。
②16:12的比值是()，化成最简比是()。
③如果5a＝3b，那么b:a＝():()。
④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比是2:3:4，它是（）三角形。
⑤被除数一定，除数和商成（）比例；比的后项一定，前项和比值成（）比例。
⑥加工一批零件，4小时加工了这批零件的4/7，再加工()小时可以完成任务。
（二）范例解析。
……
出示“小题”后，要求学生迅速给出解答，由于各题有具体的“题情”，加之小学生年龄小，好胜心强，大家便会兴致勃勃，跃跃欲试，这样就为本堂复习课的教学奠定了基础。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以解题取代复习？非也！实际上“小题”中第①题覆盖了提要中的1～3；第②题再次覆盖了提要中的1、2；第③～⑤题覆盖了提要中的4～6；第⑥题覆盖了提要7。这不是寓复习于“小题”训练之中吗？
另一方面，数学考试最终都将落实在解题上。正如有位数学家所言：“学数学的最好办法是‘做数学’。”数学家华罗庚也说过：“学数学不解题，就像入宝山而空返。”《大纲》对运算能力的要求是应能“正确、熟练、合理、灵活”地解题。这就充分说明了学生解题训练的必要性。复习课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活动，而“小题”的训练则好像剧烈运动前的关节活动，是为课内后30分钟做好铺垫的准备活动，也是化难为易、化整为零的一种课堂教学策略。
二、“小题”的特点——短、平、快。
短——题型较小，容量小，解题耗费时间少。
平——梯度、难度平平，简单易解。
快——解题速度快，信息反馈快。
三、关于“小题”训练的若干问题。
1.出示“小题”的时刻。
为了充分利用课堂40分钟，发挥其最佳效益，“小题”宜在上课前写在预先准备好的小黑板上，上课铃响过，引入课题。出示“小题”后，要求学生迅速摸清“题情”，进入“角色”。
2.“小题”训练的要求。
出示“小题”后，要求学生正确、迅速地进行解答。必须指出：“小题”训练一定要限时限量，一般要求10分钟解5～7道小题。每节复习课前10分钟让学生解答一组“小题”，逐渐培养学生对知识点的检索、组合、提取和运用能力，以达到敏捷的要求。
3.“小题”训练后的讲评。
学生在解答“小题”时，教师要及时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在学生完成“小题”后，教师应抓住学生知识的薄弱点、教学缺漏处，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讲评，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讲评时应侧重如下“三讲”：
(1)讲清知识的联系与区别。例如：
①比与除法、分数之间的关系。
（附图{图}）
②正、反比例的意义。
（附图{图}）
(2)讲清做习题中出现的错误。教师不仅要讲清本次“小题”训练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还要讲清学生以往学习这方面知识时所出现的问题。例如，上述的第②题中求比值与化简比容易混淆，将概念“张冠李戴”，出现诸如“1(1/3)表示化简比”等意义理解不确切的问题。因此，应给学生讲清求比值的结果是一个数，可以是分数、小数、整数。而化简化的结果仍然是一个比。
(3)讲清解题思路和方法。学生在解“小题”时，对同一道题，有的学生只会机械套用课本上的解题方法；有的学生解法合理，运算简便；有的学生解法别具一格。这些差异反映出学生理解知识的深度和运用知识灵活性的不同，在讲评时，要从不同角度评价各种解法的优劣。例如：讲评上述中的第⑥题时学生们得出了如下四种解法：
解法1：1÷(4/7÷4)－4＝3（小时）
解法3：4÷4/7－4＝3（小时）
解法4：设再加工x小时可以完成任务。
4/71－4/7
──＝────
4x
x＝3
解法1由“4小时加工了这批零件的4/7”求得工作效率，再按“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这一数量关系求出完成这批零件所需的时间，最后求出加工剩下零件还要的时间。解法2是用归一法解的，把这批零件看作7份，加工4份用了4小时，先求加工1份需几小时，再求加工(7－4)份需几小时。解法3最简捷，先求加工这批零件一共需几小时，再求加工剩下零件还需几小时。解法4用比例解，因为
工作总量
─────＝工作效率（一定），所以工作总量与工作时间成正比例。
工作时间
通过这样的分析讲评，使学生弄清了一题多解中各种解法的内在联系，开阔了学生的解题思路。
(4)讲清“小题”的变化。在讲“小题”时，不能只看结果，轻过程，教师除指导学生讲清习题的知识联系外，还可以将习题进行变化，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促进思维的发展。例如，计算36×11－36时，在学生掌握了正确的计算方法后，原题可变形求解为：36×11－36＝36×(11－1)＝36×10＝360。同理，36×11－72＝36×(11－2)＝36×9＝324。
(5)讲清“小题”的复习内容。讲评“小题”时，教师应向学生讲清该题的复习内容。
例如，计算811400÷390＝2080……200。
（附图{图}）
这道题知识点较多，复习了除数是两、三位数的除法中的“几次试商、商中间有0、商末尾有0、余数末尾有0、简便计算及余数的处理”等问题。
4.“小题”的编拟。
[摘要]政治交易与市场交易一样,同样存在交易成本。一项政治交易的成本是其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的叠加。在对决策成本的核算上,正常时期的普通决策与非常时期的危机应急决策有所区别。这一区别主要体现在危机应急决策外在成本的变化趋势上。危机时期,随着决策参与人数的增加,外在成本不降反升,由此导致政治交易总成本的成倍增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起危机递增漩涡的出现。因此,在危机时期制定应急方案时应当在兼顾民主的同时更加注重效率。
[关键词]交易成本外在成本决策成本危机递增漩涡
一、导论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威胁逐渐增多。传染病的扩散、金融危机的传导、恐怖袭击的发生等非传统威胁,都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加之对自然的认识尚有不足,地震、飓风、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也经常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在灾害发生后的非常时期,各国政府作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决策制定者,在保障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灾害发生频仍的背景下,对政府非常时期危机应急过程中的政治决策成本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界对于政治决策成本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将讨论的背景限定在常态时期的政治决策过程里,因而研究者能够有的放矢地对自己关切的概念或问题进行清晰地阐述,但该思路也因无法将非常态下的政治决策过程包含进来而失去了理论分析的完整性;第二种思路尽管能够兼顾讨论的完整性,使自身的讨论触及到常态和非常态两类不同情形,然而却因为没有清晰的概念分析做理论支撑而略显苍白,并且,由于按这一思路展开的研究通常着眼较高,往往在非常时期的政治决策成本问题上只是一带而过,并未做太多深入的探讨。
为此,笔者立意于非常时期应急决策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希冀通过概念梳理,逻辑推演和案例分析,对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成本结构和影响机理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交易成本概念及政治行为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又称交易费用,最早是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的。这一概念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哪里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哪里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公共选择理论主张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过程。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交易成本的概念就可以在政治决策领域内得到拓展。任何的政治决策行为,如同任何的市场决策行为一样,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成本费用。因此可以说,交易成本不仅存在于市场活动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政治活动之中。
三、正常与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1.正常时期政治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政治决策中的交易成本分为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两类。
外在成本指的是一项政治决策给外界造成的利益损失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本。可以想象,在正常时期的一项政治决策中,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增加,各种观点的碰撞就会越充分,该项决策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效果也就越好。因此,正常时期的外在成本函数是一个随参与决策人数增加而递减的函数(如图1-a所示)。
决策成本指的是为使集体决策得到通过而花费的成本。一般而言,在正常时期的一次政治决策中,常见的决策成本包括协商谈判的时间成本、投票的管理成本等等。不难想见,个人独裁的决策成本是最低的,而随着政治决策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决策成本不可避免地要随之增长。因此,正常时期的决策成本函数是一个随参与决策人数增加而递增的函数(如图1-b所示)。
综上,一项政治决策的总交易成本就是其耗费的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反映在图中,就是外在成本同决策成本的纵向叠加(如图1-c所示)。
2.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危机时期的情况明显地有别于正常时期。在正常时期,决策过程中的充分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作为利益平衡机制的民主决策程序,只有让代表各种利益阶层的观点相互碰撞,才能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决策方案,也有助于控制决策的外在成本。而且,由于各国政治立法制度的约束,一项决策的参与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一致,否则提案即有可能被推延到下次表决。这客观上刺激了政治决策参与方,使之主动控制决策的时间成本,力争尽快使提案得到通过。所以,正常时期的政治决策,完全可能实现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间的兼顾。
然而,危机时期与正常时期不同。危机时期,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剧烈波动、人民生产生活遭受重大损失的时期。危机发生时,民众最大意愿就是早日结束危机、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政府在危机出现后的应急决策中也必须最大程度地兼顾时效,迅速出台相应政策,早日结束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此时,一方面,决策成本曲线的走向不变,依然随参与决策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如图2-b);但另一方面,决策的外在成本曲线,却一改正常时期递减函数的特点,明显地随着参与决策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如图2-a)。这是因为,危机时期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需要平衡的利益也就越多,为此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就必然越多。而在分秒必争的危机救援过程中,时间的流逝直接意味着外在成本的上升。
不仅如此,这一政治决策耗费的时间成本越多,也就意味着当前危机加剧和蔓延为新的、更大的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时,一个经过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并再三斟酌的救援方案或许能够有效地降低其实施后的外在成本,然而“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所耗费的时间却足以使危机加剧,加剧后的危机往往又需要更大规模的救援方案。而如果下一个救援方案又继续“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的话,那么一个可怕的循环往复就会出现:危机不断加大,人们用于救援的“空头支票”也将越开越大,而真正意义上有效的救援方案将永远无法成型,从而陷入“危机递增漩涡”之中,这样一来,有效的救援就彻底地成为了一句空话。
四、实际案例
1.卡特里娜飓风
2005年8月末,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南部地区,共造成1330人死亡,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产生如此巨大的损失,除了飓风本身来势凶猛之外,相关法律程序过于复杂,掣肘决策时效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1）内部审计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列席参加医院决策层的重要会议，了解医院领导的各项决议与意志，并以其作为审计标准和关注重点。
医院内部审计部门和人员应该对医院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经济活动重点关注，代替医院领导行使各项监督的职能，谋求医院生存和发展之路。内部审计就是要揭示医院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经济效益的真实情况和面临的风险，为领导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2）定期对医院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财务报表、账簿、会计凭证及本单位的经济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监督、评价医院是否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合法经营，监控医院财产安全，促进医院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保证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正确和合法，并按季度写出审计报告，上报医院主要领导者，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内部审计师发挥运用国家政策法律能力强以及财务管理专业知识丰富的优势，督促医院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促进医院健全自我约束机制。
2发挥内部审计促进医院改善管理、提高效益的建设性作用，监控医院财产安全有效，促进医院物资的保值增值
（1）加强对医院物资采购资金的审计监督。
医院的物资采购支出占医院资金支出的绝大部分，据统计，大部分医院的药品、仪器设备、卫生材料、办公用品等物资的年采购支出总额占医院年业务支出的50％以上，因此，应加强对医院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和人员帮助医院领导建立健全医院内部的采购制度和采购管理流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医院的物资采购过程进行审核、监督，使医院的物资采购活动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并综合考虑质量、价格及售后服务情况，做到择优选购，实行“阳光采购”，提高医院资金的使用效率。医院业务繁杂，业务流程多，有设备物资采购流程、药品卫生材料采购流程、患者诊疗流程和业务收入流程，业务流程执行过程中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医院的正常经营。如出现药品、卫生材料短缺，就会影响到医生为患者开出的治疗方案及其效果，这时需要内部审计人员向医院采购中心提出建议，增加采购次数，缩短医院药品、卫生等材料的周转时间，减少库存量，提高医院采购资金的周转率，减少不常用物资的库存数量和采购次数，对常用库存物资使用设立预警报告制度，使医院药品卫生材料采购既符合经济批量，又保证数量和质量，达到药品卫生材料采购营运性内部控制目标，提高医院流动资金的周转率和使用率，同时也减少了资金的损失和浪费现象，使医院资金保持良性循环。
（2）增加对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情况的审核，建立和完善医院的价格公示制度，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和一日清单制度。
向医院管理物价的科室建议实行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利用大电子显示屏，将医院常用药品、一次性卫生材料、医疗服务的项目价格、标准等信息在医院门诊大厅滚动播放，便于患者查询医疗服务收费和专家出诊等情况；并在住院处等地方增设电子触摸屏，方便住院患者查询费用明细；实行一日清单制，将住院患者的当日医疗费用明细单打印出来，并交给患者与医院提供的医疗治疗活动核对，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维权意识；开展价格服务进医院活动，医院设立价格服务监督员，由医院内部审计人员和聘请社会人员兼任，监督医院的物价收费执行情况；杜绝医生按处方和大型设备检查单搞提成的行为，审计科和相关科室每月抽调专人对药品处方进行检查和点评，将超过一定金额的单张处方视为“大处方”，要求进行统计并在全院通报，使医院内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控制在国家要求的45％以内，这样才能降低和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3）加强对医院资产管理，监督职能科室定期对医院的财产物资进行盘点，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协助职能科室按季度和年度进行资产盘点，查清各临床科室和辅助科室使用和领用的医疗设备实际使用数与账面记载数是否一致，有无人为损坏而无人管理的情况，科室之间调拨走不走调拨手续，或是医疗设备出现人为损坏却无人追究的情形，内部审计人员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总结，通过盘点使医院领导层摸清家底，并向医院领导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促进医院职工增强管理意识和效益意识，从而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揭示医院管理中薄弱环节，促进医院健全自我约束机制
医院的内部审计人员对医院各个部门和科室的职能都了如指掌，也可以相对独立地对医院的内控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并通过自我约束性的检查，促进医院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部门可以检查本单位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有关法令，还可以确定医院内部的各项制度、计划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并是否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和要求。根据医院的每月财务报表、账簿、记账凭证、计算机数据库数据等资料，按照内部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医院经营活动中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审计，通过审计查清医院每季度和年度的各项收入是否真实、合法，每项支出是否符合财务规定，使医院做到合法经营。
4开展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修缮工程项目审计，为医院节约建设资金
积极开展基本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所有基本建设投资、修缮工程项目、供热管道改造等工程项目竣工后由医院内部审计科室先进行初步审核，再通过注册会计师进行工程造价审计后支付工程款，并且审计费用按审计核减额的一定百分比（如10％~20％）支付结算。开展固定资产购置和使用专项审计调查，通过对医院的新建病房楼工程决算、室内装修、旧楼维修、庭院绿化、氧气站等所有工程造价超过1万元的工程进行工程造价审计，审计核减率可达到20％，核减额巨大，可为医院节约大量建设资金，促进医院加强基建管理。
5促进医院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事业发展，图书馆工作核心已逐渐从为读者服务到主动引导读者获取适当的知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已不能满足新功能发展的需要，项目管理把人力、财力、物力进行集中，具有目标性强、效率高、操作性强等特点，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既能维持图书馆传统功能，又能更好地开拓图书馆新功能。
循规蹈矩的管理方式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长期有效的环境，然而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基于项目的组织越来越普遍，基于项目的管理也逐渐成为新一代的通用管理模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许多改变、机遇、挑战，把项目管理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引用到图书馆管理中，可以使图书馆提高管理效率和排除一些管理中的障碍。
1、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
1. 1项目的定义
项目是一种努力(endeavor)，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将人力、财力和物资进行组织，完成由独特范围定义的工作，使工作结果符合特定的规格要求，同时满足时间和成本的约束条件。项目具有定量和定性的目标，实现项目目标就是能够实现有利的变化。
1.2项目管理的特质
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思路;管理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可应用于各个行业:管理过程模块化，具有可“重复”应用的性质，易于移植;系统的管理方法有一定的标准体系。
1. 3项目管理的优势
有助于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规范的管理方法，降低组织的管理成本;利于组织人才的培养及提升企业的凝聚力;明确的管理过程，使管理结构更加扁平化，提高管理效率。
1. 4项目管理的过程
项目管理是一个一次性的、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它主要分为:(1)启动过程;(2)计划过程;(3)执行过程;(4)控制过程;(5)结束过程。
2、图书馆开展项目管理的必要性
一个组织之所以做项目，是因为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一段时间后，发展的方向会逐渐偏离目标。如果图书馆的目标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进一步的是引导读者获取相应的信息，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不能履行引导读者获取信息的功能或一些矛盾，如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会使计划落差缩小，如图1。
在图书馆的管理中，往往缺少计划和目标，都是一些日常的管理。这些不利于图书馆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创新。虽然图书馆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但以项目的方式开展一些工作，必定会使图书馆的发展有所创新和得以持续性发展。
3、图书馆的一些功能满足项目管理的特质
3. 1研究生撰写论文进行专题服务
图书馆应为研究生提供足够的信息检索点，编制各种专题目录，提供最新期刊信息通报、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以及提供专题综述、图书评述等三次文献，建立学位论文数据库等。每年研究生论文撰写有高峰期，研究的具体方向也不同，有新增的专业，有国内国际新的研究成果，都需要一个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来完成。其目标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创造质量更高的研究生论文，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3. 2科研项目提供重点服务
每个科研项目都有一定的截止日期，各个方向的不同都需要专业的人士提供信息，项目管理运用在各个方向科研项目中，提高质量与速度。
3. 3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
图书馆数据库的开发，往往有一定的周期性，开展起来需要一定的经费和资源。按照项目管理的模式，可对成本进行估算、控制、管理现金流等。
3. 4图书馆组织的各种学生活动
例如每年的讲座等都可以由项目的形式展开。
3. 5图书馆人才培养等管理工作
在图书馆所有日常管理中，图书馆的人才培养是最适合开展项目的。图书馆一直存在吸收高级人才难的问题，对图书馆现有人才进行培养，可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人才。图书馆人才培养可按年为时间单位，开展不同内容和不同层次的培训，对培训的结果还可进行考核和评估。
4、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图书馆工作的步骤
4. 1项目规划与计划
首先要组建团队，团队的成员必须了解获取图书馆信息途径，和一定的专业背景和协调能力;其次是计划为服务对象开展哪些服务，为研究生和教职工撰写论文提供服务，内容可有以下几个方面:(1)咨询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面对面服务，包括介绍、指导服务对象研究方向的馆藏资源等;(2)整理、编写相关专业的二次文献，最新研究动向等;(3)与采购部门联系引进服务对象需要的资源;(4)开展论文写作讲座或交流等活动;(5)建设与学校专业相关的特色论文数据库;(6)帮助服务对象进行科技查新工作;(7)对一些服务进行合理收费工作;(8)在馆内设立研究生论文撰写教室，配备相关计算机等资源，为学生与指导教师提供交流的平台等。
4. 2项目组织形成
由于项目的一次性与独特性的特点，在决定一个项目以后，就需要根据这一项目的具体情况，建立项目的管理班子，负责项目的实施、费用控制、时间控制和质量控制，按项目的目标去实现项目。按照组织结构的基本原理和模式，项目的组织结构也可分为线性的项目组织结构、职能的项目组织结构和矩阵的项目结构等若干形式。项目管理组织的结构实质上决定了项目管理班子实施项目获取所需资源的可能方法与相应的权力，不同的项目组织结构对项目的实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图书馆开展的项目相对比较单纯，也不是以纯粹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可采取线形和职能相结合的形式，见图2。
4. 3项目实施及控制
4. 3. 1对项目进行资源分配
每个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都有一定的限额。当图书馆开展项目的时候，不可能专门配置项目人员。对资源的分配要避免“按人员分配工作还是按工作分配人员”的风险。以为研究生、教职工撰写论文及开展课题提供服务为例。见图2，项目组长直接向馆长负责，主要由组长服务对象，由组织成员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及一些服务服务对象的工作。组织成员可由各部门的人员参加，如采编，信息，流通等部门，组织成员最好具有外语、计算机及其他专业知识背景、对本部门工作熟悉，便于开展工作，由项目组长协调工作。
4.3. 2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的过程主要包括:对将进行的活动进行计划安排，包括估算工作内容和工期，在工作范围内对活动进行日程安排等:对工作授权;描述活动的日程安排和描述时间进度。以为研究生、教职工撰写论文及开展课题提供服务为例，项目组成后，在实施的过程中由项目组长对工作进行安排，定义团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4. 3. 3分配工作
当工作即将开展时，要明确每个项目成员的工作职责、范围及时间等。以为研究生和教职工撰写论文提供服务为例，分配工作包括:项目组长开展讲座等活动、负责内部协调、拟订研究方向、收集资料、科技查新及服务等工作，项目成员按照项目组长的要求，分别负责收集资料，制作数据库，向项目组长提供信息、服务等工作。
4. 3. 4有效控制
当项目被运行，我们必须确保它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以为研究生、教职工撰写论文及开展课题提供服务为例，项目的运行是更好地服务于服务对象，从而提高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困难使服务对象不能获取相应的最新的信息或使服务对象不愿意接受服务。如果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就采取纠正措施，这种结构化的方法就是控制，控制过程包含以下4个关键步骤:(1)指定计划并估算执行情况;(2)检测并报告结果;(3)将报告结果与计划进行对比，并预计未来结果;(4)计划并采取有效行动来修复原订计划，或者将偏差减少到最小，见图3。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the western 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has passed through a logical proces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1970s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presented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terms of western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ts dilemma.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levels：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he publ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government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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