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版
关键词：孔子 君子 六艺
孔子教育学生要做一名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教育也是“君子”教育。这才是孔子教育事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所在。君子人格教育是孔子教育观的“里”，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就是孔子教育观的“表”，二者互为表里，形成了孔子教育观的完整体系。孔子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即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仅仅只有一种用途，孔子要求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和技艺。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学生。一般认为，《论语》中讲的“游于艺”的“艺”，就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但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教育弟子的科目远不止这些，起码还有《诗》《易》《史》的教育。
诗教。诗即《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意思是：“《诗经》三百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内容，就是‘内容高尚纯正’。”
孔子认为《诗经》包含了政治上的深刻用意，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诗经》在教化和引导弟子中的作用，他经常援引《诗经》启发学生，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书教。书即《尚书》。孔子祖述尧舜，文武。正是从《尚书》对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赞美中，孔子得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结论，并以此教育学生、影响学生。《论语》二十篇中的第二十篇专题为“尧曰”，是孔子以《尚书》教育学生的记录。
礼教。据研究者说，孔子教授学生的礼，现在已经很难知道其中的内容了。《论语》关于“礼”的言论很多。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无疑发展了“礼”的某些内涵，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陈规，使“礼”具有了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意味。因为孔子讲“礼”是面对他的所有学生，而他的学生中，有不少都是贫家子弟。
乐教。孔子教授学生的乐，现在虽然难知其详情，但从《论语》的记载来看，也还是有信息可寻，如孔子在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周武王虽建有武功，但孔子认为武王作的“武”乐，形式很好，“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乐”的评判标准是“乐而不伤，哀而不淫”，以是否有利于端正认识行为、有利于社会和谐为根据。孔子晚年花了很大气力整理鲁国的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音乐，是因为他认为音乐在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是培养人们中正和平性情的重要手段。
射教。射教也就是军事学教育。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冉有都带兵打过仗，是军事指挥人才。冉有向季康子说，他的军事才能受业于孔子。孔子自己也向鲁定公提出过“凡文事必有武备，凡武事必有文备”的战略思想。孔子还提出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乞之”的主张。这些都说明，孔子的军事造诣颇深。只是孔子是个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是个教育家，因而，他向弟子在传授军事思想时，总不忘阐说他的做人、做事道理。
史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学家。孔子评价自己“信而好古”。孔子信而好古，并不是出于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把历史的研究当作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孔子不仅对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对现当代史也十分关注。孔子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心得告诉弟子，也经常同弟子们探讨历史得失。在孔子同弟子的谈话中，不仅对尧、舜、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伯夷、叔齐以及齐桓公、管仲、子产等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对当代一些著名人士的评价。特别是孔子晚年根据鲁国史料编订《春秋》，更是花费了他的极大精力，也寄予了他的政治理想。这些，都对他的弟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开私人讲学之风，授徒讲学，弟子三千，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圣人”、“万世师表”。十七岁已开始收徒，《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涉及面广，《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行事的著作，其中的许多条目鲜明的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举其大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德育为本；二是有教无类。
（一）德育为本
“德”字在《论语》中被反复提及，也是孔子教育理念的核心，首先，在《论语》中，孔子的许多言行直接体现了他对学生道德品质的看重。《论语·学而》篇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孝悌仁爱是立身之本，也是最为根本的，如果做到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道德标准超越才能的标准成为最高标准，这是德育为先思想的典型体现。“君子怀德”（《里仁》）指的是一个人只有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才可以称之为君子。“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中的“道”是指最高的道德修养，君子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其次才是学习基本知识和技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教导子贡，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高低不仅是行善，更主要的是乐道。贫困而快乐，富有而好礼才是最好的。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特别欣赏颜渊，“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先进》）由此可知，颜渊是众多弟子中德行最高的。他在不同场合称赞颜渊。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玉焉而已矣。”（《雍也》）孔子不轻易赞扬某人的德行达到了仁，他说颜回“长久不背离仁”是很高的评价，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曰：“有教无类”。本义是指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学习，都可以入学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进行教育没有对象的区别。《论语·卫灵公》曰：“性向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后来成为《三字经》的开篇之句，此处的“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性”。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相互接近，但后天养成的习性却有了很大的差别，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是孔子看到人的天性相近，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则需要教育来弥补，所以孔子才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论语》中有许多反映孔子教育方法的言论，这些言论集中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法与艺术，这些宝贵的遗产也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而最能体现孔子教育方法的就是他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孔子并未直接提出“因材施教”这个概念，这是后人根据南宋大儒朱熹《论语集注》中的“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八个字归纳出来的。然而，孔子在实际教授学生的过程却实实在在的践行了这一理论。他还对不同弟子进行观察、研究，了解他们的个性、特长、优缺点，以便根据他们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如《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颜回的德行修养最高，宰我以言语见长，冉有有做邑宰之才，子游、子夏以文学见长。也正因为孔子的因材施教之法，才培养了一批德行、言词、政事、文学各有专长的弟子。孑L子注重因材施教，还表现在对于不同的学生，回答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一回，子路问：“听到了就可以去做吗？”孔子说：“父亲、哥哥还在，怎么能（不请教）就做起来呢？”冉有也提出这个问题，孔子却说：“听到了就可以干起来。”公西华问回答为什么不一样，孔子说：“冉有做事退缩，我要推推他；仲由胆量过人，我要压压他。”
关键词： 《论语》 孔子 教育方法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政治、哲学及教育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私人讲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大创举，将永彪史册。孔子从三十多岁起开始他的教学生涯，几乎一生没有间断。先后传授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孔子认为，培养人才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技能，又有崇高品德的君子。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为达到这一目的，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因而，孔子以“六艺”“六经”“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除了选择好教育内容之外还应该有好的教育方法。孔子的这一系列教育思想在《论语》一书中都有论述。下面就教育方法略加分析。
一、“温故知新”
《论语・为政》中说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要达到温故知新就需要一系列有效的办法。
1.多闻、多见、好学、博学。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意思是只有通过“多闻，多见”，更多地接触实际生活，才能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为“知新”打下良好基础。孔子是“好学，博学”的典范，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论语・述而》）他认为多思不如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他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他更感叹时间的短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2.多学善思，学思结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学习要有兴趣。他还告诫人们要善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还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3.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要求人们对知识在乐学善思、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要“举一反三”，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要求人们不仅要“闻一以知二”，还要“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要在对已有知识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去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
4.要学以致用，孔子说：“贤资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交友，言而有信。显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就是说要在实践中学习。只有经历过了，有了亲身体验，学到的东西才
能应用，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才是真正学会的知识。
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材施教是后人对孔子教学经验的概括。即孔子教学是要看对象的。他主张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需要从具体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者的要求。在《论语・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在《论语・先进》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学生根据他们各自的长处教给他们不同的内容。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络，文学：子游，子夏。”关于“因材施教”，《论语・先进》中还记述了孔子一段有趣的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公华西曰：“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先行诸，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退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因材施教思想：
1.针对学生智力差异，分层次教学。他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四类，而且认为生而知之的“上智”和困而不学的“下愚”是不能改变的。这种区分“智”、“愚”的高明之处，是他客观而正确地论述了前提条件：对前者他从自己说起，“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证明“上智”的天才实属罕见，言下之意，天赋高一点加上“敏以求之”，方能显出智力超群；对后者则强调由于“困而不学”的缘故，才出现“下愚”不能改变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他并不轻视任何人，只对那些因拒绝学习而不能摆脱愚昧的人表示遗憾。
2.针对学生性格差异，进行因势利导。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对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有着透彻了解，教育很富有针对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公华西曰：“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先行诸，赤也惑敢问’”。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冉求性格柔弱，办事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因而鼓励；子路性格鲁莽，风风火火，冲冲撞撞，需要降温。
3.针对学生的爱好差异，培养多向人才。孔子很重视发展学生的爱好专长，如他对有代表性学生的优势归结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德行突出的仲弓可以当君王；善于政事的子路可以管理军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善于交际的子贡可以从事外交，等等。
4.针对学生的实践差异，陆续推向社会。如：“子使漆开仕。对曰：‘我斯之未能信。’子说。”“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5.针对学生的工作差异，跟踪继续教育。如“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雍也》）给子游以重用人才的启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对冉求以必要的警告。由此可见，孔子从各个方面运用“因材施教”原理教育学生，做得很主动。如果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智力开发时，居优者为其做知识的向导，居中者为其做思路的开拓，居下者为其做知识的铺垫，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成效必然会是丰厚的。
6.针对行为表现的差异，让学生警惕“六蔽”。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喜欢仁慈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愚昧无知；爱耍小聪明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放荡不羁；诚实憨厚的人如不学习，难免上当受骗；个性耿直的人如不学习，难免固执己见；性格勇猛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惹是生非；胸怀刚正的人如不学习，难免狂妄自大。孔子在肯定学生行为优势的同时，强调由“不学”而产生的行为的负面，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三、启发式教学方法
《论语・述而》还明确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感到疑惑，有主动思考却又不得解而非常渴望得到解答的时候，教师应对学生思考的问题给予指导，帮助学生开启思路。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加以点拨、指导，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教学方法有这样几点小措施：
1.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反三”，就是把知识学活，由已知类推未知，由此及彼。说明对知识规律的把握可以触类旁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发现开发学生智能的重要性，并从启发思维、开阔思路、培养联想能力等三个方面找到了突破口，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开发智能的方法，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切磋讨论，教学相长
子贡请教孔子说：“穷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即子贡听了孔子的关于穷富的教导后领会了切磋、琢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论语・公冶长》）以强烈的求知进学精神启迪学生。
孔子作为一位著名的哲人、教育家，他的一系列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促进了其教育活动的发展，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中还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足可见孔子教育影响之深远。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其思想，应用其做法，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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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 思想 初中生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0-0059-02
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将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成为了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初中教科书中我们所学甚少，但在自学课文中我们阅读了《论语十则》。虽没有仔细揣磨，但从中了解到孔子不仅精通射箭、驾车、音乐、礼节、书写等各种技能，更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佳话。《论语》涉及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史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在过去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形象地肯定了孔子的德才兼备。时至今日拿起《论语》，对孔子的教学思想有些更深刻的领悟。下面对《论语》一书中对初中生产生影响的教育思想，作些粗浅分析。
一、《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1.教育的内容
在《论语》中孔子清楚的提出了他的教育内容的主张。在他看来教育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行、忠、信”。具体来说就是学习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实践、对人谦逊忠和、处事讲究信用。
在教育过程中，孔子既重视智育，更重视德育，这在《论语》中孔子随时教育弟子们遵循“礼”和“仁”可以看出。他认为首先要学习礼，他认为不学习礼，就没有道德准则，就失去了立足社会的根本。孔子要求弟子：“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非常重视弟子们道德修养的培养，所以在《论语》中当冉求帮助季氏敛取财富时，孔子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看来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抓教育首先要从德育开始，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基础”。以教会学生做人为德育的根本目标。这与我们当今学校教育中依旧强调以德育为基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
2.教育的目的
在孔子看来，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社会政治秩序紊乱，价值系统失调。出于政治目的，孔子提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的目标。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孔子认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而“君子”则是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因此也是他教书育人的最高目的。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学习的真正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个人的精神与政治追求是不矛盾的，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备崇高的政治和精神追求的人。孔子的教育目的相对于当今的一些教育家，比较偏重伦理道德，这与他“恢复周礼”及“仁政”的理想密切相关。现如今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学校的教育基本还局限在智育的范围之内，道德教育严重缺失。学生培养的目的似乎只是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得不到重视。从《论语》中，我们应得到相关的一些启示。
3.教育的方法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孔子的弟子各有所长，这正是孔子根据学生的特长不同而有侧重的选择教育的结果，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因材施教”。
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于我们的教育起着很大的启发作用。受所谓的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教育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采用的是“齐步走”的做法，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德、智、体、美、劳等本应全面发展的素质被很大程度的置之度外。造成了高分低能、个性特长被扼杀等一系列可悲的现象。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还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一味死记硬背，不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疏于思考，怠于钻研，就会被书本所局限，时常处于困惑中。孔子的“启发式教育”让我们现在“填鸭式”的教学留下了很大思考空间的。我们必须学习和领悟孔子的教育思想，培养善于学习的人才而不是被学习的工具。
二、《论语》的教育思想在初中生教育中的意义
当今社会， 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技术活动。与其说是奉行教化， 不如说是专业职业培训。在这个一直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下， 我们更需要的是呼唤教育的回归。孔子是一代先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而《论语》一书中更蕴含着深刻的修身、治国、做人的教育思想。我们只有在充分挖掘其有益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有效的提升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课文内容本身，而看重的是它能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同样，我们分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也旨在寻找它对我们当前教育的有用之处。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无法逾越的困难。如何将我们的理论完善并付诸与实践，这将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去努力探索的问题。近年来，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人们已逐渐认识到，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语文教材的编写应当把《论语》部分选集放入中小学课本中。青年朋友们在学习《论语》的过程中可以更多的了解儒家经典文化，并在优秀老师的正确引导下受其教育思想的影响，学生们从小就能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
关键词：道德教育；论语；理想国；言说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170-01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教育的内容
（一）二者都把道德教育放在核心位置
孔子始终把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这四项是指典籍文献、道德实践、对人忠诚、讲究信用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而苏格拉底也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 ，最大的学习就是善的学习。在苏格拉底那里，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也正因为善的理念赋予人的理性以认识能力，使认识对象具有真理。
（二）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孔子多次谈到“仁”,孔子说的仁,包括了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道德观念,而其最基本的涵义则是“仁者爱人”。
苏格拉底所使用“德性”这一概念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它包涵了各种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并不表示一个具体的德目,而是所有德目的一个通名。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教育的方法
（一）言说的标准问题
孔子和苏格拉底可说是中西方传统言说标准的确立者。然而，苏格拉底把言说的标准最终确立于言说本身，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从而最终取消了言说的标准。[3]苏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在言说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概念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之上，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这种要求是言说本身的要求，而与所言说的对象或内容无关。
（二）孔子“仁”的思想涵义
孔子在《论语》中与弟子们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仁”的问题，“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然而，这些讨论全都是建立在未给“仁”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前提下的。孔子的标准始终在他自己的内心，一切说出来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的，也许只有当时面对面的两个对话者（“我”与“你”）能够领会，一旦当事人去世，就只好由后人任意解释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道”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做法。
（三） 言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德育方法以及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孔子明确的道德教育教育方法是“启发式”教学法。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在当今看来，不能在教学中直接对学生进行灌输,而是学生在探求某种道理而未达到目的时，老师予以开导指点,使之得其真义,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性。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4人关于“孝”的提问,孔子的回答各不一样,孔子的这种因材施教更有利于弟子的学习。
苏格拉底的教化方法是助产术,即帮助孕育于精神自身的理性、知识、品德从精神本身中出世和成长。他认为真理原本就存在于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去自觉地发现它。因此,苏格拉底深入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发现存在于内心的真理的任务,通过讨论式的对话,引导对话者精神的提升与思想的唤醒,启迪对话者对美德的追求。
三、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德育教育的目标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强调德育教育要为政治服务
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心目中，政治、道德和教育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二人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并把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孔子认为，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不同造成人的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孔子赞同“学而优则仕”，把受教育就是为了从政的这个目的表达得很清楚。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苏格拉底）也认为教育是通向正义的唯一道路。当政者只需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赞同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政治、宗教合一，当政者同时也是宗教首领。从广义上来看，这里的“教”除狭义的“宗教”含义外，还有“教化”的意思，因此政教合一也指国家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实行思想文化的控制。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城邦首先是个教育机构，他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论者。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那样明确主张政教合一，但他内心深处也是赞同政教合一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孔子；《论语》；德育思想；官德
官德即官员道德，一般用以指称各级党政干部的道德。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奖惩官吏的基本原则，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的考评。官德教育作为对特定对象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对官员的道德教育是最高统治者对百姓实施教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因而官德教育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在我国作为统治思想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而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论语》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并且孔子“搞的是政治伦理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官僚”，考察《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可以使我们从中“管窥”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德教育。
一、《论语》中官德教育的内容
通观《论语》全书，可以发现孔子对官员应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论述非常多，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因而也有人将孔子的政治原则称之为伦理政治。具体说来，《论语》中官德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贵贱有序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旧的伦常关系、等级关系破坏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孔子作为一名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自然十分反对这种“天下无道”的现象，主张维护周礼，做到贱贵有序。
他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记载。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季氏身为大夫却用天子才可享用的乐舞的行列，孔子对此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之情。此外，孔子对季氏到泰山祭祀、鲁国国君僭用礼、鲁国三家大夫演奏天子之歌等“无道”行为都表示强烈的愤慨甚至蔑视。
（二）忠恕守礼
在《论语》中，孔子对忠恕有着很高的定位，并且认为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曾子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在《论语》里，“忠”相当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即真心诚意地为别人着想和做有利于别人的事。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把“与人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并且认为“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即认为待人要诚心实意，即使是到了落后的夷狄之国也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可以通过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恕”的含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孔子对忠恕有很高的价值定位，表明孔子希望他的学生在施展政治抱负时能牢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礼”在《论语》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份量，如“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礼贯穿人的生死，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并认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才能使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归顺。
（三）勤政爱民
孔子作为一个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十分强调勤政爱民。他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有多处显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中等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言而有信，节约用度，关爱百姓，不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他还认为：“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就是说：侍奉君主，应该敬慎地对待自己的职责，而把俸禄放到后面。子路问孔子执政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并且还加了一条“无倦。”（《子路》）意思就是自己要先于百姓行动，然后再劳动百姓，再加上一条就是永远不要倦怠。
（四）坚守孝道
遵守孝悌之义是孔子施行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认为坚守孝道是官员施行德政的一项基本道德要求。曾子以继承和传播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闻名，在《论语》中，曾子就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也就是恭敬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静穆地追记历代祖先，百姓的道德就会趋向敦厚。
孔子把守孝悌之义看作士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施行仁道的基础。当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把“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子路》）定义为次一等的士。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原壤的评价是“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即幼时不谦逊敬长，长大了又无可称述，老了还不快死，这真是个祸害。通观全书，可以发现这是孔子罕见地使用如此严厉的措辞来评价一个人。
在全书中，孔子对“孝”有着不同的阐释，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无违”即不违背礼的规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以上三处皆出自《为政》）通过以上记录，可以总结出孔子对孝的定义，即对长辈要遵守礼数，保持尊敬，态度要和悦，并且多年不改变父亲传下来的正道。
（五）重用贤才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意思就是舜有五位能臣，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治国人才十名”，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尧帝舜帝以下，武王时的人才最盛，其中还有一名是妇女，男子只有九个罢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
当鲁哀公问及如何使人民服从时，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即应当选用正直的人，让他们位居邪曲之人的上位，百姓就会服从，否则百姓不会服从。仲弓做季氏的家臣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选拔贤才的标准十分重要，为此，孔子也有专门的论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即孔子把不预先揣度别人在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实，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可以看出，孔子对“贤”的定义不仅有品行操守方面，还有智慧与能力方面的规定。
二、《论语》中官德教育的方法
在《论语》中，官德教育的方法是非常广泛的，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些方法流传久远，至今仍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广泛沿用。
（一）谈话法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打破了贵族阶层“学在官府”的垄断与独占，使教育能够面向平民，真正做到“有教无类”，让平民也能够享有和接受知识。孔子授徒讲学的生涯，也是他志愿通过讲学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抱负的过程。孔子希望通过培养一批政治精英分子，使自己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为改变社会现状提供一剂良药。
《论语》作为一部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为古代传统的一种教育实践形式，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谈话法是运用的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孔子传授自己的思想，培养未来能利用自己思想改造社会的高素质官员主要通过问答形式来实现。因而，对话式的方法是孔子官德教育的最鲜明特色。
由于孔子与学生之间构建了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因此，师生之间的对话可以说是有疑必问，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生的对话有时显得轻松愉快，如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有时则言辞激烈，甚至带有“火药味”，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子路》）这种对话式德育方法使师生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往往可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比如当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孔子回答道：“绘事后素。”当子夏进一步追问道：“礼后乎？”孔子感叹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二）启发式教育法
孔子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因为他深谙教育规律。孔子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原则，在对话中注重启发学生的心智，孔子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非常赏识像子贡这样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学生，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往往还以启发的效果来比较学生“孰愈”；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论语》中的启发式的教学是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其优点就是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学生的思考积极性。
（三）因材施教的方法
孔子对于每个学生的性格、能力和品行都了如指掌，这是他能做到因材施教的前提。《论语》中有两段对学生特点的记录：“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先进》）孔子的因材施教主要表现为针对同一个问题，因为学生的特点不同而答案迥异，比如对“闻斯行诸？”这样的问题，当子路问时，孔子回答道：“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当冉有问时，孔子回答道“闻斯行之！”公西华对孔子的回答感到疑惑不解，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众弟子问仁、问政、问礼、问孝等均因个体差异而给予不同回答。这些典型地反映出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四）注重身教的方法
孔子深知自身的言行会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非常注重身教。诚如其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在教学实践中，孔子不但要求学生做到仁、义、礼、智、信，而且自身还带头践行。比如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这是孔子带头践行“仁”德。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斯滥矣”（《卫灵公》）。这是孔子带头践行他所要求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有杀身以成仁”主张。“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乡党》）这是孔子带头践行“礼”。因此，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自律的道德实践者。同时，孔子自身的人格魅力也发挥着重要的身教作用，其身上所具有的淡泊名利、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高贵品格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敬业精神，必然会对学生产生重要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是教育学生最好的教材。
当然，在《论语》中关于提升官德的具体方法还有很多，除了上文详细论述过的方法之外，还有可以值得借鉴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发现孔子官德教育方法的新闪光点。
三、正确认识《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论语》就是对春秋时期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作为一部记载着两千多年前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言论的语录，自然有其巨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这种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孔子主张维护周礼，倡导建立贱贵有序的等级秩序。
他的这一局限性在其官德教育中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例如在官德教育方面，强调贱贵有序，反对僭越，这就把与生俱来的身份等级制度固化了，否认了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地位。在坚守孝道方面，主张“三年无改于父道”（《学而》），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变革，更否定了革命，难以推动社会形成创造与创新的氛围。在提升官德的方法上，其中有的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如“孔子主张以周礼为戒。很明显这种自戒在当时不属进取精神之列，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和约束。”
尽管有着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经后世学者演绎发挥后，其内容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考察官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其方法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用以规范自身行为、提高自身思想境界的重要借鉴。可以说，《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规范统治阶级行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和孔子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语》中有关官德教育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官德教育是一个短时期内不会过时的话题，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官德教育的问题，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着复杂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是应对“四大考验”、践行党的宗旨的重要基础。
《论语》中的官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和有益方法也有值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干部吸收借鉴之处。当然，吸收和借鉴《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应当坚持一定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就像在视察孔子研究院时所强调的，“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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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明宁（1990- ），男，河南濮阳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官德即官员道德，一般用以指称各级党政干部的道德。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奖惩官吏的基本原则，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的考评。官德教育作为对特定对象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对官员的道德教育是最高统治者对百姓实施教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因而官德教育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在我国作为统治思想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而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论语》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并且孔子“搞的是政治伦理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官僚”，考察《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可以使我们从中“管窥”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德教育。
一、《论语》中官德教育的内容
通观《论语》全书，可以发现孔子对官员应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论述非常多，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因而也有人将孔子的政治原则称之为伦理政治。具体说来，《论语》中官德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贵贱有序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旧的伦常关系、等级关系破坏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孔子作为一名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自然十分反对这种“天下无道”的现象，主张维护周礼，做到贱贵有序。
他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记载。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季氏身为大夫却用天子才可享用的乐舞的行列，孔子对此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之情。此外，孔子对季氏到泰山祭祀、鲁国国君僭用礼、鲁国三家大夫演奏天子之歌等“无道”行为都表示强烈的愤慨甚至蔑视。
（二）忠恕守礼
在《论语》中，孔子对忠恕有着很高的定位，并且认为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曾子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在《论语》里，“忠”相当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即真心诚意地为别人着想和做有利于别人的事。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把“与人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并且认为“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即认为待人要诚心实意，即使是到了落后的夷狄之国也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可以通过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恕”的含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孔子对忠恕有很高的价值定位，表明孔子希望他的学生在施展政治抱负时能牢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礼”在《论语》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份量，如“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礼贯穿人的生死，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并认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才能使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归顺。
（三）勤政爱民
孔子作为一个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十分强调勤政爱民。他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有多处显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中等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言而有信，节约用度，关爱百姓，不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他还认为：“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就是说：侍奉君主，应该敬慎地对待自己的职责，而把俸禄放到后面。子路问孔子执政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并且还加了一条“无倦。”（《子路》）意思就是自己要先于百姓行动，然后再劳动百姓，再加上一条就是永远不要倦怠。
（四）坚守孝道
遵守孝悌之义是孔子施行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认为坚守孝道是官员施行德政的一项基本道德要求。曾子以继承和传播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闻名，在《论语》中，曾子就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也就是恭敬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静穆地追记历代祖先，百姓的道德就会趋向敦厚。
孔子把守孝悌之义看作士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施行仁道的基础。当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把“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子路》）定义为次一等的士。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原壤的评价是“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即幼时不谦逊敬长，长大了又无可称述，老了还不快死，这真是个祸害。通观全书，可以发现这是孔子罕见地使用如此严厉的措辞来评价一个人。
在全书中，孔子对“孝”有着不同的阐释，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无违”即不违背礼的规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以上三处皆出自《为政》）通过以上记录，可以总结出孔子对孝的定义，即对长辈要遵守礼数，保持尊敬，态度要和悦，并且多年不改变父亲传下来的正道。
（五）重用贤才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意思就是舜有五位能臣，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治国人才十名”，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尧帝舜帝以下，武王时的人才最盛，其中还有一名是妇女，男子只有九个罢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
当鲁哀公问及如何使人民服从时，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即应当选用正直的人，让他们位居邪曲之人的上位，百姓就会服从，否则百姓不会服从。仲弓做季氏的家臣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选拔贤才的标准十分重要，为此，孔子也有专门的论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即孔子把不预先揣度别人在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实，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可以看出，孔子对“贤”的定义不仅有品行操守方面，还有智慧与能力方面的规定。
二、《论语》中官德教育的方法
在《论语》中，官德教育的方法是非常广泛的，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些方法流传久远，至今仍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广泛沿用。
（一）谈话法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打破了贵族阶层“学在官府”的垄断与独占，使教育能够面向平民，真正做到“有教无类”，让平民也能够享有和接受知识。孔子授徒讲学的生涯，也是他志愿通过讲学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抱负的过程。孔子希望通过培养一批政治精英分子，使自己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为改变社会现状提供一剂良药。
《论语》作为一部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为古代传统的一种教育实践形式，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谈话法是运用的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孔子传授自己的思想，培养未来能利用自己思想改造社会的高素质官员主要通过问答形式来实现。因而，对话式的方法是孔子官德教育的最鲜明特色。
由于孔子与学生之间构建了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因此，师生之间的对话可以说是有疑必问，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生的对话有时显得轻松愉快，如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有时则言辞激烈，甚至带有“火药味”，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子路》）这种对话式德育方法使师生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往往可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比如当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孔子回答道：“绘事后素。”当子夏进一步追问道：“礼后乎？”孔子感叹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二）启发式教育法
孔子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因为他深谙教育规律。孔子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原则，在对话中注重启发学生的心智，孔子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非常赏识像子贡这样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学生，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往往还以启发的效果来比较学生“孰愈”；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论语》中的启发式的教学是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其优点就是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学生的思考积极性。
（三）因材施教的方法
孔子对于每个学生的性格、能力和品行都了如指掌，这是他能做到因材施教的前提。《论语》中有两段对学生特点的记录：“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先进》）孔子的因材施教主要表现为针对同一个问题，因为学生的特点不同而答案迥异，比如对“闻斯行诸？”这样的问题，当子路问时，孔子回答道：“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当冉有问时，孔子回答道“闻斯行之！”公西华对孔子的回答感到疑惑不解，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众弟子问仁、问政、问礼、问孝等均因个体差异而给予不同回答。这些典型地反映出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四）注重身教的方法
孔子深知自身的言行会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非常注重身教。诚如其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在教学实践中，孔子不但要求学生做到仁、义、礼、智、信，而且自身还带头践行。比如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这是孔子带头践行“仁”德。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斯滥矣”（《卫灵公》）。这是孔子带头践行他所要求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有杀身以成仁”主张。“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乡党》）这是孔子带头践行“礼”。因此，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自律的道德实践者。同时，孔子自身的人格魅力也发挥着重要的身教作用，其身上所具有的淡泊名利、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高贵品格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敬业精神，必然会对学生产生重要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是教育学生最好的教材。
当然，在《论语》中关于提升官德的具体方法还有很多，除了上文详细论述过的方法之外，还有可以值得借鉴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发现孔子官德教育方法的新闪光点。
三、正确认识《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论语》就是对春秋时期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作为一部记载着两千多年前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言论的语录，自然有其巨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这种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孔子主张维护周礼，倡导建立贱贵有序的等级秩序。
他的这一局限性在其官德教育中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例如在官德教育方面，强调贱贵有序，反对僭越，这就把与生俱来的身份等级制度固化了，否认了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地位。在坚守孝道方面，主张“三年无改于父道”（《学而》），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变革，更否定了革命，难以推动社会形成创造与创新的氛围。在提升官德的方法上，其中有的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如“孔子主张以周礼为戒。很明显这种自戒在当时不属进取精神之列，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和约束。”
尽管有着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经后世学者演绎发挥后，其内容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考察官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其方法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用以规范自身行为、提高自身思想境界的重要借鉴。可以说，《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规范统治阶级行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和孔子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语》中有关官德教育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官德教育是一个短时期内不会过时的话题，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官德教育的问题，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着复杂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是应对“四大考验”、践行党的宗旨的重要基础。
《论语》中的官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和有益方法也有值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干部吸收借鉴之处。当然，吸收和借鉴《论语》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应当坚持一定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就像在视察孔子研究院时所强调的，“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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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孔子出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定居 。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氏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 尼山”，位于曲阜城南。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由于生活贫困，他较早做事谋生，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 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了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十五岁时，孔子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就是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国家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可是在政治上，孔子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在文化教育上，他却是成绩卓著。孔子大约在30岁（ 前522年）时创办私学，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年。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弟子爱戴。他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
孔子教育思想突出的亮点就是民主爱心教育。他比起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提出的民主教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孔子在他行教中体现出最高尚的人格就是平等对待学生，他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孔子晚年，办学的规模达到全盛期。他选择了全民教育、大众教育的方式。孔子的学生，有鲁国本土的，如颜回、冉耕、冉雍、冉求、宰予、公西赤等，也有其他诸侯国的，如子贡、子夏是卫人，子路是卞人，子张是陈人，原宪是宋人等等。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如颜回小孔子30岁，曾参小孔子46岁，有若小孔子13岁等。学生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有贵族子弟、官吏、士卒，还有商贾、平民；文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征，孔子采取了分级、分科的教学方法，自己直接指导高年级的学生，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材施教；水平较低的学生则由高年级的学生间接指导。学生以自学为主，孔子则因其疑难问题而启发他们自己学习。
孔子经常同他的弟子谈心，要求他们各抒己见；每当学生有所得时，他总是大加鼓励，如“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他还要求学生“当仁不让于师”，提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而且从不自以为是。如有一次他问子贡，你和颜回谁强些？子贡回答，他哪敢同颜回相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接着就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在《淮南子・人问训》中，孔子说，子路“勇人也，丘弗如也”，子贡“辩人也，丘弗如也”。其自谦若此。孔子对于后生寄予无限的信赖和希望，他曾说过：“后生可畏，然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有段文字是记叙孔子游春的，“绿草如茵的河畔，弟子们围在老师身边，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老师拨动琴弦，弟子们跟着唱起歌来”。当孔子听完性格不同的子路和颜回各自的志向后，“孔子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们，微微地点了点头”。当颜回弹琴唱歌时，“孔子先是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等等。丝毫看不出孔子有半点“师道尊严”的架子与面孔，师生俨然是一种朋友关系。正是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弟子们才能畅所欲言，师生才能共同探讨，实现“教学相长”，这也真正体现了“教学是师生平等交往的过程”。
在这种民主互爱的教育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关系平等和谐、亲密无间。他十分尊重和热爱学生，营造出了师生和谐的平等教育氛围。孔子的教育面对全体学生，注重有关民主素质的启蒙教育。他这种教育理念被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广为吸收， 20世纪美国民主教育思想的捍卫者杜威把教育看作是实现民主的“首要的工具”,杜威民主教育的思想紧紧追随了孔子的理论，都是通过善与信仰把社会思想凝聚在一起。
《论语》是“四书五经”的其中之一。通过鉴赏《论语》中每一个小节都能了解孔子的为人。比如《论语・述而》中的一个小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句话在基本精神上，与分门四种（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完全吻合。两相参对，同是“行”重于“文”，“行”先于“文”。这里“行”指的是立德，要求精于修养;“忠”是指立功，要求整于事物;“信”是立言，要求精于应付;样样离不开“行”的范围。所以孔子也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孔子的主张的是“行重于文”，这一点我倒挺同意的，因为“文”再厉害始终不“行”，还是很糟糕的。
孔子教育也有明确的方针。他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和培养有用的人才，给自己理想的政治前途开辟道路，提出了“学而忧而仕”的教育目的，即学习和礼节态度佳者称为“仕”，也是所谓的学士。
孔子论“士”的品质，在培养规格要求上，就离不开官学传统的影响。《论语》有如下记载，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第一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其次，“家族称孝”、“乡堂称弟”;再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不分上中下，着力只在一个“行”字。这个“行”指的是政事、言语和伦常日用的实践，用《学记》原话来说，就是从“敬业乐群”到“化民成俗”之道。说到这里我想到我在学校学习的楼宇名称正好也叫“敬业搂”，而隔壁的楼宇叫“乐群搂”，这证明我校非常欣赏孔子的主张。
孔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在官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孔子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并把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集中灌注到这一社会事业上，把自己辛勤培养的对象一直扩大到统治阶级以外，从而带来教育自身的社会性。事实证明，在孔子门下，“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不拘什么身份的人，只要交了起码的学费，都开门接纳。门徒当中，真正出身贵族家庭的只有子懿子弟兄、司马牛等人;来自所谓的“”行列，包括商人、武士、徒卒、鄙家、仆役等的人反而占多数，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这样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历来“非我族类”的界限，扩大了教育文化领域。孔子确实开了风气之先啊！
孔子在规定教育内容上也不容忽视。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官学的经验，重视“学文”，突出学诗学礼的重要性。孔子曾经告诫门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认为学了“诗”以后，既可以陶冶情操，增益博物知识，又可以促进办理政事的能力和提高语言艺术水平。在门徒当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对这方面造诣比较深，引喻得当，连孔子也不断夸赞，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表明了孔子把“学诗”当作一门主课。
孔子如何对待“学习”这件事的呢？孔子对此主张“学而不厌”，把学与思二合一。孔子曾自我表白：“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短短几句话，生动地表达了他“思如不学”的勤奋精神，但是，他在具体过程中又把“学”“思”结合当作获取知识的手段，坚决反对“学而不思”的偏向。他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没有思维活动的启发，学习就不会有进步的一天。由此我们可得知，他在自己的学习活动中也十分注意受教育的思维状态，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工作。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在基本要求上，照顾到教育双方思维状况的主动性。所以实践的结果，也必然带来“举一反三”的积极效验，成为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孔子在教育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经验，叫做因材施教。这种教育方式以发展的观点看，也和启发式教育息息相连，具有朴素的唯物倾向。这些教育方法都为后代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谈了那么多有关孔子的点点滴滴，让我们更加了解与敬佩至圣先师孔子。由此观之，现当代教育史上无不闪烁着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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