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视频、微博、论坛等越来越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传播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网络传播对体育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传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何利用网络传播促进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以及体育文化发展？文章通过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体育文化发展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网络传播 大学生 体育文化 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视频、微博、论坛等网络传播日益贴近我们的生活，各种信息科技技术逐渐成熟，这为各个体育运动项目的传播提供了更多新颖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伴随着互联网及智能手机上网功能的逐渐普及，视频、微博、论坛以及手机电视等都给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以及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而且人们欣赏和学习途径也多样化。所以研究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促进大学生理解和认识网络传播的作用，为大学生创建一个积极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一、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体育文化的正面影响分析
（一）对大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
大学生受到社会、经济状况、时间、兴趣等影响，使得体育行为方式存在多样性。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学生们对体育方面相关信息关注的越多，就越容易激发参与体育的兴趣，促使自己改变行为倾向，产生体育行为。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经常会因为体育信息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在奥运会、NBA、世界杯足球赛、各单项世锦赛等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关注体育、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会明显的增多。通过目前对大学生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大学生体育人口的比例较高，学生们喜爱的运动项目主要有各个球类项目以及街舞、跆拳道、体育舞蹈、游泳等。网络传播的介入加深了学生对体育的了解和喜爱，提高了学生参与体育的热情和积极性。
（二）对大学生的体育情感的影响
学生是体育明星追逐者的主力军，体育明星大多都气质逼人、英姿飒爽，在竞技场上更有扭转乾坤左右全局之势，很容易让年轻人崇拜、迷恋甚至疯狂。由于学生们从众的心理，生活学习的特点决定了大学生更加重视群体的认可程度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兴趣和公共信息满足人际交往以及获得他人的肯定。大学生中热爱体育以及追捧体育明星的势力很大，使得原本没有多大追星热情的学生，为了不被看做落伍、不被视为异端，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追星的行列。总之，在心理作用的驱使下，大学生们会去留意关注体育明星的赛场表现甚至生活状况，明星们赛场的表现对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三）对大学生运动技能的影响
大学生是体育信息受众的主力军，各项国内外体育赛事都会不同程度的吸引他们的关注，如NBA以及足球、篮球的各大联赛等。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俱乐部、课外活动等多种途径掌握运动技能，而体育技能通过影像传播到大学生的感官，会对他们参与体育活动有着强烈的刺激性，大学生在获取体育信息时，通过赛场画面以及明星的精彩表现而不断刺激他们的感官，时刻触动参与欲望，他们往往会在欣赏完一场精彩的比赛后，从而激起强烈的模仿欲望而立即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感受体育的魅力和体验明星的风采。
二、网络传播对大学生体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分析
（一）网络体育传播用语粗俗
一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提高竞争力，提高网站流量，在网络、体育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有暴力倾向的图片、语言文字、或者将镜头对准赛场内外的球迷骚乱、体育暴力等事件，使网络体育新闻始终弥漫于浓烈的火药味中。体育竞技比赛弘扬的是公平公正的竞争，当不道德的新闻报道以及暴力粗俗充斥体坛时，大学生心中的公平公正的竞争观念会受到污染，有的同学道德观念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
（二）网络体育传播娱乐化
网络传播的娱乐化、色情化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构成极大危害，网络传播娱乐化、色情化现象一直是新闻业屡禁不止的顽症，在网络媒体中的这种现象更为突出。目前，大量低俗信息的体育新闻在网络媒体上比比皆是。一些网络媒体不将传播的重点放在新闻本身，反而将娱乐等作为噱头，来提高网站的关注度和点击率。大学生处于生理已经成熟但心智还处于懵懂阶段的人生成长关键阶段。网络体育传媒将各种不良信息广泛传播以及进行过分渲染，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构成极其恶劣的危害。
（三）过度宣扬“金牌至上”体育思想，使得学生们的体育价值观扭曲
体育比赛都会有胜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由于部分网络媒体过度宣扬“金牌至上”的体育思想，导致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念扭曲。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崇拜体育明星是因为他的运动比赛能力，但也有少部分的大学生是因为体育明星的经济收入高等原因而崇拜。“金牌至上”的体育思想还将会对我国的大众体育、全民健身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造成影响。
三、对策与建议
要加强对网络体育信息传播的舆论引导，注重把握不良体育信息传播的度，并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对该类体育信息的合理正面解读。针对网络上的负面体育信息，要注重形成讨论氛围，引导大学生全面地看待这些体育现象，并在讨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最终树立正确健康的体育意识。另外，要加强校园体育环境建设，合理利用学校网络传播平台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大众传媒和体育明星的正面宣传，合理利用体育明星在大学生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中的意见领袖地位，将终身体育的观念融入到日常的体育信息传播过程中，带动和改善大学生的体育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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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亚待理论整合与创新的实际出发，分析现阶段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随着体育一文化一传播研究的日益深人，业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整合成为无法回避的瓶颈。热点散乱、话语芜杂既是厚积薄发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模糊混沌的困局。北京奥运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越积越深，无论是体育文化传播本身的理论支撑还是其现实的发展指向，都需要在回顾中整理，概括中提升。
一、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皿待理论整合与创新
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研究对象都会发生拓展与迁延，这就对学理层面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现实的理论诉求，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体育文化传播也不例外。
1.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容拓展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目前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涵盖几乎所有与体育相关的人类传播活动，关于“体育一媒介一社会一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几年前以内容分析为主的体育新闻报道研究的范畴，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提法，诸如体育文化传播、媒介体育、体育景观、体育媒体服务等，都反映出研究视域的扩展与问题。北京奥运作为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引发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对体育文化传播的关注，特别是在体育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概念相互包容的现实研究范畴中，更是带有浓厚的交叉学科的性质。加上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新兴理论的大量引人，体育媒介研究一时间聚集了人文社会领域的诸多思潮，新的命题与阐释迭出，也带来了研究范式与概念范畴的混杂，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梳理、沉淀与反思。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对象的扩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本土理论架构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起点并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直到今天体育文化传播实践中依然沿袭着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对体育精神的界定，因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支撑，而是与中国本土体育这一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建设性的观念。
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使得体育与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一元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话语所取代，众多新的关键词与提法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予以界定，此外，社会变化加剧，新的问题与新的危机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运行。可以说体育文化传播自身在消化中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如何有效地吸收并生产创新，已经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的破局之题。
二、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理论发展应从关注现实路径出发
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依然是现实指向的问题，既然关注发展就不能回避现实路径的选择问题。文化传播中任何现实的路径选择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已有历史积累的结果，是已有历史的延伸。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观点，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体制变迁与技术演进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并且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当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主要存在两种路径—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
1.政府主导模式要求体育文化传播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伴随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在北京奥运会达到空前有效的高度。这种路径依赖仍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实际，对于传播内容不能脱离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在国家/民族认同凝聚力的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体育文化传播在为国家主流价值观服务的同时，也被鼓励在彰显个体特质、体现社会文化多元性的方面多做文章，以适应以人为本的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进步与传播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相结合，将体育的功能延展，凸显出社会个体丰富的文化选择。
2.资本主导模式加速了体育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资本主导模式更多的体现为全球资本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运作，体育无法脱离资本运作的模式对现存文化价值的迁延与影响。英国学者雷蒙德·波伊勒(Raymond Boyle)就明确指出电视、体育和赞助之间构成了运动的当今世界体育运动的三角关系。可见，媒介与资本合谋下，体育赛事的叙事手段与影像风格甚至是自身体制的结构，都不同程度取决于跨国市场的目标性，充满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资本也正是借助不同中的矛盾平衡，在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传播中腾挪跌宕，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不过这样的过程的确有利于体育文化传播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博弈，反映出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流变。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资本力量，都不愿看到同质化的体育文化传播，因而今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还将以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这两种路径为主，二者相互作用并惯性化的矛盾态势必将持续很长时间。
三、现阶段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正是因为上述理论与现实的存在，后奥运时代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拓展才显得真实而又迫切，如今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还处于发韧期，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人成熟期，因而无法也不必追求大而全的理论体系，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对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作出合理的判断的前提。
1.充满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
传播是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我们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与象征来感知我们身处的世界，对于体育媒介研究的理论逻辑而言，符号学的视角当属最有效的一类。作为截取的文化字段，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向来是不同文化人群相互接近并加深了解的最直观的印象载体，这些符号可以是某种体育运动，可以是某位运动员，也可以是被赋予的某种虚拟的精神价值;有着相同目标指称意义的群体间的言语指称意义的形成与传播也最为便捷，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以外，这一视角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等全球性体育事件中表现的同样明显。2010年6月一7月的南非世界杯中，南非传统乐器呜呜祖拉(Vuvuzela )的响声经由世界杯的转播响彻全球，虽然备受争议，但这一细节正是文化符号的创新与整合的典型案例:南非世界杯中的呜呜祖拉象征了非洲草原生活的口常工具(一种用来驱赶拂拂的发声工具，在古老的非洲用于召集部族成员集会)，代表了非洲球迷的个性特点(1990-1998年世界杯的球迷看台上，我们都能发现吹着呜呜祖拉的非洲球迷)，今年世界杯上改良的呜呜祖拉经过世界球迷的推动，兼具多重文化身份，俨然就是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文化象征之一。
2.体育媒介景观在国家/民族/群体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
不仅仅是奥运，现今世界由媒体再现的众多国际赛事俨然成为一种国家/民族/群体的身份标识，体育竞赛在很多时候早已超越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被有意或无意的赋予复杂的政治因素，成为个体身份认证的重要维度。媒介通过奥林匹克盛会的全球化，对各种不同的影响加以传播，诸如各国鼓励可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的体育政策出台，对比赛的胜利在经济上和象征力上加以利用，将各种情感因素融合为想象中的共同纵酒狂欢时，这种力量才最为明显。2010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后，西班牙国脚们捧着大力神杯欢庆游行的镜头让我们回想起1998年世界杯法国足球队夺冠后香榭丽榭大道上万头攒动举国狂欢的盛景。这些恰如戴维·罗伊(David Rowe)论述的那样，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代表性的体育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并且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进行对内和对外地广为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层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此外，体育自身的凝聚力从来就是社会群体动力的有力证明，加之与现代媒介传播手段结合而培育成的大量参与群体与观众群体，无疑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群体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一环。
3.建设体育强国语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的日常生活视角
日常生活是最为庞大的人类传播行为的集合。北京奥运会后，对于十几亿人口的映涣大国，奥运金牌总数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建设体育强国的宏大课题。在这样伟大的历史语境之下，如何使每位社会成员受惠，如何给体育文化传播这一宏观议题构建通向普通社会个体日常生活的德性网络，这种充满终极关怀的视角在目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于挖掘与弘扬。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这次文化盛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思考，人们对体育的关注将从“金牌策略”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群众体育领域)，体育文化传播的常人视角将会发现在举国体制的官方宏大话语遮蔽下，传播主体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更多有价值的论题。如何通过体育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更好的发挥体育的交往功能，还是一片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论文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发展 传播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背景下产生的，只有从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如果缺少了文化学上的观点，就如同隔靴搔痒，是难以完全体现其精神本质的。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基础理论不成熟，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方法及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全面的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挖掘整理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我们对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对待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无论是现在仍处于蓬勃发展的还是因各种历史原因已部分消失的，我们都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挖掘整理和开展科学理论研究。要搞清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价值功能、历史渊源等方面，同时也要清楚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如何保持其科学的一面，以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科学的发展。
我国现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其基础理论建设非常的薄弱，而且有一些领域甚至没有涉及到；其应用理论的研究则范围较窄，对于传统体育的研究多是一些有一定竞技性的项目研究的重点也是如何进军奥运会、民运会或全运会等。然而对于我们传统的、更有文化价值的内容，我们进行研究的太少。因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来说，这种形式的研究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我们要注重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全面挖掘和整理，建立一个科学的发展观，这样才能进一步做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工作，使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形式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1．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百花齐放，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各种不同文化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民族性，走向多样化的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我国又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以多种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各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无优劣之分，要用平等的跟光来看待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考虑用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来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注意实用性与时代性相协调；民俗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健身娱乐性、文体交融性与群众性相统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现代体育文化的补充，与现代体育有机结合，业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随着人们休闲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仅仅将体育看成是一种身体的练习，而是包含有精神文化在内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享受。又由于不同的群体对文化的需求和看法也不一致，那么民族体育文化在当今的发展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形式，而是保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1．3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必定要产生相互的影响。未来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是一种文化吞没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不失其整体性的积极吸收过程。人们对现代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过度推崇，希望通过竞赛的获胜而一举成名，渴望“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辉煌，使得很多非正常手段在体育场上应运而生：各色兴奋剂，球场上的暴力以及场外的球迷骚乱，假球、黑哨，裁判员金钱丑闻等。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体育界开始寻找可以缓解这类现象的另一种文化形式，而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礼让等，恰好可以与这种现象发生的文化根源形式进行互补。因此，可以通过改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落后的一面，崇尚科学性，摒弃性，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积极的内容来发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而向世界人民展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在与世界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要“以自我为中心”，结合世界文化的优势内容，实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这样才能更合理的选择和消化传统文化的养料，使传统文化以开放的胸怀、兼容的态度和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要兼采中西，并揽古今，有效地促成现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综合创新和发展。在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固然可以受碰撞而激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和外来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市场为各个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化的形成实质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阶段性结果。民族文化资源存量的增长是民族文化发展真正独立性的标志。一种民族文化只有是发展的，才有生命力。在这个世界舞台上要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应该注重取长补短，与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市场为各个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化的形成实质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阶段性结果。民族文化资源存量的增长是民族文化发展真正独立性的标志。一种民族文化只有是发展的，才有生命力。在这个世界舞台上要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应该注重取长补短，与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途径
2．1学校教育是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良好载体
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对学生深入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有着十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高校开展。学生在走人社会后就会自觉的成为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在学生时代所习得的知识则成为他们传播的主要内容；另外，在高校开展传统体育教学，对大学生了解和接受传统养生思想也有积极影响，养生思想渗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一些体育的理论内容，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了解并学会一套古健身养生法对学生以后确立终身体育的理念有着积极的意义。
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成为现代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古老的原始体育进入学校，成为现代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古老的原始体育形态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白成体系的独立分支，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调控，以及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我们可以通过学校体育这个环节得以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也必须利用教育的渠道来聚集。
2．2在全民健身中宣传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悠久历史长河中提炼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人们对物质生产的实践和生活质量的优化组合，并在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承载数代前辈的心血，沿袭相传，不断地丰富发展，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国全民健身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过程中伴随产生的，它的传播与全民健身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全民健身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和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和宣传，不但可以弘扬和传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且还有利于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
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丰富，项目繁多，健身效果显著，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将进一步加强普及，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不失为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好途径。
2．3现代传媒工具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作用
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足不出门就可获得海量信息。电视以及网络已经变的非常普及，利用这些传媒还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传播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网络作为现代非常重要的一种传媒工具，在各种文化和信息的交流上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积极创建自己的因特网体育文化基地，通过创建我们自己的民族传文化网络，向其它民族和世界宣传我们的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反映。通过对网络传媒的适当管理，并利用它传播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另外，一些与体育相关的传媒应该全面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内容，政府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构建体育网络媒体工程，利用这些方法来传播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
3结语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综合分析法，从文化学、传播学、民俗学视角对2010年广州亚运与岭南休闲体育文化融合传播作出相应探讨与分析，了解历届亚运会主题口号时举办城市文化传播的影响，思考201。年广州亚运理念:“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它将充分体现竞技体育与休闲体育文化完美结合，创建以休闲体育为核心的东方体育文化理念，打造广州亚运休闲体育盛会，将东道主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亚洲，走向世界。
1.2010年广州亚运理念与休闲体育文化的联袂
1. 1广州亚运理念充分把握时代主题—“和谐时代”、“休闲时代”
广州亚运理念:“激情盛会，和谐亚洲”把握了时代主题，又体现了亚运会的宗旨和举办城市的热情，同时表达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如1951年的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一届亚运会，用的是“红色太阳”的口号，是当时亚洲追求初升之日的发展愿望。广州亚运必然受到岭南文化的熏陶，而且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热情洋溢地迎接来自亚洲各地的朋友来参加2010年亚运会，让参加亚运会的亚洲同胞感受到广州亚运会的激情，让亚洲人民从激情亚运中融合休闲体育思想，创造和谐亚洲。对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奥运，我国赢得金牌第一的东道主荣誉，对于亚运这应该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突出激情亚运、和谐亚运、休闲亚运，打造我们亚洲休闲体育文化理念，传播休闲体育文化。
1. 2广州亚运新增项目富有休闲文化特征
广州亚运会是亚运历史上设项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亚洲盛会。在42个大项中，既有28个奥运会比赛项目，也有14个非奥项目，新增项目为体育舞蹈、龙舟、轮滑、围棋、象棋、板球等6个项目，其中3个项目属于中国的，都是属于休闲体育项目类，龙舟进入亚运会，展示了“粤人喜水善舟”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特色，而且在广州亚运会官方网站主页面版头设计起伏的线条及龙舟图案，融人了龙舟这一本土元素，充分体现了本届亚运会朝休闲盛会方向发展。广州亚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岭南文化的陪衬下尽显东方特色，追求“天人合一”，淡化竞技，实现“人与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将广州亚运会打造成为休闲体育盛会，树立亚运以休闲体育文化为核心的理念。
1. 3广州亚运与东方体育文化之说
先从亚运会的渊源说起，在20世纪初叶，受西方体育文化输人的影响，部分东方国家开始发展起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开始有了区域性的体育国际交流，进而开始酝酿东方体育文化的整合，之后便出现了亚运会，从此我们的东方体育文化被竞技体育文化代替。191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东方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亚运会的雏形，菲律宾、泰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次运动会。最初，每两年举办一届，到1934年为止，共举办了十届，后被称为远东运动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因此，我们应该发起东方体育文化，确立东方体育文化哲学思想，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谐等观念为主导思想，广泛结合亚洲各国的民族体育文化精髓，打破亚运会过去的精英型的选拔式，应该是联欢盛会，是健康、健身的休闲体育盛会，打造东方休闲体育文化理念的亚洲运会。所以，借广州亚运是传播东方体育文化的最佳机遇。
2 2010年广州亚运与岭南休闲体育文化融合传播分析
2. 1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塑造广东体育文化形象
岭南休闲体育文化是在岭南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独秀一枝，成为东方体育文化的代表之一，经历了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过了历史的验证。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不是一个单体，而是一个集合体，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是指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特质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传递。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历史悠久，而且有一段发展变迁过程，其传播与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既是一种通过岭南休闲体育文化塑造广东各地区体育文化形象的过程，也是一种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认知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过程，还是一种通过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解读了解广东兼容博大精神的过程。
2. 2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武”、“狮”
武术和南狮是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在海内海传播最为广泛的岭南文化特色。岭南自古有狮武合一的传统理念，其中南狮是一门集南拳、跳跃、锣鼓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打造了岭南休闲体育特色，成为岭南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精髓。随着岭南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健身与娱乐意识加强，每逢佳节，舞狮与武术成为庆典的主要亮点节目。此外，在公园常见踢毽球、打太极拳、羽毛球等，成为全民健身休闲体育项目的主体部分。
2. 3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体现亚运主题思想
体育大国进军体育强国，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体育思想，那就是休闲体育文化思想，符合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核心—“中和”、“不争”，建立我们东方体育思想，与强烈的西方体育形成冲突，让我们中国为亚洲体育作出重要贡献，感动亚洲;将“休闲”思想灌人亚洲人民的脑海中，将我们中国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亚洲，风行世界。
3融合传播对策
3. 1成立亚洲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中心，建立研究机构
借助广州亚运契机和广州独特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加强与亚洲地区的休闲体育文化交流，这是打造东方体育文化的完美时刻，应该抓住机遇成立亚洲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中心，建立研究机构，加快亚洲体育文化发展，实现亚洲体育文化大融合，打造亚洲的体育文化理念。充分发挥广州亚运的机遇，迎合周边国家的体育文化思想，如印度的瑜伽，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太极拳等休闲文化，举办每年的亚洲休闲体育大会。
3. 2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提高媒体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传播意识
大众传媒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那么，对大众传媒进行引导，提高他们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智，打造更好的传播理念和手段，使传播效果更明显。如凤凰卫视成为本届亚运会的媒体合作伙伴，它将把广州亚运会“激情”、“和谐”理念传递给全球华人，传递到全世界。
3. 3加强志愿者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对“2010年广州运会”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具有很大挑战性，也具有特殊性，是在国内进行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次非常好的机遇。正是这个特殊性，使岭南休闲体育具备了良好的传播环境。为此，加强亚运会志愿者培训，训练一批精通岭南体育休闲体育文化和了解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高素质人才充当志愿者，为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服务，使亚运期间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做到面面俱到，把每一个海外受众作为传播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受众的群体进行分层，按不同国家或不同语言进行分群传播，让志愿者熟悉每一个国家的传播状况。尤其部分海外人士对以岭南武术为代表的南拳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根据其了解程度进行传播。
3. 4亚运期间举办亚洲休闲体育文化节，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
亚运会是我们东方的大盛会，是传播东方体育文化的大好时机，所以筹划亚洲体育文化节，以联欢形式灌输东方体育文化精髓，打造我们东方体育运动会的品牌，建立我们自己的亚运会理念—“健康体育，绿色体育，和谐体育”，贯穿休闲体育文化为中心，传播亚洲休闲体育文化，打造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特色。
3. 5让广州亚运与旅游相结合，使国外友人零距离接触岭南体育文化
亚运服务部联合岭南地区旅游公司，组织运动员畅游岭南武术之乡，走进黄飞鸿的故乡，欣赏岭南武术与南狮表演，亲身体验武林传奇故事，此外还有佛山顺德的李小龙乐园，梅州的足球之乡，开辟一条亚运休闲体育文化旅游专线，打造亚运旅游品牌，吸引国外友人，使其零距离接触岭南体育文化，让其感受岭南休闲体育带来的乐趣。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 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2]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3]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5]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6]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8]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二、对教育传播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深刻论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的区别是：（1）在研究和应用中，视听教育学以教育媒体为核心；电化教育学以现代教育媒体为核心；教育传播学没有核心，同等重视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2）教育传播学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区别在于：教育传播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探讨把教育传播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相同的地方是：（1）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改进教育，实现教育过程的优化；（2）它们在研究中，都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电子传播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9]这里，南先生对教育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做了深刻的论证与清晰的界定，并对教育传播学与其相关的学科（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地分析。#p#分页标题#e#
三、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整体性的进一步阐释
南先生在谈到教育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等学科的区别时，曾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电化教育学是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它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南先生在《教育传播理论在教育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一文中，也再次强调教育传播的整体性：“教育传播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最终效果是由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均处在良好的状态，才会形成良好的传播过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各要素的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体之中，不能脱离整体，自行其是。”[10]因此，教育电视的设计与制作不能脱离教育传播整体，它是教育传播过程整体的一个环节、要素。在设计、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时，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目光审视各种问题，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播能力与行为，以及与其他媒体的恰当结合等加以科学分析，否则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教育传播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前文指出，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的。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施拉姆（宣伟伯）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内容共7讲，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书共9章：（1）绪论：信息•教育•教育传播•现代化；（2）教学•新工具•人———怎样克服对新教育媒体的阻力；（3）教师•媒介•效果———怎样选择教学媒介；（4）集中•分析•实效———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5）实验•理论•新事物———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6）广播•卫星•现代化———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7）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8）知识•媒体•大学———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施；（9）传播教育•政策•评价研究———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11]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电教研究室编译了英国菲利普•希尔斯（P．Hills）所著的《传播过程与教学》，该书共10章：（1）人类传播与教育过程；（2）教学作为传播过程；（3）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4）言语和非言语的传播；（5）视听传播；（6）人际和小组的传播；（7）大众传播的种类；（8）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9）教师作为信息发送者；（10）有效的教学。
1985年，《教育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全国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也将《教育传播学》列入教材编写计划。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将《教育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制订了《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共11章：（1）绪论；（2）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基础；（3）教育传播系统；（4）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信息；（7）教育传播媒体；（8）教学传播中的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9）课堂教学传播和远距离教学传播；（10）教育传播效果；（11）教育传播活动实例分析。[12]并组织编写了《教育传播学讲义》。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学的性质和对象》一文中，还对教育传播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初步勾画，他指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教育传播系统的研究；（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3）传者———教育者的研究；（4）教育传播内容研究；（5）教育传播媒体研究；（6）受者———受教育者的研究；（7）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8）教育传播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的研究。[13]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十年，1995年由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传播理论，也由此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全书内容共13章：(1)绪论；（2）教育传播系统；（3）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4）教育传播信息；（5）教育传播符号；（6）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7）教育传播中的教师；（8）教育传播中的学生；（9）教育传播环境；（10）教育传播效果；（11）课堂教学传播；（12）远距离教育传播；（13）自学传播。这13章可以分为三大模块：第1章绪论，阐述了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及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第2—10章，分别论述了教育传播系统和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11—13章，主要是教育传播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该书出版后，在教育技术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将其确定为教材。因此，该著作实际上成了我国教育传播学课程的国家统编教材。
2005年，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再次携手，组织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和河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出版了《教育传播学（第二版）》。全书共8章：（1）绪论；（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3）教育传播信息和符号；（4）教育传播通道和媒体；（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环境；（7）教育传播效果；（8）教育传播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这8章重点是介绍教育传播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两章介绍了教育传播的基本理论，第3章至第7章深入剖析了教育传播的各个要素，最后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简介。该书结构更加清晰、紧凑，采用总———分结构并加入了研究方法简介，逻辑性更强。但因受篇幅限制，原第一版中教育传播理论的应用部分（共三章）被删除。该书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九论”：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1）本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本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的概念，教育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传播的演进等等的研究。（2）过程论：是关于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的阶段分析，教育传播过程的设计，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等等的研究。（3）信息论：是关于教育传播内容的研究。包括：教育信息的本质，教育信息的运动规律，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研究。（4）符号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符号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类型与本质，教育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等的研究。（5）媒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通道及通道中的干扰，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特点和功能，教育传播媒体的应用等等的研究。（6）主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者与受者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应具备的品质，教师与学生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等等的研究。（7）环境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环境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环境的概念与功能，教育传播环境的优化与调控等等的研究。（8）效果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与表征，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教育传播效果的测量与评估等等的研究。（9）方法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类型，教育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等等的研究。南国农、李运林先生主编的《教育传播学》确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科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热情，积极探索构建新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但正如南先生所讲，“在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离建立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尚需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14]#p#分页标题#e#
五、对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期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教育传播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与实践应用高峰。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教育传播学研究“却是一片冷漠”。[15]针对这种情况，南先生多次对他身边的同志和他的研究生谈起要重视和加强教育传播学研究问题。为响应南先生的号召，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开始着手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李建珍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信息化自主学习中的运用》，[16]王文君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涵义及教育传播学研究范畴分析》，[17]汪基德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了《论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与分类》，[18]汪颖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发表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19]王卫军等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20]等等。南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运林先生也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论文，并组织力量对教育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教育传播学方面的文章，打破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沉寂。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不但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还有博大精深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让国家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化、提升本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有少林功夫、太极拳等，它们代表着我国体育文化的精髓，所以在全球化的文化发展中应当将它们作为我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主要对象，根据体育文化传播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通过创新性的措施将我国的经典传统体育文化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出去。
关键词：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速，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文化建设发展方面也卓有成效。然而与西方文化相比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显然不足，无论是各种媒体上还是80、90后年轻人的思想中到处充斥的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岌岌可危。我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传统体育文化，体育文化代表着我国古代人们智慧，因此在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中应当进行有效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宣传，进而有效提升我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一、现代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依据
（一）体育多元化共享的理论基础
第一，理论依据。首先，多元共享是我国文化的重要传统。思想体系差别无关紧要这一点早已被中国古人所认同，来自不同思想体系的内容的共存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障碍。虽然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家文化存在的较多对抗和争斗，但是文化背后的却是三者的融合与互动、其次，中国文化有着多元共享的气度。“和而不同”的多元共享思想早在西周就已经提出，其中和即是共享之意、不同即是多元之意。第二，世界接受的理论依据。首先，世界对多元文化的认知。世界上存在着全人类都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的观念在18世纪就已经提出，而这一观念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深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会对自身的文化适应方式和文化发展路径造成影响，进而具有不同的应对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调整和适应，而这也就是产生多元文化和多重现代性的原因。其次，世界对共享文化的认知。文化的传播以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技术层面、价值层面，共享的基础存在于所有文化之间。第三，体育学科的提出。动物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存在是体育的重要特点，而这也正是既可以在历史学和发生学的层面进行各民族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的探究，又可以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进行当今体育存在的共享想的探究的原因。首先，人类无差别的动物性特点是体育的本质，这样为文化共享的实践和理论支撑。其次，过去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自身体能力的提升更好的生存，后来随着人们人们抵抗动物袭击、获取食物能力的提升，人们对于体育活动赋予了精神层面的意义。[1]
（二）体育文化多元共享面临的挑战
第一，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在赛场上随处可以看到文化差异，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很多非洲人使用“呜呜祖拉”进行呐喊助威，而对于现场其他观众的不得不用耳塞来抵挡这个声音，同时这些声音也为很多国家的世界杯转播效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接踵而至的讨伐并没有让南非人放弃“呜呜祖拉”，南非人表示作为南非文化的一部分，大家应当接受“呜呜祖拉”出现在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多元性的具体存在是文化差异的本质，但是南非这种个性文化显然在共享的过程中遭遇了困难。第二，中国自身方面的挑战。首先，沉重历史包袱带来的挑战。中国近现代遭受的屈辱历史是中国人对体育的感受、理解、行为方式所植根的土壤。中国体育在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无法客观的面对，幻化为由外而内的心理体验是所谓“自信”、“自觉”的本质，由内而外的情感迸发难以实现。全运会与奥运会的接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饱受争议的情况下人们仍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其次，国际观念欠缺的挑战。体育文化多元共享是一个国际观念，对这个观念进行铺设的过程中应当从发展世界体育这一目标出发，对西方的文化、风俗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但是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并没有在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时充分掌握全球信息。例如在巴黎网球公开赛的“李娜不为国家打球”实践中能够看出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已经逐渐打破宏大叙事格局，人们开始用个人话语在微观层面对社会进行解释。[2]第三，体育发展方面的挑战。体育过于工具化是当前我国体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学者认为世界世俗化是产生体育工具性现象的重要原因，虽然体育工具性能够对名族的团结进行强化，但是体育过于工具化产生的深层次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政府利用体育来转移民众对社会中不公平现象的关注一些想法在当前社会中较为普遍，让社会民众对社会不公平事件的不平在鸦片式体育的影响下逐渐麻木。[3]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
信宿、信道、讯息、信源四个要素构成了传统事件的信息路径，该传播路径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典的传统模式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涉及内容庞杂，各个要素的统说在国家传播中很难实现。以下以少林功夫和太极拳为基础进行探讨。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
第一，相关部门应当对“为”和“不为”进行科学定位。在市场、人才、资金方面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都具有先天的优势，如果有相关部门的政策配套施行，我国体育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指日可待。作为管理结构相关部门不仅要出台相应的发展政策，还应当在国外组织相应的服务。第二，社会团体应当强化“人”与“事”的管理。通过领军人物去除社会团体的官方性质是强化人的管理的本质。通过有效整合人力构建行业协会，并对相应的市场规则进行科学制定，为消费者的需求和权益提供保障。通过举办活动促进内部沟通的有效，进而实现强化协会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目的。协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组织比赛活动，让协会走出去，在传统体育行业的内部逐步建立自己的地位。[4]第三，对传播中的“点、线、面”进行科学定位。要准突破口是定位“点”的要求；与海外建立的“点”保持紧密的联系是定位“线”的要求；在以“点”为辐射，带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海外的区域性发展是定位“面”的要求。第四，将“自律”和“他律”贯穿于个人传播过程。实践中不同素质层次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者都在进行了我国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由于存在派别之争他们往往在外海传播学术研究的争议和对动作理解的差别，最后扩散到市场竞争中。所以，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中不仅需要传播者的自律，还需要将一个具有规范和监督作用的协会体制构建于这些传播者当中，进而通过传播者的自律和外部施加的他律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家传播行为进行规范。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内容
第一，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构成。为了更加有利于论述和指导实践的实现，可从技、理、道三个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进行剖析。首先，技能是技层面的主要内容，其本质为技术框架，并且能够通过通过学员的模仿直观的表现出来。其次，有关技能的理论是理层面的主要内容。最后，在中国文化的高度上理解技和理是道层面的主要内容。[5]第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选择。通常来说，对技和道的把握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内容。首先，通过委曲求全或丧失自信的“应付”外国文化特征的做法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并不可取。其次，拼命蛮干或孤芳自赏以自异于世界的做法在文化强化的建设中也行不通。所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确定应当坚持“分而为二、合而为一”的原则。也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技、理、道分开传播还是一体传播进行确定。
（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渠道研究
第一。大众传播渠道。当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还没有实现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充分利用。例如我国的河南少林寺，虽然采取了通过媒体开展了相应的宣传活动，但是这些媒体的传播存在过于集中的问题，影响力还略显不足。而在太极拳方面。拳师仍然是当前太极拳的宣传主要途径，通过大众媒体扩大自身影响的做法在太极拳的传播中相对较少。虽然实践当中存在一些关于太极拳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媒体的态度和看法。第二，组织传播渠道。当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组织传播，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建立在这些组织传播行为上的信息是大众传播能够提供的范围，若对现在的组织传播模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通常有一级或两级存在于当前的传播层级中，三级传播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例如，当前在海外的太极拳传播通常是拳师亲传弟子和拳师本人进行，虽然这种缺少中间环节的格局具有传播信息准确的特点，但是也反映出该传播方式辐射面小的问题。[6]第三，人际传播渠道。与其他传播渠道相比人际传播渠道只能实现较小的覆盖面，但是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中却有着不同于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的特殊作用。无论是在陈家沟的中国太极拳博物馆、还是太极拳师家里或办公室、广府镇地杨露禅故居，都会出现一张醒目的师承图，而人际关系传播正是这种强调师承关系的特有文化的核心传播方式。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对象研究
第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区域选择。通常来说北大西洋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文化圈的首选。其次非洲文化圈、拉美文化圈、东欧文化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不错选择。其中中东文化圈由于受本土文化影响深刻，对外来文化接受程度不高，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文化圈的最后选择。应当注意的是，以上三个层次的文化圈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不行时循序渐进的关系，并不是说只有在东亚文化圈传播开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后才能在非洲文化圈进行传播。第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群体选择。首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爱好的年龄特征。气功、轻功、硬功、外功、内功是少林功夫根据性质的五种分类，并具有一千多种的武术套路，而通常情况下这些武术套路的表演多采用舞台形势，这样就形成了对各个年龄层次习练者的吸引，这些联系着也能够获得相适应的功夫指导。与少林功夫相比太极拳具有练习者相对单一的特点，根据权威统计美国白人的太极拳练习者中有八成为41~65岁，却小于18岁地练习者。其次，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爱好者的需求特征。根据相关文献，医疗或者康复是太极拳在海外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很多利用太极拳提高老年人平衡能力、治疗心脏病和帕金森病的研究在国外开展，太极拳课在相应的海外医学院也相继开设。同时也有很多外海太极拳练习者具有体验中国文化或掌握太极拳的独特技击技术的需求。
三、结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并在及基础上探索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途径。但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希望相关人员能够较强重视，进而有效提升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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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涛，蔡仲林.传播历程与文化线索：中华武术在美国传播的历史探骊[J].体育科学，2013，（10）：78-88.
[4]王丽娜，亢瑾，兰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众体育文化传播研究[J].新闻战线，2015，（7）：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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