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WWw.133229.CoM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一、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模式化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学术刊物上刊发美术理论文章、探讨与争论；抑或在诸多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提交的论文、出版发行的专著与教学中的“概论”与“原理”相互缠绕或过度解释概念与阐述原理；这看似扩大了理论研究的外延，实际上并没有在理论研究的内涵上做更为深入的挖掘。以西方哲学或以西方译著来指导与干涉中国美术理论的研究走向，其方式多停留在逻辑推演和注解语汇意义，脱离美术现象本身讨论美术的发生发展规律；多在社会演变规律或政治学领域内主观臆断美术现象的产生与形式；多是在作者自身的设问与回答中寻求自圆其说的一种语系。通常这类研究成果多是在自身令人费解的或故弄玄虚，以引证大于文章内容的一种形态出现。企图以旁征博引的假象来掩盖作者自身对美术作品本身的真实价值判断。或者先设定一种固有的观念，生搬硬套来佐证自身的论述某个立场的局限合理性。当然这类文章和研究成果，除了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兴趣翻阅或迫不得已涉及，查阅其影响和传播力应当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网络时代到来以后，这些文章在美术工作者中也影响甚微。甚至被一些美术工作者嗤之以鼻。换言之，美术理论研究方法发生的偏差，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论述者往往脱离美术作品本身表现的内容。不以作品本身的意义、指向而主观赋予了自己研究特定的范畴。使得观众和研究者、美术创造者的经验判断产生巨大的隔阂。正因为美术作品通常以图像、可视形象被世人观看，故而美术理论研究不应是单调的、枯燥的一堆文字，而应是具体的带有感性的色彩和易于理解的词汇，只有如此，才容易具备指导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普遍性意义。古人务实之处随处可见，以《画学心法问答》一节来看，“问李成、范宽”画法有以异乎？”曰：“笔墨皆同，但用法各异。李成笔巧墨淡，山似梦雾，石如云动，丰神缥缈，如列寇御风。范宽笔拙墨，山顶多用小树，气魄雄浑。如云长贯甲，两画皆入神品。”(1)文中语句精练、可读性强，理、趣、法三者都有所体现。从用笔与用墨上提出了要有浓淡区分，要有轻重区分，要有轻重区分，要有方法指向；从绘画形式上也有具体的分析比较。从绘画呈现的面貌和气息上也有评判概括，更有形象的比喻和给人想象的空间，可谓是言简意赅，词句深刻富有韵味。此论仅是清代布颜图论述之一，中国古代关于美术理论的论述注意“理、趣、思”，三者相结合相互依托。今研究者好故弄玄虚。
二、美术理论研究必须参照美术作品
以中国美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凡是流传于世和有影响的画论、书论，都是画家或美术主要参与者的思考结晶。以《中国古代画论类偏》记录的信息可以得知：张璪、张彦远、郭若虚、邓椿、赵孟頫、唐寅、石涛、王原祁诸人皆是一代名家圣手，其理论来源尚未逃脱艺术作品本身，也可以说理论的形成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都源于创作积累出的经验，以经验来代替自身判断是中国传统理论重要的一种形成方法。至今也具备巨大生命力。中国大学美术专业本科专业学生有关美术理论的教学用书《艺术概论》《美术概论》都是以西方的文艺发生发展的视角来编写成书的，更是学生必读书目之一。但这里面有关于政治体制、思想演进、艺术生产的相关论述遮蔽了对美术作品的应有的评论和总结。如果从编写者的专业程度上考察、其学术地位与美术创作能力不对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惯用的研究手法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意识到美术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应当集中精力去探索发现实际的美术作品，过多地套用经典、评论和考据手法必须回归现有的学术语境和受众群体的知识结构与文章的可读性上，以使研究者在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中寻找适合自身的思考与方法，从而获得启示与启发。在美术作品社会功能的相关论述上，前人已多有定论，无须故作惊人语。近年来，一些有关美术作品的短文评论和研究也不再仅仅着眼于社会性的层面，而又更多地去分析艺术语言的形式和艺术表现的论述方法，这是值得提倡的。从当代考据派的研究方法中体现出记录与评判相依存关系的思考中可以看出，其理论来源多是《古画品录》《林泉高致》《石涛画语录》《芥舟学画编》诸文中获得，其特点在于将从魏晋、宋、清诸代绘画创作经验判断总结为易于研究者读取的文字描述，其中不乏艰涩难解之语，更多的是方式方法的具体描述和艺术品格高下的界定，文章令人读后心旷神怡，这种带有明显文学性的论述脱离了教条，带有鲜明的作者情绪和立场。以《石涛话语录》为例，其中《尊受章》，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要义，非俗士可读，这也在阅读对象上做出了较为明晰的主动选择。文中对佛道、儒家学说的阐释遍布全文，注重文章体式结构和主旨要义之间的平衡性，将画论界定在文学作品和心法口诀之间最为微妙的一小部分。以文学作品来看，其美的成分也能够独立存在，若以心法口诀的传播功能和解释功能来看，其目的又可以很好地呈现。故而现代研究者更多从文学作品、审美效用、审美趣味、思辨性等诸多方向进入并参与这个论述中，恰恰是最重要的石涛众多画作、画跋、题款参照实物鲜有研究者深入研究，岂不谬哉？搜罗现行出版关于石涛艺术研究的诸多成果来看，罗列数据和注释者居多，更有好事者在画家画作和生平交游上大做文章，编写故事，如此文章的可读性强了，真实性却不可靠。这种将“故事变为史实”的主观臆造的手法不足为取。亦有将古典论述的只言片语过分化，或将鸿篇大论简单化，都属于脱离美术作品和经典著述来加以主观臆断。正是有了以上诸多的问题，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研究者从艺术思潮论、艺术风格论、艺术语言论、艺术技巧论、艺术流变论、艺术收藏论乃至艺术规律论中无所适从。或浅尝辄止，或南辕北辙，或指鹿为马，或言之无物，将古人研究著述中明晰的、系统的、恒久的，思辨的美术理论束之高阁，闭门造车，美其名曰“创新”，可笑可叹!
三、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研究的书写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的重点表述上多在绘画和书法的技巧与风神的探索，这些着眼点和艺术主张对我们当下理解研究中国美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照意义。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对于中国本土固有传统文艺理论的吸收获取途径，从表现角度上大致分为资料整理、个案研究、画派研究三方面；就相关论述出版的专著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美术名人名家的资料汇编较多，在美术家个案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态，而画派研究多停留在对前人画论的注释和历史朝代更替的一个层面上；通过寻找共性特征来界定画家流派，如从地域角度或从艺术特征角度，再或从个人交游角度将一个问题清晰地表述清楚，但把一个问题讲透彻着实不易，况且画派研究并不容易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美术现象发生发展的整体趋势，研究者容易在局部的概念范畴中纠缠不清。就2002-2017年中国美术理论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今人在对前人留存资料的占有程度的深与广的层面成功了，但由于其使用的理论严重脱离了实际，在不完全理解美术家创作意图的前提下生搬硬套西方艺术理论来进行表述，或将西方译著直接拿来改头换面，添加中国美术家的姓名和事迹加以拷贝，这也是对中国美术理论体系研究者缺乏坚实的文学、历史学等必需的学养情况下出现的必然回应。以2007年周积寅先生出版的《中国历代画论》为例，其编撰特色是“重理略法的精选原则”(2)，避免了研究者落入“史论不分”的尴尬境地，也形成了更为严谨、完善与开放的理论体系。但在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表述上有夸大艺术社会功能的嫌疑，过分寻找中国画理和画道的来源地，不易于在既有的纯粹美术理论探讨上进一步深入。编写者通过持续关注近现代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将近代画家的笔记、语录、谈艺录与古代画论进行综合比较，将一些常用的语汇、定义通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来加以说明，让研究者和读者都能从中获得相关的资讯。而现在我们研究者多在继续探索和研究美术作品的本体语言，此外，西方美术理论家和东方的美术理论家在思维方式、创作意图、表现手法上都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差异。就绘画为例，西方理论家自文艺复兴以来都秉持着科学的目光来研究对待绘画创作，而我们中国大部分的画家都是延续意象化和抒情为主的形式，这里面就隐含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者应当以怎样的一个视角来进入探讨语境之中。东方理论家在美术作品的语言表述上和观察角度上更多追求边缘线的美感或线与线之间的韵律，西方美术理论研究者观察美术作品之时，着眼点多在于“体感、质感、光感”。这种差异的情况也深刻反映在二者的论述与思考之中。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指导中国美术理论的书写，无异于“削足适履”，在书写过程和文章分布上，意味着把对象所传递的信息如实描述，而不是把理论界定好再将艺术作品进行归类分析。我们东方理论家和西方理论家的差异在于东方理论家更多把艺术作品纯粹化、精神化，描述多带有主观臆想。而西方理论家注重思辨和综合比较，把美术作品与历史发展同时进行表述，将所有艺术作品必须放到历史背景之中，故而具有理性和鸿篇巨制，这也是我们20世纪之末时研究者在观察方法和理解方法上的差异，当然也有研究者不断在二者之间进行调适，寻求相契合之处加以发挥。中国从古至今，很多画家本身就是具有良好的教育和理论素养，他们会把自己的绘画过程的创作感受、创作经验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世人或者徒儿，有的是以口诀、诗歌的形式，有的是传统文赋的形式。这对美术理论研究者来说，是最为直观、真切的与古人对话的方式，除了要有基本的古汉语知识和文学修养以外，还要掌握历史发展轨迹。以潘天寿先生为例，他在自己的《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谈到他自己的创作与评论他人艺术的文章，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真实的鲜活资料。本文重提建设新的美术理论资源又特别强调美术作品资源，笔者坚持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不能把美术理论文章当作哲学文章来写！美术本身具有个性化特征和时代性特征，对其理论的概述完全倾向于理性判断和学理上的归纳，是从根本上背离了美术理论研究的大道。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长河中冷静地来看待和分析现实事物。在我国的传统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中，包括美术批评与鉴赏之所以有比前代的发展和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是我们中国美术理论研究者特别善于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总结，加上东方人对事物趣味的坚定追求，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只要认真思考过去与现在的问题，不要急于求成，静下心来梳理和消化，完全有光明远大的前途。关于中国美术理论本土化倾向的趋势，这是件好事，中国美术理论的研究就应当在中国人的视角内加以评判解读，它会慢慢演变为中国特色的东西。这种本土化不是在刻意喊口号，它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观察方式里的，只要坚定信念，注重经验判断和具体事物相结合，把握好时代精神和生活趣味，不断进入传统推陈出新，“本土化”自然会成为带有明显中国色彩的研究成果。
注释：
关键词：现代美术 美术教育 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关美术教育与美育两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制定工作的展开，美术教育理论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美术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自特点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致力于美术学科与学生的发展、美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以及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等方面的课题研究。
一、中国美术现代史方法研究简述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即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我们把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美术史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一方面，它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美术发展等同西方的美术发展，中国应从走东西方结合之路，从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美术史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二、古代、近代、现代的美术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1989年，张恒翔（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题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概述》的论文。他从匠人传技式教育、北宋宫廷的“画学”、文人画时期的美术教育等角度论述了我国古代美术教育的思想和特点。同时，他在《高师美术系科的发展概况》的文章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1902年我国第一所高等师范诞生以及发展时期中美术课程设置的情况，同时还叙述了民国成立后各所师范院校设置美术系科的情况。1989年，张恒翔发表的题为《忡国近代美术教育发端》的论文也是这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围绕着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学校图画教育开端时期大中小学堂中图画和手工课的设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他针对当时中小学堂的图画课为何放弃中国绘画，而选择了西方绘画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
1989年第4期、第5期《中国美术教育》杂志上，登载了张恒翔撰写的有关李瑞清、王国维的两篇文章可以认为是美术教育历史人物研究的代表作。在《李瑞清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中，作者叙述了李瑞清的生平、思想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着重叙述了他创办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的过程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的课程设置与教育成果。作者在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其长处与局限。
在《中国近代美育首倡者――王国维的美育思想述评》中，作者从“完人教育”宗旨，以“美育”慰籍人心、无用之用的艺术美，三方面对王国维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述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直接影响我国学校美术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成果。此外，还有1998年第4、5期该刊发表王天一撰写的《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文。
三、中国美术研究发展趋势的展望
21世纪的美术教育将更注重于对学生终生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的培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有许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和探索。例如，“美术教育与学生生活（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信息社会中的学校美术教育”、“综合艺术教育”、“学校美术教育与美术馆（博物馆）教育”、“儿童美术学习能力的发展”、“美术教学中的个性化指导”美术教学中的多媒体运用”、“中国美术教育史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美术教育与传统文化”、“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美术鉴赏教育”、“艺术治疗”等。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可以从这些母课题中再选择子课题作为研究课题。例如，首先选择“信息社会中的学校美术教育”这一母课题，接着可以从信息社会中学校美术教育目标的确定、内容的精选与拓展、教学方法的改进、学习方法的多样化、美术教师培训课程改革等方面作进一步的选择。
由于美术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美术教育过程。因此，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革对策是研究成功的关键。21世纪的美术教育研究应更注重于对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研究。研究者应尽可能提出详尽的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改革计划，避免泛泛而谈，或重复他人的提案。同时尽快建立美术教育的网页或网站，使各地、各校、个人的美术教育研究成果得到最迅速的发表，促进校际间、地区间、国际间美术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以达到加快我国美术教育研究发展步伐的目的。总之，21世纪的美术教育研究应在充分吸取国内外美术教育研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时展与美术教育发展的特点，在选题、方法、提案、成果交流等方面有所改进，有所突破，不断提高研究的质量，促使我国的美术教育研究更上一层楼。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关键词]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艺术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一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的假设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因为有其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稳定的研究角度、独立的学科立场等等。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涵盖了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研究的广泛领域。由于中国书画鉴定学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且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中国书画鉴定学属美术学范围，但又不局限在美术学范围。
一、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具有两个层面：实证层面和理论层面，而理论层面是其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书画作品和书画的真伪鉴别行为，其研究更注重指导鉴别中国书画真伪实践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中国书画鉴定学还关注相关学科、分析著名鉴定家的鉴定思想和艺术思想。但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指导书画鉴定理论的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一门既关注鉴定实践更注重鉴定学理研究的学问。
(一)实证层面
在实证层面上，中国书画鉴定学着重于中国书画作品、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的研究。
1．中国书画作品
顾名思义，中国书画是指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书画分为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两大类。书画作品既是书画鉴定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书画鉴定的依据。因此我们还可以把中国书画进一步分为真品和赝品两大类，真品包括无争议的真品、有争议的真品、赝品包括无争议的赝品、有争议的赝品。
中国画又称国画，指在中国民族的土壤上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体系的中国民族绘画。它是用毛笔、墨以及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素上作画。随着绘画题材的开拓和观众审美要求的提高，体裁分科相应细致。按表现手段和技法可分为：工笔、写意、勾勒、没骨、设色、水墨等画法；按幅面样式可分为：立轴、横卷、册页、扇面等款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
中国画十分重视笔墨，运用线条、墨色和轻重彩色，通过钩皴点染，干湿浓淡并用，来表现客观物象的形体结构、阴阳向背；并运用虚实疏密结合和“留白”等手法来取得巧妙的构图效果。中国画的空间处理也比较自由灵活，即可以用“以大观小”法，画重山叠嶂；也可以用“走马看山”法，画长江万里。中国画特别讲究“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不但主张要“外师造化”，而且还要“中得心源”，中国画在画面上还题写诗文，加盖印章，将诗文、书法、篆刻融为一体。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书写对象而言的字体，如篆、隶、真、行、草；二是就书写风格而言的书体。如颜(真卿)体、柳(公权)体、欧(阳询)体、赵(孟烦)体等。
书法用笔至关重要，是对提按、藏露、转折、轻重、缓急、方圆等矛盾关系的掌握和运用，忌浮滑轻薄。书法的美在于字里行间的气势、节奏、韵律及其所传达的意兴情绪。
在中国书画鉴定中，专家们往往运用“目鉴与考订”的方法。所谓目鉴，就是鉴定者用眼睛去审视分析作品，在审视用笔用墨的个性特点中感悟被鉴定对象所反映出来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以及与此相关的印章、款印、纸张、装裱形制等。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中国书画作品，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研究掌握书画作品的笔墨、结构章法等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来研究和阐述鉴定作品真伪的方法。
2．鉴定的手段和方法
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主要包括：
(1)风格鉴定法；(2)文献著录鉴定法；(3)款印题跋鉴定法；(4)公安文检鉴定法；(5)鉴定的手段的现代化研究，如数据库的研究与建立、计算机扫描技术、激光拉曼技术、荧光光谱、显微红外光谱和能谱技术、文检破案技术、DNA技术、心理分析技术等运用于中国书画鉴定；(6)书画作伪手段的研究，鉴定书画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双管齐下地去认知书画，即一方面要精熟书画构成要素本质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从古至今，尤其是当代最常见的书画作伪具体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掌握传统鉴定方法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将现代化科技手段综合运用于书画鉴定实践，使中国书画鉴定尽可能量化和数字化。将我国传统的经验鉴定成果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尽快改变单纯依靠个体经验和眼光的现状，建立以传统经验鉴定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中国书画鉴定科学体系。科技断代，经验断人，实现经验加科技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使中国书画鉴定这门学问更科学、更系统、更可信。(二)理论层面
在理论层面上，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它包括：
(1)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如哲学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2)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探索，如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特征、心理图式、心理定势、潜感觉；(3)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理论，如风格学、文献学鉴定、文字学、文检学、美术考古学等的鉴定理论；(4)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中国书画作伪史；(5)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研究；(6)中西绘画鉴定异同的分析研究；(7)中国书画鉴定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研究等。中国编辑。
应当指出，鉴定书画真伪手段和方法的研究不能等于书画鉴定学科理论的研究，它只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仅仅指向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而应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科的本体确立。
站在宏观的学科立场上看，具体作品真伪对错的争论解决不了整个中国书画鉴定行业中存在的实质问题。真伪的结论是一个应用的结果，它一定会受制于应用过程中的思想支配与理念掌控，而后者才是目前中国书画鉴定界最为关注的重点。中国书画鉴定家除了对具体作品具体细节的真伪考证和分析外，还应具有宏观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和明确的学科意识。中国书画鉴定学应该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探寻相关学科文化背景的支撑，构建学科框架，引导中国书画鉴定实践操作进入有序的发展状态，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是当务之急。
当代书画鉴定，已介人了更多的高科技成分，鉴定知识的更新是现代鉴定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目前的中国书画作伪在使用现代科技方法上，已经走在了鉴定工作的前面，中国书画鉴定领域较之以前更加复杂。中国书画鉴定越来越依赖当代科学技术是大势所趋，它已经从侧重文科的专业，转向文理兼备且越来越依赖理科的一个学科。扎实的文史功底，一定的科技知识，是未来中国书画鉴定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中国书画鉴定要尽快改变传统的师徒相传的现状，实现中国书画鉴定人才培养的制度化、科学化。我们只要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规范的课程，做到理论与实践不脱节，就能培养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合格的中国书画鉴定人才，以改变书画鉴定人才知识构成的现状。而这一切，只有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基础上进行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许多相关学科都是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必不可少的参照。中国书画鉴定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画鉴定学又是一门与众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国书画鉴定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背景下发生、发展的，经历了经验式辨识、感悟式品评、散论式理论叙述和概论式学科构建的演进过程，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镌刻着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
概括起来，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1．多学科交叉性特征；2．应用理论性特征；3．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一)多学科交叉性特征
学科交叉是科学上产生重大发现的重要途径之一。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增长点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是由不同学科的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当代重大的科学问题往往很难归为单一的学科，多数是交叉性的，多学科协同、交叉体现着当代科学的总体水平。
美国科威尔(Colwell)博士对学科交叉的意义作如下评述：“学科交叉的联系对学术的发展是绝对根本的，科学各部分之间的交界是最令人兴奋的。”
20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同一科学系统内各具体学科也互相渗透，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规范性越来越强，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传统学科之间互相作用、互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推动着人类的文化和科技向着更深远的目标前进。
中国书画鉴定是随着中国书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随着书画作伪手段的多样化而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而融入现代科学技术元素，并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逐步系统化和学科化。中国书画鉴定学同其他相关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也必定是多角度的、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广泛涉及除美术学以外的其他众多相关学科领域，例如，哲学唯物辩证法把中国书画鉴定纳入到唯物辩证的科学范畴；风格学把传统重经验、重直觉的中国书画鉴定归入到重依据、讲方法的现代轨道；文献学是中国书画鉴定的支撑；心理学探索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对中国书画鉴定心理机制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深化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比较艺术学是中西绘画鉴定比较研究的钥匙；图像学有助于我们正确释读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在研究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的时代风格、文化内涵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伦理学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画鉴定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法律学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制定中国书画鉴定的法律法规；管理学有助于我们探讨对中国书画鉴定的管理途径和方法；教育学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制定中国书画鉴定才人的培养规划；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学科有助于中国书画鉴定手段现代化；等等。这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可用知识都给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以积极的启迪。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越来越依赖当代相关学科，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性特征。
(二)应用理论性特征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最终是要具体地应用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指导中国书画鉴定辨真伪、明是非、判优劣，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是指导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理论。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应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切实管用是衡量其理论价值的主要标尺。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只有经过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有效性、可信性和科学性。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不能脱节。如果脱节，不仅会影响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还会影响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应用理论性特征，防止和克服唯理论。
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要不断地剔除错误、发扬科学的观点，从而使书画鉴定理论逐步得到完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随着中国书画的多样化、作伪手段的多样化，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也必将多样化。这就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所碰到的新问题，不断总结和研究新的书画鉴定方法和理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立离不开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离不开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既要加强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研究，把中国书画鉴定从经验的积累上升成为一门具有先进科学体系的专业学科，以指导中国书画鉴定；同时也要注意其可操作性，切实能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起指导作用。否则，理论就只能成为空谈，毫无价值可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应用理论性特征。
(三)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六条标准成为后世绘画品评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会其中。传统的中国书画鉴定也往往把鉴与赏相融一体，鉴中有赏，赏中有鉴。
中国书画鉴定离不开中国书画。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而各个历史时期审美风格的形成，又和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书画美学思想、审美风尚、审美观念的演变有关。历代的书学、画学思想和品评标准深深影响着各种书画风格流派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书画美学理论常常紧密地联系着书画家的创作实践，反映了书画家的创作观和审美观。各种理论在书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的美学体系。概括起来，中国书画的美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画重要的美学原则——顾恺之的“传神论”；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标准——谢赫的“气韵”说；中国画“心”与“物”交融的辩证艺术观——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画意境美的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书法的“阴阳辩证”观和儒释道审美思想。
书画的“格调”历来是中国书画作品的特殊要求。古人把中国书画分为四品：逸品、神品、妙品、能品，以逸品为上。逸品崇尚意境，神品注重学养，妙品追求灵气，能品讲究趣味。显然，书画鉴定者既要能分辨书画真伪，又要能给书画作品定个高下。因此，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往往把真伪判断与艺术欣赏混为一体，中国书画鉴定的主要任务是辨真伪、明是非、判优劣。中国书画鉴定渗透着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三、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范围
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美术学范围，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主要在美术学范围内进行。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中国书画鉴定学涵盖了中国画书鉴定实践与中国书画鉴定理论研究的广泛领域。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涵盖了视觉造型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是艺术学领域的支柱学科之一。美术学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美术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在这一界定中，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
(一)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史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探讨、发掘、研究，客观地揭示一定的美术作品在材料、时间、内容、形式上的特征，考证和发现新的美术史实，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
美术史不单是关于美术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是美术作品流传的历史。具有图像意义的书画作品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记录，是美术史家研究美术史的重要文献依据。西方美术史家潘诺夫斯基一语道破美术史与书画鉴定的关系：“鉴赏家可说是言简意赅的美术史家，而美术史家则是言犹未尽的鉴赏家。”
1．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美术家和美术流派等。就中国美术史而言，历代丰富的书画品评、书画史、书画著录等都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中国古代绘画史资料，自从唐代张彦远完成第一部古代绘画史《历代名画记》以来，在宋代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后世还有不少绘画方面的著述，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的重要材料，但“文字记录最多只不过用比喻和较抽象的形容词句来叙述或描写当时绘画风格，所以给读者的印象是模糊的。”比起文字记载来，传世的书画作品是研究美术史，包括艺术发生发展、艺术风格等的更直观、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评价和研究美术史的主要依据。作为古代文化遗迹之一的历代公私收藏的书画艺术品在经过自然和人为的摧残后，能够幸存下来的已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极少的一部分，也是真假糅杂，良莠不齐。自从有了书画作品，也就有了书画作品的仿制和作伪，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传世书画作品的确切年代难以认定。这种真伪混杂的状况，严重困扰着美术史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对书画进行鉴定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如果我们无法确定传世作品的真实年代、真实作者及其风格，就无法在对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准确认知基础上进行美术史的研究。金维诺先生在《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一文中说：“没有经过鉴定的无确定年代的作品，则无从建构真实而完整的时代风格。因此说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为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提供可信的材料。”从事美术史研究如若没有一定的鉴别书画真伪的能力，就会不得要领，甚至出现严重错误，美术史的论述就不可能确切。具有基本的书画鉴定能力，有助于美术史研究者发现新的美术史研究资料和拓展美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2．美术史为正确断代书画作品提供了史实依据。中国画脱离建筑和雕刻演变为单幅的卷轴画，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还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如果简括地归纳中国绘画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1)中国画的发展由带功利性的目的发展到趋向于艺术性的追求，强调笔墨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由宋至元，尤为明显)；(2)绘画从以描写宫廷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发展到以更适合中国画工具性能和抒情写意特点的山水、花鸟(特别是便于脱略形迹的山水画)画为主，以至自然景物成为主流性题材，叙事性的成分逐渐减少，情趣性的成分逐渐增多；(3)从以写景为主到以写情为主，从重在客观真实到重在主观遣兴；(4)从重色到“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焦、浓、深、淡、清)使水墨清润成为文人画的审美风尚，这又同由工笔到写意、由装饰性到写意性，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趋势有联系；(5)绘画工具从绢本到纸本的变化促进了中国画的风格演变。
书法的结构章法也因时代的变化和个人的用笔习惯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如宋代四大书家的书风，突破了“二王”书风的统治，变唐代颜、柳肃穆庄重为轻快活泼，恣肆放达，以意为书，使人耳目一新。
鉴定时如果发现书画的题材、结构、章法、笔墨特性等时代颠倒或不合个人面貌，就要怀疑作品的可靠性。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扎实的美术史知识，美术史研究是每一位从事书画鉴定研究者的必修课。从事书画鉴定研究不能不懂美术史，不能不了解作品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不能不了解其艺术价值。掌握系统的美术史知识，才能在书画鉴定研究中进行科学的审理和判断，真正做到去伪存真。
3．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书画作伪史，美术史的分期方法对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作伪史科学分期有着一定借鉴意义。任
何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放宽学术的视野，钩沉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总结古代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和方法，重审中国书画鉴定产生的原因，这对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古代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与今天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之间，是一种互为衔接、承上启下的关系。
杨仁恺先生认为“书画鉴定学既包括美学和历史两种内涵，最终目的在于判断书画作品的真赝”，“鉴定学的任务，是探究书画艺术作品本身的内在实质，它又与美术史紧密相接……(判断)作品(真赝)是研究历史(美术史)的基础。”美术史研究侧重评定作品的时代风格与历史价值，梳理美术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研究其逻辑原因，研究美术的发展规律，寻找对宏观历史的解释理由，它关乎现象而不涉及对错，而书画鉴定却是科学地判断一件美术作品的年代和真伪。从本质上讲，美术史与中国书画鉴定具有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中国书画鉴定和美术史互相促进，就能使彼此更具有科学性。
(二)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批评
美术批评是指美术批评家在美术鉴赏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风格、题材、内容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1．美术批评离不开书画鉴定。美术批评不涉及书画作品的真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术批评家不需要具备鉴别书画真伪的能力。美术批评是以理性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分析、论断活动，美术批评需要符合客观规律性。美术批评必须以美术鉴赏中的具体感受为出发点，因而优秀的批评家往往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体验，同时应当具备鉴别作品真伪的眼力，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美术作品的成败得失，真正打动读者，说服读者，真正发挥批评的作用。试想，美术批评家如果对书画真伪莫辨、优劣不分，而却对作品洋洋洒洒地作批评，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定书画真伪的能力是美术批评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2．书画鉴定需要美术批评的帮助。美术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术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同时也包括对各种美术现象诸如美术作品、美术运动、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风格、美术家的创作以及美术批评本身等的考察和探讨。风格是鉴定中国书画的主要依据，它包括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和地区风格，时代风格若能从美术类型、流派、思潮诸方面，由小到大地了解，就能掌握一个时代的主要脉络。通过美术批评，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美术类型、美术流派、美术思潮，更好地把握时代风格、地区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
3．美术批评的研究内容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中国书画鉴定学同美术批评一样，需要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美术学、美学、哲学、风格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作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为中国书画鉴定实践进行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可以借鉴美术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书画鉴定理论批评和书画鉴定理论批评史。
(三)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理论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作品及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的功能与作用、美术的基本特征、美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美术鉴赏活动、美术的审美特征、美术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点等内容的研究，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美术理论虽然也包括美术鉴赏，但其主要任务是揭示美术作品的普遍特点与规律，注重赏，不注重作品的真伪，更不会对中国书画鉴定的规律和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1．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离不开美术理论的指导。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重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是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理论探讨，需要通过对书画鉴定的发生、发展规律、书画鉴定的方法原则、书画鉴定的风格和流派、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书画鉴定的伦理道德、书画鉴定的法制法规以及美术社会学、作品风格、美术流派、美术特征、中西艺术比较等内容的研究，揭示中国书画鉴定的一般规律性。这些研究内容在很多方面和美术学理论研究极其相似，因此，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美术理论是对美术的基本原理进行探讨的理论，无论是广义的美术理论，还是狭义的美术理论，都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具有指导作用。
2．美术理论修养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必备。中国书画鉴定离不开对中国书画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作品的基本特征、书画家、书画创作等的把握。而这些也正是美术理论深入探讨研究的内容，因此，一定的美术理论修养对中国书画鉴定是必不可少的。
3．鉴定书画真伪的能力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美术理论研究的必备和参考。美术理论研究美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美术作品的基本特征等，但不涉及真假。如果美术理论研究者面对赝品而不知，那自然无法揭示其普遍特点和基本规律，其研究成果是不能说服人的，不可信的。因此，鉴别书画作品真伪的能力也是每一位美术理论研究者必备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特征、应用理论性特征、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这种多角度、多学科、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美术理论研究所借鉴。
丛书深入研讨了6位中国现代美学家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在总结中华民族美学的代表成果、发掘中华民族美学的精神传统、梳理中华民族美学的血脉学派上作出了切实的开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信丛书的出版，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丛书是继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共计7卷后的又一20世纪中国美学家研究的大型力作。辽宁丛书的研究视野从20世纪中叶到80年代末，商务这套丛书研究的重点则主要是20世纪前半叶。其中朱光潜、宗白华跨越了现当代两个发展阶段为两套丛书共同关注。而丰子恺过去一般只把他作为艺术家或艺术教育家来研究，商务丛书却独具慧眼从其艺术思想学说切入了美学的层面，发掘了其作为美学家的成果与贡献。如果说辽宁丛书在对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家的研究上还具有某种拓荒性质的话，那么商务丛书则是在国内学者深入研究相关美学家思想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提升之作。
2009年，由汝信先生和聂振斌先生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金雅教授组织主编了《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6卷，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现代美学领域第一套大型文献汇编。现在这套丛书不仅是在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的学术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的，更是各位学者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领域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丛书各位作者均为相关名家研究的专家，有丰富的相关成果问世。两套丛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由资料整理到深入开掘，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精神传统的梳理阐发，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敏锐，也体现了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刻把握、思想高度和理论水平。
在6位撰写者当中，聂振斌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4年版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1986年版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都是相关领域的开拓之作。1984年版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其中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只是书中一个部分，现在的《蔡元培美学思想研究》则对蔡元培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思想成因、美的哲学、艺术美学、美育思想等进行了发掘梳理，总结探讨了蔡元培美学思想的特点，深入研讨了其对中国当代美学与文化建设的意义。
金雅女士从组织编撰《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到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的确是功不可没的。她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初版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仅填补了国内专著上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系统研究的空白，而且首次提炼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潜逻辑体系和趣味美学精神，解决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领域长期困扰学界的若干重要问题。现在的修订版又新增了“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一章，通过梁启超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大家间的比较与影响研究，深入探讨了梁启超在中国美学民族精神传统形成上的重要作用与独特意义，相信这对梁启超美学研究和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而且，由她所组织举办的几次重要的中国现代美学学术会议，都切实提升了中国现代美学家研究的水平与层次。
王德胜先生是宗白华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也积极致力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整体观照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深入拓展。《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对宗白华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概貌、文化思想渊源、艺术与人生审美理论、美与美感理论、中西美学与艺术比较思想等进行了梳理总结，深入揭示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与学术意义。
宛小平先生作为朱光潜先生的嫡孙，一直致力于朱先生思想的弘扬。经他编辑出版的新版《朱光潜全集》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前10卷，而且他关于新儒家美学思想的研究同样相当深入。收入商务的这本《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是他和张泽鸿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合作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专著从46万字毅然删减到20多万字，并在体例结构上作了调整，从而与全套丛书的定位保持了一致，有力地支持了丛书的出版。专著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体系、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前期人生美学思想、前后期美学思想的逻辑关系等进行了梳理，揭示阐发了朱光潜美学的整体风貌与重要特色。
余连祥先生是丰子恺研究的专家，他曾以《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填补了丰子恺美学研究的空白，过去更多把丰子恺视为艺术家或者艺术教育家，而且这次丛书收入丰子恺先生也是从美学的角度给予了丰子恺先生以思想上的肯定。《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论述了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色以及“绝缘说”“童真说”“苦闷说”和“情趣说”等几种主要学说，阐发了其审美教育思想和形式多样的审美教育实践。
丛书以“人生论美学传统”中国现代美学定位，体现了编者的目光与考量。可以说，“人生论美学”或者说是“人生的艺术化”的确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且也是在中西学术与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中，最能代表中国现代美学基本精神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国，美学始终是与外在的社会发展、内在的生命安顿相联系的。人生论美学作为启蒙主义的“生活美学”，从王国维时代就已开始，其中，启蒙的两个面向：社会的进步与心灵的培育，在中国美学与文化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深入研究和发掘总结“人生论美学”，阐发和倡导“人生艺术化”，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与文化建设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丛书的出版和其学术上的定位，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应该说，从王国维的“意境的生存论”、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观”、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到丰子恺的“同情的艺术教育”，的确都围绕着人生论的这个主题展开。但还要指出的是：其一，随着人生观与科学观论辩的展开，这些美学家内部也是有具体差异的，比如朱光潜先生深受欧洲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美学观交缠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复杂因素。其二，现代中国美学界的“人生论美学”，倡导“人生艺术化”与“生命审美化”，实质上是一种启蒙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美学”，它既是对于中国传统生活审美化的继承，也是在吸纳了西方同时代思想成果基础上的本土创建。这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可以说是指明了一种基本方向，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美学也要在中西视界融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要继承中国美学“关注人生”的历史传统。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分的追求人才培养上的速效性，在某些方面忽略了对于人才基础教育以及理论教育的培养与研究。重技能轻理论的培养模式，使已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知识底蕴的不足，影响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潜能发挥，一些人成了短期效用人才。
如何才能形成与其它专业相适合、又独立自主的理论学科结构呢？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美术理论教育在未来发展的条件与方向。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美术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作品及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的功能与作用、美术的基本特征、美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美术鉴赏活动、美术的审美特征、美术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点等内容的研究，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因此不管美术教育如何发展、专业如何多样化，理论教学应是大学美术专业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确定美术教育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与依据。
美术理论教育是不断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及培养优秀人才的基础与依据。
国内除美院一直设置了美术理论方面的专业以外，其他美术院校也纷纷开设美术理论学科，使美术教育趋向科学化。艺术理论是艺术发展的先导，是指引艺术走向合理化、规范化的依据。美术学院开始重视了对于美术理论的研究及探索，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美术理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
近年来，各地美院纷纷扩大招生，从历史发展看，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退，如何能在这种竞争中生存，这就需要有合理的规范及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引。从传统的美术院校学科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而减弱了理论学科的研究，而是更加科学的进行划分与深入，成立了以专门研究艺术合理发展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室，并每年召开中国高校理论研究年会以确保艺术理论研究的适时性与规范性。
所以，完善理论教育是适时可行的，这不但会确保未来美术人才培养逐步走向合理性和规范性，同时也为未来美术教育如何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完善美术理论教育，有利于不同艺术形式、专业的相互交流与发展。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
一是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和“创作”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
可见，艺术理论是推动艺术发展及品评艺术优劣的依据。目前国内艺术发展是依靠国内权威理论机构的理论观点为依据，专业方向、学科建设都离不开专业理论机构的学术指引。由于许多美术院校一直以来没有规范的理论教学体系，因此缺少了与国内外权威理论机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这势必会在科学、先进的学科建设理念中消减自身的力量。
根据目前社会人才需求的状况分析，有必要完善美术理论专业教学的实践。
0 前言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1 国内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1.2 欧美等国的研究情况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2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
2.1 为国内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数字插画创作需要艺术理论指导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投资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3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3.1 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3.2 利于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力提升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4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内容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5 总结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关键词:近百年;画学;艺术史学;发展;方法论;艺术学;建构;整合
中图分类号:J110.9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科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引入了西方近现代艺术史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一方面使中国古代传统的画学向着现代学科体系的转化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艺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同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研究客体又各不相同。因此,外来学术理论体系能否与中国艺术学传统有机的结合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画学已自成体系,西学体系很难有效地解决中国艺术中的一些具体个案问题;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传统学术体系的封闭状态下艺术史学研究很难有较大的实质性突破,中国艺术学要想得到有意义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引入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体系,并在大量译介西方艺术史学术著述的同时努力尝试将这些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实例(具体个案材料)上来。长期以来,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民族的和外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直在影响和控制着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些对立和冲突有时是潜在的,有时则是明显而激烈的。艺术史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领域内的前提理论以及讨论方式都与传统所使用者具有相当大的差别,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出于传统和来自于西方的双重压力” ②在当今越来越开放的学术环境下,中国艺术史研究是否能够回避西方学术思想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而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如何才能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确立现代形态的艺术史研究学科体系,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旨在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影响,考察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向现代艺术学的转型过程和不同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交往与冲突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发展的设想和可能的方向。同时指出艺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艺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建构与整合。
一、中国传统的画学理论形成和特点
美术、艺术史、艺术理论及艺术学等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形成是20世纪的学术现象。中国古代对绘画艺术的研究和论述一般以画学称之。画学之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即对古代和当时的绘画现象,进行分析,抽象概括,并从中总结出画史、画法、画理、画论等方面的规律,用以指导作画与评画。自东晋顾恺之撰写《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以及唐代张彦远撰写《历代名画记》以来,中国历代画家和学人所撰画史、画论、画评、画录、画迹、画跋等画学文献古籍卷帙浩瀚。此外,还有大量的画学文献,散见于其他的古籍之中。仅根据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谢巍先生编著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就收录了自汉代至清代的画学著作三千余种,这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堪与匹敌。
中国画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身独特的概念、话语和理论系统。而这个理论系统又是和中国传统的人文哲学思想和绘画实践密切相联系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画学理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及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基本上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倾向,并且创造了大量画学专门术语和概念,如气韵生动、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神仪在心、以形写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画学著述虽有其特点,并自成体系,但相对来说更偏重于史料的价值,许多画学著述基本模式为“画论+画迹+品评”,而美术史学的意义则极为不足。③秦仲文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学史•序论》中谈及传统画学著述时指出,“综观所有的文字,虽各有它们相当的功用和价值,但是缺乏用史学方法将历代绘画起源发展、演变程序作为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尽管中国书画理论源远流长,但是直到接受西方学术的正面影响之前,始终保持着“好事者而为之”的超然姿态,而未曾作为独立自足的学科来对待。大量有关书画艺术及其思维方式的真知灼见,不是散落在浩如烟海的随笔漫话,只言片语之间,就是混迹于印象性、点评式、随笔式和写意化的简单陈述之中。即便像《历代名画记》那样的专门著作,也依然偏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心得志趣的阐发,而不作西方那种逻辑的思辨的、体系性的分析演绎。④
中国传统画学著述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史籍和论评作者大多是依据作品和实物进行编录和撰写的,而且作者一般都是著名画家和收藏鉴赏专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和亲身接触过大量的书画作品,因此对绘画艺术具有很深的认识。明清之前的中国画学著述数量较少,但几乎每一部质量都很高,影响很大,其中主要有东晋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南朝宋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五代荆浩的《笔法记》,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郭熙的《林泉高致》、米芾的《画史》、邓椿的《画继》,元黄公望的《山水诀》等。这些绘画史论著述的作者要么是一流的大画家,如顾恺之、荆浩、郭熙、黄公望等,要么就是一流的大鉴赏家,如谢赫、张彦远、米芾、邓椿、郭若虚等。这样他们就具有了画家、鉴赏家兼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对于画学的研究和著述始终是与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而且许多画家之所以研究画学正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认识和理解绘画艺术,从而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服务。
即便不是著录品评一类的画学著述,而是思想性和理论性较强的画论著作,也是建立在对作品实迹熟悉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董其昌的“南北宗”之说散见于他的《画旨》、《画眼》和《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中,但他创立“南北宗”说是在他熟悉各个时代和地区的画家作品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由于董其昌本人就是书画大师,他的绘画收藏极为丰富,自己还精于鉴定。石涛在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所论述的也大都是非常切实的关于山水画的宗旨和技法操作层面的归类研究和经验总结。包括他的“一画论”也来源于他日常的绘画实践,而不像后来有的研究者将其抬到超凡脱俗、深奥玄妙的地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画学研究和著述“知行合一”的特点。从整个美术史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画学主要体现的是文人绘画的价值理念,而对雕塑、建筑和工艺制作等艺术门类则较少关注,所流传下来的理论著述也很少。表现出明显的文人画中心的倾向。同时,也正是知行合一的研究传统使中国绘画史研究成为绘画创作的经验总结、艺术实践的感性经验层面描述和画家、作品、史迹的罗列,而与整个文明史文化研究关系不大,从而难以上升到理性思辨的高度。
二、早期西方学说的引入和中国美术史著述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中国知识界的一些精英率先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崛起背后的近代思想和知识体系。于是一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西学东渐运动在中国传播开来。这种近代的学术体系的传入是全方位的,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但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特点和学科发展的不同需要,因此对西方学术体系的接受态度和程度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从自然科学来看,由于近代科学体系最先产生在西方,而晚清闭关自守的大门毕竟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进攻下被打开的,建立在这一科学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优越性已在一系列的中西之战中得到了证明,因此相对来说接受西方科学体系的阻力要小的多。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引进了现代西方艺术教育体系,美术史也作为一门绘画的辅课程被引进中国。近百年来现代美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有了明显的发展,许多高等艺术院校都相继建立了相关的专业系科,但学科在发展过程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美术史相比较,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人文学科,如考古学和人类学,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其对应物,所以很快为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以考古学为例,北宋以来的金石学和古物收藏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则是20世纪20年代才由西方传入中国,并由一位外国人(瑞典人安特生)在仰韶村开创实施的。此后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中国学者,并从实践上在中国确立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支柱,以及由这两根支柱支撑的“考古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而美术史学的情况就非常独特。由于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和著述非常丰厚,且自成体系,因此西方美术史学体系的引入就与中国自身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产生抵牾。这样就使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传统国学型和现代西学型。这两种类型的美术史研究在具体的学术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念和方法,以及学理上的冲突。
20世纪(1929-1999)中国美术史学在受到西方艺术史学影响的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大都由画家出生的美术史教师所撰写。这样画家们的艺术实践及其艺术观就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艺术史著述之中。如潘天寿、俞剑华、傅抱石等人在长期的绘画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都曾著有绘画史论著。他们在美术史研究和著述中已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知行合一”的传统治学特点。而系统接受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及方法并治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学者只有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滕固先生,他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学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的现代型学者。滕固先生在研究中非常强调未来异质文化引入后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力。他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年)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首先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画风”(风格)的概念,并运用了一定的历史观、艺术史发展的模式和风格演进的规律。滕固先生在他的《唐宋绘画史》(1933年)中指出,中国历代的绘画史,无论是断代的记述,还是分类的记述,大都是随笔和札记,这些材料只能作为贵重的史料价值,但却不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性质。滕固认为“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的发展’(Stilentwickl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种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⑤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固也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莱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滕固还进一步提出应将绘画“从艺术家本位的历史转变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史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
1929年著名学者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和翻译了德国学者米凯利斯(A.Michaelis)《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寄回国内出版。1946年郭沫若先生在该书的再版前言中谈到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时说,“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我自己要坦白的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的楼台了。”⑥
到本世纪上半期为止,中国学者在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先后出版的美术史著作有十数种之多,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年)、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0年)、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年)、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年)、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年)、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年)、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年)、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年)、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50年)等。这些美术史著述基本体现了当时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述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术史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巨大的变革,同时也对我国史学研究和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西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崭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学者的美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被普遍运用和深入融合,常常使我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西学渊源这一事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在美术史研究中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艺术史家要属王均初先生,此后王逊、阎丽川、王伯敏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注重社会和艺术发展的经济动因和社会关系,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试图把艺术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对应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之中,用以解释和说明各种美术现象的社会根源。在20世纪30年代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还有李朴园和胡蛮。1930年李朴园撰写了《中国艺术概论》,这部重要著作的研究范围包括雕塑、建筑、绘画等造型艺术史。作者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同时还补充了有关文化传播学在艺术史上的作用。林文铮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评论到,“李朴园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这部巨著可为吾国艺坛建立一新的柱石,”“其在吾国艺术界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⑦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各项事业发展,以及思想和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历史学科以及美术史的研究同样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许多治中国美术史的学者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有关历史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论著,并自觉地将这些理论方法运用到美术史著述和具体的艺术史个案的研究中去。胡蛮先生1950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史》,就以注重社会思潮对艺术的影响为其重要特征。这部论著当时在理论观点上和结构安排上都具有一定的新意,作者运用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古代美术的封建意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将过去一向被轻视的民间艺术提升到一个应有的地位。阎丽川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略》的分期标准,就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晚期和近代进行论述的。王伯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绘画史》(1965年文稿,1982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说,“要深入地研究绘画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绘画遗产以批判的总结,目前还是一个新的课题。⑧
然而,在美术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时显得过于机械和程式化,因而导致了在一段时期内的庸俗社会学左右了整个美术史的研究。艺术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主要表现在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简单化,把现实与艺术绝对化,简单地用“阶级替代物”的描述来代替艺术评价,用政治运动代替艺术规律,宣扬一种机械的决定论和阶级出身决定论。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一个时代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都是反动的;凡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或表现下层人民群众的艺术,都是进步的。将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美术史研究中,难免会得出简单机械的结论。⑨这种美术史的观点同样也表现出美术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此外,过分强调艺术中的政治作用,把政治的因素和问题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和最高价值,甚至当成唯一重要的因素,这样就导致了艺术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忽视和否定了艺术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
19世纪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历史观和批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实践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普遍意义是建筑在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高度尊重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批判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才得以极大的发展,并提出了许多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批判理论和命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了深刻的现代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艺术史研究实践中得到发展就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艺术发展所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应该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开放的体系,它在未来的艺术学科研究中充满了发展生机和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具体的艺术史研究实践中并不能简单代替每一个具体学科领域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因此,在艺术史研究中即使是采取同一种历史观,美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形式分析与中国美术史研究
20世纪初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的几种主要的方法有:文献著录与考证、实物考察与鉴定,以及运用艺术社会学方法对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描述及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滕固先生就将西方艺术学的风格概念和形式分析方法运用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但真正对风格与形式分析加以研究与运用还是在80年代以来对西方学术思潮的介绍开始的。随着一部分有影响的西方艺术史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20世纪80年代的《美术译丛》、《世界美术》、《美术史论》等艺术刊物也先后译介了大量有关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研究的论文,此外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论文对这些新的理论及方法加以评介,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美术史学者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是,当西方学术界开始摆脱20、30年代以来的极端形式主义向着艺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转向时,我国中青年一代的学者却正好相反,开始转向艺术史的纯形式分析、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艺术发展的内部自律性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经历了期间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后,中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希望摆脱旧有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回到艺术发展的自律性研究的新理论模式上来。在当时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如果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而其中研究方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⑩一个学科领域的革新和突破往往也是从改变方法开始的,通过改变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将会直接导致新的研究结论,这样,所研究的对象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艺术史的形式主义研究在狭义上是指将艺术作品的形式与风格因素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而对作品的主题、内容、社会联系等外部因素则不予关注,从广义上来说,形式分析属于风格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形式研究特别倾向于讨论一件作品以及艺术群体、流派,或时期的艺术风格,因此,什么是风格,如何定义风格就成为现代艺术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美国艺术史学者马克斯•罗樾(Max Loehr)认为,艺术史家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风格史来确定艺术史,因而艺术史不同于其他的历史。罗樾主张,正是“艺术家的作品创造了他的时代”,而不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因此“艺术史家所感兴趣的是各种风格的形成,而不在于它们的延续。在艺术史家看来,一件作品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他洞见的该作品在当时风格中的新颖性。”B11美国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美术史荣休教授方闻在他的《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Images of the Mind)一书中指出,“风格分析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画研究的一项有益的现代贡献。这种方法是分类的而不是叙述的;它注重于时代而不是个人。……历史上连续的视觉图像结构的形态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为一幅画的断代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当缺乏外部(历史学或,考古学)的证据时大多数情况下就可以运用风格分析来为一件佚名作品定出大致的年代或者来源。”B12方闻引用了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hapiro)的经典论文《风格》为指南,强调对传统方法要代之以绘画形式的结构特征,如绘画作品的平面连续性,空间退缩的模式,各种笔法的组织方式等。方闻先生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成功地运用了沃尔夫林(Wolfflin)和库布勒(J.Kubler)的风格理论和形式分析的方法,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中国美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西方,由于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的需要,许多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采取了将汉学研究与欧洲艺术史的问题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途径。本着怀疑论的分析法和不带中国传统偏见的观点,西方的这些方法为重新确定古代绘画作品的制作时间和归属,提供了新的风格分析法;并为考察中国绘画理论、内容和社会文化基础,准备了新的更为客观的依据。这些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仅形成了西方自身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特点,而且在现代中国和日本的美术史研究领域中也在不断扩大其影响。
五、分歧、冲突与接受
20世纪伴随着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成长,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不同阶段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40年代,在这一时期一批早期留学西方的学者回国后将西方现代艺术学理论引入中国,并促使中国现代艺术学的产生。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一批留学苏联的学习艺术史的学者,回国后系统地将苏联艺术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世界美术通史》以及阿尔巴托夫等人的美术史著作翻译成中文。这些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著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由《美术译丛》、《世界美术》和《世界艺术与美学》等刊物为核心大量译介西方现当代艺术学理论。由于建国以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尤其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上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艺术学的研究和交流也完全停止。因此当结束后国门打开,重新认识和研究西方文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一步。
1985年以来一些重要的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名著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其中有沃尔夫林的《艺术史的基本原理》、《古典艺术》;贡布里希的《艺术发展史》、《理想与偶像》、《象征的图像》、《秩序感》、《艺术与人文科学》;帕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的含义》、安•霍丽的《帕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的基础》;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艺术史的哲学》;罗伯特•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李格尔的《风格问题》;诺曼•布莱森的《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洪再辛选编的《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等。这些著作和论文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了解西方当代艺术史学研究的窗口。
然而,学者们在对待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态度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般而言,中青年一代的学者对西学方法比较倾向于积极地尝试和接受的态度,而中老年的学者则较多采取谨慎或拒斥的态度。有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学术传统和背景之中,它所针对的研究客体通常都是西方的艺术个案,对中国美术史的个案研究很少有实际上的效用。国内的一些中年美术史学者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有效性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方法不适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自成体系,中国语言和文化构成了一个外国学者不能突破的话语情境,外国学者很难真正理解和吃透中国艺术,同样的用西方艺术史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因此只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不可盲目搬用。持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徐建融先生。如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四题》中谈到,“观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大陆学者的方法和成果自有他们独到的优势和深刻性,而西方学者的方法和成果则颇多隔靴搔痒之处。……因为在中国美术史尤其是绘画史的研究中,对于诸如笔墨、意境方面的认识,决不是传统文化圈外的人所能切身体会的,”“有一点可以看得相当清楚,既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术史处于外行位置的中国学者,越是倾向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而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术史处于内行位置的中国学者,则越是倾向于传统学者的研究方法,并把他们的成果奉为经典。”作者还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是真正没有国界的,学术和艺术则是有相对的国界限止的,尤其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国界的限止性更强。B13 这些看法代表了一种较为典型的极端观点。一些学者在谈到中西学术传统的文化差异时常常带有强烈的感彩,往往会过分强调中国学术和艺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不可兼容性。
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利(Robert Bagley)针对中国学者的这些观点尖锐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不应仅仅通晓中国的考古学、文献和有关研究。还应该向这样的可能性敞开胸怀,即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经验或许也能为人们了解东亚人的经验带来希望。如果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古代是一种只有由文化当局者用中国特有的语言才能理解的现象,那么他对文化的局外人的吸引力也就荡然无存。”B14对于西方学者意见,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但却可以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界。
另一方面,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在借鉴西方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上也做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方闻、罗樾、巫鸿、包华石等人,他们在研究中都从一个具体的中国美术对象出发,运用风格形式分析和社会学的方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认识形成问题的“有机情景”。因此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应该随着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化。海外学者由于身处西方文化环境之中,大多都接受过系统的艺术史学术传统的训练,而且具有较为扎实的汉学功底。因此将这些产生于西学传统中理论方法运用在他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事。他们的研究角度新颖,方法各异,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学者,由于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和影响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其中英国学者苏立文1974年受聘为牛津大学斯莱德讲座教授;美国学者高居翰1978-1979年度受聘为哈佛大学诺顿诗学讲座教授,就充分体现了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成就,并成为西方艺术史学发展和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B15
六、超越二元对立:走向现代性的整合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社会相继进入后现代社会,西方当代以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为主导的后现论和话语体系,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符号学理论,在分析和研究当代文化和艺术现象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文化批评理论和方法正在不断向艺术史学科渗透,逐渐而成为分析和阐释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方法和工具。在美术批评界,中国的一些年轻批评家和学者也尝试运用这些后现代文化理论和话语分析当代艺术现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学术话语由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画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距,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出现相互矛盾性和难以调和的话语冲突。加之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本身就有消解西方中心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内容,更容易使中国美术史学界对其采取拒斥的态度。
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话语体系作为外来的文化思潮是建立在20世纪初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和当代的“图像的转向”人文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之上的,因而就使之具有了学术的普遍性意义。语言和图像,阅读文本和观看图像是不分语种、人种和地域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因此,语言和图像的结构与形式分析对于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都具有普适性,尽管现当论和话语体系产生与西方,但却属于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些当代的学术理论即使在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与西方传统艺术史方法的冲突。因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时期的这种大的理论转型,已将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分为传统型和当代型,同样艺术史研究也被划分为传统艺术史研究和新艺术史研究。传统艺术史研究主要侧重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时代、归属和风格)的研究,而新艺术史则更加注重艺术与其外部环境(社会)的关系,其中对艺术受众和赞助关系的研究成为当代艺术研究的一个重点。
不可否认,中国艺术史研究具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特点,但这种不同传统的特点和差距并不是截然分开,不可沟通的,而作为一门走向现代形态的学科,它的学术体系无疑应该是开放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不断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使之向着现代学术形态转化。我们在实际的艺术史研究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断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和应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尝试理解和运用中国一些传统方法,并企图使这些传统理论和方法在现代学术发展中产生出新的价值和意义。B16中国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新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方法以及现代学科的生成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和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在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是东西方之间的话语的紧张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B17美术史研究如果不能超越绘画的经验层面,也就很难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术体系和人文学科领域中确立自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并最终被边缘化。
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必须重新检视当代艺术史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艺术史研究绝不仅是考察艺术发展和风格演变的一般规律,为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性和经验性的指导,而应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门人文学科。相对与文本而言,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是以图像为主导的视觉文化,其涉及的范围要比一般意义的绘画和雕塑宽泛。艺术史研究既可以通过历史和社会来阐释艺术思潮和风格的成因,也可以通过艺术现象和作品的主题与风格来阐释和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内涵。艺术史研究应该不断确立和强化一种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史的意识。
从传统画学研究走向现代艺术史研究是艺术史学科发展的必然。由于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以及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变化,中国美术史研究吸收和引入西方现当代学术理论和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当前的世界上,任何本土文化已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事实上本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总是以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为必要条件的。T.S.艾略特在谈到欧洲国家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指出,“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B18实际上,在人文学科领域,即使是英国和美国这样在当代学术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在不断从其他国家和文化中引入学术思想和理论,如他们从法国引入了符号学理论和解构主义理论;从德国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从苏俄引入了巴赫金小组的对话与交往理论,而美国学者甚至还尝试从中国古代画学著录中借鉴批评理论和方法。
在对待外来学术理论和思想及方法体系上,当代文学理论家陶东风先生曾指出,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中华性”、“本土性”、“精神回归”这样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诉求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确立一种新的东方/西方、中华性/现代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或者说,他们依然在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思考文化认同的问题,并延续和强化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与族性观念。这种对文化本真性的追求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虚构的“幻象”,而这种幻象又常常与另一个幻觉密切相关,即全盘西化的幻觉。实际上,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是否赞同,全盘西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真实。B19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对现代性的接受,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对于现代性的重构和改造,而不可能是所谓的全盘西化。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企图以东方中心主义来代替西方中心主义。其实,在今天,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东方中心都已过时,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建立超越二者的世界文化,才是走向21世纪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必由之路。(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徐建融《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四题》,《朵云》,第52集。
② 石守谦《面对挑战的美术史研究》,《美术》,1989年第12期。
③ 顾承峰《中国美术史学反思》,《江苏画刊》,1989年第11期。
④ 卢辅圣《渐渐远去的传统〈中国书画全书〉序》,《朵云》,第52集。
⑤ 滕固《唐宋绘画史》(引论),《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吉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⑥ 米海里司(著),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陈池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观察》,1999年第11期。
⑧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序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⑨ 美术史家李浴先生认为:美术史的基本规律和性质,“乃是现实主义之发生发展及其与非现实主义之矛盾斗争而又终归胜利的演变史。”《中国美术史纲》(绪论),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⑩ 顾承峰《中国美术史学反思》,《江苏画刊》,1989年第11期。
B11马克斯•罗樾(著)《中国绘画史的一些基本问题》,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B12方闻《心印》(Images of the Mind),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5页。
B13徐建融《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四题》,《朵云》,第52集。
B14贝格利《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中国学术》(第2辑),商务印书馆,第261页。
B15高居翰《气势撼人》(The Compelling Image,序言部分),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B16James Elkins,Art History without Theory,Critical Inquiry 14 Winter 1988.
B17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总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B18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B19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r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Western Artistics and Chinese Art History Study
CHANG Ning-sheng
(College of Fine Arts, Nanjing Arts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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