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几家媒体和社会团体主办的“2009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近日揭晓,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和长春等10个城市入选,其中杭州市因为连续几年在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分别获得“特别大奖”。据介绍,这次评选涉及城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治安状况等12项指标,调查公司入户调查覆盖60多万人,报纸、手机短信和网络问卷调查累计近3000万人。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与2008年相比,本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就入选的副省级/地级市来说,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这些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最浓:成都、宁波、杭州
人情味,是指被调查者对当地人情味浓厚程度的感受。综合五种调查方式的结果看,成都、宁波、杭州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就县级市而言,人情味最浓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和江苏吴江市。
就业机会最满意:
宁波、成都、西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在就业机会满意度方面,注重自身创业的宁波位居榜首,成都、西安紧随其后。
而县级市进入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是: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
交通:银川最满意
有趣的是,无论是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还是报刊、手机短信投票,对于自己城市的交通状况满意度最高的都是宁夏银川,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则未入榜。若想在交通状况方面获得居民的肯定,大型发达城市任重道远。
而很多县级市虽然经济发达,但人流量和交通状况尚在负荷之内,因此很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在这一项调查中仍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列前三。
生活便利度南京获第一
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不同,这次进入生活便利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多了一些新面孔,南京荣登榜首。
而生活便利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一方面自身发展较好,另一方面都紧靠发达的地级市。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
西安、杭州、成都
医疗卫生幸福度最高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入选的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杭州,也有诸如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
对县级市来说,长三角城市的医疗卫生整体优势非常明显,占据了前10位的大部分席位。山东邹平县获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分获第二第三。
南京继续领跑教育幸福感
和2008年调查结果类似,在城市教育状况幸福感的排名中,南京继续领跑,位列榜首。西安、杭州分列第二第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
教育状况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榜单上,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位居前三。
安全幸福感最高城市:
宁波、西安、杭州
在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宁波夺得冠军,成为居民的治安幸福度排名最高的城市,随后是西安和杭州。县级市的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榜单上,山东邹平县夺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第二第三名。
环境:杭州、成都、宁波、西安幸福度高
就环境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而言,杭州、成都、宁波、南京、西安等地的山清水秀或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分列前四。县级市的环境幸福度,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享前三名。
房价幸福度:昆明一马当先
居民对于所在城市房价的幸福感受,位居前列的几乎都不是超大城市,昆明一马当先,紧接着是宁波、成都。
而房价幸福度较高的县级市,大多临近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些县级市的市民通常将本地房价与附近的大城市比较,因此获得幸福感。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获前三。
经济发展幸福度:杭州第一
就经济发展幸福度而言,副省级/地级市中,杭州排名第一,随后是昆明、宁波、成都等。一些大型经济发达城市未能进入前十,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感受,并非取决于当地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而县级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和经济规模一致,排名前10位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前三。
文化娱乐:成都登榜首
成都居民2009年在大多数幸福度指标上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文化娱乐幸福度也不例外。其他获选前10的城市大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经济水平较高。娱乐幸福度排行榜上,成都、杭州、长沙、昆明、宁波分列前五。
县级市中,娱乐幸福度排行榜前四名的城市是,湖南长沙县、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昆山市。
文明程度:
杭州、昆明、西安位居前三
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市,与教育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大部分重合,这显示出教育与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正相关关系。杭州、昆明、西安、成都成为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上位居前四的城市。
在县级市的文明程度幸福榜上,江苏宜兴市获第一,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和湖南长沙县位居其后。
在整个调查及其成果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肯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最具幸福感城市”与最“善感幸福”的市民
幸福在哪里?幸福“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幸福她也在市民对城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等各项指标的感受中。当然,也有人对“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不敢苟同。一些网友认为,杭州2009年先后发生“胡斌飙车肇事案”、“魏志刚醉驾肇事案”,成都2008年底发生“孙伟铭醉驾肇事案”,2009年又发生“唐福珍拆迁自焚案”,昆明2009年先后发生“躲猫猫事件”、“少女案”、“疑犯纸币打开手铐自杀案”,这几起轰动全国的大案、疑案,分别给杭州、成都、昆明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不想这三座城市都戴上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桂冠,岂不可笑?
面对这样的质疑,评选活动主办方自然并不难回答。比如说“幸福感”是一个包括了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某一领域发生的个案尽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幸福感”的总体得分,云云。其实还可以有更简单的回答――我们严格以调查数据为证,拿统计结果说话,你不服气不行。
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要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结果,应当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调查的手段要科学,不能弄虚作假敷衍了事,设计的内容也要科学,不能就“伪问题”进行“伪调查”。第二是被调查者对幸福的表达要客观真实。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评选中,第一个条件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执行调查的是一家口碑不错的调查公司,调查涉及的12项指标也都比较实在。第二个条件把握起来则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幸福感”终究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你一定要对它进行调查统计并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这样的结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感觉吻合呢?
据说幸福感调查(也叫幸福指数调查)在国际上很流行,中国搞城市幸福感调查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记得前两年,英国有两个社会团体联合了一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进行大排名,中国人排在第31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英国人(第108位)、新加坡人(第131位)和美国人(第150位)都高得多。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相当靠前,主要在于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比较实际,比其他一些国家的居民更容易感受到现实的幸福,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幸福。这种分析未必十分全面,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与居民感受和表达自己幸福的能力有直接关系。
同样,一个城市市民幸福感的高低,实际上也与市民是否“善于感受幸福”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市民对幸福的期望值不高,感受到幸福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他就比较容易给城市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水平等指标打出高分。正如有人“善感多愁”,有人也会“善感幸福”,所以比较容易培养起自己的幸福感。即便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如意,也时不时耳闻目睹到城市里发生的一些闹心事,但“善感幸福”的人总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对眼前幸福的感觉和享受。
在专项方面，球类专项学生的学校幸福感高于非球类专项的学生;在对专业满意度方面，满意的学生学校幸福感高于不满意的学生;在学习积极性方面，积极学习专业课的学生学校幸福感高于不积极学习的学生。
在当今这个倡导社会和谐的时代，“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民主”等相关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的程度成为这个社会热门的话题，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其幸福的程度更是社会人士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因此，研究学生在学校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就是学校幸福感，不管是对学生个体的发展还是对学校总体的评价来说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就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校幸福感现状进行调查并深入的分析，且能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校幸福感，以提高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学校幸福感程度。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以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11届、2012届、2013届和2014届部分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校幸福感。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找、阅读相关的文献，搜集有关大学生幸福感的资料，为分析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参考。
(2)问卷调查法;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它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者对幸福感的描述。总体幸福感量表通过将其内容分成6个分量表，从而对幸福感的6个因子进行评分。这6个因子是分别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情感或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以及松弛与紧张(焦虑)。得分越高则幸福感越高。
自行设计《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专业状况调查问卷》，根据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大学生的人数进行发放问卷。为了保证研究的质量，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尽可能的保证每个研究群体的人数、性别以及年级等因素的相对均衡。
(3)数理统计法;对所回收的问卷进行数理统计，得出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幸福感的第一手资料，针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研究。
(4)逻辑分析法;运用归纳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等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与研究。
二、结果与分析
1.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校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1)专业选择意愿;针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在专业选择意愿上对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是否有影响，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中的六个因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在专业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学生个人意愿在其专业选择上表现程度的不同，将会导致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有所差异。学生本人的意愿得到充分的体现时，这部分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比较好，如果在此基础上又得到家长的鼓励与支持，而且入校前，已经对学校的专业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生活学习环境、专业的就业等方面进行了总体的对比和评估，比学生自己在专业选择意愿上的学校幸福感更高。
(2)专业满意度;针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在专业选择意愿上对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是否有影响，依据总体幸福感量表中的六个因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一些学生对专项老师的教学满意度持很满意或满意，他们的学校幸福感比持不满意和很不满意态度的学生的学校幸福感要好。专项老师在课上对学生的态度，包括教学、交流、指导等，哪怕是一句话、一个举动，都影响着学生在课上的学习情况，对专项老师教学认可的学生，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往往较高，同时他们对专项老师教学的满意程度也高。
(3)专项差异;针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在学校幸福感水平上，专项是否对学校幸福感有影响，根据学校幸福感量表中六个因子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得出结果如下：调查发现，这些选择人数比较少的运动项目对场地器材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体操，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这些外堂课程。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团体项目的学校幸福感要显著高于个人项目。相比之下个人的运动项目，由于缺乏互助的队友和竞争的对手，从而导致活动过程中没有积极的兴趣和乐趣以及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因而会导致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水平降低。
(4)师生关系;研究对大学生的师生关系情况对学校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师生关系的好坏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校幸福感的有显著差异：
学生在学校的重要的师生关系对于学校幸福感来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宽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做到良好的学习行为。可以得出师生关系好的学生，学校幸福感的得分就越高，说明学校幸福感就越好。
(5)学习满意度;学习满意度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是否有影响，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中的六个因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专业学习满意度的五个因素很满意、比较满意、无所谓、比较不满意、很不满意中，学校幸福感是依次降低。专业知识学习的满意程度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的好的学生喜欢学校包括学校的一草一木，学的不好的学生，觉得在学校里很无聊，很枯燥。
(6)学习积极性;针对学习积极性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有无影响，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中的六个因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学校幸福感得分高的学生来说，他们在专业课学习积极性上是很积极的。专业课学习积极性的因素中，学校幸福感由高到低的排列是很积极、比较积极、不积极、很不积极。在专业课上取得较为理想成绩的学生，这就表明他们已经能够适应大学的生活学习方式，可以很好的融入到学校这个大集体当中，并且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评价学校。因此，专业课学习积极性比较好的学生一般也拥有比较高的学校幸福感。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总体来说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水平比较高，大学生能够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和专业课上的一些挑战，具有良好的的心理品质特征，其幸福感状况良好。
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中的六个因子来测量得到：专业选择意愿方面自己选择的学校幸福感高;专业满意度持满意态度的学生学校幸福感好;在专项差异方面，以球类项目为专项的学生较其他项目的学生学校幸福感好;师生关系好的比师生关系差的学校幸福感要好;而且在学习积极性上比较积极，对专业满意度满意的学生比不满意的学生的学校幸福感要好一些。
2.建议
目前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专业课尽管开展的比较好，但是由于学校场地器材的缺乏，影响了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及其积极性。因此滨州学院应加大场地器材建设，以保证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专业课的学习，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和特长。
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应积极组织一些课外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加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体验到课堂的新鲜感。对滨州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校幸福感的干预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提高滨州学院的教育服务质量;二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念，建立起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体验。
1.1资料
201403-201406期间，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大同市城区（拥军路社区、岳秀园社区、操场城东社区、柳港园A社区、铁牛里社区）207名空巢老人（≥60岁）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性90人，女性117人，平均年龄（70.3±8.12）。纳入标准为：①年龄≥60岁，空巢老人。②在被调查社区居住2年以上。③意识清楚，能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配合完成调查。④排除认知功能障碍、听力或视力严重受损者。
1.2方法
1.2.1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1980年，由Kozma等人编制，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该表对我国老年人研究显示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由24个条目组成，分属4个维度，即正性情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负性体验(NE)，可归纳为两个因子：正性因子（PA＆PE）和负性因子(NA＆NE)，总分=PA-NA+PE-NE，总分为0～48分，总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国内学者肖水源教授1986年编制而成。该量表设计合理，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我国已广泛应用推广。量表包括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2，6，7条目）、主观支持（1，3，4，5条目）及对支持的利用度（8，9，10条目）3个维度，量表10个条目的得分之和即为社会支持总分。总分为0～66分，总分越高，则说明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包录入并作统计，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2变量间的比较分析采用t检验、2变量间的依存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二分类变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
二分类变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统计。调查所得不同性别、个性、社区状况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处于在婚状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未患有慢性疾病、经济情况好且兴趣爱好多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P<0.05）。
2.2社会支持与空巢老人主观幸福的相关性分析
以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各维度的得分与社会支持量表的各维度得分作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4，正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负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关系。
3讨论
随着老龄化、城市化的进展及家庭结构的演变，“空巢”老人迅速增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空巢家庭31.77%，10年增加9%，“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由此可见“空巢”现象将是21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关心和重视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3.1影响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二分类变量
3.1.1婚姻状态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少年夫妻老来伴”，知心伴侣是维持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个体退休后活动中心转向家庭，美满的婚姻状态能给老年人提供巨大的情感支持，夫妻恩爱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舒畅的心情，有利于双方的健康监护。本调查发现配偶健在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丧偶空巢老人，这是由于配偶在空巢老人生活照料及情感慰藉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本身生活在空巢中的老人就易产生失落、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如果配偶健在空巢老人在生活及精神上还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一旦配偶过世空巢老人如果不能很好调节心情，容易产生心理灰色阴影加重消极情绪，危害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提示社会和子女都应关注空巢老人丧偶后的婚姻生活，摒弃陈旧的婚姻观念，倡导以人为本，鼓励和帮助他们再婚并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3.1.2慢性病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72%的空巢老人均患有慢性病，本调查显示未患慢病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患有慢病的空巢老人。这是因为无慢性病的空巢老人自我感觉良好，自理能力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患有慢性病的空巢老人由于慢病种类多、需长期服药、病程长，疾病本身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病人易烦躁、情绪控制差，长时间受疾病的磨耗，经历着不同程度病痛的折磨更倾向于体验生活中的不幸，导致其负性情感和负性体验增多，主观幸福感水平降低。因此要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包括心理、运动、饮食等多方面、定期进行健康教育讲座及康复指导等降低躯体疾病对老人身心健康的损害，只有减轻病痛才能减轻心理负担，降低负性情绪，提升幸福感。
3.1.3体育锻炼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体育锻炼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本调查显示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这可能是因为参加体育健身锻炼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打破自我封闭，不仅能使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身体而且运动活动和长期的身体锻炼过程中可以出现流畅状态,运动愉等积极情感，有效地降低抑郁。尤其是丧偶的空巢老人通过参加适度的体育锻炼，使其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以及获得关爱的满足等，则非常有助于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得到提高。提示应针对老年人的年龄、体质、社区背景开发出能够引起老年人兴趣的锻炼项目,例如散步、慢跑、登山、门球、太极拳等适合老年人的体育运动,可以将娱乐、运动合二为一。相信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率会进一步提高。
3.1.4经济自评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感的产生有赖于客观的现实经济基础，当经济不能满足个体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会大大降低。本研究表明经济自评好的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自评差的空巢老人。经济条件好不仅可以使人拥有物质享受、还可以获得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经济上的安全感在老年人自我幸福感的评价上扮演者重要角色。经济条件自评好的空巢老人感到养老有保障，在生活上更容易得到满足，经济自评差的空巢老人在生活安排方面会受到一定限制，影响老人自我的认定。此外，我国是未福先老的国家形态，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但并不完善，农民、工人等进入老年后收入都较低，有的还要完全依赖子女赡养。因此，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生活保障这一物质基础不容忽视，保有老年人稳定的“经济基础”将有利于其维持较高的幸福感。提示子女应给老人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需要政府要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使其真正享有幸福。
3.1.5兴趣爱好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调查显示有兴趣爱好、常参加娱乐活动的空巢老人比无兴趣爱好的空巢老人更幸福。这可能是因为对由于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且与志趣相投的老年人一起进行着某种业余活动，极大地调动了老年人的积极性、提升了自我满足感从而增强了幸福感。适当参加娱乐活动一方面可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可以愉悦精神，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提高正性情感因子和降低负性情感因子有独立的作用，这提示政府要加大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社区要创造条件、增设活动场所，为老年人提供活动、消遣和交流的场所；拓宽和完善服务方式及内容，开展多种活动，增强社区所具有的情感交流和娱乐等功能，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丰富老年人生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以延缓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的下降。
3.2社会支持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总分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正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负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支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精神或信息的帮助和支援，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信心、自尊感。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支持系统来提升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如，当老人遇到有害因素侵袭时，要号召子女、邻里、亲戚、朋友、社会团体成员及工作单位同事给予老人生活上帮助、心理上关怀，鼓励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并给与合理的支持，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此外鼓励空巢老人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学会遇到烦恼时懂得利用社会支持去寻求帮助，会产生较多的正性情感；通过采取一系列提高社会支持的措施，如社区建立老年人服务网络、开展心理咨询、上门医疗服务、建立老年互助组织等最终实现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 公安民警;幸福满意度;银川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特殊人群的生活质量进行研究[1-3]，但对警察生活质量的研究报道不多。对警察群体的研究多涉及在警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工作倦怠等方面，而涉及幸福感的较少[4-5]。幸福感某种程度上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相对性、稳定性、整体性等基本特点[6]。警察幸福与否，他们对工作满意与否，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这些问题既事关他们生活质量，又事关事业的荣辱失败，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7]。笔者试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银川地区公安民警的生活质量进行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698名公安民警参与调查，完成调查的为652人，其中男性604人，女性48人。平均年龄(32±6.5)岁(18～55岁)。
1.2 方法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总体幸福感量表(GWB)，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内容包括了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本量表共33项，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0.88[8]。本量表已在大学生、教师、公务员、心身疾病患者等群体得到广泛使用[9-10]。此调查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独立评定，将测试结果输入上海惠诚心理测量软件进行分析，总分>102表示精神状态良好，指精力旺盛，对许多事物感兴趣、有信心，日常生活内容丰富、充实，内心世界充满愉悦的心情，对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安排，没有心理上和身体上不舒适的感觉。87
2 结果
2.1 总体幸福感的分布
652例公安民警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达到良好、一般、差的比例分别为64.33%、22.29%、13.38%;样本总体及达到良好、一般、差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分别为(105.3±10.13)、(114.5±10.46)、(95.6±3.39)、(77.19±6.7)。
2.2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段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1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比较
2.3 不同职务、警龄、警种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比较 不同职务、警龄段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10年警龄段的评分高于其它警龄段，不同警种的总体幸福感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表2 不同职务、警种、警龄段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比较
3 讨论
主观幸福感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概念与生活质量有间接的联系，它们是自尊、抑郁、心理控制源和情感疏远，但唯有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最终标明了个体生活质量的基线[5]。警察职业属特殊职业，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测试，某种程度上可反映公安民警的生活质量。于海霞等[7]对监狱民警的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1/2以上的监狱民警有比较高的幸福感。陈世平等[12]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生活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较高(72.6%)。本次总体幸福感量表的研究结果提示达到较高幸福感的比例为64.33%，幸福感高于以监狱民警为样本的研究，但低于以社会人群为样本的研究，考虑与警察的特殊职业有关。本研究从不同性别角度看，总体幸福感评分女性高于男性。考虑女民警多承担机关事务性工作，所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工作环境较男性民警相对较好有关。不同年龄段总体幸福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小者较高，考虑与新从警人员常豪情万丈、对压力和紧张估计不足，过分夸大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有关。不同文化程度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幸福感是一种态度，它包括两个基本成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文化程度可能会影响到警察的认知水平，但对认知成分、情感成分的影响还有其它更多可能的因素，文化程度并非其决定性因素。不同职级警察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比较，副科的评分低于正科、科员，考虑副科警察虽然职级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更多的是业务骨干，过大的压力、繁重的工作任务、过高的期望值都可能会抵消本身职级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5～10年评分高于其它警龄段的调查结果正好与不同年龄段的调查结果相符。
实际上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警龄、职级、警种的总体幸福感评定结果也可以从幸福感评定的心理动力学机制来解释，人的幸福感的产生取决于外部环境，但对于警察来说，在给定的外界环境下，内在精神过程如何产生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缺口或比值学说与社会心理影响学说来解释。人们普遍认为主观幸福感反映了个体期望值与成就感之间的“缺口”或“比值”。至于是采用缺口公式还是采用比值公式则部分地取决于如何测试期望的成就。在缺口公式中，缺口等于期望值与成就感之间的差，期望值往往高于成就感。两者间的差越小，主观幸福感就越高。负差产生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在比值公式中，比值等于成就感除以期望值。比值越大，幸福感就越高。不同性别、年龄、文化、警龄、职级、警种中的期望值与成就感肯定有所不同，必定影响到幸福感评分水平。
社会心理影响学说是对缺口/比值学说的补充。其目标是探索有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因素并观察它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可能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如下;应激、社会支持、内在控制(自信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外在控制(感到被他人所控制或感到被机遇所控制)以及角色扮演(即对家庭、工作和社会角色扮演的好与不好)。不同性别、年龄段、职级、警龄段、警种尽管同属警察群体，但均可从应激、社会支持、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角色扮演找到其区别，更支持本研究结果。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银川警察的总体幸福感较好，不同性别、年龄、职级警龄段的警察其总体幸福感有所不同。提示对警察进行群体心理辅导时要有一定的针对性。警察职业是压力较大和充满精神创伤的职业，心理不健康的警察在执法中难免会出现违法犯罪、警民关系紧张等问题，但尽管如此，还是要尽量减少公众与媒体对反面典型的渲染，多些正面宣传工作，提高公安民警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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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幸福感；职业院校教师；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现代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为突出。职业教育要靠职业院校教师来实施，那么，职业院校教师的生存状态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教育幸福感状况与生存状况紧密相关，不仅关系职业院校教师的身心健康，而且关系职业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011年10月到11月期间，笔者采用自编的《教师教育幸福感的调查问卷》在陕西省范围内开展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在陕西省机电工程学校、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宝鸡体育运动学校、宝鸡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回收107份，回收率71.33%。其中，从性别来分，女教师占53.40%，男教师占46.60%；从学历来分，中专占3.80%，大专占14.20%，本科占72.60%，硕士占8.50%，博士占0.90%；从职称来分，助教占38.10%，讲师占42.90%，副教授占19.00%。笔者对所有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5.0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笔者对十多位职业院校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体验，获得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我们从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现实状况、影响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因素分析、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建议三个方面对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现实状况
教师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对自身教育生活质量的综合体验，是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体验，包括社会地位体验、职业环境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学生成长体验、专业发展体验等。调查显示，职业院校教师在这些方面的感受和体验并不乐观。
（一）职业院校教师社会地位体验状况
一种职业社会地位的高低是该职业社会价值被认可和承认的程度的体现。尽管职业教育已经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职业院校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在对“您对当前教师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5.56%，选择“不满意”的占61.11%，这两项比例之和是66.67%；而选择“满意”的占32.41%，选择“非常满意”的占0.92%。这表明，六成以上职业院校教师对其社会地位感到不满意。具体来看，工资收入是一种职业社会地位高低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您对当前工资收入情况满意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20.37%，选择“不满意”的占66.67%，选择“满意”的仅占12.96%。可见，绝大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对工资收入状况不满意。在对“您近年的平均月收入”的回答中，2000元以下的占19.20%，2000元～3000元的占55.80%，3000元～4000元的占19.20%，4000元～5000元的占5.80%。一位有十六年工龄的教师告诉笔者，“我的工资现在每月不到3000元，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相差很大。以前我们的工资是财政拨款，现在我们学校教师工资基本实行学校包干，能招到学生学校就有钱，招不到学生学校就没钱。我们学校每年生源锐减，教师工资也就上不去了。”职业院校教师工资收入的普遍偏低是造成他们的社会地位体验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职业院校教师职业环境体验状况
职业院校教师的教育幸福感是一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个体体验，学校管理、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构成了职业院校教师生存的职业环境，直接影响他们的教育幸福体验。学校管理方面，在对“您对所在学校当前的教师管理状况满意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23.15%，选择“不满意”的占51.85%，这两项比例之和是75.00%；而选择“满意”的占23.15%，选择“非常满意”的仅占1.85%。可见，有四分之三的职业院校教师对学校教师管理状况不满意。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职业院校教师对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审、教师福利待遇、教师外出进修机会等方面的管理最为不满。学校领导对教师生活关心方面，在对“您所在单位关心您教学以外的生活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关心”的仅占0.93%，选择“关心”的占17.59%，选择“偶尔关心”的占37.04%，选择“不关心”的占44.44%，这表明职业院校领导与教师之间工作关系之外的情感比较淡漠。同事关系方面，在对“您认为您和学校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融洽”的占9.30%，选择“融洽”的占72.00%，选择“不融洽”的占14.00%，选择“非常不融洽”的占4.70%，有五分之三的职业院校教师认为同事关系状态良好，但我们也要注意还有五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同事关系存在不和谐现象。师生关系方面，在对“您当前在学校里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融洽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融洽”的占5.61%，选择“融洽”的占58.88%，选择“不融洽”的占32.71%，选择“非常不融洽”的占2.80%。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师生关系不融洽，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职业院校教师身心健康体验状况
健康的身心是个体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在对“教师职业对您的身心健康有影响吗”的回答中，选择“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占25.00%，选择“没影响”的占49.07%，选择“有利于健康”的占25.00%，选择“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占0.93%。可见，有四分之一的职业院校教师认为教师职业给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念方面，在对“您认为您爱岗敬业的主要原因是”的回答中，选择“生活的需要”的占13.08%，选择“职业道德”的占56.07%，选择“学校的管理制度”的占10.29%，选择“热爱该职业”的占20.56%。其中，选择“职业道德”和“热爱该职业”的比例之和是76.63%，表明四分之三的职业院校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但与此同时，还有一小部分教师把教师职业当成了谋生的手段，其职业价值定位低，这种现象需要给予关注和重视。
（四）职业院校教师学生成长体验状况
学生是教师的教育对象，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教育幸福的源泉之一。学生的知识增长方面，在对“在您的指导下，学生在知识竞赛中获奖，您会感到”的回答中，选择“非常有成就”占12.50%，选择“很有成就”的占33.70%，选择“有成就”的占45.20%，选择“无所谓”的占8.60%。其中，选择“非常有成就”、“很有成就”和“有成就”的比例之和是91.40%。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在对“在您的帮助下，学生走出了心理阴影，您会感到”的回答中，选择“非常快乐”的占27.60%，选择“很快乐”的占41.00%，选择“快乐”的占23.80%，选择“没感觉”的占7.60%。其中，选择“非常快乐”“很快乐”和“快乐”的比例之和是92.40%。学生贡献社会方面，在对“当您得知您的学生在本职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您会感到”的回答中，选择“非常自豪”的占28.60%，选择“很自豪”的占36.20%，选择“自豪”的占29.50%，选择“无所谓”的占5.70%。其中，选择“非常自豪”“很自豪”和“自豪”的比例之和是94.30%。成就感、快乐感和自豪感是与幸福感紧密相关的积极的情感体验，由调查数据可见，九成以上的职业院校教师认为自己可以从学生的知识增长、心理健康和社会贡献中获得教育幸福感。然而，教育现实与教师的积极期待之间会存在落差。在对“根据学生当前的表现，您会感到自己的辛勤付出”的回答中，选择“非常值得”的占10.40%，选择“很值得”的占24.50%，选择“值得”的占37.70%，还有27.40%的教师选择“不值得”。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职业院校学生普遍存在学业成绩不高、学习兴趣不浓、纪律性不强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职业院校学生质量不高，教师在学生成长方面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不强。
（五）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体验状况
教师专业化是当前教师教育的趋势和潮流，教师走专业化道路既是教师顺利完成教育使命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职业理想的途径。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包括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专业精神方面，在对“您对自己所担任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信心程度是”的回答中，选择“非常有信心”的占19.44%，选择“较有信心”的占49.07%，这两项比例之和是68.51%，表明多于三分之二的职业院校教师具有专业自信，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所担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有29.63%的教师选择“可以应付”，1.86%的教师选择“没有信心”，说明将近三分之一的职业院校教师对自己所担任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缺乏信心。专业知识方面，在对“当您有机会参加专业培训学习或研讨活动时，您通常会”的回答中，选择“非常乐意参加”的占34.90%，选择“乐意参加”的占53.80%，选择“没时间参加”的占6.60%，选择“不愿意参加”的占4.70%。可见，绝大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具有参加学习和培训活动的主观动机和热情。但是，在对“在您的学校里，教师外出参加培训或研讨活动的机会”的回答中，选择“经常有机会”的仅占0.93%，选择“有机会”的占20.56%，选择“偶尔有机会”的占40.19%，选择“几乎没有”的占38.32%。这表明在客观上，职业院校教师外出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这跟教师主观上的参加培训和学习的热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二、影响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教师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生活质量的综合体验，影响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在阅读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宏观层面
1.职业教育体制不够健全
总体讲，我国职业教育体制还不够健全，这一不足是职业院校教师生存处境的构成部分。在管理体制方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多头管理、交叉管理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职业院校、职业中学、直属中专、成人高校以及社会力量办学，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理技工学校，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其直属中专等。这不利于职业院校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也不利于职业教育合理、高效地发展。在办学体制方面，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中专”三个层次的办学格局之间相互隔离，缺乏有效的升学机制，不利于优秀学生的继续求学和深造。另一方面，国家、主管单位对职业院校的经费投入有限，而职业教育实践费用高昂，这使得职业院校经费吃紧，教师的福利待遇不高。在教学体制方面，部分职业院校未能正确处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侧重理论教学而轻视实践操作，培养出的学生不能适应企业需要等。
2.存在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
虽然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共识，但社会上仍然存在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认为职业教育比不上普通教育，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不如接受普通教育的人“高贵”。造成人们对职业教育鄙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的设计。如职业院校的招生通常都是在普通学校之后，生源质量相对都比较差，又如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缺乏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机会。另外，社会上还普遍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致使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社会上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鄙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职业院校教师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其对工作的投入状态。
（二）中观层面
1.学校教师管理缺乏人文性
作为学校管理的对象，教师是具有思想和感情的人，这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体现人文性。另外，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更需要得到学校领导的尊重，这样才能够激发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为学校的发展鞠躬尽瘁的动力。然而在现实中，有些职业院校领导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欠佳，在对教师的管理中喜欢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缺乏对教师应有的尊重，有时甚至会伤害教师的人格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和教师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和尊重的关系，教师也难以体验和感受到来自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内在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就难以被激发和唤醒，教育幸福体验自然会降低。
2.学校教师管理缺乏公平性
公平感同幸福感紧密相连，公平感越强，人们的幸福感会随之增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教师管理的公平性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职业院校教师特别指出学校教师管理方面缺乏公平性，突出表现在职称晋升和外出进修机会方面。职称是关系到教师的职业发展、荣誉、待遇等多重利益的重大事情，有些职业院校在教师职称晋升中存在严重的走关系、送礼现象，致使兢兢业业工作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受挫。而在有些职业院校的职称晋升中，领导抢占一线教师的名额，导致领导与教师之间关系紧张。外出进修是教师获得专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在访谈中有教师谈到，领导在分配外出进修机会方面没有一定的制度规约，总是偏爱与自己关系近的教师，缺乏公平性，这让其他教师感到跟这样的领导一起工作没有前途。
（三）微观层面
1.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念存在偏差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念是教师对自身所从事的教师职业价值的认定和坚守。由于教师个体的价值趣味和人生追求不同，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念会存在多种样态。一般来讲，任何职业都要满足人对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但同时它也是个体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载体，而且，个体只有把职业与人生意义相互关联，才能够真正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和愉悦。然而在访谈中，笔者深刻感受到有些职业院校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念存在偏差，把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仅仅看作谋生的手段，职业价值定位较低，缺乏在职业中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高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中积极钻研和进取的动力和热情会不足，难以获得工作上的突出发展和进步，从教育工作中体验到的幸福感自然会匮乏。
2.教师的心理素质有待提升
在某种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个人的幸与不幸，跟自身的观念、思想紧密相关。正如罗素所说，个人的不幸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积极、乐观、开朗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基础。但调查发现，有些职业院校教师在工作压力和困难面前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容易陷入消极、低迷的心理状态；有些教师在跟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处理中心理偏激，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难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由于心理素质比较差，他们不能恰当地处理在教育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继而导致他们的教育幸福感降低。
三、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建议
教师教育幸福感虽然是一种主体体验，但是与客观环境紧密相关，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反应。要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需要充分考虑主客观各种要素和条件的优化。
（一）健全职业教育体制和消除对职业教育的鄙薄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上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鄙薄观念是由当前不健全的职业教育体制造成的。而且，不健全的职业教育体制也导致职业院校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职业认同感低等，这直接影响教师的教育幸福体验。因此，健全职业教育体制是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措施。首先，要改变职业教育多头管理和交叉管理的管理体制，主要由教育部门来管理和协调各个职业教育院校之间的资源调配和整合，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要改变职业教育各个层次之间相互隔离的局面，给中职学生创造升入高职、甚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把优秀生源吸引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来；同时，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改善职业院校教师的福利待遇。第三，要改变职业教育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倾向，重视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企业联合培养出适应企业需要的合格的职教毕业生。最后，从社会大环境来讲，要消除对职业教育的鄙薄观念还需要整个社会逐步消除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文化心理，树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重的思想观念。
（二）提高职业院校领导素质和完善教师管理
一所院校的教师管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素质，高素质的领导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为教师创造出和谐、向上、支持的工作环境，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一方面，高素质的学校领导绝不会纯粹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待教师，把教师仅仅看作管理的对象，而是会尊重教师，充分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考虑教师的处境和感受，在教师管理中以情感换情感，给教师心理上以温暖和支持，理解和关爱教师；另一方面，高素质的学校领导绝不会在教师管理中偏爱一部分教师而冷落另一部分教师，而是为教师创造公平竞争的平台，让教师之间进行公平竞争，谁在工作中付出的多和工作成绩大，谁在职称晋升中才会获得机会。总之，高素质的领导能够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提供条件。
（三）职业院校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努力形成积极自我
职业院校教师教育幸福感不仅同外在的客观环境有关，还同自身的素养密切相关，加强自身修养并努力形成积极自我也是职业院校教师获得教育幸福感必备的条件。首先，要具有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一般来讲，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和成长需要，前者属于低级需要，后者属于高级需要，而成长需要是一个人获得完满人生的必需。对于职业院校教师来讲，不仅要在教师职业中获得生存需要的满足，还要追求成长需要的满足，把教师职业同自身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关联起来，树立在职业中获得精神成长和幸福的职业价值观念。其次，要潜心钻研业务，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获得专业发展，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第三，要形成积极、乐观和开朗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战，不怕苦，不怕难，能够意志坚定和积极应对，这不仅是教师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也是教师获得教育幸福体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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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职称；教龄；年级；方差分析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者对幸福的关注逐渐深入到工作、家庭与社会生活中，职业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成分，职业幸福感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
我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曾讲过“君子有三乐”，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是一“乐”。反观现实，我们的教师特别是一些中小学教师，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缺失对教师自身及教育环境有很大的危害。研究表明，教师们开始感受他们的职业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少时，教师会产生消极的心情和态度。反映在教师的生理上表现为性急易怒，在情绪上表现为缺乏热情，有一种衰竭、无助感；对于教学，也很少投入精力，导致教学质量的降低，学生的纪律问题增多，从而导致教师对教育环境产生污染。正如美国学者德肯沃（1987）指出“无论教师的消极态度对教师个体及学校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教师的学生才是最终的牺牲者”。
在我国的教师队伍中，小学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职业幸福感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小学生的基本道德的建立与综合素质的养成。而国内对于小学教师群体的关注并不多，对于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因此，本研究将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将着眼点放在国内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上，希望通过对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测量，了解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发现小学教师群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11所小学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12份，其中有效问卷586份，有效率为90.15%。
2、研究工具
采用《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成就显示、工作认可、情感支持与工作吸引力，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施测程序
团体施测，测试前由主试宣读统一的指导语和注意事项。测时间为20分钟，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
4、数据的统计分析
使用SPSS15.0进行数据处理。
三、研究结果
1、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所有教师在职业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认可、成就显示四个维度的均分分别为3.19、3.90、4.06、3.95，总量表的均分为3.77。由于本量表采用5点计分，中数为3，所以，结果显示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中等偏上。
2、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的数据分析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将频次少的组进行合并。如职称，把小高之外的组进行合并，分为小高与非小高两组；教龄，将非11-20年的进行合并，分为教龄11―20年组与非11―20年组。
以职业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职称、教龄和所教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小学教师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数据分析。以职业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以职称、教龄、年级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见，取P
鉴于教龄的主效应临界显著，我们对教龄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进行了时候多重比较，结果见表3。
从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11―20年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低于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差异显著（P
鉴于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
从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年级差异只表现在小高职称教的方面，而对于非小高职称的年级差异不显著。对于小高职称教师来说，教授中年级和高年级课程的教师比教授低年级课程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只表现在中年级的方面，而对于低、高年级差异不显著。对于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要比小高职称的教师体验到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见图1。
鉴于职称、年级与教龄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6。可见在低年级上，职称与教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903，P>.05。在中年级上，职称与教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778，P>.05。在高年级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F=3.751，P =.055
从结果看出，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教龄为非11―20的方面，而对于教龄11―20的职称差异不显著。职业幸福感的教龄差异表现在非小高职称的方面，对于小高职称差异不显著。
教授高年级教师的职称与职称的交互作用见图2。
四、讨论分析
1、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从研究结果看来，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处在中等偏上的状态，也就是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之间。其中，总量表的均分为3.77，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认可、成就显示四个维度的均分分别为3.19、3.90、4.06、3.95，都高于理论中值3，所以可理解为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中等偏上。国外有关研究表明，大多数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也即表现为正性水平（Diener，1984；Huebner， 2000a）。此外，该结果与姜艳（2006）对于苏州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对于职业幸福感的四个维度来说，工作认可维度的分数最高，其次是成就显示，再次是情感支持，而工作吸引力维度的分数相对最低，并与其他三个维度相差较大，但也仍处在中等以上。该量表的工作吸引力维度主要涉及教师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以及从业动机。有研究表明，在职业幸福感测量中，男女教师在工作动机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教师的工作动机显著高于女性教师（张忠山， 2000；胡小丽， 2006），而性别因素在职业幸福感以及其他维度上（如领导关系、工作成效等）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的被试中女教师为457人占总人数的78.1%，男教师为128人，占总人数的21.9%。由此可解释工作吸引力维度上，由于女教师占了更高的比例，因此工作吸引力维度上的得分与其他维度相比较低。
2、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教龄、职称以及所教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数据统计的结果可知，教龄在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分上的主效应临界显著，在工作吸引力维度以及工作认可维度上主效应显著；所教年级在工作吸引力维度上主效应显著；职称在工作认可维度上主效应显著；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量表总分与工作吸引力维度上显著；职称、教龄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量表总分上显著。其它因素则不显著。
对教龄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后发现，在职业幸福感总分、工作吸引力维度和工作认可维度上，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的教师。非11-20年的教师由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轻教师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师构成。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非11-20教师群体，也就是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轻教师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师群体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工作10年以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这是因为年轻教师刚刚从其他的角色转换到教师的角色上来，新鲜感和挑战性都比较强，较容易得到满足。工作10-20年的教师多为中青年教师，早已对熟悉的工作环境失去了新鲜感，重复的工作任务也很难再带给他们挑战，对工作的不满开始不断增加，因而他们的职业幸福感较低。而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多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较高的职称和较好的人际关系、熟练的教学技巧，与教龄10-20年的教师相比更容易体验到幸福感，但与教龄10年以下的教师相比，成就动机有所下降，体会不到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新鲜感，因此职业幸福感指数较低。
在职业幸福量表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从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年级差异表现在小高职称教的方面，对于小高职称教师来说，教授低年级和高年级课程的教师比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具备小高职称的教师已经具备一定的资质和阅历，相对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低年级的课程对他们更没有挑战性和吸引力，因此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中年级的方面，对于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要比小高职称的教师体验到更多的职业幸福感。这是因为中年级的课程对于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还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和新鲜感，而对于已取得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缺乏同等吸引力，因此体验到的幸福感较低。
职称、教龄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在高年级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教龄为非11―20的群体，对于教授高年级课程且教龄为非11-20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比小高职称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这是由于高年级的课程对于非小高职称的年轻教师来说有更高的挑战性和吸引力，也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满足感。
五、结论
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整体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非班主任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班主任教师；11―20年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低于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
由研究结果可知，教龄为11―20年的教师在职业幸福感、职业认同、时间管理水平上均低于其他教龄教师，应引起教育部门和学校管理机构的重视；此外，可以通过对职业认同感以及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促进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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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及自制的相关问题，对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和大四见习生开展现况调查。
结果：临床本科实习生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0.48分，临床本科见习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为76.14分。跟普通大学生平均分78.16分[1]相比，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的主观幸福感偏低。
关键词：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 主观幸福感 调查 分析
【中图分类号】R-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9-0001-02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2-3]，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存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除了要面对与其他普通大学生所共有的压力外，还有来自于学业方面的学制长、要求高、负担重以及服务对象特殊性等压力[4]，特别是已经进入医院进行见习和实习的医学生，更能感受到目前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以及考研、就业带来的压力，因此，了解医学生特别是临床医学本科见习生和实习生的心理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次调查随机选取大学特别是南华大学在南华医院进行临床教学的312名实习与见习学生，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采取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自行设计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国内段建华[4]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简称GWB）修订的量表，该量表共有33项，对该量表的前18项进行测试，该量表在国内大学生幸福感调查中有较好的运用[5]，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级、生源地、月消费等）和幸福感状况等。
1.3 数据处理。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编码、输入并校对，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情况。调查对象共312名，收回有效问卷300份。统计有效问卷，其中男生为156人，女生144人；独生子女170人，非独生子女130人；农村187人，城市113人；大四见习男生78人，女生72人；大五实习男生78人，女生72人。大四见习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6.14分，大五实习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0.48分。
2.2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男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2.97分，女生的平均得分为73.84分，不同性别在幸福感得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独生子女平均得分为74.26分，非独生子女平均得分为72.38分，独生子女与非独1生子女在幸福感得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平均得分为72.56分，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平均得分为74.06分，城乡差异之间无统计意义（P>0.05）。月消费水平不同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得分之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2.3 学生自我评价情况。6.67%的见习学生感觉“非常幸福”，72.67%的见习学生感觉“基本满意”，20.66%的见习学生感觉“说不清楚”，见习学生中没有人认为自己“不幸福”。12.67%的实习学生感觉“非常幸福”，63.33%的实习学生感觉“基本满意”，12.67%的学生感觉“说不清楚”，11.33%的实习学生感觉“不幸福”。见表2。
2.4 其它情况。相比现实而言，80%的学生认为网络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90%的实习学生感觉正在受到就业、考研和实习约束的压力。75%的见习学生在临近考试时感到焦虑，87%的实习学生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无法合理统筹的时候感到焦虑。15%的学生通过跑步等体育运动来排解焦虑，34.66%的学生通过写日记、博客的形式进行自我解压，25.33%的学生找心理老师或朋友倾诉，其他同学不会特别在意，任其发展。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个人刻苦和奋斗”、“良好的社会关系”、“机遇”这个四个选项中，对于人生获得幸福的根本条件是什么，40%的学生选择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43.33%的学生选择了“个人刻苦与奋斗”。
3 讨论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相比临床医学本科大四见习学生及普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平均状况而言，临床本科实习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偏低。其中有11.33%的实习学生感觉自己不幸福，90%的实习学生感觉正在受到考研和实习约束的压力。这几年以来，学校也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如修改培养计划让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实习，放考研假及加强各实习医院的教学管理工作等来缓解考研与实习的矛盾。但由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就业压力大、考研竞争激烈等并不是哪一所医学院校面临的问题，所以考研与实习的矛盾始终很难解决；再加上实习学生在医院实习时能够亲身感受到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等。所以主观幸福感偏低也就不奇怪了。如果要提高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除了学校和实习医院的领导老师要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心、教育和帮助，整个国家的医学教育都要进行相关的改革，以便形成一个有利于医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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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 调查研究
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中，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和谐的关键指标之一。随着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我国首都北京的召开，全民奥运的文化逐渐形成。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渲染下，一类特殊人群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那些活跃在高校体育赛场上的高水平运动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运动员”和“大学生”的“双重”身份。心理健康状况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及未来生涯发展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成果。但是，以往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消极心理学模式的角度。在这种模式下，研究者多是利用心理症状量表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测量模式主要是从“病理学”的角度评价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过于关注运动员的心理疾病症状和负性心理特征，忽视运动员心理上存在的良好的心理机能和积极的心理品质。这种顾此失彼的评估显然造成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研究的片面性。作为对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观的反抗和补充，积极心理学提出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PMH）的概念。积极心理健康认为消除或摆脱各种心理问题的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意味着正向力量或积极品质的产生与增加。截至目前，PMH基本上体现为不同的幸福感内容。幸福感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的整合共同构成PMH己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1]本次研究以这种崭新的积极心理健康观为指导，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测量，了解他们的幸福感状况，以促进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全面了解，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发挥运动员内在的心理潜能，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调查选取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江西中医学院共6所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施测，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42份，有效问卷216份，有效回收率为89.3%。年龄为18～24岁，平均年龄20.76岁。运动年限1～16年，平均年限6.21年。文科97人，理科119人。年级分布上，大一67人，大二96人，大三32人，大四21人。运动员级别上，一级94人，二级117人，三级5人。运动专项上，田径类74人，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88人，武术7人，网球10人，毽球15人，健美操22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由苗元江教授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O）。该问卷[1]（P365）是在整合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的基础上，建构的多方位、多测度、多功能的、本土化的测量幸福感的量表。包括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两个模块，共有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九个维度（共50个项目，采用7级计分）和一个幸福指数（采用9级计分）[2]。该量表在大学生及其他人群幸福感研究多次应用。此次测验的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r=0.91，折半信度为r=0.74。
（三）数据处理
问卷收集、筛选后采用SPSS for Window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各维度得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健康关注、友好关系、自我价值，接下来的依次是利他行为、人格成长、生命活力、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和负性情感（见表1）。根据综合幸福问卷对数据结果的解释，分数低于4分的属于低分，分数高于4分的属于高分。结果显示除了负性情感以外，其他维度得分均高于4分，说明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在这些维度上均处于良好状态，即幸福感水平较高。
（二）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差异比较
1.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城镇来源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差异比较
经t检验发现（见表2），除去生活满意、负性情感两维度，女性在其余7个维度的均分都要高于男性。仅在健康关注维度上，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女性别在其他八个维度均没有显著差异。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除负性情感（分数越高，幸福感程度越低）外，独生子女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差异显著。除生活满意外，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
2.不同运动年限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从事专业年限时间从1年到16年不等，在此根据运动年限将运动员划分为三组。然后对不同运动年限组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运动年限分组的不同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生活满意、负性情感、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七个幸福感维度表现出显著差异。进行事后LSD检验发现，9年及9年以上分组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除去正性情感维度，该组运动员在其余八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不同运动专项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运动专项的不同，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的显著差异。除正性情感、人格成长两维度之外，其他七个维度均呈现出显著差别。通过LSD事后检验发现，从事网球、三大球、健美操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而毽球运动员除去负性情感外，其他维度得分都显著低于其他运动员，幸福感水平最低（见表4）。
4.不同运动运动级别、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研究对不同运动级别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运动级别运动员的幸福感呈现出显著差异。三个级别的运动员在七个维度（负性情感、人格成长、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等）得分中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见表5）。一级运动员得分显著高于二、三级运动员，表明运动员的级别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对不同学业状况的运动员幸福感的F检验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讨论与分析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良好。宋卫对广东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部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运动员具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3]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无明显的性别差异。此结果与苗元江（2003）、李柞山（2006）、汪宏（2006）的研究结果相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遭受挑战，男女在个性的差异逐渐减小。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男女运动员都不存在明显差异。
高水平运动员中，独生子女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与苗元江、余嘉元（2003）的对高校学生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独生子女的大多数幸福感因子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往往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得到来自家庭更多的关爱，从而使得他们在个人的发展中获得更好的内在和外在条件。这种优势的地位导致独生子女运动员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
生源地的不同造成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来自城镇的高水平运动员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相比，明显具有较高的幸福感。城镇的运动员，由于在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在人格成长、个人发展方面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来自农村的运动员受制于相对贫乏的教育环境和生长环境，幸福感水平要低于来自城市的运动员。
运动年限的不同对运动员的幸福感造成显著的影响。研究发现，运动员从事运动年限时间越长，幸福感水平越高。运动年限时间越长，意味着运动员的运动训练、竞技经验更为丰富，竞技能力更为成熟。运动员容易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同样对于体育竞技也更容易适应，并且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且长时间的从事体育运动促使他们心理不断成熟和健康，从而保持相对较高的幸福感水平。相比之下，运动生涯尚短的运动员，由于经验不足，训练不够等诸多原因，不能获得良好的运动成绩。同时也不善于调节自己，情绪的起伏较大，容易产生一些负性的心理困惑，从而导致较低幸福感。
运动项目不同的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网球、三大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而毽球运动员在各个幸福感维度及总体幸福感的水平，都处于最低水平。三大球、网球及健美操，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受社会关注程度，都要远高于其他项目。毽球，是我国新近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在发展水平、普及程度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都无法与其他项目相比。而从事该项目的运动员无疑受到消极的影响，表现出较低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不受学业的影响。作为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期望、学习目标都有别于一般的大学生。以往研究发现，学业压力是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4][5]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研究结论并不与本研究相悖。同普通大学生一样，高水平运动员也面临学业的任务。来自学业的压力会导致高水平运动员心理问题的出现。但作为个人生活质量指标的幸福感，却不再受学业的影响。结合以往研究，调查发现学业状况是导致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但不是他们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方面，高水平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出现分化。运动级别作为衡量运动员成绩的一种标准，对运动员的幸福感程度产生影响。结果表明，一级运动员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这表明良好的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幸福感的主要源泉。运动成绩、运动级别成为预测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的晴雨表。同时，幸福感是影响运动员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运动员个人愉悦的情绪体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熟的人格特征、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及旺盛的生命活力对于运动员竞技成绩的提高、潜能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大量研究证明，运动员良好的心理品质是运动员取得良好竞技成绩的重要心理保证[6]。
四、结语
此次被调查的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较好，在多个维度得分较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心理状态良好。在差异比较上，研究发现：（1）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在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运动年限、运动级别、运动项目等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独生子女运动员比非独生子女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幸福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幸福感；运动年限较长的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运动级别越高，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越高；网球、足球、篮球、排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毽球运动员幸福感程度最低。（2）不同性别和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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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各个阶段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模式的转变，仅仅通过物质的满足程度、社会地位的评价等已经不能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全部标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活质量的标准中应该考虑主观因素[2]。而主观幸福感正是反映人们精神生活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近年来，大学生人际冲突加剧，辍学、厌学等现象司空见惯，自杀现象也屡有发生，大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了解当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有助于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甘肃某高校3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23人，女生170人；文史类专业179人，理工类专业114人；大一72人，大二97人，大三46人，大四78人。
2研究方法
采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甘肃省某高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由Fazio在1997年编制，是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指定的一种定性测查工具，用来评价被试对幸福的陈述[3]。量表共有33项，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量表包括6个因子：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S）、对健康的担心（H）、精力（E）、忧郁或愉快的心境（SH）、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O）以及松弛与紧张（RT）。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0.88，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0.91、女性为0.95，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l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分析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均分为21.09（大于18），表明当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在中上水平，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学习和所处环境较为满意。“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3.92±0.55）、“对健康的担心”（3.8±0.76）、“精力”（3.48±0.71）、“忧郁或愉快的心境”（3.59±0.68）以及“松弛和紧张”（3.43±0.65）等维度的均分都高于中等水平（3分）。但是，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2.87±0.61）维度上低于中等水平，反映出大学生不善于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2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专业差异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文史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高于理工科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P
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城乡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城市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除“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因子之外）高于农村大学生（P
4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家庭结构差异分析
表3的统计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P
5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分析
表4的统计结果表明，女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稍高于男生，但无显著差异（P>0.05）。
6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表5反映出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不存在差异（P>0.05），其中大三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稍高于其它年级，而大四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相对于其它年级最低。
三讨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专业差异，文史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理工科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这与郑雪等的结果不同，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存在学科差异[4]；与尹海兰的研究结果相反，她认为理工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文史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3]。这可能是由于抽样方法不同或抽样对象的构成不同造成的。文史类学生平时的学习压力较小、娱乐活动较多，理工科学生实验课程较多、生活相对单调，但是理工科学生的就业情况相对好于文史类学生。因此，研究结果的不同，需要考虑抽样对象中文史类学生与理工科学生的比例是否适当，所在学校和地区的就业环境与校园文化环境。城乡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城市大学生在总体和各分量表（除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上的得分均高于农村大学生。这说明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要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学生越幸福。由于城市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学习条件一般都比农村大学生好、生活上压力较少，而农村经济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学习条件都较差，所以导致他们感受到的主观幸福感要比城市大学生少。这与谢敏芳、李黎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农村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城市大学生[5]。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家庭结构差异研究相对来说较少，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这与我们的经验和假设不太相符。一般来说，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等玩伴，会比非独生子女感受到更多的孤独和寂寞，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发展和生活质量。研究结果与一般经验的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由于抽样对象的年龄特点造成的。我们的一般经验和基本假设可能更多来源于对年龄较小独生子女的印象。但是，独生子女大学生已经适应了家庭中只有自己一个孩子的生活，而且他们的交往对象和社交领域也不同于年龄较小独生子女，人际交往并不只局限在家庭中。此外，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观点，大学阶段是发展亲密关系（恋爱关系）的时候，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并没有什么显著不同，他们并不缺少恋爱对象。所以，独生子女大学生并不会像年龄较小的独生子女那样会有较多的孤独感。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与陈静、杨宏飞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6]。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只在“精力”这个因子上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异。这与张利霞、霍建勋（2009）测得的结果相同[7]。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不存在差异，其中大三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稍高于其它年级，大四学生相对于其它年级幸福感最低，这与杜军、张欣和何宝平的研究结果相似[8]，可能是因为大四学生面临着就业压力。
四对策与建议
1确定适合自己的人生目标
目标理论认为，目标和需要实现时就会产生幸福感。因此，幸福感会因人们的价值和欲望的不同而有差异，目标的不同层面与幸福感的不同成分相联系[9]。如果大学生能够充分地相信自己，由自己的兴趣和实力来决定目标，让目标吸引自己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具有了从事任何活动，并且达到任何一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大学生一旦敢于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为着这个目标投入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时，离自己的目标不远了，将会产生较高的幸福感。
2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幸福的本质和获得幸福的途径
首先，幸福面前人人平等，生命中真正的幸福必须靠自己付出努力，而不是靠别人，越是刻苦勤奋的学习，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享受到的学习的乐趣就越多，进而感受到的幸福就越高。
其次，建立积极向上的班集体，发挥班集体积极的社会支持作用。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大学生来讲，班集体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社会群体，可以对内向的学生引导他们主动进行人际交往，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使其融入集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幸福体验。积极向上的班集体不仅仅会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且可以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最后，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满足大学生的多种心理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开拓视野，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社会交往、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创设大学生生活与学习的良好环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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