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末放垦；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
鄂尔多斯高原处气候敏感的农牧交错过渡带。第四纪以来严酷的生态条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显著的限制，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也不时地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考察清代对鄂尔多斯地区放垦基础上，探讨人类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探讨土地沙化的原因。
一
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间一度松弛，乾隆、嘉庆朝复又加强封禁力度。然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私自招垦。容留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甚至“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
自康熙至同治、光绪，土默川和伊盟后套黄河改道所淤出的沃土，已先后“宫垦”或招民垦殖，尽管开发较早、力度较大，但这一带生态环境好，至今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粮仓。
在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清初对延绥边墙以北的毛乌素沙地一带严格封禁，规定边墙以北，南北五十里，东西千余里为“禁留地”。既不准汉人越界种田，也不许蒙人放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奏请开边，允汉人进入，遂开禁垦之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恐致游牧地狭窄，又规定界址，有沙者以三十里为界，无沙者二十里为界，次年，山、陕连续两年荒歉，“百姓有流离者”[1](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己)，于是，准令民人租种，出边垦种的人数愈加增多。雍正八年(1730年)，以原禁留地五十里为界，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乾隆元年(1736年)，和硕庄亲王议准“蒙古情愿招民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后，“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2](卷3，舆地志)。同年，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租粮十万石”[3]（乾隆元年三月丁己）这样，内地汉人便大规模地涌入。乾隆八年(1743年)，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乾隆帝令立永远章程：有于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旧耕种，出界五十里外，将种地民人收回。五十里内，给予空闲地亩耕种[2]（卷3，舆地志)。道光十七年(1838年)，牌界内再次招民租种。进入禁留地开垦的农民，往往突破清政府规定界线，到黄河附近水草丰美的地方，开渠种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南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氓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迹”[4]（P219）。
不过同治、光绪以前，控制移民数量，不准长期居住，不准与蒙人结婚，不准携带家眷等禁令长期右在，因而内地农民出边耕种的数量较少，范围较小，且未深入腹地。从总体上讲，尚在土地承载的临界范围以内。
清末放垦，宣告了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清末放垦的实质是牺牲蒙古利益。用开垦蒙地所得，以清政府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的方式，聚敛金钱，企图摆脱财政危机，以支付庚子赔款，筹措军饷，达到挽救其濒临灭亡的目的。清末放垦10年中，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共计8．7万余顷[6]。此数字不包括纯屑清丈、整理的已垦熟地归化城土默特旗地及达拉特旗后套永租地、渠地。实行总管制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直屑于清廷．在禁垦的同时，多垦辟殆尽，已升科征賦，清末放垦主要在于清丈。而实行扎萨克制的伊克昭盟旗地的报垦和清丈。是在清初以来私自招垦的基础上，由政府重新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因此成为放垦的重点。
伊克昭盟清末放垦10年，大多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水草丰美之地。尤以杭锦旗、达拉特旗为多。加上纯屑清丈的达拉特后套永租地、渠地等2．7万余顷。上述地区至今仍多为富庶的农产区．对土地沙化影响不大。与山西、陕西、甘肃交界的南部五旗，报垦的多是沿边地带，这一带处毛乌素沙地及其缘边地区，沿边各旗清丈放垦地亩多限制在清初开禁以来私垦范围内。随着沿边各县农民不断涌入．逐渐突破上述几次划界的限定。与准格尔旗东邻的山西河曲县及南邻的陕西府谷县民人，已进入准旗禁留地以北，东西长120里，南北宽15里的黑界地垦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至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奏放了准旗五段地，西起水坑博罗鄂博，东到黄河畔，东西横亘二百一二十里。南北宽七八至十余里不等，共1588顷。由河曲、府谷县管辖。光绪末年。郡王旗沿边宽三百余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土地已被府谷、神木等县的民人开垦，称新旧牌子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续报黑牌子地。南起神木边墙，北到光绪二十八年报垦地的南界。东西宽一百余里，南北长一百六七十里不等。加上东边和东南两段地，即灶火地、盐道地，共放9639顷，由东胜厅管辖。扎萨克旗放黑牌子地，东至郡王旗，西到乌审旗，北至喀拉牌止，南界边墙。南北长约一百二三十里，东西宽约七八十里不等。连同一半万寿地，共放2183顷，由东胜厅管辖。乌审旗旧牌子地。即黄河以西什拉乌素河与陕西靖边、怀远(横山)县的地段，另有一半万寿地，共1988顷，属东胜厅管辖。鄂托克旗光绪三十年二月，先报垦了西部黄河支流灌溉土地1000顷，三十一年六月为了赎回押给教会的土地，又报垦了瞪口南岸的察汗托辉等地。到三十三年，将位于黄阿东岸的陶乐湖滩渠地，红崖子等地175顷地也予以放垦。自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至宣统三年止，放五堆子、陶乐湖滩、庙滩、月牙湖等地共201．93亩。同时，又放垦喇嘛庙的召庙地、香火地，如王爱召放垦1267顷土地。伊克昭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6年放垦中，包括各种名目被开垦土地共22314余顷[8](卷一，P219、224)。贻谷革职后，伊盟、乌盟又续放3300顷。其中乌审旗2000顷，乌拉特中旗860余顷，乌拉特后旗270顷。总计清末新政10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8．7万余顷[6]。其中，伊盟毛乌素沙地周围占很大份额。
上述10年放垦，对毛乌素沙地东南沿边地区很可能造成土地沙化影响。据《陕绥划界纪要》资料统计[10]（卷4、5、6），沿延绥边墙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各县流入开边的民户为17148户，开垦滩地13300．32顷，沙地24188．34顷，沙地开垦量大于滩地近一倍左右，二者共计37488．66顷。这一数字虽不尽准确，但明显高于沿河的杭锦旗、达拉特二旗。张鹏一说(毛乌素沙地)自东向西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概不易垦外，其草地仅有十之二、三，再与蒙人游牧之地必留一、二成，可垦之地仅1／10，兼以土高天寒，地瘠民贫。势不能垦”[7]，在近四万顷的被开垦的土地中，3／5的土地是连张鹏一都承认的不能垦殖的沙地。据《陕绥划界纪要》的资料统计滩、沙地数量及开边民户数字，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220亩之多。以当时生产力和种植水平，显然是极粗放的广种薄收。在极不适宜垦殖的沙地中，广种薄收，必然会随时撂荒。而撂荒地是最易引起沙化的土地。清末沿边如此大规模地掠夺式开垦，势必对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土地沙化，起到一定的诱导和促进作用。
二
土地沙化是指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造成的沙地活化或古沙翻新与地表物质粗化。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土地沙化是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因素，而这个过程又是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清代开发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沙化的影响，主要在鄂尔多斯地区。该地区土地沙化发生、发展，有其特定的自然条件。第三纪末、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隆升所造成的生态脆弱性，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
土地沙化是以丰富的沙源和长期干旱、大风频繁、风力侵蚀等气候条件为前提的。鄂尔多斯地表物质基础是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尚有库布齐、乌兰布和沙漠及毛乌素沙地为第四纪的古风成砂的沙源。它们是青藏高原隆升后干旱气候的产物，构成了现代风成物的物源。地层中埋藏的古风成砂记录表明，毛乌素地区至少在中更新世就已经存在大片沙漠[11]。或曰至少是从第四纪早更新世后期以来逐渐形成和演变来的[12]。库布齐及乌兰布和沙漠也都主要形成于地质时期[13]。这些第四纪的古风成砂堆积物，构成丁现代风成物的物源；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主要地质根源。
气候及其引起的降水量的变化、植被覆盖度．也是直接影响本区风蚀沙化和土地沙化的主要因素。第三纪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其特殊的热力作用、阻挡作用和分流作用，使隆升前的行星环流系统发生丁转换，导致丁东亚季风系统的形成．也使西伯利亚一一蒙古冷高压系统加强，北方干旱气候的持续加剧和偏北干冷气流的增强，使动植物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3]。500年来，干旱是主要趋势。包括元明时期的暖干和明清的冷干，近代以来温和偏干[14]。
明清时期，在持续干旱环境演变趋势下，内蒙古西部地区旱灾频发。明代内蒙古地区旱灾频率为48．6％，清代旱灾为52％。近500年来8次大旱灾，即1480—1484年，1518—1524年，1628—1633年，1679一1683年，1836—1840年，1875—1875年，1891—1892年，1926—1929年，有7次是发生在明清时期；有7次都是连旱4年以上[15]。另据1877—1892年近百年我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区降水变化研究，33次干旱年中有23次出现大范围的干旱，特别是1877、1878、1891年等为强干旱年，干旱范围超过65％[16]。据树木年轮宽度重建包头地区254年来降水情况分析，自1742年以来，254年间2—7月降水在50毫米左右的年份就有30年之多。重建图反映的历史上几次特大春至初夏连旱的年份有1747、1839—1840、1877—1878、1891—1892、1900等年段：6—8月上旬降水量重建图干旱时段主要年份有1748—1764、1779—1799、1811—1813、1833—1851、1862—1869、1891—1913等年段[17]，较严重的早年6—8月上旬重建值，基本都低于平均值167．18毫米。如1758年为81．57毫米。《山西通志·荒政纪》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化城上年收成欠薄，今岁春夏雨水稀少，播种不能长发，连次改种。沿边一带七月以后号闻得雨泽未能普遍沾足。光绪三年(1877)，北方特大旱。《清史稿·食货志》载“光绪初年，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近万人”。《靖边县志》载：“民啮草根，继食树皮，叶而俱尽，又济之以班白土，或割饿殍臂以延残喘，甚有杀生人以供餐者。”[18]
上述数据测定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表明，明清时期干旱及旱灾是研究区发生频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少雨，直接影响了植被覆盖率。据晋陕蒙接壤区环境动态监测研究显示，距今500—250年这一带植被覆盖度为36％—32％[19]，而1965—1955年是100年尺度相对湿润段，植被覆盖覆度为43％一39％。可见降水量的多寡是研究区植物生长和植被覆盖度的主要限制因子。笔者考察，研究区雨水多时，草场见绿。雨水少时，草木即会枯干。自然植被的韁盖度及降水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研究区的风蚀沙化。
此外，研究区还具有“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明清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时段处于风成砂和黄土沉积的干草原一一荒漠草原气候控制下，干冷多风。风沙期正对应于干旱期，易使砂质物质组成之地表体现出风沙作用产生的风沙地貌。风力作用在该地区非常普遍。因此，如果只具备了丰富的沙源和干旱的气候，只是产生沙漠化的条件之一。没有以风为主的自然营力的作用，古风成砂虽有暴露，也只是以星点分布，而不致连成片。事实上，这一地区≥5m／s的起沙风年出现次数为85—371．1次，而且主要集中在干旱的春季[11]。干旱多风，大风频繁，使研究区风力侵蚀非常严重。地表物质多为风积物，残积物等，大风造成就地起沙，从而为风沙活动和运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区风力侵蚀土壤的现状研究统计，鄂尔多斯地区造成明显危害的风蚀面积达79．24％，而且以Ⅱ、Ⅲ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2．37％，而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杭锦旗、伊金霍洛旗都达到80％以上，造成明显危害的面积也都高过75％以上。处在毛乌素和库布齐沙区的各旗县，土壤风蚀沙化面积相对比较大[20](P194)。
研究表明，明清较现在更为干冷，自近代以来温和偏干，伴随多风气候。流沙的发展自不可免。特别是明代，自15世纪初气候转干寒，大风频繁，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大，到16世纪，已固定的沙丘、沙地活化起来。成化七年(1471年)七月，当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建议修筑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地营边墙时。反对意见颇多，其中有人认为延绥“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21]（卷178），反映当时毛乌素沙地南界已达明边地。边地一带已是流沙弥漫。成化十年(1474)延绥边墙修好到万历时，“中路各堡，地多漫衍，无险可恃……沿边城堡风沙日积渐成坦途。则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黄沙弥望，旋扒旋壅。数日之功不能当一夜之风力”[22](卷447)。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榆林卫中路“东至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今榆林靖边之间)。“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万历年间不过30多年时间，流沙发展如此之猛烈。积沙已没过城墙，有的2—3米，甚至有20多米[22]（卷448）。可见当时明长城沿线流沙活动猖獗是借助干旱条件下的风力运移所致。20世纪70年代，该地区沙漠化程度加剧，同样是在干旱气候背景下，借助风力演化而成的。由此看出。无论是冷(冰)期或暖期，只要干旱程度达到或超过临界值，并且持续一定时期．在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下，都会促进或加速土地沙漠化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知，鄂尔多斯地区地表富沙的松散堆积物和沙漠、沙地是地质时期形成的干旱气候的产物。它为土地沙漠化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清时期持续干旱和风沙同季的气候特征是土地沙化产生的前提条件。受风力作用，暴露地面的沙丘和散沙就地起沙，借风扬沙、经风力运移形成流沙，从而导致沙化土地的扩大。就地起沙是该地区土地沙化的发生机制。
在上述自然因素的背景下，清代人类的开发活动对鄂尔多斯地区，特别是毛乌索沙地的土地沙化起了一定诱导和促进作用。其开发进一步加重了对该地区地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使原本脆弱的生态更为脆弱，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沙化的步伐。主要表现为：
(一)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方式一定程度上诱导加重了鄂尔多斯生态脆弱地区和毛乌素沙地部分地区的土地沙化
受封建制度和生产力的制约，以及传统以农为本观念的影响，清统治者和厉代一样，都从维护其统治利益出发，不同程度地奉行移民实边的边疆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限制了对土地资源的正确利用。这是造成鄂尔多斯某些生态脆弱地区土地退化及毛乌素沙地南缘部分地区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清统治者垦殖政策的不稳定性，开发利用的不合理性、盲目性，加剧了由于生产力低下。粗放式掠夺经营对脆弱生态的破坏。清代从康熙朝即开始表现出封禁政策的不稳定性。至中期时弛时禁．直到清末彻底放垦，造成大批内地流民、移民在研究区无序的开发。加上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等客观因素，蒙古王公为得租之利，内地民人为生活所迫，将适宜耕作的土默川、河套地区肥沃之地垦辟殆尽。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东南边地本不宜农耕的毛乌素沙地一带滩地、沙地也被大量开垦。掠夺式地粗放垦种．破坏了原本疏松的沙地土壤表层结构，使之更加松散；破坏了贫瘠土壤有机质的养分平衡，使土壤肥力下降。正如《归绥县志·经略志》所载，这一带“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种一年，方能收获”而“口外粮户净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则弃地而之他”[23]（经略志附录)，造成大片撂荒地。在这些弃耕的沙质撂荒地上，土壤肥力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而且，粗放式耕作的旱耕地开垦数量，与土壤侵蚀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如此往复，不仅诱发土地表层更加疏松，也使原本地表富沙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更加速了风蚀蚕食土地的扩展。清末毛乌素及周边地区一部分可资：刊用的沙地，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叠加影响，逐渐变成裸沙，不但沙地本身难以利用，且流沙扩展压埋附近耕地草场，造成部分地区土地沙化。
(二)无序滥垦滥伐，天然植被遭破坏诱发生态脆弱覆沙地区土地沙化
在全新世孢粉分析中，发现本区有榆、柏、油松等乔木花粉及中生性草本花粉，这表明，历史上暖湿期曾有过森林草原发育。然而由于恶化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原因，出现了自然景观退化。鄂尔多斯中东部典型草原植被，经长期粗放掠夺式经营。加上原本粗疏的土壤质地和易侵蚀特点，肥力很快耗竭。而弃耕为主的游耕，屡屡另辟新的草地，使大面积的自然植被为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撂荒地植被所取代，原始的本氏针茅草原破坏殆尽。其中在撂荒时间长，植被发育较稳定的地段上，形成了本氏针茅，达乌里胡枝子草原，并含有糙隐子草。在幼年期的撂荒地上以一年生草类占优势．但大面积分布的是耐表土侵蚀的百里香小半灌木群落，它是撂荒地演替的一个主要阶段，也是针茅草原破坏后所恢复起来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变型[24]。
粗放的垦殖方式对土地抗风蚀性能的破坏，具有充分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包括长期地使植被盖度保持低水平，最大限度地清除土壤中的植物根系，影响草原种组成分、产草量、盖度、根系生物量的严重退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草原植物根系的退化。庞大的植被根系体系，特别是多年生、原生草原植被的根系是土壤保护机制的形成和持续发挥良好功效的根本保证。原生草原植被的根系因长期粗放的垦殖方式而遭到连续破坏，导致沙化土地上植被向沙生类型演替，则更诱导加速了土地风蚀和沙化的过程。这其中与清代的垦殖，特别是清末放垦有一定关系。
清代，人类开发干预与转为干冷及温干的气候条件相共轭。清初以来，与鄂尔多斯东南各旗相邻的山西河曲，陕西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等县开垦的牌界地，至光绪年已远远超过清初限定的50里，有的甚至深入达200里。特别是清末放垦，沿延绥边墙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各县涌入开边的民户为17148户，开滩地13300．32顷，沙地24188．34顷。沙地开垦量大于滩地一倍左右，二者共计37488．66顷[10](卷4—6，资料计算所得)。平均每户耕地将近220亩。如此掠夺式垦殖，造成大片的荒漠草原及草原化荒漠植被破坏。这些民户进入蒙地加大了原本脆弱的沙地土地的承载力度，除无序地自发开荒撂荒外，“多在野处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草庵”[26]。他们盖茅屋、扎栅栏，所用燃料也以当地天然植物为原料，当时毛乌素沙地植被以蒿属、藜科为主组成偏干的风沙草原，散布有温生针叶树松、柏和少量其它阔叶木本植物[14]。于是，大量松、柏、沙柳、柠条、沙蒿被砍伐。仅以燃料烧柴计，每天每户若仅需5斤，那么17148户每天要伐85740斤上述植物，加上编柳条、挖甘草、割麻黄、掏马莲等，植被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据测定，草地的风蚀比农田轻百倍。草地的植被根系交错，对于抵制风蚀，阻止风力吹扬地表沙粒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布在毛乌素沙地的硬梁地上的灌木化草原群落，地表轻度覆沙，清代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掠夺式破坏，一定程度上使供植物生长的团粒结构破坏。加上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风大频繁，因而沙粒活跃，诱发毛乌素沙地及其边缘地区就地起沙，随西北风向东南局部地区扩展。可见，人类土地利用与自然土壤侵蚀关系十分密切，土地利用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的加速或减缓。
分析表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出于政治经济目的实行的“放垦蒙地”、“移民实边”政策．是破坏鄂尔多斯部分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诱使毛乌素沙地少量土地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另一方面生产力低下、粗放式掠夺经营也破坏了鄂尔多斯部分覆沙地区的生态，促成了毛乌素沙地一部分地区的土地沙化。然这只是毛乌素沙地东南边沿的局部情况，清代放垦人为的垦辟并不是蒙古地区草原沙化的主要原因。土地沙化是长期历史时期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态脆弱的覆沙地区人类过度利用或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诱发引起的。
清代，包括清末放垦，从总体看，无论是规模和强度，都没超过造成环境恶化的临界值。清末放垦只是开了近代以来，直到现代大面积垦辟脆弱草原的先河。这里既有清末统治者、民国以后北洋军阀和统治时期造成的恶果，也有解放后人们对自然资源认识的盲目性，利用得不合理性，造成草原大面积的土地沙化。“以鄂尔多斯为例，1948年以前沙化面积为1515万亩(包括毛乌索沙漠和库布齐沙漠)，1977年沙化面积增加到5250万亩，1981年又增加到1亿亩。再如1958—1973年全内蒙古开垦土地1400万亩，造成1800多万亩的土地沙化。清末十年蒙古西部地区共丈放900多万亩。大部分是适宜农业种植的地区，河套农垦区占2．7万余顷，察哈尔两翼4万余顷，归化城土默特1万余顷。到1949年，全内蒙古的耕地面积为6497万亩，清末10年西部开垦面积只占1／7”。因此，“把草原沙化的主要责任推给清末的垦丈是不客观，不公正的”[26]。
[参考文献]
[1]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李熙龄．榆林府志[M]．榆林府公署刻本内蒙古图书馆手抄本，道光二十一年(1841)．
【关键词】文化艺术；剪纸；东北；审美
剪纸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流传广泛。东北的剪纸艺术具有鲜明的氏族社会大地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文化特征，与当地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关系密切，本文以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为例，研究地域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理论。
一、审美与剪纸艺术
（一）审美。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在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是一种实践活动形态，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相比古人，现代人更加需要审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通过审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则是在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二）剪纸艺术。剪纸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东北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当中的一个类别。任何艺术品都是人们按照自身审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将自身情感和信念融入其中，表达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人文性和民族意蕴，见证和传承着深厚的中华文明。
二、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
（一）东北剪纸艺术。东北剪纸艺术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代表，题材上有满族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即旗装马靴的“姥媳人（神）”。萨满教中，“萨满”即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其所供奉的神即为姥妮人，也就是老太太神。东北剪纸艺术与民间信仰萨满教关系密切，满族祖先很早便用鱼皮、兽皮等剪刻成神偶用于祭祀，这只是东北剪纸当中的一类题材，此外还涉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常见龟、蛙、人参等，剪纸人物人神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审美意象。审美意象，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就是艺术的本体。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角度看，它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家用某种媒介物构建出意象，表达感情，就是艺术。也就是把情感融入某个符号化的“意象”，人物、动物等元素构成实物剪纸，而在审美当中，审的不是剪纸本身，而是其蕴含的意蕴，也就是“象”。东北剪纸中，娃娃、莲花、葫芦等象征着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等象征着吉祥幸福。每当重大节日，人们就会用剪纸来布置环境，操办喜事也惯用喜字剪纸等。这种方式将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将人们心中的意象用实物传达给其他人。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表现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需求。东北剪纸艺术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剪纸作品，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和美感，并获得不同的身心感受。
（三）审美价值。首先是题材美。东北剪纸艺术可以说是东北老百姓自己的艺术。一般剪纸艺人多集中在农村，闲暇时，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将生活的感受融入剪纸当中。剪纸作品通常歌颂正面和积极的情感，表现对生命的热爱。鸟兽虫鱼、花木、粮食、人物等元素构成有趣而精巧的剪纸造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图1所示，该作品蕴含多子多福、望子成龙之意。其次是寓意美。剪纸一般用于纳吉祝福、劝勉警诫、祛邪除恶。这些内涵表达着人们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一种内在精神品质。第三是构图美。一把剪刀就能剪出龙凤、剪出人物、剪出鸟兽虫鱼，具有鲜明的构图美感。第四是含蓄美。剪纸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用简洁朴实的图案表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够发现剪纸艺术巧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抽象且含而不露的形象，让人联想和思考，耐人寻味。第五是教化之美。剪纸中蕴含的意象有吉祥造型、神话传说等，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黑土地文化的传承，教化了一代代的东北人。
三、结语
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来看，东北剪纸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细细品味鉴赏。其所表达的美学意蕴，深含当地的文化特性。剪纸来源于民间，映射着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美学观念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灌注进剪纸艺术当中，发挥着强大的魅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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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迅.发现东方:西方学界的东方美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4):135-143.
【关键词】企业文化；落地；管理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工程放在重要位置。那么怎样使企业文化真正落地，使之成为员工工作处事的行为准则呢？下面就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浅谈一下企业文化的落地管理模式。
1 企业文化落地过程中问题和难点的探讨
企业文化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问题和难点，管理者必须要找准核心的问题和难点：
一是文化理念实践有一定难度。回顾近几年国网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历程，可以说起步早、标准高、效果好，为行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和动力源泉。但是还存在着“短板”。有些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纯理念性的文化，属于思想领域范畴，相对于企业生产的具体实践活动面言是“虚”的。因此有些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就就文化做文化，未能做到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来审视、指导、升华企业管理工作实践，从而导致文化理念难实践。
二是企业文化无法真正内化于心。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员工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往往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文化、管理“两张皮”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使企业文化未能很好地外化于行，也很难通过企业员工的实际行动把企业文化理念充分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企业文化无法内化于心。
三是企业文化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企业文化要想真正成功落地，必须要有一系列应用体系加以辅助，即要强化制度建设。然而在文化落地的过程中，缺乏辅助的应用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企业文化建设游离于管理之外。
2 实现企业文化有效落地的管理措施
2.1 充分发挥管理者“领导作用”
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指出：“领导作用”指领导者确立组织统一的宗旨和方向，创造并保持使员工能充分参与实现组织目标的内部环境。一个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取决于企业的最高领导层的价值取向，领导者对企业“内部环境”有决定性的影响。
可见，要实现企业文化的“落地”目标，就必须抓住“领导”这一关键因素。领导者只有为本组织的未来描绘清晰的远景并为组织实现远景规划、实现组织的方针提供基本保证。努力进取，起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组织的各个层次树立价值共享和精神道德的典范；向员工提供教育、培训等需要的资源，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鼓舞、激励和承认员工的贡献，推行组织的战略以实现这些目标，从而真正实现文化的落地。
2.2 积极建设全员参与的文化
人，是企业核心中的要素。企业文化必须做到全员参与。只有让员工广泛地参与，高质量地参与，持久地参与，才能在文化落地过程中，把文化的自觉与他觉更好地结合起来，塑造与改变员工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它的价值观体系只有深入到管理的各个层面和细枝末节，才能发挥管理的效用，才叫真正的“落地”。只有对企业文化的自觉认同、践行核心价值观，并将其在工作中细化、转化为行为，企业文化才会真正实现“落地”。
2.3 营造文化氛围强化企业文化的感召力
企业文化氛围是企业及员工对价值观体系的认识、接受、运用的程度，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场。文化氛围的形成，离不开信息的存储和传播，是信息这个神灵造就了文化场。
在营造文化氛围过程中，可以在办公和生产场所统一服装，统一标识等活动大力推进形象化工程，以行为文化提升士气、树立形象；开展文化宣讲活动；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让员工在宣导活动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提高精神境界，增强工作责任心，让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服务品牌在工作学习中看得见、抓得住；在组织中营造出人人实践企业文化、个个争做文化明星的良好氛围。
2.4 加大制度建设规范员工行为
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因此，建立一套规范、科学、合理的制度，对所倡导的文化进行保障，尤其要在考核与激励制度上做出具体的规定，是企业文化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企业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没有文化支撑的制度难以得到成功的实施，反之，没有制度做保障的文化，就会流于形式，徒有虚名。只有让二者相互融合，虚实结合，企业文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2.5 构建完善的文化训练体系
在企业文化落地过程中，必须对全体员工进行全面的行为训练和文化规范训练，才能让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对企业文化内容进行通俗解读培训。利用各种场合，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全体员工进行持续培训，让文化理念等具体化和形象化，达到文化认同，使员工行为符合规范的要求。
（2）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让员工正确树立与企业文化一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化了员工遵纪守法的思想意识，营造出爱岗敬业的工作氛围。
（3）开展规范性训练活动。根据员工行为规范内容，开展大讨论，让员工感受到文化的激励作用；通过规范性训练，让员工理解他们的贡献和任务对组织的重要性，评价自己的绩效；通过先锋团队、文化小组和先进个人等，宣传文化理念，讲述文化故事，开展征文活动、文艺活动、拓展训练等方式，让广大员工参与其中，直接感受文化规范的内容。这些培训内容不仅易于员工内化于心，更易于他们应用到工作实践中，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 结束语
企业文化落地的关键是通过文化干预企业制度、流程，将文化导向通过制度来固定住。因此，通过种种管理措施，让先进的文化抵制、排除消极文化，文化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员工的行为符合文化导向，成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行为自觉。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经过二十年的新闻改革，中国报业从过去的三级党报一统天下发展为以党报为核心的纵横交叉的网络结构。而地市级综合日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人们对地方性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报业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地域性新闻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同时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1、警惕地方报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几乎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节；过于娱乐化，或对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以及对虚假广告、不健康广告把关不严等，这些疏于筛选或过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陷入低俗情趣，异化了公众心智。
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成因与防治现状
1.土地退化成因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的西部地区曾经是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地方，从众多的地名可以得到验证。如，呼和浩特是蒙古语“青色的城市”，包头是“有鹿的地方”，乌鲁木齐是“美丽的牧场”，罗布泊为“汇入多水之湖”。但由于自然环境变迁，特别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我国西部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可以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激发和加速了退化的进程，成为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是“五滥”——滥垦、滥伐、滥牧、滥采、滥用水资源。
深究土地退化的人为因素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急剧增加。我国一些荒漠绿洲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而联合国提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不应超过每平方公里7人和20人；二是政策误导和决策失误。50—70年代末，我国出现4次大的农业开发，仅草原开垦就达2亿亩，其中1亿多亩被撂荒成为沙地；三是草原管理制度滞后，超载严重，实际载畜量比草场理论载畜量超一倍以上；四是经济利益驱动，滥挖发菜、虫草、干草，破坏植被；五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落后，水资源无序利用，农业生产广种薄收。
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给我国的工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极大地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防治现状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沙区人民和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我国荒漠化和沙化防治取得了明显成效。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荒漠化和沙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破坏大于治理”的状况转变为“治理与破坏相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全国土地沙化面积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每年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每年减少1283平方公里。全国荒漠化面积比1999年减少37924平方公里，年均减少7585平方公里。内蒙古、新疆等16个省区的荒漠化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当前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治理形成的植被刚处于恢复阶段，一年生草本植物比例较大，植物群落稳定性差；二是沙区自然破坏力很大，特别是水资源匮乏，生态极度脆弱，植物在这里生长成活十分困难，如果管理稍不到位，就有可能导致植被的衰败死亡，致使前功尽弃；三是防治任务非常艰巨。全国现有的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中，有50多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具备治理条件，如果按现有的治理速度，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治理。同时，全国还有近32万平方公里的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退化土地，如果利用不当，极易成为新的沙化土地；四是导致荒漠化和沙化扩展的各种主要人为因素没有根本消除。滥放牧、滥开垦等行为在部分地区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五是不利的气候因素，特别是干旱对加速荒漠化和土地沙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面对依然十分严峻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形势，我们决不能懈怠。必须适应国际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法，走出一条防治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的新路。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法
1.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最早是在199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届成员国大会一个专家组会议上提出的，2000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五届成员国大会上论证通过，全球环境基金（GEF）将其作为一个新的业务规划予以实施。
作为一种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方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原理仔细巧妙地应用到对生态系统的管理之中，以产生、修复和长期保持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期望状态。其主要目的是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或区域的综合管理框架。它要求在制定国家土地退化防治规划的时候，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上去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将跨部门参与方式运用到自然资源管理的计划和实施中去，探索优化资源和资金配置、创新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进而从根本上防治土地退化的新途径。
概括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生态、经济、社会全面综合考虑。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综合考虑生态、社会、经济、法律和政策多方面因素，从生态系统整体上考虑其功能和生产力，系统地分析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寻求一种综合效益最佳的发展模式，推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二是系统性：跨部门、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系统管理。不局限于单一的土地类型、保护区域、政治或行政单位，涵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将经济和社会因素有效整合到管理目标中。
三是持续性：照顾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竭泽而渔、毁林而猎”的短期行为，遵循长短结合的方针，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综合地权衡各种生态系统的功能、优势资源和生产能力，有效地、可持续地利用其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效益。
四是科学性：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注意保持其生产潜力，在生态系统功能的极限内进行管理，措施力求科学和谨慎。一些物种陷入受威胁状态要通过保护来恢复，但种群增长过量也必须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否则对整个生态系统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五是人本性：把人类需求放在适当位置。承认并允许人类在不过分损坏自然的基本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能力。同时，一旦发现已超过生态系统允许的限度，就应立即改变自己的计划，将人类的需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六是灵活性：管理计划因时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特点，以及生态系统的区域差异性、复杂性，做到因地制宜。同时，考虑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管理计划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便管理策略能对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对发现的问题做出适当的修改与纠正。
以上原则彼此密不可分，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各地生态系统管理的实际，因时因地予以灵活运用。
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在国际上的实践与探索
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都曾经由于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和不适当的政策，导致干旱地区严重的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但他们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践，在综合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分别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在此举一个美国的案例：美国南方大草原尘暴区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大草原处于经济萧条期的农民和牧场主过度开垦土地，造成严重沙化，沙尘暴不停地袭来。1935年，震惊世界的特大沙尘暴横扫美国2／3的领土，从西海岸到东北海岸刮起了约3亿吨表土。这不仅导致了大批贫穷农民的迁移，而且还导致了土地状况的剧变。从1940年开始，经过50多年的综合治理终见成效。
美国解决尘暴区问题所采取的综合措施包括：
（1）美国总统罗斯福启动了“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植树规模在当时首屈一指。南部6个州在8年中共营建林带近3万公里，保护了3万多个农场的162万公顷农田。这一重大工程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2）在开展造林工程的同时，国家通过立法成立了土壤保持局，鼓励各州采取土壤保持措施。如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并实行土地保护措施，国土管理局向农民支付实行土地保护措施的费用；农田免耕、休耕和粮草轮作等措施得到广泛推广。
（3）向农民购买大片土地用作示范项目，种植草与灌木，数百万公顷易受旱灾的农田退耕还草，改为牧场，形成永久的再生植被。
（4）人口自动迁移。在黑风暴肆虐的几年中，大平原几百万居民举家迁往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废弃的农田无人干预，草又长起来了，有效遏制了沙化。
实践证明：在处理重大的生态问题时，需要考虑包括生态、社会、经济、立法及政治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单纯依靠某个因素是无法起作用的。对于严重退化土地的恢复是一项缓慢的过程，且花费巨大。这项过程需要各级政府、民间组织、土地使用者、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的多方合作。应根据实际进展，不断地调整计划，完善管理措施；必须坚定成功的信念，坚持长期不懈努力。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在我国西部的实施
在全球环境基金的大力支持和我国财政部的直接指导下，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西部六省（区）的共同努力，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已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10年内项目计划投资15亿美元对我国西部土地退化进行综合治理。这是中国政府与全球环境基金在生态领域第一次以长期规划的形式，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引入到中国西部退化土地治理事业中来。其主要目的是创立一种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项目的实施将促进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改善，并为中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范例和经验，为推动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项目实施中，我们正在着手从四个层面全力推动中国西部的土地退化防治工作：
1.科学认识土地退化规律
土地退化的成因很复杂，大气运动、水循环、土地耕作、草原放牧、森林植被破坏等都可能成为土地退化的因素。因此，在土地退化地区和受到土地退化威胁的地区，科学地认识土地退化规律，全面、持久地开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活动，就显得非常必要。只要我们坚持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土地退化防治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抓住并针对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开展工作，开展中国西部地区干旱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实践，发展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政策、制度框架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新的成功的模式并加以推广，就一定能把我国土地退化的防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准确把握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
实施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是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全新的尝试，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准确把握，正确运用。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运用，只有遵循整体性原则，从全球着眼，从局部着手，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揭示土地退化过程的机理，才能从系统和整体的高度上，提出土地退化的趋势预测、影响评估和可行对策。应该说，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从局部治理着手，又要有整体规划，考虑水、土、气、生物等各方面的因素，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方法，以达到总体上最优的生态平衡。尤其是要在低产农田园地改造（如坡改台等）、退耕还林还草、水土流失治理、水资源管理、沙漠化防治、生态环境保护、湿地保护、土地恢复与复垦、草地恢复与草场管理、森林保护、植树造林等方面，加大退化土地防治的力度。
3.加强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需要不同部门机构的协调和合作，特别是负责林业、农业、畜牧业、水利、环保、国土、科技、财政、规划以及立法的机构。土地退化防治的行政管理涉及农业、林业、环保、水利、国土资源等许多政府部门。因此，在土地退化防治中，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积极配合。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中方与亚洲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中外专家队伍之间的开放式交流与合作，是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实施好项目的重要途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加强项目的指导、监督、检查和管理，把握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加强项目宣传，扩大项目影响，为项目的实施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以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研究视野；教学模式；自主教育；自我提高
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土壤中的地方优秀文化，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又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在不断无声地对人们起着文明熏陶的同时也在助推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对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开展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运用的理论价值
第一，有助于拓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更好地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理论。作为课程资源的地方文化资源运用，涉及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地方优秀文化的认同、选择、转化与运用等问题，因而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而言，需要从课程理论的角度，从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进行如资源选择、教育环境、文化传承与弘扬等理论与实证方面的拓展研究，以体现当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前瞻性和前沿性，进而创新课程教学理论。
第二，有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与研究，更好地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离不开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反映优秀传统文化的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以及名人、名景、名产等，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资源。为此，教师不仅需要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关系，还要探索如探究式、专题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更要学会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慕课（优课）、微博、微信等反映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内容，从而不断地创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方法体系。
第三，有助于促进师生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实践教学中实现自主教育和自我提高，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涵。从笔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状况调查看，当前主流虽好，但存在如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法制观念淡薄、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结合运用各地富有个性特征且对大学生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的优秀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理论内容相对枯燥乏味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激发师生爱家乡、爱祖国和爱民族的深厚情感，从而更好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路径，丰富思想政治课理论教育的内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明确提出：“切实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要“通过充实教学内容，完善课程设置，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党和国家既有系列明确指示，更有具体推进要求。
事实上，长期以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对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运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在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努力发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促进思想政治理论的“大学生化”，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信度和效度，这是摆在广大思政工作者面前紧迫而现实的重要课题。而且，作为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内涵界定、开发依据、选择原则、运用途径以及课堂教学原则、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的研究和应用，不仅能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运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而且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大学生化”。因此，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地方优秀文化资源利用，需要做到：一是体现示范性。即在资源选择与把握方面，不仅是选择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作为素材典型，更要考虑教学运用中的可持续效果，克服地方文化资源利用上的单一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等现象。二是体现针对性。大学生对家乡有着深刻记忆，对高校属地（第二故乡）也有着特殊情感。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的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进课堂，不仅能弥补理论内容相对枯燥、单一的不足，而且可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熏陶，是其他教学内容所无法企及的。三是体现实效性。把富有亲切感的鲜活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学习资源，不仅符合高校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也使思想政治理论更加贴近大学生生活，贴近社会实际，增强了理论课堂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从而易使大学生对理论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最终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内容为大学生“内化”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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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关键词】地方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丰富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一、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是维系民族认同和社群存在的生命线，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地方性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在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天地起源、生命起源及其本民族历史变迁等方面独特的知识体系，并对之进行了包含自身价值观的文化解读，进而演化出宗教、道德、禁忌、村规民约等等的规约体系，有效地塑造着每个成员的观念与行为，保障了族群内部的秩序。尽管由于历史变迁导致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被当地民族视为行之有效的一些传统价值观通过强烈的认同感与风俗习惯积淀并传承了下来，通过代际传承，持续地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最终凝聚成反映民族性格的民族精神。少数民族社会以部落为基础，部落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缘、族缘和地缘交织重叠的村落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传承一方面强调以孝为先，尊老爱幼，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强调个体服从族群。《玛木待依》（意为《教育训世经》）是彝族文学名著，它对彝人的家庭、家支的尊卑秩序以及各种道德伦理要求做了详细的记载。它提倡团结友爱、尊老爱幼；主张勤俭节约、舍己为人；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称颂诚实忠厚，反对虚伪轻浮等等。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重诚信和重农牧的传统，重视善良、互助、谦虚、勤俭、坚韧等价值观，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二是审美观的育人功能。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是人工而非自然的审美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精神教化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方式。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体现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审美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等。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源于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中，民族的心理和情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个艺术家都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艺术家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必然要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表现为艺术的民族情感。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方面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大学生通过领略和鉴赏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感悟到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艺术，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更能够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蒙古族歌舞的审美教育功能。古老的蒙古族宴歌《六十个美》，唱出了六十个美好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老师的教诲、谦虚的美德、英雄的荣誉、崇高的事业、万民的安乐、天下的太平。”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通过纯美的音乐去感悟美，体会蒙古民族崇尚美、追求美的审美境界，进而在不经意间领悟到少数民族朴素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美育功效源自少数民族艺术内在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的本性，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可替代的。
地区性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民族文化的长处，让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国家乃至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体系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为例，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这里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他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瑰宝。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
（一）“统一理论教材”与“鲜活地方文本”相结合
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是《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这些全国统一规范的教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检验，这些系统化的教材体系对于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基本的理论素养，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笔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经验来看，这些教材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即在教材的知识结构中，偏重于全国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对于地方性的经验摄入不多，缺乏适应地方院校的“鲜活文本”。
（二）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
组织高校大学生到民族文化博物馆、古代盐运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海龙屯遗址、“沙滩文化”世家文化遗迹、浙大西迁旧址、汉三贤、清三儒、诗乡、茶文化等文化实景中进行现场考察，实地感受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人文精神内涵。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相关地方文化的调查报告，以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辅助资料。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结合学术前沿，根据学生的志趣和自身条件，开展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世家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把调查法、访谈法、讲授法、讨论法、归纳法等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方法系统，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贵州由于地质构造原因，本地不产盐，需要从周边特别是四川运盐，加上当地山多路少，食盐运输特别困难，千年以来，穿梭于川黔古道的盐巴客，挑战大自然，用他们的血汗，历尽艰辛，运盐入黔。其中蕴含的坚毅、忍耐、顽强，是当代人追逐梦想所需要的人文精神。
结论
综上所述，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既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诸如长征文化、抗战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盐运文化等丰富的地方文化形式，及其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为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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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项目管理 企业管理
一、“安全文化”的内涵
所谓安全文化，就是安全的价值观、信念、理想、最高目标、传统、风气、行为准则的复合体。安全文化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安全物质文化，是指安全设施、装备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的价值。二是安全制度文化，是指安全的各种规章制度及条例等。三是安全的精神文化，这是安全文化最高层次、最具有活力的核心部分。安全管理干部队伍的意识、观念、道德、目标、精神风貌等构成了安全文化的主要内涵。本文探讨的“安全文化”主要是指安全的精神文化。
“安全文化”是安全管理干部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是安全管理干部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想人格、道德品质、业务技能及情趣爱好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它是影响甚至决定安全管理干部的形象、工作效率、公众信任的内在根源。它对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整体素质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关于“安全文化”建设的方向，大致可以概括为：较高的理论水平；优良的政治素质；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精通的业务技能；高尚的职业道德；健康的体质和心理。安全文化的内涵不仅要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职业氛围，还要有催人奋进、勇攀高峰、努力拼搏、与时俱进的昂扬斗志，同时还要有精于勤、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通过建设“安全文化”，要把安全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成一支具有铁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充满温馨和谐气氛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从而实现安全管理干部队伍所特有的职业文化、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建立“安全文化”的设想，是对安全文化内涵的最具体诠释，也无疑是对安全管理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最好协调，从而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整体素质，使他们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坚持良好的行为准则。
二、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素质。
倡导“安全文化”对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素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那么，在“安全文化”建设中，它的战略地位究竟应在哪里呢？
1. 必须找准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素质的切入点。
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各种矛盾的交织和新旧观念的并存，会引起一些安全管理干部在思想上出现困惑和忧虑，甚至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明确地说，就是在认识观、价值观出现不平衡的问题。为此，首先注重直觉而忽视理性，不能“跟着感觉走”。如果注重直觉而忽视理性，势必会造成安全管理干部犯片面性的错误，在处理问题上会陷入盲目的误区。其次是在价值取向上不能将注重自我价值列为主体，那样会使某些安全管理干部形成自我意识膨胀，从而忘却了国家和集体的意识而走向极端。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单凭说教和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要着重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去解决。而“安全文化”的建立就恰恰填补了这种教育的内容，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了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素质的切入点。
2. 必须要抓住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素质的灵魂。
建立“安全文化”，对树立安全管理干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摆在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意识在人生的各阶段是不同的，需要不断地去修正。统一的人生模式是没有的，但是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意识是有的。借助“安全文化”来帮助安全管理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在“安全文化”中集体的价值要重于个人价值，坚持集体至上的原则。
3. 必须要丰富和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新内容。
“安全文化”的建立，对于安全管理干部的人品、人格的教育至关重要。为此必须要丰富和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新内容。这个新内容，是其他教育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作为一名安全管理干部，必须要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的人品，无私奉献的品格，不怕吃苦、任劳任怨。具备了这些优秀的品格，才能做到职业所要求的廉洁奉公，立场坚定等职业规范。不能像过去那样，只靠行政手段和政治教育为重，尽管这种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未能达到安全管理干部自觉自悟的目标。建立“安全文化”就是要把强制性外在的教育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觉悟，达到内在观念和外在道德规范的高度统一。
三、建立“安全文化”的途径。
建立和发展“安全文化”，必须要立足于提高安全管理干部的素质这一主题，以围绕生产建设造就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懂得现代安全科学知识的安全管理干部为出发点，不断探索“安全文化”的新路子。
1.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安全文化”的建立。要以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为指导方针，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安全文化”的建立就是要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要将“三个代表”付诸于安全管理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之中。在当前，尤其要将“安全文化”的建立与学习提出的“责任重于泰山”结合起来，提倡关心人、爱护人、做到尊重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促使“安全文化”建设，始终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安全管理干部在工作上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为改革开放、为现代化企业建设创造出安全、文明、优良的生产环境。
2. 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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