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1年工作回顾
今年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1、严格授信审查制度，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再就是严格执行审查制度，有效防范和减少信贷风险，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在实际工作中，一是严格主体资格审查，确保借款人主体资格合法。对从事特殊行业的客户，还要求提供有权部门颁发的特殊行业生产许可证或企业资质等级证明等。对提供资料不齐全的，及时与客户经理沟通，要求补充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类文件，确保借款人主体资格合法。二是严格贷款政策性审查，确保贷款投向符合国家金融政策。对每一笔用信的用途是否符合国家经济、金融、产业政策进行严课件下载[*]规章及流程执行，在执行过程遇到有疑义或理解上的差异，操作起来比较棘手的问题，我部积极的与相关部门联系沟通直到问题解决。全面规范了信贷管理制度、流程和标准，对提高我行的信贷管理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1）为规范信贷业务报批及操作管理，我们坚持总行相关信贷准入条件，对法人客户进行精细化管理，认真筛选、排序分类。本着“服务营销、控制风险、盘活资金”的原则，加大信贷工作力度，有效规避新增贷款风险的发生。首先将古城厚德、旺前集团、湖北卫东等客户列为我行重点支持客户，对其重新设计融资方案，及时与总行授信审查部沟通汇报，目前此类企业已经取得总行新的融资授信额度，切实解决了客户在我分行融资权限问题。
（2）实行信贷业务精细化管理，尤其是实施授权经营管理模式以来，根据总行制定的行业信贷政策和信贷管理规定，结合客户实际情况，从规避信贷风险入手细分客户，适时划定支持、维持、压缩、退出四个类别，根据客户情形实行动态管理。
（3）加大信贷管理制度的推行力度，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对总行下发的相关新规章、新制度，积极做好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培训工作，采取请进来和拉出去及派员行内从业时间较长，实战经验丰富的人员进1、明确信贷投放的重点，着力优化信贷结构。重点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政策的中小企业，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纺织产业、装备制造业以及科技型创新企业、现代服务业等具有发展前景、产品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当地中小企业。
2、持续强化优质客户的培育和服务。重点围绕产业链、本市优质企业、我行垄断的优势行业客户如旅游文化产业等优质客户加强金融服务，着力培育一大批低风险、高稳定的优质核心客户群体，夯实业务发展的根基。
3、抓好队伍建设，提高信贷整体素质。结合我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面深层次的业务人员培训工作，强化提升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第一条为加强对*市重点民营企业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为重点民营企业提供大额中长期贷款，促进*市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府[*]149号）和《*市重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暂行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市重点民营企业互保金（以下简称互保金）是指由“重点民营企业池”中的企业按其在合作银行获得的中长期贷款额度的规定比例自愿缴纳的资金。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重点民营企业池”是由市政府认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为主体，其他重点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企业库。其他重点民营企业是由市总商会、市重点民营企业互保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和合作银行共同认定的成长性较好的民营企业。
第四条管委会是由市总商会组织部分重点民营企业发起、市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互保金管理机构。
第五条互保金与市政府安排的*市重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以下简称政府补偿金）共同组成贷款风险补偿金，用于合作银行对“重点民营企业池”中的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增信和风险补偿。
第二章互保金管理机构
第六条互保金设立初期，成立临时管委会，履行管委会职能。临时管委会领导成员由市总商会从已正式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并承诺缴纳互保金的企业中推荐产生。待条件成熟后成立正式管委会，临时管委会同时解散。
第七条管委会设主任1名，由市总商会会长担任；民营企业家副主任若干名，由管委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设独立副主任3名，由市总商会、市财政局和市贸工局（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各委派1名副局级以上领导担任。
第八条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组成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
第九条互保金设立委员大会，委员大会由全体委员组成。条件成熟后，可设立执行委员会。
第十条凡获得合作银行贷款并自愿缴纳互保金的“重点民营企业池”中的企业，即自动成为管委会委员。
第十一条管委会日常工作事务所产生的费用在互保金利息中列支。
第三章互保金募集方式
第十二条贷款年限为3年的，在贷款发放时按贷款合同总额的3%一次性缴纳互保金。
第十三条贷款期限超过3年的，在贷款发放时按贷款合同总额的3%缴纳互保金。从3年届满日起1个月内每年按届满余额的1%缴纳，依此类推，不满1年的按1年缴纳互保金。
第十四条互保金在存续期间不予返还。
第四章互保金使用
第十五条互保金本息在银行开设专户存放，管委会设立互保金台账，每半年对账一次。
第十六条贷款企业不能准时还贷且逾期6个月以内的，经该企业申请，管委会主任会议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同意票数超过80%（含）的，可由互保金担保向银行申请6个月的短期贷款，专款专用，用于偿还相关债务。
第十七条当企业贷款逾期6个月时，合作银行可启动代偿程序。合作银行通知管委会后，由互保金先行代偿，同时由合作银行启动债务追偿程序。不足部分，则由政府和合作银行按约定比例承担。
第十八条在实施互保金代偿和政府补偿后，市财政局和管委会委托合作银行执行债务追偿程序。合作银行执行追偿回收的款项，首先用于扣收银行追索费用、违约金，如余款在偿还政府补偿金和银行后仍有结余，归垫还给互保金。多余部分退还给贷款企业。
第十九条互保金产生的利息不作为赔付，利息用途由管委会决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市总商会应加强对互保金使用的监督，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对整体使用进行绩效评价。
第二十一条贷款企业如有违反财经纪律、提供虚假信息、骗取互保金的行为，由市财政局和市总商会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对于恶意逃避债务导致互保金、政府补偿金和银行贷款损失的贷款企业，取消该企业管委会委员的资格，并列入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诚信黑名单。
第六章互保金终止
第二十三条在政府补偿金增信终止前，未经政府和合作银行同意，互保金合作机制不能终止。若政府决定终止政府补偿金为民营企业增信，则需要召开互保金委员大会，决定是否继续延续互保合作机制。
第二十四条委员大会决定继续开展互保金合作的，应与合作银行协商是否需要调整合作机制，在征得合作银行同意后，可以继续开展互保金合作。
随着商业银行年中工作会议落幕，下半年的信贷策略是否出现调整成为市场瞩目热点。从多家商业银行了解到，信贷总体将成收缩趋势，中小银行将成为下半年放贷生力军。
银行对公贷款利率上浮预期或呈蔓延之势。市场分析，随着信贷投放规模的大幅收缩，银行议价能力不断提升，企业贷款利率将会有所上浮。
各银行谋划不一
建设银行已经完成全年信贷任务，将不会再大规模放贷，但如果有好的项目仍会保持放贷，该行仍有指导性指标。在个贷方面、尤其是房贷上，该行将按照监管要求严格审核申请。
工商银行总行人士表示，该行放贷任务还未完成，仍有较大空间。此外，随着票据到期，也将置换出相当额度的贷款空间，所以下半年信贷即使总体收缩，但规模仍会超2000亿元。尤其是个贷方面，内部仍有较高指标要求，对下面员工也有考核压力。
有压力的不止国有大行的员工，中小银行员工压力则更为突出。
受上半年四大行“挤压”信贷空间影响，中小银行获得的收益较高且稳定的项目并不多见。为此，浦发、招行、兴业等银行下半年放贷动力更足。7月，兴业银行新增贷款200多亿，位列各大商业银行第一位，浦发则紧随其后。
中小银行放贷压力大
有数据显示，今年5-6月，股份制银行信贷规模中占比分别为66％和67％，较一季度呈现上升趋势。
尽管中小银行成为下半年放贷生力军已成定局，但各家银行偏重点不一。兴业银行总行内部人士表示，该行在制定对公贷款方面政策上，在风险审核方面都比以往严格，上半年批准的项目并不多，但也保持在一定规模;个贷方面则成为该行关注点。
据了解，受总行政策影响，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今年对公贷款呈现下滑趋势，但在个贷方面向员工提出了远高于上半年的考核标准。其中，要求员工达到日均存款不低于500万元，月均新增放贷不低于300万元，销售理财产品资金不低于30万元。而在上半年，后两者并没有硬性指标要求。在此压力下，若没有达到考核标准，第一个月将只能拿到80%工资，连续3个月则将处于淘汰行列。
交通银行则由于基本完成任务，7月贷款呈现负增长。据交行深圳分行人士透露，目前该行短期工作就是发动上半年累积下来的对公贷款客户来行提款，部分客户虽然贷出款项，但并没有充分利用这部分资金。此外，由于该行已经完成全年指标，个贷方面有所收紧，但由于该行对公贷款市场占比出现下降，所以分行仍然鼓励下面支行放贷，也并不设限，表现优越者将在年终考核中予以加分奖励资金。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市场流动性仍然足够充裕。虽然信贷工作总体收紧，但最终规模还是会达到一个高度，四大行或许还会保持在平均2000亿元以上，加上其他股份制银行放贷冲动，预计规模还是会在3万亿以上。
企业贷款利率或上浮
随着人民银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贴现票据的市场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经开始上升，债券市场利率都在持续走高。在央行允许的浮动范围内，对公贷款利率上调的预期肯定是有的。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大幅回落至3559亿元。市场分析，下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会持续，但银行信贷投放将逐步放缓。
上述银行负责人指出，由于上调对公贷款利率预期的存在，银行会实施一定的利率管理策略，比如结算方式会针对按月、按季、按年的不同做相应调整。“目前银行向企业还是依议价水平的高低进行角逐，简单说就是讨价还价。随着今后银行贷款议价能力的增加，银行上调企业贷款利率就更易操作。”
与邮储银行合作，沈子明还有一个感触，以前办贷款，银行会提出一些附加条件，包括办信用卡、买保险、工资等。和邮储银行打交道，他们一心一意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没有别的附加条件，让客户实实在在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上。
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任建新说，国务院出台“金融十条”，最大的亮点就是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此举如同久旱逢甘霖。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以小微企业特色支行建设为抓手，推动产品创新，加大量身定制，全面提高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和开拓市场等“成长中的烦恼”，实现小微企业展示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带动更多人创业就业。截至8月末，已累计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85亿元。
特色支行和专业支行
破解融资难
“金融十条”的出台旨在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着重解决小微企业资金需求难题。对如何优先支持保障中小、微型企业信贷业务发展，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进行了探索。
“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无法表达对邮储银行的感激，只有把企业做大，才是对你们的最好宣传。”郑氏酒业集团总经理郑莉说。2010年，想扩大再生产的郑莉找到邮储银行仁怀支行，顺利贷到150万元资金。现在，企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上半年，贵州茅台郑氏酒业南京分公司正式开业，郑世茅酒深圳宝安专卖店开张。
2008年8月20日，邮储银行六盘水市分行开始发放第一笔小额贷款，由于产品主要是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单个客户的贷款金额都比较小，但是服务面广、支持的领域多、带动的就业面大，而且解决的都是民生问题。
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邮储银行六盘水市分行把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作为重要使命，把努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将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和“三农”倾斜，明确小额贷款、小企业贷款和再就业贷款不受贷款规模限制。针对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而导致融资难的问题，六盘水市分行大力推动产品创新工作，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不断丰富担保和授信方式，逐渐形成了“强抵押”、“弱担保”、“纯信用”相结合的全产品体系。
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始终坚持“三个服务”战略定位、坚持普惠金融发展道路。尤其是加快特色支行和专业支行建设，围绕各地经济特色和行业特点，推进支行转型，更高效地服务地方特色行业和产业，服务农业现代化。目前已推出总行级仁怀市酱香型白酒特色支行，贵阳市市西百货商圈特色支行，同时总行还批准依托特色支行推出“互惠贷”新产品。
金融产品和服务升级
缓解融资贵
2012年底，眼看年关将近，铜仁市松桃县苗疆刺绣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丽平一筹莫展。年初承诺收购当地200多户农民手中近50万元的刺绣工艺品，可手里却一时拿不出钱来，面临着失信于民的尴尬处境。
邮储银行松桃县支行了解情况后，即刻受理了该公司的贷款申请。在当地劳动就业局的担保下，松桃县支行仅用3天时间调查核实，一次性贷给苗疆刺绣有限公司48万元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拿到贷款后，陷入困境的企业重新燃起了希望，30多名员工以及28个乡镇的200多户农民，终于在春节前领到了半年来制作刺绣的工钱。
“这些年，邮储银行都是在企业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提供帮助，关键是办的特别快，手续齐全一周内就能拿到贷款。”黔西南州津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云兴说。
津品食品是一家从事农特、牧业产品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的民营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农特、精品市场。邮储银行黔西南分行对其旗下津品公司、兴义市荣兴发土特产展厅项目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拉动黔西南州农产品生产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帮助农民增收致富。2012年12月，黔西南分行给予企业70万元个人商务贷款授信；2013年11月，对公司下设兴义市荣兴发土特产展厅给予110万元个人商务贷款授信。
对发展前景好的小微企业，在发展初期给予资金支持，真正做到“雪中送炭”的资金支持。邮储银行黔西南分行推出依托行业“保证基金”的“互惠贷”、“增信贷”产品、以及“公司+保证金+商户”、“合作社+保证金+农户”等业务新品，形成强抵押和弱担保相结合的贷款模式。今年，还结合“津品食品”经营模式量身订制“津品公司+商户+担保金”的小额贷款新品，授信金额1500万元。
任建新介绍，在做好小额贷款等基础服务的同时，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由服务农户为主逐步转向全面服务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积极研发适合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的相关保险产品，适时跟进农村财产保险、农业巨灾保险等的研发；加快推进商业模式转变，加大对电子商务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业产业链、产业园的系统化服务。目前，在全省陆续推出农户“互助贷”以及“公司+农户”等新产品，调整了原有的贷款产品要素，降低准入要求，提高了授信额度。
小额信贷
开拓市场健康发展
邮储银行贵州省分行成立近7年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放松。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定位，自觉承担起“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社会责任，不断加大涉农贷款发放力度，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政银合作。通过开展创富大赛带动青年创业、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开通免费汇款通道参与抗震救灾等活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支持企业发展，服务群众生活。
织金县金盛无烟煤加工厂在邮储银行织金县支行的扶持帮助下，如今已成长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型无烟煤加工企业，年生产无烟煤60万吨，年产值达6000多万元。4年时间，金盛无烟煤加工厂由一家堆放无烟煤的粗加工企业，发展成为解决当地20多名农村群众就业、近40辆货车司机向企业提供运输服务的大型无烟煤深加工企业。邮储银行织金县支行以实际行动扶持三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普惠金融”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 兰州银行
一、公司简介
兰州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总部位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2008年6月23日正式更名为兰州银行，经过17年的快速发展，兰州银行已经成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稳健、治理规范的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现下属一家营业部，8家分行，82家支行，另设有金桥村镇银行和金桥村镇银行城关支行。2013年，全行各项存款余额连续突破三个百亿元关口，跨入千亿门槛，达到1，018.98亿元，较年初净增268.76亿元，增长35.82%。
二、兰州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信用风险是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兰州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与业务性质、规模、复杂程度相适应的管理流程，有效识别、计量、监测与报告、控制信用风险，将信用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2013年末，兰州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658.39亿元，较年初净增159.51亿元，增幅为31.97%。兰州银行相对四大行而言规模较小，并且资产质量较低，因此在管理信用风险上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
（一）管理方式不规范
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过于集中在风险管理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缺乏全行的组织协调，董事会作为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人，管理手段缺乏智能化和专门化，这样就导致董事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信贷部门负责所有的信贷职能，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都集中在信贷部门，造成职责不清。
（二）管理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普遍存在放款人讨债、贷款人赖债，甚至有一些人钻信贷政策的空子的现象，并且打着“人情牌”，“权力牌”来达到损公肥私的目的，使整个社会隐藏着一定的法律和道德风险，缺乏一种良好的的信用环境和氛围。
（三）风险量化困难
城市商业银行信用资产的流动性普遍较差，各种信用交易（如贷款等）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加上借款人的违约频率较低和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致使兰州银行很难获得可靠的信用风险数据。因兰州银行所有分支机构都有涉农业务，涉农业务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上，受季节影响较大，不可控的自然风险较大，而企业大多缺乏相应的量化分析系统，也无法将其进行量化分析，信用风险量化较困难。
（四）信贷资产结构不合理
兰州银行的信用贷款在贷款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抵押贷款所占比例，2013年末，信用资产总额为6，583，943.92元，不良贷款 59，622.74元，本行不良贷款率为0.91%，较年初下降了0.0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上升了17，312.51万元。信用贷款主要集中在农业、房地产业、新能源产业等高风险行业，零售业所占比重最高，为23.03%，这无疑加大了兰州银行的信贷风险。
（五）银行监管不到位
目前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对兰州银行的监管主要分为审慎监管和经营行为监管两个方面，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重行为监管、轻审慎监管的现象，兰州银行对内外部信用风险的评估不太精准，风险内部控制措施的落实不到位而且内部监督薄弱，内部监督在配合董事会职能的实施方面的作用有所欠缺，同时在评价与促进信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健全性上的作用也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
三、完善兰州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相关建议
1997年至今，兰州银行已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其展战略也从最初的“保支付、防挤兑、稳过度”变为了“规范管理、稳健经营、加快发展”。但是兰州银行发展基础不够稳固，并且发展的驱动力基本来自外部，必须具备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才能够维持正常经营。本文通过对兰州银行信用风险的分析，对兰州银行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贷分离的信用风险评级机制
只有树立了信用风险意识，信用风险制度的建立才有能发挥作用。
兰州银行要建立长期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要在公司树立风险责任意识，要立足于产权角度，明确管理岗位分工，清晰地划分每个部门的职责，同时部门之间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可达到各部门相互监督，从而明确风险管理部门每个员工的责任和权力。
在部门设置上要坚决实施审贷分离制。根据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的经验，审贷分离制度有助于贷款审批流程的科学合理，杜绝贷款发放过程中出现询私舞弊的现象，从而最大限度确保银行资金安全。
（二）建立全行的风险管理体系
1.纵向建立“三道防线”式的垂直风险管理体系。第一道防线为分行风险总监管理的分行风险部和合规部，再下设到具体的风险管理岗位，负责对分行经营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类风险进行日常监测、评估和管理并向风险管理部门报告，最终向总行首席风险官报告工作;第二道防线为管理系统，主要设置的是首席风险官管理的风险管理部和合规部，与其他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保持独立，直接向首席风险官负责，具体制定并实施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的制度、程序和方法;第三道防线为决策系统，由董事会管理的相关委员会，主要有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以此突出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最终责任，并通过审计部门来实行董事会职能的有效性。
2.横向建立集中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集中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于将各类风险集中起来，统一归于风险管理部门管理。风险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保持独立，以确保全行范围内风险管理的一致性、整体性和有效性。以风险控制为主线，按职责分离和相互制衡的原则，将风险管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等职能分别赋予不同部门，从而保证风险管理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三）坚持贷款“三查”
防范新增贷款风险的根本环节是严格执行“三查”制度，确保“三查”的质量，“三查制度”同时也是及时准确预警贷款风险、缓解或消除贷款风险的基本保证。首先是贷前调查注重贷款信息资料的真实，通过对贷款人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通过有效的的途径和方法验证贷款资料的真实有效，增加决策的有效性。其次是贷款时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风险的影响因素，对风险进行量化控制管理，并予以量化每项因素对风险的影响程度，以此评估贷款发放的风险隐患程度。根据量化的结果判断贷款发放与否，从而增强贷款决策的科学合理性。最后是贷后检查，贷后检查的重点是贷款风险生长的预警和处理管理。贷后检查的行动、内容、质量要到位，强化贷后跟踪检查制度的刚性。在检查后要及时准确地反馈贷款风险生长情况的预警信息，根据信息分析各种贷款风险生长节点，并采取相关的途径和措施，以此来提高贷款风险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武玉法.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济南：山东经济学院，2011.
(一)模型设计根据现有研究，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转移效应”和“利润边际效应”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两种效应综合得到的结果表现为商业银行竞争度与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风险转移效应”表现为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负相关关系。在信贷市场中，集中的银行系统具有较高的市场利率，从而会推高贷款市场利率，导致借款企业承受较大的偿债压力，增加企业寻找高风险项目的动力，最终使得企业道德风险问题增加;相应的，银行承受的信用风险增加。与此相反，当银行竞争度提升时，风险降低。“利润边际效应”表现为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正相关关系。银行竞争的加剧会降低贷款市场利率，降低负债企业的偿债压力，从而缓解银行的信贷风险，但是与此同时，贷款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银行的收益随之下降，使银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受到损害，从而导致风险的积累。当利率降低对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强于利率降低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正面影响时，利率边际效应发挥作用，商业银行风险与竞争度呈正向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以Martinez－Miera和Repullo(2010)提出的“银行风险与竞争呈U型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引入银行竞争度的二次方项对银行风险与竞争度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测度。其中，Riskit表示第i家银行第t年的银行风险，分别用总体风险和信用风险刻画，Compit度量第i家银行第t年的竞争度，F(n)it为一组银行控制变量，用来控制银行其他变量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G(n)t为一组宏观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宏观环境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1．银行风险(1)银行信贷风险。选择不良贷款率的超越对数函数(PL)作为衡量银行信贷风险的指标，考察银行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经营风险———贷款市场上的风险行为。由于不良贷款率这一指标有界，为保证模型等式左右的一致性，本文对不良贷款率进行超越对数处理，以消除其有界性。PL的计算公式。(2)银行总体风险。选择Z指数作为单个银行总体风险的度量，也可以理解为单个银行的破产风险。具体来说，Z指数将盈利性指标、杠杆比率和盈利波动性联系在一起，反映商业银行的总体风险。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和银行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带来较高的银行稳定性，而较高的盈余波动性则带来较低的银行稳定性，因此Z指数是银行总体风险的反向度量，即Z指数的增加意味着银行风险暴露的减少，说明银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2．银行竞争度(Lerner指数)勒纳指数基于非结构式的新经验产业组织(NEIO)理论来衡量银行的市场势力，度量了银行产出的边际价格超过其边际成本的百分比，即在边际成本之上的定价能力。该指数介于0到1之间，Lerner=0为完全竞争，Lerner=1为完全垄断，0＜Lerner＜1为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Lerner指数与银行竞争度呈反方向变动。其中，Pit是银行的产出价格，由银行总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MCit是银行的边际成本，根据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推导得出。本文借鉴AngeliniandCetorelli(2003)及FermandezandMaudos(2007)中的计算方法建立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假设银行总成本为银行产出、银行资金价格、银行劳动价格、银行资本价格和技术变动的函数，即TC=C(TA，W1，W2，W3，Trend)。银行的资金价格(W1)用存款利息支出除以总存款表示，银行劳动价格(W2)用人员开支除以员工人数表示，银行资本价格(W3)用资本费用除以固定资产表示，其中资本费用为扣除人员开支后的营业成本，Trend表示技术变动，用时间趋势衡量。图1展示了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在2000－2012年中的Lerner指数的均值走势①。在现实情况中，具有较大资产规模的银行在资产配置、资本获取、员工配置等方面确实具有较强实力，具有较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即由Lerner指数反映出来的银行竞争度较低，故图1结果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不同类型商业银行Lerner指数趋势的分离说明将银行分类进行竞争与风险的研究是必要的。从图1还可以观察到，自2004年利率市场化政策实现实质性推进之后，银行竞争度整体态势先降后升，这说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放开对商业银行的竞争产生了有效促进，利率上限的适时放开有利于信贷资产的审慎定价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竞争。但2009年之后，Lerner指数走势向上反转，特别是大型银行的竞争度不升反降，说明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大型银行因其固有优势所获得政策支持更多，故其市场势力在此阶段逐步攀升。3．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商业银行面对的利率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文选择时间哑变量度量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事件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选择存贷利差方面的变量度量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渐进式影响。2004年10月29日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故本文以此为起点构建时间哑变量(Y05)刻画利率市场化这一政策，自2005年起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存贷利差方面，本文从基准存贷利差(LD)和银行净利差(IGAP)两方面对其进行阐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基准存贷利差依照“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逐步放开，而净利差的变化趋势由于银行个体差异有所不同:大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在2005年之后呈阶段性降低，而中小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则持续增长。基准存贷利差为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差值。考虑到利率政策的时滞性，我们选取年度加权值进行计算。银行净利差计算方法。其中，LIR为实际贷款利率，等于银行的利息收入与总生息资产之商;DIR为实际存款利率，等于利息支出除以存款与短期借款之和。2000－2012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走势见图2，其中中小型银行代表中小型银行平均净利差，大型银行代表大型银行平均净利差。图2中，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净利差的走势出现明显分离，中小银行的平均净利差始终高于大型银行的平均净利差。由此可见，中小型银行和大型银行面对的市场有所差异，中小银行面临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净息差;与此相对应，中小银行面对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该图也为中小银行对存贷业务依赖较大提供了佐证，说明中小银行相对于大型银行来说对于利息和风险追求的动机也更为强烈。4．其他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宏观经济活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环境、货币环境等作为额外解释变量。此外，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银行的经营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加入存贷利差和时间哑变量来控制这一政策变迁带来的影响。经济增长环境(pGDP)用平减后的实际GDP来刻画，我们预期银行风险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较小。货币环境(MG)由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衡量，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过多的货币流动性带来资金业务的快速扩张和银行间的过度竞争，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提升。为控制其他银行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选择银行规模、存款规模、净资本占资产比率和流动比率作为风险的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增长率(Sizegr)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表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不平稳，故引入其自然对数的差分项度量。规模较大的银行由于具有更大的投资范围和更多的投机机会，因而具备较强的风险分散能力;但同时，由于“大而不倒”的隐性保护政策，规模较大的银行对于高风险业务具有更高偏好，导致风险的积累。净资本占资产比率(EA)值越高，意味着银行防范风险性资产引发重大损失的能力越强，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越强。由于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存贷款业务仍占据较大比例，本文引入存贷比(DB，即贷款总规模/存款总规模)以衡量由于存贷款业务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和数据本文选取2000－2012年中国50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选取银行的标准为:能够收集到关键指标———员工总人数的商业银行。样本涵盖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26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8家农村商业银行，样本总资产占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在70%②以上，具备较高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Bankscope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中国金融年鉴、国泰安经济数据库及商业银行年报。借鉴吴栋和周建平(2006)的银行分类标准，依据资产规模和经营区域两个标准将样本银行分为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大型银行同时也是通常意义所指的全国性银行，中小型银行则包括小型股份制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研究方法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截面异方差、自相关检验，发现样本数据存在截面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截面同期相关等问题。解决以上问题可行的方法有面板校正标准差估计、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稳健标准差估计等。在三种方法中，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仅适用于长面板(本文T仅为13，属于N＞T，因此不适用此方法)，而面板校正标准差估计对小样本数据的适用性较差，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稳健标准差估计作为实证方法。在标准差选择方面，Hoechele(2007)通过对聚类文件标准差、White异方差一致标准差、Newey－West标准差和Driscoll－Kraay标准差进行比较，指出当存在截面异方差时，Driscoll－Kraay标准差回归效果最优。因此，考虑本文数据结构特征，并且在豪斯曼检验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固定效应(组内)搭配Driscoll－Kraay标准差，回归结果见表2。考虑到模型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不同的银行控制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实证结果的方向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由此说明本文模型具有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银行竞争度与风险间行为关系确有不同，体现在拐点和U型关系的方向两方面。模型1、3、5中，Lerner指数的平方项显著，符合Martinez－Miera等(2007)提出的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呈U型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我国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的关系，本文将Lerner指数的分布与该二次函数的拐点④进行比较。银行总体Lerner指数的82.9%分位数为0.539，拐点为0.540，可知从银行总体来看，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大型银行拐点为0.792，结合其Lerner指数98.1%分位数为0.788，可以判定其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小型银行拐点为0.171，Lern-er指数15.1%分位数为0.169，可得出其竞争度与总体风险正相关。为直观表现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竞争度与风险的差异性，本文根据拐点关系和U型曲线开口方向画出银行竞争度与总体风险关系的概念图(见图3)⑤。由图3可知，银行总体的拐点位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之间，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U型曲线的分布截然不同，大型银行受到“风险转移效应”的影响更大，竞争度的提升有助于其总体风险的降低，而小型银行的竞争－风险关系则由利润边际效应主导，激烈的竞争会削弱其稳定性。该结果与现实经济中的情况相符:大型银行在资产规模、经营范围、内控能力、品牌价值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实力，因而具备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竞争增加能够促使其业务转变，从而有利于降低总体风险。与此相反，由于其自身实力较弱，激烈竞争给中小银行带来的是利润降低，抗风险能力的削弱。模型2、6中，银行竞争度与信贷风险正向相关。竞争度的提升可能会导致银行承受较大的利润压力，导致其取得高利润业务的动力增大，对业务风险的审核要求降低，信贷风险在此过程中逐步积累。中小银行由于其业务单一性和对于利差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模型4却显示，大型银行信贷风险与竞争度相关性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型银行具有强大的经营实力、较广泛的业务范围和风险控制能力，因而信贷风险受竞争度的影响不大。表1、表2中基准存贷利差和净利差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对于大银行来说，净利差与总体风险正相关，与信贷风险负相关，也就是说净利差虽然导致大型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加，但降低了其总体风险;中小银行则正好相反，其净利差与总体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但与与信贷风险关系不显著。关于利差的实证检验说明:中小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小、营业范围受限、网点数量少、内部管理能力有限等原因，相比大型银行更加依赖传统业务，因此净利差的收窄将会直接威胁其生存经营，因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识别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关系的差异性，并对其进行分类引导尤为重要。对时间哑变量Y05的实证检验结果说明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竞争度和风险的关系确有影响，表现为在利率市场化实质推进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信贷风险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对改革不适应等原因，阶段性经营风险却有所累积。
三、结语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 银行信贷； 投资扩张； 产能过剩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1-0061-07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产能过剩是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央关注的重点。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主席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2016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再次明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自此，产能过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在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任务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过剩的产能和高库存背后往往可能存在银行信贷的支持。因此，本文试图研究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增加产能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稳定和较快增长，政府提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取消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扩大信贷规模，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建设，到2010年年末使总投资规模达到4f亿元，即“4万亿计划”。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十分显著，2009―2014年，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萎缩的背景下仍然实现了较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58%，但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后果也日益凸显出来。大规模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除钢铁行业外，化工、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建筑陶瓷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据工信部统计，2014年，我国粗钢的产能已达到11.6亿吨，而当年的实际产量只达到8.2亿吨，消费量仅为7.4亿吨，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大大低于80%的国际水平，产能过剩严重。然而在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当年钢铁工业新开工的项目却达到了2 037个，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 479亿元。在高耗能、产能过剩严重的水泥和平板玻璃行业，2014年的产量分别为24.8亿吨和7.9亿重量箱，均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而水泥行业当年又新增产能7 000多万吨。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众多行业一方面存在生产力过剩的现象，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扩大投资，增加产能。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首次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指明了方向。
产能过剩一般是指实际的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求和正常期望水平的状态，是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外在表现。过剩的产能是在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以及国有企业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在这些因素中，银行信贷作为连接政府调控政策和微观企业的具体手段，在产能过剩的形成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剩的产能和高库存背后往往存在银行信贷的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几年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我国人民币贷款额不断增加。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由2009年的28.69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57.58万亿元，共增长了100.73%，平均每年增长20.15%。宽松的信贷环境下，我国银行信贷水平大幅提高，企业整体借款额增加。在信贷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我国制造业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为7.706万亿元，到2014年投资额达到16.703万亿元，投资规模总体提高了116.75%，年均增长23.35%。表1为2009―2014年我国银行信贷、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具体数据。从数据来看，银行信贷增长的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有较强的吻合度。此外，从信贷的流向来看，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都是前期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可以更加容易地以较低的成本从银行取得借款，企业通过银行借款筹集资金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内部杠杆率不断提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从2008年开始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迅速上升，到2015年9月，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达到166.3%，超过警戒线76.3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企业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资金筹集渠道，大量信贷资金涌入企业，企业内部的杠杆水平提高，这可能激发企业投资扩张的热情，如果投资扩张与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及发展战略不匹配或者与社会发展不符就会形成过度投资现象。而在企业投资扩张行为的推动下，企业的产能不断膨胀，如果市场不能及时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可能形成产能过剩。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企业的投资扩张受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市场化改革以及管理层控制权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国内已有的研究并未对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行为的关系得出一致结论，企业投资扩张行为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也并不明朗。因此，在改革的背景下，弄清我国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扩张是否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分析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显得很有必要。已有的对产能过剩的研究，大都是从行业或地区等宏观层面出发，然而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区都是由微观的企业组成，行业的产能过剩与每个企业的产能利用情况密切相关。
基于此，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以及企业投资扩张是否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间起中介作用，从而为政府治理产能过剩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
关于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的关系，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从成本理论来看，银行信贷可能会推动企业的投资扩张。作为企业的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一般而言，股东和债权人的风险偏好存在差异，股东偏好风险较大的项目，要求的回报率比较高，而债权人偏好风险相对比较小的项目，要求的回报率比较低，但现实情况是股东往往能够控制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在债权人不能对股东实施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股东很可能会投资一些风险相对比较大，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以利用债权人的资金博取可能的高收益，从而产生过度投资，也就是“资产替代”现象。Jensen and Meckling[ 1 ]从债权人与股|利益冲突的视角提出在财务杠杆比较高时，股东有强烈的动机从事成功机会很小但一旦成功收益巨大的项目，从而产生过度投资。Gavish and Kalay[ 2 ]分析了由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资产替代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的资产替代问题会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从债务的相机治理理论来看，银行信贷可能有助于抑制企业投资扩张。现代企业两权分离，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出于对自身地位、声誉以及经济利益的追求，管理者往往更加倾向于扩大企业的规模。债务的相机治理理论认为企业的负债能够约束管理层的这种投资扩张倾向。首先，企业需要偿还到期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如果到期无力偿还或是资不抵债，企业将面临破产清算，这样管理者的职业安全、声誉以及经济利益都将受到威胁，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就会考虑债务因素，尽量保留足额的资金以偿还到期债务，从而减少管理层可以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限制其投资扩张的行为。其次，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债权人会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和监督，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债权人往往会在合同中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例如规定企业流动资金的保持量、限制企业净经营性长期资产总投资的规模、贷款专款专用等，这些条款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Grossman and Hart[ 3 ]认为企业需要偿还到期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从而降低了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独特的经济、制度环境，导致债务的相机治理作用被弱化，银行信贷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扩张行为的推动作用。何建明[ 4 ]认为政府对企业的扶植会推动银行对部分大型企业的超额信贷供给，从而引起这些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辛清泉、林斌[ 5 ]指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预算软约束会导致债务治理机制失效，从而引起企业的投资扩张。李枫、杨兴全[ 6 ]发现债务融资整体上对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并没有显著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负债融资以及银行借款反而会加重过度投资。王建新[ 7 ]认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许多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债务并未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张兆国等[ 8 ]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银行借款更加容易，导致过度投资行为。陈其安等[ 9 ]指出，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国家信用作后盾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植，商业银行并未对公司实施有效监管，从而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随着银行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干预、银企关系以及企业政治关联等因素的影响下，银行信贷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削弱，从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扩张的资金支持功能。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银行信贷会推动企业投资扩张行为的产生。
（二）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银行信贷很有可能加剧了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那么这样的投资扩张行为是否会最终引起企业的产能过剩呢？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周期性产能过剩是由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属于正常现象，而由经济周期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产能过剩则属于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也是转轨经济体制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长期以来经济粗放高速发展等原因导致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我国本轮产能过剩是经济周期因素与经济体制原因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0 ]。
关于投资扩张是否会引起产能过剩，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投资扩张会导致产能过剩。林毅夫等[ 11 ]指出，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企业很容易对某个或者某几个行业形成良好共识，从而集中涌入相关行业，形成“潮涌”现象，并最终导致行业的产能过剩。耿强等[ 12 ]指出，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歪曲了要素的市场价格，压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引发了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产生。江飞涛等[ 13 ]在研究地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再次指出地方政府竞争使得企业的投资风险外部化，从而引起企业的过度产能投资，并最终引发行业产能过剩。王立国、鞠蕾[ 14 ]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造成产能过剩问题。韩国高[ 15 ]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导致了产能过剩。赵昌文等指出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刺激下的企业投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此外，积极的宏观政策刺激下产生的消费热情、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信息的不充分极易引起企业的投资热，导致产能的增加。然而，这种通过政策刺激的需求热并非是持续的，当短期的消费热情回归正常后，产能的持续性必然会引起生产能力剩余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充分、政策导向、短期需求热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可能会导致企业产能过剩，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假设2：企业的投资扩张会加剧产能过剩。
（三）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
通过以上对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的关系以及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银行信贷会推动企业的投资扩张并最终引起企业产能过剩，银行信贷影响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从银行取得的资金越来越多，而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政府干预、银企关系以及企业的政治关联等因素引起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使银行信贷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投资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加剧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而企业投资决策时信息的不充分、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引发的短期需求热等因素，会导致企业对自身的战略发展以及某个行业的发展作出错误预期，形成盲目的过度投资，并最终引发企业的产能过剩。
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下，银行信贷会因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而导致产能过剩。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3。
假设3：银行信贷能够引起产能过剩，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导致产能过剩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考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的银行信贷、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选取2008年之后的数据进行研究。选取2009―2014年深沪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同时删除了被ST的公司以及数据缺失、无效的公司，最终得到6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3 436个样本观测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万德数据库，主要采用Excel2007以及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本文设计了3组7个模型，对银行信贷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进而影响产能过剩进行检验。首先设计模型对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其次设计模型来检验企业投资扩张是否会引起产能过剩，最后根据Muller et al.以及温忠麟等[ 16 ]判定中介作用的方法，设计模型对企业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1.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
企业投资扩张的水平用企业新增投资支出衡量。当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支出正相关时，说明银行信贷能够推动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企业的投资水平主要受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成长性的影响，一般用托宾Q值以及股票回报率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成长性。但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本文引进总资产回报率作为衡量企业投资机会和成长性的补充变量。同时，根据以前的文献，企业的投资还会受到资产规模、上市年限、负债水平以及其他资金来源的影响。此外，引进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固定影响。据此，建立多元线性模型（1）来检验企业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扩张的关系。
其中Inve表示企业投资扩张水平，用本期新增投资额/期初总资产表示，本期新增投资额为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加上“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减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和“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最后减去本期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额的值；Tobin、ROA、StockRetu代表企业的成长性和投资机会，分别用上一期的托宾Q值、上一期资产报酬率以及上一期的股票回报率衡量；Age表示企业的上市年限，用企业上市年限取对数度量；Size表示企业的规模，用期初总资产取对数度量；Lev表示资产负债率，用期初的负债合计/期初总资产度量；BD表示企业的银行信贷水平，用本期企业的长短期借款增加额合计数/期初总资产度量；Cap表示企业通过权益融资筹得的资金水平，用本期新增实收资本/期初总资产衡量；Pay表示企业商业信用水平，用企业本期增加的应付款项及预收账款合计数/期初总资产衡量；Indu和Year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Indu按中国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将所有制造业企业分为13个行业；？茁0表示常数项，？茁1―？茁11表示各变量的系数。
2.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
已有研究大都从行业层面研究产能过剩，从企业层面测度产能过剩的指标比较少，本文借鉴修宗峰等[ 17 ]的做法，用收入与固定资产的比作为衡量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指标，该指标越低表示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越低，产能过剩程度越大。为了进一步检验投资扩张是否会推动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产生，本文建立模型（2）。
ProduCap=？茁0 + ？茁1Tobin + ？茁2ROA + ？茁3Age + ？茁4Size+
？茁5Lev+？茁6Inve+？茁7Cap+？茁8Pay+？茁9Indu+？茁10Year+？着 （2）
模型（2）中ProduCap代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用本期营业收入/期末固定资产总额衡量；其他变量的含义和模型（1）中相同。
3.企业投资扩张对银行信贷和产能过剩的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是一种间接作用，当自变量X通过另一变量Z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时，则称Z为中介变量，Z在X与Y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在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若X对Y的总效应为a，X对Y的直接效应为b，则a-b为中介效应，当b等于0时为完全中介，b不等于0时为部分中介。依据Muller et al.[ 18 ]以及温忠麟等[ 16 ]判定中介作用的方法，要证明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银行信贷对企业投资扩张的影响显著，这在模型（1）中将进行检验；第二，企业投资扩张对产能过剩作用显著，模型（2）将对此问题进行检验；第三，在投资扩张变量未引进时，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显著；第四，当投资扩张变量引入时，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作用不再显著或者相关性、显著性降低。当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变得不显著时，说明投资扩张为完全中介，即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效应全部是通过投资扩张引起的；如果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相关性、显著性降低，说明投资扩张属于部分中介，银行信贷可能对产能过剩具有直接效应，或者还具有其他中介变量使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产生影响。依据假设3，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第三、第四个条件是否成立，分别建立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银行信贷是否对产能过剩有显著的影响以及当投资扩张变量引入时这种影响的变化情况。
四、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2009―2014年深沪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由表2可知银行信贷水平（BD）的均值为正，说明2009―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银行信贷水平整体都在提高。企业权益融资水平和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均值分别为0.027和0.016，高于银行借款融资水平，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更加倾向于采用权益融资方式和商业信用融资方式。企业投资扩张水平（Inve）的值为0.008，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额整体在不断增加，制造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产能过剩的程度（ProduCap）均值为1.952，标准差为14.357，固定资产的产能利用率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之间差异比较大。
（二）回归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从银行信贷整体水平对模型进行检验。通过检验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来考察银行信贷整体水平、投资扩张及产能过剩三者的关系。
表3列示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模型（1）用来检验企业银行信贷是否会推动投资扩张，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借款（BD）的回归系数为0.273，且在99%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银行信贷对企业的投资扩张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使得股东倾向于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治理时，较高的银行信贷水平带来充足的自由现金流无疑会推动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假设1得到验证。股票回报率（StockRetu）与投资扩张水平显著负相关，而总资产回报率（ROA）与投资扩张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投资机会以及成长性的相关性差，企业投资行为可能因为信息不充分、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干预被扭曲。而资产负债率（Lev）与权益融资水平（Cap）和企业投资扩张水平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我国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总体上对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有抑制作用，但债务融资中的银行信贷却对企业投资扩张产生了推动作用。债务融资整体上对企业的相机治理作用比较明显，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干预、银企关系以及企业政治关联等因素的影响，银行信贷对企业的治理约束作用被削弱，从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扩张的资金支持功能。
模型（2）可以检验投资扩张是否会加剧产能过剩，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投资扩张水平（Inve）的系数为-0.450，并且在99%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投资的增加，固定资产利用率在显著下降，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本文的假设2通过检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下产生的短期消费热情，与企业过度投资形成的持续性高产能之间的不对称最终会导致生产能力的过剩。
表4列示了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用来检验投资扩张的中介作用。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未引进企业投资扩张水平（Inve）变量时，银行信贷水平（BD）的回归系数为-0.320，且在99%水平下显著，说明银行信贷对加剧企业的产能过剩作用显著。结合模型（4）的回归结果，在引进企业投资扩张水平（Inve）变量之后，银行信贷水平（BD）的回归系数下降为-0.261，银行信贷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因投资扩张变量的引入而下降，说明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假设3得到验证。银行借款的增加会引起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并通过投资扩张加剧企业的产能过剩。但银行信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只是部分通过企业的投资扩张产生，银行信贷可能还会通过其他路径加剧产能过剩。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信贷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信贷资金增多，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和企业的政治关联等因素引起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加剧了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而投资决策时信息的不充分、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引发的短期需求热等因素，会导致企业形成盲目的过度投资，并最终引发企业的产能过剩。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扩张在银行信贷与产能过剩之间的中介作用，主要有以下发现：
银行信贷在整体上会通过推动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信贷资金流入企业，并用于支持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但企业的大部分投资扩张行为并不是出于对投资机会和企业成长性的理性考虑作出的，在信息不对称、政府的政策导向、积极的宏观政策引起的短期需求热等因素的干预下，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被扭曲，形成企业盲目过度的投资，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银行应该在供给端对信贷实行总额控制，以防止信贷的进一步扩张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同时对银行信贷进行结构性调整，将贷款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电子等高科技新兴产业，压缩对钢铁、煤炭、矿山等产能过剩产业的信贷规模以降低这些行业的杠杆水平，优化贷款结构，盘活沉淀在低效领域的资源，促使低效过剩企业退出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产业信息，以方便企业能够正确地分析行业发展前景以及自身面临的投资机会，并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同时促进银行部门制定相应的产业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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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十年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2003年8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正式启动，拉开了新世纪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此轮改革重点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十年来，银监会认真履行牵头组织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及各省级人民政府，加强协作配合，及时总结经验，在既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框架内，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用发展的思路创新丰富改革的具体内容，推动改革不断深化。
截至2012年年末，农村信用社（含改制组建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法人机构总数2411家，经营网点7.7万个，员工78万人，网点覆盖全国所有县（市）和绝大多数乡镇。资产总额15.5万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6倍，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1.8%，占比提高2.6个百分点，其中贷款余额7.8万亿元，增长4.4倍。负债总额14.5万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5.5倍，占银行业负债总额的11.8%，占比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存款余额12.1万亿元，增长5.1倍。所有者权益9957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10219亿元。
成效一：阶段性改革扶持政策基本落实。
一是国家改革扶持政策撬动改革起步。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农村信用社的扶持资金共计2690亿元，其中，通过央行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1902亿元，财政累计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700多亿元、拨付保值贴补息88亿元。
二是地方政府配套跟进。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带动下，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扶持金额累计达1227亿元，其中捐赠资产283亿元，减免返还地方性税费144亿元，提供分红补贴41亿元，给予贷款贴息23亿元，并协助清收盘活不良资产645亿元。
三是“支农”导向的长效扶持政策开始建立。改革阶段性扶持政策落实后，国家又先后出台了涉农贷款呆账准备金税前核销、差别准备金率、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定向费用补贴、营业税税收优惠等。目前，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已经由改革初期的以机构导向为主转向支农导向为主，以中央政府启动改革为主转向以地方政府主动跟进为主。
成效二：产权制度改革进展过半。
一是统一法人基本完成。取消乡（镇）信用社法人资格，实施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法人数量由2002年末的35540家下降至2012年末的2411家。除少数边远地区和个别高风险机构外，基本上取消了乡（镇）信用社法人，有效解决了法人小、抗风险能力低、机构分散、管理混乱等问题，成功实现了从县乡两级法人体制到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制度的重大转变。
二是股权改造基本结束。清理规范名为股、实为债的存款化股金和以贷充股的贷款化股金，适度引进优质法人股东，资本规模大幅增加，资本质量明显提高，股权结构显著优化。资本总额由 2002年末的625亿元大幅增加至4939亿元，资格股占比由2005年末的56.2%下降至2.4%，法人股比重由2005年末的12.4%提高至45.1%，“合作制”名义下长期存在的股金少、股金虚假、不具备损失吸收能力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顽疾的基础逐渐消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股权改造，大幅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投放能力，按照12.5倍杠杆估算，新增约5.6万亿元的可贷能力。
三是组织形式改革稳步推进。坚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不变、充分尊重法人意愿、成熟一家、组建一家的原则，持续推进银行机构组建。2012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380家、农村合作银行137家，农村银行机构的资本、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占整个农村信用社的50.4%、48.7%、59.7%，成为推动农村信用社整体指标真实改善的主要力量与转型发展的行业标杆。
成效三：机制转换步伐逐渐加快。
一是公司治理从无到有。银监会按照先产权、后高管的思路，在支持引进法人股东、优化股权结构的基础上，督促建立健全“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分层次开展农村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培训，强化履职行为的持续监管，初步形成了激励约束和相互制衡的决策机制，信息披露和社会监督得到加强，基本上解决了“一把手说了算”和“一把手作案”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二是经营管理机制持续转换。银监会按照先治标、再治本的思路，下大气力持续整治农村信用社机制落后、内控薄弱等问题。从2005年开始连续6年开展案件综合治理工作；2006年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的持续达标升级；2009年启动了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工作；2010年启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工作；2011年开展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试点；2012年开展流程银行建设试点；2013年实施标杆银行制度，由表及里、抓点带面，推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企业制度。目前，农村信用社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已经成功打造出一批功能定位清晰、经营富有特色、品牌认知度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农村商业银行，21个省份的农村信用社在当地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成为地方金融的骨干力量，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
三是人力资源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银监会按照以增量稀释存量、以增量带动存量的思路，印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意见，鼓励招收高校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引进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人才，2013年推行35岁以下员工从业资格全覆盖制度，中高素质员工比例逐年上升。在现有农村信用社78万员工中，硕士以上学历增加至1.1万人，中专以上学历员工占比提高至88.5%。
成效四：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一是明确职责分工。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农村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要求，银监会于2004年报请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细化明确了各方职责，顺利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交由省级政府承担，强化了省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增强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专业化和独立性。
二是搭建了农村信用社省级管理平台。全国4个直辖市实行了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体制，26个省份继续实行二级法人体制。其中，除宁夏将自治区联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以外，其余25个省份均采取省联社模式。省联社成立以来，代表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作为行业组织为农村信用社提供中后台服务，作为金融企业开展部分金融业务，整合放大了行业实力，在促进农村信用社规范经营、化解历史包袱、推进改革和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逐步规范省联社履职。根据2007年、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省联社职责由“管理”调整为“行业管理”、“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要求，构建和完善省联社履职监管框架。先易后难，先下后上，循序渐进，开展省联社办事处改制为区域审计中心的试点，出台规范省联社业务经营和法人治理的制度，加强对省联社履职的现场检查和监管评价，推动转换职能，强化服务能力，形成了战略协同效应。
成效五：系统性风险基本化解。
一是亏损面大幅缩减。法人机构亏损面已由2002年末的33.5%，下降至2012年末的0.4%。
二是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缩减。对青海格尔木等救助无望的26家农村信用社实施市场退出，利用市场化手段先后处置了24家高风险机构。
三是历年亏损挂账大幅缩减。历年亏损挂账下降1096亿元，有21个省份全面消化了历年亏损挂账。
四是不良贷款大幅缩减。不良贷款余额比改革前下降1607亿元，若考虑分类口径变化因素，实际下降56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4.5%，比改革前下降32.4个百分点。
五是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资本金总额由2002年末的625亿元跃升至4939亿元，资本充足率由-6.6%（未提拨备）提高至11.8%。此外，累计增提拨备3762亿元，拨备覆盖率提高至111%。
六是盈利状况大幅改善。从2004年开始，全行业统算扭亏为盈。2012年，全国轧差实现税后利润1593亿元，当年上缴所得税798亿元，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为1.1%、18.1%。
成效六：支农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县域服务覆盖范围最广。在县乡两级法人整合、部分县（市）改为城市市区的背景下，县域营业网点仍然保持基本稳定。201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经营网点共计7.7万个，其中县域经营网点5.7万个，分别占银行业的37.9%和50.6%；县域布设自助机具54万台，流动网点913个，县域员工63.2万人，是全国唯一一类服务范围覆盖所有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是县域贷款投放最多。全国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5.3万亿元，其中农村贷款4.9万亿元，分别比2007年末增长1.5倍和1.6倍。在农村贷款中，农户贷款2.7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长1.3倍，占银行业农户贷款总额的75.2%，是“三农”尤其是广大农民获得贷款支持的主渠道。
三是履行社会责任力度最大。承担了98.4%的乡镇金融服务空白和67.7%的机构空白覆盖任务，发放了绝大部分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补助。通过转账电话、流动服务等方式向29万个行政村提供了金融服务，在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支持贫困农户等弱势群体和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是金融创新进步度最明显。发挥贴近“三农”的优势，探索完善面向“三农”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激励约束和内部控制机制，创新推出了一大批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农村贷款难、贷款贵和贷款不方便等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成效七：分类监管框架基本建立。
一是审慎监管基础完全统一。以全面推进资产五级分类为基础，以商业银行审慎监管要求为标杆，逐步实施了与商业银行统一的审慎监管制度、标准和方法。
二是分类监管制度逐步健全。结合农村信用社区域上分布的城、郊、乡，规模上的大、中、小，以及既有质量上的好、中、差等多维因素，建立健全了差异化的分类监管制度，首创了“事前有承诺、事中有监督、事后有考核”的支农监管制度体系，创新探索了涵盖公司治理、行业管理、业务经营和综合评价等内容的省联社特色监管框架。
三是分层监管机制逐步完善。妥善处理属地监管原则、法人监管原则和守住风险底线的要求，探索了属地贴身监管和远程监测督导有机结合的纵贯式监管新机制，实施了主要监管指标和达标机构占比相结合的“双维度”达标升级考核机制，建立了主要监管指标分层监测预警制度，统一标准下的特色化、差异化和专业化监管体系初步形成，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
十年改革实践基本经验总结
通过十年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五十年的总和。十年的改革实践，主要有以下经验：
（一）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改革宗旨。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是推动“三农”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村信用社是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加大对“三农”等薄弱领域和环节的金融支持，推进构建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求农村信用社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根本方向。无论怎么改，都不能改农村信用社的“三农”市场定位和“草根”经营特色。
（二）始终坚持股份制为主导的改革导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必须内生于农村合作经济。农村信用社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实践证明也无法按照合作制予以规范。提高支农服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股份制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要在国家的改革阶段性扶持基础上，充分尊重县域法人机构意愿，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深化改革。要以产权改造做实资本，以优化股权结构促进完善公司治理，以市场竞争推动增强面向“三农”的特色化、差异化、精细化服务的内生动力，把农村信用社建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三）始终坚持县域稳定的改革要求。县（市）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国土面积的95%、人口的70%、GDP的60%左右都在县域。我国不缺大银行，缺的是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专业化、贴近式服务的中小银行。作为长期扎根在县域的农村信用社法人，其比较优势就是贴近县域、贴近“三农”。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的长期稳定，有利于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探索完善与“三农”金融需求特点相匹配的商业模式，提升农村金融业务运作效率。
（四）始终坚持体系完整的改革框架。农村信用社的比较优势，在于业务特色明显，在于机构网络覆盖广泛，在于系统内业务合作渠道通畅。同时，农村信用社法人层级低、机构规模小，在对接农业产业链延伸、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存在体制性劣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增强放大支农服务功能，必须坚持维护机构体系的完整性。要统筹县域法人合格市场主体建设和省联社中后台服务能力建设，打造面向“三农”的“小银行”和服务“小银行”的“大平台”，挖掘好、整合好、发挥好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系统效应。
（五）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的改革理念。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机构现实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现状，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复制。改革进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原有改革政策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改革工作只能在既定的政策框架内，坚持自下而上创新与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相结合，准确把握改革总体进程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调动农村信用社自身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完善政策措施，不断丰富改革内容，为改革持续注入生机与活力。
县域经济是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民经济的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1个，县级经济的GDP总量达到5.4万亿，占全国GDP总量的56%，全国县域人口总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固国家政权的基石。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县级金融发展水平并不令人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促进县级金融深化改革，改善服务，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县域经济与金融工作的重点。最近，我们对江苏响水县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县域金融机构锐减。近几年来，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实行扁平化管理，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到2005年6月末全县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个，比1997年减少了38个，其有商业银行县及县以下机构10个，比1997年减少了37个。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撤并，设在这些乡镇的金融机构也会发生同方向变动，金融机构数量仍存在减少的趋势。有限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分散化、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2、县域信贷服务日益萎缩。贷款总额增长缓慢，从1997年的128203万元增长到2004年176618万元，年平均增长4.09%，而该县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19%，贷款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信贷服务种类少，且大多集中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尤其缓慢，有的已从县域退出，目前，各县级行均无贷款审批权。至2005年6月末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1997年末还下降了20733万元。
3、县域金融机构功能逐步衰退。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收缩，信贷业务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融资、结算、房地产金融、代收代付、咨询评估等业务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存款服务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不仅市场占有率极度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也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退出县域这块阵地也就成为必然。据统计，该县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市场份额从1997年的62.49%下降到2005年6月末的42.50%，下降了19.9个百分点，贷款市场份额从1997年的62.36%下降到2005年6月末的34.43%，下降了27.93个百分点。
4、县域金融资金实力不足。在现有的县域金融机构中，邮政储蓄机构除很少一部分以支农再贷款的形式返流农村外，绝大部分都流出农村。以响水县为例，至2005年6月末邮政储蓄余额为74472万元，而支农再贷款余额为零，资金全部外流。国有商业银行存差逐年扩大，至2005年6月末为64327万元，比1997年增加了83003万元，也已成为县域经济的资金“抽血机”。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信贷服务的主力，其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上升到第一位，已从1997年的13.22%上升到2005年6月末的42.27%，上升了29.05个百分点，但其因历史包袱沉重，加之管理水平低下，结算手段落后，吸储能力不强，很难真正成为为县域经济服务的金融主力军。
5、县域金融制度安排失当。造成县域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不适当的制度安排。（1）由于县域经济规模小，底子薄，而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受因素较大，县域经济各部门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县域内的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而我们又缺少相应的信贷风险补偿办法，客观上削弱了金融机构放贷和信贷人员营销的积极性。（2）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虽然现在在农业龙头和农业开发方面的业务有所拓展，但其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3）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原因，包袱沉重，目前仍然承担支持“三农”的政策性任务。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无疑加重了信用社经营的困难程度。（4）受政策性制约，我国县域内民间金融的发展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 支持县域的对策建议
1、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变经营战略。现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经营策略上较为注重对“大、大项目、大城市、大客户”的服务，也就是追求所谓的“四大战略”；在管理上实行扁平化管理和授权授信改革，这虽然可以进一步提高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活跃程度差异显著，容易挫伤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分支机构业务拓展的积极性，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最终也会该银行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对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对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忽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必将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最终形成整体性金融风险。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变经营方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担负起支持县域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任，要从面向新兴市场的角度认识县域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对县域经济给予充分的关注，把有发展潜力、诚实守信、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
2、农业发展银行要拓宽业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要重新确定其性质和地位，其信贷支持的重点应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扩大对农业生产环节、开发和推广的贷款。一是支持大型农副产品加工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在于发展龙头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的龙头既包括加工企业，也包括批发市场和流通中介组织。通过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形成的稳定的购销关系，能带动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市场。二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化、化建设水平。三是支持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支持农业科技重点开发和推广。支持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和农业降耗增效技术，逐步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高效率、高效益转化农业科研成果的技术推广体系。五是发挥农发行机构体系健全、员工素质较高的优势开展中间业务，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结算，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我国农村的转贷款业务等，为县域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
3、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革步伐。我们正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其核心是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即花钱买机制。要强化农村信用社的法入地位，确立民主管理、专家治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的高层管理人员应向社会公开招聘，实行聘任制、任期制、离职审计制、期权激励制等现代企业通行的治理制度，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性及透明度。在解决这一后，还有三个问题应大力解决：一是增加信用社的实力，这是信用社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规模过小，资金实力不足，不仅不能支持当地经济发展，连生存都会出问题。一方面要进行增资扩股，增加信用社的实收资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组织存款，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二是提升信用社金融服务的功能和水平。当前需要尽快增加授信业务种类，以满足各方面不同方式的资金需求，要增加结算手段，解决结算难的问题。三是要通过与培训，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整体层次，教育与培训的对象是信用社的骨干员工，通过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并带动影响普通社员。教育与培训能改变农村信用社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从而有利于其向真正具有“造血”功能并为农村居民“自己拥有”的金融组织的目标迈进。
4、邮政储蓄银行要尽快成立。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邮政储蓄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金融力量。从全国而言，其储蓄市场份额仅次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县域，其市场份额更大，以响水县为例，截止2005年6月末，邮政储蓄占全县储蓄市场的份额已达到33.55%.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将有利于规范其经营行为，防范和化解邮政金融风险；有利于邮政储蓄机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商业银行运行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提高稳健经营能力和整体竞争水平；有利于通过寻求有效机制和途径，科学合理地运用资金，解决邮政储蓄资金返回农村使用的问题。通过其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和积极的资金运用，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方便城乡居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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