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拿到一首作品时，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及简历，研究作者创作的风格特征。不同的作曲家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所受的教育不同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因此，演唱者在演唱各个作曲家的作品之前，对其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要有全面的了解，然后根据作品特点做出相应的处理。譬如莫扎特的音乐以典雅、流畅、秀丽、明朗为主要风格特征，那么，在演唱莫扎特的作品时，就要以中等音量的优雅、从容的声音做柔和、连贯的演唱，切忌夸张的情感表现和过度的力度对比；而在演唱威尔第的作品时却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大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英雄气概，声音就要求有力、慷慨激昂，以表现戏剧性的特点。
第二，要对作品进行比较透彻的分析。要认识到作品的基本立意，熟读词曲，大量地查阅作品的背景资料。譬如《黄河颂》这首歌曲，它选自我国大型组诗《黄河大合唱》，其中，在歌词上，诗人采用象征的手法表面上歌颂黄河，实际上是歌颂我们的民族，激励中华儿女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整首歌曲旋律激昂，曲调壮阔，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在演唱这部作品时，只有理解了作品的基本立意，把其中的词曲内涵理解到位，体会到这种宏大的气魄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
第三，要对作品的曲式结构进行剖析。准确地把握作品曲式中分段、分节中的变化，掌握速度的快慢、力度的强弱、节奏的疏密以及表现术语所规定的一般处理方法。《乌苏里江》是一首女高音演唱的难度极大的歌曲，其主要的难点在于情绪的变化。这是一首带引子与尾声的三段式作品[引子+A+B（a+b）+A1+尾声]。第一段慢板，感情深沉，吐字要有力。结束音在小调音上，郁愤不平；第二大段分成a、b两小段，先弱起，逐渐强，速度加快，旋律明朗，须唱得嘹亮，以喜悦、激动的情绪歌颂共产党救穷人出苦海；第三段第一小节以高八度的旋律与第一段形成对比，最后尾声以高难度的快速跳音和高亢有力的高音结束全曲。歌曲还采用了大量装饰音、倚音、三连音、六连音，丰富了歌曲感情的表达。
第四，提高文化修养，增强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根据歌曲中所表达的主要情感内容，结合其词曲的内涵，划分层次与高潮，体现重点段、句，尤其是重点字。一首歌曲中大量歌词的咬字发音是一带而过的，只有几个重点字才是主要的、应该强调的。
歌者要把纸上的词曲唱活，并进一步雕琢成艺术品，必须要下一番苦功，做好充分的案头工作。重点字要选得准、用得巧，使之在歌曲的演唱中产生画龙点睛的作用，否则会起画蛇添足的破坏作用。重点字的突出和强调，随歌曲情感意境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着色”方法，如变换音色、改变语调、调整音长等。像歌曲《白毛女》中“哭爹爹”一段，有3个重点字“霎”“爹”“惨”，各用不同手法。全曲第一声“霎”字用类似直呼惊喊的强咬，声惊四座、扣人心弦；“爹”字采用了紧咬缓发的手法，即咬得紧，但急于发音，又不换气，将悲痛欲绝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个重点字“惨”，运用加重音头、带有抽泣和哭腔的色彩唱出。重点字的突出和强调，给人留下了撼动心灵的不可磨灭的形象。②
第五，在具体的练唱中要尽量“兑现”各种设想，看是否合宜。因为想与唱还有不少距离，往往设计合理，但实践中又不见得合适和行得通，这就需要在具体练唱中进一步去粗取精。同时注意要多小声、少大声的巧练，要多练“绝活”及难点。在每次练习结束前，必须坚持完整不间断地唱几遍，使各种艺术设想能真正渗透在整个演唱中，并进一步在演唱中揣摩，看其是否合宜，是否有艺术特色。
关键词：留守儿童；感恩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5-0240-01
一、借助文本熏陶感恩教育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感恩教育因素，是进行学科渗透的好教材，教师应充分地利用和挖掘文本的内涵，努力使语文学习和感恩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提高教学效果，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学会如何感恩。
案例：学生取下布条，回到座位。师：刚才，我们只是体会了三分钟黑暗，如果让你蒙上一个小时、一天、一年、甚至像海伦凯勒这样“蒙上了”一辈子，我想我们同学肯定会疯掉。但是，海伦凯勒却没有……同学们，比起海伦凯勒，你们觉得自己幸福吗？是的，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它让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以上案例，是一位教师在学习《海伦凯勒》一文时，通过让学生亲身体会三分钟的黑暗，从而感受海伦凯勒的不幸，与自身对比，使留守儿童懂得感恩。
二、利用语文教材让学生感知“恩”
（一）父母之恩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多角度表达了父母之恩。有《背影》中的父亲，遭遇双重灾祸，祖母死了，差使也交卸了，丧母的悲痛加上生存危机，父亲陷入了困境，仍然强忍悲痛地宽慰儿子，车站送别时吃力地过铁道买橘子的，爱子之心是多么强烈，父爱的力量是多么巨大，这样的父爱催人泪下；有《我的母亲》，作者写了自己童年至少年时代如何在母亲的严格要求和深情关爱下成长的几件事。作者写童年，写母亲，饱含深情，而行文又极其自然、质朴，很好地表现了母亲那无比深挚的爱子之情和优秀的性格品质，那无比深挚的爱子之情和优秀的性格品质对胡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自然之恩
自然之恩这是初中语文教科书中教学资源最丰富的“恩”。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多姿多彩、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燃起了人们爱美心灵的火炬，吸引了人们寻觅美、赞赏美的双眸，故而众多的文人骚客举笔挥毫、引吭高歌，留下了数不清的千古绝唱。当我们深入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的艺术境界中时，我们会为那美丽的春光所陶醉，会为那洋溢的诗情所感染，会为那盎然的生机所激励；学习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时，老舍先生笔下济南的冬天那山、那水、那阳光、那白雪……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特别是浸透在如诗如画美景中的浓郁情致，更使作品带有了一种神韵，一种悠长的味道。
（三）祖国之恩
祖国之恩，我们从描写山川秀美的文章中感知祖国的地大物博，从灿烂的民族文化中感知祖国的博大精深，从祖国的优秀儿女特别是在危难时刻为祖国献身的英烈中身上感知祖国的凝聚力。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颂诗《黄河颂》歌颂了我们的母亲河，诗人作为时代的歌手出现，他站在高山之巅，代表祖国英勇的儿女，向着黄河唱出了颂歌，他歌颂黄河气势宏伟，源远流长，并且要学习它的榜样，像它一样的伟大坚强；八年级下册民间文化专题单元中《吆喝》写的是现实中业已渐行渐远的“生活交响曲”，质朴简单，但趣味良多。往昔生活的片断，人生的种种印象仿佛都随着这吆喝声而鲜活起来。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然、对人、对艺术的品味与赞赏。这些课文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灿烂的民间文化。
（四）社会之恩
社会之恩，雷锋怀着对救苦救难的共产党的感恩而刻苦学习，克服困难，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乐于助人，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使得“钉子精神”发扬光大。我们要引导学生，从《羚羊木雕》中感知好朋友万芳对“我”的友恩，即使可能会被妈妈打也拿自己的新裤子换“我”的破裤子；从《出师表》中可以感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和诸葛亮感恩图报，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从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感知师恩，藤野先生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能以公正之心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而且给予了极大的关心、鼓励和真诚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尤其难能可贵。
三、借助评语，升华感恩意识
2014年6月15日，急于用钱的福州一企业主兰先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了担保贷款的业务，该网站声称只要交9000元会员费，就可以帮企业担保贷款。但当他通过手机转账后，就被对方拉入手机黑名单，什么服务都没兑现。
2011年年底，一家小微企业负责人老王为扩大企业规模，决定买一块地，但是存在50万元的资金缺口。正发愁时，老王接到了一条短信，短信内容自称是“深圳市星日投资有限公司”，可以帮助客户无须抵押、不用担保就可以从银行里贷到款。几番接触之下，老王按照对方要求存入了34万元的保证金，而自此之后，不仅银行贷款并没有放出，“深圳市星日投资有限公司”也消失无踪。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从2011年至2014年5月，该院所受理侵犯小微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案件主要为职务侵占案件和诈骗案件，其中诈骗案件占到小微企业权益受损案件的17%，职务侵占犯罪则高达83%。总体而言，此类案件呈现出多发且上升态势。
频频发生的小微企业被欺诈引发了人们的大量关注，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致使小微企业成为了犯罪者们的“猎物”呢？
“扶植资金”的圈套
2009年，郑军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香河天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史颂东。当时，郑军给自己编造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身份――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国家项目申报指导中心主任、发改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高级经济师。而郑军的真实身份，是国科财略（北京）企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和实际控制人。
两人相识后不久，也就是2009年的春节前后，郑军的公司效益下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急需周转资金的郑军以个人名义向史颂东借款8万元，期限为10天，利息为6000元。出于郑军“官方”身份考虑，也有结交的意思，史颂东毫不犹豫地将钱借给了郑军。10天后，郑军如期归还本金。随后，郑军再次向史颂东借款12万元，并且如期归还本息共计12.6万元。
这样一番“有借有还”下来，郑军与史颂东开始渐渐熟悉起来。但史颂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所谓的“有借有还”竟然是郑军为了取得其信任设下的圈套。2009年3月，郑军告诉史颂东，如果史颂东有好的项目可以通过他们单位请专家进行评审，国家相关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扶植基金，只需要6万元的专家评审费和在扶植资金下来后交纳20%的资金运作费。
此时的史颂东正在跨界试水影视产业，刚刚成立了中数五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正是需要资金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郑军向史颂东保证，只要他能够借钱给自己，就帮助他免去所有的专家评审费和资金运作费。于是，史颂东分别于2009年3―4月共借给郑军65万元。
然而，这次“有借有还”的戏码并没有再次出现，郑军一直拖欠还款期限，直到2010年5月，郑军公司经营不善，知道自己无力还款，便搬家躲了起来。面对联系不上的郑军和迟迟没有下文的“扶植资金”，史颂东知道自己被骗了。后经警方查实，郑军的所谓“官方”身份系伪造，50余万的借款全部用于郑军公司的日常开销和个人花费。最终，郑军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9千元。
其实，不仅在北京，这种类型的诈骗案件时时刻刻都在全国各地上演着。
“融资难”、“渠道少”诱发诈骗
“小微企业多因产品推广及融资受到诈骗侵害。小微企业受骗案件，多为打开销路急于找销售渠道或为尽快取得融资款项受骗。这也是近年来此类案件的新特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韩力君告诉《方圆》记者。就如上文提到的郑军欺诈史颂东一案，郑军正是利用了史颂东急需资金开展业务的心态，轻松地骗取了史颂东65万元的钱款。
相较于郑军利用假冒身份的方式诈骗而言，小微企业还可能遇到某些犯罪分子利用皮包公司来组团“忽悠”。
2013年12月2日，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检察院对一起合同诈骗案提起了公诉。这次的主角是一个诈骗团伙。
2011年3月，李明强花一万多元注册成立了一家皮包公司。为了获取客户的信任，他还吸纳了王颖、张强等人给自己当助手，并将该皮包公司伪造成拥有一流办公环境和设施的正规公司。之后，他们在报纸上了虚假的招商广告，骗取客户前来洽谈生意。在与客户签订虚假合同后，最终再以对方所生产产品不符合要求为由终止合同，并拒绝退还保证金。为了避免麻烦，其犯罪目标瞄准的都是小微企业，每次骗取的金额相对较少，一般为2万元至4万元。就这样，从2011年4月到2013年5月的两年时间里，该诈骗团伙先后88次诈骗众多小微企业共计173.8万元保证金。
最终，团伙主犯李明强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王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张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针对小微企业的诈骗案件隐蔽性强，容易被视为商业纠纷。案发后，被害人上门讨要保证金，公安机关经过查询，很可能认为属于商事纠纷，建议双方协商解决。”据办理该案的检察官分析，犯罪分子多利用小微企业资金短缺、销售渠道少、急于获利的心理，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设置骗局。比如，有人先在纸质媒体上刊登工艺简单的外贸广告，引起小微企业注意。在洽谈合同时，利用对方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加工产品数量大、价格丰厚为诱饵，引诱对方签订合同。又如，有的犯罪分子还利用小微企业怕麻烦、图省事的心理，收取少量的保证金，然后以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以无法实现担保为由，拒不退还保证金等，犯罪手段层出不穷。
“净化市场环境，营造良好市场氛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植力度，透明融资渠道，是破解当前小微企业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重要手段。”韩力君表示。
“比起被欺诈，内部人员对于
小微企业的伤害更深”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诈骗对于小微企业的危害，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职务侵占案件发生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欺诈案件，这说明，比起被欺诈，内部人员对于小微企业的伤害更深。”韩力君向记者介绍说，在所有的职务侵占案件中，外来务工人员是主要犯罪群体，占比高达83%，他们从事工作的流动性大，工作周期短，抵抗金钱诱惑的能力低，法律意识淡薄，当他们经手大额款项或者财务票据时，往往产生“占为己有，一走了之”的想法。
比如朱某，他早年进京务工，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担任一家印刷公司的业务员，在不足2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朱某经手了3张公司用于支付货款的转账支票，支票总金额近十万元，结果，朱某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将3张支票占为己有，通过他人将支票变现之后潜逃，潜逃过程中，被北京警方捉拿归案。于是，在金钱诱惑面前不幸失足的朱某，从一个本应踏实作为的青年，沦落为阶下之囚。
同样沦为阶下囚的还有曾经就职于北京汇联天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齐兵溪。他于2013年2月底来到这家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以黄金批发为主，齐兵溪便担任了黄金送检员，负责把公司的黄金送到国家首饰质量检测中心，进行黄金含量的测定，待测定结果出来后再将送检物品取回。
2013年6月27日晚上，着急下班回家的齐兵溪匆忙从同事康建新手中接过第二天需要送检的黄金，未加核对便将黄金置于保险柜之内。翌日上午，齐兵溪取出黄金后便前往北沙滩国家首饰质量检测中心，在对货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包黄金首饰没有进行登记，一包重达7.05克，另一包则重达700余克。面对这两包黄金，齐兵溪想到的不是尽快补充登记，而是自己没钱买房结婚，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他横下心便将那包700余克的黄金占为己有。
然而，齐兵溪的侵占行为并没有瞒过康建新的眼睛，当天下午交货时，康建新第一时间便发现了交回的货物少了一包，仔细询问之下，齐兵溪遮遮掩掩的态度让康建新疑心大起。康建新便将此事向公司汇报，在公司组织查看监控视频后确认，康建新确实将货品交给了齐兵溪。
感觉事情败露的齐兵溪没有及时回头，而是选择了一错再错。他一方面极力否认自己拿了黄金，另一方面将黄金藏于公司六楼卫生间的天花板上，每次上厕所时，他都会顺手摸一下东西还在不在。最终，久寻失物未果的公司决定向警方报案，警方在立案后通过监控视频锁定犯罪嫌疑人为齐兵溪，并于2013年10月22日，将其逮捕归案。
在韩力君看来，小微企业中，诸如业务人员、主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案例并不少见。根据西城区检察院的统计，销售等业务人员犯罪占比达33.3%，而主管人员的犯罪占比更加高达44.4%。因为他们都能够或少或多地直接接触到公司资产，这就为他们实行职务侵占提供了便利。
来自山东省邹平县检察院的统计结果也同样证实了这个结论，该院自2010年以来，受理职务侵占案件26件，涉及相关人等40人，其中，犯罪嫌疑人多为企业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业务员、会计、仓库保管员等人员。
而发生在小微企业里的职务侵占案件中，有20%为共同犯罪，既有内部主管人员共同实施，也有财务人员共同侵吞，还有内外勾结作案。比如，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经常去某游戏体验中心的王旭东与该中心的值班经理张鹏飞熟识。王旭东再一次输了大量游戏币之后，教唆张鹏飞为其免费充值游戏币，张鹏飞碍于情面就帮了王旭东一次。但至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张鹏飞通过其系统账号为王旭东先后免费充值游戏币22万枚，总价值达16.9万元。
当小微企业遭遇“微小”管理
为何小微企业的内部人员会成为侵害小微企业权益的主要群体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小微企业的内部管理体系不健全。
“现在有许多小微企业只注重盈利，对待管理体系，通常采取‘能缩就缩，能减就减’的‘微小’态度。”易胜华说，“如果把大型企业比作雄鹰，那么小微企业就是麻雀，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小微企业不注重内部管理体系的建设，让五脏六腑出现‘病变’，甚至是缺失，那么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小微企业的整体崩坏。”
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也曾向媒体表示，很多小微企业主是法律的“门外汉”，往往也无能力聘请社会上昂贵的法律顾问，所以很少有规避法律风险的意识，也面临缺乏法律援助的困境。
在诸多“病变”的案例中，庄志仁个人出资成立的北京龙一淼商务有限公司是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网络销售拍立得相机以及相机的相关配套产品。2011年12月，张笑阳应聘到该公司工作，大约半年后，周雅静也应聘到了这家公司。
出于业务分工的需要，2012年8月，庄志仁指派张笑阳主要负责公司的售前服务，而周雅静则主要负责公司的售后出库。具体流程是，张笑阳负责公司在淘宝上经营的“爱猫不是错”、“紫曦”等网店与客户进行售前咨询，周雅静则负责根据客户订单在公司电脑的记账软件“管家婆时速系统”上进行登记，打印出库单，填写快递单，并将商品包装交给快递发出。
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上，并没有规定的那么严格，张笑阳和周雅静两人之间经常因为私人原因而互相替班，而作为公司核心的“管家婆时速系统”的密码，也是由庄志仁、张笑阳和周雅静共同掌握。2012年8月至2013年5月，张笑阳一度认为老板庄志仁欠发工资，便自己或者唆使周雅静帮助自己在“管家婆时速系统”上偷偷进行虚假的账目登记，将公司的相机、相纸出库后通过快递寄往自己的老家河南洛阳。
察觉账目有误的庄志仁向警方报警，经过侦查，认定是张笑阳和周雅静共同犯罪，随后将两人逮捕。得知女儿被抓的张笑阳母亲，第一时间将相机、相纸等赃物送交公安机关，经鉴定，赃物价值1万余元。
五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会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照“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宗旨，依靠各位顾问、理事和各界热心炎黄文化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活跃
2000年4月，我会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侨联、濮阳市政府等在濮阳市召开“龙文化与文明”学术讨论会，有5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28人在会上发言，收到论文45篇。费孝通、李学勤、贾兰坡等知名学者发来贺电。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就“龙文化和祖国统一”发表了演说。会后出版了《龙文化与现代文明》论文集。
2000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科委和我会联合在郑州市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研讨会，会上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讲了话。专家学者各抒已见，就“传统文化与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市场过程中面临的机遇”、“科技兴豫”等诸多进行了研讨。有48名学者专家到会，共收到论文35篇。
2001年7月为迎接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我会召开会议，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在新的时期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努力开创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003年7月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文化科研单位和各市、县文化、、炎黄文化研究等部门的学者、领导约70余人，会上通报了各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会议收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理事会的贺电。收到各地专著、论文、内部刊物及交流材料300余份，1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会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有力的推动了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年来一些市、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成效显著。濮阳市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五年来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仅2004年就先后举办了“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和“龙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报告会。参加“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达60余人，收到论文有14篇，研讨会后他们还向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市孝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方案，建议把孝道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2000年至2004年先后举办了“尧文化研讨会”、“县衙文化研讨会”、“楚长城研讨会”、“苏轼学术研讨会”、“牛姓文化研讨会”等。2004年的牛姓文化研讨会反响强烈，平顶山市先后有四位牛姓名人：鲁山县宋代抗金名将牛皋，宝丰大顺农民政权宰辅牛金星，叶县明代南京太常寺卿牛凤，郏县抗日民族英雄牛子龙。研讨会对牛姓源流、牛姓“四杰”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讨，并对平顶山的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向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洛阳市汝阳县，为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汝阳经济于2004年4月25日举办“第三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颂祖大典”。会场设在汝阳县西泰山风景旅游区炎黄峰下。炎黄峰，一座酷似两位长者的山峰，被誉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巍然屹立在群山和绿水环绕之中。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顺湛、窦思忠到会祝贺。
为了交流和展示学术研究成果，为了给予炎黄文化研究工作者一个活动园地，我会和有些市、县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专著和论文选集。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有：《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大河魂》、《炎黄资料汇编》(1—2集)、《炎黄颂》(上、中册)、《岳肖峡书法作品集》等，最近即将出版的有《炎黄颂》(下册)、《辉煌的历程》(画册)和《辉煌的历程》(资料汇编)。各市、县出版的有《中华第一龙》、《龙文化与现代文明》(濮阳市)，《轩辕故里在新郑》、《黄帝足迹》(新密市)、《颛顼、帝喾》(内黄县)等。内部刊物有《溱洧文化》(新密市)、《平舆炎黄通讯》、《炎黄文化通讯》(灵宝市)等。
(二)组织参与多种文化活动
2002年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郑州市“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我会会同省会各大专院校教师和爱好者组成省工人合唱团，开展了《公德颂》组歌演出活动，先后演出五场；观众达七千余人，省市有关领导也观看了演出。2002年学会与春泉公司共同举办了“99”重阳节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有500余人，弘扬了我国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
2002年11月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会举办了迎“十六大”笔会，省会著名书画家龚柯、毛秉乾、唐玉润等十余人到会挥毫泼墨，共计奉献作品38件。充分体现了广大书画界人士高度的爱国、爱党之情。同时我会还与河南省政协联谊会、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刘少奇建党思想研究会联合出版了《刘少奇在河南》大型画册，在首发式上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姚如学讲了话，对画册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炎黄巨塑工程有了新的进展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奠基者和肇造者。炎黄巨塑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开拓和创业的化身。炎黄巨塑的建成将对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产生积极；将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寻根祭祖，观光旅游的圣地。早日建成炎黄巨塑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炎黄巨塑工程1987年由海内外各界著名人士倡议在中国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向阳山兴建，1991年9月12日奠基，周谷城、萧克、李德生和省、市领导参加了奠基仪式，1994年9月12日正式开工，程思远和省、市有关领导参加开工典礼。18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把兴建炎黄巨塑作为首要任务，从组织专家设计、论证、定稿，到向海内外宣传、筹资、组织施工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近五年来完成的主要工作为：
1．完成了炎黄巨塑广场炎黄主鼎的安放。炎黄主鼎由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筹资180万元捐赠。根据工程设计，炎黄巨塑广场共有九鼎矗立，其中主鼎由青铜铸造，高6．6米，直径4．38米，重20吨，雄伟庄严，典雅厚重，气势恢宏。鼎内壁铸有“炎黄始祖，万代景仰”八个篆文，四壁铸有“炎黄鼎”三个金文，同时有江泽民、邓小平、陈云的题字。我国历代都把鼎作为国之重器，尊之为“宝鼎”，“炎黄鼎”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风格，同时也象征着国家威严、昌盛和江山永固、国家统一。炎黄主鼎在上海首展三个月，参观者达数十万人，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炎黄主鼎安放仪式于2001年4月10日在炎黄巨塑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安放仪式的省、市领导有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孔玉芳、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韩劲草、原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岳肖峡、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等。参加安放仪式的来宾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克、炎黄鼎具体捐赠单位上海依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美琴等。
2．106米高的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完成50米和巨塑广场7000平方米的土方工程，以及广场景点建设。炎黄巨塑工程依山而建，原山脚为一条5．5米深的洼地，经过回填、绿化，为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继续施工奠定了基础。
3．炎黄巨塑工程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在炎黄巨塑形象设计已获得国家专利权、出版权、商标权之后，2003年我们对炎黄巨塑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进行了评估，至2003年底炎黄巨塑的有形资产为1200万元，无形资产为6000万元。2003年，为加快工程进度，为有利于炎黄巨塑的兴建、管理，早日实现全球华人的历史夙愿，经多年酝酿，我会将炎黄巨塑的兴建任务移交黄河风景名胜区。2004年3月13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举行了炎黄巨塑工程移交仪式，之后又将与炎黄巨塑工程有关的规划、论证、设计、立项批件，价值1200万元工程资产，6000万元的无形资产，及国家注册的38个商标的知识产权全部移交；为支持炎黄文化研究会继续为炎黄巨塑筹资和开展宣传等活动，黄河风景名胜区每年为炎黄文化研究会解决40万元经费。我会虽然将工程移交给郑州市风景名胜区续建，但仍担负着炎黄巨塑的宣传和筹资任务；仍担负着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和观光旅游活动的组织和联络；仍在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开展活动。
，炎黄巨塑工程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炎黄主体工程已在原基础上升高24米，根据郑州市政府的要求，计划到2005年10月，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将全部竣工，到时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将巍然屹立在中原大地的黄河岸边。届时郑州将成为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意义。
(四)积极开拓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同国外朋友建立长远的友谊，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激发爱国热情，共同弘扬炎黄文化是我会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五年来我会在积极开展对外联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成绩：2000年6月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前来参观炎黄巨塑工程和黄河碑林，受到了会长岳肖峡、王仁民，副会长李生盛、窦思忠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参观后金泳三为炎黄巨塑题词：“炎黄二帝，人文始祖”，会长岳肖峡为金泳三题词：“东方文化，同源同根”。体现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友谊，弘扬了炎黄文化。
去年夏，我在京读到了姚文仓同志的诗集《行吟集》，感到这是一部激情澎湃，诗味浓郁，充满时代气息又极具审美价值的诗歌力作。《行吟集》收录了作者四十七年的诗作350余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格调高亢，是作者多年诗思的总汇和心血的结晶，是真情的倾诉和抒发，是一曲饱含深情，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响亮颂歌。文仓同志身为领导干部，在长期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勤学慎思，笔耕不辍，在为官、做人、治学上都有建树，作为“诗词余事”的诗歌创作亦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确实可喜可贺。
(一)
一位伟大诗人说过：诗不是三段论，而是活的激情。诗要有感而发，诗应有诗的语言、诗的意境，然而，作为以“情志”为本的诗，最不可缺少的，是诗的激情。这种激情，可以是“大江东去”，波涛汹涌；又可以是“润物无声”，涓涓细流。激情是诗的灵魂。没有激情，就不会有真正的诗的美感、诗的魅力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读文仓同志的《行吟集》，我以为最宝贵的是诗中充满着这种激情。从“七岁志问万物源，欲宰宇宙易等闲”，到“五洲风云变，四季日日新。骥老志犹在，何虑白发生”!展卷数百首，可谓诗情滚滚，无一不是深情的吟咏，激情的迸发。
文仓同志是甘肃陇东人，从小生长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革命老区的乳汁把他养大，党的阳光雨露把他培养成人，使他走上了求学报国，服务人民的人生之路。诗言志，歌永言。诗人的激情，正如他《自序》中所说，“动于衷而生于内”，来源于他对陇原大地、对祖国、对人民、对我们这个时代真挚而深沉的爱，来源于他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衷心拥戴，来源于他历经磨炼而形成的坚定志向、人生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火一样的热情。所以，诗人的灵感，总是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且情深意笃，催人向上。《咏宁州》、《回庆阳》、《咏庆阳二首》等篇中，“马莲河，九龙川，董志塬上望青天”，“董志塬上生紫云，南梁革命义旗红”，“凤城藏龙卧虎地，周秦发轫自庆阳”，“良田沃土百业兴，脱贫致富喜迎门。白发老翁闲话时，至今犹说陕甘宁”，就集中表达了诗人对老根据地的无限热爱，而“麦黄风吹千重浪，叶红云飞万里霜”，“而今四化展宏图，陇东自古多才郎”，则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由衷赞美和自豪，真是血浓于水啊!《行吟集》中对千里陇原、对祖国山河、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活、新变化的歌颂和赞美，更是多姿多彩。《河西即景》之一“河西二月歌连天，男耕女播在田间。祁连难阻春风讯，一夜绿透玉门关”，一扫“春风不渡玉门关”的荒凉景象，给人们送来了祁连山下“男耕女播”的春的融融暖意，展现了河西走廊新的勃勃生机。而之二“春宵一刻值千金，播种分秒亦必争。下田何必待鸡鸣，夜半即闻吆牛声”，却用自然质朴的语言歌颂了河西人民的勤劳和他们在农村改革中焕发出的积极性。短诗《抗旱春播》“天旱无雨人心慌，干打硬种尘土扬。问君可知农家苦?千滴汗水一粒浪”。又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陇原农民的人文关怀。《咏武山蔬菜冬暖棚》是一首别开生面、颇富新意的作品：“武山大棚盖天地，渭河两岸落白云。室外冰雪三冬寒，棚内蔬菜四季氲。番茄遍地鲜嫩红，黄瓜满架叶儿青。进棚疑入神仙府，借问此地何来春?”笔者几年前亦亲临武山参观过当地蔬菜大棚，并因工作原因对此给予过关切和支持，去冬乘车途经武山时又亲眼目睹了大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对此诗情有独钟，读来倍觉亲切。你看，武山的黄土地上，暖棚铺天盖地，渭水之滨，白浪如云，这是何等动人的画卷!“借问此地何来春?”是农业科技把这里严寒的冬季变成了温暖的春天，使农民走上了科技致富的小康之路!对于祖祖辈辈受尽“陇中苦甲天下”的甘肃农民来说，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不难看出，诗人对此倾注了怎样的关切和深情。《咏市场》一诗，形象地描写了“市场变化如浮云”的特征，赞扬下海者是敢于称雄的“弄潮儿郎”，使我们听到了时代的足音。四言长诗《引大入秦工程颂》是一首热情讴歌“引大入秦”这一“千秋伟业、举世闻名”伟大工程的史诗性作品。全诗百二十句。以铿锵的韵律，金石般的语言，对这项甘肃中部历时十八年才建成的“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艰巨工程作了真实的记述?过去“赤日炎炎、焦土裂唇”的秦王川大地，如今“水注九天，太空飞龙”，“鸟唱枝头，鱼游水中”，老翁孺子“手捧清泉，笑脸盈盈”。诗人热情称赞工程“江堰郑渠，美比列同”，“今有英雄，超古绝伦”，赞扬“党和政府，为国富民”的好政策和西部建设的新成就。《行吟集》中还有许多诗篇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祖国山河的秀丽壮美抒发了爱国之情，不再一一例举。《咏井冈山》、《瞻马克思特里尔故居》、《咏武都油橄榄怀周总理》、《登庐山怀彭总》等诗，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深情缅怀了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和高尚人格，表达了对他们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诗人在满腔热情歌颂至真、至善、至爱、至美的同时，对丑恶和腐败现象进行了辛辣而含蓄的揭露和讽刺，体现了作者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鲜明立场和世界观。在《谒包公祠二首》中，诗人在褒扬包公“除暴阎罗气，爱民菩萨心”的松竹气节后，笔锋陡转写道，“浊气熏人日，并肩谒包公”、“脏滥贪佞辈，到此可赧颜?”毫不掩饰社会时弊和自己的坚定态度；在《中秋》一诗中，作者联想“洪云侵月”的自然现象，发现了“城中多浊气，何时有清风?”的慨叹。在《观钓》中提醒人们要警惕“玉竿系长线，香饵藏锐钩”的阴谋诡计。在《游卧佛寺有感》中对“问而不答腹内空”，不学无术的死官僚主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在《观俾斯麦铜像有感》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夺地”的铁血政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命运。
(二)
通读《行吟集》，我以为，植根生活，反映现实；抒情言志，豪情奔放——追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寓思想性于艺术性之中，是姚文仓诗作的基本特色。诗人在这方面的探索卓有成绩，对于廓清当今诗坛中某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低靡平庸之风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正因此，《行吟集》展示出了令人欲饮不止的醇厚的诗的魅力。
气势宏伟豪放，是《行吟集》的一个显著特点。写于60年代初的《除夕即席赋二首》，抒发了作者青年时代“壮士心怀凌云志，欲上青天揽九重”的抱负，以至“墨濡东海水不足，笔泻银河才有余”，想象夸张，豪气十足；作者登山海关，俯视关内外，写出“千古幽燕地，万里起雄关，云开碧海阔，潮来浪入天”的磅礴诗句，大有“横看天下万国事，纵观历史几千年”气吞山河之势。象这样谋篇宏深，风格豪放，富于想象，善于夸张的诗还有很多。意境深邃高远，是《行吟集》的又一鲜明特点。意境优美，含义深邃，是诗人的艺术追求和诗的可贵品格。姚诗构思巧妙，语言精美，善以比兴、拟人、用典等手法，托物喻志，借景抒情，时而含而不露，时而直抒胸臆，妙思神笔常若出于无意之中，创造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七言诗《游颐和园》“寻乐不须走世外，昆明湖里可扬帆。采菊未必真隐士，不见南山亦悠然”，将昆明湖的优美风光同自己湖中泛舟的悠然心境妙合起来，反陶渊明诗意，含蓄地表达了作者面对现实，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五言诗《登黄山》以拟人笔法入篇，描绘了“黄山多奇幻，浩瀚邀烟云”、“欲露犹半掩，朦胧最入神”的仙姿，自己也进入了“愿乘彩虹飞，飘飘入苍穹”的仙境，读来如身临其境，极富感染力。七言诗《登岳阳楼》，诗人面对浩瀚的洞庭湖水，追思宋代范仲淹千古名言和襟怀，吟出“长江高歌出三峡，洞庭大度能吐吞。一楼忧乐系天下，三江浪涛卷古今”的绝唱，抚今怀古，蕴含丰富，意境深远，动人心魄。
诗中富含哲理，是《行吟集》高于有些同类作品的又一突出特点。有感而发，寓理于情，写景、抒怀、言志、明理有机结合，融于一体，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还使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使人受到教育和启迪。如《观乐山大佛》写道“一佛坐天地，三江汇乐山。仁智通大海，欢乐满人间。”说大佛的理智和三江汇流给人间带来了欢乐，很有深义。《咏银杏树》一诗，名曰写树，实则写人，以“隐名数千载，寂寞深山中”“方知一叶贵，身价百倍增”的银杏树，暗喻及时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重要性，呼吁更多伯乐的出现，对于我们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具有现实意义。《题王道坤教授坐诊平安堂》以“一针定乾坤，三指理阴阳”的行医之道喻治国之道，说明只要路线正确，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矛盾，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道理。《过淝水》以淝水之战东晋谢安、谢玄以少胜多，嘲讽了前秦苻坚，揭示了骄兵必败的规律。而《登山海关》中“筑城千夫泪，安危一将悬。清兵入关里，还赖陈圆圆”，则以画龙点睛之笔，一语造出了历史兴亡的教训，发人深省。
(三)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行吟集》取得的艺术成就，得益于诗人深厚的生活积淀，思想、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认真加以分析总结，对繁荣诗歌创作不无借鉴意义。
文仓同志有广阔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从农村到城市，从学校到机关，从一般干部到从事领导工作，半个多世纪历经沧桑，对生活、对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发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化。深入基层考察调研，外出参观访问，参加公务活动，人际往来交流，视野更加广阔，经验更加丰富。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而目不暇接的新事物，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灵感和热情，使其足迹所至，必有吟咏，无时无地不可成诗。
文仓同志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大学专修中文。后又在高校执教十年。他从小喜读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对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均有研究，古典诗词功底扎实，并善于从古典诗词和民歌民谣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颇具“唐风汉韵”的诗词风格，成为讴歌时代的“陇上新声”。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宴会上当场题《赠苏莎蕊女士》一诗，令人拍案叫绝，就是作者这种文学修养、诗词功力和才华的展现。
文仓同志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哲学，后来虽未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但在工作岗位上撰写的哲学论文曾被《新华文摘》收编。加之曾长期在党政部门和思想宣传战线工作，具备了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这些，对其深刻的观察生活，站在更高的视角反映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甘肃处于丝绸古道的黄金路段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现有40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477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名胜有“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天下道教第一名山”―――平凉崆峒山、“天下雄关”―――嘉峪关以及举世瞩目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藏传佛教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的夏河拉卜楞寺等等。
甘肃自然风光类型多样，山川景致神奇迷人。西北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戈壁、沙漠、绿洲相间分布；东、南部既有群峰竞秀、碧水荡漾的江南景色和山清水秀的绿色峡谷，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甘南辽阔草原。
甘肃省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就以多民族“茶马互市”而闻名于世。汉、回、藏族是目前生活在甘肃的主要民族，东乡、裕固、保安族为甘肃省独有的三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婚丧、节日庆典、饮食居住以及诸多文化活动方面均有不同，五彩缤纷的民族风情独具特色。
线路A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东起乌鞘岭，西止星星峡，北枕北山，南望祁连，中部为著名的戈壁绿洲区，长约1 000多公里，雪山、绿洲与沙漠、戈壁相间分布。河西走廊自古即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古老的丝绸之路横贯河西走廊全境，灿烂的古代文明遗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胜迹，古道、长城、雄关、佛寺、石窟、城堡和烽燧比比皆是，莫高窟、嘉峪关、安西榆林窟、锁阳城、张掖大佛寺、马蹄寺、武威文庙、玉门关、阳关等旅游景点蜚声海外，使河西走廊又成为一条汇萃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长廊。
同时，河西走廊又是中国北方著名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旅游区，绿洲、戈壁、大漠、草原、雪山、冰川、雅丹地貌五彩纷呈；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土家族以及甘肃独有民族―――裕固族等各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族风情独具魅力，因而这条旅游线路又被海内外旅游者誉为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游客在这条旅游线上，可以看到巍峨的祁连山、皑皑雪峰、荒凉的大漠戈壁、奇异的雅丹地貌、夕阳下的沙山驼队、沙漠中永不干涸的月牙泉；可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到世界上最美丽、最珍贵的古代壁画和雕塑；可以登上万里长城最西端雄伟的关城，可以在古战场、古遗址中追寻历史的记忆……
这条旅游线路全程需八天左右。
线路B香巴拉并不遥远
――甘南藏族风情之旅
中国有一首藏族民歌这样唱道：香巴拉并不遥远，她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四季常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忧伤，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歌中描写的“香巴拉”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天堂，就在甘肃南部享有“小”之称的甘南藏族自治州。
由甘肃省会兰州南行经临夏到夏河、合作，是一条著名的回、藏民族风情和宗教艺术、草原风光旅游线，游客可欣赏到素有“小麦加”之称的临夏穆斯林风情，体验热烈纯朴的藏族民俗风情；还可到夏河拉卜楞寺、郎木寺、米拉日巴佛阁、桑科草原、则岔石林、玛曲黄河第一湾、尕海自然保护区等景区参观游览；再向南行不远便是著名的九寨沟景区，取道甘南前往九寨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佳的自然生态、民族风情旅游线路。
恢弘盛大的佛殿，优扬动听的牧歌，广袤美丽的草原，能歌善舞的民族，淳香甘冽的青稞酒，熊熊燃烧的篝火，在这里，游客能充分领略到独特的草原民族风情。
这条旅游线全程需六天左右。
线路C追寻龙族血脉探访华夏渊源―――甘肃东行寻根朝觐之旅
远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甘肃东部繁衍生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均诞生在甘肃天水。伏羲在这里绘制八卦，创立文字；黄帝、炎帝曾在这里教民务农，令行天下；道教女神西王母降凡于泾川；汉民族的祖先在此兴业，产生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大地湾新石器文化，将中国文明史改写到7 800年以前，这里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原始农耕文明；鲜为人知的是，天下第一大姓氏李氏的根即在甘肃东部的陇西县，如今每年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李氏后人到此寻根祭祖。
甘肃东部地区也是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和三国时期蜀魏相争之地。悠久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胜迹，有“东方雕塑艺术馆”麦积山石窟，有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址，有世界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庙，有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古战场。每年都有众多的海外游客到这里探访华夏文明的渊源。
这条旅游线路全程参考时间为三至五日。
线路D陇东道教名山、黄土风情之旅
甘肃东部为著名的黄土高原地区。300万年来，“风神”不断将粒粒尘沙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长途“搬运”到甘肃东部地区，并磨蚀、堆聚成4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坡，切割为沟壑纵横、莽莽壮观的黄土地貌，被誉为“风神捏就的世界”，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下，当地人民利用黄土质地均一、层结稳定的特点，建筑了与众不同的民居―――黄土窑洞，成为吸引游客的一道独特景观。
地处黄土高原之上的中国道教名山崆峒山，是中国部级风景名胜区，峰峦叠翠，林木葱茏，宛若黄土高原上的“绿岛”。游客若是登顶远眺，可见远处的峰峦若隐若现，近处的道观屋宇如云海浮舟，身周烟云缭绕，如登仙境；甘肃东部还有著名的南、北石窟寺，距今已有1 500多年的历史，两座石窟一南一北，遥遥相对，窟内雕像造型生动优美，是中国石窟艺术中的精品。同时，甘肃东部的民间艺术也是独树一帜，诸如刺绣、皮影、剪纸、泥塑、面塑等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刻的内涵、古朴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深受海内外游客喜爱。当地民间手工艺人制作的刺绣和剪纸工艺品，图案古拙质朴，是中国原始图腾文化的生动体现，给人以原始生命的美感；皮影以优质牛皮为原料，制作考究，皮影戏人物形象生动，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动画片”。
该条旅游线路全程需时间五至六天左右。
线路E甘肃黄河风情之旅
世界第五大河―――有中华“母亲河”之称的黄河流经甘肃，蜿蜒曲回，形成了许多奇峡深谷美景；在黄土高原上又冲刷出了平坦肥沃的河谷平地，孕育出了中国西部的现代高原山水都市―――甘肃省省会兰州，兰州也因此成为全国惟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兰州，是中国大陆版图的地理几何中心、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地。黄河百里风情线是兰州这座高原都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两岸林阴浓密，公园、雕塑密布，有“绿色长廊”之称，如今已成为外地游客来兰州的必游之地。兰州风味小吃和瓜果美食众多，牛肉面风味独特，色、香、味、形俱佳，被称为“中式第一快餐”；白兰瓜清香扑鼻，瓜肉甘甜，有“香如桂花，甜似蜂蜜”之说；兰州百合以名菜良药著称，营养丰富，味道甜美，更有润肺、止咳、健胃之功效，是难道的“佳蔬良药”。
游客由兰州南行到刘家峡，可乘船游览万顷碧波、水天一色的水库风光；可以欣赏到由红色砂岩堆积成奇峰峭立的丹霞地貌景观；离船登岸，可以参观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炳灵寺石窟，观赏精美的雕塑和绚丽的古代壁画；也可在岸边世界最大的恐龙足印化石群追寻古生物的足迹；还可在千亩芦苇荡旁的百年枣树园里品枣垂钓。
由兰州北行至景泰县，可以欣赏到中华自然奇观―――景泰黄河石林景区，该景区将黄河、石林、沙漠、戈壁、绿洲、农庄等六种资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山水相依，动静结合；若继续北行，可到宁夏沙坡头、沙湖等景区游览。
该旅游线全程需七天左右。
线路F忘情于山水―――陇南山水风光游
由兰州到甘肃陇南地区，是一条绝佳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峡谷溶洞众多、流泉飞瀑遍布，林木植被茂密，有中国西北第一溶洞―――武都万象洞，中国大熊猫主要栖息地―――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有中国汉代隶书名碑汉三颂之一“西狭颂”摩崖石刻；还有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扎营地的祁山堡等历史遗迹。
这里，嘉陵江、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等江水纵横，森林茂密，有大熊猫、金丝猴、苏门羚等珍稀动物，有著名的武都米仓红芪、宕昌岷归、文县纹党和冬虫夏草、礼县铨水大黄等，素有“千年药乡”之称。境内自然风光壮丽秀美，景点众多，有大河坝森林公园，小九寨梅园沟，擂鼓雪峰，有祁山堡、鸡峰山、西峡颂摩崖、杜甫草堂、阴平古道等。
［关键词］陇南石窟；陇南石刻；陇蜀交通
［中图分类号］K8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14-04
在今天甘肃省陇南境内，相继发现了一些北朝中晚期以来至隋唐时期开凿的石窟，主要有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八峰崖石窟，前者开凿于北魏晚期，后者开凿于唐代；成县境内的大云寺、达摩和菩萨石窟，大云寺开凿于唐代，达摩和菩萨石窟则后两个开凿于清代；徽县境内有广佛寺、佛爷台、罗汉洞和真空寺石窟，佛爷台石窟大致开凿于隋末唐初，罗汉洞开凿开凿于宋代，广佛寺和真空寺开凿于明代。在甘肃省陇南境内，还相继发现了汉代以来的数处与交通有关的石刻，主要有西和县唐代石刻《新路颂》、成县汉代石刻《西狭颂》、徽县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和清代石刻《重修大石碑路记》等。这些石窟、石刻基本分布在古代通往四川的道路沿途，对研究陇蜀文化交流，特别是交通走向及其演变意义重大，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方面的研究公布于众。本文选择与陇蜀交通关系最紧密的法镜寺石窟和佛爷台石窟、唐代石刻《新路颂》和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等，同时参照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就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的关系问题作简单探讨。
一 、法镜寺石窟与陇蜀交通
古代由秦州（今天水）经陇南入四川的道路称为祁山古道，其北段经铁堂峡支道、木门支道和阳谷支道翻越北秦岭在西和县长道镇汇合后，溯西汉水支流漾水河而上至法镜寺石窟。法镜寺石窟位于祁家峡南、西和县城北12公里的石堡乡石堡村五台山支脉崖壁上，现存大小窟龛24个、造像11身。法镜寺石窟以摩崖浅龛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窟，特别是中心柱窟，在天水和陇南一带的石窟群中尚属首次发现。大量的摩崖浅龛平面多呈横长方形，圆拱顶或平顶，完全不同于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的摩崖浅龛，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地方特征。结合其窟龛形制、题材组合和造像特征，并与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同时期的窟龛造像相比较，大致可推定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应在北魏中晚期。唐代乾元年间（758～760），杜甫由秦州入同谷途中去过法镜寺石窟，说明其佛事活动至少在唐代时仍很兴盛。根据现存几块清碑的记载，明清之际，当地及周边县区的民众曾数次捐资对法镜寺进行修缮。
中心柱窟为20号窟，窟形平面方形，平顶，高1.7米，宽4.82米，进深3米，空窟。从石窟保存的上半部分中心柱看，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窟起源于印度，自新疆东进传播到敦煌后，继续推进到河西走廊及中原等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窟型。在传播过程中，前室廊逐渐减化，窟顶除有穹窿顶外，还增加了方形、长方形平和覆斗形，形制已向着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发展。法镜寺20号窟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与河陇地区最早的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帕提亚、波斯以及印度成分相糅合的“凉州模式”石窟的形制接近。
那么，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何以传到陇南地区呢？据史料记载，至迟至东晋末年，聚集在陇南地区的氐人就已经笃信佛教。如东晋咸安元年（371），前秦灭亡仇池国后，杨茂搜孙杨宋奴死，杨宋奴“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又《资治通鉴》卷108《晋纪》记载，太元十八年（393），“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佛奴”、“佛狗”、“佛嵩”的取名，肯定与氐杨敬仰佛法有关。因此，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可能与仇池国有很大的关系。
东汉末年至西晋，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中心。五凉至北魏平凉州之前，开始了以姑臧（武威）为中心的译经时代。先是西凉李蓖撇ㄖ澜，至沮渠氏达到高峰。据《甘肃通志》记载，东晋以后，仇池杨轨曾一度占领镇番（民勤）县。又据《魏书•卢水胡沮渠蒙逊传》记载，仇池氐杨曾与河西走廊的沮渠牧犍交通以叛魏：“太延五年，世祖使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犍虽称藩贡而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北托叛奴，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e为奸，罪七也。’”可见笃信佛教的仇池杨氐与河西走廊崇信佛法的北凉政权交往甚密，河西佛教影响到仇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北魏平凉州时，除了大批僧人东迁洛阳外，还有一批经陇南流落南方。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收矜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可见，由河陇南下川蜀、荆湘，仇池国统治过的陇南地区为必经之地。这进一步说明法镜寺中心柱窟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河西走廊有关。
唐、宋时期，在北方中心柱石窟渐次消失的背景下，四川北部出现与地域性文化、道教文化结合的具有浓郁地方特征的中心柱石窟，如广元皇泽寺第45号中心塔柱窟、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大足宝顶山第14号中心道场窟和大足南山第5号三清古洞窟等。另外，陇南法镜寺石窟独具特色的平面方形窟在广元观音崖石窟39号龛、45号龛、121号龛中也有发现。陇南与川北毗邻，早在考古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出现，川北石窟中心柱窟、平面方形窟与陇南不无关系。东晋南北朝时期，与陇南紧紧相邻的天水与四川之间佛教交往尤为密切。受此影响，天水与四川两地的石窟造像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天水与四川佛教的交流，避不开陇南的中介作用。
法镜寺石窟与河陇、四川石窟之间的联系，说明其所在的石堡乡石堡村乃至西和县处于川蜀与河陇地区的交通要道上。
二 、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与陇蜀交通
由法镜寺石窟南行12公里至西和县城，再由西和县城向东南翻越红岭山，进入西汉水另一条支流石峡河谷，再经青羊峡，约35公里至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1989年，在石峡镇坛土关村南发现一方唐代石刻，碑名为《新路颂并序》，碑文叙述了赵太守开辟新路的经过并颂扬其功德：
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劳驷骑，弊征轩，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委，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邮堂清闲，朱崖以延敞，牧野以，而傍按。于是，跌黄俭，鼓足以蹈之，蠢蠢黎人，以采歌以乐之，恭成颂云，或旌社事。颂曰：我太守兮化融，坐甘棠兮易旧，布仁风兮列郡，苍生叹兮暮，越水登山兮辟新路，不弊艰危，人劳于转输。冰壶挺操，霜镜凝心。刻石雕文兮，千秋万岁兮丰扬德音。
从“蠢蠢黎人”看，显系避李世民讳改“黎民”为“黎人”，该石刻应刻于唐代。但最初的报道将年代确定为开元年间，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成州晋宋间曾被氐帅杨定、杨难当占领，北魏在仇池山置仇池镇，后改为仇池郡。南朝梁改为秦州，齐废帝改为成州。隋大业三年（607），改成州为汉阳郡，武德元年（618）复为成州。汉阳郡郡治在仇池山北八十唐里的上禄县，其位置大约在西和县城北石堡镇。有唐一代，在石堡镇附近从未有郡的建置。那么，为什么石刻中有“郡南”、“太守”的称呼呢？从隋大业三年设立至唐武德元年（607～618）改为成州，汉阳郡存在了10年。大约是唐初改为成州后，还保留着原来“郡”的叫法，但为避李世民讳，故将“黎民”改为“黎人”。从“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一事看，曾因西控仇池、南吞巴蜀的军事需要，在武德元年（618）开过“空连白云而垂悬梁”的栈道，但由于“劳驷骑，弊征轩”，至贞观元年（627）不得不“启乎新路”，将艰险的旧路变为“朱崖以延敞”的新路。《新路颂并序》可能刻于贞观元年（785），而不是原报道所说的开元年间（713～741）。
据笔者考察，今天石峡镇坛土关村山腰栈道遗迹尚存，与杜甫《龙门镇》诗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符合。坛土关四周群峰攒聚，村口有相公、女豪二山耸立如阙，附近至今有一条公路在“厂”字形山崖下通过，与杜甫诗《龙门镇》“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聚”的描写十分吻合。所以，西和县石峡镇坛土途关应该就是乾元二年（759）杜甫由秦州（今天水市）至同谷（今成县）时经过的龙门镇，北朝时期称为龙门戍。据《水经注》记载，西汉水与洛谷水（今洛峪）汇合后，继续东南流与洛溪水（六巷河）汇合。洛溪水“北发洛谷……西南与龙门水合，（龙门水）出西北龙门谷……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龙门水即六巷河的支流石峡河，洛溪水即六巷河的上源。龙门戍位于石峡河与六巷河汇合前上源一带。据《宋书》记载 ，太元十九年（394），氐帅杨盛“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龙门戍可能是当时设立的镇戍之一，龙门镇应该是在龙门戍的基础上设置的。
《新路颂并序》云：“路泛垫（江），隘吞（巴）蜀……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按垫即垫江，嘉陵江流至四川合川称垫江，因汉代在合川置垫江县而得名。在坛土关东南5公里有两条路：一条南经郜家山、木桠里、牛儿坪、瓦窑村、赵家山至大桥乡仇池山；另一条向东南分途抵四川：一路是顺六巷河而下，经太石河渡西汉水，再经西汉水支流平乐河、白龙江支流北峪河经武都至文县，再顺白龙江河谷而下至四川昭化；［1］另一路东南经成县、徽县至陕西略阳，由略阳折西南顺嘉陵江至广元，或由略阳东南经汉中、米仓道通四川巴中、通江。因坦土关处于南下巴蜀、西控仇池、北通陇右的要冲，历来为兵家所重。如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氐杨灵珍叛魏降齐，遣从弟杨建率5000人屯龙门戍抗魏。在龙门戍之北数十里中伐木塞路，将魏将李崇阻挡在赤土（红岭山）一带。杨灵珍率领精锐1万人至鹫峡口（祁家峡口）两侧山上，准备以石滚木截断魏军归路，结果被李崇击败。又如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金将完颜阿磷出秦州攻宋。金将杨沃衍攻入西和州祁山堡，又攻破白环堡，再败宋兵于寒山岭、龙门关、太石渡。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进一步说明，石峡镇坛土关及其所在的西和县，为陇蜀大道必经之地。
三 、 佛爷台石窟与陇蜀交通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由龙门镇东南经同谷（成县）、宝井堡（成县东10里）、栗亭（徽县栗川）、河池（徽县西北15里）后，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汇合，南行经青泥驿、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入川。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是否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汇合汇合后至青泥驿的道路到底怎么走，在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佛爷台石龛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佛爷台石窟开凿在徽县南约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佛爷山北侧断崖上，为一处摩崖仿帐式龛，残损较为严重。该窟现存4个大龛、14个小龛，各类浮雕造像18身。有研究者认为，佛爷台石窟作为一处摩崖大龛，其龛形与麦积山石窟西魏至北周阶段流行的帐形龛较为相似；在造像题材和内容上表现的仍然是北朝晚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从造像特征、衣着服饰等方面看，佛爷台石窟的造像具有较多隋唐造像的特征。所以，其开凿时代大致应在隋末唐初。
佛爷台石窟圆拱形浅龛与法镜寺24号龛窟内正、左、右圆拱形浅龛相似，造像特征更多地继承了法镜寺石窟北魏中晚期造像的特点，如方圆脸、短颈端肩与法镜寺造像相似，两耳紧贴后颊且外撇，与法镜寺21号造像相似。2号龛龛内浮雕的一坐佛面形饱满圆润，体现了隋唐造像特征，可能与关中佛教的南下影响有关。不仅如此，佛爷台石窟还显示出与四川广元、巴中两地石窟的联系。在四川广元和巴中，不仅可以见到佛爷台石窟的圆拱龛，法镜寺石窟的方形龛，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外方内圆拱双重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与佛爷台石窟雕刻手法较为相似。
以上说明佛爷台石窟所处的徽县南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处于陇蜀交通的大道附近，应该为唐代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必经之地。佛爷台石窟的发现证明，秦州入川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不是如严耕望先生所认为的，在徽县东北近20公里的固镇（徽县永宁镇）汇合后翻越青泥岭至长举县（白水镇），而是在今徽县汇合后南下今水阳乡姚坪南，再翻越青泥岭经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据此，唐代在河池（徽县西15里）南27里设置的青泥驿，其位置大约在水阳乡姚坪村西南6.6公里处。［2］青泥驿因青泥岭而得名。青泥岭指今甘肃徽县至陕西白水镇之间的青泥山，最高处海拔1946米，因“地势高峻，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李白《蜀道难》所讲“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就是对其山势险峻奇险、山路崎岖的形象描述。青泥岭道路的艰险，在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中亦有描述：“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青泥岭为南北交通的军事要地。据《资治通鉴》卷268记载，梁乾化元年（911），“刘知俊击蜀……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卷269记载，梁贞明元年（915），“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又卷292记载，周显德二年（955），后蜀李廷为周兵屡败于黄花谷、唐仓镇，“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蜀雄武节度使韩继炱秦州，奔还成都……成阶二州皆降”。
青泥岭旧道路大约从今徽县出发向南翻关山，经柳林至姚坪，折西南经上黑沟至庙山梁，后转南经刘家河、杨家河、曹家湾、阴坡里、马鞍梁、大鼓梁下山至白水车站，最后折西至白水镇，特别是马鞍梁至白水火车站段，海拔由1500余米迅速下降至700米左右，山势陡峻，山路曲折盘桓难行，真有“百步九折萦岩峦”之感。
四 、《新开白水路记》与陇蜀交通的变迁
因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北宋嘉v二年（1057）开通了白水路。在徽县城南28公里的大河店石牌村徽白公路左侧的断崖上，镌刻着北宋嘉v二年（1057）雷简夫撰文并书写的《新开白水路记》，为研究古蜀道的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
至和元年冬，利州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财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
由上引碑文可知，白水路曾开通过两次。第一次是景德元年（1004），但因青泥土豪的抵制，宋政府被迫于第二年即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四日 “诏兴州青泥驿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任上路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青泥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移者，故下诏俱存之”。致使开通的白水路“未几复废”。第二次开通在嘉v二年（1057）。新路从凤州河池驿开始，避开青泥岭，逢山修阁，遇水架桥，沿河谷、山崖穿行50余里至长举驿，比经过青泥岭抵达兴州的道路缩短33里。因路程缩短30余里，从河池至长举可一日抵达，因此，青泥驿从此废弃，南下四川的道路也不再需要翻越青泥岭。白水路大约从今天徽县县城开始，沿途经过关山、柳林至姚家坪、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新开白水路记》的发现为研究陇蜀交通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水路阁道、木桥 “久而倾屺，旅人甚苦之”，此后又经过多次修缮。如明万历戊子年（1588），浙江人钟氏捐资200两黄金，“鸩工作路于石壁间”，修缮略阳与徽县交界处大石牌一带的道路，号“钟公路”。清光绪辛卯年（1891）九月至癸巳年（1893）十月，总督秦陇使者杨昌F督修徽县至白水驿一带的道路。道路全长55里，“内修桥梁十四处”，将“循山川石罅以行，羊肠一线”的小路修为“周道如砥”、“并辔而驰的大道”。
以上石窟、石刻资料或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或与历史记载相印证，勾画出了一条从天水经西汉水上游西和县石堡和石峡镇、成县、徽县，在徽县南下经水阳乡姚坪村翻越青泥岭至白水镇、略阳，或绕开青泥岭，经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的道路。这些石窟、石刻资料对确定河陇与川蜀之间的交通道路的走向、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在更早时期，该道已经开通。史籍对该道多有记载，如《魏书•皮豹子传》记载，兴安二年（453），宋太祖刘义隆命仇池杨文德率兵攻北魏，魏将 “皮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仓储”。可见从晋寿（今四川广元南）、白水（今四川白水）、覆津（武都安化）至甘泉（武都甘泉），是一条由川入甘的重要的交通线。升明元年（477），魏将军“（皮）喜军至建安，（杨）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遣征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珍众溃，仅而得免。喜遂军于覆津，文度遣强大黑固守津道，悬崖险绝，偏阁单行。喜部分将士，攀崖涉水，冲击大黑，大黑溃走，追奔西入。攻葭芦城，拔之，斩文度，传首京师，杀一千余人”。皮喜进军的路线是从建安（西和石堡）东南经龙门戍（坦土关）至浊水城（成县小川），由浊水城南渡汉水，经平洛河、北峪河入白龙江沿岸的覆津（武都安化）至葭芦城（武都临江寨）。
②一说在青泥河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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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秦会馆以其殿宇巍峨、雄奇瑰丽、金碧辉煌、画栋雕梁的格韵和魅力屹立于自贡市中区龙峰山麓、釜溪河畔，它是自贡迄今为止保留的会馆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亦是中国会馆建筑中的精品。西秦会馆保留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石雕、木雕、泥雕及碑文，尤以木雕、石雕水平最高。其木雕、石雕可谓巧夺天工，表现技巧多样，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民风、戏剧神话等。本文旨在浅析西秦会馆木雕、石雕的题材类别，以便深入学习。
关键词：西秦会馆；石雕；木雕；题材
自贡因盐设市，位于四川西南，地处巴蜀之间，素有“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的美誉而闻名遐迩。西秦会馆坐落于自贡市中区龙峰山麓、釜溪河畔，西秦会馆的兴建缘起于清雍正年间，由来自贡地区经营盐业运销和开设钱庄票号的陕西籍商人以组建行帮组织“西秦大会”为名于雍正十年（1732年）买地合资修建会馆，以“炫耀郡邑”、“款叙乡情”、“共迎神庥”。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1736年）动工兴建，历时十六载竣工落成。会馆主供关羽神位，亦名关帝庙，又称陕西庙。西秦会馆占地面积约3600平方米，整个建筑叠阁重檐、气派非凡。其装饰更极力铺陈：斗朱地描金，额枋彩绘艳丽，衬枋整雕而成，垂花镂刻精美，楼沿满布木雕，金碧相射，一派华贵之风。它融合了明清时期中国官式建筑的做法和巴蜀地区传统民间建筑风格特色，是一座研究清中、晚期社会生活、经济状况、宗教及民俗艺术的实物标本，亦是自贡迄今为止保留的会馆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是中国会馆建筑中的精品。
一、西秦会馆石雕、木雕在中国雕塑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秦会馆保持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石雕、木雕、泥雕及碑文，尤以木雕、石雕水平最高。这些刻绘精细、褶褶生辉的石雕、木雕装饰为西秦会馆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西秦会馆的石雕、木雕作品可谓巧夺天工，表现技巧多样，集中国古代圆雕、浮雕、镂雕、线刻艺术之大成，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民俗民风、戏剧故事、神话传说等，具有宝贵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文物研究价值，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子云著《中国雕塑艺术史》道：西秦会馆“在雕饰方面，主要集中在戏楼、檐间的木质雕刻上，其内容丰富，造型优美精致，可称集清代建筑雕刻艺术的大成。”
雕塑史家陈少丰先生在《中国雕塑史》第三节“建筑装饰雕塑”中说: “自贡西秦会馆的木雕装饰，则是明代民间建筑木雕的杰出代表作……在建筑风格上，会馆往往融合了宫廷寺庙和民间建筑的特色，同时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类型。由于这种类型的特点，决定了其木雕装饰的题材内容更是具有普遍的群众性和丰富性。”
陈少丰先生在对中国会馆建筑装饰特色的论述中，将我国最具有特色的四个会馆加以评价，并把西秦会馆的木雕、石雕建筑装饰放在全国第一。可见，西秦会馆建筑雕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西秦会馆石雕、木雕题材类别分析
精美的石雕、木雕为西秦会馆建筑增辉添彩，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题材内容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会馆古建筑典型。西秦会馆众多的石雕、木雕作品风格独特，内容丰富，刻绘精致，题材多样，包括戏剧场面、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社会风貌、博古器物、花卉鸟兽、民间图案等，馆内有人物、故事情节的石雕、木雕共127幅，人物雕像最多，计500余人；石雕70幅，独体兽雕24尊，损坏14个，补刻9个，5个未补；其他如博古、花卉、图案等木雕、石雕数千幅。这些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石雕、木雕作品组成了庞大的古代社会生活画卷和历史画卷，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戏剧史、井盐发展史、民族风俗史、雕塑绘画史等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秦会馆石雕、木雕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从内容上可分为以下题材类别：
1、爱情题材
西秦会馆中有很多爱情题材的雕塑。如《翠香记》、《合缝裙》、《秋江》、《柳毅传书》、《放裴》、《琴房送灯》、《碧玉簪》等。《柳毅传书》讲述了东海龙王的女儿舜华公主和书生柳毅经历离合与险阻，排除万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翠香记》描写了小姐何秀鸾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叫丫环托书与秀才秋山，秋山翻墙与小姐约会的场面；《秋江》则生动地刻画了雇舟追赶情人的陈妙常，冲破封建礼教和宗教的束缚，勇敢追求人间真爱的感人场景。
2、颂扬正义、鞭挞邪恶题材
西秦会馆中不乏颂扬正义、鞭挞邪恶题材的雕塑作品。如《盗白旄》揭露和鞭挞了魏宣公――纳父姬夷姜、纳媳为妃并残害亲生太子的丑恶嘴脸；《贺后骂殿》、《黄泉会》则揭露了为篡夺皇位，兄弟相残、叔侄相逼、母子反目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合缝裙》则以梅廷选与梁月英的婚姻为线索，歌颂了黄福夫妇的善良勤劳、乐于助人、诙谐幽默的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鞭挞了礼部尚书梁阙的昏庸和虚伪，嘲笑了封建官僚专横的家长作风，对封建礼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3、“忠、孝、节、义”题材
“忠、孝、节、义”在西秦会馆的雕塑作品中非常多见。二十四孝组图是会馆中宣扬孝道的组品，是孝的典型。如《安安送米》叙述的是年方7岁的安安，恸母无辜被逐，忍饥节食，送米与母亲，后其父母屡经曲折，一家终得团圆的故事。“打开世界众生眼，引动人间孝子心。”如《苏武牧羊》塑造了一位忠于汉室，不辱使命，保持汉节不向敌人屈服的忠臣形象，是“忠”的代表。《送粮》、《大登殿》中的王宝钏，在寒窑苦守18年，终与投军后建功立业后的丈夫团聚。王宝钏不慕荣华富贵、保持的古代妇女代表，属“节”的典型。《韩琪杀庙》讲述了义士韩琪受陈世美指使，前往三官堂杀害秦香莲母子，当秦香莲陈述了陈世美为贪图荣华富贵，妄图杀妻灭嗣的情况后，韩琪激于义，毅然将秦香莲母子放走，拔剑自刎，塑造了一个舍生取义的义士形象。
4、家乡人物题材
《黄金窖》中的秦穆公，《杨门女将》、《杨宗保挂帅》中的杨家将，《九老图》中的白居易，《卸甲封王》中的郭子仪，《算粮》、《大登殿》中的薛平贵、王宝钏，《苏武牧羊》中的苏武等，都是山陕地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5、战争题材
西秦会馆中直接表现战斗场面的木雕代表作品仅四幅：《三打祝家庄》、《三英战吕布》、《开铁弓》和《南阳关》。《三打祝家庄》取材于古典小说《水浒传》，表现的是梁山好汉第二次攻打祝家庄时的场景。《三英战吕布》，是元杂剧中有名的剧目。
6、装饰图案
西秦会馆图案彩绘或刻在石上，或绘在木板上以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大多有吉祥如意的寓意。多属商彝周鼎、琴棋书画一类图案，以显珍贵典雅之意，并有梅、兰、竹、菊等图案，以显脱俗高贵之气。
7、民俗题材
西秦会馆的石雕、木雕内容丰富，有很多民俗题材。如“福、禄、寿、喜”；“渔、樵、耕、读”；“松、鹤、遐、龄”；八仙题材；还有麻姑、钟馗、刘海、东方朔等独体造像也在会馆中的石雕、木雕中随处可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资料：
［1］ 郭广岚，宋良曦.《西秦会馆》.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6.
摘要：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关键词：黄道周；礼学；孝；儒学
中图分类号：B248.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6107
关于促使明清两代学术范型转变的原因，以前的主流观点归结为外在的政治环境。近代今文学家皮锡瑞曾云：“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至国朝，经学昌明，乃再盛而骎骎复古。”［1］以往学界多秉此说，认为整个明代思想史上，理学抑或心学盛行，而经学处衰退之势。他们将明清两代学术范型作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判定。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明清思想史基调转换的内在理路作了很好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渐渐发掘出晚明学术范型早已发生了近人尚未察觉的置换。自余英时始，对于明清学术思想史基调转换的内在理路的探究渐为多见。林庆彰等对于明末清初的回归原典运动的研究，更是在把握明清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上前辈学者的卓见。实际上，晚明经学思潮涌动，以致回归经典运动一时蔚为大观。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典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黄道周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就颇为引人注目。但学界于此并无深入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探析黄道周的孝论思想，以期为学界对他整个礼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就目前学界而言，有关黄道周的研究显得非常不够。以前涉及黄道周研究的，多为书画艺术方面的，如金丹著《黄道周》［2］、马琳等著《黄道周》［3］以及表彰他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之类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文献考证研究的有侯真平著《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关于他的儒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多半没有越出理学范畴，如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4］、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5］以及衷尔钜《黄道周与刘宗周哲学思想比较》［6］等。近年来，关于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的有翟奎凤《黄道周论〈周易〉与天文历算》等；关于黄道周论“孝”的也略有数篇，如丁浴贤的《论黄道周孝道观的民本意义》［7］、郑晨寅等的《黄道周与〈孝经〉的历史遇合》［8］等。但是，将黄道周的孝论思想放在礼学范畴中加以研究，或者以“黄道周礼学思想”命名的研究成果则未曾见及。
一、黄道周及其《孝经》研究之
概述黄道周，字幼玄，又字细遵，号石斋；福建漳浦镇海卫（今福建漳州东山县铜陵镇）人，学者称石斋先生；明隆武谥“忠烈”，清乾隆谥“忠端”；明万历四十六年举于乡试，天启二年进士。“其学深于天人之际，极博穷微，皆本于《六经》……从之问业者几千人”［9］，可见他的学术影响力极大。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洪范明义》、《榕坛问业》、《孝经集传》以及《礼记》经解等。
在某种意义上，“礼”本身所蕴含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的核心思想表现在“亲亲”、“尊尊”之上。而儒家“亲亲”、“尊尊”礼秩的设计理念，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孝”的概念中得以彰显。这也是黄道周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之目的所在。正如唐君毅所说，“此孝之被定为一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而有一天地或宇宙的意义，及为人之一切德行与文教政治之本，则盖始于《孝经》。此书自汉而后，渐渐被尊崇，影响及于汉人之倡孝悌力田之政，后渐定为十三经之一，而后世中国人之一切德行，莫不以孝为本。其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之影响，至深且巨，而不可不一论也”［10］。
据侯真平考证，黄道周有关《孝经》的著述至少有7种它们分别是《孝经定本》（别称《孝经别本》）、《孝经本赞》（别称《孝经赞》、《孝经赞义》）、《孝经辨义》、《孝经颂》、《圣世颁〈孝经〉颂》、《孝经集传》、《孝经外传》。除《孝经外传》亡佚外，其余诸本皆流传于后世。。黄道周对于自己所作的《孝经》研究，期许甚高。他在《书圣世颁〈孝经〉颂后》一文中说：“今身为累臣，已同胥靡，而谬举鸿笔，辍之则有无益之嫌；成之又有则诸之叹，聊当雅春择米之役，非敢嫓灿于球图，窥光于皇序，知我罪我，俱在斯文。”［11］由此可见，黄道周颇有孔子作《春秋》的慨叹，亦映射出他所阐发的《孝经》微言大义在其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对《孝经》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孝经集传》文本中。清代学者对于该书评价颇高，清初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就记载了众多相关评骘之语。譬如，陈有度说：“先生尝言圣贤学问，只是一部《孝经》，今观《集传》以一部《礼记》为《孝经》义疏，以《孟子》七篇为《孝经》导引，其它六籍皆肇是书，盖郑、孔所未发也”［12］；陈允元亦云：“夫子以《孝经》纲领六经，而其文简质，不若他经之崇闳，自刘、郑以下，数百家所䌷绎章句耳。子舆不作，谁明其原？今读集，昭昭乎，日月江河也。”［12］以上诸论无不大力表彰黄道周在晚明《孝经》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二、“孝”与“性”、“教”之关联黄道周对于《孝经集传》的撰述，确乎出于经世致用之目的。据《黄子年谱》崇祯十六年（1643）载：“秋八月朔，《孝经集传》成，子同诸门人就北山草堂具章服，北面望阙，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于堂中置书案上，诸门人各受业焉。子曰：‘《孝经》之书，戊寅起草，未经进呈，乃于九江综其遗绪，以示同人。’”［9］由此可见，黄道周这一学术实践的经世指向是异常明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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