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教师专业伦理是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在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当前的教育教学活动，却存在着高校教师专业伦理失范的现象。欲解决这一缺失，应在高校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中实现“经验式”向“理论式”的提升；“职业性”向“专业性”转换；“一次性”向“一体化”的延伸；以及“个体式”向“文化性”的拓展。
【关键词】
教师专业伦理；伦理建设现状；建设策略
“教师专业伦理”是指教师为维护职业声誉，在从事教育教学这一专业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一套基本的制度化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教师职业社会及其专业伦理性的集中性表现。教师专业伦理是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在规范教师行为、提升教师专业品质、教育和引导学生成长、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必然要过渡为“教师专业伦理”。因此，高校教师专业伦理成为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研究教师专业伦理的发展现状和进步的建设举措，对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教师专业伦理结构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高校教师专业伦理发展现状
1、忽视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模糊性
我国传统师德伦理存在模糊性的特点。我国教师专业伦理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职业适德规范。传统师德的维护主要依靠的是教师的个体自觉，师德规范的要求也大多停留在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上，显得比较粗糙、抽象和一般。
教育机构强调“师德”的重要性，但对教师专业性的把握不够深入，对专业伦理的认识模糊且笼统。我国现行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是《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但缺乏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具体解释。教育部人事司主编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一书对职业道德虽有所解释，认为教师职业道德主要由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作风和职业荣誉八个因素组成，但高校难以以此作为考核内容的依据，教师也难以遵守。因此，我国现行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仍然存在模糊性和空泛性。大部分教师缺乏伦理角色意识、未建立专业伦理思维，仅仅将教育视为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技术行为，重心仍放在传授知识、课堂组织等方而，尚末意识到渗透在其中的伦理意义，更谈不上主动反思和研究教学活动中的专业伦理实践。
教师在面对伦理困境时仍然无法从专业伦理规范中找到相应的解决策略，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我国曾出现大批优秀教师，人们就以他们为典范，片面地从这些优秀的教师个体身上总结概括出教师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进而上升为所有教师应遵循的伦理规范。结果，传统师德存在着过于神圣化、个体经验性以及“外赋”的特点，它反映的并非是教师自身的内发行为，而只是社会大众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
2、误读高校教师专业伦理的职业性
正是“由于我国传统师德的生成方式存在‘身份伦理’和个体经验来源等特点，使得传统师德存在着职业特点不明显和代表性不强等弱点。
职业不都等于专业，一种职业能否被社会认可为一门专业是有条件的。专业是指“一群人在从事一种必须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按照一定的专业标准进行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将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所以，职业道德不等于专业伦理，教师职业道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业道德规范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和套用，无法体现教师“专业性”“服务性”“自主性”等特征。
在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技能优先的行为主义、片而讲究专业发展与教学实效的唯专业主义。在这一理论的导向下，许多教育工作者将教育看做是工具化、操作化或技术化的过程，热衷于操作性、技术性、应用性的技能获得，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教师对教师职业性质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师德内涵的认识及自身行为。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对教师职业性质的认识，有传统的一面，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选择也出现了。如一些教师对“教师应是全社会的表率”的提法，持不赞成的态度，一些教师把“把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一些人在选择当高校教师时，多是从“它的稳定性和自由性”和“为了实现学术上的目标”等方面考虑，而没有认识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及对其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要求的一面，而对于教育的道德性、教师行为的道德责任与后果、教师人格品质的先决性等更是少有理解与体悟。这就导致了有些教师的理想信念比较模糊、敬业精神淡薄；教学精力投入不足；教师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不深、育人意识淡化、与学生的关系淡漠难以通过形成教师人格以影响学生等，另外，还有部分教师与同事之间出现不正当竞争。有项调查表明：教师在与同事竞争时，会采取不适当行为的教师占到65%。而这种不适当的竞争行为不仅会打击其他教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同事间形成团结合作的关系。
正是教师在教育的实践中仅仅关注知识、技能的发展，对教师的专业伦理、专业精神等关注不够，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强大的精神支持，教师的专业伦理趋于衰微，乃至失落。
3、回避高校教师专业伦理的社会责任性
高校教师有责任协调好与社会的关系，并促进其发展。但据调查，高校教师与社会（社区）的关系并不理想。教师无论对于专业知识的推广还是凭专业知识促进社会（社区）发展方而所做的努力都很不够。高达89.2%和90.8%的社区居民反映教师从不向社区义务宣传介绍教育法规、政策”与“宣传介绍基木的教育常识”在从不“提供和传播适合社区需要的科学和技术”，从不“与家长等社区人员合作开发课程”方而，两者的比例也惊人的高，分别为85.1%和93.5070。这说明，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过于关注身份伦理和学术技能的高校教师对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非常淡漠，往往回避自身对社会教育责任缺失的事实，可见，我国仍需下大力气改善教师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教师专业伦理是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但教师的专业伦理的发展被忽视、误读，甚至在现实的压迫下失落了，故此，教师职业伦理亟待在教师专业化背景下建设发展。
二、高校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策略
第一，实现“经验式”向“理论式”的提升
职业伦理规范代表的是一个行业的成员一致认同的合适的行为准则。专业伦理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国家或高校在进行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时，应结合高校教师对师德的认识，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伦理规范，引导教师的价值取向，约束教师的行为。
首先，高校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应该由国家政府机构与教师专业团体共同制定。这样，从高校教师的实践出发，根据其教育教学经验，制定切合实际的专业伦理规范，与此同时，国家政府机构参与整个制定过程。最终，通过双方之间的相互配合以达到有效地提高教师专业伦理素养的目的。
其次，高校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应该分为教师的目标和责任的一般性陈述与教育价值观的职业信条两部分。对应当提倡的教师伦理行为要明确指出，对应严格禁止的教师伦理行为也应当详细列举，以便让每一位教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而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也存在着需要教师个人思考和独立作出判断的弹性空间，这就需要教育价值观的职业信条为教师提供伦理决策的指导方针，并逐步养成正确的教育行为习惯。
最后，任何一个教师专业伦理规范都需要及时完善。无论一个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制定的有多么完备，它也无法一成不变。任何一个教师的专业伦理规范都应随社会的发展而进行不断地完善，与时俱进，使之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价值观相适应。
第二，实现“职业性”向“专业性”转换
高校教师专业伦理的概念应从一般性的职业道德向专业伦理的方向转移。教师专业伦理是从教师专业性角度出发制定的一套得到教师认并自觉遵守的行业内部规范和准则，充分体现了教师“专业”特征，有助于推动教师实现完全专业化发展要体现教师专业的“专业性”，不能是一般伦理规范在教育领域的简单“复制”，那将使教师专业处于一般的行业水平上，专业性难以提升。我国应在教师教育的链条上建立符合教师发展规律与教育改革实际的相互衔接的职前、在职师德培养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及评价标准，并以此标准作为教师入职、履职与解职的行业依据之一，从而使教师专业伦理的发展获得制度上的保障。通过教师专业伦理教育使教师学会在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自觉地从道德的维度思考自身活动的智慧品质与精神内涵，以不断获得一种在恰当时间、地点和方式下做正当的事的能力。
第三，实现“一次性”向“一体化”的延伸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强调的是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处于不同生涯发展阶段的教师，心理发展需要也不相同，针对处于生涯发展不同阶段的教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伦理的“一体化”教育，才能促使教师将职业道德规范从外在的约束性条款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并主动实践职业道德要求。
所谓教师专业伦理教育的“一体化”主要是指教师职前、入职、职后专业伦理教育的一体化和专业伦理规范、修养和实践教育的一体化以及专业伦理各阶段教育的一体化。一般来说，专业伦理的职前教育是教师专业伦理构建的基础，它要求师范生掌握关于专业伦理理论方面的内容，以使准教师对教师专业伦理有系统的认知；入职时，专业伦理教育能够强化教师专业认同感、责任感等专业伦理意识，以使教师具各能自觉践行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意识；而职后的专业伦理教育需要教师很好地结合自身的专业伦理知识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运用规范的培训教育，不断更新价值观，以有利于教师专业伦理行为的成熟。
同时，规范教育能够强化教师的伦理认知，修养教育能够使教师掌握专业伦理内化的方法，实践教育能够增进教师对伦理的情感体验、锻炼其伦理意志，从而有利于教师专业伦理行为的生成。此外，教师专业伦理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特征，教师专业伦理教育要根据专业伦理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发展水平，采取有针对性的、连续的一体化教育，以保证教师专业伦理的养成与发展。
第四，实现“个体式”向“文化性”的拓展
学校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在高校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作为专业伦理的实践者与传播者，其伦理决策、判断与具体行为，必然与周围其他教师、学生、管理者价值观、态度、情感、行为等相互发生渗透和影响。而规章制度与文化的功能是无法相互替代的，规范是外在的、表面的，文化是内在的、隐含的；规范是强制的、刚性的，文化是自愿的、逐渐渗透的。没有校园文化的支持，单纯依靠制度建设与伦理教育的展开，专业伦理将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不能融入个人精神之中。只有塑造校园专业伦理文化，使追求伦理价值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形成引导、促进教师专业伦理不断提升的文化，使专业伦理渗透在教师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使教师在潜移默化中将专业伦理规范内化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体系中，并付诸于教育实践中，专业伦理建设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与高校教师职业生涯、教师工作的热情与动力、教育教学质量、有直接相关性。它要形成高校教师的专业伦理思维、伦理意识、伦理理性，把教师专业伦理的外在规范转化为高校教师内在的获得性品德，以达到真正提升高校教师专业团体道德素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菊.教师之后培养中专业伦理教育的缺失及对策[A].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4）.7-10
[2]杨晓平，刘义兵.论教师专业伦理建设[A].中国教育学刊，2011（12）67-69.
[3]任为民，土悦，吴淑萍.高等院校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初探[A].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100-101
[4]徐廷福.论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的建构[Jl.教育研究，2006（7）：49.
[5]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源远流长。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和规则”;德，本义为“得”，引申为“品德”。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老子《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构成“道德”一词的“道”与“德”的词源涵义也就都是指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伦，本义为“辈”，引申为“人际关系”;理，本义为“治玉”（《说文》：“理，治玉也。……玉之未理者为璞”），引申为“规律和规则”。合而言之，所谓伦理，就其在中国的词源涵义来看，便是人际关系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
而伦理与道德的西文词源涵义却有所不同。英文中伦理与伦理学是同一个词：Ethics，源于拉丁文Ethica，Ethica又出于希腊文Ethos，意为品性与气禀以及风俗与习惯。英文中道德是morality，源于拉丁文mos，也是指风俗、习惯以及品性、品德。“所以，伦理与道德在西方的词源涵义完全相同，都是指人们应当如何的行为规范：它外化为风俗、习惯， 而内化为品性、品德。所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Ethos（伦理）译为拉丁文Mores（道德）。于是，伦理学的拉丁文同义词是道德哲学：Philosophia Moralis。”①
但是，到了现当代，关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何，国内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至于西方语言中最常见的与道德、伦理相关的概念如何与中文对应，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一种在国内外学界都非常典型的观点是，道德（morals）和伦理（ethics）在现代是同义词，可以互换。
例如，有论者认为，“伦理”与“道德”皆指涉某种规范系统;若是严格加以区分，则伦理偏重于社会的层面，道德偏重于个人的层面。不过，在一般使用上，二者经常被视为同义词，有时更被连用为“伦理道德”一词。②
就像新闻的定义数以百计一样，关于什么是道德也是众说纷纭。③以下三个道德定义你更倾向于哪一个呢？道德是指：（1）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2）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3）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
“西学东渐”与三重比较
当然，国内也有论者指出，“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但二者长期处于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状态.导致伦理学和道德教育“名不正而言不顺”。当代“伦理”概念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概念蕴含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情性、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西学东渐”以来，中西“伦理”与“道德”概念经过碰撞、竞争和融合的过程，目前二者划界与范畴日益清晰，即“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有着各自的概念范畴和使用区域。①
不过，上述观点虽然颇有价值，尤其是作者的三重比较，即汉语言文化中的比较、英语文化中的比较、中西文化中的比较，很有启发性，却与本人的旨趣不符。本人认为，对“伦理”和“道德”做一区分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本人借鉴美国教科书《媒介伦理学》的界定和划界方法来理解道德和伦理。“伦理”是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上的理性过程。而“道德”是宗教领域的用语，往往表现为各种戒律及其形成的道德体系。②
《摩西十诫》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道德体系，作为《圣经》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流传下来，影响深远。它是以色列人一切立法的基础，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道德观。《摩西十诫》第一条：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第二条：禁止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第四条：遵守安息日。第五条：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作非分之贪恋。③
佛教的八正道提供了类似的道德框架。八正道意指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的八种方法和途径：（1）正见。正确的见解，亦即坚持佛教四谛（苦、集、灭、道）的真理。（2）正思维。又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的真理进行思维、分别。（3）正语。即说话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说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等违背佛陀教导的话。（4）正业。正确的行为。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5）正命。过符合佛陀教导的正当生活。（6）正方便。又称正精进，即毫不懈怠地修行佛法，以达到涅的理想境地。（7）正念。念念不忘四谛真理。（8）正定。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教禅定，于内心静观四谛真理，以进入清净无漏的境界。
伦理困境与现实选择
但是，现实世界远远不像学童背诵人生格言和宗教诫命那样简单。一个道德体系中的多个因素（诫命）有可能相互冲突，这时伦理就开始起作用了。
康德宣称：谎言，即故意的不诚实，在任何情况下，“仅仅由于它的形式，就是人对他自身的一种犯罪，就是使一个人在他自己眼中变得低贱的一种卑劣。”④但是，这位200年前的先哲又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伦理困境：当一个持枪男人来到你家门前，问另一个人在哪里（正藏在你家壁橱里），因为他想杀了他，你应该怎么做？你是撒谎，还是说实话？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道德体系认为杀戮和撒谎都是不对的。但是，你必须痛苦地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可以在反映抗日战争的老电影中找到这样的场景：鬼子要进村了，在村头问一群孩子“八路在哪里？”孩子故意指着相反方向回答：“八路在那儿！”结果鬼子当然是上当受骗。为什么后人将“骗鬼子”作为美谈来称道？这是因为我们假定“鬼子”代表绝对邪恶，反抗“鬼子”代表绝对正义，所以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产生的效果越正面越好。但是，日常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绝对正义”与“绝对邪恶”的对峙和搏杀。
与其说伦理解决的是对与错的矛盾，不如说解决的是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并决定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伦理学意味着：（1）学习在善与恶、合乎道德的正义行为与非正义行为之间做出理性的抉择。（2）运用理性对若干个可能都合乎道德的正义抉择进行区分，挑选出其中更加合乎道德的。①
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
所谓“职业道德和伦理”大体包括工作观（人为什么要工作？）及专业规范两部分，它们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较欠缺的部分。这首先是因为，与世界上多数古代国家以宗教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不同，儒家学说强调“以德治国”，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特点是把宗法观点和皇权至上合二为一，也就是让皇权统治和家长制统治互相呼应;其次是因为，职业道德和伦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道德伦理观，而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之下并无所谓职业，每个家庭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是大同小异的;既然无所谓职业，当然就无所谓职业道德和伦理。②
在西方新教世界，各种现代职业（专业）较早产生，于是就有了专业人士即从业者的称谓。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解，现代早期资本主义职业的兴盛与职业观念的世俗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世俗化的谋利活动，得到了宗教上的肯定，对于世俗职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韦伯认识到，在以往的所有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相似的概念。自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强调人在世间的责任，这样体现这一意义的职业概念就出现了。而宗教改革以来，将履行职责义务看成是上帝应允的唯一生活方式的看法，越来越受到重视。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③
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工作有三重意义：发展自我、服务社会及服事上帝。专业（profession）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词源是动词profess，意指“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在人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和伦理格外重要。
一个社会职业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就必须遵循一般的和这个职业特殊的道德诫命和伦理原则。当然，也有哲人这样挖苦说：“在所有职业中，每种职业都或多或少地装扮出某种面孔，人们以自我预期的样子粉墨登场。因此，这个世界不过是由众多的演员组成的大舞台而已”。④
光先生指出了职业道德与社会普遍道德即公德可能的不一致性：“当一个人处在职业生活中时，为了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违背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职业道德和一般人的道德不仅有所不同，甚至还会出现矛盾。”⑤光论辩道：“比如，医生对一个绝症患者不讲实话，这既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但却有违其作为一般人要诚实的道德要求。再如，即使知情，在法庭上律师可以而且不应提供对自己委托人不利的指证，同时应当钻法律的空子替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这些都符合律师的职业道德，但却不符合其作为一般人的道德……然而，如果律师不钻法律的空子，不替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反而举证自己当事人的罪责，法庭抗辩和律师职业也就失去了光彩，律师职业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还谈什么律师的职业道德。”⑥
媒体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
世界知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专业人士必须具备四种能力：（1）先见能力。（2）构思能力。（3）讨论能力。（4）适应矛盾能力。①在国内外，人们常常将新闻职业与法律和医疗职业对比。那么，新闻工作者能否做出有违常人伦理道德观念的举动的伦理选择并自圆其说呢？
在古希腊，伦理学的原初意义是关于幸福或美好生活的学问，幸福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伦理学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与这种一般性的理解不同，媒体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试图解决的经常是问题、恐慌、不安、批评、抱怨、投诉、愤怒、抗议、抵制等大众传播业者不愿看到的反应。一旦新闻伦理抉择发生错误，受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由于新闻工作者必须频繁作出内容选择和判断的特性，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的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认为：“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②
媒体职业道德就是媒体从业者和媒体机构自身，遵循体现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工作观）和体现特殊性的专业标准（专业规范），对其职业行为进行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媒体职业伦理就是媒体从业者和媒介机构在媒体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
具体而言，凡是在媒体职业共同体内有共识而少争议的批评对象，我们就称之为媒体道德问题，本人新近推出的教材《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第二编各讲所分析的就是几种常见的媒体道德问题。凡是在媒体职业共同体内缺乏共识而多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就称之为媒体伦理议题，教材第三编各讲所分析的就是几种常见的媒体伦理议题。我们的一个提示是，媒体道德问题一般不宜相对化，而媒体伦理议题一般不宜绝对化。在特殊情况下，媒体道德问题和媒体伦理议题才有可能转化或融通。
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是媒体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核心，是决定新闻应该如何采集、制作、报道和编辑的行为准则。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能够解释自己的伦理选择很重要，因为他们在报道一则新闻的过程中要与消息来源打交道、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还要面对公众，所以可能要同时做出几个互不相关的伦理抉择。
谁来做出道德决定和伦理抉择？
媒体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支，每一步都要严肃考虑该由谁来承担相关责任。只有在媒体和媒体人作为把关者、而不是由外部强制力量主宰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媒体专业伦理和道德。如果媒体严格听名于政治性组织的运作指令，完成“规定动作”，而没有“自选动作”，那么这种媒体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列入我们分析研讨的对象。
在拥有编辑独立权即内部新闻自由的媒体中，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组织问题。媒体内容的最终呈现由作为业务主管的主编、总编、台长而不是普通记者作出决定。但是，新闻生产是一个多环节的过程，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可能要承担主要的伦理道德责任。此外媒体还刊播广告和娱乐等内容，除了内部的个人或组织责任，外来的广告和外包的娱乐节目可能还牵涉外部的责任者。
有欧洲学者认为，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只能存在于民主制度下”，它们“只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媒体和有良好素质记者的国家里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些国家里，媒体和记者门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此外，在贫穷国家里，消费者少，广告也少，所以那里的媒体贫穷、腐败或者受国家资助和控制。在许多这样的穷国里，即便媒体有官方声称的民主，实际上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也没有意义。①
根据上述看法，“非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可言。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在中国、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尽管问题重重，媒体分化和职业化已初见端倪，关于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的讨论经常是非常热烈的。至于说贫穷容不下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那是很有道理的。今天的各国媒体，大多实行市场化经营。虽然市场化有利有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有西方学者概括为“富媒体，穷民主”），但是健全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是媒体自主自立的基础，这对于维系伦理和道德水准至关重要。
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显然，媒体职业道德和伦理属于软性约束的范畴，而有别于法律。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约》在正文之后还有两条附则，第一条称：“《伦理规约》是在自愿基础上被数以千计的新闻工作者接受的，无论他们在何地、什么平台，并且作为合乎伦理的行为的指南，被广泛运用于各新闻编辑室和教室。该规约无意于作为一套‘规定’，而是作为面向合乎伦理的抉择的一种资源。它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力，也不领受于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里是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体制中居于高位，统辖所有相关法律，被认为是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守护神。但是，它不同于以自律的方式统辖人的内心的伦理道德，因为在伦理共同体中，“统治人民的规则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而是通过内在的对道德法则的尊重来实现的”。②
伦理道德与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它们的形态和功能是不同的。康德认为，存在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法律的公民社会”，在此之下组成社会;另一种是“伦理的公民社会”，在此之中人们只能在非强制性的法律之上，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免于强制的自由”。③一般而言，伦理道德与法律有以下区别：
1.伦理道德是说服教育和榜样感化的自律规范，它的作用通过社会舆论的赞扬和谴责、表彰和批评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则是禁令或强制性的他律规范，如果触犯了法律就要由执法和司法机关来解决。
2.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通常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是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和作出抉择的依据;法律则含有各种具体的明文细则，是衡量有罪、无罪或罪行性质与轻重的依据。但是要注意，针对现代媒体造成的日益突出的种种问题，各国媒体职业伦理道德规则倾向于制定各种具体的明文细则，而显然不同于社会公共伦理道德。
3.法律与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道德评价的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高。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违反媒体职业道德的案例同时也是司法案例。
知名媒体法和媒体规范研究者徐迅女士给出了这样一个表格：
当然，伦理道德和法律又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它们在某些内容上，相互重合、相互渗透，法律被称为最低限度的道德。另一方面，伦理道德的作用范围较广泛，有些范围法律涉及不到，而道德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同时，伦理道德教育和伦理道德舆论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尊严和功效。而法律则能够加强伦理道德的威力。所以国人在呼唤媒体必须提升其伦理道德水平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媒体领域的法制进程。
几点建议
1.伦理学的学科归属是哲学，以思辨为主。问题意识二重含义（价值性和负面性）、批判性思维和自反精神。我们欣赏和提倡苏格拉底的方法：
2.我们通常聚焦媒体内容生产过程：新闻和大众媒体的信息采集、获取、加工、传送、呈现等，尤其是内容呈现。《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聚焦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所以所选案例和评析侧重于传统媒体。这是因为，我们当然不能忽略日益强大的新媒体，但是新媒体被称为自媒体，其使用者除了一部分专业人士外，大多数往往只是媒体业外人士，是以普遍社会伦理道德还是以媒体专业伦理道德来看待相关传播现象，尚无定论。
3.注重材料的可靠性和案例的客观性。力争全面搜集，多源求证，避免望网生义、仓促定论和以讹传讹。毋庸讳言，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互联网上获取新闻。互联网的好处不必多说，但是它的一个弊端是知识和信息的碎片化、变异性和割裂易逝。
4.注意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意大利谚语云：“翻译就是叛逆”。阅读原始文本与翻译和表述之间存在着理解的偏差和语义的损失各自的语境也存在明显不同。因此语境化的理解乃至背景的交代十分必要。当然这也带来了部分案例较长的问题。
5.恰当处理激情、幽默与理性之关系，同时避免误会、误读和道德说教。
注释：
①王海明：“伦理学是什么”，《伦理学研究》总第1期（2002年9月），第90页。
②。
③但是，对于道德与良心（良知）的关系，恐怕多数人会达成一致：道德很多时候与“良心”相提并论，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
①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这里是最简版。《圣经》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十诫”，具体十条诫文是后人总结归类的。因此，各个教派的“十诫”条文不完全一样。
④【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3页。
①【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③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1页。
④【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王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页。
⑤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
⑥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
①【日】大前研一：《专业主义》，裴立杰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III-V。
②【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外面的世界II》，黄荭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①【法】克劳德―让・贝特朗：《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与责任体系》，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②靳凤林：《道德法则的守护神――伊曼努尔・康德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③靳凤林：《道德法则的守护神――伊曼努尔・康德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关键词：会计执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1
一、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运用面临的“伦理困境”
针对“伦理困境”进行的研究，在西方伦理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1999年时，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1996)修订委员会主席Frederic G.Reamer就给“伦理困境”这个词下过一个定义：伦理困境，就是在一个具体行业中的专业核心价值对于专业人员所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了对立与冲突；社会工作者在此时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被优先考量；而当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被不能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抵消时，伦理困境就产生了。伦理困境的出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特点。它的产生是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是由其价值观的冲突、专业的道德特点以及特殊的服务对象所决定的。在伦理困境中，专业的道德特质是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平台，专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则是伦理困境产生的直接诱因。而在会计行业中，伦理困境冲突的核心则体现在地位的公平和平等、会计服务的效用与效率、竞争与诚信等问题上。在具体会计工作中，企业的会计人员时常面临着“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情形，在互不相容中难以抉择，这种冲突的伦理困境既是实践的困境，也是伦理的困境。
二、“伦理困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思维误区
在现阶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以这样的时代潮流为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美德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财会领域为了更好与时代背景进行接轨，也在进行着大量的体制改革和新措施的颁布。而就在这旧体制已逐渐瓦解，新体制也还未形成的阶段之中，会计执业人员的认识也就极易出现误差了。有的会计执业人员会认为，趁着现在会计执业道德规范制度还未成形，不用那么较真，待制度完善定型之后，再循规蹈矩也不迟。这些错误认识的产生是“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所在。
2.从属性地位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进程得到了不断加快。但是，就在这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受雇于企业的会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也由过去的半独立状态转变为密切的依附关系。企业执业人员越来越失去了最先的独立自主的状态，变得对于企业的命令言听计从。正是在这种从属性关系之下，使得会计执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无法保持自身坚定的独立性地位，处在对于企业领导的无条件服从中。这样，会计执业人员陷入“伦理困境”之后，造成越来越多的造假账、偷税漏税与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3.沟通不畅
会计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遵守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准则来运行。而准则是死的，实际生活中所需经历的实务却又总是千差万别的，与理论的运用总是有着一定距离的。因此，会计执业人员在处理实际会计事务中，时常会陷入不知如何抉择的状态；或是会面临一些备受争议还未被准则制度所规定的实务。会计执业人员局限于自身岗位上，仅依靠自身有限的会计专业知识，不与外界进行沟通，这样，就在“伦理困境”之中，越陷越深了。
三、解决“伦理困境”问题的措施建议
1.会计职业道德理论体系的建立
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以基本的理论为基础的。因此，要建立一个全新而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首先，也必须要从基础的理论建设开始。目前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就是那么简单的几条，对于会计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具体复杂的实务不具有概括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重塑会计道德伦理体系，鼓励更多的人去学习会计伦理理论以及对会计伦理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追根溯源的探究，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理论体系。
2.健全的会计督查体系的建立
“伦理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执业人员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总是从属和依附于受雇的企业，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督查体系，可以分别对会计执业人员，企业领导者两个方面进行督查，确保会计人员的地位总是独立而不依附的存在。(1)咨询与建议：职业道德准则后，会计执业人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总会各式各样的问题。职业道德准则本身的确会为执业人员提供一套框架，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仍然会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必要的咨询和建议就不可或缺。(2)监督与检查：监督与检查是督促会计执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准则，确保职业道德规范得遵守的必要手段。对于会计执业人员，以及企业的领导人员，都应该适时的建立相应的监督体制进行不断督查，防止出现“伦理困境”的情况。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对于建立会计职业道德标准体系，我们还应该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加以重视。会计人员作为特殊的从业人员，既需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也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教育问题上，可以采用以下多种方式进行，如各类设有会计专业的学校，都应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等等。
“伦理困境”问题的产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现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正面临改革，新旧体制交替还未完全实现，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法规制度无法顾及到的会计专业知识领域。会计人员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应保持理性态度对待，明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只要找准方法，“伦理困境”自然而然也就被破解。“伦理困境”的出现是由受雇于企业的会计执业人员的从属性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不完善这二者相结合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得会计执业人员更好的执业，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修补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叶.论会计职业道德[N].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26).
[2]刘秀兰.会计人员的从属性特征与会计职业道德[N].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25).
作者简介：陶思宇，男，就读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
【关键词】律师文化\伦理底线\误区和危害
导 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中特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最后，反映出律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特征的律师文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并受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规范和影响。
二、律师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必然受到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和影响。因此，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所追求的，除了在一般意义上要符合普遍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公认的普适性伦理道德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符合仅为自己这一群体或职业所独有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需要，并以此为特征和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伦理”。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底线伦理”认为：所谓的“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一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3）。不同的职业，都有着自己这一职业才具有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由从事的这一职业和由职业和自身的“角色”所决定的。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伦理底线”。律师由于其职业性质所决定，使律师的伦理道德与一般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一种互相矛盾的“悖论”旋涡之中。就律师个体而言“正义与功利、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身上交织着、冲突着”（4）：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由律师的角色和职业所内在的特殊道德，它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律师执业技术与法律和法律程序，因此它是一种程序伦理、技能伦理，它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底线的道德规定，它是作为一个合格律师所必须符合的道德要求，而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指标。只要律师符合道德底线—职业的伦理要求，那么他（她）个体的利益与实质的非正义，也不受道德的苛责。
再次，律师的特殊道德与大众的一般道德存在着极大的分野。大众的道德是一种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对于个案来说，大众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发现真实与事实，尽可能地动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戒罪恶、发扬良善的目的；而律师的行为与伦理往往囿于程序，不能对案件表现平衡两造的公允的见解与立场，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正义，律师往往信奉‘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了委托人是对的、善的”。（5）
上述律师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律师的伦理底线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因此，反映出律师特有的伦理道德内涵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文建设，也应当以此“伦理底线”为基础，并服从于这一律师的“伦理底线”。这是我们讨论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现行律师文化理论的道德误区和危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时，都认为律师是“手握正义之剑而来，以客观事实为最高境界”，律师应当“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是“扶正守道、仗义执言”的实践者，是“诚信本位主义者”，是“高尚道德的弘扬者”。因此，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素养和品质。似乎律师就是天使的化身，圣人的下凡，完人的再现。不少的律师也往往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并且将这种理想的道德伦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是对文化，特别是律师文化这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文化认识上的道德的误区：
第一、实体意义上的正义并非是律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6）。根据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作为一个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并通过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使你的委托人免受或减受牢狱之灾时，这个律师是正直、正义或者是不正直、不正义呢？即使在普通的民事中，我们为明知不在理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在法律上足以成立，并为公正的法官所采纳而使本来不应该胜诉的案件得以胜诉时，我们又应当算是正直、正义或者不正直、不正义呢？需知：“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7），而对于民事案件而言，“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8）。因此，如果将律师看成是一位追求包括个案实体正义在内的“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不但将使律师这一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抗辩技能下降到冰点，而且从对当事人负责，从“为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这一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来看，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而不是道德。
第二、“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应当放在律师这一职业框架中进行考量。律师必须“诚信”，诚信是律师的基本生命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律师，不应为招揽业务而架词挑讼，欺骗委托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律师这一“诚信”应当是在什么框架下的“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告知的，包括委托人未被发现的违法事实在内的秘密时，律师是应当积极地上报给法官和公诉人，或者是为委托人严格保密？如果从传统的，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基于“推诚而不欺”的道德准则，当然是应当积极上报给法官、检察官。但是，如果从律师职业角度来看，律师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就是一种对委托人信任的不“诚”，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了“守信而不疑”这一律师的职业诚信准则。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律师这一执业群体的伦理和道德，而且将使社会对律师这一职业信赖度得以严重丧失。
第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不应成为律师所追求的素养和品质。面对瞬息万变的诉讼场景，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态，这是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但这绝对不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种化外散人的清悠和无为。著名学者孙笑侠说过：“人世上可能再没有什么职业比律师更充满矛盾的了。这尤其表现在律师的职业责任方面的多重冲突。律师一方面要面对委托人，承担市场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一方面要面对国法，承担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要面对职业共同体，还要承担职业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在中外律师发展历史上，这三方面都曾分别被作为诠释律师职业性质的关键词”（9）。律师正是在如何应对、平衡这三者的“绞杀”中形成了一种律师独有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不仅体现在道德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市场意义的经济层面上。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宣扬“正义”，但是，当我们的委托人或所、辩护的案件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对待（起码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时，律师的天职要求我们的，是应当以委托人的“荣辱”为“荣辱”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这时需要我们的是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出发“仗义执言”与强权抗争，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不仅是我们职业上的市场需要，而且也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执业过程中，的确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激烈的争辩中突然听到一方的律师发出“这是当事人的事，作为律师何必如此较真”这样的话时，作为一名律师感到的不仅是剌耳，而且还剌心。如果我们将这样浪漫般的诗意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律师应当追求的文化内容之一，就不但不具备作为一名律师的基本素养，而且背离了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这种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作为我们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定位，必将导致下面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以这种背离了律师的特定职业、角色所决定的“伦理底线”的传统的、一般的、用于对社会普通成员所适用的“大众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和定位，就无法在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从而势必使律师文化只能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和包装，使律师文化坠入庸俗化的泥淖。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律师文化，而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律师的职业道德为标准的“伦理底线”作为追求和核心。这种“职业道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群体的道德，而非个人的道德”，“它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一种被职业特征所规定的标准，而不是一种普适的标准”（10），他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其共同的指向是这一群体所追求和形成的共同“传统、利益、目标、荣誉、理想、义务、价值体认、思维方式、处事风格这样一些东西”（11）。尽管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人，也需要遵守和追求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如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等等，这固然是需要的，但这都属于普通伦理道德规畴而不是律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只是对于律师的最低要求，是法定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底线之外，并不是不存在律师的值得信仰和追求的伦理目标。比如律师可以舍弃对价与经济考虑而免费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寒的当事人走出困境，律师放弃自己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法律援助等等，但这些美德善行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过了职业伦理的要求，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在律师已作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础之上尽了更高的，个人化的道德义务。但是对于一种必须符合统一化、程序化要求的律师伦理而言，它的设定的合理化基础和理念应该是一种大多数的律师所能做到的，并且符合职业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做到的标准”（12）。因此，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只有以这种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的律师职业和角色所决定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和追求，才能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并为律师普遍所认同、接受和付诸实践。
其次，以这种背离律师职业“伦理底线”的标准来定位律师文化和进行律师文化建设，将使律师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言行和举止均“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职业的不同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法律职业外的视角往往是带有非理性、非程序性和非技术性的评判。加之在现实中确实有小部份律师连律师职业道德这一最起码的伦理底线都不遵守，诉讼中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对委托人吹牛加欺骗；在律师界内部同行相轻相斗，搞同业不正当竞争，更助长了社会法律职业群体外的公众对律师持有一种另类的看法而使律师的形象大大受损。我们在打赢官司时不时碰到对方当事人指责律师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偏袒自己的委托人的责难就是最好的实例和证明。由此，当律师处于“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实现程序正义，又可能因为违反实质正义和要求”所相悖的两难境地时，就难免遭到社会公众的责难和诟病，受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看法和对待。因此，我们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如果不是以突出宣扬 “在遵循程序伦理之下，尽可能地对实体正义加以维护”这一律师职业伦理底线作为基本定位，理性地将自己放在律师这一特定的角色场景中来理解和考察，既不提出脱离现实的过高道德奢望，也不脱离一般道德常理的过分宽容，而是不恰当地自我“拔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必然误导法律职业外的公众对律师的不当期望而引起误解，其结果将导致律师形象的损害。而这，是与我们建设律师文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四、简单结语
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职业、角色、规范”这三个基本支点作为核心和基础，即在提倡以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以突出律师特有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为核心和内容。在整个律师文化体系上，以律师职业角色为定位，，以追求程序伦理为基础，以严守律师职业道德为规范，创立一种有别于一般公众和其他职业的，具有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独有的，能够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推崇并能够付诸实践的律师文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在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上，起码存在着三个误区：1、体用上的误区，重形而轻神。只注重形式上包装与宣传，而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培植，使律师文化建设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2、道德上的误区。不适当地拔高道德标准，将适用于一般民众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这一特殊职业、法律人执业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律师文化的底蕴，从而使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走入另一歧途；2、传统承受上的误区，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和发展连续性的特征，脱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律师文化缺乏应有的民族特色。因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上述三个误区中的“道德误区”进行讨论，对于其他两个误区，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例，如有必要，将另文探讨。故命名为：“律师文化的道德误区”，特予说明。
注释：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3页。
（3）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页；
（4）（5）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6）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载《律师文摘》2004年第4期巻首语；
（7、8）参见《辩护的伦理道德》一文的编者按，《律师文摘》总第7辑第60页；
（9）孙笑侠《律师是什么主义？》，载《律师文摘》05年第6期卷首语；
关键词：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伦理；教师专业伦理重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化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我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师专业化建设，随着教师职业专业化建设不断的深入，这就要求教师的基本素质要有所提升，教师要具有与专门职业相匹配的职业道德，凸显出专业人员应有的专业服务精神。由于我国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教师专业化建设相脱离，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主要停留在一般个人道德层面。在这方面，西方走在了我的前列，构建起规范性的教师专业伦理，使其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是教育事业的重要资源，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所以，研究西方（以英国、美国为例）的教师职业伦理的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提高和完善我国的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加快教师专业化建设，具有巨大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中西方教师专业伦理的差异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基础、生活习俗、教育体制等在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在现实教育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职业操守也不一样，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制定的主体不同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1968年对1929 年制定的《教学专业伦理规范》作了了第三次修订，并将其更名为《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正式颁布。1975 年，又对该规范进行了第四次修订，从层次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等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之趋于更加合理完善，成为美国当今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核心、纲领性文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教师队伍建设加快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英国也不例外，从2007 年英国全国教师联盟为其成员发放了一个手册，可以看出，英国教师专业伦理建设，通过制定一系列高度细化的行为规范，极大地推动其教师专业伦理建设，逐渐摆脱过去的传统观念和经验化，进入教师专业伦理制度化时期。
可见英国由教师联盟、美国是由全国教育协会而非政府来制定教师职业伦理，并实现了由教师的一般性的“职业道德”向教师“专业伦理”的转变。
我国非常重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从1984年就由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制定的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1991年颁布施行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年有进行了修订的，2008年国家颁布施行的第四个《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规范），这些规范有一个共性，制定的主体都是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这于英、美两国相比，存在着制定主体不同，从道德调节约束力表现也不一样，在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力来源于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外力作用，属于他律的范畴；而在西方，有约束力源于教师对职业的尊重和热爱，而自觉履行职业道德，属于自律范畴，效果更好。
其次，内涵与要求不同
英、美国家把教师专业规范称之为教育专业伦理。其内涵是指“教师为维护职业声誉，在从事教育教学这一专业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一整套，一致认可的制度化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美国《教育专业伦理规范》在前言中指出：“教育者认识到教育过程中固有的重大责任，渴望得到同事、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尊敬和信任，这激励他们去获得和保持可能的”。即通过教师自我的努力，以赢得尊敬。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美国更加重视教师伦理规范建设，在规范中融入新的内容，如界定了教师专业伦理的结构层次，一些具体条款基本是以限制性规范出现，约束力增强，可操作性提高了。英国同样也是在教师专业化建设中，不断完善教师职业伦理的建设，摆脱了传统教师职业伦理建设的存在的传统化和经验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我国把调节教师行为规范，表称之为教师职业道德，是规范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中所恪守的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实质上是社会道德教师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目前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约束教师行为的规范伦理，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忽视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应与教师专业化建设联系起来，对提升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水平，是不利的。
再次，可操作性不同
教师专业伦理虽与职业道德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教师专业伦理构建必须以教师的专业化建设相联系，必须以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支持。英国，坚持在教师专业化过程中，正确地把握了伦理原则，制订了详细具体的、更具有专业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师行为规范。如英国全国教师联盟详细地罗列了教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经常不在意或容易忽视的一些行为，概括为：不合适的行为、有争议的行为、渎职行为和失职行为。以提高教师的认识水平和行为中的高度警觉，已达到规范教师在职业实践中自己的行为，较好的发挥了规范的调节作用，提高约束力。上世纪80 年代是美国教育思想涌现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美国对教师“专业化”研究高峰时期，教师专业伦理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教师专业伦理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其中从教师对待学生、对待自己的专业工作等方面，对教师行为进行规范，其具体内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提升了规范的权威。
我国在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仍把教师专业伦理理解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认为职业道德源于社会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习俗和传统习惯发挥调节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的、高要求的宏观规范，运用行政约束力来实现规范教师教育教学中行为，使得《规范》的制定要求高，不全面，不具体，随意性大，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大大降低，与西方的教师职业伦理可操作性强有着明显的差距。
二、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的构建存在的问题
比较我国与英、美两国在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方面成就和差异，可以看出，我国在教师专业伦理确实存在着不足。
首先，客观认识我国现代教师职业道德的现状
虽然，我国在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方面与西方相比存在这差距，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学习借鉴西方建设经验，是非常有益。但要注意到双方存在的差异，不可照搬。主要表现在：（1）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相比，在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都不同，所以在确立教师专业伦理的地位和标准的理论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区别对待才是科学的态度。（2）我国教师专业化起步上世纪90年代，对教师专业伦理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使得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的构建还停留在“职业道德”范畴，没能与教师专业化建设联系起来。从我国教师专业化建设的要求看，它涉及到三个维度：即专业知识的成熟度，专业制度的成熟度，专业精神水平（专业伦理）。教师的专业伦理是教师个体专业化的核心，其核心思想是：一是专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二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三是终身发展的意识。可见，我国教师专业化意味着教师职业是一种终身发展的高知识高技能的职业，意味着教师被赋予了更大的职业创造性和自由度，必须具备有高尚的专业伦理。这就要求我国教师专业理论构建不可专业知识的提高脱离而独立发展。（3）西方教师专业伦理源自与教师群体的自身，发端于教师对职业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秉承对教师职业的真挚热爱和高度负责的态度，而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职业行规范，其特征是规范具体，切合实际、制度化和可操作性强，约束力效果好，表现出高度的自律行为，而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专业伦理）由政府行政部门制定，是由国家依据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制定，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必备的道德品质。其实质，是社会职业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师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更多地体现为约束教师行为的规范伦理，往往以完人、圣人、贤人的过高标准来苛求和衡量教师，属于他律的范畴，随意性大，可操作性不强，约束力弱的不足。
其次，观念滞后
以师范教育的出现为起点，教师职业便开始了专业化的进程，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发表了《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第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教师专业化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以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的理论研究、政策文件和法规，从而也促进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教师专业化建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必将引导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概念的发展向新的概念转向。美英两国同样经历了这样转向过程.，即教师专业伦理的构建，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得教师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转变。在教师专业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的构建也必须与教师专业化相融合，以教师专业化为载体，现实由教师职业道德向教师专业伦理的转换。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搞清楚教师专业伦理的内涵。
教师专业伦理是指“教师群体为更好地履行教育教学责任，满足社会需要，维护教师职业声誉而制定的，是教师自我约束、规范行为的一整套，并一致认可的专业伦理标准。”教师专业伦理与教师职业道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但是也要看到，教师专业伦理与教师职业道德间差别：一是作用范围不同，教师职业道德作用范围广泛，教师专业伦理仅在教师专业范围内起作用；非专业教师不在调节中。二是作用机制不同，教师专业伦理的践行主要靠专业人员的道德自律，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更容易接受他律的约束。三是 二者依赖的基础也不同，教师职业道德更多地依赖经验；教师专业伦理必须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支持。若无专业知识和技术，行为就会卤莽，甚至伤害所要对待的生命或社会。所以，构建我国新时期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就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教师专业化建设过程中重视培养教师专业伦理，从传统师德向教师专业化时代的专业伦理转变。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更好的服务社会。
三、构建“合适”教师专业伦理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教育的改革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发展的希望在教育，教育进步的希望在教师。教师专业伦理设是教育事业的重要资源，任何一个有远大志向的民族，都必须关注与教育质量密切相关的教师专业伦理建设问题。当今，我国需要构建什么样教师专业伦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檀传宝在《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道德》中提出“我们需要‘合适的’教师专业伦理”；“ 因为合适的教师专业伦理应该在道德理想和基本要求之间建立合理平衡”。这一思想，为我们构建我国新时期教师专业伦理，提供了参考。
首先，教师应该有崇高的师德追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专业伦理的基本要求应该在一般社会道德水平之上。这不仅是人民大众的期待，也是教师职业特点的要求使然。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崇高的专业伦理的追求，在教师专业化建设中，自觉地提升教师专业伦理意识和水平，实际上是倡导教师专业伦理自主建设和发展。英、美两国在教师专业理论建设方面的的成功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与英美国家相比，要从我国与英美国家的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差异性入手，实现转变：一是制定主体的转变，即由政府制定教师规范转变为有教师群体自发的制定规范，从而克服教育行政部门所制定的规范一方面很难顾及到现实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因此操作性不强；同时也就克服规范是自上而下实施的，表现由他律转向教师群体为主体自主制定教师专业伦理规范自律的转变。二是实现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相联系的转变，真正实现教师群体是由职业走向专业的主体，也是教师专业伦理建设过程的主体。有利于教师群体自由、自主地探索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以提高教师专业伦理理论水平，培养教师拥有崇高的师德追求，将我国教师培养成为有专业自主意识的，能够主动构建伦理观念、实践伦理行为、践行伦理规范的专业人士。
其次“公平的”教师专业伦理
当前构建“合适”教师专业伦理，必须坚持教师专业伦理公平性，真正实现 “德福一致”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师德规范对于教师行为约束的一面，而忽视了教师专业生活的需要的一面，教师道德教育往往会成为教师专业生活中最枯燥乏味、最不人道的一个环节。毋庸置疑，教师应该有崇高的道德追求，但在当代社会，崇高的师德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原则的落实。我们不能设想在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教师面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不法侵害时，老是表现为怯懦。恰恰相反，教师的崇高人格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以身作则向不平等和社会丑恶现象说不。新时期的教师专业伦理应该建立无私奉献和公平正义的平衡，否则我们追求的师德就是一个片面牺牲型的古代师德，那样不仅对教师不公平，更不利于教师“以身立教”，促进学生公民人格的建立，即不利于学校德育实效的提高。
所以从教师专业生活出发，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理解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是我们构建“合适”教师专业伦理的必然要求，也提高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实际效果的一个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德福一致”目标。
参考文献：
[1]《教师职业道德新编》 黄正平，刘守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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