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信任/红包/医患关系/嵌入性制度建构
一个求医看病的人向医生送红包，在当今社会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问题是一个人在看病求医时为什么要在按照医院正式制度规章的要求支付医治费用的前提下还要向医生个人送红包？是向医生的精心医治与认真负责表示感谢和敬意，因而用红包作为礼物答谢医生，还是期望医生能够给予认真负责的精心医治和特别关照，因而用红包作为酬劳与医生交换？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有医院正式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不断完善健全的背景下，病人在对医生认真负责的精心医治给予答谢或期望获得的时候，非得通过给医生个人送红包的方式进行？在这里，作为对医生的答谢，红包现象涉及到了礼物的习俗与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作为与医生的交换，红包现象则事关市场化的买卖与交易。本文将从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视角切人，分析红包现象的实质内涵，剖析红包现象产生的深层内在的心理—社会成因，进一步探讨治理红包现象的制度建设问题。
一、信任分析视角下的医患红包
时下有关病人给医生送红包现象的分析评论，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病人送红包乃至医生收受红包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进行的市场化的交换（注：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将红包现象看作是利益分配与交换领域中发生存在的经济现象与腐败问题。参见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病人是为了得到医生的精心医治和特别关照，医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与其职业的市场地位相对称的钱财收入，于是医生在“寻租”，病人则“买租”，医患之间的关系变为生产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在这一关系的背后起作用的则是需要满足和利益分配的市场化机制与制度约束。当病人求医看病的需求，尤其是得到医生精心医治、特别关照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在既有的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的约束下又难以得到满足时，病人就会通过向医生个人送红包这样一种半习俗化、半市场化的方式获取自己求医需求的满足。对医生来说，同理可论，即当医生职业的市场价格在社会对医生精心医治病患的需求增长的刺激下不断提高时，医生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体现难以在既有的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约束下得到实现时，医生就会认可并接受病人送的红包。从这种观点和看法的分析解说来看，红包已不再是一种在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礼物，而是在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商品和货币，送红包和收受红包最终实现的是有违公平、平等原则的非制度化和准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另一种观点和主张则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分析评论红包现象（注：在近年来有关医疗机构组织行政改革的媒体报道中，这种祛除红包腐败的“道德意识论”主张屡见不鲜。可参见国家有关部门于2004年4月与5月的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纠正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意见与方案以及一些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禁改措施和规定。）。认为医患之间的红包现象是在市场转型时期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所滋生的不良的行业风气，体现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实用功利主义和职业道德操守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它滋生和催化了职业道德的沦丧与行业腐败，必须通过媒体舆论的宣传和惩罚性的制度设置加以约束和进行治理。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论”看来，病人给医生送红包是一种近乎不择手段谋取一己私利的不道德的贿赂行为，而医生收受红包则是违背职业操守和公共道德的渎职行为，红包实质上是诱发和催化道德沦丧与违法犯纪的砒霜毒药。第三种观点则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对于医患关系中的红包现象持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而不是现实批判的激进态度（注：这种观点来自于对医疗行业中的红包现象的社会历史的分析，较为宽泛地描述了医患、医商以及医官之间存在的红包现象，分析比较了这种红包的历史演变进程，但对深层原因的专业探讨略显单薄。详见周弘、张浚：《医疗卫生行业中红包现象的社会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它认为医患关系中的红包现象由来已久，本质上是传统礼物习俗的产物，依随历史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换着其表现形式与现实的功能。通过红包这种礼物，人们得以在相互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互助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红包才开始显现出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方面功能。红包作为礼物，其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始终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内表现和起作用的。只是由于计划体制的市场转型导致了市场因素的侵入，才最终使作为习俗礼物的红包演变成为了市场上买卖交易的商品与货币，红包的送与收不再依循既定的人际关系脉络，而是根据工具换的逻辑像市场上的买卖交易一样地进行着。
上述三种观点和看法对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经济、社会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透彻地剖析，揭示了红包现象隐含的利益交换、观念畸变以及传统人际关系市场化的各种内在实质和特征。但是对于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根源性起因的分析却犹有不足。医患关系是一种发生在互不相识但却利益攸关的陌生人之间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对于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病人期望得到医生负责任的精心医治和特别照顾，而不是敷衍塞责，只治病不救人；医生也期望能够得到病人的理解支持，相信医生的医德和医术，医患之间的这种相互期望就构成了医患关系的核心是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医患之间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与沟通，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让双方都放心满意、充满指导—合作与相互参与的状态。因此，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信任的关系（注：在理想型的医患关系中，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种关系的核心特征。尽管随着医疗机构组织制度建构的日趋科层化和职业化，以及医学知识的大众普及化和卫生保健需求的社会化，医患关系也在发生着消费主义取向的转变，但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内涵仍然是影响医患交往互动的重要因素。详见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在此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衍生演变出各种各样或特殊主义的、或市场化的、或习俗化的资源配置与利益交换。当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凭借诸如“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关系得以建立时，则人们就有可能寻求市场化的方式与途径，此时红包就有可能由习俗礼物转变为交换的商品而被使用；另外，当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能够为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提供支持和保障时，特殊取向的人际交往和关系运用以及市场化的买卖交换反倒会有可能腐蚀和破坏了这种信任关系，从而使红包成为一种人情债务甚至是不道德的交易而被拒绝。因此，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内涵，也是分析医患之间红包现象根源性起因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红包现象产生的市场、习俗、道德乃至制度的种种原因，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双方信任关系的形成。
二、医患互动与医患信任
信任指的是交往双方对对方所持有的关于对方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不利于甚至有害于自己的行为的预期和判断（注：在关于信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信任概念的内涵有着许多不同的界定与解说。但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论的分析，还是非理性主义论的论述，抑或是社会结构论嵌入观的主张，都一致肯定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主观预期、愿望和判断其中他人的行为是与个体自我的利益得失紧密相连的，而这种行为又是一种可能但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因而信任本身包含了不确定性和遭受伤害损失的风险。综合性论述可参见杨中芳与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郑也夫：《信任：溯源与定义》，《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具体论述可分别参见Deutsch ，M ，Trust and suspic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265～279；卢曼（Luhmann ，N.）：《信任》，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巴伯（Barber，B.）：《信任的逻辑和局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Sabel ，C ，Studied trust ：Building new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 volatile economy.Human Relations，1993，46：1133～1170；Hosmer，L ，Trust ：The connection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eth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379～403.），而在这种预期和判断中的对方的行为又常常是难以确定的，因而使得给予对方以信任常常是有着较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信任了对方，就不仅意味着自己不再或者很少会去猜测、怀疑和戒备、防范对方，而且意味着将支配控制和掌握自己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对方（注：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曾详细分析了在信任给予过程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利益的得失及所面临的风险，认为委托人的信任给予就意味着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及控制这些资源的权利转让给了受托人，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受托人利用和控制的劣势之中。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对此也有详细的分析论述。详见J.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Williamson O.E.Inwhom we trust ：group membership as an affective context for trust development.Academy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3）：377～396.）。在医患之间求医治病的互动过程中，这样的一种相互信任关系显然是至关紧要的，病人都希望能够找到可以信任和值得信赖的医生，这样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诊治，而不必担心医生虎狼用医，使自己病上加病；医生也期望得到病人的信任与合作，以便使医治能够有效地进行并减轻医治病患的各种压力和种种顾虑。然而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与关系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关系，既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异质性不对称交往，也是一种不对等和不可逆的交往，这就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仅具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同时也具有了更为显著的复杂困难性，最终使医患信任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
1.信息不对称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信息的不对称是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首要因素。病人对医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表像而不知其内涵，了解不多也不透，即便是医生有着耀眼的光环或良好的口碑，病人对医生可信程度的准确判断仍然是依赖于亲身体验到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病人对医生的认识与了解仍然是一种从充满疑虑到半信半疑到基本信任的渐进过程，特别是对医生的医德和人品的认识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医生对病人的认识也基本如此，出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原因和理由，病人未必能够全面准确和有逻辑地向医生述说自己的病况，医生也更难于了解和知晓病人对疾病医治所持有的期望要求、可承受的各种压力困扰以及对医治结果的接受与满意的心态，医生对病人乃至病情的认识与了解也是一个从怀疑到确信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获取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医患互动交往中，单凭医患之间直接面对面的观察、揣摩、体验、感受等感性直观的方式来形成对对方可以信赖的判断与期望，在理论上来说必将是一个多次重复的博弈过程，而在实践中事实上却往往是一种一次性博弈或终点博弈，从而使得建立医患信任的感性直观的交往互动难以对相互的信任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性影响。医患之间旨在增进相互了解信任的交往互动也因此而蜕变成为一般社交性的寒暄与客套以及职业化的程序和范式，病人只是病患的载体，而不再是医生需要关注的主体与实体，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满怀信任的病人所构成的理想化的医患关系再也难以存在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不仅增大了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而且也激励了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途径和方式去减缓双方之间的陌生隔阂与信息不对称，化解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促进和提高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由此就为作为市场买卖交易的商品红包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条件。
2.排他性资源占有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另一重要因素即是医患各自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排他性资源，这种资源只为拥有者所专有和独享，另一方则无法也难以掌握和运用。医生多年的专业训练和长期的职业经历以及其的职业角色，使其对医治病患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对医治过程的了解掌握与干预控制，具有着病人所无法企及和动摇的专有独享优势，这种知识技术等资源的专有独享优势就构成了医生对求医看病的患者拥有了近乎至高无上的职业权力。这种优势及其所建构的职业权力一方面有助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但同时它也限制甚至破坏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因为这种优势和权力对于病人来说是不平等和无法掌控的，也即增大了病人信任医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对于病人来说，则拥有着影响医生行为的社会权力，包括选择医生、评价医生和检举投诉医生。这种权力的拥有既源自于病人对医生、医疗机构和医疗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也依赖于社会所提供和创造的监管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各种组织、制度和舆论风气。在传统的以医生为主导权威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这种社会权力对医生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而在当代新型的消费主义取向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社会权力则更多是通过市场化和法制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因而使病人的权力对医生以及医疗机构的影响制约愈益利益化和社会化。医患双方各自所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资源显然是不对等和不均衡的，在这样的资源占有格局下，医患双方就犹如是一人持剑、另一人握刀，对阵起来难免各有顾忌和疑虑，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特别是缺少任何社会背景与关系脉络的交往互动始终都处于一种充满戒备与防范的不信任博弈之中。各自资源的专有独享以及互相之间的不对等和不均衡，使得希望和努力在交往互动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医生与病人如履薄冰，这样的一种状况无疑将会促使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资源和权力来化解双方之间的对立与不平等，培育和发展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就为具有着建构社会关系、积蓄社会资本和交换市场利益等功能作用的红包的产生与运作创造和确立了其合理性与效用性的基础。
3.不可逆交往与医患信任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产生于医患交往的不可逆特性。这不仅仅意味着医患各自的角色身份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是无法改变和替换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及其结果与影响是难以更改和不能重新再次开始的。医患交往互动的这种不可逆性对于医患双方、特别是对于病人来说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给予和付出，进一步强化了医患相互信任的可能风险，激发和放大了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对于医生来说，在这种不可逆的医患交往过程中，即便是诚实的“技术失误”而不是“道德失误”都难免对医生个人的职业生涯造成极为不利和难以补救的负面影响，同事甚至组织中的宽容与谅解也无法改变其对医生个人的职业地位与声誉的严重损伤。而对于病人来说，不管是哪种失误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病人未来人生的道路与命运。因此，医患之间信任的给予付出和相互信任的建立就如同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一般，既艰难又充满危险。无论是对于职业化还是非职业化的医生，也不论医疗机构是高度组织化抑或是完全产业化的，医患关系中所存在的这种不可逆的风险始终都是建立医患信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的一种状况自然会驱使医患双方在诊治病患的交往过程中，寻求双方均能认可接受的个人化的方式与途径来化解和规避扑簌迷离的潜在风险，医患相互参与病患诊治过程的医患互动模式即是这种情境下的较为制度化的选择与安排。
三、医患信任与医患红包
信任的建立既可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相互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在对对方人格与品性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也可根据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与属性，在规范约束关系交往和关系行为的各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化的规矩准则的引导下建立起来；还可以依据正式合法化的规章制度，运用其具有的利益奖惩机制的监管制约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前者是一种以对人的认知与认同为基础而产生形成的信任；再者则是以社会关系所内含的、赋予关系中个体的各种道义责任、互惠义务、伦理操守以及亲密情感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关系信任；后者则是一种在正式制度奖惩制约的利害机制影响下，经过对得失的权衡计算后而建构起的计算型信任（注：有关信任的类型区分，代表性的观点论述可参见卢曼（Lulmlann，N.1979，同上）；巴伯（Barber，B.1983，同上）；Zucker，L.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In B.BM.Staw &L.L.Cummings（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53～111；Lewis ，J &Weigert ，A.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 ，1985，63：967～985；McAllister，D.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y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4～59；lewicki，R &Bunker，B.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In R.M.Kramer&T.R.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Frontire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ousandOaks，CA：Sage，1996：114～139；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简而言之，这三种信任即为人际信任、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其中的医患信任不外乎这三种信任中之一，前提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医患信任的建立提供或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与机制。
如上所述，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互动。就医患双方的认识了解而言，双方之间的交往互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就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影响对方行为的资源与权力来说，双方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不均衡；就医患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和可能经受的利益得失来说，医患双方所面对的又是一种不可逆的互动困境。这就使得信任建立的一些基本途径方式与条件在医患之间的特殊交往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发挥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无法确立其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立足之地。依据相互之间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而产生形成的人际信任，自然需要在长期和多次的交往互动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短暂形式化的交往缺乏全面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条件与机遇，几次偶然的交往也不足以揭示呈现一个人深层内在的品性与特质，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是认知型人际信任产生形成的必备条件，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交往双方才有可能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行为的不确定，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医患的特定情境限制和削弱了医患之间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接触了解，医院日趋成为诊治人体疾病的修理工厂和进行医学研究的临床实验室，医生的职业也愈益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和专业分工化，从而使得病患与病人被分离开，医术与医生被分离开，传统社会中医患之间富有人情味的密切交往和理想境界中充满人文关怀的医患互动被分割肢解而日益淡薄消散。因此，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的不确定始终都难以仅仅凭借职业化技术取向的医患交往而彻底地予以消除，建立在认知与认同基础上的人际信任自然也就无法生根与成长。
正式的规章制度与组织建制对于约束遏制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与不确定具有着强有力的功效。现代社会中医生职业与医疗机构的职业化和组织化，既依赖于医学知识技术的不断积累更新所推动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更有赖于医疗活动和医学知识技术生产使用的组织与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医疗机构与组织制度的信心与信赖，规范的医疗运作程序和运作架构也使人们相信其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削弱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与信心，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替换为对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制度的信任，从而使医患之间立足于利害机制的制度信任被进一步地外化在医生与病人的直接交往之外，制度的奖惩约束被分割成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病人所依附的社会组织的内部机制，而不再是医患之间直接的行为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凭借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自然不可乐观。
制度信任得以建立的另一重要条件即是交往双方的行为互动须是在一能够持续重复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即互动博弈应是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或终结博弈，因果报应须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这样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才能够有效地威慑、遏制和约束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与各种卸责行为，促进和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持续重复的互动博弈往往因医患交往的不可逆性而难以稳定地进行，特别是在医患双方在病患诊治过程中经历了预期之外的不利遭遇时更是如此，这就使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多地成为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一次性博弈，从而最终使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医患互动博弈中的计算型信任演变为计算型的不信任（注：不信任的产生既可能来源于组织制度建构中的控制机制，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权势的干预和控制，还会是因为价值观的对立冲突，甚至是民主制度的客观需要。其中精确化的算计和结构化的控制往往是产生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参见S.西斯金与D.斯蒂克尔：《通往地狱之路》（收录在L.克雷默与T.泰勒主编的《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D.甘姆贝塔主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J.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医患信任是产生形成于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具有着鲜明个性化色彩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不仅包括对对方外在言行表现充满信心的期望与信赖，而且也包含了对对方内在品性与特质的确定无疑的认可与接受。如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不仅包含了对医生医术的信心与期望，也包含了对医生医德的信赖与放心，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确信和对主观世界的寄托。医疗机构组织和医患个人的特殊身份地位虽然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都无法改变或取代医患信任中的这些个性化内涵。这样的一种医患信任的产生形成需要相互之间持续充分、平等互助的交往与互动，需要相互之间有更多地认识了解并能达成共识。然而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日趋变动不居与异质化，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愈益精细严密，从而动摇和瓦解了医患之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建立的根本基础，因此在医患交往互动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只有可能借助于双方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纽带来建构，这种关系纽带既可消除交往的不对称与不充分对信任建立产生的不利影响，化解交往的异质特性，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转换为自己人或自家人的交往，也能克服制度约束的外部化和组织化弊病，将双方之间的互动博弈转变为关系圈内的网状博弈，将正式制度建构中单一的利益奖惩机制转化为非正式规范中多元的社会评价机制。
医患红包的产生即与医患之间关系信任的建构密切相关。关系信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即是交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先赋性或后致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依据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也可凭借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情、友情与人情的相互粘接而形成，尚可借助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得失的相互交换和制衡而建构起来，甚至是将这几方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编织经营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联。然而无论是何种途径与方式的关系建立都需要有能够融洽双方之间的交往、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缩小双方之间人际距离的关系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关系媒介既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交往双方之间应有的关系，也可以较好地表达交往中双方特有的情感体验，更能够为交往双方带来实际的互惠互利，就如同是粘合剂一样能够将相同与不同的交往个体有效地黏接在一起。红包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媒介。红包不仅是传统社会习俗礼物依随人们物质生活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演变更新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换日益渗透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非物质化意识存在领域的结果。
在有关红包的人类学研究中，红包之所以成为一种用于社会交往与关系建构的符号性礼物，而替代了传统习俗中的实物性礼物，就在于红包既具有着传统习俗礼物的意义表达与关系建构的功能，更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利益互惠与交换的工具性作用（注：阎云翔在其关于礼物的研究中曾详细描述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物往来及其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关于礼金、随礼等先前只具有经济交换功能的钱财现金转化为具有社会涵义的习俗礼物的论述。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作为礼物性的红包到后来之所以会蜕变为商品性的红包，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则不仅是因为礼物红包具有着显著的应时顺变的工具，更是由于作为礼物的红包从根本上消解和剥离了传统习俗礼物所具有的人格化特质和自然的物质属性（注：有关习俗礼物转变为交易商品的问题，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有着极为深刻、准确和模式化的比较分析与论述，其中礼物的人格化及其不可异化性与商品的非人格化及其可异化性是区分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易的根本依据所在。参见C.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而使作为礼物的特殊物品被普遍化为仅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一般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产品了。在红包的这种从钱财实物演变为习俗礼物进而又蜕变为买卖商品的过程中，红包的作用和功能在不断地被丰富与强化，红包的运用也日益被扩展到传统社会交往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的领域。在医患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医患交往的特殊性以及医患之间信任建构的特殊性，这才使得融习俗礼仪与市场交换的价值意义为一体、集关系、情感与互惠互利于一身的医患红包成为了促进医患的交往互动，建立起可约束的医患关系和可预期的医患信任的非制度化的有效手段。
四、结语：嵌入性的制度建构
无法突破的信任
“人无信则不立”，对于下级来说，他们必须完全服从上级的命令。上级对他们的信任既是对其品质的肯定，也是对其能力的间接认可。他们平素的良好品质和行为其“赢”得了这次机会，罗文凭着坚强的意志，历尽艰险，不负众望地完成了任务，这正是他的立身之所。
从古至今，父母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甚至国家之间，都需要信任。人无信不立，缺少信任，就像失去了一只手臂，做什么都失去良机。缺少信任，就像心灵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缺少信任，就像朋友之间失去了交流的语言；缺少信任，就像失去光阴的小树，永远长不高。
正因为如此，巴以的战火才会绵延不断，朝美之间的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如果能够做到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话，巴以将会化干戈为玉帛，朝美也会以真诚的态度回到谈判桌前，紧握彼此的双手。
根深蒂固的信任感
信任就像一朵花，为他人增添一丝清香，灿烂一片心田，添一份温馨，织一地芬芳。如果刘备不信任诸葛亮的话，又怎会临危受命谱写亘古传奇；假如唐太宗不信任魏征的话，又何来天下盛世――贞观之治；西南航空公司总裁凯乐不信任下属的话，又怎会创造巨大财富的佳话。这些都是信任的正循环，而如今，信任之花越发枯萎，信任危机层出不穷，转基因食品、有毒奶粉、伪劣商品无一不在消耗人们的信任值。
富兰克林说过，失足了，你可以马上站起来。失信，你也许永远难挽回。信任给人与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踏上这座桥的人，他们亲如兄弟，心心相印，团结友爱，生活幸福，他们互帮互助，共同达到理解的彼岸。然而，现在这座桥被人们踩踏得破旧不堪，近乎崩塌，信任危机出现了。
信任即是无形的力量，也是o形的财富。试问，如果人们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将如何相处，将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将何以拥抱更广阔的蓝天。信任如久旱之干露，滋养了大地，开出另一个花季；信任如参天大树，庇护了行人，撑起了一方蔚蓝天空；信任如黑夜明灯，照亮了归路，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西南航空总裁凯乐拾起信任的火焰，化为一股无形的力量，给予了下属高度的信任，创造了无形的财富，成为信任型领导的典范。因为信任，凯乐才会将一项金额高达七亿美元的消费计划放心地交给别人去做，而信任的结果则是两个人之间更深的信任正循环。信任部属，给他更大的权利和责任感，部属因为得到信任与尊重，会更加努力把事情做好，部属事情做得好，又会得到主管更深的信任，这就是信任的正循环。
如今信任危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无不反射出个人、社会及整个民族面临着的严重信任危机。《新京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部分人认为老人摔倒不该扶，因为害怕惹祸上身，这简短的几个字不仅刺痛中华儿女每个人的内心，更刺痛着无数老人的内心，尊老爱幼一直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这个传统是每个人的历史使命。可当信任不复存在，价值观何以践行？2006年，江苏南京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件――彭宇案更让信任危机肆虐，本来做善事的彭宇却招致了被的后果。信任危机在血亲之间最鲜明的体现是越演越烈的亲子鉴定。自广东中山医院开设亲子鉴定专科之后，国人做亲子鉴定有最初的无可奈何、遮遮掩掩，到家常便饭，斯斯然，手足夫妻反目，情敌争风，这也彻底暴露了中国人血浓于水观念重隐藏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的出现，人与人之间本有的信任关系就这样被一层猜忌、怀疑的面纱所笼罩。它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使人们本有的爱心被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不敢撒播出来。
作为祖国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大学生应该把“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时刻铭记于心，将信任的种子撒播大地，撒向人间，撒出关爱之籽，开出希望之花，让世界充满爱。其实，当今社会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学会自我反省，不要再让一个个孤苦无依的老人躺在那冰凉的马路上，不要再让这个社会充满麻木的目光，散发着无奈的哀叹。人们应怀着一颗信任的心，伸出友爱之手，扶起身边跌倒的人。
信任就如同一扇不上锁的门，正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留给他人一份信任，也就是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关闭的门。请大方地为他人敞开这扇门，要知道，为他人开启门户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我们不能让信任危机滋长，从现在开始，唤醒心中的那份淳朴，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永远伴随在身边。
结语
论文关键词 简化机制 信任 内涵
一、信任的内涵
(一)汉语语境下的信任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信”有以下意思:(1)作为动词:相信,认为可靠;诚实,不欺骗;信仰;(2)作为名词:信心,信念,信仰等观念;信徒;消息,信息;信件,信笺;(3)作为形容词:值得相信的。“任”,符也,从人壬声,被列在《说文解字》的人部,“壬”作为“任”初文,原意是一个人挑着担子,引申为担负,担当的意思。“任”在汉语辞典中有多重涵义,包括:(1)作为动词:相信,信任;使用,任命;负担,担当;听凭,任着;(2)作为名词:职务,任务;姓氏;(3)作为连词与副词:无论,不论,任何。《论语》中“信”共出现了38次之多,孔子将信任作为一个人之可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王之成败(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国家之兴衰(民无信不立)的衡量标准,从“信则人任焉”到“信则民任焉”,无一不体现了传统社会对信任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与“任”合用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对信任的这一解释包含了信任具有观念和行为两层含义。从观念层面来说,信任是一种心理期望,这种心理期望使人们相信行为对象的意愿和行为是美好的,总是与自己的主观意愿相符合的。在行为上,信任是指相信对方的承诺,并敢于托付,如经济领域的合作行为。
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与信任同时出现的词汇还有相信、信用、诚信和信仰。郑也夫在他的信任论中对这些词汇之间的微小差别做了说明:相信在语体环境中仅限于主体,如我们相信某人会来,信任在语体环境中既可以指向主体又可以指向客体,如我信任你,你是值得信任的。相信与信任在表示信任程度的关系上是一种递进关系,后者的信任程度更加强烈,反复的相信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信任;信用与信任的关系就好比是英文中“interesting”和“interested”的关系,前者作为名词,表示一种静止的状态,即可信任的,后者则更多的表现为动词,具体是指对客体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断;诚信同信用一样,是一种客体属性,区别于信任的主体属性,诚信是观察者对被观察者品质的一种描述。在现实生活中,诚信也经常被认定为一种道德规范,是一项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是一个静态的观念。而信任则包含了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崇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人通过对人、社会、宇宙的起源、存在、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追问,并以此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目标,信仰是现实世界在人精神世界中的内化。如果说信任是对此岸的、现实世界的认定,那么信仰就是对彼岸的、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追求。
(二)西语语境下的信任
在西方学术界,表示信任的词汇有belief、faith、trust和confidence,这几组词都可以用来表示相信、信任。其区别在于:belief指承认某事是真的,不管有没有确切的证据,即使信任对象是假的甚至根本不存在也不会任何产生怀疑,强调信任是一种不添加任何客观因素的主观体验,强调信任的无条件性和纯洁性;同belief的无条件性相比,faith是一种有条件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有特定的事实或证据,只有存在一定的事实或证据能够证明信任对象是可靠的,才有可能建立彼此间的信任;confidence指信任主体通过掌握被信任对象或事件的信息,与被信任对象和事件进行接触,而产生的认定被信任对象是值得相信的、某事件是真实可信的信心;trust更加强调本人主观直觉对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作用。trust和confidence这两个词一直是英语世界的信任研究者们努力区分的同义词,有时这两个词汇可以通用,但也有学者表示前者的信任程度要明显高于后者。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信任的内涵具有多层次性,具体表现在:首先,信任表现为一种个体心理状态,信任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期望,是一种人格特质或心理事件,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人际互动和交往中产生,信任关系的建立受交往双方的态度、彼此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制约,人际信任关系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基本单位,个体在这种信任关系里明确个人的角色和他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信任是一种文化,信任的建立基于共同的规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信任的建立一方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在与社会文化的博弈中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信任是一种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信任是人们从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中总结出的一种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个人品质。
二、信任的特点
(一)个人倾向性
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认为,信任是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基于不同的情境刺激,个体会产生不同的信任心理,这种心理是一种随情境而变动的动态过程。在《信任的逻辑与局限》一书中,巴伯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期望,这种期望是对自然法则和社会道德的支持,也是一种对于被信任者自愿履行的一种确信。德国着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提到,信任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信任源于人们根据自身的价值偏好和个人经验的单维度判断,是产生于个体心理活动中的一种主观体验,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不随着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总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对过去经验的认识以及个体所有的知识对客观世界做出判断,个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他的所有世界。
(二)不确定性
信任的产生需要这样一个理论事实:未来是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人需要对这种不确定性作出评估。信任与社会复杂性或者风险息相关,信任是针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个体会被对风险和复杂性的恐惧感所折磨,无法对风险和复杂性做出确定性判断,各种用来防范和规避风险的预防措施也就无从下手。尼克拉斯?卢曼对信任的定义就是与一定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机制》中,第一章便是社会复杂性,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意在论证信任总是与一定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才有必要对信任风险进行理性评估,从而决定采取信任还是不信任的态度,进而采取行动来规避风险。风险是信任产生的前提,信任是对风险的理性评估,只要采取信任的态度造成的损失小于带来的收益,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采取信任的态度和行为。
(三)扩散性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具有扩散性的特征。在横向上,这种扩散性表现为信任心理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经济领域,信任心理可以增加合作行为的产生,减少不合作现象和贸易摩擦;在社会交往领域,信任可以消除彼此间的距离感,增加亲密度:在文化领域,信任有利于扩大对主流文化的赞同和支持,提高社会整合力度;在政府管理领域,信任有利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减少改革阻力。在纵向上,扩散性表现为信任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下产生,过去的经验指导着现在的信任主体是否采取信任态度,具体来说,信任在一次次的博弈中产生,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将影响着下一次的行为,当被信任的主体在一次事件中产生失信行为,那么他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互动中更加容易令人产生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他需要为自己一次的失信行为付出数倍的代价。
(四)不平衡性
在消除未知风险这一问题上,信任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但是信任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消除对模糊世界的不确定心理,帮助我们勇敢地迈进未来。社会心理学认为信任是对现实的未来会与自己想象中的未来保持一致性或者至少不违背的心理状态,简言之,就是现实朝着我们理想的状况进行,不信任则是与以上情形相反的情况。信任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的建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建立,但毁灭却可能在一夜之间。正是基于这点,我们说信任具有不平衡性。一方面,信任是脆弱的,信任的建立需要当事人付出极大的努力,在信任关系建立后,仍要不断地付出努力以小心翼翼的维护这种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信任的建立与信任的破坏是不对等的,相较于前者,信任的破坏要容易的多。⑥信任的建立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但信任向不信任的转化可能就在一夜之间,而且仅仅源自一次意外事件或者一个微小的失误,二者彼此的转化是极不平衡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破坏信任的事件,而那些可以建立信任的事件只有在反复发生时,才有可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前者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后者。
【关键词】企业员工 心理契约 人际信任
一、引言
21世纪是经济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不确定，与之而来的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变化，兼并、重组和裁员日益普遍，组织内部变革也不断出现，员工与企业的雇佣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合同的约束作用固然重要，但是这是不够的。员工与企业不仅仅是通过劳动契约来确定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有不成文的、内隐的“心理契约”在调节着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活动也越来越需要员工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而其前提则是彼此信任。组织管理者对信任的含义与功能具有一定的了解，可是在工作环境中导致组织信任缺失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且已经成为了组织中不可忽略的问题。目前，人际信任的研究在组织管理中得到广大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通过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将心理契约与人际信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联系实际研究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重视员工心理契约来影响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信任，促进员工之间进行有利的沟通与协作，使员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主动的行为和态度，减少不利于组织发展的伤害性冲突，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的选取主要为成都、绵阳、都江堰、南充、贵阳等地区各企业各层级员工，共发放问卷400份，实a际收回问卷393份，回收率为98.25%；剔除无效问卷7份，有效问卷386份，回收有效率为98.22%。
（二）研究方法
1.心理契约量表本研究心理契约量表采用Kickul和Lester（2001年）编制的心理契约量表项目，该量表由外在心理契约和内在心理契约2个维度构成。量表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 的5点评分法，1表示“很不同意”，2表示“比较不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基本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选择1、2、3、4、5项分别计1、2、3、4、5分，分数越高心理契约满足水平越高。
2.人际信任量表。本研究人际信任量表采用Rempel和Holmes（1986）修订编制而成的《信任量表》改编，该量表由可预测性信任、可依靠性信任和可信赖性信任3个维度构成。量表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的5点评分法，1表示“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同意”；Ba1、Bb1、Bc1、Bb3、Bb4、Bc3、Ba4、Bc5、Ba6条目选择1、2、3、4、5项分别计1、2、3、4、5分；Ba2、Bb2、Bc2、Ba3、Bc4、Ba5、Bb5、Bc6、Bb6条目选择1、2、3、4、5项分别计5、4、3、2、1分，即进行反序几分，合计分数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三、研究结果
（一）心理契约和人际信任的相关关系
通过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和人际信任的相关分析，得出结果心理契约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754**）。
（二）心理契约和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
将人际信任对心理契约进行回归分析，其中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心理契约作为自变量。数据运行结果显示R2为0.569，说明心理契约能够解释人际信任变异的56.9%，拟合良好。建立回归方程：y=0.566x+22.338，其中y代表人际信任，x代表心理契约。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契约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讨论
（一）心理契约和人际信任的相关关系分析
心理契约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754**）。这一结果印证了雷芹（2014）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员工心理契约与组织人际信任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
员工心理契约与组织人际信任都属于员工的精神范畴，两者之间在定义和结构上具有一定相关关系。心理契约的形成是依据组织信任，组织的人际信任影响员工的心理契约，而心理契约的破裂同样也会导致员工对组织的不信任。企业对员工外在心理契约的完成，验证了组织的履行能力，提高了员工信任的可靠性，并且还为员工的忠诚性奠定了基础。内在契约的达成，验证了组织对员工的具有良好的行为与态度，提高了员工对组织的忠诚性，并且还加强了员工对组织信任的可靠性。
（二）心理契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分析
心理契约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54，p
参考文献
[1]Hui，C.Lee，C.& Rousseau，D.M.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a：Investigating Generalizability and Instrumentali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4，89（2）：311-321.
[2]郁俭.心理契约与组织信任的结构关系研究[J].集体经济，2009：95-96.
[3]翟晓磊.心理契约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10.
[4]雷芹.员工心理契约与组织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天津某商业企业为例[D].天津商业大学，2014.
[5]马华维，姚琦.组织内信任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J].心理科学，2011，34（3）： 696-702.
关键词：转型时期 乡土社会 信任缺失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61-01
一、乡土社会人际信任关系变迁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村民间的信任是一种熟人信任，关系与人情构建了基本的信任模式，家族、邻里间互助广泛，民风淳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乡土社会的村落格局和乡土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传统的“熟人信任”日益淡薄，而“陌生信任”却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纽带逐渐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社会资本在减少，传统乡村人的淳朴、热情被隐藏起来，乡村向城市进步带来了信任的缺失。
二、乡土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的表现
1.留乡村民间的信任关系
纵观中国乡土，留乡村民间的信任关系呈现双线发展趋势。一方面，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阻隔了村落间的频繁交流，村庄中沿路而建的崭新房屋也打破了原有的差序格局，往日的“房前屋后唠家常”变成了“个人自扫门前雪”，村民间的信任关系日渐微弱；另一方面，留守在村中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当然，也不乏一些体弱多病，不适合外出的中年男女。在家中壮劳力短缺的情况下，这些在村村民们往往会自发形成互助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那些经常来往的村民间的信任关系会秉持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模式，甚至信任度更高一些。
2.留乡村民与外出村民间的信任关系
随着外出时间的增加，离乡的青年男女们与留乡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日益淡薄。在留乡村民眼中，外出村民与自己的信任关系更好地表现在物质层面。对于外出村民来说，他们承受着“双重信任缺失”：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回到乡村，找不到原有的归属感，成了乡村的陌生人。
3.外出村民间的信任关系
外出人口之间的交往形态和频率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在流出地的分散程度上，流出地不同的村民除了回村相遇或通讯沟通外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持久疏远加之城市淡薄信任观的长期熏染，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应该是最为薄弱的。
对于流出地相同的村民来说，他们的人际交往和信任不过是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下乡土社会关系“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植。其信任关系会受到原有传统信任基础、在城市的联系紧密度、彼此城市经历、城市信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三、造成乡土社会人际信任缺失问题的原因
1.现代文明对村落格局的冲击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种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博弈，在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即城镇化农村发展的过程中，新农村的建设从结构上破坏了传统的村落，村民就业方式的改变又使原有的村落文化失去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村庄的形态变化和较高的流动性，使村民逐渐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初级群体。乡土的差序格局逐渐瓦解，传统的熟人社会变得陌生化，失去存在的根基，熟人模式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
2.城市文化的引入与乡土价值观念的改变
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金钱观念与利己主义的引入，乡土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原本的地缘、血缘关系可以因利益纠纷而解体，失去信任依附的载体，而那些无信任可言的陌生人可以凭借利益最大化、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起短暂甚至长期的信任关系。熟人间的信任模式逐渐向陌生人间的信任模式转变。
3.转型期信任模式交汇更替的产物
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两种模式的核心分别为道德信任和法治信任。社会转型时期，长久以来的道德信任模式因不能满足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备受冲击，现代法律信任模式还在生成之中，且相当漫长。处于这个新旧交替阶段，村民们总是习惯从传统信任的角度观察判断转型期各种现实问题，却处处碰壁，同样也不可能在生成中的现代信任那里找到能说服自己和他人的答案，于是，这种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博弈的迷茫中，便催生了信任缺失。
四、小结
是否可以让乡土社会的居民在保留良好信任基础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发展，如何实现传统道德信任模式向现代法治信任模式的完美过渡，还需要社会各界专家和学者的不断探讨与研究。当然，在目前这个社会转型、制度交替时期，应该充分发挥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努力建立一系列制度规范，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失信行为，同时弘扬传统的道德感，用道德信任弥补法律信任的不足，以保证在信任机制完善之前的人际信任关系相对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1]汪小红，朱力. “离土”时代的乡村信任危机及其生成机制――基于熟人信任的比较[J].人文杂志，2013，08：98-104.
关键词：人际信任；大学生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石，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助于提高个人心理健康水平。大学生群体，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际信任的水平逐渐降低。
一、关于人际信任概念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际信任的概念还没统一，国内外学者对人际信任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
国外对人际信任概念的观点：（l）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Rotter，1967）。（2）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Wrightman，1992）。（3）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付之对方弱点的信心（Sabel，1993）。（4）信任可由选择相信他人的合作行为来显示（Deutseh，1973）。
目前国内对人际信任的观点：（1）陈介玄、高承恕（1991）认为信任是一种由人际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亦即是一种针对与特定的个人亲近熟悉度所衍生出来的信任，是基于个人关系和后天成就形成的，这种信任是人情付出与理性计算的结果。（2）杨中芳、彭泅清（1999）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说，就是放心，不必提心吊胆，不要担心对方会失信而完不成为自己做的事。在这一个概念化中，人际信任被视为是一个存在于两人之间的概念"因此用两人关系作为研究信任的单位。（3）张建新、张妙清和梁觉（2000）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预期另一方对自己做出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
目前在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最认可Rotter提出的对人际信任的概念：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
二、关于人际信任的理论研究
人际信任是从交往信用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安全感、可靠感，是人际交往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其理论基础，基于以下三种观点。对于人际信任的来源，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Erikson、吉登斯（1963）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提出了认识发生论。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的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形式信任的基础。
美国学者福山（1995）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的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道德基础论。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
三、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研究现状
从2002 年到2009 年，农村生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下降，而城市学生的人际信任却没有随年代明显变化，学生来源是信任水平逐年下降的调节变量。其原因也许在于，农村学生从生源地来到城市里学习、生活，往往也是经历社会流动的群体之一，他们所感受到的周围环境的变化更为明显。此外，农村学生社会地位相对较低，面对信任风险的相对易损性也更高。而研究发现，个体对周围事物产生越多的陌生感，社会地位越低，则越不易产生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
人际信任水平没有男女差异，但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人际信任都呈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性别差异不是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至少对于“人际信任量表”的测查结果而言），也不影响人际信任变化的模式。这与大部分人际信任研究结果一致（胡利人，刘义明，2000；罗任等，2006； 冯现刚，王青，2011）。
目前关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角度和后果变量角度，前因变量包括心理控制源、养育方式、人格特征、依恋、信仰状况；后果变量包括进行主要有：自尊、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行为等。
刘金平、郭志峰分别对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伍业光等认为积极父母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而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使子女人际信任降低，更多地产生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互帮互助良好品质下降；苏巧荣认为子女的人际信任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呈负相关。戚少枫调查了西安高职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情况，发现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伍明辉等对广西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而神经质、精神质人格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张咏梅对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李雪峰认为社会信仰越高，人际信任越高，而金钱崇拜越强烈，人际信任越低。
参考文献：
[1]田可新，唐茂芹，吴昊等.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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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静敏.大学生自尊、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企业信任；嵌入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1105
一、引言
信任具有依赖路径的特征和机制，其原因在于信任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嵌入性。在嵌入性机制的作用下，企业的信任行为沿依赖路径而形成信任网络。但是，如何解决“嵌入性”、“路径依赖”与“信任”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信任网络现象及信任网络治理现象的关键问题。
信任与嵌入性是当前学术领域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但这两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内在联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许多重要文献[1]-[4] 将信任视为个体的特质或情感的、共同理解的、或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互惠的特质，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忠诚感（feelings of faith）、信赖（confidence）、期望（expectation）、依赖（reliance）、担保（security）等，展示了脆弱性与依赖的心理倾向。格兰诺维特是第一个将信任和嵌入性结合起来论述的学者，但其对嵌入性与信任联系的考察比较薄弱。对嵌入性概念的研究始于波兰尼[5]，他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经济嵌入社会”成为一般化的概念广泛被引用。格兰诺维特[6]进一步将嵌入性理论化和操作化，他认为，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形成了经济生活中信任产生的主要原因。关系网络是实现了维持秩序的运行的结构，社会关系是信任和信赖行为的必要条件，个体嵌入暗示了必要的而非充分的信任条件[7]。
迄今，嵌入性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并成为目前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已经跨越了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开始涌入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领域[8]，成为研究人类普遍行为的一种分析视角。嵌入性理论将人的选择行为嵌入于既存的经济市场、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避免了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足将人作为原子化的行动者来处理，忽略人类具体社会关系的极端观点；以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的嵌入性视角来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把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要素，即关系嵌入性。运用这一视角，可以对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别关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避免、市场和等级制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解， 增强对人类行为进行解释的力量，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搭建共同对话的平台。
二、嵌入性内涵的形成
嵌入性概念具有历史的意味，其“嵌入”具有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嵌入”作为一个人类行为的活动过程，并非由单一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者所实现的，而是某个个体的行动或事件发生于一定背景中，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个体行动者结成的，表明其作为认知主体与单个他人的互动关系或多个他人的群体互动关系紧密相关。单一原子化的个体的行为意向性，往往具有匿名性和偶发性，其行为要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交换关系中或单向索取自然资源的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才会发生。理解市场问题的关键，必须在行为人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中寻找，而作为要延续其生命的个体，结成群体的才能延续其种群。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正在进行中的个人关系网络中的，而非原子化的行动者所实施。格兰诺维特“嵌入”的含义是，个人的经济行为，如价格和经济制度等，都受到社会网络的重要影响。韦伯、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都认为，人类行为受到两种因素的驱动，即利益和社会关系，两者常常纠缠在一起，不能分开。即使是制度，也可以理解为靠社会关系锁定在不同形式中的利益。
对嵌入性的概念，每个学者对其界定是不一样的。通过对波兰尼、格兰诺维特、茨里泽、祖金、蒂马齐奥、布朗和波提斯等学者著述中关于嵌入性概念的理解，可以认为，微观的个体行为，并非是在真空中行走，而是要基于某种背景或环境之中的[9]。从人类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社会中，游牧民族的个体生产活动乃是以部落或群落的行动方式，深受军事活动和集中管理活动的影响；农耕民族则实行屯田制和耕战制度，以服从本部族和民族的生存需要。原始社会初期个体单纯在自然环境的下进行狩猎、采集和捕捞等活动。在奴隶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而在封建社会中，家庭以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国家财政、商业和货币流通等，已经置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行为中。在工业社会的初期，远洋贸易、手工作坊以及机器生产出现，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超越一个国家管理的范围，与不同国家打交道需要考虑别国的文化等因素。由此，在人类经济管理活动中，基于个体的认知，产生了认知嵌入，基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关系，产生了关系嵌入，关系的固化所形成了结构性的嵌入，而结构性的集体活动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分配，受到更多的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当社会发生变迁或转型，人类的经济动机和非经常动机更多地受到习性、习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的限制和塑造，产生了环境嵌入。
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嵌入性”是解决新古典经济学和改革主义者对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一种分析方法。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也有利于我们将其引入管理学中来，以解决企业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三、企业信任的嵌入与演化过程
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及其嵌入社会关系中的道德，对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形成有主要的责任。社会关系网络不规则地和不同地渗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部门，社会关系也许是信任或信赖行为的必要条件。企业信任以历史、认知、关系、结构和环境等的方式嵌入路径与网络，图1揭示了微观信任嵌入宏观信任系统的演变过程。
1历史嵌入
历史嵌入是指个体在既往行动中形成的关系或事件对当前行为的影响。历史是个体之间交往活动的事件、事态和事实的累积。个体之间互动的经历提供了评价个体品质、偏好和动机的信息。在企业与内部个体成员、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合作与交易的互动过程，初始信任的前提和条件提供的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在有限理性下推断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并预测他人未来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计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的决策提供了选择方案，而这些方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信任发展的路径。企业信任的嵌入过程，就是企业积累信誉的历史过程，已经形成的信任事件或事实会对企业下一步的信任意向和信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之间合作与交易的历史过程也许会在某一时点的横截面上遭遇偶发事件如企业合法性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冲击，而且冲击会有扩大化的趋势，造成企业原有发展路径的中断。一旦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构成的系统失衡，需要企业修补或维护原有信任关系的路径，或由于原有信任关系的锁定被打破后造成原有路径的改变而产生新的开端。企业初始信任的刻板印象往往会锁定企业信誉的历史嵌入过程，使得企业的信誉越来越好，产生皮格马列翁效应，或因信任丧失的微观偶发事件而改变或重置所依赖的信任路径选择。
企业信任的嵌入过程，存在着历史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因而需要将社会关系还原于历史事实和具体情景当中，将历史嵌入和结构嵌入结合起来。任何社会关系嵌入行为都既要考虑已有群体关系的历史对现在经济行动的影响，又要考虑到横向的和其他个体或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企业信任的影响。历史将信任关系嵌入于过去并在后继的历史路径中进行积累和强化，增加了企业信任的沉没资本，也最终形成了企业信任形成的依赖路径。
2认知嵌入
认知嵌入是指个体或组织对事物的认知判断与决策的结果依赖于原有既定的认知结构。理性、情感、情绪、动机和意志等因素构成了人的认知结构，但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认知嵌入是因“各种限制经济理得以实现的心智过程” [10]，历史文化、交易环境、遗传基因和智力程度等因素决定了人的智力结构，进而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高低并分化出不同的选择。这表明，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个体结构化的心智模式对情境的反应会逐渐形成一种潜在的认知分析框架视角，从而影响到个体的行动策略。个体的认知框架会因所处的社会情景不同而被塑造成不同的类型，使得个体会对其周围环境产生不同的感觉和意义。因为信任包含了认知和行为成分，相互信任是合作关系中一方对对方诚实程度的信心，因而企业间的嵌入具有双边预期性和互惠性的特征[11]。认知嵌入性使得企业个体的信任意向和信任行为受到企业所处情境的刺激，企业之间的可信度与机会主义行为强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出现，因此，企业信任的产生依赖于个体或企业认知过程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企业信任的认知嵌入可以从企业组织内部员工的共享心智模型和交互记忆系统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企业之间集中的和持续性的产生相似的和共享的心智。企业信任要成为认知对象，需要在一个认知框架中来进行分析与解释。一方面，企业组织内部员工共享信任意义、知识、经验与信息，通过企业组织内部的共同愿景、共同知识与意义结构来凝聚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信任价值观，促成组织内部成员彼此的合作与信任，从而形成对企业组织目标、任务及知识结构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交互记忆系统，企业组织将有关信任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检索，及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企业任务的需求，迅速查找企业组织与其他企业交往的历史，识别其他企业或个体的声誉并将其信任传递到企业组织的其他内部成员，成为甄别他人信任度的信号。
3关系嵌入
关系嵌入指个体在与其他个体交往（交换、交易）过程中，形成个体之间互动的心理认同，并将其对对方的认知嵌入于彼此的互动行为中。这种关系嵌入的心理认同强调以交易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履行义务和实施承诺为基础，嵌入是受信息传递的质量与沟通范围的影响联结而成的。关系嵌入是结构嵌入的构成基础，它关注交易双方之间直接互动所需要解决的信息共享、信任治理和信用交易等问题。
关系嵌入的特征会对企业组织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组织的治理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形式上来看，关系嵌入具有的双向植入的直接性、结点联系的稳固性；从内容上来看，信任的互动性是是关系嵌入中最突出的特征。因而关系嵌入的特征产生了交易双方彼此了解的可能性、可信性的渠道，交易双方通过信任取得了通过市场关系难以定价的资源的用途，增强了竞争优势；交易双方从信任关系中获得了隐密、细致的私人信息，传递加速了认知与决策，缩短了互动的个体对市场的反应时间，减少了搜寻成本，避免了与市场签订契约的成本，从网络中结点间的直接关系中获取信息收益，为网络治理奠定了基础。因此，企业关系嵌入的程度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1）对方的信誉、需要和目标；（2）信息传递、交流、共享的质量与范围；（3）互动过程中双方的一致行动、合作与冲突以及交往的历史。
格兰诺维特依据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和互惠内容等四个因素将嵌入关系进一步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三种。关系嵌入强弱程度的区分，为企业信任机制的建立与信任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因此，从关系嵌入的观点来看，个体或企业之间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可以强化彼此的信任程度，一方面，个体或企业为了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和组织危机，彼此信任与合作，相互学习和模仿，共享信息与资源，共担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互补形成技术同盟，甚至与潜在的竞争者共同组成网络关系，以降低彼此之间面对环境复杂性的不确定程度与复杂性。
4结构嵌入
结构嵌入是指个人或企业与其他多个个体通过关系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联系或关系中，构成了社会网络结构，其经济行为受到社会网络结构的制约，形成了群体普遍的价值认同。与关系嵌入强调的二元关系中直接联结机制所起的作用不同，企业的结构嵌入更关注个体关系联结的多元性所导致的在整个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更多地强调了企业个体所属网络结构的网络密度、网络稳定性和网络中心性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带来的影响。
网络结构中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越多，结点之间联结的实际数目越多，则表明网络密度越高，信息、资源就越有可能迅速及时地扩散，其中蕴含的社会资本存量就越大，将更有利于个体信任机制的建立和合作关系的维持，网络的运行也就越稳定。网络中的高密度的相互联结约束了网络成员的行为，更容易形成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具有放大声誉、稳固网络的功能。与低密度网络中的企业相比，嵌入于封闭的、高度联结的企业更容易与其他网络成员产生相互信任的认同感、共同意识和期待行为，因而行为具有一致性。企业之间大都与相同的第三方相互联结，网络内部的密切联结使得企业在互动过程中非常在意自己的行为，不希望欺诈、失信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企业之间的信任会使得信息在网络内部能够获得充分透明的传递，从而在共同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确立合作标准或一致行动的准则；充分保障网络成员之间的监督与控制，激励彼此间信任与合作，惩罚破坏合作和失信的行为，剔出已经丧失资格的成员，维持网络的奖罚机制。
企业的结构嵌入过程是一个有意识的网络联结过程，企业的结构嵌入可以采取一对多结点联结的方式和获取网络中心结点位置的方式来进行。信誉度高、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往往具有技术优势和较高的社会信任资本，可以接近独特的、丰富的信息资源，从而在信息传递和信任关系的强化中掌握获得大量的联结，成为网络的中心。同时，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优势来创新技术知识，强化其他企业对自己的信赖性，从而占据结构洞位置。从整个网络来看，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了许多结构洞[12]，因而在企业信任的构建上具有以下三个方面强大的竞争优势：（1）企业能够占有更多的多样性资产及多样的信息，成为其他企业信任依附的对象；（2）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占据了更高的权力地位，能够在相互没有联结的企业之间充分发挥其中间人角色信任的作用；（3）利用企业自身信誉度高的优势，在知识传播、信息传递过程中成功选择未来的合作伙伴和开发创新技术。
5环境嵌入
环境嵌入是指个人或企业在网络中的行为受到所处国家或区域的价值观、信仰、信念、法律、制度和政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里的环境主要是强调企业所处社会环境的人文属性，泛指与社会整体认知机制相联系的、信念系统、价值体系、法律制度、社会规范以及基本的行为习惯等具有历史传承的各种影响因素。不同社会的信任文化使得企业网络运行的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也影响了不同特色的信任网络的运行。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特点和产业布局的特点都影响到企业的行为，企业在选择合作对象时所持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倾向也不同，因而企业信任网络的形成与治理与社会文化密码相关[13]。不同国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同，企业之间的信任理念也不同，不同企业进行合作的倾向也不同。例如东方特殊主义信任文化下的企业信任网络与西方普遍主义信任文化下的企业信任网络的联结性质的差异，导致儒家文化圈下的企业治理与基督教或新教文化圈下的企业信任网络的治理不同。西方企业一般把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而东方企业一般把制度变量作为外生变量，作为无形的软性要素，传统价值观、、习俗观念等文化因素构成了企业家精神或企业精神，在企业或企业网络的治理机制、权益分配、信息分享和过程管理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企业愿景、企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集体认同，对企业或网络组织利益与社会责任的集体承载、企业内部人员的市场意识与网络企业群体意识形态的控制、企业组织对文化环境的适应与变革等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或企业网络发挥作用。在信任文化下，企业或网络成员容易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行动，形成的有利于企业运行的环境。
此外，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控制性硬性要素作为外生变量，国家或社会将通过强制性力量对个人、企业或企业网络进行限制和制约，将其行为嵌入到特定的制度环境或文化环境当中[14]。通过制度变迁，个人、企业或企业网络会将这种制度安排内嵌于认知模式、行为结构和文化规范中，变成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嵌入”是一个迷[15]。信任行为，嵌入于某种背景或结构，作为外部力量或影响的内在化过程，借助于路径依赖，有助于解开这个迷并促进组织理论有关企业信任的发展，促进对企业信任行为和机制的形成、维持和演变过程的理解。
在企业信任的嵌入与演化过程中，认知嵌入侧重于个体企业的信任认知，属企业个体层面；关系嵌入主要关注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属于企业组织层面；结构嵌入主要关注企业在信任网络中的位置，属企业网络层面；环境嵌入主要关注企业在不同国家、区域或行业的广义文化环境下的信任治理，即法制、制度、政策、习俗、惯例和常识等，属于企业的宏观层面。
企业信任的嵌入与演化有助于企业信任从单边行为转变的双向行为、多向行为，从而奠定信任网络建立和运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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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型政府信任；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054-06
收稿日期：2007－12－23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社会资本的“信任”因素与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研究――以南京市若干社区调查为例》（20070420003）。
作者简介：梁莹（1979-），女，江苏南京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概况
西班牙那不勒斯的学者吉诺维希早在l8世纪就提出了公众信任和私人信任，前一种指纯社会性的公德，后一种则指包含有私人利益的纯家庭化的联系。现代及当代学者们也对不同类型的信任进行分类：祖克尔(Zucker，1986)根据信任的产生机制，把信任分为来源于交往过程的信任、来源于特征的信任和来源于制度的信任三种模式［1］。卢曼（Luhman，2000）注重社会关系、社会体制和具体情境对信任的影响，认为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2］。列维斯(Lewis)和维吉尔特(Weigert，1985)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信任，他们对信任的特点、维度、基本类型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是两种最重要的信任类型［3］。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罗森布洛姆、拉尔夫•赫梅尔、汤普森、古德塞尔、休斯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则对有关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问题作过探讨。
在对信任问题的诸多研究中，中国的张康之教授则根据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历史形态以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交往和人际历史形态，提出了将信任区分为“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属于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在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发展出了一种契约型信任：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型信任。这是对于信任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诠释和解读，也意味着一种有别于西方学者的新型信任理论的诞生。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则相应的也可以划分为“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和“合作型政府信任”三种类型。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大国，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但是它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不同，它是一个断裂的、分层的纵向多元社会。张康之教授认为，后工业社会距我们并不遥远。事实上，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已经走上了后工业化的征程。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甚至学术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常常看到所谓“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学习型社会”等多种多样为当今社会命名的做法，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在走进一个新型的社会，这个社会总的轮廓就是走出工业社会。在此前提下，我们也进一步把它描述成一个合作的社会。在走向合作社会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合作的根据，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对信任问题的历史考察，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历史阶段，一切宏观的社会问题的探讨，都需要基于这个现实。我们对信任与合作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时期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4］。
由此观之，对于这三种类型的政府信任而言，似乎在多元社会形态并存的中国都应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当前哪一种政府信任关系在更多地主导当前的信任格局呢？在这方面，国内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的理论层面的探讨（程倩，2005），而在这方面实证层面的研究则是相当欠缺的。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深入的实际调研，以了解真实世界中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现状，考察在当前政府信任关系中，“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和“合作型政府信任”究竟何者更占主导地位，进而剖析影响和制约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为其在我国的建构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
①在笔者曾发表过的一些相关论文中提到，本次调查的问卷发放数目为500份，这是由于调查员不慎遗失了50份问卷。因此实际问卷发放数目应为550份。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笔者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做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定额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户内抽样法等多种抽样方法。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①，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86.9%；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作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84.9%。
在本次调查的对象中，从文化程度来看，中小学及以下的占27.2％，初中占28.1％，高中占11.1％，中专、中技、职高占11.8％，大专占9.0％，本科占10.3％，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2.4％，缺省的占0.2％；在年龄方面，18～19岁占3.4％，20～29岁占21.8％，30～39岁占23.3％，40～49岁占21％，50～59岁占17.1％，60岁及以上占13.3％。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的样本在性别与文化程度方面都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比例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对于南京市公民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合作型政府信任：现实抑或幻境？
张康之教授把工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称作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或“管理行政”［5］，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工具理性思维要求一切事物都具有可操作性，以至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被纳入到可操作性的框架中，而这种可操作性的政府信任关系，也就是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而在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中，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合作是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的正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是人们之间的信任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则是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建立的前提。迈克尔•巴泽雷把合作治理归结为“公民价值体现”,它与传统官僚制范式不同，它更多地体现了对公民集体价值这一问题做更多的调查、更明确的讨论、更有效的商榷，暗示了社会自治的要求和能力［6］。政治学中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均有其局限性，正如达尔所说，“在公民参与问题上，两种民主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限制：在参与行为所需时间和有资格参与的人数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为双方都设置了无法克服、也无法绕开的限制。”［7］而合作治理“可以视为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纠正，即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8］
在调查中，当问到公民“您认为当前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怎样的”，认为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高达56.7%，认为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甚至占16.5%；而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只有17.4%；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合作互动”关系的则只有8.0%，此外有1.3%选择“其他”。“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更多地属于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从分析中可以发现这种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代表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特征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合作互动”关系似乎还相当欠缺。
与契约型信任不同，合作型信任不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而是从属于实质理性的，不仅如此，合作型信任的实质理性特征还包含着情感的因素。合作型信任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基于合作型信任的合作行为也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4］。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则可以反映出信任主体的情感需求。因此，我们可以从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与互动的角度来考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调查对象对“您认为政府部门会听取居民的意见吗？”一题的回答中，回答“一般会”的只有17.2%，回答“视情况而定”的有51.3%，回答“一般不会”的高达31.5%。而其中回答“一般会”和“视情况而定”的公民，在继续回答“如果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建议，您认为会有效果吗”这一问题时，认为“会有很大效果”的只有2.2%，认为“会有比较大的效果”的只有10.3%，认为“几乎不会有效果” 的达23.2%，认为“会有一些效果”的占53.0%，回答“说不清”的有11.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仍有所欠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对于信任主体之一的公民而言，情感的需求并未得到较好的满足。
乔•萨托利认为，公民孤立地独自采取行动，是一种没有辩论式的参与，他的决定没有通过形成深思熟虑的对话，而讨论对于优化决策是至关重要的［9］。对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而言，“市民论坛”、“政府上网工程”等民主举措的实施，可以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由以往的“单向性”转变为“双向性”，达到相互理解、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实现双方关系的和谐。但是，在调查对象中，对于南京市政府举办的“市民论坛”活动，认为其作用很大的仅占10.7%，认为“作用一般”的有42.4%，而表示“没听说过”的有27%，认为“没什么作用”的占 13.1%，表示“说不清”的有 6.9%。关于公民对“政府上网工程”作用的评价，调查表明，认为“政府上网工程”作用很大的仅占9.9%，认为“作用一般”的占34.8%，认为“没什么作用”的有27%，表示“没听说过”的有22.5%，表示“说不清”的有 5.8%。阿尔弗雷德•赫希曼指出，两个人之间互相展示的信任越多，他们的互相信任也越大。而调查表明，像“市民论坛”、“政府上网工程”这样的发展民主政治的举措，在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方面仍存在很多局限性。
进一步考察政府信任关系中公民情感需求的满足状况，对于“政府能保障我的权利，并增进我的福利”这种说法，调查对象中，表示“比较同意”的有48.1%，表示“非常同意”的有6.0%，两项加起来只有54.1%。而对于“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都能够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的只有33.8%，表示“非常同意”的有7.1%，表示“无所谓”的有14.7%，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的分别占34.3%和10.1%。这说明公民对政府不满意与不信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仍普遍存在，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中公民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而言，还相差甚远。
对于前文所言的第一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即“习俗型政府信任”，其特征如张康之教授所言，“熟识是交往的前提，或因为交往而熟识，不相识就是没有交往”。而调查表明这种类型的政府信任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弥漫于社会中的强烈的功利氛围，诱致乃至催生了一些政府公务员强烈的自身利益追求及谋取非正当利益的欲望。这种错位的思想意识一旦变成了某些政府公务员的主导价值趋向, 内化为自己的价值驱动，就会与宪法所赋予的公正执法、服务公众的使命和责任发生冲突，并蜕化到非法利用国家公器谋取私利的危险境地。这种由角色错位导致的价值冲突和责任冲突的结果必然并且已经导致大量政府公务员的失职、渎职行为，并由此增加了“习俗型政府信任”的成分。对于“在我国政府机关办事，最重要的还是靠关系”这种说法，调查对象中，表示“非常同意”的有14.8%，表示“比较同意”的占54.1%，两项加起来高达68.9%。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靠“关系”办事的传统仍在政府机关中盛行，“习俗型政府信任”在某种程度上仍大量存在。
上述分析向我们昭示，近几年南京市政府加大了发展民主政治的力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但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仍有所欠缺，“习俗型政府信任”和“契约型政府信任”在当前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中似乎仍占主导地位，而“合作型政府信任”却相对比较稀缺，可见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仍然任重而道远。
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之因素探析
以上实证层面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得较为缓慢，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例如通过方差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的公民在对政府的信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回归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 职业与政治面貌对合作型政府信任的成长均有显著的影响。
在年龄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从表2可以看出：经F检验表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上，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均值有显著差异。40~49岁、50~59岁和6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层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这与他们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中一些特殊的经历（如十年“”、上山下乡，下岗失业等）有关。换言之，合作型政府信任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年轻人群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中，而40~49岁、50~59岁与6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层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型信任则较为贫乏。
而在月收入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的方差分析中，从表3可以看出：经F检验发现，在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均值有显著差异。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公民，其政府信任均值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而月收入在6001元及以上的公民的政府信任均值却下降至3.55分，但下降幅度不是很大。因此从总体而言，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还是呈上升的趋势的，也即是说，收入越高的公民，其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越趋向于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的原因进行综合解析，即以性别、年龄、收入、职业等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综合考察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的各种因素，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R2为53.2%，说明模型解释力比较强。F检验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比较回归系数，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则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与无党派人士这些变量对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收入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在学历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于不同职业的公民而言，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对政府信任的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542分与0.529分；工人对政府信任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447分；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下岗失业人员对政府信任的均值则尤其低，分别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653分与0.831分。在政治面貌方面，无党派人士对政府信任的均值比党员低了0.308分。因此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公民年龄的增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型信任不断减少；随着公民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型信任则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合作型政府信任在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几类人群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中显得比较稀缺。在政治面貌方面，无党派人士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型信任相对中共党员而言比较缺乏。
结语：展望与研究局限
如福山所言，信任不仅对一国的繁荣与竞争力有重要的影响，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也是编织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本文的调查与分析似乎向我们昭示：“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大量地存在，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离合作型政府信任仍然路途遥远而漫长。
福山认为，所有拥有社会资本的群体都存在着某种信任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合作规范是有效的。如果一个群体的社会资本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性，那么信任范围就可能比群体本身还要大［10 ］。从以上对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如果要致力于重新构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就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构建中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以及不同政治面貌的公民，采取不同的信任社会资本培育政策。例如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公民而言，尤其需要提升40~49岁、50~59岁和6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层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对于不同职业的公民而言，特别需要关注和改善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两类人群的就业、收入与受教育状况。而对于不同政治面貌的公民而言，应进一步培养无党派人士对政府的信任感，对他们在某些方面对政府认识上的误区，做好沟通与引导工作。概而言之，政府应努力改善这些客观的公民背景条件，逐渐消除公民对政府信任度较低的现象，逐步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与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尤其重要的是履行职责，改进工作绩效，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改善社会福利水准，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认为，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边界，没有经过权利的所有者的自由同意，是任何国家权力都不能任意逾越的。他把个人权利作为国家行动的严格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边际约束，并提出持有、转让和矫正正义三原则的权利理论［11］。公民权利之重要性由此可窥见一斑。建议政府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明晰公民的权利：一是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应依据我国已加入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修订现行宪法，明确公民的各项权利，尤其是知情权、结社权、迁移权等参与权，更应该受到政府的重视。二是制订一系列具体法律，进一步明确公民及公民团体的权利与义务。三是鉴于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与互动比较欠缺的现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知情权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政府应逐步向公民开放施政信息，赋予公民以知情权，启动公民听证程序。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政府还应进一步普及和完善公民论坛与政府上网工程这样的举措。在公民论坛与政府上网工程活动中，各级政府及其领导者应培养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通过宣传、发动、说服等策略唤起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讨论和协商；以合理的途径化解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寻求更多的公民合作意愿。如汤姆斯所言，“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参与的动力源自于需要更多的公民认同，这是顺利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条件。”［12］这样，公民就可以逐渐成为与政府合作治理过程中的积极力量，由此将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巩固合法性，进而促进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一个探索性研究，还有很多局限性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相关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本研究只是对南京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南京市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能代表江苏省的情况。然而即使本研究不能完全反映目前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现状的真实图景，至少也是当前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现状的一个缩影。这个地区对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不应被过于夸大，保持对研究结果的谨慎态度是必要的。所以，对本研究结果的外在效度的证实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Zuker, L. G. Production of Trust : Institutional Source of Economies Structure．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5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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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ancis Fukuyama．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George Mason University October 1. 1999.
【关键词】现代性；信任
信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社会话题，它既蕴含在整体与个体中，也贯穿在宏观与微观中，同样也影响着主客体的发展，并且作为结构与行动相联系的媒介。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用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对信任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吉登斯对信任的定义
吉登斯给信任所下的定义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吉登斯认为一个人如果完全知晓他周围的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么就不存在对它是否信任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信任一直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或心理活动，我们之所以寻求信任是因为缺乏完整的信息资源。信任是一种可持续的自我认同或对他人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某种程度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信心。抽象体系中的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所不熟悉或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
二、现代性中的信任
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人们对非个人化的原则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构成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然而现代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却使得信任和风险更加紧密的互相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是在特殊的行动方式遇到风险或危险时将其避免或把风险或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而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的载体和范围不断扩张，使得风险也同样不断增加和多变。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信任也在这三个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下不断影响着个体和整体、行动与结构的关系。
（一）信任与象征标志的关系。在现代性脱域机制的影响下，人们通过时空分离，使得在缺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彼此间产生信任。抽象体系的入口是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交汇处，而信任与现代性中的社会制度所特有的特性紧密相关。货币符号是社会里使用范围最广，也是社会里最主要的象征标志。人们不必知道它的制造方法，只需要明白和信任社会制度所赋予它的使用原则，它就可以在经济领域里畅通无阻。购买东西时，买卖双方不必相互认识，甚至不用面对面，通过货币就可以完成交易。但随着人们对象征标志的信任，与此相伴随而来的风险也更加增大，如在股票交易中有可能今日你是亿万富翁，而明日你是落魄的乞丐。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延伸的基础，对象征标志的信任是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非当面承诺的形式，社会组织所制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运行法则构成了该信任的有效性。
（二）信任与专家系统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这种反事实的、面向未来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抽象体系——其本身的特性中渗透了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的可信任性——中的信任建构而成的。”这强调的是一般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依赖，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无论是在社会组织所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与专家系统的联系已经被逐渐常规化。
专家系统是知识与非专业人士的连接媒介，我们透过专家系统来信任那些我们并不了解的知识。在现代性条件下，不断更新的知识通过通讯媒体等途径传递给技术性专家和非专业人士，而这些更新的知识使得人们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均有所改变。随着现代性多方面的全球化，非专业人士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社会组织等的不断增多和革新，使得大众与专家系统，甚至是抽象体系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更加的微妙，专家系统或抽象体系有时候已不再是权威。
（三）信任与本体性的关系。吉登斯认为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与“存在”有关，本体对他人的信任与自我内在地构成的可信任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不断更新，这就构成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个体对惯常性的东西的依恋是具有矛盾性的，它是对失落感的一种表达。信任消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由于信任，个体可以容忍所信任的人或物的缺场，因此也阻隔了种种存在性的焦虑，从对他人的信任中寻求到本体存在的真实感。信任是持续性的自我认同，这使得本体对他人的认同感也在持续性的变化。
在现代性条件下，伴随人或事物的风险随着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捉摸不定和难以测度，它们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甚至国家或国际合作都无法控制。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的承担主体承担着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双重信任的建构，以及承受着与其相依相随的来自风险或危险的压力。现代性的多方面不断更新或改变，信任的主体运用现代性的反思性也随着它不断的发现自我，改变自我，也改变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事物的态度。
三、思考
信任不是预先被给定的，而是一点点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与传统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中与信任相伴的风险来的更迅速，伤害也更大。例如现在各种媒介的运用增多和扩展了犯罪的方式和途径，例如传销组织，它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吸引人的虚假信息，引诱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等的人掉入陷进而走不出去，甚至使得在陷进里的这些人去欺骗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让信任变得越来越薄弱，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现代性使得人越来越多的拥有双重人格，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现代性下的社会组织、社会系统等抽象体系和各种非抽象体系运用现代性的反思使其确立的原则越来越非人格化，从而导致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更加质疑他人和自我的生活、甚至生存的意义。针对此我们应该及早做出防范，在制定和确立新的原则和法则时应注意平衡人与抽象体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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