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风特色：移民文化是安庆民风之魂。安庆建成700余年，屡遭战乱侵扰，人口流失严重，至明初，大半为外来移民，清乾隆二十五年，安庆为安徽省治，八省通衢，更为官绅云集，碰撞交织，构成安庆民风的独特色彩。
2.文物古迹特色：安庆上百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数量繁多。目前城区范围内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近百处，列为各级重点文保单位的有50处，现存历代古建筑410处。迎江寺、振风塔、敬敷书院、谯楼、焚烟亭、钱牌楼、倒扒狮、陈独秀墓园、革命文物陈列馆、玉虹街古城墙等及其他重要的文物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3.区域事件活动：安庆作为皖省首府，近二百间发生了不少事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如陈玉成安庆保卫战失利，是太平天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1907年徐锡麟起义，为辛亥革命会党起义第一枪；1908年马炮营起义，为新军起义第一枪；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次年建造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台机动船，为中国近现代机械工业、军事工业之源头；之后求是学堂、安徽大学、安徽银元局、安庆飞机场等，在安徽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些也赋予了古城安庆新的生命内涵和历史价值。
4.交通区位优势：安庆与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界，有“四横五纵”的高速公路网和“二横二纵”的铁路网、4D级天柱山机场、对外港口长江水道和建设中的安庆铁路大桥等，现已初步形成集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为一体、四通八达、有着明显的交通区位和地理优势的交通网。
5.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安庆石油化工、轻纺、建材、机械四大支柱产业的形成与支撑，目前安庆已拥有安庆石化、华茂、曙光、海螺、胡玉美等多家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近年来，安庆市GDP增长仍不断增长，2013年跃进安徽前三甲并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和安庆市《关于推进旅游经济强市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给安庆带来新机遇，发展安庆旅游业，宣传安庆文化，力求将安庆打造成长三角经济圈文化旅游休闲产业示范基地，进一步促进安庆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当前安庆古城景观文化传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政府建设、房地产开发都在努力追求和打造地域性、文化性和特异性。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传统景观文化元素和符号的滥用、片面的认识和对传统园林文化的词汇和语言的推广，使得真正能够代表新时代对传统景观文化理解和诠释的作品少之又少。安庆古城景观环境建设也不例外，可说的多，可看的少；记载的多，存在的少。
1.特色不鲜明，缺乏创新思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城市景观环境的建设变得越来越趋同，天南地北，千城一面。安庆古城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优美的山水环境，但在城市的不断进步发展过程中，安庆古城缺乏历史的继承性和时代的超前性，景观的外延和内涵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或旅游城市，城市特色不够鲜明。这里面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城市设计者与管理者缺乏创新的、超前的、发展的、系统的理念。对于安庆古城景观发展，需要不断在学习中批判的继承和宏扬宜城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同步，建设山—水—城—文富有宜城特色的城市环境，那将是安庆城市景观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2.内涵不足，手法单一。优秀的景观设计必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是在不经意中的自然暴露，使人们在无意中就能感觉到。在现代安庆城市景观环境发展建设中，安庆景观地域文化与地域历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其景观表现手法单一，缺少艺术提炼，文化内涵体现不足，缺乏文化内容的设计，显得呆板，缺乏品味，还有许多中不中、洋不洋、新不新的设计让人无奈，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历史的历练，这些使得安庆古城中的历史建筑、历史古迹、古街古巷与城市现代景观环境格格不入，没有由点串成线、由线连成面的衔接和融合。这些作品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忽略了景观本质，从而影响了景观作品的整体质量。
3.一味模仿，粗制滥造。只有精致、精美的景观质量，才能有力的表达文化，质量较低的文化景观，不但不能传播文化，反而会影响到文化的优越性。从南到北，很多城市景观在形式、色彩、材料上大同小异，相互仿效，少有特色鲜明、意味深长的作品。肤浅、缺乏内涵和质感的作品，不仅对城市的发展，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产生很大的影响。安庆现有城市景观设计缺乏对古城历史文化、地理区位、传统风俗、社会变迁、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深入透析，缺乏对自身特色的深层次认识，景观艺术停留在表面，没有体现出精髓和本质所在。有些城市建设还暗箱操作、生搬硬套、偷工减料，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低质量的设计和施工，更谈不上文化产品人文精神的体现了。
4.资金缺乏，保护、开发和利用不力。由于资金短缺，自然和人为破坏严重，导致对文物、土地、景观环境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太平天国英王府、谯楼、江西会馆、大观亭名胜保护区等地方的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或难以展开，使安庆古城建设困难。与此同时，天后宫片区文物也面临着大规模的拆除，安徽省立第一监狱、安庆唯一保存的老当铺、最精美的西洋大门楼等将不复存在。虽然安庆已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但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城中的各种古建筑、古街区正在慢慢消失，怎么担负得起“文化城市”的称号。
5.宣传力度不够，公众环境意识淡薄。景观环境意识的宣传和教育的力度不够，市民缺乏爱护和珍惜文化遗产的意识，没有形成全民参与，让安庆古城文化的精髓真正的融入广大市民的生活中。生活在安庆古城中的人们对古城景观的敏感度、关注度不高，显得无动于衷，破坏古城风貌的行为时有发生。
三、安庆古城景观文化传承与发展对策
1.加强政府领导。明确目标责任，增强安庆政府部门的责任感，把名城建设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成立安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保护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和部门，主要解决在理论和实践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切实规范责任行为和文物古迹的审批、保护、修复、处罚等制度与原则，统一规范，统筹协调，推进名城建设与发展工作。
2.建章立制。编制、实施和全面落实《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安庆重点文物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各专项规划，明确保护对象、内容和原则，加强古街、古巷、古镇、古村落、古宅保护，加强大观亭、英王府复建与整治，朱家坡—迎江寺、清真寺—大南门等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整治；严凤英、邓稼先故居等保护工程。建立点、线、面统筹兼顾的保护范围，坚持保护与利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促进安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体化发展。
3.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庆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安庆优势资源和公众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分布散、规模小、利用率低、系统不完善、设施不足等问题。安庆市政府应以规划先行，引导城市各项建设，避免重复拆建，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完善其功能，适当其规模，先进其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有效地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4.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按照“政府带头、部门组织、公众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降低信贷门槛，创新金融产品，鼓励民营、外资、合资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安庆古城的景观环境建设中，鼓励私人及其机构建办博物馆、陈列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同时把城市土地、道路、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及其他城市资源作为商品业务，做好城市经营的文章，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实现主体企业化、资源利用的商业化、政府行为方式的规范化。
以阿多诺的群众文化理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评曾经把影视文化当作是体现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权力,把影视观众当作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当作任由统治利益控制的社会主体。这样的大众文化批评一面把大众描绘成受害人，一面却宣判他们注定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影视文化真的只能是束缚社会主体解放和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吗?影视观众真的注定要在大众文化强大的影响下丧失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吗?那些与大众文化结缘的普通人真的与社会变革的需要和动力再也没有积极联系了吗?对这些问题,一些七十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后起的大众文化批评对先前悲观的文化批评从许多方面作了彻底的检讨和批判,其中包括对影视文化的创造性和启蒙性的肯定以及对影视观众能动作用的估价。这两方面的理论工作对我们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得我们能够从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中去设想和探索当前普遍性社会改革所需要的启蒙和思想动力。它更能够使我们把文化消费大众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价值意义的共同创造者,而不只是一群仰仗少数文化监护人开启智慧的心盲之众。新的大众文化批评在上述两方面的理论成就,最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很有影响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新德国电影文化批评(后者在美国电影研究中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注1〕在本文中我准备重点介绍前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特别是对阿多诺电影观众理论有批判意义的一些观点。在进入对这位批评家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与影视的文化形式有关的一些概念和阿多诺的电影理论作简单的说明和介绍。
一、“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
影视首先是一种“群众文化”,然后才是一种现代的“大众文化”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群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和“群众传播媒介”(massmedia)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媒介也称电子媒介,它包括电影、电视和广播。群众文化以电子交流手段为其媒介,是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特别是技术化的产物。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即使是现代的大众文化,也还包括了许多不以电子手段媒介的文化形式(服饰、饮食、时尚和现存的民间文化等)。我们之所以不宜将群众文化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大众文化,是因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不等于就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不象群众文化那样容易作技术的界定。我们虽然能识别大众文化的“现象”,但却很难从纷繁庞杂的大众文化现象中抽取出共同的理性特征来。大众文化的界定常常得依赖对它的对立面的界定,也就是说,在我们认定什么是大众文化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认定了什么不是大众文化。而且,在我们心目中的“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对立,某种高下之分或者某种相互排斥的关系。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三种不同的大众文化观念。
第一种观念是把大众文化当作工业文化的对立面。这种观念追怀传统的乡村型民间文化为大众文化的典范和核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大众文化同本土文化联系或等同起来。现代文化的工业化、都市化和国际化倾向便成为这种观念的大众文化的破坏和威胁力量。第二种观念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民间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延伸,是老百性文化在现代环境中的文化需要和认同,大众文化就是普通人的文化,无论它被褒义地描述为“通俗”,还是贬义地被描写为“低俗”,它的对立面都是与艺术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高级”或“高雅”文化。第三种观念把大众文化解释为“庶民”的文化,它强调这种文化对于控制和约束的忍耐性,但也看到它对控制和约束的抵抗。这种文化的下层性决定了统治性文化是它的对立面。这种观念的大众文化虽遭受统治文化的控制和利用,却不是没有能力对控制进行颠覆,对利用进行反利用。它的反抗的困难和曲折使得它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所不屑一顾也不能充分欣赏的特殊的创造性和自由性。
大众文化不只暗指它外部的对立面,还常常因其历史变化和各种成分的复杂性呈现出一些内部的矛盾关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现代的群众媒介文化和传统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人,一面谴责群众媒介文化生产平庸雷同的社会主体,造成当前文化“滑坡”的现象,一面却又赞美传统大众文化的民间本土性和对外来文化控制的对抗性。这样做,分明就是把群众媒介文化与传统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这种论调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常常可以听到。在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化分析中,这种论调就曾风行过一阵。〔注2〕当时一些拉美国家面临着本土民间文化和源自西方的现代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但是把这种矛盾简单地转化为传统大众文化和群众媒介文化的对立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就其规模、流通方式或传媒方式将这两种大众文化形式加以认辨,但却不能武断地割裂它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相互结合的关系。传统的大众民间文化因电子传媒而得以突破其区域影响,而群众媒介文化则不断地以传统大众民间文化为制作材料。传统民间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并不会因为运用电子媒介而就此消失。仅从电子媒介文化产品的制作技术和接受方式来断定它必然只能拥有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消极观众,更是脱离第三世界具体历史条件的附庸之说。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极具影响的悲观传媒文化理论把电影观众看成是群众媒介文化的思想奴隶,这是以欧洲特定的文化环境为背景的。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已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象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作为群众传媒的电影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完全是从群众媒介文化的角度群众去分析和评价电影和它对观众的社会影响的。他俩合著的《启蒙的辩证》于1947年出版,真正产生影响则是在十年以后。在这部著作里有一章,题为“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专门把电影当作“文化工业”的首例加以分析批判。这两位作者坚持,文化工业所产生的群众文化助长了工具理性,而进一步削弱了在欧洲业已势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理性。他们严厉地谴责群众文化,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他们认为,“文化如今在任何事物上都打上了相同的印记。电影、无线电广播和杂志构成了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从整体到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切群众文化都是一个摸样。”在群众文化中,不同的话语形式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因为“真正重要的差别……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消费者的类别、组合和标识”(123)。〔注3〕现代社会中的群众文化的单质性之所以无可避免,是因为现代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威,能统筹整个文化系统各部分的运作。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各种执行的权威之间有一种协议,或者至少有一种共同的决心。他们不能允许产生任何与他们的规划,与他们对消费的观点和对他们自己的观点相违背的观点,即使产生了也必须禁除”(122)。阿多诺认为群众文化对国家权力没有对抗的能力,以为“那种对抗集中控制的需要,已经先被对个体意识的控制扼杀了”(121)。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四十年代后期对群众文化的悲观失望,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当时欧洲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对民众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因为,至少在西方,最成功的势力和政权(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借助群众运动而得以壮大的。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使得国家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真正将社会个体“群众化”,真正能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和模式将不同的个人塑造成标准化的社会主体复制品。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机器和组织形式相结合,第一次能高效率地以各种形式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符合它需要的社会主体。一切社会反抗的可能早在出现之前就已经被集权意识形态所预见和扼杀了。英国左派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8年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可怕的现代集权社会的图景。
1945年德国战败,纳粹政权所控制的文化机器被摧毁。德国经济崩溃,根本无力组织新型的文化生产,因而美国文化便占领了德国的市场。当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作为美式文化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的时候,它们立即与欧洲传统的古典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它们的缺乏“艺术风格”,便成为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批判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这两位批评家否认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存在风格的可能,并由此推及一切群众文化。他们认定,“文化工业的风格不再需要经过难对付的材料和验证,是反风格的风格”(129)。在他们看来,一切按配方程序制作的产品,都是没有风格的,无论这种产品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汽车、衣服,都只不过是某种单质整体的样品和复制品。他们把风格看作“伟大艺术家”的专有品质,因此把先锋文化产品奉为圭臬和圣典。在他们看来,唯有高雅的先锋艺术,才能够对抗侵蚀一切的意识工业。艺术必须增加难度,必须用技巧和复杂性包裹起来,这样才能保存由它所体现的人类仅有的自由。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那里,文化批评事实上成了一种艺术鉴赏家的专利。后期的阿多诺在群众文化问题上修正了先前的观点,他在1966年的重要论文《电影的透明性》一文中,已经不再全盘否定作为群众媒介的电影,但高雅和低俗的对立区分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他肯定电影的前提仍然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分野,电影之所以值得部分肯定,是因为它能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注4〕
阿多诺的电影观众理论结合了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的自然唯物论和弗洛依德的冲动说,发展出一套关于人主体的社会化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文化消费者对于文化商品的自然认同。《启蒙的辩证》一书中重点讨论了现代社会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和历史趋势,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文化工业的电影问题上。两位作者直接指责电影对现代化社会控制的帮凶作用。电影的实在视觉形象复制了现实,肯定了世界的现状存在,诱使并强迫观众与之认同。电影以其客观描绘的假象来僵化观众的心灵,泯灭他们的个性,并将他们按这假象的模式塑造成千人一面的复制品。两位批评家写道：“如今已贬值了的深层心理学所规定的内在生命,它整个儿都向我们显示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已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体气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一种发生在消费者和文化商品间的不可抗拒的仿摹关系,那怕消费者能看透文化商品也罢”(167)。在这两位批评家看来,群众文化的娱乐性使消费者失去个性,泯灭了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区别,也泯灭了个人主体和社会之间的区别。这就是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工业的非个性特征被观众吸收为他们自己的血肉。文化工业产品带来的只是人性的压抑而不是艺术的升华。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行为刺激反应模式,社会通过社会个体得到复制再生,这是一个完美无缺、毫无损耗的输出/输入关系。其中社会个体纯粹是被动的接受者。值得指出的是,阿多诺后来修正了这一全然被动的电影观众接受理论。1963年,在那篇答复对他批评的题为《关于文化工业的再思考》的论文中,阿多诺虽然仍坚持他和霍克海姆对商品拜物的基本分析,但他已不再坚持消费者必须与文化工业产品完全认同。他承认,商品还不能完全扼杀“本能自然”,人的本能自然具有一种前社会的潜能,它能抗衡社会化过程中强行同一的压力。
“本能自然”这个概念在阿多诺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审美经验的来源,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体批判和对抗现实的认识来源。阿多诺为此写道：“唯有人类无意识中的不信任,唯有留在人类精神中区别现实的能力,才能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由文化工业营造的世界景象。”〔注5〕尽管阿多诺的“本能自然”说使他为作为群众文化消费者的电影观众最后留下了一点主体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既脆弱又狭小。阿多诺把高雅艺术和审美经验看作是受压抑的本能对抗社会控制的唯一表述渠道。艺术是本能自然和社会在冲突时迸发出来的思想能量。它具有一种阻遏社会集权控制过程的作用,因此具有批判和对抗价值。尽管如此,阿多诺对现代社会中群众积极的思想对抗从不抱乐观态度。把“本能自然”理论发展成一种积极的社会对抗模式的,实际上是法兰克福的后起之秀马库斯(HerbertMarcuse)。
我在前面把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尤其是阿多诺)的群众文化批评和电影观众理论概括了四个方面:同质社会主体(电影观众)论、群众文化因无艺术风格而无思想价值论、电影观众与文化工业商品绝对认同论,以及社会批判以“本能自然”为基点论。这四个方面的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影响着西方的大众批评,而且也是我们国内现今一些大众批评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它们不仅对七十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现象和机制失去了适当的解释能力,更因其悲观消极的社会主体论,以理论的激进掩盖了政治的保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上述理论的四个方面都有所批判。概括而言,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民众都不是单质的实在群体,而是异质复合的关系组合;大众文化有其特殊的创造性和衡量标准;影视观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意义生产和流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这种参与便是民众社会批判的基本条件。
三、作为文本的影视:活性文本和能动观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是七十年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工业化社会中的文化。它的重要成员包括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思杜德.豪尔(StuardHall),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珍妮特.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和约翰.费斯克(JohnFiske)。他们的批判理论继承了以路易斯.阿尔图塞(LouisAlthusser)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对西方许多人文科学批判研究(影视研究、文学研究、女性批评、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批评等等)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个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从“大众”和“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开始的。
什么是“大众”或“民众”(people)呢?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什么是“群众”(mass)这个问题之中。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指出,“群众”是现代工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将民众非个性化、同一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群众化”(massify)的过程。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看来,现代社会中民众的本质就是他们的固定不变的群众性。这种单质的、固定不变的民众观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者的一致驳斥。他们认为“大众”、“民众”或“人民”这类概念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类概念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而作为价值和相对立场,“大众”应当首先理解为一种关系,而不是经验性实体或固定本质。而且,“民众”也并不是单质的整体,所谓的“民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杂多异质的关系组合。
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和《阅读大众文化》这两部姐妹著作中从两种主体特性来定义“民众”这个基本概念:民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collectiveoppositionalsubjectivity)和“流动主体”(normaticsubjectivity)。〔注6〕第一,民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分,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尽管一切现代官方权力都必须以代表民意来争取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就凭民众总是只能被代表,他们就已经总是被放到了给权力垫底和压迫(subaltern)的位置上。费斯克强调民众的下层性,与法兰克福文化批判把群众看成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并不矛盾。与阿多诺的理论绝然不同的是,费斯克的民众观强调民众并不注定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奴隶。费斯克强调,民众的下层性决定了民众必然会有反抗意识,尽管这种意识是时发性的和非稳定性的。因此,他同意思杜德.豪尔的说法:大众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民众和权力集团的对抗(费斯克4,8)。第二,民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民众间的各种关系极为杂多异质,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下。民众的下层性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但民众间复杂交织的亲疏利害关系,却使这种反抗并不以简单的“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对立关系出现。他解释道:“日常生存的问题都需要放在高度复杂和综合的社会结构中去协调,这就形成了(民众)流动的主体性。流动的主体围绕着这个大身份,因不断变化的需要而构成各种不同亲疏离合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在权力结构中形成的。它们不仅关乎与谁一致,而且关乎与谁对抗。我认为对抗的意义……要更关键一些。”(费斯克3,24)
费斯克对“文化”的定义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文化批判从推动社会变革着眼的取向。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费斯克指出:“意义和意义的产生(文化即这二者合而为之)是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和意义的产生只能用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来解释。基于这样的联系,社会结构是靠由文化产生的意义(以及其它一些力量)所支撑的。这些意义不仅有关社会经验,也有关人的自我。……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都有某种社会身分,使他们能理解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经验的意义和具有那种经验的主体(或自我)的意义,都是同一文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费斯克2,254)在特定的社会中意义的生产不是自由的,由于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对经验和自我的理解和构意总是受到限制。而且,统治意识形态又是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的。所以,意义的生产必然会触动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必然要么是压制性的,要么是对抗压制的。意义生产和流通是在权力结构中进行的,被这种结构认可并定为“高雅”的部分隶属权力结构的上层,而低俗的那部分则处于下层。正因为如此,费斯克强调“文化研究”这个说法中的“文化”侧重在政治,而不是美学或人文意义。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的这一特征尤为重要。费斯克明确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普遍的‘人类精神’。”文化乃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费斯克2,255)乃是“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方法,它涵盖了这种社会的人生经验的全部意义。”(费斯克2,254)
费斯克这个在英国文化批评中很有代表性的对“文化”的定义,对我们认识大众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往的文化观是以“艺术成品”为核心的。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成品被称为“经典作品”,它们的创作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画家、音乐家)便成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人类领袖、历史人物。对于这些经典作品来说,意义是内在于作品之中的,有待于人们怀着崇敬至诚的心情去汲取体会。经典作品和他们的创作者是文化的代表、权威和监护人。一切与他们的价值标准不相符合的都不仅是粗俗平庸的,而且也是一种威胁和异己力量。
英国文化批评的文化观与这种文化观不同。它废除了“艺术成品”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代之以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样,文化研究者就无须去比照经典作品的模式,把象影视、连环画、通俗文艺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界定为大众文化的“艺术成品”。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文化工业产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文化产品本来也不需要先转化为“艺术成品”才能担负起它们自己特殊的社会功能。这种转化本身就是一种贬值过程,用与之不相符合的模式来标明它,只能使它成为“赝品”。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文化工业产品不过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影视观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由民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才是大众文化。
和法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德赛都(M.deCerteau)一样,费斯克认为文化工业产品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赞许的艺术品质是无关紧要的。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商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民众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费斯克发挥了德赛都《日常生存实践》一书提出的观点,指出:“民众虽然不能生产自己的文化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大众只能利用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而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就是文化或其它工业的产品。大众文化的创造性不体现在商品本身的生产上,而是体现在大众对工业商品的创造性的运用。大众的艺术影视文化就是有啥用啥的艺术。对(现存)资源的创造性的有选择的运用,这就是日常生存的文化。”(费斯克3,27-8)〔注7〕
大众文化不只包括对文化或其它工业产品的运用,而且也可以包括对高级艺术成品,即所谓经典作品的运用。对大众文化来说,这两种材料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重要。这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重要不同之处,因为对高级文化的从事者或维护者来说,经典作品绝对要比文化工业产品优越。如果说大众文化的特征是把文化产品材料化,那么高雅文化的特征就是把文化产品经典化。经典化的形式多有不同,包括把对象艺术化、学术化、科学化。例如,它把通俗小说《红楼梦》变成“红学”,把一些本来是权宜之计的主张或意见变成“主义”。经典化既把对象神圣化,也使文化参与者与这对象保持一段距离,这是冷静思考的距离,也是尊敬的距离。但大众文化材料使用者和他们的材料之间不允许这道距离隔阂。没有距离也就没有敬意,因此,当经典成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时,往往显得遭到亵渎和贬损。(费斯克5,154-5)经典只不过是许多材料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特殊的高级性。领袖像章和小石子对收藏者来说都一样,语录和俚语在摇滚乐手那里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哈姆雷特》不过是王子复仇记。这些都使得高级文化人很容易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一种冒犯和亵渎。阿多诺不能忍受用爵士音乐演奏巴赫,小说批评家指责王溯用调侃破坏性地使用文学语言,都是例子。
大众文化不仅在处理对象的方式上不同于高级文化,而且在创造性特征和选择标准这两方面也根本有别于高级文化。因此,用高级文化的标准无法适当地描述和评价大众文化在这两方面的特点。大众文化所常用的文本和高级文化的文本是不尽相同的(当然不是没有联系的)。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详细说明了这两种文本的关系和不同。他称大众文化文本为“生产性文本”。这个概念是在巴尔特(RolandBarthes)对于“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倾向的区别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象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的讨论,是针对文学而说的,他认为,“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费斯克1,95-99)
费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指的则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其阅读并不一定很难,并不一定非要读者绞尽脑汁方能理解,并不显得……和日常生存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费斯克所说的“生产性文本”指的是象电影电视这样的文本,它既是大众观众能懂的,但却并不就是意义封闭的文本。相反,它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与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性文本”相比,“生产性文本”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并不要求作者行为,也不提供规则。它只是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也还是让观众读者看到它设定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尽管它同时又要淹没那些声音。它的杂多意义不是它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生产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费斯克3,104)
为什么说大众文本是“生产性文本”呢?这是因为这种文本是现代文化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观众读者不只是消费者,而且和制作人一样是这种文本的生产者。费斯克反对笼而统之地把现代社会中一切商品都放到金融经济体制中去理解。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与金融经济体制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前者流通的是金钱,而后者流通的是意义和快乐。费斯克用电视来说明文化经济体制的特点和电视观众在这个体制中的生产者作用。(费斯克3,26)费斯克列了这样一张示意表:
金融经济I金融经济II文化经济
生产者电视节目生产人节目观众
商品节目观众意义/快乐
消费者销售者广告商观众本人
我们需要把电视这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放到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个互为联系但并不相同的体制中去理解。在金融经济体制中,电视节目制作人投入资金制作出节目,那就是商品。商品被销售给消费者--出钱购买节目的电视台。于是又开始了第二轮金融体制内的生产/消费关系:节目本身就是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观众这个商品被卖给出钱作广告的客户。到此为止,流通的只是金钱。
文化商品的研究者一向很强调文化工业把观众转化为商品这一特征。例如,斯密思(D.Smythe)就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魔力从生产世界延伸到消费世界。专心看电视的人们,个个都是在努力为商品资本干活,与在车间商店里值班并没有什么两样。”〔注8〕费斯克不反对斯密思的说法,但他认为,仅在金融体制中看到观众,观众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为了真正了解观众与商品的关系,必须引入“文化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在文化经济体制中流通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意义和乐趣。原先是商品的电视节目在文化经济中便成了“文本”。文本是具有意义和乐趣潜力的话语结构,是大众文化资源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文化经济中,不再存在别的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者。意义和快乐是观众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因种种生存压迫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的处境):一是逃避,二是对抗。费斯克指出:“逃避和对抗是相互连系着的,二者互不可缺少:二者都包含着快乐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乐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比快乐重要。”(费斯克4,2)消遣和社会意义探索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矛盾,消遣不仅是逃避,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探索和新解释,本身就是对某种强加于民众的社会意义的对抗。
费斯克强调影视观众是大众文化意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这和阿多诺所说的群众消费者必定认同文化工业产品是针锋相对的。它充分肯定读者和观众的能动作用。为了说明观众不是商品文化可以随意拿捏的主体,费斯克提出,观众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观众;也就是说,观众首先是“社会性主体”,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textuallyproducedsubject),后者是不能代替前者的。(费斯克1,48-61)观众的社会存在和在交织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阶级、阶层、性别、职业、年龄等等),决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和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因此,费斯克特别强调“日常生存”经验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大众是在日常生存和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的碰撞中制造大众文化的。”(费斯克4,6)社会关系是通过话语来建构和确立的,“话语主体”是由语言和符号系统建构的主体,所以社会性主体与“话语主体”并不矛盾。社会性主体具有特定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个别具体性。“文本性主体”则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构时为观众造就和预留的主置。这些主置与观众的社会性主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具体的影视观众首先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性比由文本产生的主体性更直接影响人们的构意活动。费斯克同意威尔曼(P.Willeman)的说法:在“真正的”读者和由文本书写、塑造和印记的读者之间还有一道不可弥合的界沟。真正的读者是历史的主体,他生活在社会结构中,并不只是某一文本的主体。这两种主体不能混为一谈。(费斯克1,62)费斯克还同意思杜德.豪尔的看法:观众和文本的完全的认同或完全的不认同都是不常见的,最普通的情况是“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费斯克1,64)〔注9〕由于观众各有各的具体社会性特征,所以阿多诺所担心的一种文化产品会将千千万万观众塑造成同一种社会主体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日常生存不仅是观众对文本作“妥协阅读”的根本,而且还是他们对文本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以“艺术成品”为中心的高等文化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是审美的“品质”(“素质”、“质量”等等)。对大众文化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文化产品同使用者日常生存需要和经验的现刻联系和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受具体实在的社会和历史的限定的。高等文化的代言人总是把他们看重的某些审美品质当作普遍正确的品味标准,强调他们所独钟的经典作品具有超时空的“内在价值”。这种恒定的品质模式注定不可能适用于芸芸大众不断变化的生存世界。高等文化人看不起大众文化产品的朝生暮死和坛花一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应当明白,大众文化有它自己的选择相关性标准,如果文化产品不具有这种相关性,大众就在市场上拒绝它,让它寿终正寝。文艺作品是“高雅严肃”还是“通俗大众”,其界限并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不同接受方式(包括读者对它的距离和态度、讨论方式、评价角度、选择标准等等)的区别。许多象“创伤文学”、“寻根文学”、甚至“新写实小说”一类的作品能一下子有广大的读者及热烈的反应,本来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条件正是其与读者不断变化的日常生存经验的错综复杂的相关性。这样的作品一旦搬进了大学课堂,或者到了文学专门家手里,就在文学历史中占了一个凌驾于接受时空之上的位置。文学研究者对它们报以“超然客观”的凝视,将它们典籍化,博物馆化,努力在其中寻找某种“永恒的”、“真正的”艺术品质。这种研究有它自己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但它们并不是文化研究唯一可行的逻辑和规则,对大众文化研究尤其不适用。
四、影视的大众文化批评
费斯克指出,由于大众文化的“生产性文本”的特点,我们对它的分析需要作“双重聚焦”。对大众文化文本的分析,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它的意识形态内容。阿尔图塞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和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论述都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分析的取向,也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一层次上的分析可以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社会,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层次上作意识形态分析,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悲观境地。它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的制度,却不给人们在这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使人们因为需求改革而只能幻想一次彻地的革命。”(费斯克3,105)
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分析必须包括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它所提供的文本,如何利用它的材料资源创造大众文化。它要求我们分析文本,找出它们的矛盾性,它们那些不受控制的意义,它们如何引发‘生产性文本阅读’,问一问它们到底为什么具有大众的吸引力。”(费斯克3,105)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我们关注大众文本的特点和读者观众对它接受的特征,要求我们分析大众对大众文本有什么选择的标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一般的学院式文化批评往往忽略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院式批评家往往以文化监护人自居,不恰当地用“经典”的标准去比量和挑剔作为材料的大众文化产品。
其实,由于大众文本的“生产性”特征,它总是介于两种不同倾向的张力之中,它既承受封闭意义的压力(文本制作品意识形态性局限和设定意义),同时又提供意义开放的可能(不同的观众各取所需)。对于后一方面的大众文化分析来说,关键正在于如何确认和阐述那些使大众文本有可能成为开放的活性文本的策略和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众文本都是能激发多元阅读的“活性文本”(activatedtext)。(费斯克1,84)费斯克指出,大众文本所运用的文本策略和手段与高雅文艺作品所遵奉的艺术手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仅以后者的审美标准作为衡量前者的尺度,就不可能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这些策略和手段往往正是高雅文艺审美价值所鄙视和排斥的。例如,大众文化产品有“夸张”和“浅显”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把这些特征仅仅理解为高雅艺术所讲究的“含蓄”和“深刻”的负面特征。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产品的)夸张被攻击它的人指责为‘庸俗’、‘离奇’、‘浅薄’、“肤浅”、‘煽情’等等。这种自视甚高的批评往往看对了现象,却作错了评价。”(费斯克3,114)夸张和浅显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有它自己的积极功能。夸张是意义的过度和失控,它溢出某种压迫性规范的约束。这种意义的过度并不以直接对抗来向那些规范进行挑战,而是以过度的顺从这种规范为手段来逃逸它们。这正是大众文化对抗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夸大其辞地谈“爱情”或者谈“为人民服务”,不只是造成肉麻滑稽的效果,而更是包含着对由这类观念构成的现实生存世界的一种评价。
在大众文化中,还有其它类似于夸张的文本策略和手法,它们因时因地地变化着,其价值因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相关性而定。这些策略和手段包括“似是而非”(它能使意义多重化,不受现有社会秩序的约束)、“粗俗趣味”(“趣味”本来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和结果,“高雅趣味”只不过是自然化了的新礼数)、“戏仿”、“挖苦”、“戏谑”、“正话反说”等等。象“戏仿”、“调侃”、“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等,是我们现今在大众文化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手法。王溯的小说和电视剧,可以说是一个例子。一些高雅批评家称之为“侃”。在他们眼里,“侃”是一种粗俗浅薄的市民现象和痞子作风。其实,“侃”就是聊天,象奥斯汀和契可夫这样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不是也塑造了许多善侃的人物?不同的是,在象王溯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那里,“侃”应当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中去讨论。这种文本策略和手段的价值是有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包括读者的记忆、联想、对社会现象的好恶等等)决定的。这和高雅作品所强调的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审美品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作为文本手段的“侃”,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深深地打上了特定社会意义的印记。“侃”是一种特殊的聊天方式,它在朋友熟人中进行。读者如果没有对冠冕堂皇的假大空官话的厌恶,也就觉不出这种聊天的亲切。“侃”是一种幽默的忍受,也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侃”使严肃话语淡化,使沉重话语轻松。“侃”变成了一种现今许多人能够认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立场,因而成为对他们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文本手段。
费斯克指出,对大众文化产品相关性的研究是文化工作者的另一个课题。和审美品质不同的是,日常生存相关性并不绝对存在于文化产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观众的社会处境之中。对于文化产品而言,相关性“只是一种潜在可能,不是一种固定品质。”(费斯克3,130)相关性是受观众的处境制约的,不是超时空的。对同一观众来说,今天相关的,明天可以变得不相关;今天不相关的,明天也许可以变得相关。如果说,商品社会所提供的文化材料和观众读者的日常人生接触而产生大众文化,那么这种接触的可能性、方式、特征、趋向都是值得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文化批评不能把日常生存的相关性看成是纯粹偶然的发生,或将它理想化为自然的“民意”。大众把什么看成与他们的日常生存相关或不相关是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他们自己所处的两难工作境地。他们必须同时担负起前卫和后卫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不应当以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重要人生问题去强行左右民众去思考和关心什么。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众的一部分,有责任告诉其他的民众,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应当关心什么。在民众实际关心什么和需要关心什么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这种现象后面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例如,为什么非观念性、非政治性文艺,甚至言情、武侠文艺比有关人生、公德和革命理想的“严肃”作品更能见好于许多大众读者(不是所有的大众读者)?为什么前一类作品反倒以较大相关性使这些读者观众能生产和流通他们所需要的意义和快乐?难道中国大众读者观众从来就没有过政治热情和公德关怀?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读者品味低俗?还是因为某种意义的“理想”、“公德”、“真理”已经不再对他们有日常生存的意义?大众目前对文化产品是不是真正有充分的选择?如果他们真能有充分的选择,是否仍然会保持目前的选择和偏爱?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限制着大众对他们所需要的文化产品的选择?我们一面听人说现在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一面又听人说大众读者的低级趣味是劣质产品充斥的主要原因,大众究竟是现有的文化体制和政策的受害人,还是他们自己的加害人?看来,对于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来说,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提出和加以讨论。
注释：
〔注1〕关于新德国电影文化批评的代表人物AlexanderKluge和OskarNegt的观众理论,见本书《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一文。
〔注2〕见ArmandMattelartandS.Siegelaud,municationsandClassStruggle(NewYork,1979).
〔注3〕Horkheimer/Adorno,DialecticofEnlightenment(NewYork,1972),p.123.本文中其它引述该书处直接在括号中注明页数。
〔注4〕Adorno,"TransparenciesonFilm,"NewGermanCritique,nos.24-25(1981/82).
〔注5〕Adorno,"CultureIndustryRevisited,"NewGermanCritique,no.9(1975),p.18.
〔注6〕本文中引述了约翰.费斯克以下五种著作,按出版先后,分别是：1.TelevisionCulture(London,1987);2."BritishCulturalStudiesandTelevision,"inR.Allen(ed)ChannelsofDiscourse(ChapelHill,1987);3.UnderstandingthePopular(Boston,1989);4.ReadingthePopular(Boston,1989);5."CulturalStudiesandtheCultureofEverydayLife,"inL.Crossberg,etal.eds.CulturalStudies(NewYork,1992).本文中其它引述费斯克处直接在括号中以此顺序号和页数标明。
〔注7〕M.deCerteau,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Berkeley,1984).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人学；文化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61-05
引言
近年来，文化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相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等概念的提出，使人们不能不从哲学角度关注文化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的文化观尤其需要研究。本文以汉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为材料，梳理其中关于“文化”的论述，以马克思为主，兼及恩格斯的思想，会合而成“马克思的文化观”，述议并行，供读者参考。
仅从字面意义看，马克思使用“文化”一词，有三个含义：一指人的文化修养，如文化程度、文化素养等，有时也用文化气息、有点文化、文化水平、文化教养等词。二指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包括文明史分期或文明的地域分布，是大文化，如文化阶段、文化初期、文化时期、文化时代、古老文化、原始文化，以及欧洲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德国文化等。从历史演进角度看文化，文化水平自然有高低。文化史前后阶段的进步，称为历史发展。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文化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三指精神文化，如哲学、艺术、宗教等。这三种含义的关系是：大文化是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看法，精神文化被看成是大文化的一部分。揭示劳动和文化、社会生产和精神文化之间的联系，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人的文化修养是通过学习、教育，人掌握到的历史文化；文化修养是历史文化表现到个人身上，也是个人对历史文化产生影响的中介。相对而言，我国传统文化观比较重视文化修养问题，马克思文化观的重点则在于揭示文化发展规律，解决劳动群众创造了财富但自己却没有文化等问题。
一、人学的文化观
马克思看文化，当然不限于“文化”一词的字面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谈文化，从不离开人；他总是在讨论人性的确证和实现活动中，在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文化的性质、意义、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文化观的人学色彩很重，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其人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一词和自然相对，指人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自然人化、人自然化的思想。在他看来，世界是自然和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统一的历史过程；文化则是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过程及其产物。
自然人化，指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化自然力为人力的活动。劳动是自然人化的基础和途径。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材料，分析了文化的“物质基础”，即剩余劳动（这一点后文详述）。人自然化，指人借助转化而来的自然力，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文化进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文化历史过程也是自然，不赞成卢梭认为的没文化、无教养才是自然的看法。
文化作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统一，是人认识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活动及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性的对象化。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人成为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化一旦产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起重要作用。
联系到马克思人性异化观念，可以认为，文化对人和社会的作用有正、反两方面：正面，以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等为代表，支持人成为理想的人、推动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反面，以私有制、剥削思想等为代表，阻碍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甚至使人不成其为人。于是，文化的价值有好坏，用恩格斯的话说，既有“文化上好的东西”，也有“文化上坏的东西”。[1]
马克思认为，文化有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2]呈现人性的功能。通过实践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借助文化，人不仅可以满足作为人的一般需要，而且还可以反观人性，确证和实现人性，这是马克思文化观的重要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可以视为人性得到确证和实现的标志。
在马、恩看来，文化史上，文化每进一步，人性就确证和实现一些；而人类文化发展的理想便是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之所以能进步，是因为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逐渐认识了自然规律，掌握了自然力，并将自然力转化为人力，如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近代则发明了将热能转化为动力的蒸汽机等。简言之，“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4]恩格斯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从生产力角度看文化进展的视角；而他只有共产主义文化才是“真正人类的文化”[5]的观点，正是其文化观人学色彩的表现。
关键词：房产景观 居住文化 城市同质化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real estate developers making "cultural property", "humanistic landscape mansion" and other slogan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phenomenon, many people questioned: this will be to understand and criticize the old residential culture or nationality culture, the name simply a means to obtain interests from dressing? Thinking can not help in seemingly benign misinterpreted people: real estate landscape contains a kind of culture, what is the essence of this culture, where the meaning of it?......
Keywords: real estate landscape populated homogeneous culture city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设计中经常提到“文化”一词，文化在语言表述中似乎成为一种不言而喻却又似是而非但又象征着某种特权的专有名词。当文化成为自我标榜或是自抬身价的一种常态时，伴随着虚无和浮躁，事物本质性的东西流失了，而文化则成了承担拙劣伎俩的最后一道遮羞布的职责。房产景观亦是如此，和在名词前加以“特色”或“非常”等词藻彰显所谓的个性一样，这种无畏式的示大在展示果然凶猛正面的同时，须不知也将自身羸弱暴露无遗。面对众多的这种现象，有必要一探当中的究竟。
一当下房产景观文化的形成和状态
房地产作为当下热门的产业，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硝烟四起、颇具规模。地产景观也是最近几年越来越被开发商和购房者普遍关注的话题内容，房产在相互竞争中，从原先的硬件比拼，逐渐转移到景观和服务等一系列软实力上来。这样一来，景观在房产中的重要性是日益凸显的。当谈到房产景观文化时，印记在人们脑海的便是诸如新古典、地中海、ARTDECO等令人津津乐道的概念名词。前些年流行新古典、法式，这两年ARTDECO风格盛行。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将风格形式与文化混淆了，这皆“归功”于房地产商，当然还有一大批紧随其后的炒房者和炒房团，皆为利益驱使使然。问到寻常百姓何为房产景观文化时，回答莫过于：自然、生态，有大花园、有雕塑、有喷泉水景等，皆道不出所以然来。其实大部分房地产商所标榜的文化无非为两种：一种是前面谈到过的以照搬形式当作文化的；一是将所谓的自身企业文化贴上地点性文化标签而大肆宣扬的。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在满足居住者浅性需求的同时，大敛其财，而真正将文化做到骨子里的却着实很少。
二论房地产景观文化的实质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并赋有兼容性和社会属的专有名词。文化是一种思潮和实物长期作用力的产物，是维持共性共存的一种状态。如果要谈到房产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实质性的存在，在脱去包裹外衣之下，仅能存立的便是直指居住文化。居住文化从有人类生存开始就已经存在，人类从最原始的居住需求出发，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多样性的出现，其生活方式一直在变化，这种改变始终围绕社会发展在匍匐前行。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生活方式，也下意识地影响着人的审美情趣和内心诉求。在猛兽洪荒中，人类但求生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们渴求绿色、阳光、新鲜空气；而面临环境逐渐恶化、城市同质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人们想到的是能徜徉在良性生态环境中并有着地域性文化生活特征的品味生活。在此，人们学会如何与其他个体相互依存，当然，在共性中还必须拥有其专属的个性。因为有需求，便会有了供应，虽然供应的形式和内容一直在改变，而如今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毫无掩饰地对人性虚荣乐此不疲地催化。在大肆开发被抑制和保有量渐趋上涨到一种相对程度时，房产景观俨然成为从中得到实惠的施用者又恨有爱的道具，为了表示所谓的各种形式背后深层次的含义，人们找到了“文化”一词，目的将“文化”神话，文化神话的结果是在房地产商举品质大旗，炒房团呐喊助威中，众多“信教徒”甘愿被盘剥的事实。
三探讨房产景观文化实质下的意义
文化是时间沉淀下的产物，也是一定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居住文化的实质之下，公共生活的方式在一定条件和引导的作用力状态中是千差万别的。从以前的园区能见绿就能满足，到如今各种形式风格手法不厌其烦地运用，无非是为原本的本质中加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因为这个外衣关系到大多数人心里那份看似无形却实比金坚的虚荣。这一切像极了“皇帝的新装”。实际上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里有一种关系奇迹般的产生，发生的无声无息，即使在开始的时候可喻为病态的，但它毕竟是产生了，那便是新型的生物链，进而形成可细胞分裂般产生和生存的生态系统，各生态系统集合便组成了大的生态圈。由此可见生态的概念的真实性如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药引，而良性生态的实质倒成了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在这里为何要谈到房产景观文化，因为房产是当下，而实际的景观概念是宽泛的。房产不管其有如何功利的一面，它毕竟是现实当中的现象和产物。本着对环境的尊重和处于不断改变的人类生活习惯和行为的理解，景观在其中充当一种营养液和剂的作用，单纯的景观既然上升到文化的范畴，那么更多是如何把握角色和实际性的意义。如何在改造生态环境、增进交流、提升生活品质和促进社会进步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结语：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文化的概念屡屡被人们提起，甚至是被标榜。面对当下房地产业提出的文化口号，其实的目的是显而易见。在试图说道澄清中，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望在知晓实质后，正确和善意地看待。的确，单纯的事物无法合理存在，理想是美好的，正视问题，在找寻答案中前行已经是一种解决，因为事情的发展无关乎始终。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文化/审美现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5-0050-04
在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精神文化发展的趋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对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与审美的关系、对全球化境遇中精神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趋势的思索。
一
有人说，只要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讨论审美现代性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句话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一方面表征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因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带来的文化、审美的深刻转向；另一方面也表征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批判。
面向21世纪，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纳入我们视野的是，在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选择。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文学”一词既可以指文学也可以指文化。（注：“世界文学”中“文学”这个词，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上编译者的注：它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德文的“文学”同所有西文的“文学”一样，均来自拉丁文，狭义上系指文学；广义上系指学术文化。从书中“文学”一词的上下文看，它既指文学也指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是由歌德提出的。但是，马克思把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形成、发展过程看成一个历史现象。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人类历史最终要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否定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自由精神”和“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过程，指出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把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纳入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看成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形成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生动地勾画了西方技术先进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对世界各地殖民地国家工业、技术的输出和资源的掠夺，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对殖民地国家的渗透和影响。他们从西方大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事实出发，说明“世界文学”形成的最初原因。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提问方式为我们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这里想提醒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世界文学”最初形成，就意味因现代性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化裂变，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注定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变迁的模式，而不是一个终极的整一性的模式，由此带来它对审美现代性启示也是多方位的、开放的。这里，我们姑且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殖民扩张的审视、警惕暂时“悬置”起来，先来看马克思如何言述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与审美现代性关系。马克思在打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把东西方的关系、东方历史文化架构到他对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表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以历史主义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封闭性。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这一著名比喻；马克思还严肃地指出封闭的东方社会结构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观点也正是百年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性变革中所不断反省的。马克思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既往的追溯，他在对待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着眼点在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关联？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并以空间性叙述形式，把中西方历史文化机体的异质性的互相碰撞和互相影响看作是合乎“两极相逢”[2]的辩证法则的事。“两极相逢”意味着冲突也意味着对话，它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东（中）西方文化、乃至各民族的文学、文化走向交往与对话是马克思的审美现代性理想，在他的“交往”理论中能够找到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交往从“被迫交往”、“自发交往”到“普遍交往”的历史过程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交往的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3]“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由于“普遍交往”，“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5]乃至作为各个单独个人也“才能摆脱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可以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6]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是“大工业生产”和“市场世界力量”，使得交往具有世界性质，从而为精神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途径；他们从未来可以达到的合理化状态的角度构想了不同民族、单独个人的精神生产，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这种文化共融如马克思所说的“利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中从事全面的生产，必须要以“普遍交往”的条件为前提。“普遍交往”可以理解为主体间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累积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旧的交往形式成为桎梏，就要以新的交往形式取代。就多元文化的对话而言，它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交往”中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也只有通过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它们的话语力量才能得以在不同层面上在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中，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形成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得到反响。哈贝马斯遵循马克思的模式，把人类建立交往的合理性看成人类寻求解放的途经。他认为，社会的解放，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统治的交往关系和取得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并把审美经验与表达放在交往模式上。这正是对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理论的富有时代感的阐释。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类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自由的最终实现、作为个体生存的人的审美自由本质的实现，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审美现代性如何在文化中发生，马克思世界文化“交往”的理论从文化角度对美学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
应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真正普遍的审美交流模式尚未出现。
今天，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的交往对话的重要发展是由20世纪以来历史进程本身促进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市场世界力量不同国家被迫卷入到“交往”与“竞争”中；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使得众多民族得以独立并致力于民族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普遍交往中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同时，还应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技术和通讯等方面相互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加速发展，这一方兴未艾的进程增多并改进了传插知识、文学、文化的手段，世界上最荒僻的角落亦被联结在单一的信息系统中，于是，马克思科学阐释的世界文学（化）的概念得以实现，审美的现代性从中获得了理想选择的可能性。
二
面向21世纪，多元文化对话，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不是时代文学、文化的唯一表征。西方资本主义因其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依然是面向新世纪文化事件的危殆。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的文化霸权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当代启示之二。
后现论家福科对如何掌握历史事件意义的独特特征，提出这样一个视角：他批判过去理性至上的历史传统的目的在于把单一的事件化解为一种理想的连续性，而“实际上历史是大量纠缠在一起的事件的集合。”他认为，“历史事件不是一种决定、一项协定、一种王权或一场战役，而是对各种力量的颠倒、权力的篡夺。”[7]福科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思索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蕴含的历史感的多重性、间隙、距离、非整一性和张力。亦如詹明信所说，“马克思对待历史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认为历史有其不可捉摸的令人吃惊的性质。”[8]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由于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力量使得各民族文学打破民族和地方的局限走向世界文学，另一方面从强国对弱国的经济、文化的全球性扩张的事实出发，又在当时的现实基础上分析了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带来了不同民族的不平等关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真正的平等的相互往来并未形成。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历史发生必然导至将它们的文化作为一种普遍主义原则代替世界文学（化）。请看《共产党宣言》中如下一段话：资产阶级企图“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严辞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所谓文明”文化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理解在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滋生出来的霸权文化逻辑的否定。马克思以现代性视角，切入批判，使人们悟出，审美的现代性，要求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要对西方社会在经济霸权操纵下的文化霸权形成对抗。这一点，笔者在《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0]一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
考察文化的一个的角度是弄清文化在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美国的文化推行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的事实。2002年2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大片入侵8年祭》一文对8年来美国电影对世界和中国电影市场占有情况作了报导，让人深思。报导提供了这样的事实：据统计数字表明，好莱坞的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2-3％。1994年随着美国大片《亡命天涯》首次登上中国大陆之后，接着美国七部大片登陆，其中大制作的《真实的谎言》1994年票房在1亿美元，它是7部美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冠军。该文章还追溯了好莱坞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情况。在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占据中国市场的75%。早在1927年，美国官方就发表了一份详尽的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其中最长的部分是有关上海、香港、天津、北京、汉口、大连、曲阜、长沙、汕头等主要电影放映城市的影院的调查。美国公司不仅在上海、北京等地设有办事处，甚至在西安也有长驻代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上海进口的美国影片近2000部。半殖民地中国的大都市的中国人接受美国影片的影响不言而喻。《大片入侵8年祭》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1995年距今已经8年了，曾经欢呼大片进入的电影人于今安在？他们用大片激活市场的梦想是否仍在？他们是否还去影院？是否还看国产片？他们是否知道中国每年的电影观众只剩下了一两亿人次，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是两百多亿人次？没有人痛哭，因为他们尚不知他们的沦陷。呜呼！”以上仅举电影版图的现状，说明美国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事实。
马克思一向主张必须将理论的批判升为针对现实的批判，必须扎根现实，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通过解决时展的面临重大问题展开理论的探索。今天，大众传媒的技术力量，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为各国民族文学（化）的交流、交往，从而促使世界文学（化）的发展提供了现代条件。但是，美国依靠它的经济技术优势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以挟持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出现，这是各民族本土文化认同在当下语境中又必须面对的问题。2001年台湾作家、批评家陈映真撰文抨击美国推行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的“政策”。他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一文中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初定于1951年而后逐步完善的《行事手册》中载有十大方案，其中有这样三条：（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集中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仅此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窥见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企图及其文化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上的霸权逻辑。[11]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说过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形形态。美国的文化霸权的全球性扩张，一方面把文化产品全面推向市场，变成“货币”，另一方面是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将它们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趣味推向世界。以暴力、色情、恐怖、血腥及虚假的生活幻想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母题经常以诱人叙事来包装，被制作出来的光盘流向第三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在第三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追随仿效，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西方思想家詹明信、赛义德、汤林森、法兰克福学派中激进主义思想家，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推行的文化霸权和殖民文化所进行的文化批判，触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触角与批判，在他们那里又有了时代的时空维度与现实的延伸。若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上看，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其实质在于，一方面防止文化的同质化危殆多元文化的对话，另一方面是防止资本主义邪恶特征的扩张。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问题，不难发现重塑审美自由的本真性，主持审美与艺术领域的独立自主作为审美现代性原则，必然要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携带的文化霸权对抗。这是回到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言述方式的积极态度。
三
“现代性将我们丢进了恒久解体与更新的漩涡、卷起抗争与矛盾的漩涡、模棱两可兼有焦虑的漩涡。”[12]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悖论式的言述方式正是透过对现代性活生生经验的观察而获得的经验性取向。他处于二难的言述给我们带来对审美现代选择的富有张力的思考。现代性与文化同谋促使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又一当代启示。
人们置身于现代性境遇中，感受着现代性的变革。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点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以冷静的眼光来看他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3]这里，马克思展示了这样一种景观：现代性带来历史过程、生活形态及其观念与整个文化基础的裂变。马克思以辩证否定的观点审视了这一过程中审美机制现代转向的残酷性与生机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大众文化迅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它已成为文化现代性的标记。审美机制转向的重要特征是大众文化形式的兴起。我们必须把话题集中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衍生的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从而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化现代性中发生如何成为可能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诚然，马克思亦未使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但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悖论潜藏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由于利润的驱动，通过商品生产模式，把低劣的文化产品推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负面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必然关心消费者欲望需要的增长，从而引导我们理解大众消费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世界文化现展的进程中，大众文化的悖论验证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历史辩证法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下面就这二方面复杂关系加以分析。
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的扩张性相一致，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必然要将文化产品推向最大市场的消费。马克思曾以非常愤激的心情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的丑恶面。在著名的《欧洲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是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是财迷真正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14]马克思给资本的道德和美学状态的定性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立场，在他许多文化批判论著中表达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针对他所处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驱使下的商业化叙事劣质性一面给艺术审美属性造成的戕害，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判。他的批判指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挥。大众文化研究立足于负面的基础，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倡导者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反响。由于大众文化的全球蔓延，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的介入也是必然的。中国学者汪晖的有影响的论著《死火重温》、台湾著名作家、批评家陈映真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都是立足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大众文化如此普及并作为后现代的动力这一经验事实，不得不让人冷静思索问题。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论“在考察复杂而又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实际消费过程时，显得无能为力。”[15]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何理解大众文化这一悖论话题，对我们认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柏曼在谈到20世纪世界文化过程时提供了这样一种反思，他认为，20世纪的作家和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与19世纪思想家比较，视野明显狭窄了。“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们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们20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16]柏曼的反思启发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元典论述。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文化生产的商品生产逻辑的批判并没有走向悲观主义。马克思悖论式的论述又揭示了文化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进步性及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形式的变迁，为我们理解世界文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是以愉快的心情来看待文化从传统的恒定中游离出来带来的解放：“一切宗法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17]历史只有通过灾难才能进步，坚持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才着重指出资本主义不由自主地带来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的解放形式。马克思还从消费者的“需求”与商品形式的关系着眼，指出“想方设法刺激劳动者的消费以使商品获得新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宣传，促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等等。正是资本与劳动在这方面的联系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当前资本所具有的力量正建立在这上面。”[18]这里，马克思看到了消费者欲望、大众的对文明增长所具有的影响，他把商品生产关心欲望的增长，视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合理性。通过商品形式的逻辑，人们生产出了极大丰富的文化产品，也为大众文化造就“新的魅力”。马克思为现代性带来的大众文化形式审美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么大众文化形式的“新的魅力”在哪里呢？从广义上讲，文化形式转变就是历史的主题。马克思有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作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它可以拿来作为现代性转轨、大众文化形式出现的隐喻。大众文化作为喜剧形式出现的是以大众狂欢式的欲望化表达展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重要著作中指出，当伟大历史悲剧的叙事话语已经终结时，新的文化形式与过去发生了断裂，但却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所必要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9]从而产生“新的魅力”。人类生存的必要的理想与幻想化、形式化相融合构成大众文化狂欢式欲望化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的论述为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生成的可能性提供了巨大阐释空间。童庆炳等学者提出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现实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先驱值得提出。本雅明的意义在于他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今社会对比的观点和艺术最终受到物质生产支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现代社会与艺术的转型中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他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这带来艺术巨大变革，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了，可用机械复制的艺术悄然崛起。本雅明以电影——这一大众媒介重要形式说明，正是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视观照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从而将艺术的接受建立在实践政治的基础上。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一方面调动大众文化民主潜力与参与潜力，消费者可以通过时空重组及抽象化机制而开发思想与知觉的无限性。另一方面精英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普及使大众的审美感知能力普遍提高。以精英文化品格渗透大众文化来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重视大众文化的本民族文化意象的塑造、防止大众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走向一体化。这是我们理解现代性带来的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问题应当重视的。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启示，将在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展示出开放的未来性。
收稿日期：2002-05-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54-25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
[3][4][5][6][6][13][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39、40、42、254、254、604.
[7]［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M].北大出版社2000,472.
[8]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问题[M].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22.
[10]傅腾霄、黄裳裳.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J].文学评论2001(1).
[11]陈映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1)
[1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7.
[14]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丛》第29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
[15]［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22.
[16]转引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00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深刻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其中，基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自主与社会和谐构建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原则，而在这一价值原则中，重点是法治。
1.关于法治
法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是对“人治”的全面否定。就价值观而言，“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其核心是自由与平等，而“人治”则是专制与等级特权的象征；就法律理念而言，“法治”充分强调法律的主导地位，“人治”则是把法律当作一种治理工具，法律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统治和奴役人民、维护自己利益服务的。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这一概念的是古希腊圣贤毕达库斯，但他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认为法治不如人治。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4]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家应当实行法治。资产阶段革命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以及德里希•哈耶克等西方各国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使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逐渐形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所谓“法治”，就是强调法律的绝对权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依靠法律来规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法治高度重视。党的十对法治进行了新的定位，即“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5]
2．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指法治在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的具体呈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为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十报告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传播高深学问的地方，既是思想的高地，又是文化的高地。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不但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应该成为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3.高校法治文化
新时期以来，特别进入新世纪的最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巨变，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今非昔比，大为改观，但高校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完善相关高等教育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依法治理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高校主体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最终使法治成为高校治理的普遍性规则，促进高校主体以“文化”的自觉性践行法治精神，真正地体现依法治校。
二、当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校，应该坚持依法治校，包括领导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学生遵纪守法，而依法治校的核心，是着力加强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但是，当前我国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缺乏驱动力
被形象地比喻为象牙塔的高校，由于其社会职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被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阻隔在外，而成为一块难得的净土。这无疑是它令人艳羡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长期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无形之中比较薄弱。此外，高校管理的行政化，造成了学校依法管理的意识不强；高校重思想政治教育，轻法制教育，再加上高校教师只注重教学科研，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不重视或忽略了法律知识的学习，致使师生的法制观念淡化。因此，在高校，依法治校虽时常被提及，但还不能成为全体师生的自觉行为，师生们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二）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厚，缺乏感染力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与科研，自然地，大部分学校对法制宣传教育明显不够重视。有的高校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形同虚设，经费投人不到位，人员安排不合理，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员安排，需要时临时凑合，应付了事。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很难形成。学校的讲座很多，但普法讲座很少。学生的活动很多，但关于法律知识宣传的活动很少，即使有，参与面也非常有限。偶尔有针对师生的普法知识竞赛，但大都是做做样子，走过场，大家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三）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陈旧单一，缺乏吸引力
据了解，当前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宣传的途径仍然单一，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仍然陈旧、刻板，对广大青年学生缺乏吸引力。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加上网络时代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观念对高校的冲击，很多讲授法律课程的教师没有进取心，不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事业，上课成了一项被迫完成的任务，讲课照本宣科，学生听起来枯燥泛味。此外，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很老套，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很大一部分高校的主要宣传阵地仍然是黑板报、展板、横幅和宣传橱窗，受众面有限不说，主要的还是让人很难提得起兴趣。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在高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重点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高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维度分别确立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高校师生只有明确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明确法治之于自由、平等、公正的重要性，才会自觉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民主法治的思维和理念。学校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教育和引导全校师生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将法治信仰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灵深处，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学校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为学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搭建各种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要求，把法治文化建设纳人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学校要依托校园媒体，如校园网、校报、校广播电视台和LED显示屏等，以及QQ群、QQ空间、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文化，做到让法治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让把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注重法律宣传教育的不断创新，告别以往的简单说教，从师生感兴趣的法律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从而自觉接受法治理念，维护法的权威，弘扬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教育活动。
（三）强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
十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6]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不是天生就有的，高校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将法治的口号变成师生自觉的行动，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要向师生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更要通过法治文化的浸染和深入渗透，让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除了通过校园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多渠道、多角度的法治文化宣传外，还可以通过开展法律讲坛，法治文化沙龙，法治文化征文、法治文化演讲比赛、法律知识抢答赛、辩论赛和校园模拟法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法律知识，传递法律意识、传承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使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成为校园文化坚不可摧的一部分。
（四）认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治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有机整体发展理念。它包含了以往的重点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发展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辩证处理十二大关系）的合理理念，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形成了有机整体论的发展理念。浙江省的文化大省战略体现的就是有机整体发展观。浙江1999年率先提出文化大省建设，2000年制定“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年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2年将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2003年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很显然，这种局面不是主观臆想的，不是从概念推演出来的，而是从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生成的。
破解浙江发展经验，一个重要方面是认真思考“浙江为什么特别关注文化”这个问题。通过在浙江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这三个文化理念是：
第一，文化是发展的精神动因。民本经济的本色是草根经济，它发端于草根文化。浙江历史上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注重民生、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转化为经济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浙江民本经济大发展的精神动因，就是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下浙江民众的经商传统。温州模式、义乌模式靠的正是浙江特有的草根文化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的文化基因。
第二，文化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力和增长点。浙江发展模式区别于广东、上海。浙江发展有其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使浙江形成了以民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浙江在现阶段之所以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是其深层原因。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浙江模式的核心是浙江精神，这种地域精神造就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优势。精神文化作为软实力，软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敢为天下先，抢喝头口水，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力。在国内，与浙江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不少，但只有浙江形成了这样的经济结构，这与浙江老百姓的文化生存理念直接相关。这种人文理念不仅表现在民众的创业精神上，也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允许和支持民本经济发展的“认可行政”本身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在体制和行为上的表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和体制作为最高层次的增长方式，而制度和体制就是精神文化转化的行为文化。
第三，把文化发展落实到人的发展。全面的文化意识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文化生产不仅生产文化产品，而且生产人，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动。所谓“塑造人的心灵”，是强调文化创造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多样性产品形式来塑造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增进人们的精神和谐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即它把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生产，并通过人而把人类世界当作文化产品来生产。正因为这样，文化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在人们的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中。惟其如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才获得了“软实力”、“支撑力”、“凝聚力”等称谓，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人在文化中”和“文化在人的活动中”，从而可以从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一个根本方面是落实到人的文化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是统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发展要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社会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省明确提出满足人的三大需求，既满足“经济人”的生存需要，使民众在普遍富裕起来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社会人”的交往需要，使民众共享祥和的社会生活；满足“文化人”的自我发展需要，使民众实现人生价值。人的生存需求是恒定的，而人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则是无限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已经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浙江省着力落实广大群众的文化权利，着眼于百姓文化、大众情怀，明确提出搞大馆、大师和大作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大众，始终把大众作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抓住了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体系、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富强即民富国强，意味着追求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追求的首要目标。“富裕”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根本任务，“共同”则鲜明体现了团结互助、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富裕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体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其实质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反映。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保障和尊重人权等方面。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人民至上。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古今中外，尽管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先进、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狭义的精神文明，特指与精神上的愚昧、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精神上的进化、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我们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先进文化为目标，既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又与时代进步要求和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多变的条件下，“文明”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态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社会条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五个统筹”，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实现途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观。自由是人类的特性，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既要求摆脱人格的依附，摆脱贫困和恐惧，也要求发展个人能力与共同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机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它指人不断摆脱旧的不合理分工的限制，摆脱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状态，逐渐获得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原则，其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它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既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追求，又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理想，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各自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价值观。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才能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为社会的富强、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支持；只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高度文明，才能给富强、民主、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只有社会和谐，才能给富强、民主、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自然保障、社会条件和情理支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理想状态，是人的本质的最高追求，这个终极价值目标是一个阶段性实现的长期过程，贯穿并统领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全过程。质而言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
因此，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价值合理性依据，指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建构。
第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和价值指向。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通过自觉的奋斗，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平等民主、文明先进、人与自然和谐，构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对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
第二，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内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和奋斗目标，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渠道冲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很多，说明渠道冲突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中，内部因素也就是渠道成员内部相互间引发冲突的基本原因，如利益、权力等；而外部因素则是渠道所存在的外部宏观环境，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环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外部宏观环境的重要一面，营销渠道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载体，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程度。因此，发展也是企业的第一要义，企业文化建设要始终贯穿这个第一要义，切实服务于这个第一要义。
科学发展观把企业文化管理的“以人为本”的主旨，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以前我们谈到企业文化的“以人为本”时，通常总是说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等，但是从其着眼点来看，都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去搞好工作。然而，从科学发展观来看，这是有失偏颇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只是看到了人的手段性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目的性一面。即除了企业的发展之外，还要关注人的发展。因此，我们讲“以人为本”应是“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即把“发展人”作为“以人为本”的根本内涵之一。“发展人”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即使每个人的个性全面健康的发展，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和释放。实际上只有把“发展人”纳入到其中，才体现了企业文化管理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的真谛。而这也正是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要求和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使企业发展建立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持续性奠定了基础。对于企业，如果说企业文化回答的是“我是谁”，企业发展则回答的是“我要做什么”。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二者应相互匹配、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必须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发展则反过来改造企业文化。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统筹兼顾深刻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要牢牢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努力做到总揽全局、统筹规划，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兼顾各方、综合平衡，更好地推进企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企业文化建设
我认为，主要有五方面问题应予科学统筹解决，亦可概括为“五化运作”：即系统化、制度化、通俗化、细节化和全员化的运作。
(一)系统化运作。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贯穿于企业全面工作的战略来考虑和部署，着眼于精神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建立一整套适合的企业文化建设方案，落实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运作，有计划有步骤的逐一实施，使企业文化力真正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有些企业搞企业文化建设，他们的重点不是放在企业文化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上，而总是片面地强调先进文化理念的灌输，却忽视了物质和制度层面建设的协调运作，因此效果甚微。实践表明，在进行企业精神文化宣贯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企业员工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员工们的物质利益等各层面问题的解决，才能使那些先进的文化理念深入员工们的心中。否则，如果只是让员工树立主人翁精神，而不去关注员工们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人翁利益，那么员工们是不可能树立起主人翁精神的。因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群众利益无小事”，如果管理者有了为民、亲民、爱民之心，员工们也就有了主人翁精神。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来看，只有把企业文化的三个层面全面、协调地发展搞好了，先进的企业文化才能够真正的树立起来。
(二)制度化运作。即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仅就观念抓观念，它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作为硬性的约束来配合，否则就可能成为空对空式的说教。这种制度的硬性约束作用是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在初始阶段，带有硬性约束的宣贯是必要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要求也是必要的。因为无此约束，再先进的文化观念也不会自行其道。当然即使这时制度强制性约束，也应当体现人性化的关怀。随着员工对于企业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制度的硬性约束作用会逐渐淡化，而员工的软性自我约束则会逐渐增强。当员工将企业价值观内化于心灵之中，能够实行自我管理时，制度的外在硬性约束就已经消 失，而代之以员工们的内在自我约束的自觉行为。而企业文化管理的最高阶段就在于实现“自主管理”，亦称“没有管理的管理”或“不管理的管理”。
(三)通俗化运作。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的初始阶段，提出企业文化理念系统，编制《企业文化手册》等都是必要的，但是如何使这些抽象的企业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等能够被广大员工所理解和接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企业文化的宣贯过程中，应该注意采用广大员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海尔集团采用的员工的“画与话”、ge公司的企业价值观卡以及许多优秀公司的讲故事(西方叫企业神话)等，实践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形式。
北京有家民营企业科瑞集团，它的一位副总裁郭梓林先生主抓企业文化建设并兼任企业内刊《科瑞人》主编。他创作的《并非肚皮官司》，根据企业常遇到的问题编写了上百个问题，例如“为什么要撤销食堂?”、“挣钱与做企业”和“信赖的作用”等，每个问题都配有漫画和作者评论。漫画生动活泼，点评深刻透辟，结果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这就是一个成功地宣贯企业文化的典型案例。如果我们的企业领导都把传播企业文化放在心里，就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宣贯形式来。
(四)细节化运作。使企业文化建设的系统文本被广大员工理解和接受是重要的，然而把这些精神理念的东西转化为每个员工的实践行动则是更为重要的。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什么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的企业文化。因此要把企业文化建设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细节中。
从横向层面来看，就是要落实到每个班组、科室、每个岗位之中。沈阳一运实业公司在企业改制后进行了系统地企业文化再造。在他们的每个办公室、每个岗位都看到了各自的座右铭。这种座右铭就是企业精神的岗位化，很具体也很生动。它是员工的自我规范约束，可以产生积极的管理效果。沈阳香雪面粉公司的每个车间都有自己的岗位格言，挂面车间的岗位格言是“条条出精品，袋袋送温情”，而检斤工为自己制定的岗位格言是“斤斤计较，两两不差”。这些朴素生动的群众智慧语言已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用当今流行的企业文化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力转化成为生产力。
把企业文化落实到细节中，从纵向层面来看，就是要落实到每个工序和工作环节之中。上海宝钢公司实施的“用户满意工程”(tcs)，就是把企业的价值观和理念系统贯彻到了每个工序与工作环节之中。把先进的企业文化贯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细节之中，它会产生文化力，实际上也就是当前许多企业所倡导的执行力。企业文化固然要为企业发展战略服务，然而战略确立之后，执行就是关键问题了。而把企业文化落实到细节的过程，也就是执行文化的形成和运作过程。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细节化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全员化运作。当前有许多企业仍处于企业文化建设初期，这时候强调企业家文化、企业领导班子文化或者“老板文化”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而企业家文化的提出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和发端。换言之，只有企业家具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可能在企业中引进企业文化管理。如果把它比喻为打球，那么企业家就是第一发球人。然而要使这场球赛运作起来，还必须让广大员工们投入其中，才能够实现。这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企业家文化转化为企业全体员工文化的问题。从企业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这是企业文化的主体工程建设阶段。实践表明，这是相当艰巨和复杂的工作任务，然而我们又无法回避而必须解决。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家文化不能转化为全员文化，那么就只能是企业家个人的文化，而不能成为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接受和认同的主流文化。
实践证明，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它能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共识和支持，调动并整合各个经营管理环节的积极因素，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驱动力，能使企业员工在逆境中同舟共济，在顺境中求实进取，自始自终为企业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柱。对于构建企业文化，我们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自主创新，把可持续发展等人类文明世界关于发展的新认识吸收到企业理念当中去，才能创建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现代企业。
摘 要：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性已广为人知，但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文化建设仍然存在“形式化”、“口号化”、“被动化”等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如何利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企业经营发展，走可持续化发展之路，成为重点研究的问题。企业文化作为反映企业经营发展的上层建筑，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创新和完善。
关键词：企业 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在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绩效、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对内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等方面的成效，已为实践所证实，因此也为愈来愈多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所接受和认同。同时它还被视为企业管理成熟的标志，企业经营者成熟的标志，而赢得各界人士的青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这并不仅是对于国家和各地区发展的战略要求，而且对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企业文化,也必须顺应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文化力，凝练好企业的文化精髓，打造出企业独特的文化品牌，使企业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
企业文化是企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成员所共同信仰的管理哲学、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总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已经逐步以质量竞争、市场竞争、服务竞争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竞争，企业文化也逐步深化，企业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相比之下，有企业文化建设没有完全跟上时展的步伐，存在着不尽如意的方面，表现为：
一是对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贯穿于企业全面工作的战略来考虑和部署，尚未形成统一而完整的企业文化战略。
二是缺乏组织机构的支撑，在企业文化实施过程中，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制定战略、转化战略、规划运营、监督和学习、检验和调整战略”的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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