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变化特点
经过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努力，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名义值，以下无特别说明均同）从1993年的61.8％降至14.8％，1997年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滑至8.8％。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新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大了国债投资力度，投资有所回升；1999年由于国债发行时机没有把握好等原因，造成了投资一度滑坡，增速降到5.1%的低谷；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重视，从2000年开始，投资增长率逐年提高，2002年达到了16.1％（见图1）。
图1199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
近年来投资增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社会投资中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国有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影响力”较大，投资增长机制仍不完善。第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十分紧密。投资很大程度上成为宏观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率过高、通货膨胀严重时,减少投资抑制经济过热；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时，增加投资防止经济过冷（见下表1）。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生特点突出，可持续性和自主增长能力不足。
表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资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以下各表如无特别说明均同。
（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
投资分类变动呈现以下特点：
1.从所有制性质上看，个体和其他经济等非国有投资已取代国有投资升至首要地位
1997～1998年，启动内需主要是依靠国有投资的增长，其中1998年国有投资增长率分别高于集体、个体和其他投资增长8.5、8.2和5.8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增量部分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比199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达到66%。1999年以来，国有和集体投资效益下降，积极性也随之降低。1999年，二者各增长3.8%和3.5%，分别低于个体和其他投资约4个和1.5个百分点；2000年，集体投资有所回升，国有经济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的影响仅增长3.5%，低于个体和其他经济投资8.7和25个百分点；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回升到6.7%，与此同时，个体投资和其他投资则逐步适应经济环境，保持了稳固的上升势头，增长率从1997年的6.8%和13%提升至15.3%和28.9%。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由1997年的约37%提升到约63%，占据了首要地位；2002年，国有和其他投资增长17％，集体经济投资增速提高到11.8％，个体投资继续保持高达15.7％的增长率。可以判断，我国非国有投资已经具有启动迹象（见图2）。
图2分经济类型各项投资增长率（％）
2.从管理渠道上看，投资重点从基本建设逐步转向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
政府国债投资主要反映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因此政策性投资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是影响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根据不同投资的增长情况，可以分析政策性投资和非政策性投资因素作用程度的变化。表2显示，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增长率是最高的，达到20.16％，另一方面其在总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为57.7％，这主要是由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初始阶段重点放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因此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影响度很大。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因素的制约增长率只有4.52％，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降低到37.2%,但政策性投资力度仍然很大，而更新改造投资受控制加工工业项目政策的影响，同比下降了0.7%。2000年，投资重点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由维持短期经济扩张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向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更新改造投资上来。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7.8％，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维持在31.7％。更新改造投资增速升到13.88％，比重达到20.3%，为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其他投资增幅明显提高，2001年二者在投资增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1.66%和16.92%，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投资增长的主体贡献部分。2002年投资态势有所反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了8.1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前期国债投资项目需注入大量后续资金，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1.1％，比重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21.9％，比上年下降5.4个百分点，比重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这一情况在2003年1、2月份得到扭转，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中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再次提高，分别达到41.8％和37％。这种情况表明，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力度开始下降，非政策因素影响力度正在逐步提高。
表2全社会投资（分管理渠道）增长情况和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名义，%)
3.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稳定了投资预期，自筹和其他资金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图3各项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
图4各项资金来源构成比重（％）
从增长率和比重看。自1997年起国家预算内资金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71％和54％的高速度，到2001年逐步降至20.71%的水平。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比重由1997年的2.8%稳步升到2001年的6.7%；国内贷款增速波动较大，波幅处在3%到17%之间，但其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于20％左右；利用外资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是负增长，2001年才开始扭转这一态势，比上年微增了2.03%。利用外资比重呈逐年下降之势，由1997年的10.6％下降到2001年4.6％；自筹和其他资金除1999年增长较低（4.18％）外，其他年份均比较稳定，处于10％以上，比重始终保持在67％以上，2001年为69.6%（见图3、图4）。
从贡献率看。根据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以及其构成，我们得出其名义贡献值。1996年，受政策收缩影响，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对全部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02个百分点，1997年略微回升到0.32个百分点。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
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率大幅上升，1999年达到3.39个百分点，2001年为1.39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1年，国内贷款贡献率由0.86个百分点上升到1.46个百分点，变动情况与预算内资金相类；利用外资贡献率一度从1997年的-0.24个百分点滑到1999年-1.56个百分点的低谷，2001年外资形势好转，贡献率转升为0.09个百分点；自筹和其他资金贡献率2001年为12个百分点，比1997年大幅提升了4.6个百分点（见表3）。
投资资金来源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长，有效平衡了因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外资减少的负面冲击，改善了对投资资金的预期，稳定了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信心。第二，国内贷款的执行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适应金融改革要求，必须降低呆坏账比率，而优质的贷款对象较为缺乏，客观上造成银行贷款谨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配合政府宏观政策必须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商业银行有保证国家有关投资项目配套贷款的任务。这是银行贷款增幅波动很大的原因。并且，由于前一项约束要“软”于后一项，因此出现了贷款资金在总投资中比重又很稳定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稳健货币政策的特点和任务之一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直接拉动力较弱。第三，利用外资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迷之后已经显现出回升势头，所占比重的降低幅度也已经减弱。利用外资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自身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经济效益，但仅从增量角度看，目前外资对全社会投资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是一项不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自筹和其他资金始终比较“理性”，其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既不会轻易错过好收益的投资项目，也不会空泛地对政府政策“捧场”。自筹和其他资金在环境恶化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随着外部环境改善，其恢复很快，并且增长十分稳定，在总投资中比重占到将近七成，对扩大内需起着重要贡献作用。
表3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
表中各项资金来源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注：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各项资金来源比重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的投资需求变动，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市场因素、资金来源因素、投资预期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一）市场因素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有关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我国消费结构得到了提升，进而使投资领域得到扩展。其一是房地产业。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开始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消费信贷措施等为这一消费热点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二是城市化发展。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形成了积极的推动。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正在逐步对民间投资和外资放开，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三是受国际“新经济”的拉动，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出现了比较宽阔的投资领域。其四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其五是西部开发战略为投资开拓了新的市场。总体看，经过几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逐步表现活跃，新的投资领域日益扩大。
（二）资金来源因素
政策性因素对资金来源的影响决定着投资效率和自主增长动力。根据上文对投资结构的分析，1998～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量持续提高，在总投资增量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分别为14%和45%），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也很大，这一时期政策性因素对投资资金来源的影响度较高。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已降低到接近1997年的水平（11.32%），在各项资金的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2000年为8.4％)。与此同时，自筹和其他投资资金比重迅速上升(由1998年的65％升至2001年的90％），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下降。
总体来看，影响投资增长的政策性因素作用减弱，非政策性因素作用提高，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已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2002年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与前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不同）增长情况反映出非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基础仍不稳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4.6％和20.5％）仍低于预算内资金的增幅（26.8％）。可以说，投资演变进程是政策与非政策性因素此消彼长的反映，投资增长已开始转入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状态，但政策推动特点仍很显著。（三）投资预期因素
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制约，近年来我国投资趋于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变化所致。主要表现在：第一，一部分企业经过调整以后具备了新的发展目标，投资愿望增强；第二，就业压力，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增大，不断增强着各方面的投资愿望；第三，1999年以后，受政策刺激，宏观经济形势出现转机，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改善了投资预期，增强了投资愿望。
当前国际经济虽总体好转，但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仍显不足，社会消费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投资预期仍不可过于乐观。据调查(调查数据来源：“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185号)，2002年企业经营者认为政府投资“合适”的比例为25.4%，比2001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认为民间投资“合适”的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认为民间投资不足的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虽然调查中所列各选项对于被调查者有不同理解，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企业家预期的大致变动情况。
（四）政策环境因素
第一，五年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总计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对投资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目前情况看，积极财政政策仍是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心保证。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态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仍需要较强的财政支持。第二，税收政策方面的若干措施为投资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包括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第三，稳健货币政策采取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发放再贷款、加强出口信贷、加大技改贴息等多种手段，提高货币供应量，满足市场资金需求。第四，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政策调整（如对建设用地项目管理、国土资源审批会审、土地出让招标拍卖等有关方面政策的调整等）鼓励了投资的积极性。第五，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工作效率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善了出口型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第六，在加入WTO后的市场规则调整过程中，取消部分行业准入限制，改革审批制度，投资主体的产权保护得到加强。
利用我们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可以给出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有关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模型中投资数据均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影响效果的定量分析。
从各个时段看，扩大内需政策每年拉动投资增长提高0.5~6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上半年，我国仍然在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分析显示，1~6月投资相关政策影响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下降5.86个百分点，而下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提高了5.46个百分点，有力地扭转了投资需求的疲弱态势，支持了经济增长；1999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仍然较高，主要是由于上年发行国债效力仍然发挥着作用，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0.83个百分点；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不乐观，中央继续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4.04个百分点，为扩大内需、抑制通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政策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2.79个百分点；2002年1~8月提高了6.26个百分点。
从各项政策效果来看，财政政策的拉动效果明显高于利率和其它经济政策。1998年～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变价）受利率下调影响平均提高大约3.59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16％；而财政支出平均拉动投资增长提高约5.1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28％；这两大政策因素以外的其它政策影响力度约为0.83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4％；综合考虑扩大内需各项主要政策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力为7.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39％。
定量分析给我们以更直观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5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实施，对国有投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而且是主要的作用（见表4）。
表4模型对1998～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态预测结果（不变价，％）
注：各方案假设条件如下，方案1：利率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2：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3：除利率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即政策变量为零）；方案4：利率、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且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
以上四方面因素虽然也存在一定交叉部分，比如市场变动和投资政策环境变化会反映到企业预期上，但总体看，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影响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资金增长中的非政策性因素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支持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
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情况将比较平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基准假设条件下（现有汇率政策不变、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均保持上年连续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约为15.5%。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形势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全面开放、加速改革进程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模式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在已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供求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未来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发展面临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有利因素包括：
（一）我国经济水平仍处较低阶段，客观上使得投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生产能力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在此条件下，新增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我国经济目前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刘国光，2002），前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未来投资发展势头不会十分有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多数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布于传统领域中，这些投资领域已经趋于狭窄，投资风险较高，综合效益较低，这部分过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的确有待淘汰和转型。但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信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些领域投资积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4月)，在“十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电力、能源、公路、铁路等。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公里，公路1108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公里和4750公里。截至2002年11月，我国高速公路只有2万公里，每百万人只拥有15.7公里。因此，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
第三，城市化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的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增长以及结构的提升，进而为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这些方面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
第四，科技进步方面。我国确立的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方针政策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宽了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潜力巨大，尤其对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投资需求更强烈。同时，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得以往适应供不应求市场格局的企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总体效果看，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型增长模式的建立，将更有助于培育微观主体健康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二）持续的高储蓄率是投资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投资资金供给并非是严重的问题，也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由以国营集体企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居民储蓄为主，我国储蓄率从“六五”时期33.5%上升到“八五”期间的41%，“九五”时期也保持在大约38%的高水平，表现出充裕的态势。高储蓄率一方面说明市场投资的渠道仍不顺畅，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预示下一步市场活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投资回报将有较大改善。总之，高储蓄率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了量的保证，这是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投融资市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政策调控能力和调控特点相配合，贯穿投资政策始终，尤其是在初期时候则是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手段，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大多数投向基本建设。我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一直没有办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经验表明，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未来投资的增长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引导激励了民间投资愿望，打破了原
有的投资增长空间束缚。
同时，入世效应将促进投资领域更加开放。一是外经贸活动的活跃将带动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近两年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二是通过对我国法律规章的修订，逐步适应国际规范，将进一步迫使给予国内企业以同等待遇，这比直接对国内企业进行政策保护更加有效；三是对外开放有了一大步跨越，这对很多固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冲击，新的服务和新的管理思想将逐步改造原先的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使投资具有市场理性，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投资领域还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府要求支持的国有项目，货币政策效力不大理想。同时，银行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只满足于吃中央银行的利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此来应付中央对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行政命令。这样一来，造成了银行资金闲置和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的并存。
3.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投资产权主体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投融资改革要求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但是目前政府不但对基础设施项目亲自抓，甚至对企业投资决策也过多干预。一些地方政府“全力”帮助地方企业搞活经营，一来可以增加地方财力，二来还树立了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好范例。企业投资行为通常是主管机构和企业领导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有的甚至是上级主管机构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上级领导成为投资行为的实际决策者。企业投资不按市场规则行事，致力于研究如何寻找到政策优先权支持，造成信息传导机制失效。这样做的结果扭曲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破坏了正常的政企关系。
第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缺乏必要的可行性分析，缺乏硬的预算约束，包括长期效果评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经理人行为应当是主观上追求个人收入和声誉的最大化，客观上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前多数企业中这条纽带是断裂的，因此企业实现的仅是经营稳定化，主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如实现所谓的扭亏增盈，积极配合实施下岗再就业工作等。企业家则在隐蔽信息的手段下，利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权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以弥补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同时伺机换取政治收益。
第三，信用秩序不良造成资金运动受阻。我国经济中有许多领域都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非常明显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目前，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用缺乏，资金运动过程中，供求各方面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有的企业领导人甚至说：“从借钱的那天起，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以后要还。”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信用关系获得需要的资金，造成投融资体制的恶化。
四、政策建议
投资体制改革目标应当是促进投资体制在长期向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同时防止短期内投资过快增长引发的低效率问题。
（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落实已经确立的改革目标
1998年，国家计委曾提出了明确的投资体制总体改革目标(投资体制改革目标是：（1）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框架，即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核、发展资本市场、健全服务体系、强化监督反馈。（2）将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除重大项目外，政府一般不再对项目进行审核，而改为登记备案制。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将加快。商业银行按有关法律，根据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原则，自主决策，独立承担贷款风险。（3）政府财政性投资改革思路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根据事权划分确定各级政府的投资范围。政府的财政性投资将分为政府公共事业投资和政府产业开发投资。两类投资的比例关系将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确定。（4）今后国家对投资主要实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通过法制手段进行投融资管理，将是新投资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从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对我国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有共识的。然而到今天，有些方面与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当前我们应当抓住外部局势好转的有利条件，将这项改革措施尽快贯彻实施。确立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主体地位，形成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银行独立审贷，政府宏观调控的新的投资体制。
（二）大力促进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发展
第一，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理顺企业依据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收益比较的筹资原则，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奠定投融资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使企业能够在现代市场环境中筹措到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高效的资金融通渠道。鼓励发展非国有银行机构，实现金融业对内开放。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在融资体制方面逐步建立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以保证民间投资资金的供应。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将资金的风险责任引入到投资行为中来，解脱资本市场为国企改革服务的错误目标，还其市场化本色。
（三）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
第一，加强投资立法，为投资主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重点加强投资产权的独立性、投资收益权、投资所有权、投资契约的履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强化政策规定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坚决从严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和人员。
第二，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为投资活动提供有效服务。政府职能应尽快调整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在市场准入方面，继续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讲求实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对企业和社会投资的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投资活动的成本，尤其是某些“交易成本”。
第三，实行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不公平税赋，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对企业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部分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的实业投资可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投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西部地区。
第四，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作用。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支持发展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中介服务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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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的特殊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信贷增长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信贷需求增加。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投资开始加速，物价开始回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资金也开始高增长。近年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正值我国进入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不仅是传统的重化学工业，而且新兴产业和技术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企业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深化不断推进，创造单位GDP需要的资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1左右，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长期较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在全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业融资中占90%左右，企业长期资金需求绝大部分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来满足。
第三，政府国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客观上需要银行配套资金，从而导致信贷资金需求的增长。以国债投资为例，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32万亿元，银行配套贷款是长期建设国债的2倍。也就是说，1000亿元的国债投资需要2000亿元的银行配套贷款。
第四，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降低后，信贷扩张具有内在动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加强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持续“双降”的考核，商业银行纷纷采用新增贷款的方式稀释不良贷款。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上市的冲动，也有力地推动了贷款投放。另外，商业银行出于控制信贷风险考虑并受制于投资渠道狭窄，也偏好于发放中长期贷款。而我国目前在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方面的限制较多，主要限于贷款业务，其他可投资产品较少，因此，银行体系的大量资金也不得不投向中长期贷款。
对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信贷政策引导的必要性
由于投资与货币供给和信贷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我国投资对信贷资金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投资过热往往伴随着信贷过热。信贷过热之后往往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信贷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为了避免投资过热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需要对信贷政策进行积极引导，促使投资总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当前，致使投资过热的原因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地区之间互相攀比，不少地方政府仍然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指导思想发展地方经济；二是国有企业投资预算的软约束；三是地方政府给予私营和外资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公司实际开展固定资产项目可行性分析，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可行性分析，净现值，决策柔性，等待价值，选择期权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P， P & E and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irstly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ts content of having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P， P&E) in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e of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that is evaluating its economic benefit. We can adopt the static method and the dynamic method to evaluate the benefit. Also the dissertation summarizes the most common dynamic method ---- the traditional net-present-value (NPV) method including its definition， computing formula， decision-making rule and its advantages. The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s application to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P， P&E practically through the real case study and shows the mean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exists. Then the dissert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First one is the uncertain discount rate and cash flows whenever we encounter the higher risk. Second one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ignores the value of the operation flexibility about a project investment. Third one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delay of a project i.e. the value of waiting in a project investment. So the dissertation brings forward some advice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such as correcting and confirming the risk return rate of the discount rate and adopting the option concept.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company can have a better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P， P&E).
Key words: feasibility analysis， net-present-value， decision-making flexibility， the value of waiting， real options
目 录
一、序言1
二、文献综述1
三、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理论阐述2
（一）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2
（二）可行性分析的内容2
（三）传统净现值法介绍3
四、案例研究4
（一）公司简介4
（二）案情4
（三）案例分析4
五、传统净现值法的局限性和改进建议9
（一）局限性10
（二）改进建议11
六、结论13
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13
一、序言
对于投资的定义，简而言之，投资是一种“现在投入”和“将来收益”之间的交换。现在投入实际上是牺牲了一定的现在消费，将来收益则是获取更大量的将来消费。投资的概念，可以从4个方面来认识：（1）投资是现在资产的投入（支出）；（2）投资具有时间性；（3）投资具有风险性；（4）投资的本质在于获取所期望的收益。显然，投资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投资有形的项目来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新产品，通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固定资产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它单位价值大，影响时间长，建成投产后可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如果投资正确，企业可在较长时间内受益，万一投资有误，企业也难以在短期内再改变，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必须一次性垫支相当数额的资金，而这种垫支的收回则是在该资产未来的使用期内分期逐次实现。固定资产项目建设具有固定性、专用性和单件性的特点。固定资产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但是企业又不能为回避风险而不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为避免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失误，企业必须注重固定资产投资的策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策略的重点是事先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论证。而可行性分析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对项目进行经济上的效益分析，在众多的决策指标中，毫无疑问净现值（NPV）是最为人们所熟悉和广泛使用的。
本文试图将传统净现值法运用于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中，验证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目的实际上是通过实证分析，即分析实际案例中传统净现值法的使用，验证净现值法对于可行性分析中经济效益预测的作用。同时，本文也指出了目前传统净现值法下还存在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意义的介绍；其次是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是对可行性分析的理论阐述包括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和内容和传统净现值法的介绍，叙述了净现值法的定义、公式和与其他方法相比之优点；第四部分案例研究，对2台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项目进行了案例分析；第五部分则指出了传统净现值法在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和局限性，并提出了建议；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对于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理论阐述，国内外有很多经典文献，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之后，由于企业兴起了一股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国内也开始研究起了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理论，在汤炎非、杨青编著的《可行性研究与投资决策》中就提出了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可行性分析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内容。它是在项目投资决策前，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的科学方法和工作阶段。同时在徐强、董正信编著的《投资项目评估》中还指出了一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需要包括的10大内容，这10大内容可以基本概括为市场研究、技术研究和效益研究这三大部分。这些经典内容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对固定资产进行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被众多企业所采用。
而在对传统净现值法的研究分析中，国外的许多关于管理会计的书籍与资料都提到了净现值法的定义、计算方法和与内部收益率法相比较后的优越性，比如在Ray H. Garrison & Eric W. Noreen， “Managerial Accounting (Eighth Edition)”即《管理会计（第八版）》中提到了计算净现值重要的是现金流量而不是会计上的净利润概念，并且还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来帮助理解净现值的运算过程，同时还比较了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指出净现值法比内部收益率法计算简便，没有试错过程；能够考虑风险因素，在折现率中予以体现；并且提供比内部收益率法更有用的信息给决策者，帮助决策者制定正确的决策。
国内外的众多文献例如孙元欣编著的《投资项目评价理论、方法与案例》中都指出运用净现值法可以对固定资产项目可行性分析中的投资效益进行估算与评价，本文认同该观点。
本文之所以选择研究传统净现值法对可行性分析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传统净现值法的产生已经一段时间了，国内外的文献都对其进行过详细的介绍；其次，到目前为止，企业中采用净现值法进行固定资产效益预测和评价的情况仍然存在，本文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第三，传统净现值法计算过程较简便，有代数公式可以套用，且预测效果也比较好。第四， 虽然大多数文献都是肯定了传统净现值法对于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作用，但是本文通过对传统净现值法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净现值法也有缺陷，可以通过与《期权与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和《企业财务管理》中提到的期权的概念与方法相结合等方法，来改进对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中的经济效益分析。
三、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理论阐述
（一）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
固定资产的可行性分析，是指在投资决策前，对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各种可能拟定的技术方案和建设方案进行认真的技术经济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固定资产建成后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固定资产的技术先进性和适用性、经济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投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确定该固定资产是否应该投资和如何投资，或是就此中止不投资，还是继续投资使之进入开发建设的下一阶段等，为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和为开展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
简而言之，固定资产的可行性分析包括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效益性，技术上的可行性论证主要由企业技术部门负责，经济上的效益性论证，则主要由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可行性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和地区、行业规划的要求，对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进行投资方案规划、工程技术论证、社会与经济效果预测和组织机构分析，经过多方面的计算、分析、论证和评价，为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建议。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可行性分析是保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最少的投资耗费取得最佳经济效果的科学手段，也是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和建设上可行的科学方法。
（二）可行性分析的内容
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是对投资的固定资产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的基础上作多方案的比较和优选，提出固定资产投资最后决策的结论性意见。因此，它的内容应能满足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基础和重要依据的要求。
一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包括以下10个方面内容：
1）总论：综述项目概况、可行性分析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与建议。阐明对推荐方案在论证过程中曾有的重要争论问题和不同的意见与观点，并对投资项目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列表说明；还应说明投资项目提出的背景、投资环境、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项目投资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提出项目调查研究的主要依据、工作范围和要求；说明项目的历史发展概况、项目建议书及有关审批文件。
2）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拟建规模：调查国内外市场近期需求情况；国内现有项目生产能力的估计；销售预测、价格分析、产品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固定资产项目的规模，选择产品方案和发展方向的技术经济比较和分析。
3）资源、原材料、燃料和公用设施情况：所需原料、辅助材料、燃料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其来源和供应的可能性；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的种类、数量和储运条件；所需动力（水、电、气等）公用设施的数量、供应方式和供应条件。
4）厂址选择：固定资产项目的地理位置，与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距离、地区的条件。
5）项目设计方案：在选定的建设地点内进行总图和交通运输的设计，进行多方案比较和选择，确定项目的构成范围。
6）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环境现状调查。拟建项目“三废”种类、成分、数量，对环境影响的预测；治理方案的选择和回收利用情况；劳动保护与安全卫生；城市规划等要求以及相应的措施方案。
7）企业组织和人员培训：企业生产管理体制、机构的设置，对选择方案的论证；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数量的要求；人员的培训费用估算。
8）项目施工计划和进度要求：根据勘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安装、试生产所需时间与进度要求，选择整个项目实施方案和总进度，并用线条图和网络图来表述最佳实施方案。
9）经济效果的分析与评价：总投资费用、各项建设支出和流动资金的估算；资金来源、筹集方式，各种资金来源所占的比例；资金的数量和资金成本；总生产成本、单位生产成本的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净现值、投资回收期、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偿还期、外汇效果分析、不确定性分析等财务效益评价和国民经济效益评价并进行社会效益分析与评价。
10）综合评价与结论：方案的综合分析评价与方案选择，运用各项数据，从技术、经济、社会、财务等各个方面论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推荐一个或几个可行方案供决策参考，提出投资存在的问题以及结论性意见。
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三大部分：
首先是市场研究，包括产品的市场调查和预测研究，这是可行性分析的先决条件和前提，它决定了项目投资的必要性，是项目成立的重要依据。
其次是技术研究，即技术方案和建设条件研究，从资源投入、建设地址、技术、设备和生产组织等问题入手，这是可行性分析的技术基础，它决定了投资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最后是效益研究，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分析和评价，它是决定项目投资命运的关键，因此也是固定资产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核心部分，并说明项目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行性分析就是从这三大方面对投资项目进行优化研究，并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传统净现值法介绍
由上文可知，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的核心是项目的效益研究，而其中最主要进行分析的是项目的财务效益评估，而该评估可以采用静态和动态指标分析等方法。固定资产投资等长期投资决策指标根据是否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可以分为两类：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静态指标包括投资回收期、平均投资报酬率，它在评价投资方案的经济效益时，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而把不同时点的货币看成是等量的，是一种非折现的分析评价方法；动态指标包括净现值、获利指数、内涵报酬率等，这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指标，以折现的分析评价方法更能反映和把握客观实际状况，是现资决策中广泛应用的方法。而作为动态指标的净现值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评价指标。
净现值（NPV）是指把项目从投资开始到项目终结各年的净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现为初始投资时的现值。它表明项目在整个寿命周期内考虑到货币时间价值后，以现值表现的净收益。可以说，它是一个考察投资项目在计算期内盈利能力的绝对指标。净现值越大说明项目的经济效益越好，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NCF——第t年的现金净流量=第t年的现金流入量－第t年的现金流出量。
i——预定的折现率
n——投资涉及的年限
而净现值法的决策规则是采用那些净现值为零或正值的投资方案，放弃那些净现值为负值的投资方案。即：
第一，净现值为正值，表示投资项目获得的报酬率大于期望报酬率，说明投资方案是可行的；第二，净现值等于零，表示投资项目获得的报酬率等于期望报酬率，也说明投资方案是可行的；
第三，净现值小于零，表示投资项目获得的报酬率小于期望报酬率，说明投资方案是不可行的。
净现值法的优点在于，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给出了一个表示单一款项的现值，经济意义明确；其次是净现值法计算简便，没有内部收益率法计算时必须的试错过程，第三是净现值法比较现实，可以通过折现率i的水平来考虑风险的影响；第四是净现值法提供给决策者更多的有用信息。
我们知道，动态指标主要有净现值、获利指数、内部收益率三种，在这三种评价方法中，净现值法以其稳健而又现实的再投资比率在理论上受到格外偏爱，尤其在互斥选择决策中，若利用内部收益率和获利指数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策，而净现值法无论是在独立项目的决策中，还是互斥项目的决策中均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从理论上说，净现值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投资决策方法。
四、案例研究
在前面的部分中，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固定资产可行性分析与传统净现值法的关系。在本章中，本文选用位于上海西南地区的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案例，加以实际分析。该案例的相关资料由企业内部有关人员予以提供。
（一）公司简介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由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占51%股权）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占49%股权）共同组建成立的，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其注册资金为20亿元人民币。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相互关系；一元线性回归；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5-0094-03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在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在确定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投资又往往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投资活动实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本文拟从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次大的宏观调控经历，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探讨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投资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更好地利用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非常紧密。在经济理论界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具有投资供给与投资需求双重作用[1]。
投资供给，不论数量多少，都是向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强调了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的作用，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投资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刺激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它与供给一样，也表现出多级传导和扩散的功能，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短期内，投资主要是作为一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从长期来看，投资具有的供给效应更为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双重效应，投资不但影响着当年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宏观上看，投资项目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它所在的行业有资产更新或扩大供给的需要：一方面，经济活动过程中损耗的固定资产需要用投资来补偿；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最终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从而刺激扩大供给能力。扩大供给能力必然需要增加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这一角度看，投资需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在需求，受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总量首先就是影响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无一不是依靠大量的投资建设支撑起来的，没有一定量的投资，社会经济就不会持续发展。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共同推动的结果，表现在各部门生产总量或供给总量的增加，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增加，从需求的角度看，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最终离不开三大需求，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就是对社会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经济蓄势起飞时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强于消费。
2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评价
纵观5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即使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如此。本文选取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数据来源：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来论证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根据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已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可以得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影响如下：1981—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大致经历了相同的三个变动周期：其中1988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较为频繁，但波动幅度不是很大；1989—1997年作为一个周期，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振动，其中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50.08%，而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6.6%，振幅达56.68%；1989年GDP的增长率为13.73%，而1995年GDP的增长率高达33.67%，振幅达19.94%。1998—2007年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历史上振动幅度最小的阶段。以上具有显著特征的三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在各个不同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1988年之前我国还基本上处于完全计划经济时期，因此，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政府就会动用行政命令等非经济手段使其速度降下来，一旦增速较低，又会采用相反的手段使其速度加快，这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节同样影响着我国GDP的增长过程。1989—1997年正是我国经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上的大起大落是在所难免的。1998年之后，特别是我国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都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阶段，凸显出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步得以完善和发展的趋势。
尽管自1981—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周期大致相同，但是，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滞后影响，特别是自1988年以来，更为明显。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滞后影响大约是两年，而且1999年以来，这种滞后影响期似乎更长。如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最低为-6.6%，而GDP的增速1991年才达到最低16.34%；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新一轮的最高点50.08%，而GDP的增速1995年才达到最高点33.67%；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又一次达到最高点18.03%，而GDP的增速直到2001年才达到新一轮的最高点10.19%；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增长直到2003年才在GDP的增长中显现出来（2003年GDP的增长率达到10.64%），随后的三年里GDP的年均增长率都达到15%以上。这些特点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导向作用，即1998年以来，我国加大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力度，重视非直接经济行业的投资，为经济的新一轮大发展作必要的基础性准备工作；这也反映出我国正从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转变为既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又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
3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相互决定的模型
因为在本次数据分析中只涉及两个变量，所以，我们选用的模型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3]。规定Y表示“GDP总量”这个因变量，X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这个自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即Y=a+bX。
3.1 相关分析
根据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已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计算可得相关系数R=0.98，可知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因变量“GDP总量”存在高度相关。
3.2 建立回归模型
在Excel中运用6SQ统计做出统计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AKY^]=1.8966X+15575。
3.3 模型的统计检验
通过相关系数R能推断出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因变量“GDP总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与可信度，我们在Excel中运用6SQ统计做出了F检验和t检验。
3.3.1 F检验
针对原假设给定显著性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第一自由度为1和第二自由度为25的临界值为4.24169898。通过运用6SQ统计得到的F=585.074081，由于585.074081>4.24169898，所以应该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因变量“GDP总量”有显著影响。
3.3.2 t检验
针对原假设H。：b=0，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到自由度为24的临界值为2.059538536，通过运用6SQ统计得到的t=24.18830463，其绝对值大于2.059538536，这说明应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因变量“GDP总量”有显著影响。
4 加强投资宏观调控，促进投资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4.1 调整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投资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的投资总量中，各要素的构成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它是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展，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呈现出国家财政投资、银行贷款、企业自筹投资和利用外资多种渠道并存的格局。投资的适度规模和良好的投资结构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也是优化社会事业结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规划的主要着力点，把增进人民福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放到突出的重要位置。从过去主要考虑经济总量的增加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偏重经济增长数量转向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完成规划中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将一如既往承担重要角色。因此继续推动投资适度稳定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4]。
4.2 以投资促发展，把握发展动力源
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投资的规模和运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5]。目前我国正处在向工业化加速迈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大量投资的推动，投资需求、投资空间是旺盛和巨大的。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消费品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拉动，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可带动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就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投资的短缺和对投资的需求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把扩大投资作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动力势在必行[6]。
4.3 保持投资稳定较快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经济的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从之前的宏观调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出现的几次大的经济波动，无一例外地与投资增长的波动有着密切联系[7]。过高或过低、忽上忽下的增长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甚至对经济发展是一种伤害。因此保持投资在一定水平上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这是维护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4.4 加大工业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
工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要实现我国工业化的系统目标，必须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市场需求始终贯穿于工业发展的全过程[8]。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用增量盘活存量，都必须通过投资活动去完成。因此，加大投资力度，利用政策导向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优势产业群，对整体提升我国的工业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4.5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建设新农村必须以坚持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着力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9]。
4.6 加大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过继续几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相反，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投资相对不足，服务能力弱。社会事业投资应在坚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合理配置资金，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引导社会资金向公共服务部门转移，加大社会公共服务事业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仍是预算内投资安排的重点，但要兼顾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重点需要，要优先安排基本社会公益性项目，集中财力用于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防疫、公共文化等领域。继续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倾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房地产调控和管理，积极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满足普通居民基本住房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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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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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储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158－03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与东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东西部不平衡发展成为理论界研究重点。影响新疆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而资本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东西部差距主要是由于资本禀赋的差距，大量国家资金、外资成为东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充足资金来源，从而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发展，而新疆由于缺少资本，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数量有限，使新疆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本文通过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和储蓄对新疆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尝试为新疆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一、理论与方法
经济增长理论阐述主要是投资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地，资本增长由储蓄（或投资）决定，而储蓄又依赖于收入，收入或产量又要视资本而定。于是，资本、产量和储蓄（投资）之间建立一个如图1所示的相互依赖的关系[1]。
图1中的产出／收入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储蓄／投资转化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又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又转化为储蓄／投资。可见国内生产总值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期间由很多影响因素影响储蓄、投资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尤其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林毅夫（2001）认为，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问题，提出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制度安排，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资金的最有效配置[2]。孙立坚等（2004）提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3]。
以上理论阐述了资本、储蓄、投资和金融制度等是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和影响因素。以之为基础，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储蓄为研究变量，实证分析这两个因素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定性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意味着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更新、生产率提高，直接带来新疆GDP增加，而储蓄增加，可以通过融资渠道实现资金的投资配置，间接带来新疆GDP增加。长期分析，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分为累积投资和新增投资而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区域不均衡分布，即区域累积投资和新增投资的不均衡。所以，缩小新疆经济与东部地区差距，解决投资不均衡的一条有效路径是要增加落后区域新增投资，一方面，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增加投资的外部供给；另一方面，引入外来金融机构，通过竞争提高区域内金融产业效率，增加储蓄―投资转化率[4]。本文以新疆1986―2005年统计数据为样本，以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为自变量，GDP为因变量，建立了两个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对GDP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大小。
二、模型基础
（一）数据分析
图2总体显示了新疆20年来的经济发展趋势，1986―2005年新疆GDP总体发展趋势为：1986―1994年GDP增长平缓，1995―2000年GDP缓慢增长，2001―2005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图1）。2005年，新疆GDP达到2 604亿元，比1986年的129．04亿元增加了近1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综合性指标，包括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类型的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指居民把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的总体增长趋势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1994年增长平缓，1995―2000年增长幅度一般，2001―2005年快速增长，尤其是城乡居民储蓄趋势，与国内生产总值曲线非常接近（图1），这说明了新疆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提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公式为：G＝S／C式中G代表国民收入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即生产一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量。
根据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是不变的，从而资本――产量的比率也就是不变的。这样经济增长率就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产量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高，则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低，则经济增长率低。哈罗德模型强调的是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的是资本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人提出索洛模型通过改变资本产量比率来解决哈罗德模型的“刃峰”问题，并且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公式为： G＝a（K／K）＋b（L／L）＋（A／A）。式中：K／K代表资本增加率，L／L代表劳动增加率，A／A代表技术进步率。a代表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比率，b代表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比率，a与b之比即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模型的含义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劳动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以上原理表明，资本增加带来总产出增加，即投资I与GDP正相关，投资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生产规模扩大，就业增加，L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产量曲线向上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乘数理论（Multiplier Theory）表明，投资与国民产出（GNP）之间存在着乘数效应，即推动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增长。储蓄增加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增加，进而影响总产出，这中间的重要变量为储蓄――投资转化率，转化率越高，资本形成率越高。
新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强调了投资在供给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认为高投资率可带来高经济增长率。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把投资供给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显然具有很大的假设性，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非常紧密，在经济理论界，西方和我国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索洛模型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完善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都影响经济增长并运用乘数理论，强调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为本文分析储蓄、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计量模型和分析
（一）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计量经济模型
固定资产投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无不是依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起来的，而处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新疆一直是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应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5]。
为定量分析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以便较为准确地反映和分析新疆固定投资对地方经济产生的影响程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GDP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以表1的数据估算出模型的具体方程式，然后根据具体模型做出精确的分析。下面我们将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设为Y，全社会固定投资为X，u为误差项，设定理论模型为：Y＝B0＋B1X＋u，利用计量经济学SPSS软件进行模型系数的估算，其结果下表所示。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966，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与GDP高度相关，可以用线性模型表示回归关系。
由表1可看出固定投资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6，是高度相关。拟合优度R2＝0．993＞0．7，表明模型拟合理想，可以拒绝零假设，根据表中结果得出回归方程式：Y＝110．371＋1．866X。这意味着全社会固定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对这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新型显著性检验：t＝48．990＞te＝1．729。因此，参数的t检验通过，说明全社会固定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然后进行F检验，F（1，18）＝243．173，查F分布表，a＝0．05，F0．05（1，18）＝4．4139，显然F＝243．173＞4．4139。模型的F检验通过。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回归效果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该模型具有较强的模拟性和可信度，可以用来作进一步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投资每增加1亿元，那么通过全社会固定投资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拉动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 456亿元。这说明了全社会固定投资对于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等具有很大的影响，搞好全社会固定投资对新疆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城乡居民储蓄与GDP的计量经济模型
依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与投资倾向于一起变动，储蓄减少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引起投资减少。同时，储蓄―投资转化率也受到金融业发展水平、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影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指某一时点城乡居民存入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储蓄金额，包括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民个人储蓄存款，不包括居民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存款。因为新疆的城乡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对于新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选用此指标作为解释因变量。
为定量分析新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对GDP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城乡居民储蓄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其形式如下：Y＝A0＋A1X＋t其中：Y为新疆的GDP，X为新疆城乡居民储蓄，A0为常数，A1为系数，t为误差项。利用计量经济学SPSS软件对样本期间新疆GDP和城乡居民储蓄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反映新疆城乡居民储蓄对GDP的影响度系数A1。
根据图2数据，从表2可知：城乡居民储蓄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是高度相关，可以用线性模型表示回归关系。拟合优度R2＝0．996＞0．7，表明模型拟合理想，可以拒绝零假设，根据表中结果得出回归方程式：Y＝126．89＋1．34X。 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储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对这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新型显著性检验查t分布表，t＝68．563＞te＝1．729。因此，参数的t检验通过，说明城乡居民储蓄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然后进行F检验，F（1，18）＝243．173查F分布表，得到F0．05（1，18）＝4．4139。显然F＝4700．877＞4．4139。模型的F检验通过，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回归效果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该模型具有较强的模拟性和可信度，可以用来作进一步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储蓄每增加1亿元，那么通过城乡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拉动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34亿元。这说明城乡居民储蓄对于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影响，搞好居民储蓄的吸收工作以及金融机构的设置及管理对新疆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本文选取1986―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而前者影响尤为突出。新疆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国家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疆经济的自生能力，即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有效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促进储蓄――投资的有效转化至关重要，有效的金融体系为竞争性多元化机制，其中竞争性是关键。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使境外的投资者和机构能以合法的、公开的、透明的渠道进入中国境内资本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对策和建议：
1．大力吸引各种金融机构来新疆设点，尤其是在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人民币业务的机会下，积极为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政策。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开发新金融工具，发展直接融资，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建立棉花、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使新疆各种资源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带动下，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2．根据国家给予新疆的优惠政策，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加大投资优惠政策，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新疆的软环境建设，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而吸引外资流入，并积极利用国外金融机构和政府贷款，增加区域内投资供给。
3．拓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信贷资金和外资结合利用，合理规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重点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使之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
4．大力发展新疆经济，改善新疆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来新疆，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作用，实现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5．金融机构依托高新技术、现代化管理手段探索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发展规律，促进金融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高资金利用的时间效率与速度。
6．完善新疆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在基层的资金配置作用，施行与东部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例如，贴现率的区域化、存款准备金率的区域化、利率政策的区域化，限制资金的外流，使新疆资金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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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疆煤外运；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法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煤炭的消费量在不断增加。而煤炭的主产地产煤量却在日益缩减，煤炭供求出现较大缺口。就目前我国的煤炭资源形势来看，适度合理的开发新疆煤炭资源及将新疆煤炭外运满足其他省份煤炭需求，无论是出于对促进新疆经济增长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都是十分必要的。新疆地区的煤炭外运主要方式是铁路运输，另外，其公路运输、煤制气及煤制油的管道运输、煤发电的电网运输也是十分重要的运输方式，本文将对不同外运形式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其中主要的外运影响因素，进而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2.疆煤外运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2.1原始数据的选取
影响因素分别选取铁路营业里程、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公路营业里程、公路固定资产投资、铁路公路煤炭外运量、管道输油气里程、管道固定资产投资、电力供应固定资产投资八个指标。原始数据表如表1所示。
由表2旋转后的正交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公共因子高载荷的指标有X4公路固定资产投资、X8电力供应固定资产投资、X6管道输油气里程、X1铁路营业里程、X5公路铁路煤炭外运量、X3公路营业里程、X2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第一公因子记为F1。第二公因子上高载荷的指标有X7管道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公因子记为F2。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以及标准化数据，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及标准化数据可以计算各种成分得分，公式如下：
2.3结果分析
首先，由主成分分析的历年综合得分排名可以看出，新疆煤炭外运能力从2002年至2012年十年间，其煤炭外运能力综合水平是逐年上升的。
其次，由旋转后的正交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公共因子载荷较高的前两个指标有X4公路固定资产投资、X8电力供应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公因子上高载荷的指标有X7管道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新疆煤炭外运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段国钦.交通走廊运输需求分析及其运输结构优化研究[D].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规模;协整;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言
投资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经济波动总是伴随着投资的剧烈波动,正因为如此,投资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和着力点。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的效果更为明显。以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为例,2003年,我国扭转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因此,2004年,国家开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通过货币政策严控信贷规模,收到了很好的调控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在达到阶段高点后回落。但是,在随后的2006和2007年,央行放松了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过快增长,为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央行不得不在2008年初采取了严厉的信贷控制,要求各商业银行在2008年的信贷增长不能超过2007年的增长余额,并按季监测投放进度。2008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刺激投资快速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企稳回升,为国民经济增长“保八”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运行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规模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根据米什金(2009)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总结,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传统利率途径、资产价格途径和信贷途径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和实际产出。由于我国尚未完全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企业融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应该相当显著,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万跃楠(2004)利用简单线性回归方法对1991-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与贷款、利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来影响投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银行的信贷行为,而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很小。聂学峰和刘传哲(2005)利用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传递到投资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传递到投资上。李文森等(2006)通过对江苏省有关情况的调查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的相关程度明显降低,企业及政府自有资金较为充裕,通过信贷之外的渠道筹资环境宽松,投资增长的内生性增强,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新的变化。戴达年(2007)分析了信贷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的机理与措施。张力生和胡晓琳(2009)以河北衡水为例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中长期贷款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由于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结论也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拟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规模的关系,以进一步明确和认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笔者选取1985年至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NV)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CR)两个变量,共24年的数据,然后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进而判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关系,以及确定变量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的前提是,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必须为平稳序列。否则即使回归结果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方程拟和程度良好,这样的回归也有可能是伪回归,并不能说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真实关系。而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本身并不平稳,但是在经过至少n次差分后能够成为平稳,则这种变量被称为n阶单整变量。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变量有可能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对于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可以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这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在不平稳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79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该检验表明,如果ADF统计量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则可以认为在这一显著性水平下,被检验的时间序列变量是平稳的;反之亦然。采用Eviews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D”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所选的滞后项数,N指不包括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FIVE和LNCR均为非平稳序列,而这两个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均成为平稳序列,即这两个变量同为一阶单整变量。因此LNFIVE和LNCR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只能证明LNFIVE和LNCR同为一阶单整变量,并且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但不能证明LNFIVE和LNCR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也不能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有必要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协整分析,作出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判断。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两步检验法,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该法先用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其是否平稳。如果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则可以判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采用Eviews6.0,得到回归方程和回归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LNFINV = -1.4711 + 1.0452LNCR
(-3.8621)(30.01)
R2=0.9762F=900.8072
检验结果显示:LNFIVE和LNCR的回归拟和程度很高;回归系数以及方程整体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回归后得到的回归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根据Engle和Granger的两检验法的结论,说明LNFIVE和LNC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贷规模增长1%,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4%。
(四)脉冲响应函数
协整检验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规模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能从动态角度更好地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建立滞后2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作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的变动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
图 1 是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对新息冲击的响应程度。图中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从图1左边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看,固定资产投资在受到信贷规模一个单位正向的标准差的冲击后,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正,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说明信贷规模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大且持续性的影响。从图1右边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看,信贷规模在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一个单位正向的标准差的冲击后,在当期为负值,之后快速上升,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会增加对信贷的需求,带动信贷规模的增长。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就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信贷规模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大且持续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会增加对信贷的需求,带动信贷规模的增长。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信贷途径对投资的调控往往能从源头上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应发挥信贷传导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作用,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下,应通过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当固定资产投资减慢,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时,则应通过货币政策扩张信贷规模,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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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实行了生产型增值税，增值税类型选择适应了当时经济和财政的实际，为政府支出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战略从限制非理性投资向扩大内需和提高经济效率进行战略转移，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就成为公认的增值税改革方向。消费型增值税作为一种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先进而规范的增值税类型，为欧盟各国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也是增值税发展的主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国自2004年首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由此吹响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号角。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加入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行业。此后陆续有一些省份加入到试点的范围中来。直到2009年消费型增值税开始在全国实行。
消费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区别是：生产型增值税在征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该种类型的增值税的特点是：法定增值额大于理论增值额，对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而且越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重复征税就越严重；不利于鼓励投资，但可以保证财政收入。消费型增值税在征税时，允许外购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在购入的当期一次性全部扣除。该类型的增值税在购进固定资产的当期，因扣除额大大增加，会减少财政收入，但将鼓励企业投资。这种方法最宜规范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因为凭固定资产的外购发票可以一次将其已纳税款全部扣除，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因此成为各国发展的主流。
二、文献回顾
增值税转型一直都是许多学者比较关心的课题，关于增值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增值税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黄明峰和吴斌（2010）通过对中部地区六省二十六个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研究，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带动了中部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同时指出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其中制造业和采掘业受益最大。卢锐、许宁（2011）通过建立理论模型以及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增值税转型刺激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转型可能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短期波动性。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许景婷和晏慎友（2009）选取了辽宁省四十五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增值税转型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财务指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的变动对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的影响最大，但只是相对而言，绝对值并不大，表明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削弱。杨亦民、罗秋实（2011）通过对东北的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显著正向效应主要来自企业资产营运能力的提高。
（三）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王素荣和蒋高乐（2010）在假设2004 年全国各行业均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大量收集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增值税转型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率。李朝红和刘璐（2010）在详细收集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2008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指出企业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少额越多，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越多。
以上学者对增值税的转型都进行深入地分析，但是部分研究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对增值税改革之后企业的真实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大型装备制造企业A公司和B公司2007年～2011年的数据作为部分样本。通过对企业增值税改革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以期能够检验出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真实影响。
三、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能给企业带来的绩效变化首先来源于企业新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的抵扣额，特别是那些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例较大的企业，增值税转型后，其经营业绩会出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通过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企业可能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产出，提高企业效率；与之相对应的是，通过投资固定资产更新可以促进企业产业升级，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最终增加企业总绩效。本文分别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产出、企业的成本和企业的利润率四个方面对增值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现行的增值税改革，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范围主要是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设备、工具、器具，不包括建筑物。A公司增值税改革在2007年7月1日，B公司则是2009年1月1日。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额通过减少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从而减少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的收益。本文对固定资产中的设备折旧年限假设为9年，残值率假设为5%，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09年～2011年，A公司和B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两个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有了大幅增加。A公司2009年固定资产的总投资额相当于2007年固定资产总额的1.05倍，相当于2008年的1.18倍。而B公司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当于改革前2008年的18.88倍，比2008年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20.77%。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建筑物和设备的投资都在大幅增加，但是在2008和2009年，设备投资要比建筑投资增加额度要大很多。A公司在2008年的设备投资是建筑物投资的2.48倍，2009年设备投资是建筑物投资的1.61倍；B公司2009年设备投资是建筑物投资的20.03倍。
2010年两个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减速。2010年A公司共投资固定2.26亿，B公司投资7.71亿。但是在投资的分配上有了很大的区别。A公司在建筑物上投资1.53亿，是设备投资的2.11倍；B公司在建筑物上的投资也增长迅猛，相当于2009年建筑物投资的10.50倍。两个企业在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大幅回落，2011年A公司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只相当于2010年的37.84%，B公司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相当于2010年的56.26%。在投资结构上A公司延续了上一年的趋势，建筑物投资是设备投资的1.15倍；而B公司则大相径庭，在建筑物上的投资大幅度地减少，只相当于设备投资的0.15倍。
由于固定资产的大幅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抵扣额也很大。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9年的固定资产抵扣额是两个公司最多的一年，可见这一年企业的设备投资额是最多的。表2中，每年减少的折旧额对企业的利润影响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随着企业固定资产的不断增加，其对利润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隧道股份，其2011年减少的固定资产折旧额达到2580.67万，占利润的4.23%。
（二）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A公司经历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2008年较2007年产出提高了93.22%；2009年产出是2008年的1.72倍；2010年的产出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但是仍然是2009年的1.23倍。与之相对应的是，B公司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增值税改革的当年产出较2008年增加24.71亿元，相当于2008年全年产出的19.33%，此后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两个公司的产出在2011年开始回落，可能是受到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
（三）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本文采用水电费作为考察企业成本的变量。水电费是企业生产的必要条件。用水电费考察企业的成本，可以排除许多影响企业成本的特殊因素，从而更真实的反映企业成本，同时也可以考察企业产业升级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效果。
从表4中可以看出企业在水电费费用的节约是很明显的。2010年较2009年企业在水电方面的支出减少了1486.75万元，比2009年减少了26%；2011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又减少了1494.99万元，较2010减少了25%，2011年企业的水电支出只有2009年的55.35%。从每单位产出的耗能可以看出，企业的水电节约在2010年之后是有很大的提升的。2010年每单位水电费较2009年降低了39.56%。
（四）增值税改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增值税改革之后，两个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有了大幅的上升。在成立之初，A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只有0.01%，2008年提高到2.84%，2009年提高到5.39%，之后一直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与之相对应的净资产收益率更是惊人，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只有0.07%，2008年直接跃升到8.75%，2009年达到19.85%，2010年更是提高到26.17%。而B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也有明显的变化，2009年较2008年变化不是很大，但是2010年较2009年有显著的变化，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B公司2009年较2008年提高了1.2%，2010年较2009年提高了3.37%。与产出相同的是，除A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在2011年增长以外，其他的三个数据在2011年都开始回落，可能是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增值税改革在短时间内可以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对设备的投资。但从长期来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有限。这与黄明峰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第二，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转型升级有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产出；另一方面对企业节能减排有积极的效果。从侧面证明了许景婷和晏慎友（2009）的结论。第三，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财务业绩有积极的作用。这与王素荣、蒋高乐（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1]陈伟仕、黄智文：《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深圳市税收收入影响分析》，《税务研究》2009 年第3 期。
孔灿（1989—），女，汉族，山东曲阜市人，会计学硕士，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方向。
陈家玲（1990—），女，汉族，广西柳州市人，会计学硕士，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方向。
摘 要：固定资产投资在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GDP、财政收入对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的影响，并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和预测，模型回归结果表明，GDP、财政收入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均显著。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GDP
固定资产投资在实体经济中构成比例较大，对经济的总产出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重点研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得出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普遍认为，投资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的作用。刘金全等（2002）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产出的波动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Granger 影响；张亮（2007）发现，1978年到2005年，我国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劳动就业量和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收入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广西财政厅课题组（2008）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会能够提高财政收入，并且财政收入也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周雪峰等（2011）研究也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收入的变化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夏海舟（1990）发现，只有使总体投资效率达到最高才能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近年来，学者们对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因素做出了进一步研究：崔顺伟（2012）研究了1980-2009年中国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产出和利润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影响；彭斌（2010）研究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特征以及其影响因素，认为财政因素、货币因素以及股票市场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却有所下滑的背景下，这一研究显现出了其局限性。因此，本文选取了GDP、财政收入两个宏观经济指标，探索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
二、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数据选取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了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INV）、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财政收入（FIN）从1981年至2011年的共31个样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建立
我们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另外，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的数值均较大，因此对模型进行对数变换，使得测定变量值的尺度缩小，残差之间的差异也相对缩小，降低出现异方差的可能性。
模型基本形式：lnINVi=β0+β1lnGDPi+β2lnFINi+μi
其中，β0、β1 、β2分别表示回归系数，μ表示随机误差。一般而言，一国GDP的增加会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量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由此可以预期：β1>0，β2>0。
三、回归结果及模型修正
（一）回归分析结果
应用Eview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lnINV^=-2.8694+0.8947lnGDP+0.3284lnFIN
t： （-14.2734） （11.048） （3.9719）
R2=0.957，R2=0.9954，F=3276.923
对上述回归方程的解释和检验如下：
首先，回归系数β1、β2的符号均符合假定，说明回归结果符合经济理论。其经济意义是，GDP的自然对数每增加1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增加0.89个单位；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每增加1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增加0.33个单位。
其次，决定系数R2=0.9957，R2=0.9954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的99%可以由GDP和财政收入的变化来解释，因此回归直线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高。
最后，对参数显著性进行检验，我们发现β1、β2的t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H0，认为各参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不为零。另外，通过F检验模型整体的显著性，知所有的参数不全为零。
（二）模型修正
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都是建立在若干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实际经济问题，这些假设并不一定满足，此时，OLS回归就不再适用于模型的估计，于是需要对模型进行如下修正。
1.异方差检验
采用有交叉项的White检验进行异方差检验，由结果可知，nR2=3.8719，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nR2=3.8719
2.自相关检验
我们使用DW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由原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出DW=0.5983，在显著性水平α=0.05，n=31，k=3（包含常数项）的条件下，查DW检验上下界表得：dl=1.229，du=1.650
由于0
通过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处理，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出的新模型为：
lnINV^=-2.7859+0.9088lnGDP+0.3021lnFIN
t： （-8.7192） （7.5912） （2.5509）
R2=0.9983，R2=0.9980，F=3618.434，DW=1.7043
3.模型设定误差检验
我们运用回归设定误差检验法（RESET）对模型设定误差进行检验。在原模型中加入（lnINV^）2后重新进行估计，发现模型设定无误。
综上所述，最终模型为：lnINV^=-2.7859+0.9088lnGDP+0.3021lnFIN
四、结论
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较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GDP的自然对数每变动1%，固定投资的自然对数同方向变化0.91%；
第二，财政收入的增加，则表明国家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能越大，基础建设越可能完备，二者成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每变动1%，则固定投资的自然对数同方向变化0.30%；
第三，GDP、财政收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都是同向的，其中GDP的影响程度更大。（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金全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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