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返朴归真、亲近自然，强调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当今社会，民族文化旅游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已经越来越得以显现。
1.民族文化旅游符合现代旅游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恶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渴望在紧张而繁忙的都市工作之余，去寻找清净空寂的环境,以求达到文化观念、精神上的互补,进而寻找到精神家园。
2.旅游开发有利于促进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可以带动西部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3.发展旅游业是民族地区重要的脱贫模式。以四川为例，四川民族地区2007年旅游人数实现1743.50万人，较2002年515.91万人，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35.6%；旅游总收入实现112.87亿元，较2002年31.26亿元，增长了3.6倍，年均增长37.8%。综合分析四川民族地区各产业“九五”以来的发展情况,旅游业是民族地区增长最快的产业。预计2010年,旅游收入可达民族地区GDP的25%以上。
二、目前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遇到的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进行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也不例外。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程度的高低，不仅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还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前提。一些地方在发展当地民族文化旅游时，在没有规划指导，旅游基本理念及理论缺乏，管理政策滞后等情况下，盲目上项目，不但难以做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利用，而且很容易造成新的建设性破坏。
2.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一是表现在交通方面。交通条件的制约始终是阻碍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二是表现在通讯方面。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尚未开通国际长途直拨电话和图像传真业务，通讯服务网点少。三是表现在卫生设施方面。如大多数景区厕所档次还比较低，景区的脏、乱、差现象较为常见。
3.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项目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一些民族文化资源也遭到破坏。如民居建筑、服饰、饮食、歌舞等方面，有的甚至出现了汉化现象，逐渐失去了其原汁原味的异族风情韵味。
4.对旅游人才的培养还比较欠缺。由于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旅游人才的培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之培养机制不健全，使得人才相对匮乏，从而导致经营管理效率较低，服务质量不到位。
三、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新思路
上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劣势，已经成为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桎梏。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要从长远目标出发，在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在科学的旅游事业管理规划下，谋求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又好又快发展，给民族地区人民带来实质的经济效益，同时使我国的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发扬光大。这就需要我们创新开发和管理理念。
1.制定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总体战略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是相当一部分民族地区突破传统产业,创造新的经济格局,注入新的经济动力的“龙头”。为此必须站在战略高度,采取战略性的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发展旅游业的路子来。特色独具、规模效益、推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态和谐是民族地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标。
2.弘扬民族文化，走文化旅游的道路。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可利用的资源多以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文化旅游涵盖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追求高品位、高层次旅游方式人们的首要选择。据资料统计：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另外，日本人来华旅游的兴趣分类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它的占4.5%。可见，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不是游览或玩乐，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尊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和优化与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生态环境，是我们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条件。
3.加大投入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建设配套的旅游设施,需要提供较高的服务质量,需要其它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要做好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培训工作,制订和完善各种责任制,推行旅游业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服务。另外,旅游业的发展,还需要其它部门的持与配合,如交通部门、邮电通讯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公安部门等的支持与配合。
4.注重文化内涵，突出知识性，以高品位的旅游产品满足知识经济时代旅游者的求知需求。旅游是一项高档次的消费行为，旅游者一般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素养。据一项旅游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旅游者大专及以上人员占31.9%相比，大专以上人员出游的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更注重自身阅历与修养的丰富和提高，因而对旅游内容的要求和评判也越来越高。人们已不仅满足于自然造型的美丑，而希望能在旅行过程中获取大量知识性素材和思维性启迪。因此民族地区旅游业应注重提高知识、技能、信息方面的含金量，重点开发交流性强，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将各地优秀的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获得启示和教育，满足求知欲望。这也是延长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必要途径。
5.培养适用新型人才，加强无形旅游资源的积累与开发。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从业人员要具备包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内的综合知识。要坚持旅游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方针，逐步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地，加快旅游业人才、技术、信息等无形资源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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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套经济 发展 影响
论文正文：
河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1、走西口的原因
走西口移民大致分为2股潮流，一股来自晋西北保德、河曲、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和右玉等地，他们一般先通过杀虎口，进入和林格尔、清水河及归化城，一部分人定居在此，有的人则西进至包头、后套一带，从事农垦、商贸活动;另一股移民主要从陕西北部的神木、府谷、榆林及横山一带，北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靠近黄河的达拉特旗，接着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及后套地区。走西口虽然路途遥远，环境艰险，但依然阻挡不了走西口的移民大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内地人口密度过大，人地矛盾突出清初的休养生息政策造成清朝人口激增，出现口内耕地不能满足百姓生存的局面。康熙年间，全国人口超过1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首次超过3亿;而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达到4亿的顶峰。人地矛盾更加激烈，有限的土地承载不了过大的人口密度，致使大批百姓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以图生计。晋陕2省北部恶劣的自然环境加剧了晋陕人民的苦难，导致晋陕北部地区大批百姓涌入土地丰腴且尚未开垦的河套地区就食。嘉庆时就出现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的场面…。
1.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破坏性较大发生在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以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后果极其严重为特征，其中以光绪三年(1877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2年灾害最为严重，按干支纪年法，这2年为丁丑、戊寅，故称之为丁戊奇荒。灾荒持续时，有的地方连续一年滴雨未下，致使晋陕2省粮食大面积歉收，山西太原府等地甚至颗粒无收。有的灾民不堪忍受饥饿，掘观音土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l3j。清廷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惨绝人寰的旱灾逼迫灾民们弃土离乡，迁往土地丰腴的河套地区谋生。
1.3河套地区优良的自然环境适宜农业耕作河套地区位于黄河几字湾的黄河中游高原，该地区水草丰美，沃野千里，宜耕宜牧，黄河两岸还有大片的冲积平原可供开垦。由于清初在河套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整个河套地区的生态得到了较好保护，土地肥沃，山林遍地，故有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膏腴之地如此之多，再加上清廷出于种种目的对该地区封禁令的放宽直至取消，河套地区成了灾难中的晋陕人民谋生的最好选择。
1.4清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清朝前期对河套地区一直维持封禁政策，其用意专在怀柔蒙古，维持平和，令蒙古人疏远汉人;专助满人，以与汉人对抗。但后来因以下2个原因，迫使清廷完全转变了在河套地区的立场，转而全面开放河套地区。一方面，沙俄觊觎东北已久，竭力促使蒙古从清朝分裂。清廷为应对边疆危机而采取招民垦边政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书奏请，蒙民生计，本以游牧为生。但最近数十年来，蒙古益形贫弱，对于强邻东侵，实无防御之力。不可不乘此时，讲求变通之策。清廷接受了这一主张，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允许蒙古王公放荒招垦，并由清廷特派大臣，督办开垦事务。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因为战争赔款等问题引发财政拮据，为广开税源，清廷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要求放垦口外荒地的奏折，次年即派贻谷为垦务大臣督办蒙地垦务。
2、走西口对河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走西口之前的河套地区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走西口给河套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
2.1走西口之前河套地区农牧业发展概况
清廷出于对自身满清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严格禁止蒙人与汉人沟通接触，实行反动的民族隔离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使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保护，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再加上蒙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更有利于草原植被的恢复。河套地区在清代以前和清朝刚建立之初，就以水草丰美、土地丰腴、沃野千里而著称，所以该时期河套地区以牧业为主导，而几乎看不到农业的发展。由于严格的封禁政策，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及时传人河套地区，蒙汉人民的交流受到很大影响。蒙古族不谙农事，长期依赖内地的生活及生产用品，封禁令让蒙古人民的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社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导致了整个河套地区牧业生产环境闭塞、生产水平低下，河套地区日益贫穷。
2.2走西口对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走西口的移民浪潮，对河套地区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促进农进牧退的农牧业格局与粮食生产基地的形成。随着乾隆年间走西口人数的增多，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将农业生产方式带到该地区，农业用地日益扩大，相应的牧业用地急剧减少。乾隆、嘉庆时期，归化城土默特的垦殖范围已北越阴山，西达包头，尤其是土默川平原已变成人口稠密的农业耕作区。至雍正时期，土默特地区已变成粮食输出地。雍正三年，归化城土默特米价甚贱，雍正帝令山西巡抚伊都立晓谕地方官劝导百姓，至归化城采买粮食，用船贩运到内地，任意粜买，降低边内的粮价。由于政府采买粮食的推动和民间粮食贸易的发展，河套地区逐渐成为北疆的粮食集散地和粮食贸易中心。
2.2.2土地制度发生变化。清初，河套地区几乎全为牧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性使得牧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强烈的意识，划分界限不明确，这点与农业经济体系有明显区别。而蒙古社会又是以部族形式组织起来，所以清初河套地区的土地界限也是依部族界限划分。走西口开始后，大量的汉人涌入该地区租种蒙古贵族的土地，使土地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严格禁垦的牧场在大量的私垦中逐渐变为农田，农民上缴的地租也尽数落入蒙古贵族囊中。总结起来，移民开垦的土地主要是蒙古贵族和地主的私有牧场，开垦的公有土地可分为以下几类：①马场地。马场地是清代八旗军队牧马的草场，清政府专门从大青山后的牧场中划出大片草场供八旗军队放牧军马之用，在清前期严禁开垦。走西口移民浪潮开始后，清政府由于外交内困，批准对马场地的开垦。②驿站地，也称台站地。驿站地主要供驿站兵丁解决生计，装备马匹之用，也于走西口之后开垦。③公主府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康熙帝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土谢图汗的孙子，公主和额驸被安置在清水河境内，并划给公主大片土地。公主府地的所有权归公主府所有，清廷概不干预，农民上缴公主府地租外，不再上缴国家。
2.2.3促进农业人口增长。清朝中后期的河套地区为封闭的游牧社会，当时人口几乎全为牧民。而随着口内各地农民的迁入，蒙汉人数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乾隆中期时，只有少量汉族农民分布在鄂尔多斯中部;而在道光、咸丰时，该地区的蒙汉人数已大致相当;至清末，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族人口远远超过了蒙古族的人数，汉人大多分布于鄂尔多斯东南部的准格尔旗和北部的达拉特旗。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增加，河套地区的农业职能部门也发生了改变。山西边外之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处，内地人民，前往开垦者，年增一年。蒙汉杂居之区，日趋广大，交涉事件层见叠出，不可不设民官以理庶政。最终形成了旗县双立、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2.3走西口对河套地区蒙汉文化的影响
2.3.1饮食文化互通。饮食方面，蒙汉2族相互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蒙古族好食肉、奶制品，汉族则喜好饮茶，于是由牛奶和熬制的砖茶调制的奶茶皆为蒙汉2族所钟爱。主食方面，以糜米、莜面、土豆和肉制品为主，在宴会中，不管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都会用手扒肉和烤羊排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比较有特点的是烩菜，烩菜并没有严格的原料规定，可根据个人的喜好添加原料，为一道开放式的菜肴。烩菜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可不受地域和民族或者个人饮食习惯的限制，对由各地移民组成的河套地区的人们来说，较方便实惠，因此广受人民的喜欢。
2.3.2民间艺术相互融合。
山曲是晋陕北部的代表性民歌，随着走西口的进程传播到河套地区。其吸收了蒙古族短调的旋律，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漫瀚调。漫瀚二字是蒙古语中芒赫的音译，意为沙漠。漫瀚调唱词以汉语为主，同时吸收了少量的蒙语词汇，将2种语言糅合进了一个旋律之中。由于漫瀚调歌唱的是晋陕蒙3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在3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是二人台。二人台起源于咸丰初年，从二人台的唱词中可找到山曲的音乐元素，它是在蒙汉各种艺术形式上互相吸收，互相借鉴发展而成，经过蒙汉人民共同创作，已非常成熟。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中大量运用了蒙语台词，如晚上住在毛七赖(地名)，碰见两个忽拉盖(蒙语：盗贼之意)等。可见，只有在蒙汉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条件下，兼容蒙汉文化元素的文化艺术才得以生存发展。
2.3.3信仰习俗与礼仪相互借鉴。
蒙古族受喇嘛教影响颇深，几乎全民信奉喇嘛教，汉族则有自己的神灵信仰。自走西口始，河套地区蒙汉2族就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深层次社会互动，加快社会各方面融合。在从事农业的蒙古族村落里，出现了汉族供奉的龙王、观音、关帝、财神等神灵，在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的土默特地区，该现象十分普遍;而汉族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些蒙古族的神灵信仰。如河套地区的大部分汉族都有和蒙族共同祭祀敖包的习惯。由此可看出，当地蒙汉人民在精神信仰上的高度相互认同。
2.3.4形成以开放、包容、团结、质朴为特征的河套文化。
2.3.4.1开放。
河套移民主要来自晋陕2省，但同时也有豫、冀等地少量移民，汇集了如此多的移民也意味着要汇集随之而来的各文化圈中的多元文化。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和土地肥沃的自然条件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物质前提，在该物质前提的基础上，各种文化都可成功找到契合点并进而相互融合，彰显河套文化的开放特性。此外，河套地区辽阔的草原也使生活在此的人的心理更加开放，再加上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使得他们没有狭隘的、具体的地域概念，奠定了河套文化开放的一面。
2.3.4.2包容和团结。
河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在该地区谋生的人如果不组成一个社会群体而单独生活，将异常艰难，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在该地区生活的人逐渐学会了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斗争的武器就是互相帮助，而不分民族和地域差异。除自然因素外，蒙古族憨厚、好客的性格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蒙古族一般以家庭或部族为单位散落在草原各处游牧，很少和外界沟通互动，遇到陌生人则热情招待，留食留宿。从以上可看出大批走西口移民涌入河套地区后，不仅没有发生民族冲突与地域冲突，反而各民族的交往更加融洽的原因。
2.3.4.3质朴。
走西口移民的人口构成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晋、陕、豫和冀等地无法生存的贫民，原本生活在河套地区的也大多为蒙古族中的下层牧民，由这些人共同组成的河套移民社会明显的带有中国北方农民特有的质朴、厚重之感，而没有上层社会中的骄奢与浮华。该特质具体体现在当地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如漫瀚调、二人台及山曲等。这些艺术形式的内容多为反映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离愁别绪、思恋故乡等情感，体现了河套地区朴素的草根文化。
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转变、公共事业的发展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也应该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领域，市场是无效的或是缺乏效率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作用，引导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各种情况。在市场失灵下，公共产品不能实现完全、公平的供给。因此，克服市场失灵通常要求政府的干预。但是，地方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只能是辅的、补的，而不能过度的进行强权干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2．政府利益地方化
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异化行为，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公共服务缺乏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人不平衡，偏重生产性和盈利性的经济类基础设施(交通、水电、通讯等)，而对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在公共事业的投人上，又没有把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分开，导致公共产品领域不断扩大，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这既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又限制了公共事业的发展。三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因素、产业结构布局因素和政策等。要克服这些因素，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
1．制定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本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确定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落实。其次要根据本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再次要确定发展本地经济，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重点方向和目标。最后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优化人才环境，实现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相互补充。
2．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职能。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3．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管理创新
首先，将公共管理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其次，强化地方政府妥善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着力点。
第四，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破除行政壁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4．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市场意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了市场人们自然会有市场意识，但是市场又是依靠有市场意识的人建立起来的。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自我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下放权力，市场的事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去调节。地方政府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确保区域政策的严肃性、有效性、连续性以及稳定性，保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依法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预期收益的投资环境，给各类投资者以信心和激励，从长远的角度促使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
5．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内产业空间组合的状态，合理地利用区域资源，大力发展主导产业，求得更大的区域效益，是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长期受条块分割的影响，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同化现象较为突出。根据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由于区域的主导产业，在生产上或者在产品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在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这些产业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区域的某个优越的地区内，就可以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系统，改善企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区域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功能之和。从企业发展方面来看，为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提供资金支持和财政承诺；以区域内主导产业为主建立竞争优势；设立可量化的目标以监测其进展；促进区域市场而非地方市场的发育等。
6．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完善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
鼓励建立各类民间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破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地方政府合作，进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机构，主要由各地的经济专家学者组成，为区域间地方政府决策提高咨询。二是培育“中间体组织”的成长。这里的“中间体组织”主要是指由市场原则与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盈利性组织原则与非盈利性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政府组织原则与民间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所衍生出来的具有新特征的组织体。
民间组织可以对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会弥补市场组织功能作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抑制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分解部分政府的经济职能，抑制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趋势。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地方政府应鼓励这些民间组织发挥效用。通过这些自发的或官方促成的民间组织逐步提升企业战略、拓展市场深度和扩张市场容量，并对政府形成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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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形成地区金融风险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活动干预不当。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主体，是推动地方金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干预，并正确引导，促进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是促进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金融生态；政府干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
一、引言
金融风险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国内地区间经济与金融状况存在的巨大差异，近年来，国内研究人员提出了研究地区金融风险的新范式，即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2005）。在我国，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历史的差别，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干预。
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解释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预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此，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简单来讲，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
三、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出现的主要问题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调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金融生态所体现的内涵。从金融这个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活动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实施公共政策和行使行政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地方金融活动。但是，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等因素，政府干预有时会“失灵”。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表现出严重的风险，包括违纪、腐败、大量不良资产累积、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在国内统一的经济体中，上述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关数据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等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即出现政府干预失灵。
目前，对地方政府晋升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通过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自。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把追逐金融资源的占有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其首选的政策取向。但是，如果相关措施实施不当，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二是干预银行系统信贷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资要求，通过挤压各类商业银行贷款来实现，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
研究表明，地方投资过热，最终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并且蕴藏巨大金融风险。据统计，2005年，西部某市学校、医院、公路等政府部门欠银行贷款12亿元，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数的10％，目前超过20％逾期不能收回，其中公路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累计超过35％。从银行发放学校、医院、公路、城建等政府机构有关贷款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发放“暗干预”大，大部分贷款为政府协调贷款，对贷款项目缺乏科学评估。转贴于中国
四、地方政府促进金融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重要主体，是构筑地方和谐金融生态的培育者、建设者，应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对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本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巨大贡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数已占到全部企业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在流通领域中，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中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于资金和规模问题。因此，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当务之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地方政府应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由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体系很难直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证明是西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不直接参与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只是对合格并有一定的资本金的企业提供间接支持，避免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并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重视技术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大，许多创立企业的人员是专业科技人员，对企业管理、财务和发展没有经验，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管理和财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强调通过各种咨询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投入一定的资金。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调动私人资本投入。通过金融资本市场调动银行、保险公司、社会发展部门、私人资本的投资于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产业。这种方式不但使有限的政府资金能够通过政府的信用和高效率的操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本投入，起到了风险投资的放大效用,而且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充分分散，也摆脱了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事业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充分发展典当行的融资功能。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典当通过实物质押或抵押，具有资金周转快捷，无明显信用风险的特点，但如何解决其较高的融资成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五，建立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应该加快法律制度建设,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个环节的运作有法可依。另外，引进和培训专门人才，使担保机构的人员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对风险和经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六，探讨民间金融问题，拓宽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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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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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迫切需要我们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地区差异发现，除了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存在地区差异以外，企业规模、有形资产、税收和非债务税盾对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影响还有待继续研究。
[关键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一、引言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06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21.087万亿元，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四。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趋势。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如2004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561元/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为55307元/人，而最低的贵州仅为4215元/人，相差高达12倍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迫切需要我们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二、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学是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国际、国内地域分工的深化，针对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埃德加·M·胡佛认为，区域经济学即“空间”经济学。杜贝(V.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的观点，研究在资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的关系的科学。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如李京文(1999)认为，从本质上看，区域经济学就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界对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派是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模式和纳克斯的恶性循环理论模式为代表的部门、区域的均衡增长；另一派是从相反方向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包括以赫希曼的区际非均衡增长理论模式、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模式、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模式、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模式、约翰·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式、点轴开发理论模式、梯度转移与反梯度转移理论模式和经济跳跃发展模式等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区域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并不成熟，所以从微观领域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公司金融视角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有一定理论价值的。
资本结构理论已有的研究表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对资本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不同国家的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我国的上市公司在2000年的资产负债率为45%，G-7国家在1991年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4.4%，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十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由此可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本结构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我国的金融系统还不够发达，企业现有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目前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时期，理论界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区域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的还不多见，仅有郑长德(2004)以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地区差异，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上市公司有较高资产负债率的可能性较高，而且各地区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因其未控制行业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故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①在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低，而欠发达省份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则普遍较高。如2004年北京和上海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1.61%和50.25%，而江西和贵州分别为65.2%和66.07%。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部分地区，其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之间是否同该地区的企业资本结构之间一样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实证研究与数据分析
1.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和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试图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某些区域特征。为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选取了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发达地区、湖北、湖南、山西、吉林四个中等发达地区和云南、江西、青海三个欠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同时为避免行业差异的影响并保证样本数量，选取了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本文还选取了中国上市公司2004年十个地区的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以期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区域特征是否与一般企业的区域特征一致，并对比国外实证研究的结果，检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对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2.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在资本结构理论中，对于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公司规模(Size)、有形资产(Tangibility)、税收(Tax)、非债务税盾(Non-debttaxshields)、公司成长性(GrowthOp-portunities)、经营风险(Volatility)、股权结构与管理层持股(OwnershipStructureandManagerialShareholdings)这些因素展开。
资本结构的实证文献大多是对横截面(Cross-sec-tional)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②本文横截面回归的基本模型是：
γi=α+xiβ+εi(1)
其中，γ就是本文研究的企业资产负债率(TR)，脚标i表示是第i个企业，α是截距项，β是5维的向量(β1，β2，β3，β4，β5，即模型的斜率。xi是模型的解释变量，也是一个5维的向量(ROA，SIZE，TANG，TAX，NTDS)，如果解释变量取得样本值，就得到样本矩阵X。εi是模型的扰动项。
基于各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实际影响，本文将检验企业的盈利、企业的规模、企业的有形资产、企业的所得税、企业的非债务税盾这5个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并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主流的实证结论做出实证检验。
3.中国上市公司区域资本结构的描述性统计
对我国十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制造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
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希德维尔，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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