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地理论；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46-02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陕西省渭南市和河南省三门峡市四个市，共辖47个县（市、区）。总面积约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占三省的10.97%。总人口1 686.84万，占全国的1.27%，占三省的9.91%。该区域2009年人均GDP为16 825元，比全国低8 300元，比东部地区低23 361元，比中部地区低2 612元，比西部地区低1 264元，经济相对欠发达。
一、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都有围绕各自省会城市建立的城市群，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正好位于这三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太原城市圈和关中―天水经济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而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辐射能力相对较弱，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都有被各自省会城市群所边缘化的危机。该三大城市群介绍如下:
1.关中―天水经济区。2009年中国公布了12个部级区域发展规划中，关中―天水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该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柞水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为2 842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 765亿元，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2.太原城市圈。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太原城市圈是中部的六大城市群之一。该城市圈位于山西和河北两省境内，以太原为中心，包括阳泉市域全部，晋中市的榆次区、寿阳县、太谷县、平遥县、祁县、介休市，忻州市的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静乐县，吕梁市的交城县、文水县、孝义市和汾阳市，面积31 199平方公里。
3.中原城市群。在《意见》中，中原城市群也是中部的六大城市群之一。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共9个省辖（管）市，14个县级市、33个县。区域土地面积为5.87万平方公里，占河南全省的35.1%；总人口4 012.5万，占全省的41%。
在倪鹏飞等编写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8版）》中，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排名分列九、十二、十四位。可见，相对而言中原城市群经济实力最强，关中城市群次之，太原城市群相对最弱。
中心地理论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士（A.Losch）于1933年和1940年分别提出。该理论认为，在地形完全平坦、土质相同、人口分布均匀、交通方便程度相等的假设前提下，城镇的分布是均匀而且规则的呈现等边六角形的排列。根据中心地理论，低一级的中心地应位于高一级的三个中心地所形成的等边三角形的中央，从而最有利于低一级的中心地与高一级的中心地展开竞争。如果把中原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太原城市圈看做高一级的中心地，依据中心地理论，在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位置就可能产生低一级的中心地。而黄河金三角区域正好处于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的中心位置。因此，该区域有产生低一级城市群的区域条件。
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地缘基础
从地域上看，黄河金三角区域属于三省边界区，四市在自然条件、农业、资源方面有很强的同质性。同时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该地区四市同属革命老区。而且，历史上临汾与运城曾经是一个地区，叫晋南地区；“唇亡齿寒”的故事发生在运城市平陆县和三门峡陕县间；“秦晋之好”的故事则发生在山西和陕西。另外，黄河金三角四市都靠近黄河，在文化、习俗方面也很相似。
（二）产业基础
由于区域自然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是各自省份重要的粮棉产区和农业最发达地区。运城、临汾粮食产量占山西省的1/3，棉花产量占90%以上；渭南粮食产量占陕西省的17%，棉花产量占90%。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都处在北纬35度附近，是世界苹果主产区中唯一符合苹果七项生态指标的最佳优生区，各方面条件都非常适合苹果生产。区域内苹果种植面积近700万亩，年产苹果700余万吨，浓缩果汁产能90万吨，分别占全国的1/5、1/4和3/4。进行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可发挥规模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打造以苹果生产、加工为龙头的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基地，拉长产业链，形成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优势产业。
黄河金三角区域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开采规模形成约1亿吨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4%；焦炭形成4 100万吨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4%；电力装机容量超过1 400万千瓦，约占全国的3%；氧化铝产能610万吨，约占全国的35%；电解铝产量约占全国的10%；金属镁产能50万吨，占全国的50%以上；钼资源矿石已探明储量达14亿吨，钼金128万吨，是世界六大钼矿床之一，钼精粉产量3万吨，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黄金产量35吨，约占全国的15%。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为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区域是最早被称为“中国”和“华夏”的地方，区域内文化旅游景点众多，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7处，西岳华山、壶口瀑布、关帝庙、司马迁祠墓等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中华根、黄河魂”的旅游主体形象。
（三）前期合作
1986年，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陕西省渭南市就成立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二十多年来，协作区共同编制各类发展规划、联合建设基础设施，在产业合作等方面也尝试合作发展，以期形成可以充分发挥该区域经济主体功能的产业基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秦晋豫三省陕西渭南、山西运城和临汾、河南三门峡四市已经围绕旅游、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联合建设了三门峡、风陵渡等五座黄河公路大桥，为晋煤南运、黄河两岸经贸往来提供了帮助。合作建设直通中原和陕西的东济高速、运三高速、侯禹高速等基础设施，为区域内以及周边城市的经贸往来构筑了便捷的交通体系。为了发挥区域内苹果产业的优势，成立了黄河金三角果业发展联席会，围绕果业品种培育、技术推广、市场开拓、标准建立、果汁加工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为区域包括苹果在内的各类水果形成了生产、销售、存储、加工等一条龙的产业链。签订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旅游合作协议书》，联合推行 “一证游”，初步实现协作区域内的无障碍旅游。强化警务协作，完善联动机制，建立了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公安协作网络”。制定了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发展企业集群和企业集团的意见》，促成一批颇具规模的能源化工、机械制造、新型材料、冶金建材企业迅速崛起，使区域内能源资源利用得到初步整合，规模优势逐步显现。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通过开展跨区域联合调研，进一步明确了主要发展和支持有色金属新型材料、以机械制造为中心的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电力及煤业和煤化工业、以苹果生产及加工为龙头的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业为试验区的六大支撑产业。
（四）政策支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此区域协调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但省际边界区域位于我省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交界地区，该区域既是省级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经济摩擦的集中地。在2009年国家发改委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第十章中，提到“ 支持中部地区与西部毗邻地区开展合作，鼓励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突破行政界限，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试验。提升中部地区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中，又强调“加快构建沿陇海经济带”。而黄河金三角区域既是陇海经济带的组成部分，又是连接陇海线上相邻的两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纽带。随着郑西客运专线的开通，更加密切了黄河金三角区域与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关系。而渭南更是黄河金三角区域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共有的城市。
三、结论
根据中心地理论，黄河金三角区域有产生城市群的理论支撑和区域条件。而在黄河金三角区域内，运城、临汾、渭南和三门峡地理位置紧密相连、文化习俗相近、产业相关度高，加上黄河金三角区域已有的合作经验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黄河金三角区域形成跨省域经济合作区成为可能。在中西部结合地带构建新的城市群，加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经济合作，将会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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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本性，利润驱使下，资源会涌向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领域或产业。市场经济使部分经济基础较好、条件较为健全的地区得以聚拢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部分条件较为欠缺的区域在市场环境下形成资源流失、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等问题，最终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资源聚拢方面缺乏优势，流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较少，同时民族地区既有的资源也因市场的驱使而流失严重。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帮助和推动，通过财政政策来平衡因市场手段调节而形成的各种问题。通过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控，民族地区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根据政策科学原理，财政政策调控必须根据所要调控对象所处的客观情势、矛盾症结和基本需求等情况来调控，在此基础上确立政策调控目标，选用政策工具，并对政策调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效论证，由此，财政政策的推出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发展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生活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目标，资源缺乏、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结合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以及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需求，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的民族关怀主要在经济发展、环保、资源、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家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四、财政政策调控以改善民族民众生活为目标
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6－0010-04
基础设施是一个历史概念。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基础设施的内容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扩大的。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将基础设施分为两类：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指永久性的工程建筑、设备、设施和提供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卫生设施与排污、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具有为生产与生活等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生产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双重功能，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
一、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
1. 基础设施的增加导致总产出直接增加。一方面，基础设施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出的增加将引起总产出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拉动需求，带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由于基础设施的特性，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投资乘数原理，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创造大量有效需求。Aschauer（1989a，1989b，1989c，1993）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先于生产率变动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下降。
2. 基础设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由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引起的服务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基础设施服务，如运输、供水、电力、信息等，是生产的中间投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投入使用后，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会减轻基础设施使用者的成本。这种服务成本投入的减少意味着使用者利润的增加，从而带来总产出、收入和就业的增长。世界银行对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三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明，在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服务成本明显降低。就尼日利亚企业而言，由每千瓦小时8.19美元下降到8美分，而印度尼西亚则由每千瓦小时4.05美元下降到8美分，这种成本非常接近于国际竞争水平――每千瓦小时7美分。①第二，基础设施服务的改善会间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率。例如，基础设施保障了生产从手工向机械化的转变，减少了工人的通讯时间，促进了信息交流的进步等。基础设施被看作生产的免酬因素（未付报酬因素），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收益来发挥作用，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能够“挤进”私人投资。在新增长理论中，如Bougheas，Demetriades和Mamuneas（2000）把基础设施作为节约成本的技术引入了Romer（1987）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职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基础设施可视为一种能够降低中间投入品固定生产成本的技术，随着分工和中间投入品的数量的拓展，经济获得内生增长动力。作者利用美国制造业普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分工程度与核心基础设施确实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对理论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基础设施的空间配置效应
1. 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一个影响因素。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与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后者创造了外部性，导致规模经济和投资回报率的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区位，而不是基础设施。金凤君②认为上述观点主要取决于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发展类型。在基础设施相对短缺的环境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必然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在基础设施保障程度或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差异并不一定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类型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对于那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设施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有较强作用，而其他类别，如学校教育与卫生保健，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效率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另外，那些与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如军事基础设施、某些环保基础设施等，其发展就不一定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2. 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企业或地区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合理的基础设施空间配置方式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本地区企业或产业创造更多机会，从而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或对某些新兴行业起“孵化”作用。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被迫去寻求高成本的替代方案，结果会对产品的盈利性和生产水平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会降低这些行业或地区的竞争力。世界银行提出的“孵化器假说”认为，小企业在发展之初，倾向于将厂址选择在大城市中心或老工业区附近，因为这样可以较容易地利用到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基本的服务，但是当小企业成长发展后，则倾向于离开这些地方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小企业的成长发展更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提供。
（三）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
1. 基础设施通过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作为一个紧密相联的组织网络系统，不同的基础设施部门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以说明。过去铁路和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了市场与生产的巨大变化，但近几十年来，这种作用被“信息革命”的作用所掩盖。电子通信技术和服务的电子信息系统在现代经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与分布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涉及信息加工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出值占GDP的1/3~1/2③，在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电子通信技术的变化大大减少了通信成本，扩展了服务范围，还减少了运输费用和其他行业通信服务的费用。这种结果改变了成本结构，提高了信息的地位并由此加强了贸易、制造业、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趋势，人们之间的接触与文化交流也日渐增多。
2.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转换。基础设施的变动不仅是产业结构得以顺利成长的基础，而且它的变动有利于协调产业间关系。首先，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能促进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变动。一方面，它的变动有助于深化产业加工，丰富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它的变动有助于扩充市场需求，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其次，基础设施投资能带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再次，基础设施本身是产业结构的构成部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加服务业产值，改善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四）基础设施的福利效应
基础设施的好坏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活动结果，而且影响经济的另一微观主体―――家庭。因为基础设施服务如清洁水、运输、通讯、医疗等是人类健康的基本需要，具备这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是社会福利的基本标准。缺乏基础设施会对人类的健康、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饮用水及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由交通运输设施引起的空气污染和安全问题也与人类的健康息息息相关。另外，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电话通讯、网络服务等，能够为人们提供就业、教育和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因此，基础设施成本的降低和服务的改善有利于增加人们真实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时间寻求更有效的活动。改善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失业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能够获得良好基础设施的小规模公司，会使公司利润水平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企业创立，从总体上增加就业机会。
二、中国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和理解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服务总量与效率大为提高。1981-2000年的20年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近61倍，基础设施投资额由1981年的126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 580.11亿元。④大规模的投资资金的注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国外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不在少数，但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很少。Démurger（2000）是个例外。作者通过对交通和通讯两项基础设施的分析，实证发现交通和通讯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通过对各省增长率的进一步分析，Démurger发现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对于弥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基础设施对于帮助内陆地区接受沿海地区的辐射显得极为重要。Fan and Zhang（2004）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普查资料提供的数据直观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非常一致。随后，作者运用联立方程组对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行了联立估计，结论认为，基础设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通讯渠道起作用的，其中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的贡献为20％，非农部门对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54％。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解释了40％以上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范九利、白暴力（2004a，2004b）利用中国总量数据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联的一系列检验。实证得出结论：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695，大于非基础设施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包含基础设施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基础设施对其他要素有很强的替代弹性。金凤君（2004）重点分析了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指出，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的纽带。由多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在地域空间上紧密布局而形成的基础设施束（或基础设施走廊） 是带状经济发展的激发器和助推器。基础设施束的线路走向决定了“带状经济”的空间分布范围和形态，基础设施束的支撑能力和联系能力决定了“带状经济”内部及对外联系的能力、强度及本身实力，基础设施束的空间组合状况决定了“带状经济”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见表1）。
综上所述，尽管有关中国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很少，但是少数的文献同样证实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纵观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极大的发展，却仍然没有摆脱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比如，在交通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与美国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人口还远多于美国，但是中国高速公路密度在2000年时还不足美国的1/5。在通信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每千人互联网用户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在电力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人均装机容量仅为美国的1/12，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为美国的1/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行业占GDP的比重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还存在不稳定和下降的趋势。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加剧了城乡二元化结构特征。这说明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注释：
①转引自邓淑莲：《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探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36页。
②参见金凤君：《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4期，第71页。
③参见Christine Kessides，“The con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1993，p16。
④参见王任飞，王进杰《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现状评析》，《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38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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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特征；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99-10；中图分类号：F294.3；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仅体现在投资拉动上，还与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相关（Barro，1990[1]），基础设施固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减少交易摩擦等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长期促进作用（李平等，2011[2]）。在投资拉动方面，Shah（1992）[3]将基础设施作为除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三要素以外的第四要素，并将其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中，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反映其经济效率。当考虑基础设施作为第四生产要素时，绝大多数文献资料都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用甚至超过产业部门边际收益（Sahoo等，2009[4]）。在溢出效应方面，存在时间溢出和空间溢出两种互补观点，时间溢出的核心思想是将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内生化，通过构建一个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来使生产边界外移，侧重于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长期性、延续性（Hulten等，2006[5]；刘生龙、胡鞍钢，2010[6]）；空间溢出观点认为，地区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整体不可分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时存在相互依赖现象，侧重于研究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上的规模化、协调性，特别是对线状布局类基础设施（例如：公路、铁路、管道等）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空间溢出结论（张学良，2012[7]；胡煜、李红昌，2015[8]； Acemoglu等，2015[9]）。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内陆沿边地区”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动和溢出作用，发展经济学将基础设施列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贫困地区破解贫困循环陷阱、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Parkera等，2008[1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交通、能源、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在15.3%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在过去20年中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增长率进一步提升到24.5%（王自锋等，2014[11]），可以说基础设施投资是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坚力量之一。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在于空间合理布局和均衡配置，但现阶段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使得基础设施难以在相同水平上进行互联互通，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政府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成为未来重要的施政目标。
三峡库区是中西部战略结合部上典型的贫困地区。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中游交界区域，国土面积5.55万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0.54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1.48亩的水平；常住人口1457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3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06%，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7.2%的水平。三峡库区部分区域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交叠，是历史上中西地区典型的贫困山区，又配合三峡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淹没沿江集镇114个，搬迁安置移民124万余人，当前基础设施与生产活动仍处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历史路径与现实原因使得三峡库区既具有贫困地区典型贫困特征：贫困路径依赖、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空虚、生产力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创新不足等现象；也存在有别于其他贫困地区特殊发展特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区域、对口支援政策高地、政策性人口城镇化超前、贫困发生率较高等现象（袁媛等，2015[12]）。自“十五”计划以来，政府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基础设施水平有明显改观。《重庆统计年鉴》、《三峡库区年报》等资料显示，三峡库区城市道路交通长度与邮电业务总量等年均增速分别为8.69%、13.78%，依托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和溢出效应，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14.67%，数据表明，政府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取向已取得明显成效。
已有文献较少同时考虑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和空间溢出效应，当前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尚属鲜见。在精准扶贫和优化空间格局的政策背景下，深入分析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与时空溢出特征，不仅能够剖析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并且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扎实推进的政策设计有启发意义。
二、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一）基础设施效率的概念
Colombier（2008）[13]在两部门经济模型框架下，认为基础设施效率是指企业以较少的公共开支来为消费者提供既定的基础设施服务，其核心是运用边际效用原理求最小化成本。但Colombier没有给定企业公共投资与基础设施服务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因而无法量化某一地区的基础设施效率。Sharma等（2010）[14]将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产出之间的函数构造成超越对数形成，通过随机前沿分析对印度基础设施效率进行量化，用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来表示基础设施效率。骆永民（2011）[15]同样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量化基础设施效率，但在方法上与Sharma等有所不同，后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来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测度。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效率是衡量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与其产生的商品与服务价值之间关系的标准。在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上，一般以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为研究对象，涉及交通、能源、信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具体包括城市道路密度、等级公路密度、能源消耗量、邮电业务总量、互联网普及率等相关指标；在基础设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上，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等相关指标来表示。
（二）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方法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基础设施效率，其思想是通过线性规划来估计决策单元集（DUM）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基础设施投资最优效率，然后以此衡量决策单元集内每一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DEA方法在同质性决策单元效率测度方面具有良好效果，其优点在于无须设定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具体函数形式，并能解决各个指标的单位尺度不一致问题。在可变规模报酬假定下，基础设施效率DEA模型做如下设定：
假设决策单元集中存在d个同质性决策单元（DUM），每一决策单元有m种投入要素和s种产出结果，表示为X=（x1，x2，…，xm）、Y=（y1，y2，…，ys），所有的生产可行性集表示为P。在线性优化方程组中，每一决策单元在既定技术水平下，都可以通过调节投入、产出松弛变量来达到最优效率，DEA模型线性规划方程组如式（1）所示。
当线性规划方程组中不添加凸性假设条件eTλ=1时，可求得技术效率值（TE）；当添加凸性假设条件eTλ=1时，可分解得到纯技术效率值（PTE）；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比值定义为规模效率值（SE，SE=TE/PTE）。三者的经济意义分别为：TE是对决策单元资源配置、投入规模等多方面效率的衡量；PTE是对决策单元配置资源效率的衡量；SE是对决策单元投入资源规模效率的衡量。
（三）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结果
根据前述基础设施效率概念，本文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包含交通、能源、信息三类经济性基础设施，为体现基础设施效率演变趋势，采用2000―2014年三峡库区15个区县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借鉴刘生龙、胡鞍钢对中国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存量的计算方法[6]，基础设施投入指标具体包括：
1.交通基础设施以城市道路交通密度（m/km2）表示；
2.能源基础设施以夜间稳定灯光值（night-time stable light value）作为替代变量来表示①①在能源基础设施衡量上，本文的初始想法是以能源消费量来进行衡量，但各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数据资料未报告此数据。近年来，涌现出以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作为变量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献资料，其中Letu等（2010）[16]、吴健生等（2014）[17]已实证夜间稳定灯光值与能源消费量高度正相关。基于此，参照吴健生等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处理方法，以夜间稳定灯光值（各地区所有像元的灰度值之和）作为能源消费量的替代变量，来衡量能源基础设施水平。 ；
3.信息基础设施以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人）表示。
产出指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元/人）表示。
在数据预处理上，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2000年为基期按重庆市P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并将上述投入产出指标均对数化。数据出自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2―2004）；（2005-2009）》、《三峡库区年报（2010―2014）》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GDC）。
本文计算了2000―2014年三峡库区15个区县基础设施效率数据，并报告2000、2006、2014年基础设施效率值。为辨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层次的基础设施效率特征，以PGDP为标准对上述三个年份的15个地区进行排序，并以PGDP中值为临界，形成排名靠前的7个经济相对优势地区组（以下简称优势地区）与排名靠后的8个经济相对劣势地区组（以下简称劣势地区），结果如表1所示。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规模效率上要好于劣势地区，但后者在基础设施稀缺资源配置上更有效率。表1显示，三峡库区TE均值在2000、2006、2014年分别为0.912、0.953、0.963，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接近效率有效值1。这表明，基础设施资源在投入、配置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有提升。在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的效率比较上，以2014年为例，二者SE均值分别为0.990、0.977，二者PTE均值分别为0.977、0.993，这表明，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投入上要比劣势地区更加丰裕，但后者在基础设施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更为合理。原因在于，前者在相对经济优势支撑下，其基础设施资源投入规模受到限制的程度要比后者小，这使得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弹性调节上具有竞争优势；对于劣势地区，有限的经济水平与政策支持难以支撑基础设施的规模化投入，因而如何有效配置稀缺的基础设施资源成为当地决策部门优先考虑的问题。
需要警惕地是，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处于低水平陷阱之中，在效率提升策略上并不具有示范意义。从表1中可以看出，渝北区与涪陵区、奉节县与巫溪县在基础设施资源配置效率上均处于基本有效水平，但是在PGDP比较上，前者分别为52010元/人、46744元/人，后者分别为16434元/人、11924元/人，前者平均数是后者平均数的3.48倍。显然，以渝北区、涪陵区为代表的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要高于奉节县、巫溪县为代表的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水平，纳尔逊（Nelson，1957）将后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称之为低水平陷阱。造成劣势地区低水平陷阱的原因在于协调失灵，即基础设施投资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都在等待对方先行动。具体来讲，劣势地区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大规模、长期性、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私人部门趋利性本质使其不愿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全且预期无明显改善的劣势地区展开生产经营业务。破解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低水平陷阱须从基础设施财政投入和市场环境改善同时着手：一方面增强中央财政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无力；另一方面对口支援劣势地区产业发展，以繁荣当地市场环境。虽然这一过程在初期会损失部分基础设施效率，但长远来看，市场会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做出理性预期，随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和生产部门持续进入，劣势地区基础设施在较长时期内将获得更高水平的效率状态。
为进一步探索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如何破解低水平状态，图1报告了三峡库区各区县规模报酬收益阶段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2000年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规模报酬以递减状态为主，反映出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供给增加，但市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不足。随着产业部门持续推进，三峡库区基础设施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逐步减弱，而规模报酬递增状态逐步增强，且从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小的东北区域蔓延到投入力度大的西南区域。2014年，奉节县、巫溪县基础设施效率低水平状态已被打破，转变为基础设施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图1演变路径可表述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处于低水平陷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扩张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但市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不足，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生产部门做出积极反应，新的基础设施配置效率出现，规模报酬状态由递减转变为递增中央与地方财政持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经济集聚效应增强，促使基础设施效率达到高水平状态。
三、时空溢出效应研究
（一）研究方法
针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研究上，重点检验两个问题：第一，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第二，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构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动态空间滞后模型（dynamic spatial lag model）。
其中，参数λ表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当λ=0时，模型则为静态空间滞后模型，参数ρ表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IIE为基础设施效率（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fficiency），由本文第二部分测度的全局技术效率（TE）表示；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wij（IIEj，t表示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滞后项；Xp表示外生控制变量及其个数；φ、β分别对应相关变量的参数估计；μ、ν表示模型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空间权重矩阵是变量与空间滞后项相关关系的传递途径。在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效应研究上，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方式一般有地理邻近0―1赋值法、地理距离倒数赋值法、经济距离倒数赋值法以及综合赋值法。[9][10][11][15]可以确定的是，交通距离、经济差距是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本文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权重矩阵将使用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的乘积来进行赋值，综合考虑交通和经济影响下的空间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地理权重矩阵，以区（县）府间的地理直线距离倒数1/GDij来反映；其次计算经济权重矩阵，以区（县）府间2000―2014年的平均PGDP差距倒数1/EDij来反映；最后计算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以二者乘积的交互项1/（GDij・EDij）来反映。
在外生变量Xp选择上，分别从基础设施供给侧与需求侧影响因素进行思考，形成政府税收、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的外生控制变量组，其中政府税收用“一般预算收入（T，万元）”表示、人口密度用“人口密度（P，人/km2）”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U，%）”表示，矩阵化为Xp=（T，P，U）。数据出自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2―2004）；（2005―2009）》、《三峡库区年报（2010―2014）》、《重庆市统计年鉴2015》及各地区2014年统计年鉴。在数据预处理上，将外生控制变量T以2000年为基期，按重庆市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除效率变量IIE外，其他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2报告了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的参数估计，并与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相比较，以检验基础设施效率的溢出效应；表3将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下基础设施效率影响因素的变化。
表2显示，动态与静态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表明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效应的模型构建具有稳健性。从回归系数大小的比较上看，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为0.041，小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0.486。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上看，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要弱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并且静态空间滞后模型没有考虑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效应，而时间效应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中被检验出显著存在。对比之下可以发现，静态空间滞后模型不仅低估了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效应，还忽略了基础设施效率的时滞效应，因而选择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来解释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溢出特征更为合理。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效率提升具有内生驱动和外生依赖双重特征。表2中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477、0.486，大小相近，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溢出特征明显，且时间溢出与空间溢出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同等重要。针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效应的形成原因，本文分别从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理论上，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不断促进技术进步，使生产可能性边界持续外移，进而对经济增长发挥稳定持续的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不可分性，空间上的规模化有助于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从而降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成本，且利于地区间要素自由流动，增加要素边际收益，体现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外溢。在实践中，样本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加大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且展开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政策举措，三峡库区产业水平得以逐步恢复和集聚发展；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改善，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得以提升，要素流、人才流、信息流等通道可达性驱动三峡库区内部经济单元不断发生极化和扩散反应。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三峡库区中经济增长与人口密度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地方税收与城镇化水平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有抑制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作为基础设施效率的期望产出端，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物资累积，能够弥补当前三峡库区基础设施资源的不足。人口密度适度增加在降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成本和提升效益方面发挥作用，能够促进基础设施效率提升。地方税收增加最终转嫁为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负担，从而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居民消费能力，长期里会抑制基础设施效率提升。城镇化水平受政策影响力度大、程度深，近年来三峡库区中高山移民、水库移民、生态移民等非自发性城镇化现象加重基础设施的外部拥挤，从而降低了基础设施效率。
在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优势地区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内生驱动，而劣势地区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外生依赖。表3回归结果显示，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785，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估计仅为0.043，时间溢出效应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要远高于空间溢出效应；而在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338，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565，空间溢出效应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时间溢出效应。
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和投资力度的差别是形成优势地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优势地区处于三峡水库库尾，淹没面积少，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欠账相对较少，三峡水库成库以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充裕，又有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产业帮扶方略，产业承接能力强、重建恢复发展快，这些因素使优势地区自身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大幅提升，因而基础设施效率受自身发展水平影响更大；劣势地区处于三峡水库腹心，原有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沿江集镇大量淹没，交通、能源、信息等通道建设滞后使产业生产、物流成本升高，虽然在三峡水库成库以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帮扶力度加大，但仍处于基础设施薄弱阶段，依然存在产业空虚问题，因而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更加倾向于借力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及其时空溢出效应，对于探索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发展规律和政策取向有启发意义。本文以三峡库区各区县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测度基础设施效率，运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来分析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特征，并对相关结果进行了稳健性讨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整体上明显改善，但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效率处于低水平陷阱中。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大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供给力度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上和成本降低作用，能够增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从而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效率处于有效水平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低供给引致经济低产出，虽然这与基础设施高供给引致经济高产出处于同一效率前沿面上，但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投资低水平有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具有示范意义，甚至会固化特困地区历史贫困路径，致使特困地区长期陷入低水平陷阱。
第二，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时空溢出效应，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动态促进和空间协同。三峡库区经济社会正处于恢复重建过程中，基础设施发展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活动的增加，一方面提升了基础设施利用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使得基础设施能够长期投入、持续稳定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具有整体不可分性，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加强各个区县间的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区域性支点城市的经济辐射性，带动地理间隔相近、经济发展相当的地区协同发展，这对促成三峡库区各区县经济均衡发展格局有重要作用。
第三，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的分组比较中，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更加突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由于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投资力度、政策支持上存在现实差距，使得优势地区能够富集基础设施投资资源，易形成基础设施效率高地，效率提升与前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劣势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与建设资源不足制约了投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积极对接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打通区域间的要素流动通道，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现象，从而实现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借力提升。
综上所述，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提升策略应关注两点：其一，以财政支持和对口支援并举的方略来破解特困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低水平状态。加强财政支持和对口支援力度，同步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的供给侧不足和需求侧疲软，从而化解政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协调失灵问题；其二，推进支点城市、小城市和中心集镇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发展空间格局，发挥基础设施规模红利。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争相获得财政支持来改善本地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缺少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整体效率的关注，因而推进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建设，疏通地区间要素流动通道，能够为区域基础设施协同、开放、共享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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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投行；亚洲经济；亚洲基础设施；中国经济事务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呈现一体化格局，政治多极化，各个国家贸易往来增加，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呈现一体化发展，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亚洲经济的迅速突起，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迟缓，甚至停止的同时，亚洲经济的增长依然堪称世界奇迹，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有着古老文明与智慧的中国与印度，中国自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以made in China向中国创造而努力，在以美国与日本为首的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存在的前提下，我国领导人提出了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东亚、东南亚以及大中亚国家的大力支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填补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在亚洲地区的不均衡，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投资，立志为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奋斗。中国经济此刻已经与世界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坚持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创建全方位开放新局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继续推进“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所必要的，也是增强和亚欧非及各国互利互助的需要，中国承诺将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我国属于亚洲国家，也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始至终都注重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希望能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这就需要倡导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亚洲区域组织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中国经济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文简称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侧重大力支持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市西城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法定资金为1000亿美元。截止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有意愿创始成员国为57个，此中区域内国家37个，区域外国家20个。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是为亚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投资和融资方面的条件，有利于推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一，亚投行对推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备了重要意义。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由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高效弥补了亚洲地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动了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第二，有利于增强全球投资需求，进而使世界经济得到复苏。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在世界各国面前展现出大国风貌。第三，有利于经由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推动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提高就业效率。第四，通过亚投行提供的平台可以将本地区居民存款率高的国家存款直接导向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资金的国家或地区，提高区域内资本的有效配置，并最终推动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三、亚投行的概述
（一）成立背景
2013年10月2日国家领导人主席与总理在访问东南亚诸国时，提出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它是政府间的区域合作金融机构，侧重支持亚洲地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指出中国有意愿与东盟诸国共同合作共同发展，愿意给区域内的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资金上的便利，以促进在本地区内的经济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建议得到东盟诸国及区域内、区域外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2014年年初经过以中国为主导的与区域内、区域外国家的真诚交流沟通，在多方协议与商讨下，终于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建立亚投行的备忘录，亚投行将与区域内、区域外的开发银行共同合作，相互补充，为亚洲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努力。
（二）概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中文简称亚投行，英文简称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侧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亚投行法定资金为1000亿美元，作为中国提出建立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主要目的是为亚洲地区经济基础建设提供投资与融资以及各方面的条件与便利，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亚洲地区的基础经济建设提供资金、股权、担保等便利，来拉动基础设施行业的建设。亚投行创立后的一个项目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项目。近年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较为安全渡过，所受的损失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要小得多，亚洲经济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经济，筹建亚投行这一举措是既有利于亚洲经济又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亚洲地区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与此同时亚洲地区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国民经济，来适应全球化互利变通和贸易现代化的要求。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两个银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相得益彰，亚投行是为了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亚洲经济设施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为了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基础建设，有利于补充现有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对经济设施的建设，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设性平台，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共同为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三）运行以及管理机制
2015年6月，亚投行的57个创建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签约仪式并签订了协定，标志着签订后各方都将遵守这一协定，有了一套自己的规则，迈出了筹建中置为关键的一步。协定中清楚的列出亚投行的宗旨、亚投行的目的、亚投行的股本股权、业务运营等要素，区域内外成员的出资比为75∶25，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参照GDP比重进行分配，对于各国的认缴意愿表示尊重，按照协定规定的原则计算，中国以297.804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26.06%的投票权，暂居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印度和俄罗斯紧随其后，亚投行设立了董事会，理事会以及监事会2014年在北京设立了主要机构―多边临时秘书处，由金立群担任秘书长（原中投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在亚投行成立后无可厚非金立群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其他5位副行长人选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英国、印度、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
（四）创立意义
中国以亚投行为战略基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帮助推动区域内外的改革发展，并降低对美元以及其他世界货币的依赖程度，帮助人民币走出去，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与认可，把人民币变为世界货币，在世界货币中取得重要的地位，确立人民币为世界货币的机制，有助于推动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发展，弥补现有发展银行的不足，吸收现有发展银行的经验与好的案例，取其精华，才能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
亚洲基础投资银行是除了上海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后中国计划入主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保障，中国提议创立亚投行将会推动亚洲开发银行，IMF以及世界银行的一系列改革，还能弥补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地区投融资的不足，亚投行将会完善这一功能，还会使高储蓄率国家的资本向地区内资本不足的国家流动，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亚洲经济共同稳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要发展亚洲经济就有必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掘在各类投资中的潜力，经济的增长带动经济的发展。
四、亚投行的现状
个人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把亚洲的高储蓄变为高投资，使资源能够相互协调，得到有效的配置，提高资源在区域内的配置效率，帮助中国过剩的基建产能疏导到国外，现有少数国家对亚投行存在质疑，亚投行将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和决策，亚投行面临激励的竞争与挑战，要处理好与其他地区开发银行的关系，又要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金融领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现有的几个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话语权并不大，而以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实力相对比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性银行较弱，在规模和信用评级难以与传统的国际性开发银行媲美，在项目的选择、实施、运营都存在问题。亚投行的现状面临的是竞争与挑战，而且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以外，都是小的经济体，没有丰富经验的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的潜在客户是亚洲国家，亚洲国家面临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更多的规划设计与技术指导，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开发程度高低不同，区域内存在摩擦和分歧。亚洲地区人口众多，资源广泛，跨区域合作日益活跃，交通逐渐便利。欧美国家占据国际性开发银行的主导地位，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亚投行的成立得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亚投行的前景是荆棘与鲜花并存的。
五、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亚投行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通过提供平台使高储蓄变为高投资，资源在本地区的有效配置，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与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并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地位提高后，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有利于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平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原料生产能力，产能过剩，要求去产能化，淘汰一部分过剩产能（钢铁、煤炭等），把过剩产能转移到区域外，既可以帮助中国解决过剩产能带来的问题又可以增加中国直接投资的机会。
亚投行的创立可以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转移产能过剩的问题、大量的外汇贮备等带来的问题，通过亚投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这些问题，过剩产能转移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交通，能源建设，把外汇贮备进行外汇投资，增加投资效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驾齐驱，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中国开展国际新兴市场，亚洲国家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由于技术、资金等问题，需要中国企业的帮助与参与，亚投行改善了亚洲地区的经济环境，增加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改善了出口企业的经济。
亚投行的成立可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由于传统的国际性开发银行的主导权在少数几个欧美国家手中，欧美国家历来比较忽视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投融资力度不大，当亚投行的规模扩大和作用显现出来时，就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进一步加快中国融入国际化市场，中国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准备，也要做好吸收进来的准备，借鉴学习成功经验，引进先进、高端技术，技术才是生产的第一要义，通过技术和可行性项目来提高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提升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使得中国的高端企业与技术融入高端市场，促进“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人才的国际性合作，由于中国正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亚投行的成立将给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实施提供一个可行性平台。中国企业将会好好利用亚投行提供的这个平台，推动区域外投资进程，由于中国对外投
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得中国增大了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了力，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产品的销售，扩大了出口企业的销售，进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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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基本矛盾。
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和推行，很大程度是依赖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府对其投入等综合因素。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文化底蕴无不影响和左右着基础教育改革。其实施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如下：
1，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攀升，西部自身通过政策改革.吸收外资.宏观调控等一系列符合西部自身实际的改革，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师资力量都得到改善。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捉襟见肘。就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西部农村经济仍处于被带动.相对落后的状态，由此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意识和比重相对疲软。西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校园环境.教学设备等已经不能满足基础教育的需求，不能满足学生对于课程的深刻理解.思维的发散.创新能力的提高。而西部农村地区往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如何，物质文明建设是否有提高，却忽视了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潜作用。这样就导致了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
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变革的往往是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社会风俗和文化底蕴中存在的一些东西很容易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障碍。
西部农村地区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观念和生存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文化则制约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度和进程。西部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制度相对不够完善，而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形成了自有的贫困文化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这里所说的贫困文化”“与时下热门话题中的“文化贫困”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的，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文化贫困”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素质低下（如智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等），它主要从量的关系方面反映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围。而“贫困文化”则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它主要从质的属性方面反映人的深层精神状态，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如果在这方面陷入贫困，要比物质贫困、智力贫困更深重、更可怕、更难以摆脱。
西部农村地区这种自有的文化体系，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处于教育中主体地位的学生群体。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群体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文化的熏染和毒害。其在此文化暗示下形成的学习方式，学习观念，和学习思维或多或少的在围绕着这种文化展开.进行。那么，西部农村地区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不会是焕发生机的具有极大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了，而将是一种被动的疲软的学习。
2，基础教育的不平衡。
【摘要】主席“互联互通”思想与亚太经济发展间具有积极的双向互动关系，“互联互通”对亚太经济合作具有关键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实和未来的亚太经济合作对互联互通有巨大需求。在亚太地区推行“互联互通”，首先需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条件改善为基础，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即以此为目标;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加速构建“全球价值链”，形成亚太生产网络;产业合作会进一步密切贸易投资关系，并借助APEC的合作平台，寻求亚太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制度框架，走向亚太自贸区。所有亚太经济体应把握好这四个层级的递进关系，通力合作，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关键词】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 亚太合作 APEC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F116 【文献标识码】A
自主席在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①以来，亚太区域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多层次协调、多领域融合的“互联互通”思想备受瞩目。特别是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亚太互联互通战略蓝图的提出，与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共同开启了亚太经济合作的新篇章和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理解“互联互通”同亚太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如何更好地将“互联互通”思想融入亚太经济合作，使所有亚太经济体共同合作、应对挑战，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需要开展深入研究。本文重点探讨“互联互通”思想与亚太经济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讨互联互通对亚太经济合作长期发展路径的作用。本文所言“亚太经济合作”的行为体所涉范围，以APEC包含的21个亚太区域经济体为准。“互联互通”思想，则以2014年11月5日～11日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批准的《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所阐释的含义为准。②
“互联互通”的思想内涵与行动方案日趋丰富包容
过去，“互联互通”的含义主要是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人与人的互联互通。近年来，“互联互通”已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这与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形成的“要想富、先修路”经验异曲同工。而在亚太经济合作框架下，2014年，由于倡导的“一带一路”元素的注入，互联互通上升为一种更加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想理念和联动模式。一带一路所涵盖的部分经济体，包括俄罗斯、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在APEC平台上的合作伙伴。新的互联互通理念，包含了参与经济体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货物畅通、货币流通及民心相通。在我国一体两翼的大开放战略格局中，亚太地区与“一带一路”作为左右两翼，互联互通至关重要。无论在亚太地区还是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上，我国都强调通过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顺应全球化时代下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区域限制日益削减的时代大趋势，根据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政策相通提供更丰富的便利条件与更自由的合作空间。这种“互联互通”的新理念使互联互通的思想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包容。
在亚太地区经济体合作进程中，“互联互通”战略受到了APEC所涉21个经济体的高度关注。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21个亚太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描绘出愿景蓝图，各方决心在2025年前实现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在亚太地区构筑起互联互通网络，以为亚太长远发展夯实基础。③在这次APEC会议上，我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主席于2014年11月8日发表了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加强该领域的“互联互通”。这样的重大举措体现出中国不仅重视互联互通的思想，同时也重视相关的行动方案。未来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共同为推进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在北京APEC期间，许多一带一路的非APEC成员国领导人受邀访问北京，共同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协议，预示着未来中国要成为联通亚太与一带一路的桥梁。
《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所提出的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远景，将硬件联通、软件联通与人员交往互联纳入同一战略体系之中。如若这一蓝图能够在未来十年内顺利实现，那么“互联互通”在更大地缘范围内、更广阔经济区域内的实行、在更多新兴行业领域之间发挥功效，甚至在制度规范、人员互动、生产流通，乃至监管统筹等多个层面上构筑一个完整的体系都将成为可能。
“互联互通”思想是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一条路径，但更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广、应用于不同国际经济组合之中，通过经济圈联动最终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网络的宏伟战略蓝图。而亚太经济合作的加深，亚太经济的整体发展，恰是“互联互通”大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站在国际格局的角度，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互联互通”思想与亚太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深、亚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之间存在着双向推进的关系，采取合理的方式，共同推进此二者，其成效将是相得益彰的。
“互联互通”是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用“互联互通”思想和行动深化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是亚太整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亚太地区所有的经济体正在谋求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这不仅是各经济体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着眼于带动区域和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提升亚太地区全球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互联互通是亚太各个经济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历史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是撬动一国或地区发展最行之有效的利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首先是每个亚太经济体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许多亚太经济体都有自己雄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例如，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石油、天然气、煤、铝土矿等。但岛际交通落后，缺乏大型船舶，对造船业、钢铁业建设需求量大。2011年印尼政府曾《2010―2025年加速与扩大印尼经济建设总规划》。2014年印尼政府又提出了海上之路建设目标，包括新建深水港、改善现有的港口设施，建设连接东西两端的海上通道，增添大型船只及开采海上资源等。据估算，印尼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需求高达1600亿美元。根据新的国家经济规划，印尼政府已开始投入大量资金修建铁路、公路，以及改善港口。
总体而言，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旺盛，以房屋、公路、电力建设等为代表的“民生项目”有待建设;发达经济体逐渐进入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期，部分国家地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维护。
互联互通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需要。亚太地区作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东亚生产网络使亚太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发展迅猛，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在北京APEC会议上，“全球价值链”得到了亚太21个经济体的共同高度重视，这也是亚太产业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以垂直专业化分工所主导的全球供应链正在不断延伸。以往由一国企业独立生产的某种产品，如今生产流程可分布在各经济体之间。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苹果手机的各部件可分别由美、日、韩、德及中国台北制造，集聚在中国大陆加工组装，最终销往世界各地。这种产品内部的分工模式，为每个参与到其中的经济体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④而这种模式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于互联互通，包括硬件、软件的互联互通和人与人的互联互通。
区域内各经济体的互联互通是个复杂系统工程，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利益主体，并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投资关系、产业互补性、生态环境、地缘政治风险等未来挑战。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将成为深化垂直专业化分工、构筑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保障之一。通过深化亚太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亚太区域内各国间的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都将加强，各经济体将可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当中，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机遇。随后，各经济体才能获得产品生产链中的附加值，推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亚太地区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互联互通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需要。在区域经济合作达到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基础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就会成为相关经济体的共同需求。目前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地区内的双边、诸边自由贸易协议不断增加，已建成自贸区达56个，如果加上2014年谈判基本完成的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数量达到58个。随着日澳、韩澳与加韩之间自由贸易谈判达成一致，⑤拥有13个经济体的TPP谈判在内容上已完成80%，正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而涵盖16个经济体的RCEP谈判也已完成3轮，预计2015年底将能基本达成一致。⑥
亚太经济体之间双边、三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无论从谈判经验的积累，还是从经济体的相互间协调的角度来讲，都为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悄然形成。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以及共同发展方面贡献良多，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碎片化困局中，区域内的每个经济体、每个企业都要受到来自多个双边贸易协定的权责限制，对各个比较相似却不尽相同的协定建立正确的认知将耗费大量交易成本，而对每一处海关而言，针对不同交易主体设定不同关税，也会使其运营成本大大增加。处于这种状态下，无疑会构筑一个高成本的经济体系。
为解决碎片化问题，未来亚太地区经济建设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融合所有关税协定，建立一个范围广泛、制度全面的亚太自贸区，将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都容纳其中，在贸易制度、合作形式与关税政策等众多方面实现所有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根本上破除“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从而使所有经济体享受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所带来的好处。⑦
亚太经济一体化对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实现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除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硬件”之外，互联互通也孕育在无形的制度创新、贸易投资安排、融资渠道和人文交流等“软件”对接之中。二者相得益彰，将最终实现亚太经济无缝对接，形成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谋求“联动发展”，形成“亚太命运共同体”。
“互联互通”已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型经济区域，具有十分鲜明的经济特征。亚太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1个经济体。统计显示，APEC成员人口总计28亿，经济总量占全球57%，⑧堪称占有着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但亚太经济体在发达程度、经济体制上却展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既包括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韩国、智利、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同时有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典型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基于经济体制的千差万别，亚太各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也不尽相同。
亚太所有经济体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人与人的互联互通是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条件。基础设施直接决定着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也影响着每个经济体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帮助摆脱贫困，加快工业化进程，吸收利用外国资本，融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获得宝贵的发展机遇，进而通过发展解决矛盾和问题。相反，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和社会发展便会受到严重制约，甚至难以摆脱贫困。这也会导致难以吸收利用国际资本，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进展缓慢，进而陷入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可以说，基础设施对亚太每个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亚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也取决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目前，亚太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发展差异很大。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基础设施较为发达，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基础设施则相对落后，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最差。但即使美加等亚太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着老旧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难题，发展中经济体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宣言《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中，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宣言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这是亚太地区首次对互联互通设立长期战略发展目标。2014年APEC的三个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回溯2013年在印尼召开的APEC，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加强各经济体间基础设施的连接和通达，因为互联互通可以减少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成本，增强地区经贸联系，也会增加更多就业机会。东盟在2010年就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文件，促进东盟地区全方位联通，并为东亚地区互联互通铺平道路。
亚太互联互通的巨大需求与中国的强大供给能力构成了明显的互补关系。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在能源、通信、铁路、高铁、公路、港口、机场、口岸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果，在高铁、机场等许多领域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超越了发达经济体。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从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到相关机械设备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运营与管理，乃至设备维护和人员培训，中国的优势贯穿基建全产业链。中国的成本控制能力也很强，并在走出去开展海外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
亚太经济体，无论是需要更新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还是亟待建设的发展中经济体，客观上看都对中国的基建能力有着巨大的需求。例如泰国的铁路、东盟国家的港口建设、美国目前轨道交通设施的更新改造、墨西哥的高铁工程、秘鲁的跨洋铁路，很多都是中国企业在投资、规划或施工建设。特别是中国的高铁、核电具备显著的全产业链优势和总体成本控制优势。高铁拥有国内成熟高铁网络的运营和管理经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南美两洋高铁、泛亚高铁、俄罗斯高铁都在等着中国建设者。在与日、德、法等国的企业竞争中，中国的优势非常突出。
中国拥有雄厚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基建能力，更有着与周边国家实现繁荣共享的良好意愿。中国的供给能力与亚太的需求十分匹配，有利于促进中国转方式和调结构。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对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资金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2012～2013年信贷项目的规模达到300亿美元左右。英国《经济学人》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不少国家显然难以完成耗资巨大的相关工程。
加强互联互通已成为亚太各经济体的重点合作领域。要真正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国际机构、行业协会等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秉持互利互惠、优势互补理念，坚持开放透明、合作共赢原则，在区域和国际合作框架内推进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互通”思想顺应了亚太地区历史性的发展需求，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切实保障和可行路径。
以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共谋发展与合作的三层次路径
APEC涵纳的经济体达21个之多，存有经济体制、发展程度、历史问题、政治关系等众多方面的差异与矛盾。在此区域内推进一种求同存异的“互联互通”并非易事。因此，在对此亚太联动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既要有战略，也要讲究策略，尤其要注重逐步推进三层次的递进路径。
第一层次：金融支持互联互通。尽管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该领域努力多年，但由于资金规模问题，难以满足亚太地区未来10年高达8万亿到9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需求。而亚太经济体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相互配合。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共同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国发起并同这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11月8日，在APEC会议期间，中国又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彰显了中国利用资金实力实质性推动亚太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决心。主席在2014年G20峰会的演讲中又再次提出中国支持世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所有这些金融措施对促进亚太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亚投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等将为中国发挥庞大的外汇储备优势、改善世界基础设施、实现互利共赢提供重要平台。亚投行、丝路基金、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等都将是开放包容的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与和支持。目前亚投行仍有一段筹备期，中国率先行动，主动推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期尽快推进一些重大基建项目，体现了中国人的实干精神，也为推动亚太乃至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树立了榜样。当然，上述金融机构也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互联互通建设资金需求，未来APEC所强调的公私合作伙伴（PPP）计划将会在所有亚太经济体得到普及应用，利用这种模式，公共资金、金融机构将与私人资本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互联互通。
第二层次：“互联互通”推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构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已经处于垂直化分工阶段。东亚地区已建立起著名的东亚生产网络，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各自负责其擅长领域的零部件生产，而中国大陆负责这些元件的最终组合。参与此生产网络的各经济体都有明确分工定位，通过这种工序分工，东亚各经济体强化了区域内部工业合作，在全球市场建立起强大的竞争力。苹果手机等产品的生产就是典型案例。
互联互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效率以及经济效益的决定性作用上，更体现于其对每个经济体的投资环境的影响之中。互联互通不仅可帮助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脱贫致富，加快工业化进程，更可以助其合理吸收外国资本，融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在经济发展各环节中，互联互通既是不可忽视的基础，又是把握机遇的关键。
未来，亚太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硬件基础设施都将实现无缝连接，形成立体、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形成一系列经济带和经济走廊。各经济体经济政策、口岸管理、通关程序、检验检疫等管理手段将趋于一致，电子口岸和单一窗口模式得到普及，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程度将得到极大提高。随着物流、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无阻，亚太经济体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亚太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将组成亚太生产网络，亚太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第三层次：以全球价值链深化区域内相互贸易与投资关系。亚太各经济体要根据现有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明确各自定位，基于产业长期合作构建起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以及供应链，在此过程中逐步推进由农业向工业化、由工业化向服务业的产业转型，借助亚太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区域内投资与区域内贸易。而只有从“互联互通”起步，逐步建立起多个经济体协作的亚太“全球价值链”，才能实质性降低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真正减少和规避贸易摩擦，推动亚太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但也必须承认，实现亚太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首先，这需要利用APEC合作平台与机制提供保障。在亚太地区，尊重差异、鼓励多元化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为推进互联互通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互联互通已经具备了多重含义，既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人和人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有APEC经济体之间产业与产业的互联互通。如果中国能够在APEC提供的合作机制下不断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网络、完善流通环节，对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实现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将起到一种相当可靠的机制性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在亚太地区推行“互联互通”战略，既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与亚投行基础设施融资的改善来奠定基础，也需要通过生产协作分工来塑造和发展“全球价值链”，进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一终极目标。以上三者之间逐层递进，且每一个层级对于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实现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互联互通中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和实现亚太梦
2014年APEC北京宣言所确立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和“亚太互联互通战略蓝图（2025）”共同构成亚太梦的两大核心。APEC主推的亚太自贸区建设，是未来加强亚太联动，增强亚太区域综合竞争实力的必要路径，互联互通则是实现亚太梦的基础保障。亚太21个经济体之间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是一个长期宏伟蓝图。只有在互联互通基础上，才能消除目前阻碍亚太自贸区的各种障碍，实现亚太各个经济体的共同繁荣，实现“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
通过亚太所有经济体共同努力，我们期待在未来实现这样一种愿景：在亚太地区建成亚太自贸区，统筹现存56个双边、三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贸易制度的“互联互通”;建设包含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当下亚太区域内的全部大型自由贸易协议，实现亚太合作格局上的整体联通;容纳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欠发达经济体，实现全方位、多层次之间的相互沟通;并且与WTO的多哈多边贸易体制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实现亚太与世界格局之间的互联互通。
目前促进亚太地区各国全方位“互联互通”的战略方向和建立亚太自贸区已经在APEC21个经济体之间达成共识。但对于如何走向亚太自贸区，不同经济体有不同利益诉求。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希望以TPP扩围为路径，中国与印尼等发展中经济体希望以RCEP为路径。而在未来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则很有可能需要TPP和RCEP两条轨道的融合模式。无论走向那种模式，通过互联互通，缩小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相互贸易与相互投资，都是走向亚太自贸区的必经之路。
特别是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属于一个多领域逐层拓展的过程。从双边、诸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到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立，从环境产品清单、信息产品协议等专项协议，到经济政策信息和自贸区谈判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坚持政策领域的“互联互通”，坚持基础设施软硬件的互联互通，坚持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坚持产业与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亚太地区才能逐步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亚太自贸区。同时，推进亚太一体化，也需要与WTO的多边协作，需要亚太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相互促进和相互推动。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家。顺应时代的发展、考虑我国国情的需要，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新常态”下，中共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必须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平台上、在全球化平台上才能实现。我国实施更加主动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也必须推进亚太合作，必须加快亚太互联互通进程，利用二者的积极互动关系，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而所有的亚太经济体应意识到，互联互通是一项关乎亚太地区成员共同发展命运的大战略。只有用开放包容的精神，卸下零和游戏思维定式，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充分释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才能为亚太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石，才能使21世纪真正属于亚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秋平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王成至：《构建互联互通格局有利于亚太繁荣》，《报》，2013年10月12日，第1版。
钟实：《互联互通，APEC共筑亚太梦》，《经济》，2014年第12期，第17页。
张建平：《亚太自贸区建设启动APEC经济合作的新征程》，《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11月17日，第34页。
ZHANG Jianping， "The New Stag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CSIS-JETRO Conference， June 10th 2014， Washington D.C.
张建平：《APEC贸易部长会议确立APEC新起点》，《中国对外贸易》，2014年第6期，第39页。
秦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推亚太合作》，《国际商报》，2014年11月6日，第2版。
责 编/武 洁
Connectivity Is Key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alyzing President Xi's Connectivity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Zhang Jianping
一、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
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核心目标是三地职业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为实施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基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人文基础和社会基础。其中,政治基础决定了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合作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取向,文化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热情,社会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必然。
1.政治基础。早在2002年,为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加强区域合作”的理念,使我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合作开始起步。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了“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的号召,使我国区域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推进。2008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2008—2020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珠三角地区“深化改革先行区”以及“扩大开放、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等新的定位,有效地推动了该区域省际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进程。2010年,国务院批复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进一步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整体实力。2011年,我国颁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具体构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的理念,使我国区域合作的范围逐步扩大,合作内容逐步拓展。2014年2月,主席专门听取了京津冀三地主要负责人关于协同发展情况的工作汇报,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4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环渤海及经济地区经济协作,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为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关天经济区 资源 装备制造 对策
1 关天经济区资源现状分析
关中-天水经济区（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简称“关天经济区”，2009年经国务院批复通过，其范围包括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地区及甘肃省天水地区，共六市一区。经济区以大西安（含咸阳）为中心城市，宝鸡为副中心城市，天水、铜川、渭南、商洛、杨凌等为次核心城市。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依托陇海铁路（欧亚大陆桥）和连霍高速公路，形成中国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与关中城市群相呼应。
国家在西部布局了四大产业基地，其中的能源化工基地和优势资源深加工基地主要布局在陕甘宁经济区，与布局在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战略新兴产业基地互为补充、互动发展。距离关中地区200多公里的陕甘宁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供应和保障的重要基地。
我省陇东南地区与陕西关中地区联系紧密、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大。天水市具有交通区位、制造加工、特色农业、自然生态、文化旅游和人力资源等优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不仅是陇右重镇，也是陇东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辐射区的平凉、庆阳、陇南三市矿产资源丰富、生物资源多样、历史文化深厚，产业优势明显，通过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将会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关天经济区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区位重要。经济区处于中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多条铁路、公路、航线、管线在此交汇，是全国交通、信息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科教实力雄厚。拥有8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部级和省级重点科研院所、100多万科技人才，2007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7%，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
第二，工业基础良好。拥有部级和省级开发区21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5个和大学科技园区3个，是国家国防军工基地、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重要装备制造业聚集地。
第三，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工业增势强劲，产业结构调整加快，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1271亿元，占西北地区的23.8%。商贸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不断壮大，所占比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2 关天经济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经济区的软硬环境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产业投资的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为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扩大国内需求机遇。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扩大内需成为保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区人口密集、市场广阔、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等各类要素在此集聚和重组。
②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机遇。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产业转移动力日趋增强。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③加快构建创新型社会机遇。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为经济区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机遇。经济区科教、人才资源富集，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重要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具有成为创新型发展区域的有利条件。
2.2 挑战及难题
2.2.1 高耗水产业面临大考
虽然陕甘宁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互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但是，陕甘宁经济区自身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干旱缺水地区，在陕甘宁经济区发展能源化工这种高耗水的产业面临最大的制约就是水资源问题。再过几年陕北地区就再没有可以开发利用的水源，只剩下向黄河取水了。而调整黄河用水指标，不仅需要经过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意，还要考虑沿黄各省区的意见。黄河水资源有限，要调整就得减少其他省区的用水指标，然而在黄河中下游工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总量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谁会让出用水指标？
2.2.2 交通不畅
陕甘宁经济区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其市场主要在环渤海等东部地区，但是目前仅有青银高速、青兰高速、太中铁路和神华运煤专线，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陕甘宁与大关中之间交通仍然不通畅，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布局在这里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在这一点上庆阳感受尤为深刻。由于交通不畅，不仅制约了当地优势资源的开发，也制约了庆阳与周边城市的交流合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能源金三角上的“死角”。现在庆阳规划投资1100多亿元，以打通连接周边大中城市的大通道，实现与西安的“两小时经济圈”。
2.2.3 经济区总体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集聚度不高。体制机制创新活力不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失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社会事业发展仍较薄弱，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亟待提高。水资源总量不足、综合利用水平较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繁重。与周边地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对内对外开放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3 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互补的对策及建议
3.1 坚持合作与创新，积极融入区域发展
①主动加强与陕西关中的区域合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刻认识主动融入关中-天水经济区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全省跨越式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创新体制，组团发展，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拓宽与关中地区各城市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领域，努力形成互动合作发展、互利互惠共赢的新机制。
②积极推动东部4市（天水、平凉、庆阳、陇南）组团合作发展。东部4市要围绕打造我省东部区域交通枢纽、区域物流中心和先进装备制造、能源化工、优质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加工、文化旅游、有色金属五大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对接、招商引资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和沟通协调，做到步调一致、联合行动，共同加快经济区建设。
③加快推进创新型区域建设。进一步加大体系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创新和人才开发力度，努力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立足东部4市科技和人才的现有基础和发展需要，发挥比较优势，统筹各类科技资源，引导创新要素集聚，重点推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航天育种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进一步提升优势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借助陕西关中地区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力量，加强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并通过产业合作加大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力度，推进天水科技园区、天水创新基地建设，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依托天水市现有的职业教育基础，紧密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用人需求，加快发展初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把天水市打造成陇东南职业教育中心，使教育资源开发成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3.2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合作发展基础
①加快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步伐。进一步统筹东部4市公路、铁路、民航等公共交通建设，着力打造以天水为中心、东西南北贯通、周边连接通畅的综合交通网络。推进东部4市南北通道快速化，加快天平铁路、天水至成县至武都高速公路建设，争取启动天平铁路南北延伸线和静宁至庄浪、天水至平凉高速公路，尽快形成静宁至庄浪至张家川至清水至麦积的快速通道。加快东部4市出口通道建设，在宝天高速开通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按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开工建设十天高速公路甘肃段，加快建设贯通雷家角和凤翔路口的高速公路。同时积极争取将地方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出口通道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提高打扮梁、罗儿沟圈、甜水堡至罗儿沟圈、大桥村、杨店等出口公路等级，全面提升我省与陕西省道路连接通行能力。加快天水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前期工作。
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东部4市要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县城和重要交通节点、重要工业集中区、重要农副产品基地、重要旅游景区所在地城镇建设。天水、庆阳市要抓紧实施好亚行、世行贷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③积极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小区信息化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道、省道移动通讯无缝隙覆盖，加快信息网络安全和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
3.3 推进产业优势互补，努力提升发展水平
①积极推进产业区域合理布局。按照全省区域发展布局和“十二五”规划，充分发挥东部4市的比较优势，在充分考虑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人流物流对接的基础上，加强东部4市产业联动以及与关中地区的产业对接。制定东部4市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在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和安排上向东部4市倾斜。统筹东部4市的产业发展规划，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形成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②做强装备制造业。发挥现有工业基础优势，以培植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名牌产品为重点，发展数控机床、电工电器、电子及通信设备、工程机械和特种专用设备等产业，打造一批主业突出、技术领先、管理先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支持天水星火机床、华天电子、长城电器三大产业园建设。
③大力发展能源化工产业。依托庆阳、平凉等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优势，突出石油化工、煤化工、煤电冶一体化发展，着力推进平庆国家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加快实施煤炭外运通道和特高压直流外送电网工程。积极推进天水和陇南的煤电化产业延伸基地建设前期工作。支持华能天水2×350MW热电联产、750千伏天水输变电项目建设。
3.4 加大开发区和园区建设力度
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支持天水星火机床、华天电子、长城电器三大产业园建设意见，经省政府相关部门协商论证后，提交省政府审定。抓好西峰、平凉、华亭等省级开发区建设，搞好陇南西成经济开发区和徽县工业集中区的规划和建设。抓好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水航天育种示范区、清水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参考文献：
[1]天水经济年鉴.天水市统计局.2008-2012.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人民政府.2010.
[3]天水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天水市人民政府.2010.
[4]天水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情况.天水市发展改革委员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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